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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　黄少婷　文　[美]琳·依格尔
       去年夏天一个晴好的午后，我顺道拜访了大都会博物馆，在馆中，我满心渴慕地久久凝视着一件1911年的保罗·布瓦雷晚礼服，这件礼服的面料采用了郝鲁尔·杜非设计的印花天鹅绒，袖子宽大，绿松石色的衬里历经近一百年的时光仍然光泽闪耀。我素有衣着考究的恶名，这一天我身穿一件“Liberty of London”牌子的衬裙，外套黑色真丝雪纺罩衣，加上猩红色紧身裤和古铜色便鞋，这套行头若是让布瓦雷看见，准会叫他喜得满面红光。其他参观者在我周围转悠，他们大多是牛仔加T恤，有的甚至还不知羞耻地拿着矿泉水瓶——当代衣着粗陋的招牌——招摇过市。他们或许会向展出的布瓦雷作品投以赞许的目光——他的金色“Irudree”直筒晚礼服在臀部处奇异地松松卷起，他的长及脚踝、浅紫红与金色相间的“日”服(那是怎样的一日啊)，他著名的“果汁冰糕”套装以及他那连着撑裙的长罩衫——然而，不像我和城里其他为数不多的奇装异服者，这些身穿蓝色牛仔，大灌矿泉水的人们没把自己装扮成费里尼的电影开场。尽管他们可能永远不会自知，但实际上他们却是可可·香奈尔的精神传人。香奈尔是大都会美术馆前一期回顾展的主题，也是布瓦雷一生中最强劲的对手。
       大都会美术馆展览的题目是“布瓦雷时尚之王”，这也是这位设计师1931年自传的署名，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间，他在时尚的宫廷中的确呼风唤雨。
       作为这个展览的负责人，哈罗德·柯达和安德鲁·波尔顿在大都会博物馆最近出版的《布瓦雷》一书序言中写道：
       通过将女性从紧身胸衣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将冰冷僵硬的双曲线轮廓增添的庄严消解，布瓦雷实现了服装制作中随之而来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将重点从剪裁技术转移至褶皱技巧。
       简单地说，布瓦雷将女性从十九世纪紧束腰部让人喘不过气的畸形撑裙中解放了出来，基本上废弃了臭名昭著的前凸后翘S型轮廓。关于这点布瓦雷自己曾经写道，这让女性看起来似乎“被分成两半……身后还拖着个锚”。他用简单的帝国腰线裙，茧形外套和蝙蝠袖取而代之，这些衣裳大胆地采用鲜艳的撞色，灵感来自于俄罗斯芭蕾舞团(Ballets Russes)的演出服，并以苏丹后宫般奢侈华丽的面料加以演绎。
       尽管20世纪初一经问世就轰动一时，然而今日布瓦雷的贡献常常被我们忽略。当我们列举过去一百年间的服装形制改革者时，布瓦雷的大名未必浮现于脑海之中。这个名单始于沃斯的撑裙，经由煽风点火的香奈尔，到超现实主义的夏帕瑞丽(Schiaparelli)，再到迪奥的“New Look”，然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尚革命中炸成千万个碎片。然而尽管布瓦雷的角色常被忽略，他与上述这些耀眼的明星同样重要。
       布瓦雷出生于1879年的巴黎。青年时代的他喜欢幻想，为了将他推进现实世界，他的父亲把他送去雨伞制造公司当送货员。按照弗朗索瓦·波多短小精悍的《布瓦雷》(似乎每本关于布瓦雷的书都叫做“布瓦雷”)一书中所言，
       有一次，他的姐姐送给他一座小小的木制人体模型……一个个傍晚，他在自己的房间里用雨伞工场里捡来的丝绸零料制作出精美绝伦的套装。
       布瓦雷很快就用与真人同比例的模型代替了人偶模型。他在两个一流的服装作坊，杜塞和沃斯当过学徒，他的革命欲望不久就蠢蠢欲动：在沃斯工作时，他曾为俄国公主巴丽亚金斯基(Bariatinsky)设计制作了一件黑色羊毛斗篷，剪裁仿佛和服；柯达和波尔顿称，当公主见到这件衣服时大声惊呼：“多么可怕；在我们那儿，如果有下人跟着我们的雪橇跑讨人嫌，我们就把他们的头砍下来，然后把尸体装在和这一模一样的袋子里。”
       显然，设计出这种衣服的人没法给别人打工。1903年，布瓦雷用母亲借给他的钱开始了自己的生意，他在奥博街开设了自己的店铺，在这里发布他不拘一格的构想，其中有的设计灵感来自于18世纪后期内阁执政时期的服饰，腰线提高至刚好位于胸部以下，裙子成直筒状垂下。他还尝试了灯罩形束腰外衣和一步裙。(“是的，我解放了胸部但是束缚了双腿，”布瓦雷这么说起他的后一种发明。)更激进的是他对于内衣的态度：用柔软的“cache—corset”胸衣替代了遭到从医生到妇女参政主义者一致唾弃的鲸骨束身衣，布瓦雷的这种内衣是胸罩的前身，他用宽阔的硬质带子替代了紧绷的蕾丝带。当时的帽子硕大无朋，上面的装饰从两根白鹭毛到整个动物标本应有尽有，而布瓦雷则设计了一种简单整洁的印度头巾。他的服饰的魅惑不仅来自地球的四个角落他的其余套装吸取了中东舞女，乌克兰农夫，贝多因条纹带帽斗篷和伊莎多拉·邓肯式的希腊青年服的灵感。
       1911年，在布瓦雷的创造力达到巅峰之时，他举办了声明狼藉的“一千零一夜”派对。伊芙尼·德朗德在她权威的《布瓦雷》一书中对于此次事件的描述让我们得以窥看布瓦雷心目中的好时光。“波斯乐队坐在小树丛下，鹦鹉在装点着千百盏彩灯、粉色朱鹭和五颜六色垫子的树丛中飞舞。”在宴会的后半段，“苏丹——布瓦雷自己”从镀金的笼子中救出了他假装一筹莫展的妻子，同时也是他最喜爱的模特儿德妮丝。布瓦雷举行这次派对时，可可-香奈尔年方二十八。假如布瓦雷代表了波斯的精粹(在自传中，他将自己描述为“来自巴黎中心的波斯人”)，那么她就是个野心勃勃的暴发户。在许多方面，他们几乎截然相反，他是头体型壮硕，群居的熊，她则瘦骨嶙峋，身材窈窕，平胸瘦臀，拥有在下个世纪大行其道的理想身材。他喜爱俄罗斯芭蕾舞团的明艳色调；而她对时尚的主要贡献之一却是对黑色的依赖。在来到巴黎之时，香奈尔已经经历了几度人生。她成长于法国中部的一个孤儿院，然后作为一个歌手，类似于现在的酒店歌手，小有所成，之后她邂逅了艾迪阿尼·巴勒桑，一位虽非才华横溢但却富有的骑师。巴勒桑圈子里的其他女性——女演员，风尘女子——对可可低调的个人风格大为赞赏，这种风格包括男性化的斜纹呢，清爽的白色上衣和在当时来说相对朴素的帽子，那时候大多数女人名副其实整个埋在羽毛和蕾丝的坟堆中。尽管她们兴致盎然，当百无聊赖的香奈尔乞求巴勒桑助她进军时尚界时，他并未表现出浓厚兴趣。
       香奈尔的下一个情人，英国煤炭业公子哥亚瑟·“男孩”凯布尔，对此支持很多。她随他来到巴黎，并且开始出售帽子，最初是在巴勒桑位于布勒瓦马勒夏伯的公寓(香奈尔的私生活很复杂)。香奈尔的生意业绩不俗：当布瓦雷和他的同类还在伪装帕夏和艺妓时，香奈尔在多维尔开设了一家小店，除了她标志性的朴素帽子，还出售标新立异的外衣如套领毛衣。艾克塞尔·梅德森在他的《香奈尔：忠于自我的女子》一书中简明扼要地总结了香
       奈尔的傲慢：
       在1913年，人们通常认为针织物过于柔软沉闷，除了内衣什么都做不了，而法兰绒则过于劳动阶层或男性化，用于女装不够时髦。她用灰色平纹织物制作出别致的服装以及她的海军服，这些与当时女性所穿过的任何服装都大相径庭。回头来看，这些款式似乎都很基本，但是当时没人能够保证苛刻的贵族顾客可以接受这样一个概念：自然的舒适比女性特质更重要，以至于一个地位稳固的女性愿意承担不强调自身魅力的风险。
       有一张香奈尔这一时期不同寻常的照片流传至今：她站在她的多维尔商店门前，身着宽大的束带开襟羊毛衫，双手插袋她头上戴着一顶简单的大檐帽。这身套装只要稍加改动(她穿着的裙子特别长)就可以穿上1970年或是2007年的大街，而不会让人另眼相看。布瓦雷不拘一格的套装当然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虽然从其它方面来看他异常摩登。到1911年，他已经或多或少发明了现在所谓的生活方式营销(lifestyle marketing)，他设立了一所面向具有艺术天赋的劳动阶级女孩的学校——他把他们称作马丁妮，这是他二女儿的名字——在这所学校中，她们学做家具、地毯和玻璃器皿。布瓦雷还引入了一种署名香水，罗西妮(以另一个女儿的名字命名)，这种香水包含着他惯常的奢靡；它被装在穆拉诺棕色玻璃制成的瓶子中，上面装饰着三色花结或象牙瓶塞。他或许开辟了先河，但是香奈尔窃取了胜利果实：1921年，她推出了香奈尔五号，这款香水仍然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香氛，直至今日的包装依旧是简洁的方形小瓶。
       布瓦雷华丽的裙衫和配套的长沙发，他的名为“米娜蕾”和“郁金香芳芳”的香水，是为有闲、有钱和愿意身着冰淇淋杯形状的衣衫在房里优雅踱步的女性设计的，她们浑身散发着天方夜谭般的芬芳。而与此相反，香奈尔女孩却套上一件著名的小黑裙，有的是正版，有的是赝品(它们一经问世就被复制，具有先见之明的香奈尔非但对此不以为意，反而认为这是件好事)，戴上假的金项链(仿真首饰是香奈尔的另一创举)，跳上地铁。
       布瓦雷对此并未坐视不理。如波多所言，他厌恶这些新女性，这些“营养不良，身穿黑套衫的电报男孩”；据梅德森说，布瓦雷为这种受到香奈尔式纤瘦而出奇年轻的时髦女郎偏爱的风格赋予了一个专名：“miserabilisme de luxe。”德朗德更是添油加醋——她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布瓦雷和一袭黑衣的香奈尔在巴黎街头的一次偶遇，很可能是讹传：
       “小姐，你在给谁服丧?”据说有一天他这么问年轻的香奈尔……“给您，亲爱的先生!”
       到1930年，布瓦雷彻底完了。他打赌二十世纪的女性会将自己扮作奢华的艺术品和幻想的女神，然而他却下错了注。他把他的服装作坊抵给了债主，他的财产被变卖，他沦落入相对的贫穷境地。(即使如此，他一贯的漫不经心却完全没有消减：德朗德写道，当他好心好意的朋友们借给他40000法郎还债，钱一到手他却直奔Royale街和Faubourg Saint-Honore街上的商店，回到家的时候口袋里只剩下10000了。)
       布瓦雷于1944年去世，或多或少是因为心灰意冷。五个月以后，香奈尔遭到肃清委员会的拘捕，并被要求解释她触目惊心的战时纪录，尤其是她明目张胆地与一个德国军官在利兹同居。据梅德森说，希希尔·碧顿听闻，当有人质问可可是不是与德国人有染时，她回答，“说真的，先生，如果我这个年龄的女人有机会找情人的话，谁能指望她先看人家护照呢。”
       据谣传，后来多亏了她战前结交的朋友温斯顿·丘吉尔的干涉，她才免遭剃光头的惩罚。
       当然，大都会博物馆里四处转悠的参观者大多对这段不光彩的事迹知之甚少。他们知道的只是他们现在能在任何场合穿着实用的面料，至少从衣着上来说，富裕与贫穷的界限已经几乎被模糊了，而且当代对舒适的迷恋为所有阶层的人们所共享。但是尽管舒适地穿着他们睡衣般的套装，他们却无法代表时尚的全部。仍然有一小撮人追随着布瓦雷的脚步，用丝绸和亮片装点自己，纯粹是为了享受盛装打扮的乐趣，尽管扣保险带或是过机场安检的时候甚为不便。
       参观完博物馆之后，我沿着最喜欢的购物街漫步，在这里仍然能够听到布瓦雷的心跳，尽管微弱。我可以从约翰·加利亚诺人工刺绣的和服外套中听到这心跳，可以从罗伯托·卡瓦利装饰繁复、烂得杰出的休闲服中听到这心跳，还能从克里斯汀·拉克瓦闪亮的设计中听到这心跳。但是或许没有人比比利时设计师德里·凡·诺顿更完整地继承了布瓦雷的灵魂，他在巴尼斯百货占地不少。对于凡·诺顿来说，在托加袍长度的外衣上运用大量珠绣和褶皱是稀松平常的事，他的作品中偶尔会出现一两件茧形外套。
       在巴尼斯，仍然沉浸在大都会展览中的我决定试穿一件高腰线、大量贴花的凡·诺顿裙，这件裙装与博物馆那件布瓦雷－杜非外套有几分相似。当我走出试衣间时，我觉得它看上去相当漂亮。但是即使是我这样一个顽固不化地坚守华丽衣着原则的人，也情不自禁地揣摩，在下面加上一条牛仔裤，缚带胸衣里隐约露出T恤该有多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