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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　袁　圆　文　[日]上总英郎
       第一节　双面像——面临苦恼的远藤
       读过远藤周作作品的人都知道，一提到远藤文学，首先浮现在脑海里的可能就是天主教文学。当然，因为作家本人是天主教徒，创作了一些关于天主教的作品是很自然的，但同时在他的多篇随笔，特别是以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活跃于日本中世的武将为主人公的历史作品中，以及堂堂男子汉突然变性成为女子的幽默讽刺小说里面，主人公风格迥异，让人无法相信这些竟是出自同一作家之手。远藤的这种作风与其人生的各种经历体验有很大联系。我们可以将他的作品分为两类，即内容较严肃的纯文学和艺术质量较高的通俗文学。本文首先回顾远藤的童年经历，进而探索他的另一面。
       据相关年谱记载，“大正12年(1923年)3月27日，远藤生于东京巢鸭。父亲名常久，母亲名郁。上有一长其2岁的兄长正介。当时，父亲是安田银行(富士银行的前身)职员，母亲毕业于上野的音乐学校(东京艺术大学的前身)小提琴系。”在他3岁时，因父亲的工作关系，举家移居到当时日本的直辖殖民地、现中国东北的港口城市大连。
       远藤的少年时代可谓纠纷不断。首先是父母因感情不和而离婚。据年谱记载，远藤小学3年级开始父母感情出现不和，导致其上学一直闷闷不乐。对他来说，比起去学校，放学后回到那个破碎的家时心情更糟吧。尽管父母不和，但并没有对他直接实施过暴力。可以说，父母都是很爱他的。但对远藤来说，这是一种折磨和痛苦。他并不怨恨自己的父母。如果偏向其中哪一方，则是对另一方的背叛，正因为如此，在远藤幼小的心灵里，早早埋下了因无法逃脱“背叛”而产生的罪恶感的种子。
       回到日本后，父母离婚，远藤与母亲同住。这个时期的远藤，接触了罗马天主教的洗礼。最初并不是因其个人意愿接触天主教，而是在母亲，远藤最爱的、最不愿意背叛的人的意志下接受基督教的，这也是晚年的远藤在基督形象上塑造“背叛=罪恶”的创作模式的原因。少年时代，他几乎毫不怀疑地去教堂，在母亲的影响下加入天主教，但在这个过程中却渐渐产生了困惑，而就在那时他与母亲的关系变得疏远。为了读大学预科，他离开了母亲，投奔住在东京的父亲。这段时期，引发的困惑越发强烈，他甚至多次考虑退出天主教。如果当时的远藤还受少年时代的“背叛”的想法的纠缠，那么离开最爱的母亲，投奔父亲，对母亲来说必定是一种背叛。可以说，对母亲产生的罪恶感与由此产生的不愿与母亲割断关系的矛盾，成为了他不放弃信仰天主教这个与母亲相连的唯一接触点的原因。
       第二节　留学之前
       对于远藤来说，自己人生中最具有意义的时期莫过于留学和住院这两段时光。
       据年谱记载，远藤在进入庆应大学之前曾经就读于上智大学。住在上智大学的天主教宿合，他受到法国天主教、当代哲学家雅克·马里坦与其学生吉满义彦氏的强烈影响。作为接触西洋事物的“新新人类”，远藤产生了一种疑惑，即与自己所生活的日本产生的“距离”。两位哲学家告诉远藤，要想在以人为中心、科学振兴的当今实现神的复兴，应该回到通过神而获得充足的中世时期。也就是说，现今世界偏向于物质文明，渗透了不可信仰虚幻之物的思想。如果能够让中世时代的天主教世界在当今复活，那么整个世界也就回到了精神文化为主的中世。但是，在西洋时代的中世可能存在依靠信仰神而获得充足的世界，而在日本的中世时期，并无明确存在的所谓的神。远藤苦恼的是，用什么向人们展示西方所谓的依靠信仰天主教而获得的充实呢。吉满认为可以在日本创造新的天主教世界。事实上要把新的基督教文化扎根于日本文化中是件相当困难的事，因为在日本基督教历史是空白的。在这之前有过先例。1549年传教士沙勿略给日本带来了天主教。因为是西方人带来，可能还不能称为新天主教文化，但是西方人想把天主教这一文化根植于日本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但因镇压天主教信徒事件，传教一事很快夭折。不仅是镇压天主教信徒事件，从此事件看出的信徒对神的“背叛”也是远藤自少年时代就有的苦恼，因为他并不能简单地同等看待日本和西方。
       西洋存在基督这种明确化的“神”，西欧人民把这个神视为生活支柱，已经有了一定的历史。日本则存在佛教。在日本历史中所存在的多个宗教中，“禅”被视为与西洋的基督教相对应的宗教。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佛教中，净土真宗、天台宗不是密教，只有禅宗完全强调与西方的距离感。比如，西方的天主教认为判断力、话语、理性、意识等都是神所赐予的，当你大彻大悟时，会用上所有这些。而在禅方面，即便没有这些要素仍然可以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也就是说，禅宗的大彻大悟是完全除去人类意识形态后所领会和看到的东西。当时，远藤对天主教产生了强烈的逃避愿望，在受到日本宗教中“禅”的提示后，发觉日本虽存在宗教心，但人们未必相信明确化的“神”的存在，因而对天主教的疑惑愈加强烈。但同时，远藤也发现西欧与日本在达到大彻大悟时的意识方向的差别，这在下文的“无意识”创作方面笔者会进行详细说明。
       远藤对吉满的看法持有疑问的同时，尽管身处天主教信徒被镇压的时代，为研究天主教不惜搭上自己的人生，选择去法国留学。并将日本的泛神论和西方的一神论的对立作为主轴、寻求日本不能接受西方天主教的原因。
       此后，远藤从上智大学退学，进入庆应大学攻读法国文学专业。他在后来写道，看了在下北泽的旧书店购买的佐藤朔的《法国文学素描》后，决定选择法国文学。当时的远藤还是大学预科，攻读的是德国文学，并没有接触法国文学。而恰好在无意中路过的旧书店看到了这本书并深受感动，暗暗决定第二年进人大学时攻读法国文学。远藤对三浦朱门说过：“如果没有遇到佐藤朔先生，我可能不会真的想去学习法国文学。与佐藤先生相遇后，我看到了自己今后人生的方向。”与佐藤这样的相遇，对远藤来说是个转机，他的小说的艺术手法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远藤进入法国文学专业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社会不仅涌起“文学系等不值得冠以大学之名”之潮，法国的巴黎也被德国纳粹占领，傀儡政权在南部苟延残喘，并不适合留学去研究法国新天主教。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远藤还毅然选择这条危险的留学之路呢?正如上一节所提到的，远藤在这之前的人生之路也异常艰辛。双亲离婚，对母亲的爱和对父亲的怀疑，出类拔萃的兄长带来的压力……因此远藤选择法国，而且是天主教文学，这种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很难继续研究的学科，是早有一定打算的。中世、江户时代、天主教刚传入日本的时候，尽管织田信长为取得贸易方面的好处同意传教，但此后丰臣秀吉开始对天主教信徒实行镇压，在历史上是相当残忍的。面临残酷的镇压，天主教仍然顽强生存着。远藤从经受这种镇压而顽强不屈的天主教信徒身上看到了潜藏着的日本人的宗教性，并且把天主教所面临的严峻环境换作自己学习天主教的环境，试图探索
       天主教教徒和日本人之间的矛盾。
       第三节　留学——阻挡着的“距离感”
       昭和25年6月5日，作为日本战后首批留学生，远藤乘坐法国马赛曲号船于横滨港出发，奔赴法国去研究法国现代天主教文学。日本近、现代时期的海外留学，经常被分为漱石型和鸥外型，从当时日本与欧洲的关系及对远藤本人的影响来看，他的留学属于漱石型。
       对于战败后的日本来说，去海外留学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去留学的远藤应该是个得天独厚的、出色的“尖子”。但实际上留学生活与所应具备的优越环境相差很大。
       而森鸥外的留学环境才是真正的优越型。他以优秀的成绩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被任命为陆军军医，一路仕途顺利。明治17年，为进行陆军卫生制度调查和兵营卫生学研究，他作为公派留学生赴德国学习。当时的日本处于文明开化时期，新时代的即将到来，国民自信满满，认为自己走在时代最前列。鸥外本身又通晓德语，留学时作为军医受到了最高待遇，因此他的留学生活里并没有留下劣等感之阴影。不仅如此，他还将自己在德国与一名女舞蹈演员的恋爱经历作为素材，创作了处女作小说《舞女》。
       而另一文学巨匠夏目漱石的留学与鸥外的际遇可说有如天壤之别。1900至1902年两年多的英国留学，对漱石来说是不愿再度经历的严峻的考验期。因为当时的漱石已经34岁，身为人父，又面临第二个孩子的出生，政府给予的小额奖学金只够其一人勉强度日。对于漱石来说，伦敦的生活相当凄惨，并不能简单地应付。生活贫寒，身处异地的不知所措激发了他强烈的思乡之心。在被慢性胃溃疡折磨的同时，他还深受神经衰弱初期发作的煎熬。但他的神经衰弱并不是如众人认为的那样，因面临残酷现实生活，极其敏感的心灵不堪重负陷入绝望状态。第一，在面对西方的事物时，漱石产生了自卑感和劣等感。第二，漱石体会到所谓的英国文学和他以前所认识的英文有着极大差异，提出“利己主义”，开始探究文学的本质。
       那么，远藤的留学生活如何呢?他把自己的留学经历写成随笔并收录在多本书里。在他对在日学长和朋友所作的留学报告中，记录了他自1950年起三年的留法经历，最后被收录到《法国的大学生》一书。远藤在回国后完成的这本书的后记中这样写道：“在1953年的今天来看，最痛苦的是51年和52年。”
       仅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远藤的留学生活并没有那么开心。的确，当时日本战败，国民之前所深信的全部遭到否定。加之受金钱所迫，出国所乘的船是四等舱。这样看来产生自卑感也是必然的。那么远藤的留学属于漱石型留学。那么在第一年就让远藤产生逃离的想法，并在此后左右他的究竟是什么呢?
       在探讨留学中的远藤面临的苦恼之前，我想先探索他在留学前所持的想法及留学目的。留学前，远藤借鉴了某个作家的小说创作手法并试图确立自己的小说风格。那时候他读的书是《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天主教作家的问题》和莫里亚克的《小说论》。远藤提过这两部作品对他自己的小说有很大影响。远藤最初接触到这两本书，是他刚进入庆应大学学法国文学的那一年。如前所述，远藤深受佐藤朔的《法国文学素描》的影响，进入了法国文学专业，但佐藤因生病而停课一年。于是远藤通过书信向佐藤直接表达了尊敬之情。之后在与他初次见面时，又收到佐藤赠送的这两本书。远藤受到莫里亚克作品极大的影响并不完全是因为佐藤的推荐。莫里亚克在自传中写道：“我是生来就接受了洗礼的人，不是改变信仰的人。”莫里亚克和远藤一样，因为不是按个人意愿加入天主教而感到自卑。远藤看到与自己际遇相同的人的作品，感同身受，似乎从中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莫里亚克作品，对人物的行动等事实写得很清楚，但并不对人物心理进行分析描写，也不涉及行动的具体环境和经过。如此，人物的内心世界变得难以揣测。莫里亚克通过不完全展示作品人物的内心世界，成功将“无意识”带人到人物的行动中。
       这一创作技巧很大地影响了远藤。他和莫里亚克一样，因为对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存在自卑感，对于事先把握作品人物的心理并进行展开描写没有自信。但是相似点越多，与莫里亚克的不同之处反而让远藤觉得苦恼。首先，两者发生的冲突是对于作品人物描写方法上的“距离感”。其次，远藤在“无意识”创作方面，对于西方和日本的不同持有疑惑。莫里亚克受弗洛伊德很大影响，把“无意识”置于病态的场所和罪孽的母胎。莫里亚克开始捕捉“无意识”，也是因为与弗洛伊德产生共鸣，认为人内心深处存在着无法把握、浑浊的“空间”。而这种无意识观实际上是弗洛伊德的。
       西方人喜欢二元思想，认为能通过理性来把握、弄清楚、令秩序合理的事物是善，混沌不清、难以捉摸、令人毛骨悚然的事物则是病态的。作为日本人，远藤对西方人的这种看法感到困惑。日本人不喜欢把事物看得很透彻。在看待神和佛方面也一样，在西方，相比教义和影响，更加重视存在性，比如“是否真的存在奇迹?”“基督存在吗?”这样的困惑。但在日本，相比神的存在性和真实性，更加重视是否感受到神的作用，即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如前文所述，大彻大悟是在无意识中达到的。远藤好不容易了解“无意识”的投影这种新的创作技巧，即便日本读者看到自己的作品，如果错误地把握了“无意识”，那么这种创作技巧不起任何作用。远藤深深感受到西方和自本在捕捉“无意识”上面的“距离感”。
       这样远藤，从“无意识”的设置这种小说创作技巧的另一面似乎看到了日本天主教文学的处境，为西方与日本之间的“距离感”痛苦着。昭和28年(1953年)，他又因患结核病而回到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