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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韦春晓
       文：【美】乔·哈根（Joe Hagan）
       《时代》杂志的最近三任执行主编曾经是好朋友，也同属一个精英俱乐部。然而，目前在任的这位却被指责为想要掀翻整个俱乐部。
       理查德·斯登格尔卸下外衣，摞起袖子，像在准备一场政治演说。他身材高大，英俊，但有些苍白，咧着嘴角露出一丝微笑。这位新任主编面前，满满地坐着一百位前任编辑、出版商和杂志的资深摄影师。大多数人已是满头白发，有些是秃顶，还有些拄着拐杖步履蹒跚；不少人在互相轻轻地咬耳朵。这些“时代-生活”老友会的成员聚集一堂，是要来看看，这个才当了八个月主编，不过五十一岁的斯登格尔怎么领导“八十四岁”的《时代》周刊。
       “关于《时代》的运作，我们的使命是做到‘卓越’”，他在讲台上高声说道，“我们以后要有选择性的眼光，只追求那些最好的东西。我相信《时代》过去也一直是这样。我坚信这也会使《时代》再度辉煌。”
       一个坐在角落的前执行广告主管举起了手。
       “《时代》杂志的时代难道还没有过去吗？”
       整个房间安静了下来。“您问我这样的问题，还是这里的一员吗？”斯登格尔回问道。听众席上发出一阵局促的笑声。
       “周刊已经创办八十年了！”广告主管说，然后说了句毋需多讲的话，“时代不同了。”
       当这些忠心耿耿的人也开始发问，对这份老牌著名杂志的实用性表示怀疑时，看来是出了什么问题了。的确，问题存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亨利·卢斯和布里敦·哈登于1923年创办此刊，将每周报纸的精华浓缩至一本杂志中；可是有线新闻兴起后，近二十多年来，已经不断有人宣称这份杂志该进垃圾桶了。如今，整个出版业的基本经营模式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冲击。连时代出版公司也承认，《时代》杂志正处在一个“转型点”，这是公司对“糟糕时辰”的委婉说法。
       正因为如此，发行人艾德·麦卡利克称杂志目前经历的过程为一场“革命”。领导革命的人就是斯登格尔和他的雇主——坏脾气的约翰·休伊，时代出版公司的总编辑。他们的事业发展到此时此刻，两人谁也不愿在自己的任期内看到美国最伟大的杂志之一走到尽头。
       沉吟良久，斯登格尔终于给了广告主管一个答复。
       “《生活》杂志在停刊二十年后，依然是美国人心目中最受尊敬和认可的品牌，”斯登格尔理论道，“这里面就有种力量和价值。我认为，我们可以倚靠品牌的力量，打造当代的必读刊物。”
       这是个古怪的比方，因为《生活》杂志如今已成了大型杂志死亡的代表，作为大牌企业也会倒闭的例证。
       斯登格尔在《时代》公司成长起来。在时代&生活大楼二十四层，他和他那一代的撰稿人共同酝酿策划；这些人现在构成了媒体机制的主要部分。他们中有华尔特·伊萨克森和吉姆·凯利，二人后来成了《时代》的执行主编；格雷登·卡特，后来的《名利场》杂志主编；科特·安德森，后成为《纽约》杂志领导人，现任该杂志专栏作家；莫林·多德和弗兰克·里奇，二人后成为《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对于那一代人，《时代》杂志仍然是美国媒体中的中心，就像亚瑟王的宫殿。对当时的读者来说，那时的《时代》杂志形象一如既往：它是美国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代表——乐观，中庸，可靠。1982年，凯利到堪萨斯一个小镇作了一次报告，那时的《时代》的号召力如此强大，人们纷纷要他为自己手中的杂志签名。“我感觉像是半个神仙，”凯利说。
       凯利是把斯登格尔拉到他们圈子里来的人。两人在七十年代中期曾经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同学，共同师从《纽约人》的著名撰稿人约翰·麦卡菲。八十年代初，当斯登格尔进入公司时，当时的报道机制还是卢斯于四十年代建立的那一套。杂志有四十名左右的职业撰稿人；在全世界三十家办事处的一百名通讯员，他们把通讯寄给公司的新闻部，新闻部把它们分配给各个撰稿人写成专题报道。编辑们连夜窝在打字机前，光着脚板在大厅里跑来跑去，吃着工作餐，赶在周六凌晨以前完成杂志——他们大部分时间在时代公司这个伊甸园里面度过，几乎不需要花什么钱。
       这一周的杂志做完后，这些人开始撤离公司，打车去汉普顿。凯利、斯登格尔和伊萨克森在那里的萨格港租了间小平房，并给它命名为“鼠屋”；原因是女房东收集了一系列小老鼠的雕像。周末的时候，人们常常能看见日后的媒体名人如角谷美智子、《时报》的亚历山德拉·斯坦利、前《纽约》专栏作家和电视剧本作家劳伦斯·奥唐纳利，以及《新闻时报》的伊万·托马斯一起出现在海滩边。
       “那时候的《时代》，人人都聪明绝顶，真是个传奇的时代。”格雷登·卡特说。
       “我们常喝醉酒。除了在工作上表现自己，我们并没有什么真正所谓成年人的责任感。我们是一个让人惊讶的团体，而且至今大家仍然是好朋友。”的确，现在卡特仍旧每年为当时在《时代》工作的那些人举办一次宴会。
       伊萨克森是团体的领袖，人人都觉得他总有一天也会成为《时代》的领导人。他每周六上午必去参加媒体垒球赛，并与默特·祖克曼和肯·奥莱塔过从甚密。伊萨克森后来果然成了执行主编，他让凯利做他的副手（据伊萨克森说，原因是凯利“能让火车准点运行”）。但伊萨克森与斯登格尔更为密切；两人都曾作为罗德斯学者在牛津大学学习；都对历史和政治感兴趣，对美国的几位国家创始人尤其着迷。
       在凯利接替伊萨克森成为执行主编之前，斯登格尔和凯利的关系也还算密切。但在决定谁担任“国家”部分编辑这个享有极高声望的职位时，双方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那时的编辑主任约翰·休伊已经在幕后决定提拔斯登格尔，并鼓励他争取这个职位。但是凯利并不愿拱手相让，据熟悉内情的人说，原因是他觉得斯登格尔管理组织能力不够，未必能在情况多变的总统大选期间胜任这份工作。在拖延一阵后，凯利最后还是让步了，但他仍时时控制斯登格尔，在大方向上进行调整和修改。斯登格尔对此相当不满。有另一名编辑问起他在凯利手下干得怎么样，斯登格尔说：“只有一句话，再也没什么朋友可做了。”
       过去二十五年里，斯登格尔曾几度暂别《时代》——一次是为内尔森·曼德拉代笔写他的自传，另一次是为比尔·布拉德利写演讲稿。但是当他于2004年2月离职时，看起来这次他是真的走了。斯登格尔说他想要“经营些什么”，而在《时代》并没有一条明朗的道路可走。凯利选择了史蒂夫·考普做他的副手。斯登格尔没有把辞呈递交给凯利，而是跳了两级，交给了执行编辑普里希拉·潘顿。然后他收拾东西到了费城，当起了国家宪法中心的CEO，这是一个进行宪法研究的非营利性博物馆。他邀请伊萨克森加入了主任团。
       约翰·休伊并非《时代》杂志俱乐部的成员。他原是来自亚特兰大前海军情报官员，对“飞来州”情有独钟（他与人合作了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的自传，至今仍搭飞机从南卡罗莱那飞来曼哈顿），他有时还是个爱表现的冒失鬼，有一次喝多了波旁酒，就开始扮演起詹姆士·布朗来。休伊的为人，与那些常春藤名校联盟的毕业生截然相反。九十年代，休伊担任时代公司《财富》杂志的执行主编受到称赞，成为了时代公司总编职位的主要候选人。2001年进入管理层后，他以撼动旧的“卢斯文化”闻名——主要做法是抛弃大杂志的职业编辑，例如《体育画报》和《娱乐周刊》的编辑。有一名杂志的长期编辑曾认为，9/11以后在《时代》封面上放布什的照片不是一个好主意，休伊这样反驳他：“你凭什么认为，有人会在意你怎么认为？”
       “他是个打破平静的人，”他的朋友，被免职的《时代》编辑豪威尔·雷恩斯说，“但他比我能干。”
       休伊最想动的地方就是《时代》杂志。尽管他在公司的职能是编辑主任，但是他的上司，总编诺曼·伯尔斯坦却在《时代》这块给予他最少的权力。这常常让他烦恼。2005年秋，伯尔斯坦退休，休伊准备担任第六届总编的时候，他告诉一个同僚，“我都等不及了，一定要在《时代》大动一番。”他总算有了机会，可以给出版业的旗舰刊物打上自己的印记了。
       没过多久，也就是2005年11月的最后一天，休伊请凯利一起出去吃午餐，同时告知对方，他打算雇佣一位新的编辑来管理《时代》，凯利将到“楼上”三十四层的公司办公室工作。由于自从休伊在伯尔斯坦手下担任编辑主任后，就不断有传言说他将解雇凯利，所以凯利并不觉得意外，但他也不觉得开心。他每天的工作都在《时代》，操办这份杂志已经五年，杂志在他手里经过了9/11和卡特琳娜飓风这些事件，还获得了国家杂志奖。他有极强的保护性，在伯尔斯坦和休伊插手杂志时，他缜密而又谨慎地处理着与两人的关系。
       休伊对凯利关于继任者的看法毫不在意，并说他将在公司以外雇人——这样一来他直接否决了至少三名希望得到这个职位的高级编辑。不过他还是问了一下凯利，如果是他，会选择怎样的人做主编。凯利回答说，要一个性格平和的人。
       “你确定不是一个废物？”休伊问。
       “对，不要废物。”凯利回答。
       休伊首先向丹尼尔·奥克伦特发出邀请，他是九十年代《生活》杂志的编辑，也是《纽约时报》的首位公共编辑，现在他是颇受欢迎的历史学家。他性情和蔼，年逾五旬，头发花白，而且对时代公司内部事务的进展有敏锐的眼光。他和休伊从九十年代起开始密切交往，那时候休伊在《财富》杂志。休伊给奥克伦特这个职位，有个限定条件——任期一年，在此期间他们还要给凯利找一个永久的替代者。奥克伦特拒绝了他的邀请。（他的理由是，他不想自己闲散的撰稿人生活受到打扰，他每年要花五个月在科德角度假。）但他同意担任短期的顾问工作，帮助休伊寻找新的执行主编。
       有奥克伦特做顾问，休伊用接下来的几个月会见有人和国内的商业总裁，与现任和前任时代公司要人反复商讨，包括和伊萨克森、时代的政治撰稿人乔·克莱恩，以及前《财富》执行主编埃里克·普里。休伊在物色过程中不够小心，结果候选人的名字被泄露给了报社：其中有《纽约时报》编辑乔恩 ·米契亚姆、网络杂志《Slate》的编辑雅各布·威斯堡，以及前《名利场》和《纽约人》编辑提娜·布朗。这些推测在《时代》员工当中引起了焦虑，大家尤其对布朗接管《时代》的前景表示担心，据相关消息透露，布朗还主动要求获得这个职位。
       休伊后来说，斯登格尔的名字一直在一张秘密名单上，名单藏在休伊的日历本中。但直到2006年3月，休伊才开始认真考虑他，此时距他开始物色人选，已经三个多月了。
       经过四次会谈（其中有一次是在勒·伯纳丁餐馆和奥克伦特的会谈），斯登格尔和休伊达成了一致，他俩都觉得《时代》杂志在凯利带领下跟不上时代，尤其是Time.com在竞争中败给网络新闻（1999年，斯登格尔曾经短暂接管Time.com）。在一份长达七页，名为“悬而未决的问题和答案”的备忘录中，斯登格尔描述了自己的状况，他在里面写道：“《时代》还有没有意义？二十一世纪还有新闻周刊的生存空间吗？”“在这媒体林立的世界，在现代化媒介纷纷扰扰的混乱状态中，需要有一份标志性的刊物……它可能就是卢斯最早创立的一种新闻手册，作为人们阅读的向导。读者面对的都是未经选择的信息，而《时代》是知识。”斯登格尔接下来这样写道。然后他列出了以下几个栏目：
       其他媒体《时代》
       信息 知识
       混乱 清晰
       意见 权威
       他和休伊都没有告诉凯利自己竞争职位的事情，尽管如此，凯利却通过别的渠道听说了此事。当休伊最后告知凯利，他已经于四月份定下了人选时，凯利只是简单地说：“他不是个废物。”
       休伊没有挑选一个喜欢添乱的人；从某种意义中，如果他这么做，对凯利而言反而不那么艰难。他选择了俱乐部的另一个成员，凯利的朋友和暗中的对手。这个决定不能不让人觉得是对凯利的责备，但同时也相对表现出对于《时代》文化传统的尊重。经过细致的搜索，休伊没有带回一个满脑子革新思想的外人，而是一个受尊敬的《时代》人。正如斯登格尔自己说的：“我有些激进，但没有激进到那种程度。”
       斯登格尔受雇之际，休伊肯定已经意识到对《时代》杂志进行大手术有相当的风险。他最终坐上了美国大出版公司的最高席位，但却受到商业阴谋和艰难的商业境的困扰。整个产业在下滑，而广告制作费占总产业费用百分之二十三的时代公司正在被网络广告夺取份额。每年都不得不忍痛解雇员工。而休伊的老板，CEO安妮·摩尔也承受着必须降低成本的压力。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休伊和摩尔的关系从他上任起就很僵。他是老派新闻传统的维护者；而摩尔则以“出品人”闻名，造出一系列软性的杂志标题，从根本上转变了公司的性质。作为时代公司《人物》部门的前主席，摩尔监管了“In Style”和“Real Simple”杂志的产生过程。可以预料，摩尔在传统刊物《时代》和《财富》的员工中间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物，他们认为她会在公司内部一贯的地皮战中偏向自己的杂志。据相关人士说，甚至休伊也在背后偶尔抱怨摩尔（但休伊自己否认这一点），以表现自己对立场坚定的记者的支持。比方说，他骄傲地宣称，他不读时代公司的女性杂志，然而，他本人也是这些杂志的主管。
       不论休伊看不看，摩尔的杂志却带动着整个公司的效益。单是《人物》的盈利就占整个时代公司收益的百分之四十。相反，《时代》杂志的收益只占百分之五。尽管与别的杂志相比，这仍是笔巨大的收入，然而这笔收入也在逐年减少。1999年Time.com处在巅峰时期，《时代》创造了九千五百万的利润；去年，它大约盈利五千万。
       此外，休伊过去的合作伙伴现在都走了。前时代公司CEO，常和休伊一起钓鱼的阿拉巴马人唐·洛根退出了时代华纳的高层。帮助休伊登上高位的伯尔斯坦也离开了，干起了私人股权工作。就在休伊升任总编之前，摩尔为了平衡收支，一下子辞退了他的另外三个朋友：时代公司副主席理查德·阿特金森，颇受欢迎的时代公司广告销售主任杰克·海尔。“这是在打仗，”休伊用一贯的夸大口气对朋友说。
       “对个人来说，这是桩麻烦事，可这就是商业。”现在，当我提起解雇的事，休伊神色黯然地回答。他说他和摩尔“曾经开诚布公地讨论过这些问题，我也对她的决定表示认同，她不得不做那些事情”。
       休伊留在三十四层的同事并非与他志同道合的人。摩尔本人以及新任联合首席运营官约翰·斯奎尔斯来自爱达荷州，他监管着休伊最关心的杂志，却是一个保守的商业执行官。“这可不是他想要的合作伙伴，”一个朋友说，“但他知道自己没有选择。”
       不过，往光明的地方想想，休伊说事情其实变得更容易了一些。如今关于《时代》的变革，需要说服的人少了，尽管同时在背后支持的人也变少了。“大家的意见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统一过，过去由于各种原因，情况很复杂，如今的趋势倒变得相当明朗了。”
       如今的趋势就是必须在《时代》动手了。休伊和摩尔都看到了面临的问题。很久以来，《时代》一直依靠“覆盖率”这个基础，也就是《时代》告诉广告客户的杂志购买人数，这个数字大约是四百万册。前CEO唐·洛根曾在九十年代令时代公司的效益蒸蒸日上，他告诫《时代》杂志的发行人一定要保住这个基础，因为这使得《时代》杂志比《新闻周刊》三百一十万的流通量有更大的优势。
       不过9/11以后广告市场疲软，客户开始检验这些数据，看看是否四百万册杂志都有人阅读。因为，其中几千册都是免费发送的。《时代》的传统客户，尤其是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商们，开始抽回开支。对杂志来说，证实自己的覆盖率也变得越来越艰难。
       于是，《时代》做出了一个出版史上罕见的决定：让读者群缩小五分之一。这样做抵消了一大部分激烈变动的影响。覆盖率从四百万降低到三百二十五万，售报亭杂志价格每份升高一美元，再缩小刊头编辑的数目，以此弥补广告损失。为配合摩尔降低成本的目标，2007年秋天休伊雇用了麦肯锡公司，考察时代公司编辑部的运作。因此年初休伊可以实施一次大规模的裁员。此次“放血”解雇了五十人左右，为公司节省了六百万的开支——而公司还希望能再多省一些。
       裁员显然也让休伊受到了损失。二月初，当他同时代公司其他领导人开会时，他惊讶地发现许多部门没有达到预期的降低成本的目标。据当时在场的人说，休伊满脸通红，发了一通情绪激烈的演说，因为他完成了财政上的任务，别人却没有，他为此大为光火。“他大吼大叫，发泄怒火，”有人说，“他觉得受了背叛，因为之前他相信所有人都会说到做到。”
       在销售线上的压力，广告页面的停滞和眼前降低成本的需要，《时代》准备完全转向另一种商业模式——一种用更少代价完成更多任务的方式。这与休伊设想的精简的办法又不完全一样。尽管出版界并不买账，但《时代》和商业杂志的广告上都在宣扬一场即将到来的革新：“我们将把出版业引向前所未有的将来，”一则广告写道。另一则说：“世界上最受信赖的杂志也将是最有创意的。”
       改革主要分两个步骤：休伊和斯奎尔斯都认为首要的任务是改变杂志的投递日期。杂志自己进行的内部调查显示人们更喜欢在周末阅读纸质新闻，这时候他们已经在网上看了一周的头条了。“这意味着你必须在本周中段结束杂志的编辑工作。也就是说要转变这个观念：一周已经过去了，发生了些新闻，看看这里就你知道发生了什么。而我们要做得越来越多的是，更有前瞻性，有更多的背景分析。”休伊说。
       第二个步骤是第一个步骤的自然产物：那就是集中精力发展Time.com。“有数百万读者乐意花钱购买和阅读《时代》，我们必须让他们继续乐意这样做，”休伊说，“但是我们要面对现实，如今人们可以从多种渠道获取信息。”当我们披露新闻时，也要同时将它搬上网络，还要让人们习惯登陆我们的网站。”
       网络，无疑是让整个新闻产业看到希望的地方。但《时代》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目前，Time.com吸引的浏览者是竞争对手newsweek.com的一半。斯登格尔对于网络的热心是他受雇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扭转局面，他选择了乔什·泰伦格尔担当重任，泰伦格尔是一个三十四岁的《时代》编辑和撰稿人，2000年斯登格尔管理“艺术”专栏时，伊萨克森雇用他写乐评。泰伦格尔嗜喝咖啡，语速极快，精力充沛。“我们要定一条路线，”他说，“那就是给聪明人看的全天候新闻。我们要节省读者的时间，不让无用的信息淹没读者。是要把这里八十四年的管理、编辑方面的优势发挥出来。”他停了停说，“还是八十三年？”——是八十三年。
       “我不是有耐心的人，”他补充道，“我总是一心想着行动，很多人也是这样。”
       一方面网上的资源变化迅速，难下定论；一方面也很难确信Time.com可以维持现行的《时代》杂志模式。现在的情况是，网络仅带来《时代》收入的零头，用来支付几位专栏作家和博客家的报酬还行，但远远不足以支持整个公司。
       事实上，没人敢说这些措施能否奏效。通过抢先改变印刷计划，《时代》执行官们认为他们迈进了一大步，抢在了《新闻周刊》前面，从战略上把后者作为老式的每周一新闻读物孤立起来。也许他们做到了，但也许这样还不够。
       “他们在打一场后卫战；但你就是这么输掉战斗的。”前《新闻周刊》执行官马克·艾德米斯顿说，他现任ADMedia 伙伴公司的营运总监。“能做的一切，就是避免秋后算账的那一天。”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改革后的《时代》会是怎样一份杂志？在这一点上，有一些困扰。在51大街的帕里奥酒吧，斯登格尔端着酒杯，要我猜猜世界上最赚钱的新闻杂志是哪一家。他说，答案是：《经济学人》。
       《经济学人》是斯登格尔欣赏的典范，并想让新的《时代》也看到这一点。当然，《经济学人》在美国只有约五十万读者。倘若不收取高额的年订阅费，《时代》需要比这多好几倍的读者，才能保证盈利。（《经济学人》的年订阅价格是一百美元，《时代》是三十美元。）因此这不能让人觉得，《经济学人》对于坐在医生办公室里读《时代》的人来说，档次太高了点儿。
       斯登格尔说，即使人们不喜欢聪明的杂志，他也不想让《时代》变成傻瓜读物。
       我问他，那怎么解释“狗食放在狗吃得着的地方”这句臭名昭著的编辑座右铭呢？
       “这话是谁说的？”他问。
       “约翰·休伊，”我告诉他。这是休伊的名言，在时代公司利已被传诵了多年。
       斯登格尔以前从没听说过。
       之后，当我问起约翰·休伊和《经济学人》的比照时，他表示完全反对。“如果我们的目标是《经济学人》的读者，那么公司恐怕要变得更小一些，”他说，“嗯，这不是我们在做的杂志。我们不会走这条路，也不会这样说。”
       斯登格尔后来修改了他的描述：他的意思不是说《时代》要变得更聪明，而是更富“雄心”。我问他，我提起“聪明”这一点后，他是否和休伊讨论过。他说，“我想我们讨论的是‘更聪明’的问题。休伊有一点敏感，因为传媒界有太多人把‘聪明’误认为是对‘大众’的无视。”
       斯登格尔用“大众阶层”来形容《时代》庞大而且雄心勃勃的读者群。他大约是指一群数量巨大的中产阶级人士，他们聪明（但又不是太过聪明），忙碌（而又不算太忙），并且看了《时代》的广告后，有可能去买辆丰田车——有志成为《经济学人》读者那样的人，但还没有到能够抛弃《时代》定购《经济学人》的水平。
       确定《时代》会如何发展并不容易，在老员工的会面上，斯登格尔说：“原先《时代》的理念是覆盖整个海岸线，现在我们要变得稍微窄一点。”
       虽然休伊在嘴上支持“大众”，斯登格尔已经给了《时代》杂志一个更窄、更鲜明的编辑形象，杂志有了更多战争和政治主题的封面，几乎没有流行文化主题（艳星安娜·尼可·史密斯还够不上标准）和软性社会报道的主题（比如永不过时的耶稣基督封面）。他大力推行自己的意见，用大牌的白人撰稿人和他们学究气的稿子。其中有自由派专栏作家麦克尔·金斯利、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尼亚尔·弗格森、《标准周刊》编辑威廉·克里斯托尔，当然还有沃尔特·伊萨克森。（据熟悉情况的人说，斯登格尔的七名内参中五人反对雇用伊萨克森，这七个人被斯登格尔的秘书称为“神奇七人组”。斯登格尔最后说：“我是这里的执行主编。”于是他还是雇用了伊萨克森。）现在，《时代》读起来更像印刷版的“与媒体见面”节目。这正是斯登格尔努力要实现的目标，因为他说，他希望《时代》可以“引导谈话”。
       由前《纽约》杂志设计主任，“五角星”设计公司的吕克·海曼重新策划过的杂志计划将于三月十六日出现在报亭。大家也期望这使它成为一份更严肃的杂志的信号：排版更宽松、更有序，图标也变得更小，纸质更厚，更多使用黑白色调。按斯登格尔的说法是，“经典”。还会有一些新的栏目，让人会想起老版本的《时代》（杂志的开头部分，现在叫“记事本”，以后仍改回原来的“简报”），还有大量新的专栏，斯登格尔称之为“专家名人堂”，其中包括乔·斯坦因（斯登格尔称之为“二十至三十岁人心中的神”）关于食物的评论和萨曼莎·鲍尔关于外交事务的评论。
       然而难题在于，改变《时代》的模式等于和杂志的大众读者拉开距离。不过无论如何，媒体都在失掉大众，因为过去20多年来它因社会、政治和种族的界线变得支离破碎。大众媒体如《时代》和网络新闻因大环境改变而退色，因为广告客户追着年轻读者去找细分媒体了。《时代》自己的媒体评论员，詹姆士·伯尼沃兹克，在2003一篇名为《主流干涸了吗？》的文章中声称：“大众传媒的尽头——至少是大转型的时候已经到了。”
       在一个专门化的社会，新闻记者也按不同的行当分门归类，而斯登格尔却学起了巴拉克·奥巴马，试图保持中立地位。“我们的读者居住在‘红州’也居住在‘蓝州’，他们中有共和党人也有民主党人，他们来自农村也来自城市，”斯登格尔说，“我们从整体上反映出住在美国的人们。《纽约时报》只和赞同《纽约时报》的人交谈。我要说的是，我们的阻力更大，因为我们面对着多样化的读者，我们不是对自己人布道。”
       除了把《时代》和《时报》拉开距离外，斯登格尔也毫不脸红地偷走人家的专栏作家，包括他的老朋友莫林·多德和《时报》的外交事务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他还试图获得《时报》的法律记者亚当·利普塔克和《纽约人》的彼得·波义尔。问题是，没有一个人愿意为《时代》工作。“他们是在等着看我打算怎么干吗？”他自问，“无疑是的。但是，随着我们的进展，会有人加入进来的。”
       很少有人能够清楚地预见新杂志的前景，也许斯登格尔自己也不能。在最近几次裁员中，《时代》的一大部分老新闻机构被淘汰了。如今在二十四楼的西南角，在一排显示不同时区时间的钟下面，原来接收全世界新闻报道的新闻部现在几乎没有了。有好些钟显示的时区，比如洛杉矶、芝加哥、巴黎等地的办事处，要么没有了，要么缩小了规模。有些在时代内部的人为斯登格尔派遣“笔记本记者”直击新闻现场的计划表示担心，这样做或许还不够。不过杂志目前仍有三十名国际通讯员。
       “每当有爆炸性新闻，像新奥尔良被水淹，或者飞机撞大楼时，《时代》总能干得很出色，”一个《时代》职员说，“那些是最有价值的时刻。斯登格尔还想那么干吗？不过他没有经历过那种程度的考验。”
       如今斯登格尔已经经过各种程度的考验了。这是他担任过的最重大的工作，在某些方面，他也在学习。一月份，《时代》出版了一篇关于iPhone的独家报道，作者列夫·格罗斯曼让苹果公司老板史蒂夫·乔布斯苦恼了一下，他披露了看到产品的经过（“我没有打电话给史蒂夫，是史蒂夫打电话给我的”），他还暗示苹果公司该对回溯股票期权日期做出解释。报道一上网络，乔布斯就打电话给斯登格尔抱怨（事情是，苹果公司是《时代》的主要广告客户，而乔布斯是休伊的好朋友）。斯登格尔立即做出回应，他删除了一些令人不快的段落（它们后来又被恢复了）。然后他让格罗斯曼到办公室，为印刷版杂志改写报道某些部分。格罗斯曼被激怒了。
       “对整件事，我为双方都感到很遗憾，”斯登格尔后来说，他解释道，是交流不够导致不和谐情况产生。“一定意义上，我也要承担责任，因为我和史蒂夫曾达成共识，但我并没有将这点告诉撰稿人，这是我的疏忽。”报道中关于回溯股票期权日期那一部分没有被删除，只是被移到杂志的侧变栏。然而，斯登格尔还是承认这对杂志的新闻报道来说是一个脆弱的时刻。“也许有那么一点吧，”他说。
       斯登格尔选择在杂志封面印一面镜子，表示选择“你”作为《时代》的年度人物，也招来了批评。喜剧中心的“每日秀”模仿他在CNN为杂志宣传的形象，狠狠地挖苦了他一番。“是你!”斯登格尔宣布，一边对“美国早晨”主持人索尔达德·奥布来恩晃着杂志封面，“是你！是我！是所有人！”
       斯登格尔声称这对杂志有好处。“我愿意看见自己出现在‘每日秀’上，”斯登格尔说，“我觉得很棒。那以后谈论《时代》的人，是不是比现在任何时候都多？是的”
       当然谈论的不是好话。这个选择被大家认为是杂志内部的一个失误。“好吧，”斯登格尔对一个编辑说，“我们只打算这么干一次。”
       我最近见到斯登格尔的时候，他显得有些疲倦，充血的眼睛下面出现了眼袋。他一边裁员，一边改换出版时间，进行策划。他说：“感觉一边在做高难度的跳水姿势，一边还在抽烟斗。”
       改革对休伊来说也很艰难。“不容易，”他说，“不容易，而且并不总是那么有趣。”
       到达了职业的顶峰后，两人谁也不显得很喜欢这份经历。“此时此刻，我们俩都快乐不起来，”斯登格尔说，“有大好机遇的时候总比机遇稀少的时候更有趣，但那只有在刚开始做杂志的时候才会这样。”
       对于斯登格尔和休伊来说，现在风险很高。时代公司内部有消息说，随着时代华纳在一两年内领导人的变换——CEO理查德·帕森斯让位给主席及首席运营官杰夫·布克斯——杂志公司可能会被出售。（另一个比较牵强的版本说诺曼·伯尔斯坦准备参与收购，并得到投资公司卡莱尔集团的支持，伯尔斯坦现为该集团的资深媒体顾问。）对此时代华纳发言人埃德·阿德勒保证说，“时代公司不会被出售。我们正致力于该公司的转型和壮大。”
       但如果时代公司不能尽快改善盈利状况的话，被出售的可能就会增加。一个认识休伊的人说他“每天”都会想到时代公司被收购的可能性。这是一股鞭策的力量。休伊告诉我，他不知道时代公司是否会被收购，但他并不希望如此。他和安妮·摩尔已经找到合作基础，两人都希望继续作为时代华纳的成员。“我认为这样对我们再好不过，”他说。“我们认为这样对杂志再好不过。”
       在他监督下，不论《时代》发生什么——巨大的成功也好，衰落也好，总之，他会被人们记住。休伊知道这一点。“你问我是否认为《时代》杂志对我和公司有特别的重要性。我说，是的。”
       “这事是休伊在给自己留政绩，让自己显得是一个大胆的领导，”一个时代公司的编辑说，“除了被认为敢作敢为，对休伊来说再没有更重要的事了。”
       说到传承，休伊有些羞涩。“如果你想要能有传承的人，那么，詹·维纳有传承，他创立了《滚石》，泰德·特纳有传承，他创立了CNN。我不认为经过这些职业的人……”他的声音变小了。“前CEO啥也不算，前总编也是，事情就是这样。”
       但亨利·卢斯有传承。如果休伊需要有人提醒，他只要往四周看看：他坐在1958年造的卢斯的老办公室里，虽说他在那儿不会太久。在一串颇有象征意味的事件中，时代公司计划放弃三十四层的公司办公楼，让给雷曼兄弟的投资公司。出租卢斯的旧地这一步，也只是为了在这场战斗中保住他建立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