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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　管舒宁　文　[美]丽贝卡·柯蒂斯
       那年夏天，我同塞拉纳家的双胞胎住在她们父母的避暑别墅里。我是在大学里和这对双胞胎认识的，尽管学校很大，但她俩尽人皆知，大家管她们叫双胞胎。学校里还有其他几对双胞胎，像哈米和哈米德，一对走在校园里逢人便微笑问候、点头哈腰的伊朗兄弟，但人们并不把他们放在心上。双胞胎是对姊妹花，身高5.8英尺，长长的金发恰好盖住半个背。她俩擅长运动，在中学里是足球健将，长着看上去有一点点愤怒的椭圆脸，要不是有两张一样的面孔，这样的脸你一定不会去注意——她们嘴唇丰满，眼珠呈深褐色，说话的时候下巴朝前凸。第一次遇见她们的时候，我不知道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因为她们看上去傻傻的。经济学课程她们得的是C，尽管这是她们的主修课。她们认为新加坡是中国的一个城市，她们曾花一个钟头在地图上寻找波斯。她们貌不惊人，性情也不见得有多完美，但每做一件事她们都是意兴盎然。吃东西，那食物势必美味；亲吻男孩子，那吻势必又长又深；睡觉，那觉势必一夜无梦、酣畅淋漓。她们的活力令我不快，因为显得很假，但后来我也变得身不由己了，意识到这是天性使然。
       几星期之后，我终于能将她们区分开来。简的眉毛更浓、更粗，距离眼睛也更近，杰西卡的嘴唇更厚，肉鼓鼓的脸颊挺漂亮，有些勾人，像是就等着谁的手或者脸去蹭蹭。杰西卡晚生三分钟，更娇美一些，怒气来得容易去得也快。后来，我们不再来往之后，两人的兴趣或许有了相异，但就我认识她们的时候而言，两人学一样的课程，总是形影不离，为共有的衣服争个不休，至于政治，两人倒是见解一致，我能说的就是，而且一直就是——她俩喜欢做事主动的人，喜欢自由经济，喜欢政府零干预。
       她们的父亲是银行家，她们也打算继承父业，因而开口闭口都是金融术语。姐妹俩知道我需要学费，告诉过我她们父母别墅所在的这个镇子上尽是些高级餐馆。我们可以到其中一家做女招待，她们说，一个夏天下来也能挣上一笔。中学时代我打工的那个餐馆只售三明治，于是我同意了。我曾惊讶于双胞胎会和我交上朋友，在大学里，我毫不起眼，但是她们觉得我很有意思。认识的第一天，我们去吃午饭。饭桌上，她们看着我把柠檬汁挤进杯子里，又看着我打开一包粉红色的冒牌甜味剂，又打开一包蓝色的，把它们倒在水里，用麦管搅动着。杰西卡要求尝一口。她宣称味道好极了。旋即，简也尝了一口。她喜滋滋地把眼睛睁得老大。
       穷人的柠檬水!她说。
       随后，她往自己的杯里挤柠檬汁，加了蓝色的甜味剂还有粉红的。你太有意思了!她说。我喜欢!
       自那以后，每逢吃中饭，我们必喝穷人柠檬水。暑假里我得留下来，她们说，因为她们俩彼此很孤单，假如有同伴的话，她们总能相处得很好。
       到了那儿，我很兴奋。双胞胎父母的别墅在湖畔算不上最好的，但也有两层楼，白色砖墙，后头有个大露台，后院一直延伸到海滩。窗子终日阳光灿烂，湖水又深又清，湖底是沙子，车库里有辆老式的红色菲亚特，姐妹俩说还能以120码开上镇上马路的直道。
       双胞胎选的那家餐馆叫圣诞客栈，就在最大的那条马路上，挨着码头。前面一间长方形屋子是餐厅，后头那间窄窄的、不规则四边形屋子是酒吧。两间屋子都铺着绿色长绒地毯，还有绿色的亚麻桌布。环境一般。但它供应海鲜和牛排，在菜单上标着高价。填写完登记表后，我们见到了老板兼大厨鲍里斯，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留着有点长的银色鬈发。他长着双快乐的蓝眼睛，圆鼓鼓的紫鼻子，开裂的粉色嘴唇。他穿着白色T恤和棕色短裤，系着一条血渍斑斑的半截头围裙。他胳膊粗壮，腰板挺直，肚子在身子前面一起一伏，活像一群掉了脑袋的鹅。他扫了一眼我们的登记表，看见上面写着没有工作经验，就说我们看上去还不错。这个餐馆，他说，也可以用用漂亮姑娘。说着，他瞅了瞅那个正在餐厅里来回走动，忙着收拾餐桌的女人。她约摸45岁，黑色短发，橄榄色皮肤，眼角下垂，眼神不太对劲。
       当然了，我们有迪娜，他说。迪娜来这多久了，十年有吗?
       那女人说了句什么，没有回过身。鲍里斯看了我们一眼。随后，他把她叫过来，让她带着我们看看餐馆。
       谢谢你带我们参观，看的时候简说。
       别谢我，迪娜说。这是我的工作。
       哦，反正要谢谢你，简说。
       我们正需要呢，迪娜说。三个没有经验的姑娘。
       回家后，我们在湖里夜游了一番，随后坐在客厅里，一边吃着奶油爆米花，一边看电视。
       我们有工作了，简说。
       迪娜真讨厌，杰西卡说。
       女招待老了都是那样，简说。是干得太久的缘故。她们外表变得冷酷、邋遢。她转向我。懂我的意思吗?
       我其实不懂。但我很希望自己看上去是懂的，于是我点了点头，说，你的意思是她看上去像个娼妇。
       什么是娼妇?简问。
       好比冷酷的荡妇，我说。
       哦，简说。接着连连称是。我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在迪娜的看管下干了两星期。每天晚上，在迪娜的指导下，我们给她的客人上饮料、送食物，收拾她客人的脏碟，再摆放好桌子，把小费交给她。她会接过钱，折起账单，把它们放进围裙里。在我们双腿麻木、汗流浃背、头发也被汗水浸得油腻腻的时候，迪娜往往已穿好她那件带破烂流苏下摆的黑色薄外套。她会在门口等我们，向我们道谢，说抱歉钱不多，再给我们每人一点钱。
       这个娼妇，双胞胎说。在回家的路上，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这是我们最后一个有意思的暑假了，杰西卡说。她的头发在车子前座上甩动着，发丝扫过我的脸。路的那一边是一棵棵巨松，叶子把枝条都压弯了，花岗岩大楼里闪着灯光。等我们成了投资银行家，杰西卡说，才不会搞什么慈善呢，就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几个钱得了。
       我会死的，简说，如果到了四十几岁还是个女招待。你们瞅见她腿上暴突的青筋吗?
       要是靠端盘子过活，那可糟透了，杰西卡说。我们不会端盘子的。我们不过是干一个夏天而已。明年夏天我们就要实习了。
       她的青筋太恶心了，简说。
       我觉得她挺可怜的，我说。她有两个孩子。
       她可以堕两次胎嘛，简说。
       简!杰西卡说。别那么说!
       简转了转眼珠。开玩笑的，她说。
       回到家，我们喝茶，看了会儿电视，和平时晚上上床前一样。早晨起来，我们喝果汁——一个上午我们只喝果汁，为了健康——接着就在屋外的白色沙滩上消磨几个钟头，时不时地在湖里嬉戏。
       起先，迪娜挣得最多，但没多久，双胞胎各自挣的就是迪娜的两倍、我的三倍。迪娜似乎并不在意；她似乎并不是很在意。做女招待，她比双胞胎要优秀，但双胞胎有秘密武器——她们长得一模一样。吃饭吃到一半，一个男子会伸出粗壮的胳膊，用他的湿手握着瓶颈，说，亲爱的?简?杰西卡就会说，我是杰西卡，一样为你效劳。您需要点什么?
       那男子便会眨巴眨巴眼睛，嘴角抽搐一下，抿起嘴唇发出一记“呸”声，接着会说：你们是双胞胎?
       杰西卡便点点头。
       他就会推推桌上的其他人，多是留着小胡子从曼彻斯特开车过来度周末的医生、律师、牙医之类的。双胞胎，他说。咱们的女招待是双胞胎!
       我知道，会有人彬彬有礼地说，我一直在注意她们。
       这种时候，杰西卡就会无比耐心地等候着，一只手端稳空盘子，另一只手拿着空瓶子。随后，第一个男子就会拍拍那张亲切的、被太阳晒黑了的脸蛋，说，你们长得一模一样吗?
       到了深夜，一半的食客都能把简和杰西卡区分开来，因为他们都接受过两人的服务，并且已经把姐妹俩的雄心壮志传得有板有眼。他们会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姐妹俩，惊讶于两姐妹也喜欢高尔夫，喜欢划船，还喜欢滑水；要姐妹俩答应给他们打电话，好一起玩这些，食客中已经能把她们分清——一个个头大些，一个嘴唇薄些嘴巴大些——的那些家伙就会显得很神气，说，很好认，就看你怎么看了。之后，他们会给上一大笔小费。
       姐妹俩总是双双一起招待客人，一起拿小费；她们管这些钱叫共同基金、她们的蜜罐、她们用汗水换来的果实。每天夜里营业结束，在迪娜清洁厨房那当儿，她们就在近旁的门厅里大声地数着钱。
       没过多久，迪娜就把我们拉到一边，说我们应该准时上班。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是她做的。当然了，我们岂是傻子?
       因为我们带走了她的客人，无论他们什么时候点的单，同样的东西总是先端给我们的客人，她的客人上菜就晚了。
       她就是妒忌，回家的车上杰西卡说。因为她拿的小费太可怜了。
       我也不会给她什么该死的小费，简说。我一个子儿也不会赏她。
       我不会，杰匹卡说。给女招待的小费我决不低于20％。因为女招待很辛苦。
       我知道的就是，简说，迪娜没有权利冲我们吼叫。
       不过她也有道理，我说，我们带走了她的客人。
       抱歉，杰西卡说，不过我不认为让你的客人等候有什么大不了的。上菜上得慢，吃得才香呢!
       迪娜离异了，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孩病着。我不知道生的什么病，因为我没问。我只知道那孩子已经在医院里躺了几个月。一天夜里我们在厨房里切菜的时候，她掏出了她的钱包。俩孩子看上去约摸八岁和十岁。男孩胖乎乎的，棕发一丝一丝的，穿着件蓝色丝绒衬衫，还掉了颗牙齿。女孩的头发是灰色的，右眼往鼻梁那儿斜着。我本想问问迪娜，为什么她女儿的头发是灰的。而我真正说出口的却是他们很漂亮。迪娜的脸庞散发出黄褐色的喜悦，说，她也这么觉得。随后，她便把钱包放了回去。她可能很喜欢他们，但抽不出时间陪他们，因为有时候她要从中午工作到晚上，有的时候她还要在酒吧和休息室里举行的晚宴和鸡尾酒会上班。开鸡尾酒会的时候，她就在头发上扎一个红色蝴蝶结。八点左右，她会在餐厅里摆好最后一张桌子。然后她便做些琐事，把双胞胎找来，问她们需要帮什么忙，在完成她们希望帮忙的五六桩事以后，她就抹上点口红，把红色蝴蝶结戴上，走进酒吧。
       想起迪娜和她的孩子，我会有些悲伤。但我只是在同她说话的时候才会想起他们，好在我们说的不多。
       六月，学费账单到了，我把它放在装小费的盒子里。我担心钱不够，主要是因为我不是名出色的女招待。我努力过——我反复念叨着，红头发的要上好肋排配肉饭，金头发的要肋排配土豆，帅哥是小牛肉配米饭；可是等我到了厨房，脑子里已乱成一锅粥。一旦有六拨客人，我就招架不了。有几次我把双胞胎叫来帮忙。两人都说我应该叫另一个过来。两姐妹从来都是不慌不忙，因为她俩工作起来总是出双入对，还因为她们有计相对：牺牲。一旦客人多得应付不过来，她们就把看起来最吝啬小费的那拨客人挑出来，晾在一边，直到把其他人都招呼好了，再来应付他们。然后，她们会跟这些牺牲品解释她们太忙了，牺牲品也会原谅她们。我明白这计策的好处，但自己却下不了决心那么做，于是，我经常手忙脚乱。
       到了六月末，鲍里斯说这样下去可不行。问我知不知道他一共接到过几条对我的投诉吗?我想不想猜猜看?
       我不知道，我说。有三条吗?
       接着猜，他说。
       我不想猜了，我说。
       就当是对你的警告吧，他说。
       一个周末，两姐妹的父母回来了，为朋友们举行烧烤宴。我去拿点心，在厨房碰上了他们。他们拥抱我，说欢迎我，叫我不要客气，冰箱里的东西随意拿。通往大露台的门开着，我看见外面的朋友正在草坪上打槌球。我正打算向双胞胎的父母表示谢意，塞拉纳太太转过身，说，既然他们人都在，我们为什么不结一下房租呢?
       我看上去一定是慌了，因为塞拉纳夫妻俩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暑期房租。塞拉纳先生说了个理由。他把手放在我肩膀上，似乎也为我感到不安。房租不高的，他说。
       不是这样的。我上楼来到我的房间，取出装小费的盒子，把小费倒了出来，一个不剩地拿下了楼。塞拉纳先生盯着那堆钱看了一会儿，说他原本想要张支票，又说那就凑合吧。他拿起那堆钱，转身走回阳光房数了起来，刚才他在那里吃桃子甜点心来着。我朝海滩走去，姐妹俩正歇在那里。她们修长的棕色身躯在紫色大毛巾上闪着光，乌发的金色发梢拂过她们的脸颊。我坐了下来，把双手插进沙子里。我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付房租的。
       你没在付，简说。我的意思是，我们没想让你付。但当我们把你跟我们一起住的想法告诉父母时，我们插了一句，说这就好比往菜里再洒点糖。
       杰西卡眼睛瞪大了。往菜里再洒点糖，她说。
       她们一定是在用刻薄的眼神看着我。我知道，自己既不会起杀心，甚至连争辩一声也不会。接着，我意识到一件很令我震动的事那对双胞胎，日后总归要做投资银行家的呀。她们准会精于此道的。
       简碰了碰我肩膀。你到哪都是要付房租的，她说。
       那么，简说，房租的事，你需要我们给你帮点小忙吗?
       我们并不知道这会让你为难，杰西卡说。
       简往肚子上倒了些油，揉擦起来。或许咱们可以同我们父母商量商量，她说。叫他们把价钱降下来点，再降一半。她看着我。怎么样?她说。
       除了晚餐，我又做起了中餐那班。这就意味着白天我和迪娜搭档。中午这班并不麻烦。因为迪娜总是帮我为客人续杯、撤碗碟。我叫她不必这样，但她照干不误。我已经发觉她每天穿同一条运动短裤。裤子是黑色的，后头印着“泰格服饰”的红色大标识。前面有褶裥，让裤子看上去就像裙子一般，使她的屁股更加突兀。我对她印象不坏，因为她喜欢她的工作，也非常胜任。她有不少老顾客，那些上了岁数的人通常会给她10％的小费。她最喜欢一对瑞典夫妇。他们该有75岁了，每天中午都会来，要六杯苏格兰威士忌，两份上等肋排配肉饭，然后吃个精光。他们雷打不动给迪娜留下5美元，我起先觉得他们出手阔绰，直到看见他们的账单，才觉得让人有点气闷。
       迪娜耸耸肩。他们老了，她说。
       可他们开着梅赛德斯呀，我说。
       第二天，迪娜打电话请病假，由我招呼那些老顾
       客。他们似乎同迪娜都很熟，都让我站在桌边，听他们讲着迪娜：她如何好，她儿子病得如何，她的医药费账单如何巨大，因为她没有医保。那对瑞典夫妇对我发表了一通关于美国的演说，收尾的结论是瑞典更加好，瑞典的街道光可鉴人，人人都有医疗保险，我点点头，因为我想我点头他们给起小费来会大方些。他们给了我3美元50美分。
       我在为钱发愁，但我做女招待没有什么长进。不管我在餐厅里跑进跑出有多麻利，但面对客人和他们点的单，我还是无法做到井井有条。一天夜里，鲍里斯说下班后到酒吧去，他要同我谈一谈。在酒吧里，他请我喝了一杯酒，说我不适合在餐馆里工作。
       我告诉他我会做得更好。我说我一直在记那些菜单。但他摇了摇头。他说有些人并不具备当女招待的脑子。他说这个餐馆是个正儿八经吃饭的地方，他亲眼看到过我端着一份牛排饭，让一桌十二个人传给那位点单的客人。
       好的，我说。我不会那么做了。
       他又摇了摇头，胳膊环住我的背。我喜欢你，他说。他动不动就笑，就像才听到了一个秘密。现在他又笑了，他的牙齿又细又长。我想他的牙龈已经萎缩了。
       我也喜欢你，我说。
       双胞胎嘛，他说——她们是对小毛孩。堕落了。说真的。我可不希望明年夏天她们再来这里。
       我说我想她们实习的机会多得是。
       看样子他并没有把我这话听进去。他说这对姐妹是坏女孩。他用力捏了捏我的肩膀，说姐妹俩是从三垒位置开始生活的，没有人会用看她俩的眼光来看我第二眼。
       假如有两个我的话，兴许会，我说。我是在开玩笑，不过我猜他没有意识到，因为他说不，他们还是不会看的。接着他说他需要一个鸡尾酒会的女招待。迪娜一直在做这个。我们两个比起来，她更适合在餐厅做。他喝光了啤酒。上帝眷顾她，他说，但她毕竟有把年纪了，不能再往头上戴蝴蝶结了。
       我说我不想抢迪娜的饭碗。他盯着我看，说我不是在抢她饭碗，是他打算把这份工作给我。他又说能有一份工作，能由得我在餐厅这样折腾，我应该感到幸运，要操心迪娜的，不是我，而是他。
       无论如何，他说，她该花点时间陪她的孩子。
       我在酒吧干得还不错。工作很简单——我要做的就是记下点的饮料，把饮料端过去，收拾空杯子，拿好我的小费。酒吧有三面玻璃墙朝着湖水，深色的湖面宽广无边，灰蒙蒙的远处是一座座岛屿，松树星星点点，尽管我经常在日落前赶到，酒吧总是已经有点昏暗了，穿梭其间，心头会升起一种轻松与梦幻感。头天夜里回到住处已是凌晨两点了，姐妹俩正在看电视。
       我可不想做鸡尾酒会女招待，杰西卡说。
       别见怪，简说。
       他问过我们想不想在酒吧里干，要知道，简说。不过那听上去挺恶心。
       但不管怎样，简说，我们知道，你需要这份工作。
       第二天晚上，我在餐馆的洗手间里看见迪娜。九点了，正是我准备上班她该下班回家那个点，但看她的打扮并不像要回家的样子。她穿着一件亮闪闪的紫色衬衫，一条黑裙子，正倚在化妆台前抹着紫色的唇膏。我寻思兴许还没有人通知她不用去酒吧上班了。我很窘，正想退回去，她招手aq我进去。
       她嘴上抹着紫色的唇膏，右手略微有些颤抖。她说她有个约会一八年来的第一次。她说那家伙脖子上戴一条银链子，在dog舞厅上班，还有，他看上去很帅。他对她说，她长得有点像一个意大利影星，就是人们常常说的跟她有些相像的那个影星。她用一只手顺了顺头发，重复了一遍那个明星的名字。我从没听说过。她又说，那女星曾与查尔斯·布朗森合演过一部极有名的西部片，我假装知道查尔斯·布朗森这个人。
       约会愉快，我说。
       她谢过我，把东西胡乱塞进包里，问我是不是开始在酒吧上班。我说是的。不管鲍里斯曾经跟我讲过什么，她说，那都不是真的。我向她道歉，但还没等我说完，她就说算了吧。我不过是头羊羔，她说，无论如何，还不想胡说八道。
       因为班次不一样，我同双胞胎几乎说不上话。正餐时间，双胞胎在餐馆上班，我像个贼，或者说像客人一样在她们家里晃来晃去，翻看她们的衣橱，试试她们的衣服，在她们的食物上咬上几小口。我抽烟，看电视，等着我去餐馆上班、她们回家看电视的那个点到来。
       七月中旬的一天，姐妹俩开车去州南部距离学校不远的一个购物中心，花了几千块钱购置秋衣。回到家，她们把衣服拿到屋里，在床上一字儿摆开，叫我过去看看。我特别中意一件毛衣，那是件灰色的开司米，带软软的圆翻领，我在指间摩娑着织物，想像着这件毛农套上脖子的感觉。那当儿，我看到了价格标签。
       我说了句傻话。
       简看上去有点恼火。她说衣服是种投资，实习期间她们可以穿着去上班。她又说，在喜欢的衣服上投资是值得的。一件两百块钱的毛衣穿上二十次，简说，每次也就是十块钱。但如果买一件四十块钱的蹩脚货，而你只穿一次，一次就是四十块钱。所以，贵的衣服比起廉价货来要便宜。
       我拨弄着毛衣。它那不可思议的漂亮让我想起自己秋季的学费还没着落。我在学校里并不出色——社交方面也好，专业学习也好——但我还是想回去的。
       嘿，我说。问过你们爸爸减房租的事了吗?
       姐妹俩面面相觑。
       现在不是时候，简说。
       一切都讲究时机，杰西卡说。
       我们本来不想告诉你这个，简说，爸爸的股票近来不好。
       他听从了错误的劝告。
       所以今年夏天他没有呆在这里，因为他实在需要聚精会神对待他的股票。
       没有什么是肯定的，杰西卡说。
       今年夏天我们没有得到新车，简说，这是肯定的。
       我们一直在省钱，杰西卡说。
       我们卖力工作，简说。我们还在买特价商品。杰西卡把毛衣从我手里拿走，放在胸前比着。对钱忧心忡忡真是叫人难过。我可等不及做银行家了!我们这就去帮助人们学会投资!
       简拍了拍我肩膀。给人钱不如教人挣钱，她说。
       我要求鲍里斯把我的班次安排得更密一些，他答应给我照顾，又让我做晚餐那班了。一天晚上，晚餐进行得比较慢，姐妹俩、迪娜和我那天夜里大部分时间就坐在后头的台阶上抽烟。我们渐渐来了兴致，讨论起在餐馆打工有多么辛苦。后来谈兴没了，双胞胎将目光幽幽地投入夜色。杰西卡摸了摸迪娜的头发。
       真是难以置信你已经做了十年的女招待，她说。
       迪娜说这也没什么不好啊。
       有点儿不好，杰西卡说。我的意思是，我们一小时才挣两美元20美分。
       算上小费，迪娜说。
       好啊，简说。我们得为傻瓜，还有那可怜巴巴的保险金唱“祝你生日快乐!”。
       哪有什么保险金，杰西卡说。
       迪娜耸了耸肩。我拿到过一次圣诞分红，她说。
       多少?杰西卡说，简捅了捅她。
       哦，杰西卡说。
       迪娜把胳膊肘撑在膝盖上，盯着地面看。一大笔，她说。
       那天夜里晚些时候，双胞胎同我在看电视，我告诉她们迪娜的孩子生病的事。我讲了医院的账单，讲我取代她在酒吧工作她是多么生气。
       我很抱歉，简说，不过要是需要健康保险，他们就该去沃尔玛工作，沃尔玛提供健康保险的。
       我非常喜欢迪娜，杰西卡说，不过没人逼着她去做女招待呀。
       在沃尔玛能挣多少?我说。也就是一小时5美元?
       杰西卡把频道换到晚间节目。
       每个人都得从一个地方起步，简说。
       在酒吧工作了几个星期之后，一天鲍里斯说下班后要跟我谈谈。那天晚上，地毯需要吸尘，直到两点半我还没干好。我干得精疲力竭，但愿他已经忘了谈话的事，谁知刚一干完，他就进来了，坐在吧台旁。
       我在寻思，他说。
       他坐到我边上。
       我想的是这个，他说。他把手放到我腿上。你可以到我的船上陪我一夜，他说，明天晚上。他把头扭过去，又说，没必要当成件大事。不过是放松一下，他会带上香槟。他看着我。他的白色鬈发湿漉漉的，脸蛋也因为燥热变得红扑扑的。我可以利用一下我的员工，他说，因为这个给你一点东西。我知道你就能有余钱用了。
       我不知道，我说。我的意思是，不行。玻璃杯在我手中打滑。我需要钱，但我不能那么做。
       我付你一千美元，他说。
       哦，我说。钞票在我眼前晃动着。可我决不会那么做的。
       好吧，我说。
       第二天晚上十点钟，我正在吧台叠餐巾，鲍里斯走到我身后，肚子顶在我背上，胳膊环着我的胸。这好像不公平，我们又不是在船上。姐妹俩已经回家了——我告诉她们我认识了一个男孩，跟他有个约会，她俩瞪了瞪眼睛，耸了耸肩就走了——但迪娜还在厨房里，擦拭着双胞胎自以为已经弄干净了的器物。鲍里斯嘟哝了一句，像是在预祝我们两个能够愉快尽兴。在他耳语的时候，我转过身，看到他堆满脂肪的下巴上那一簇簇白色的汗毛。他浅笑盈盈，嘴半张着。他的气息有股薄荷和馊了的牛奶的味道。
       请原谅，我说。我走进洗手间，锁上门，坐在马桶上，我一个劲地想着那一千美元。一千美元。不过这不管用。我不想上他的船。我知道自己的行为糟透了。我被教导不能背弃承诺，可我不清楚自己怎么会在第一时间应允了他。这实在太傻了。就算今年秋季我回不了学校，明年也是可以的。我咬着指甲。我把在晚餐拿到的小费又数了一遍。我数了三遍。钱不多。但我自信作为女招待自己正干得越来越好。我把小费放进围裙，走到餐厅。鲍里斯坐在桌旁。
       我说我认为自己不能那么做。
       他生气了，站起来，在空荡荡的餐厅里嚷嚷，说我浪费了他一晚上，而他是不会让我浪费他一晚上的。他又说了些别的，什么他如何从家里带来香槟，又买了一台新收音机。他摇摇晃晃，衬衫上溅着啤酒。我说我很抱歉。他说他才不在乎我是不是感到抱歉。我走回洗手间，在那里呆了一会儿。我又数了几遍小费。随后我走到厨房，向迪娜提出一起搭车走。很晚了，我以为她已经走了，可她还在。她穿着黑外套，所有的东西都装在一个包里。当我提出搭车一起走，她盯着我看了看。她黑发朝后梳着，面容憔悴，还抹着紫色的唇膏。她先是无动于衷，后来回答，也只是说了一句：去叫辆出租车。
       次日一早我下楼，简正在厨房的餐桌上吃松饼，杰西卡在煮茶。她们口气温和地说，我回来了，她们很高兴。又说我兴许应该住到别的地方。
       这天阳光明媚，在海滩上消磨了三个钟头之后，她们拥抱了我，原谅了我，对我说不希望我离开。
       我们可不傻，要知道，杰西卡说。好像有个混蛋的人要你做什么混蛋的事，好像你先是答应了，好像后来你又变卦了。
       我就知道你不会那么做的，简说。假如你对那个有所考虑的话我就要疯了。我没疯，我更关心你的健康。
       你的心理健康，杰西卡说。
       更不要说你的灵魂了，简说。
       有时形势逼人，杰西卡说。但你还是得好好把游戏进行下去。
       我点点头，躺在她们俩的一条毛巾上，又抹了一点她们的防晒油。
       三点钟，简起身回屋，回来的时候，她大叫大嚷，哇!哇!
       杰西卡扭动着，用胳膊肘支起身，一只手遮住眼睛。我姐姐疯了，她说。
       简嚷嚷道，老爸的股票又恢复元气了!
       哇!杰西卡说。
       比过去什么时候都要好!
       杰西卡转向我。他真的很着急，她说。他担心他只能做老二了。
       我们就要有新车了!简说。
       杰西卡高举双手。哇，她大呼小叫。哇!
       还有，简说，我把最好的留在最后说。她看着我。你准备好了吗?
       我点点头。
       他降低了剩下那一半的暑期房租!他减了一半，接着又减了一半!
       太棒了，我说。
       简碰了碰我的胳膊。我叫你别担心的。她说。
       那天傍晚四点五十五分我们才到餐馆，迟到了。迪娜正在布置餐桌，她那件白衬衫的口袋上还有一摊昨晚留下的石榴汁印渍。她走路的样子挺滑稽，迈着小碎步满屋子走，屁股一动不动。又像是有人在她嘴上来过一拳。
       厨房里，杰西卡瞪大了眼睛。哦，她说。
       简点了点头。我对她感觉不坏，她嘟囔道。
       杰西卡握住了简的一只手。
       那天晚上，迪娜的手脚有些慢，有两次没拿到小费。鲍里斯呆在厨房里，他在烧菜或是因为我们没有及时把菜端走而冲我们嚷嚷的时候并不是醉醺醺的。他大部分时间呆在后头，切着菜。
       第二天，我得了流感病倒了。我病了一星期。好了以后，姐妹俩告诉我，在我缺勤的这段日子里，有天那对瑞典夫妇到餐馆来吃午饭，被迪娜轰出去了。据洗碟工讲，那对瑞典夫妇才走进餐馆，迪娜就下了逐客令。她还说了些别的事。一直在厨房里听着的鲍里斯跑进来，让迪娜停下这天余下的工作。随后，他亲自为这对瑞典夫妇上菜，并且饮料免费。据站在走廊里聆听的洗碟工讲，那对瑞典夫妇并没有责怪迪娜，他们甚至为迪娜的举动辩解——他们说孩子生病是会让人发疯的，他们自己也曾经为不足挂齿的事情疯过几回呢，所以，应该原谅迪娜。鲍里斯叫他们不要放在心上。
       很快，迪娜就被餐馆解雇了，鲍里斯留下了我。双胞胎返校了，我独自一人度过假期的最后几周，没了家庭气氛，餐馆好像有些不一样了。鲍里斯说那年夏天发生了那么多的事，但愿他同我能和睦相处。我点了点头，他说迪娜早就想离开餐馆了。我又点了点头。他硬往我手里塞了一个信封。里面有张纸，但是我吃不准那是钱还是一封长信。鲍里斯祝我学校生活愉快，他T恤衫的胳肢窝那里已经变黄变硬，人看上去也有些疲惫。不过他笑了。希望你也能知道，他说，不管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你可以一直回这儿来。他伸出双臂拥抱我，紧紧地。他说，我们总会有地方安排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