十九世纪的美国文学史不会对这样一位作家轻描淡写：他生活于资本主义上升期，却眷恋着新英格兰的殖民史；他的笔尖流动着细腻优雅，却着力展现艰深晦涩的人性画卷；他热衷给人物披符挂号，浪漫和象征却是他自己的符号；有了他和其他同时代作家的横空出世，摇篮中的美国文学终于在世界闯出了自己的天地。这个人，就是霍桑。
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美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浪漫主义大师，一生经历了美国殖民历史的发展以及社会的不断变更，留下了大量反映殖民地时期人民生活和精神面貌的佳作。可以说，霍桑是新英格兰地区及其殖民史出色的记录者。出身加尔文教派清教世家，耳濡目染浓厚而狂热的清教氛围，霍桑的创作里不可避免地浸润着显明的宗教痕迹，贯穿着永恒的“原罪”主题，给读者以很多启示，使得人们对人性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胎记》（The Birthmark）就是这样一篇作品。
小说篇幅不长，人物简单，情节更算不上复杂。男主人公埃尔梅是一位“在各门自然科学中都负有盛名的科学家”，他美丽的妻子乔琪安娜自出生起左边脸颊上就带着一块绯红色的酷似小手的胎记。埃尔梅偏信这小小的瑕疵破坏了妻子的完美，他把她带进实验室，让她服下了自己配制的药水，药水起效了，胎记逐渐消失，然而一同带走的，还有乔琪安娜的花样年华。
收录于短篇小说集《古屋青苔》中的《胎记》，诞生于霍桑的“古屋”中。古屋之于霍桑，意义非同寻常。正是在那里，霍桑收获了爱情和婚姻，他与索菲亚在古屋的生活，堪称美国婚姻牧歌中的经典。他创作的第一次高峰期，也正好是他们婚姻的头几年（1842－1846年）；正是在那里，霍桑收获了友情，与爱默生、梭罗、阿尔考特比邻而居，来往甚密；也正是在那里，霍桑收获了自己创作的诸多灵感，从而在写作手法和技巧上日趋成熟。短篇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在当时的美国还非常少见，霍桑曾自称他的短篇小说为“偏僻山谷中带有苍白色彩的花朵”。然而，这朵“苍白色彩的花朵”却以其文字优美如诗、风格细腻优雅、取材奇特新颖、主题深刻隽永而使他声名雀起。小说中，他常常提供一个现实与想象的汇合点，创造一种介于真实与虚幻之间的中间地带，试图探究人类思想和精神最深处的真实情况。所以，他的作品初读往往不能窥其全貌，唯有反复阅读、慢慢咀嚼，才能会其寓意、悟其真谛。《胎记》正是这样一个需要不断揣摩、不断挖掘精髓的故事。
从表面上看，这部富于幻想和浪漫色彩的小说讲述了一位理想主义的科学家追求完美而遭受挫败的故事。显然，作品绝不是这样一桩简单而令人扼腕叹息的仅仅关乎世俗生活的悲剧。如同霍桑的其他许多作品一样，人们可以从这个淡化了社会背景的故事中发掘出更多内涵（传统的解读之一是对科学与理性反叛意识的反思），而将它融入加尔文教的意义体系中，以清教神学秉持的“原罪”观进行文本解读——将最终的落点指向人心的最深处——不失为诠释《胎记》深层隐含意义的另一条佳径。
文中乔琪安娜的胎记无疑是与生俱来的，这块胎记“仿佛深深地与她脸上的组织和肌体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正是“人类罪孽”的隐喻，是人类皆有“原罪”的标志。所谓“原罪”，众所周知源出基督教的基本经典《圣经》，《圣经•旧约•创世纪》第三章《人违背命令》中讲述了“原罪”的发生。人类的先祖亚当和夏娃在魔鬼——蛇的引诱下，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偷吃禁果，犯下不可饶恕之罪，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有了关于人类起源神话的同时也有了关于罪恶的神话，亚当、夏娃犯下的罪过成为之后世世代代的人与生俱来的“原罪”，人类从此背上了罪恶的枷锁。清教作为16世纪中叶从英国基督教新教分化出来的宗教分支，它在本质上是与基督教一脉相承的，可以说清教主义是基督教里的原教旨主义，也是新教的一个比较极端的重要流派。因此，清教徒信奉严格的宗教和道德原则，以《圣经》为信仰的唯一准则，把它的每一个字都看成上帝的话，严格地以《圣经》的教导构建自己的神学体系。毋庸置疑，《圣经》中的“原罪”说也是清教主义坚守的思想阵地。
作为清教徒的后裔，霍桑深受成长经历、社会历史和家世渊源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有着根深蒂固的“原罪”观。大学时期，除了希腊、罗马经典作品外，《圣经》是唯一的文学课，霍桑在此期间受到了比较系统而完整的基督教哲学教育，对其整个一生宗教观的形成画上了举足轻重的一笔。就社会环境而言，霍桑身处清教思想盛行的年代，塞勒姆浓厚的宗教气氛和激烈的宗教派别斗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形象，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不少活生生的素材。而家庭里耳濡目染的浓厚清教氛围，更对霍桑宗教观的形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霍桑毫不讳言：“他们（清教徒）刚强的禀性与我的性格水乳交融。”移民北美的霍桑家族世代都是虔诚的清教徒，尤其是第一二代先祖均在殖民地担任过要职，是当地政教合一权利机关中的显赫人物。但这两位先祖曾以清教徒的狂热迫害过异端。霍桑在美的第一代祖先威廉•哈桑（霍桑在大学毕业以后不久就在其姓氏中加入“w”将哈桑（Hathorne）改成了霍桑（Hawthorne）。这个做法后来被福克纳效仿，他把自己的姓由Falkner改成了Faulkner），官至下议院院长和塞勒姆民军少校，因对17世纪新英格兰贵格会成员进行残酷的迫害而臭名远扬；第二代祖先约翰•哈桑是参与审判1692年塞勒姆“驱巫案”的三名法官之一，曾将十九位妇女送上了绞刑架。此案实际上是一次宗教迫害，遇难者中不少是无辜的居民。祖先的种种罪恶行径经常萦绕在霍桑的脑际，给他的心灵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并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霍桑开始潜心攻读新英格兰殖民时代的历史，对清教主义进行不断的反思，在作品中展示了对人性深层次的思考，着力表现了宗教对人思想和生活的影响，对人精神的摧残和对人性、人权的压抑。
就短篇小说《胎记》而言，上述特征尤其彰显：文章一开始，作者就刻画了一个“毫无保留献身于科学研究，任何别的激情都不能使他放弃”的科学家——埃尔梅。“他把实验室交给助手去照料，洗净了他那张被炉烟熏黑的清秀的脸，擦去了手指上酸类物质的污迹，说服了一个美丽的女子做他的妻子。”简单的一句话勾勒出埃尔梅狭隘的生活空间——满屋化学试剂的实验室，而他的生活内容就是科学实验、科学研究。霍桑在此隐约暗示读者艾尔梅是一个缺乏生活经验、缺乏情感经验的人。在艾尔梅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作为科学家的他，或者说作为科学知识化身的他是冷酷的、残忍的。这样的角色和清教徒的形象几无二致：勤奋、自制、吃苦耐劳、注重理智、排斥情感、推崇理想、禁绝欲望……而她的妻子却是一个近似完美的人物，连埃尔梅也承认“大自然几乎完美无缺地把你造了出来”。然而，唯一令丈夫遗憾的就是她左边脸颊中心的一个奇异的印记。
人物的符号化是霍桑文学创作中的惯用手法。这种手法看似有图解之嫌，但往往能指明作品的创作意图。本文中胎记便是女主人公的符号和形象，也是小说的情节坐标和意图焦点。现实生活里，没有一个爱美、追求美的女性会对自己脸上长有胎记而庆幸。而在小说中，不同的人对胎记的有着不同的看法：乔琪安娜从不认为这个胎记影响了她的美，她说“人家常常说它妩媚好看，我也真以为是这样的了”；埃尔梅却觉得这个胎记长在她的脸上是“尘世并非完美的明显标志”；而埃尔梅的实验室助手阿明那旦勃曾低声自言自语：“如果她是我的妻子，我绝对舍不得那个胎记。”文中也提到了许多不顾一切的多情郎君甘冒生命危险来取得在这神秘的手印上一亲芳泽的特权。可是“有些爱挑剔的人——她们毫无例外都属于女性——断定说这只血手（她们喜欢这样来称呼它）使乔琪安娜的美貌破坏殆尽，并且简直使她的面容令人望而生畏了”。
撇开其他女性对“手印”的妒忌不谈，对乔琪安娜来说，这个胎记并非平常之物，不是停留在表面上的东西，而是深入到她的灵魂，连结着她生命的宝贵的东西，胎记是她生命的象征。对酷似清教徒的埃尔梅而言，这个胎记使他畏惧，令他颤抖，连梦中都想着要把它除掉。在“人形的机器”阿明那旦勃面前，这个印记是具有颠倒众生的魅力的标志。这一凡夫俗子的表象，自然使读者联想起阿明那旦勃的形象：“他的巨大的体力，蓬松的头发，熏黑的面孔，以及笼罩全身的那种难以描绘的粗犷的神态，使他好像代表着人类的肉体方面的本质；而埃尔梅纤细的身体和白皙而聪明的面容也同样贴切地代表着人类的精神方面的素质。”这个多次被埃尔梅说成是“泥土做的人”，不禁又让人联想起上帝用泥土造人而成就的“原罪之本原”，阿明那旦勃不正象征着被“原罪”浸透的凡夫俗子吗？霍桑藉此轻轻揭开“胎记”这层神秘的面纱——掩盖在乔琪安娜胎记下的不正是人类罪恶的欲念，与生俱来的原罪吗？胎记邪恶的吸引力使世俗之人经不起肉欲的诱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去接近它。而有着清教徒清心寡欲症候的埃尔梅则走了另一个极端，视之为“罪孽、悲哀、腐朽和死亡的象征”。
“原罪”观必然导致生活中宗教意识与人的欲望的强烈冲突。在宗教意识面前，欲望成为罪孽，成为宗教道德中的“第七恶”。而乔琪安娜本身连同胎记更是女性性感的标志，肉欲的象征，罪恶的物象。正如文中所述：“这绯红的小手表明了最崇高最纯粹的凡夫俗子也逃脱不掉的必然朽灭的命运，它使之沦为最低下的，甚至沦为畜牲的同类。”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的“原罪”情结在现实中的延续，导致了人类面对上帝、面对宗教道德意识的沉重的精神压力。于是，人们努力克服“肉欲”的诱惑，修炼自身，为祖先赎回原始罪恶，以最终获得永恒的来世幸福。
埃尔梅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困惑、背负着精神十字架的人物。小说中还有这样一段描述：埃尔梅将妻子带进实验室进行治疗的当中，有一次他让妻子定眼望着一只装了一点泥土的桶子，“不久她吃惊地看到一枝植物的幼芽从土中向上抽枝发芽了。接着就长出了纤细的茎来；叶片慢慢地展开；中间有一朵完美而好看的花儿。”她不敢去碰它，埃尔梅却坚持叫她将它摘下来，“但是乔琪安娜一碰到这朵花，整棵植物就枯萎了，它的叶片变成乌黑，仿佛被火烤焦似的。” 这其实是一次失败性爱的隐晦描写，是艾尔梅无法从爱情中获取尘世美好之物——“肉欲”的暗示。在“肉欲”面前，宗教意识又成为人类自然“天性”的强大阻力或邪恶力量，它压抑或破坏了人性的自由和谐发展，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的巨大负担。于是，艾尔默一见到这个胎记会有一阵“痉挛似的寒颤”，婚后不久就动了把胎记去掉的念头，以求得内心的平静。
在霍桑所秉持的原罪观中，罪恶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和掩饰的，人皆有罪，皆有“胎记”，只是形状不同，大小不同罢了。亚当在伊甸园的堕落使人类获罪，是有宗教逻辑的。人类本身就是祖先犯罪结的果，因而罪恶就是人本身，人类要拯救自己就像想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一样是不可能的，这是人必须面对的让人绝望的现实。霍桑把罪恶的标记――胎记按在乔琪安娜长的脸颊上，同时给埃尔梅也按了一块，但在他内心里。文章的结尾当乔琪安娜大口喝下丈夫为自己配制的药水后，药水是起了作用，胎记是越来越模糊了，可是，当这胎记——“把天使般的精神与凡人的躯体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尘世凡人间缺陷的唯一标志的最后一抹红晕从她脸颊上消失的时候，那个现在已臻完美无疵的女子向空中吐出了她最后一口气息，随即向天堂飞去”。人皆有瑕疵，皆是“原罪”的产物，要想除去人类身上的原罪，如同试图去掉乔琪安娜脸颊上的胎记，将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在“最后的审判”还没有到来之前，人类需要无休止地“净化”，只有通过“负罪行善”来“赎罪”，来净化自己的心灵，才能得到上帝的宽恕，而任何无视上帝驯规的举动，终会招致毁灭性的结局。
事实上，霍桑的原罪观在他的多部小说中都有所体现。与《胎记》有着相似故事脉络的《拉帕其尼医生的女儿》更是被规划了如出一辙的结局：作为人类象征的乔万尼和碧阿蒂斯无论怎样努力都躲避不了悲剧的诞生，而且他们恰恰是因为彼此身上的罪恶（毒素）而相互吸引的。作者坚守不变的原罪观在此处清晰可见，他把罪恶视作是通往人类同胞之家的必由之路，在霍桑的世界里，罪恶总是与人的天性融为一体。同样，《好小伙古德曼》《教长的黑面纱》中作者对于人性的忧伤和罪恶感也不惜笔墨。
《胎记》中女性心理刻画得细致入微。十九世纪上半叶，女性主义“小荷才露尖尖角”，霍桑却已成为立于其上的“蜻蜓”，成功塑造了一系列女性的角色。在霍桑的世界里，这些女性即便受到惩罚、羞辱甚至杀戮，仍然充满着生命的张力和鲜明的个性。应该说，霍桑对女性的领悟力和观察力，除了一部分来自他深刻的理解力和天才的想象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周围交往的众多女性尤其是妻子索菲亚的影响。试想，如果霍桑也像梭罗那样孑然一身，或者像爱•伦坡那样生活不顺，那么那些复杂的女性人物、那些深刻反映婚姻、家庭等女性色彩十分浓厚的主题还能否出自霍桑之手？正因此，霍桑对美的感悟能力要比常人敏锐得多，与霍桑同时代的超验派女性代表玛格丽特•富勒评价霍桑“温柔细腻可解女性之心语”。对女性题材的挖掘使他不同于同时代甚至任何时代的其他男性作家，而他的创作也得名 “心理罗曼司”。
有趣的是，《胎记》中埃尔梅追求至善至美的精神与霍桑本人有几分相像。1837年前发表在期刊中的全部故事，霍桑无一不是以匿名或笔名刊出，“完美癖”使他羞于承认自己是这些故事的缔造者。更极端的是，霍桑对于自己早年创作的《范肖》不甚满意，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它公之于众。百般恳求下，他的大学密友布里奇也销毁了自己手头的一册《范肖》。《范肖》由此成为时至今日美国文学中最稀少的版本之一，就连当年他的妻子也被蒙在鼓里，断然否定此书出自其丈夫之手。好在四十六岁那年，霍桑倾尽一生感情不断浇灌的“完美”之花——《红字》终于盛情怒放。《红字》中，优美宁静的篇章跃然于纸内纸外；《红字》中，登峰造极的浪漫泼洒在字里行间；《红字》中，弥足珍贵的人性光辉洋溢在行文上下。《红字》使霍桑攀上了他个人艺术生涯的顶峰，之后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无法与之比肩。
应当承认，“原罪说” 在相当程度上更为深入地探究了人性中残酷真实的一面，迫使霍桑对人性作出了与超验主义学者截然不同的判断。但同时，由于过度沉迷“原罪说”，霍桑未能客观深入地了解社会，只停留在对罪恶的抽象探讨中。他把社会以及人际的种种矛盾甚至各种犯罪现象的根源都归因于幽灵般的“恶”。在其作品中，他认为“内在世界一旦净化，外部世界游荡着的许多罪恶都会自行消灭”。他考察人的内部因素远胜于外部因素（如社会因素等），因此，他时常徘徊在悲剧的深渊中，对生活和人类社会持一种悲观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霍桑是一个自己给自己戴上枷锁的赎罪者。
正如霍桑的后辈、十九世纪美国著名小说家麦尔维尔所曾指出的：“霍桑描写黑暗的巨大力量，是由于受到加尔文教派教义关于与生俱来的堕落与原罪思想的影响，没有一位思想深邃的人能永远完全地摆脱这种思想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发生的影响。”的确，我们从这些离奇的故事中看到了加尔文教的影子，对于霍桑这样一位声称要写出“心理的罗曼史”、专以深入“我们共同天性中的深渊”为目标的作家来说，文学想象显然是他对人性的诸多方面进行思考进而触及人类灵魂的最佳方式。瑕疵的背后，阴郁的故事已然落下帷幕，隐秘的罪恶却逐渐显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