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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孙仲旭
       文：[英]伊恩·麦克尤恩
       本文为作者为其兄长戴维·沃特所著《完全放弃》（Total Surrender）一书所做的序言。
       1942年冬天，一个二十多岁的漂亮女人抱着她六周大的婴儿，在维多利亚风格的驻兵镇奥尔德肖特踏上了一列火车，跟她一起坐车的，是她的妹妹，携带一包婴儿的衣服。她们打算做的不合法，但不简单，而且意义重大。她们要坐半个钟头左右车到雷丁镇，已经安排好在站台上把那个孩子送给素不相识的一对男女，还附了一份假出生证。我们知道伤心难抑的两姐妹马上就回家了。这样送掉孩子，道德评判是不适用的。那位年轻的母亲是想解决一个必定看来非常棘手的难题，从最有限的方面说来，她成功了：此后六十年之久，那个婴儿毫无音信。
       她的名字叫罗丝·沃特，她撒手不管的那个儿子是我的兄长戴维。想了解这件奇特而痛苦的事，需要的是一位全知全觉的神，对于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无法尽知。当时，在那个婴儿到了一位也叫罗丝的年轻女人以及她的丈夫珀西·夏普身边时，是各种力量和缘由凑成了一张密实的网，这些力量和缘由中，有些是全球性的，有些事关隐私，以至于再也不曾提起。罗丝在1942年时经历的感情波澜详情如何，只可臆测而已。我们的确知道的，是一场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其结局在当时尚不明晰——改变并支配了所有人的生活。战争把罗丝的丈夫欧内斯特——她两个孩子的父亲——从她身边带走，把他变成一位步兵，参加了北非战役。战争也把一个二十五岁、腰杆挺直的军士长戴维·麦克尤恩带进了她的生活，在此之前，戴维·麦克尤恩自己的生活也有了极大改变：他在1940年敦刻尔克大撤退时负了伤，在奥尔德黑医院住院半年。他当过军士、教官，但是被认为不适合打仗。最后，战争会把欧内斯特从罗丝的生活中完全带走——1944年时，他在奈梅亨伤重去世。罗丝和戴维·麦克尤恩1947年结婚，第二年我出生，之后不久，罗丝就入院做了子宫切除手术。
       显然，当时这对情人认为必须永远掩盖有关他们私情的活证。罗丝也许生活拮据，时不时，她和她的两个孩子“依靠教区接济”——这种战前福利相当于现在的社保救济。她经常说起欧内斯特会怎样一次好久不见人影，让她无依无靠。在她跟我父亲的私情中，也许有点以牙还牙或者理当如此的意思。当然，多年后她跟我说的话里，也暗示了是这样。无论如何，她是位可敬的年轻妇女，在离奥尔德肖特镇只有两英里的艾什村，在这样一个人际关系紧密的村子里，丈夫离家参战，她却怀了别的男人的孩子，会激起众怒的。罗丝会受到极度排斥，她的韵事被视为很不爱国的行为。她会害怕欧内斯特回来，害怕免不了无比难堪地面对。她的孩子会带上“非婚生”、“私生子”、“杂种”的烙印——仅仅再过两代人，这些称呼都会失去意义，现在对于更年轻的人来说，难以想像这些称呼中残酷和指责性的份量。需要毫不声张并且做好复杂的安排，才能把怀孕和婴儿出生的事瞒过邻居及家里人——特别是两个孩子，当时一个七岁，一个五岁。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被送走了——吉姆之后的童年是在奶奶家度过的，玛吉最后被送进一间给军人的女儿开设的抚养所，条件很差，她曾差点因为治病不及时而丧命。我们四个人——罗丝的全部孩子——以这样那样的方式，都给送走了，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我的父亲。
       他是位职业军人，出生于格拉斯哥，长相英俊，肌肉发达，抹了发胶的头发梳理整齐，蓄一道军士长那种时常修剪的小胡子。他十七岁时无工可做，三十年代初期虚报年龄，加入了高地轻步兵军团，当时调到了新组建的皇家电气机械工兵部队。工作之余，他性喜交际，喜欢在军士餐厅里讲精彩段子和唱歌。他生性喜欢支配别人，作为部队里的人，讲究秩序和效率，接受他培训的人都怕他。多年之后按照他跟我说的，他发现自己难以与人亲近，遇到我们的母亲之前，他在性这方面还是一张白纸，我没理由不相信他的话。让一个女人有了孩子，而这个女人的丈夫在海外参战，这会意味着断送麦克尤恩军士的军旅生涯——这又是一个需要尽快处理的理由。那位被背叛的欧内斯特为了国家和解放欧洲而战死，我父亲却待在军营里，这肯定也加重了他晚年时的罪疚感，也让他更加守口如瓶。
       也许是他坚持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当然，罗丝在性格上，不会强硬得跟他对着干，身为她那种阶层和那一代的女性，一意孤行地对抗一个男性的意愿，那不是她的性格。要么，也许他们在这件事上都深陷其中。要么——只是有可能而已——我母亲在这种情形下是较为软弱的一方，是她要求快刀斩乱麻。无论如何，他们所执行的实际方案很具有我父亲的做事风格。刊登在本地报纸上的广告称可以把孩子送给任何愿意接纳的人，措辞简洁到无情的程度，“完全放弃”有种军旅味道——他也许迟疑过，想写上“无条件”。我的兄长被送到里丁火车站，所附的出生证上，父亲一栏填的是欧内斯特·沃特。我父亲给这个孩子的分别礼物既是他自己最喜欢的弟弟斯图尔特的，又是他自己的教名——戴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残留的父爱，还是虚荣，还是两者稍微兼而有之？
       我在2002年得知有这么一位兄长后那几年，我和玛吉、吉姆（又称罗伊）都有时间去思考这件保守严密的秘密给我们家带来的影响。当然，找到一位兄长的快乐与兴奋，多少被过去的强迫性和持续的重新考虑抵消了。就我自己而言，一直会想到一些需要重新衡量的小事情：我九岁时我母亲跟我说，和别人在一起时，千万不要提起玛吉和吉姆跟我不是一个父亲；我1989年用录音机采访我父亲时，想让他描述一下他是怎样第一次遇到我母亲时，他无缘无故生气了——因此结束了这次半心半意想拼出家族历史的努力；1987年，在我跟吉姆见面喝了一杯时——在我们这个四分五裂的家庭里，这种情况很少见——我的父母奇怪地紧张起来，特别是我父亲，第二天缠着我问，现在想来，好像他以为吉姆有可能知道得太多；九十年代后期，我妈妈跟为我的清洁女工说她——罗丝——也曾“失去一个孩子”。我不是亲耳听到，还以为指的是一次流产，大意地一直没有再去弄清楚这件事。时不时的，像这种过去有过的星星点点之事，都需要重新解释。
       大致情况似乎稍微更清楚了。我一直感到不解为什么吉姆被送走跟他的奶奶住，我从来没得到过满意的解释，直到现在。只是到了现在，我才完全理解在我们家里，有种未说出来的，要么说下意识遵守的规矩，即我父亲在场时，绝对不能提欧内斯特·沃特的名字。戴维·麦克尤恩在海外一直服役至六十五岁左右，即使他有过很多机会可以回到英国。我怀疑这是不是一种自我放逐。1959年，我十一岁时，我被从利比亚的的黎波里送回英国的一间国营寄宿学校就读。家人不在身边，我父母的生活——特别是1961年之后在德国北部度过的二十年——似乎过得井井有条，却是空虚的。在许多英国军营，他们住在已婚的住宅区，极为无聊和寂寞。偶尔，他们会邀请家里人过去团聚，他们花钱大手大脚，好客之极。他们晚上看德语的电视节目，即使他们一个词也听不懂。我的母亲一天到晚都在忙着给家族里甚至关系最远的人购买、包装、邮寄生日的和圣诞礼物，为从来不会见到的婴儿编织东西。回想起来，如此尽心尽力，如此遥远的距离，似乎让人伤感无比。同样令人伤感的是，许多年前，五十年代中期时，他们曾经想从一间巴拿多医生孤儿院收养一个孩子，却未能成功。有时我觉得，里丁火车站上所发生的那件事让他们在生活中备受困扰，随着罗丝和戴维走向老年，带来困扰的往事更加生动了。我希望我错了。
       我的父母至死保守了秘密。关于我的父亲，可以说的有很多，待人友善是其中之一。他喜欢喝一杯，七十多岁时，他知道肺气肿正在夺走他的生命，许多个夜晚，我们曾经随便聊天，直到深夜，可是即使他也相信自己正走向健忘，却未能促使他开口谈这件事。他去世后，罗丝又在世六年。她有时谈到她的婚姻，涉及到一些不宜为外人道和几乎让人不想听的细节，却从来没有谈到过这件事。她的精神开始走下坡，但在她记性还不算太差时，说得更多的是欧内斯特，而不是戴维，而她跟戴维结婚了快有五十年。可是尽管她越来越糊涂，却没能让她言语不慎。等到她最后终于跟自己送走的孩子团聚时，她已经完全无法理解那是怎么回事。
       伤心事有那么多，戴维到底还是出现了。他通过救世军组织找到了我们。科林·费尔克拉夫中尉当时即将告别灿烂的职业生涯，他处理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关于我们的。他以极度的灵敏与智慧，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2002年2月，我走进牛津镇郊的一间酒馆，来跟我从未见过的一位兄长见面，我一直认为那是我一生中最奇特、最妙不可言的时刻之一。不难认出哪位是他，就好像我是在走向一面镜子。因为对于这种场合并无成规（也许除了莎士比亚喜剧的结尾），我们注定要在握手和拥抱之间摸索。我花一刻钟才在吧台那里买到两杯葡萄酒时，我心里有了更多感伤。我不时扭过头看他，有点希望那种诡异的感觉会消退。令人不安的是，两个人的人生有多么快就可以总结完毕。我们聊了有两三个钟头，我感到有趣的，是发现我们之间的共同点不能单单用经历来解释：讨厌吸烟，有患上基底细胞癌的危险，还有一样有趣的事实，即我们前一年夏天去西班牙时，住的是同一间酒店。这种选择酒店喜好的基因有机会就表现出来。
       戴维不曾离开里丁火车站多远——南牛津郡仅有二十英里之遥——可是他跟我讲的故事，是关于所走过的心理距离。令人欣慰的是得知第一天晚上，他的养父母就爱他，而且把他照顾得很好。他二十岁时，如果想找到自己的生身父亲，所需的信息都齐全了。我可以理解他为何犹豫。他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父母1943年时寄过一张卡片给他，之后显然保持了沉默。当年那个年轻人琢磨如果他们在十九年里不曾联系过他，他们这时再得知他的消息是不会高兴的。我则会认为事实上，他们会感到开心，而且会如释重负——会卸下羞耻和沉默的巨大负担。可是当然，他们本来自己就可以卸下这个负担。我感念戴维，他在六十岁生日到来前，做了一个艰难而冒险的决定，终于要去查明他的身世。我不仅得到了一位兄长、一位嫂子和一位侄女——我们很幸运地参加了她的婚礼——我们还了解到很多过去的事。已经被人说滥的是，世界上没有所谓的正常家庭，而我通过亲身经历，也发现了我们的家庭确实有多么奇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