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莎士比亚生平的许多细节，都不是绝对可信的。
——格林布拉特
一、你将谁比作夏日
南安普顿伯爵三世亨利·赖奥斯利（1573-1624）与莎士比亚结识之初，年约十八，已是剑桥大学的毕业生。伯爵容颜昳丽，风流倜傥，极爱看戏，几乎每天进戏院。格林布拉特(注：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新历史主义的代表批评家，文艺复兴研究权威，著有《莎士比亚的协商》、《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炼狱中的哈姆雷特》等重要学术作品。莎氏评传《俗世威尔》（Will in the World: How Shakespeare Became Shakespeare）是他的最新著作，2004年在美国出版，中文简体译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7出版，译者是辜正坤等人。本文中对此书的引用，皆出自该译本。)认为以赖奥斯利贵公子的身份，不可能与演员混迹一处——当时剧院的座位设置很严谨，贵族和平民不能坐在一起。他或者让中间人作介绍，或者派人召莎士比亚来会面，假如要刻画他不拘小节的性格，大可想象他亲自跑到后台去找人。总而言之，后世推测他与莎士比亚是在剧场结交，没引起争议。
赖奥斯利为人谈论最多的隐私，是他的终生大事。他童年失怙，继承了大笔遗产，受到伊丽莎白的权臣伯利勋爵的监护，后来成为此人的侍卫。在当时的侍卫体制下，监护人有权包办侍卫的婚姻，较为滑稽的是，如果侍卫拒绝被安排的婚姻，就必须赔偿女方不少钱，或可谓之“压惊费”。
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伯利给赖奥斯利定下的未婚妻是他自己的孙女，也就是说，如果赖奥斯利回绝婚事，在金钱上就得任伯利宰割。他也确实回绝了，“罚款”高达五千英镑。此事引起家族的恐慌，可惜年轻的伯爵一贯挥金如土，我行我素，又是厌恶婚姻的“避婚族”，毫不在意被罚的巨款和族人的施压，这迫使伯利等人改变策略，采取心理攻势。
格林布拉特联想到：“可能伯利或南安普顿之母的圈子里有某个人，他留意到了年轻的伯爵对一个有前途的诗人兼演员的才干或本人感兴趣。”这个有前途的诗人兼演员就是莎士比亚。十六世纪九十年代初，虽然莎士比亚最重要的作品都尚未问世，但他已经写出了《错误的喜剧》、《亨利六世》和《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等作品，崭露头角。同时代剧作家格林那段关于“暴发户乌鸦”的名言，原意是讥讽莎士比亚的“不正当竞争”，后来却一直被人津津乐道，成为莎士比亚对当时剧坛影响力的有力佐证。在这种情况下，猜测莎士比亚那十四行诗集的前17首是献给赖奥斯利的“劝诫诗”，显然是说得通的，况且事有先例，很可能在那之前，莎士比亚已将他那两首长诗《维纳斯与阿多尼斯》、《露克丽丝受辱记》题献给南安普顿。
莎士比亚的154首十四行诗，缘起扑朔迷离，版本汗牛充栋，是古往今来最惹争议的诗集之一。根据梁实秋的说法，学者和批评家对十四行诗的钻研之细，致力之勤，仅次于对《哈姆雷特》。诗中涉及不知姓名的“美貌青年”与“黑肤女士”。早在格林布拉特之前，被题献者“W. H.”即南安普顿一说已颇为通行，赖奥斯利甚至是最热门的候选人（注：主要有南安普顿伯爵（Henry Wriothesley）说，彭布洛克伯爵（William Herbert）说，威廉·休斯（William Hughes）假想说——王尔德曾以此题写过论文式小说《W.H.的画像》，以及最离奇的莎士比亚说——认为W.H.是William Himself（即威廉自己）的缩写，详见梁实秋《莎士比亚全集·十四行诗》的译序。格林布拉特在《俗世威尔》中倾向于南安普顿说，但也认为彭布洛克伯爵不无可能，甚至有可能是一诗两献。）。十四行诗集的前126首，是献给一位青年朋友，或为歌颂友谊，但若真为友谊，未免过于“耽美”。其中有对青年之美颂扬如“别把岁月刻在我爱的额上/或用古老的铁笔乱画下皱纹/在你的飞逝里不要把他弄脏/好留给后世永作美丽的典型”（第19首）（注：本文所引诗句采用梁宗岱先生的译文，出自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离愁别绪如“天天都是黑夜一直到看见你/夜夜是白天当好梦把你显示”（第43首）。有指责友人重色轻友，抢走叙述人爱侣如“无论到哪里，诱惑都把你追寻/你那么温文，谁不想把你夺取？”但随后又表示“你占有她，并非是我最大的哀愁/……她占有你，才是我主要的烦忧”（第42首）。进行规劝又忍不住表达心意如“多少爱慕你的人会被你拐走/假如你肯把你全部力量使出/可别这样做；我既然这样爱你/你是我的，我的光荣也属于你”（第96首）。第20首干脆连暧昧都省却，直截了当地称“你有副女人的脸，由造化亲手/塑就，你，我亲爱的情妇兼情郎/有颗女人温婉的心……”纵使莎士比亚时代的十四行诗语多夸饰，文字游戏成风，也无法阻止后世读者对诗歌背后的故事想入非非。诗歌恣情挥洒，看似直抒胸臆，又不禁让人猜测这是否带有自传色彩，进而疑心莎士比亚的性向。17世纪的书商约翰·班孙盗印了这些十四行诗，但把里面的男性代词改成女性，使得这些诗看起来全部是题献给情妇的。以今日的目光看，这不仅是盗版，还是篡改，但这一改本十分流行，可见学者和大众读者更倾向于接受“属于永恒”的伟大作家非双性恋的角色。
前126首中的前17首，因“生殖问题”而引起特别关注。大致内容是规劝当事人及早成婚生子，好让自己的不世美貌后继有人。这种“创意”在古往今来诗歌中罕见，何况一来一长串，便让人想到拒绝结婚、有几分自恋习性的赖奥斯利。莎士比亚是受人之托，以文学的形式投其所好，以期起到规谏作用。又因为诗人与伯爵有着某种亲密关系，这一避重就轻的手段也说得通：诗中的女子沦为单纯的生育工具，不仅谈不上爱情，连孩子也不过是“克隆”美男子的产品。
这些话题都很有趣，滋润着数百年来莎翁研究圈中的谈资，但格林布拉特显然并没有将之仅仅视为消遣。第18首《我怎么能够把你来比作夏天》或许是诗集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一篇，它完全摒弃了女子和孩子，把为年轻人创造不朽形象的工具重新定义为诗人的笔墨：“死神夸口你在他影里漂泊/当你在不朽的诗里与时同长/只要一天有人类，或人有眼睛/这诗将长存，并且赐予你生命。”格林布拉特认为，这正是“莎士比亚精辟理解了的浪漫喜剧的素材：中间人也卷入了韵事。”《第十二夜》有着相似的核心情节结构。薇奥拉女扮男装，受奥西诺公爵之命代他向奥丽维娅求婚，但她私心恋慕公爵，暗自表示非他不嫁。从戏剧作品旁证这一可能性，格林布拉特或许是第一人。他评论说：“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都有某种相同的实质，表现出诗人自己的爱压倒了劝说年轻人结婚的初衷。”并且很快得出结论“他爱上了他”。
格林布拉特的考证没有在此止步。比之前人钩沉伯爵和莎士比亚的交游生平，他更注重从文本发掘蛛丝马迹。他认为南安普顿即是W.H.的一个重要推理也是从旁证得出：莎士比亚献给赖奥斯利的两首长诗前均有献词，这两篇莎翁仅存的献词为我们提供了作者的许多情况，“至少是他希望向伯爵展示的那个侧面的情况。”《维纳斯与阿多尼斯》作于1592年，以希腊神话为本事，主要内容是英俊青年阿多尼斯拒绝了维纳斯的引诱，并在一次打猎中丧生。格林布拉特提出两点引人注目的看法，其一是南安普顿是维纳斯和阿多尼斯合二为一的形象，他带有前者“肉体的迫切和语言的创意”，又有后者的“不耐烦、憎恶女性”。其二是诗中的性兴奋乃是莎士比亚回馈伯爵的厚礼，格林布拉特改换第二人称，以与作者对话的口吻写道：“如果你正请求贵族赞助人对你慷慨大方，你能相应地回以什么厚礼呢？你象征性地提出变死亡为兴奋的高潮。”（注: 格林布拉特评论的相应文本是“深情的野猪只在他腰上亲了个吻，无意中却把獠牙刺进他柔软的鼠蹊(腹股沟）。我若跟它一样长了獠牙，也得承认早已在吻他时杀死了他。”)接着他告诉读者：“这就是莎士比亚所能提供的东西。”
这便很有些自说自话的嫌疑了。似乎是为了弥补推论不足，格林布拉特提出更有说服力的依据。《维》的献词中规中矩，谨慎保守，属于典型的礼献赞助人的文体(注：献词为：“仆以此拙诗献于阁下，不知其冒昧唐突为何如也，亦不知时人将如何以蒹葭妄依玉树而诮余也。”见《俗世威尔》。)。但一年之后出版的《露》的献词一转而热烈洋溢（注：献词为：“仆对大人之忠心无穷无尽……仆之前作为大人，仆之拟作为大人，仆之所作皆为大人。”），个中隐秘（如果有的话），在格林布拉特看来，只能在他处寻求，那便是将青年与叙述人关系从相知演绎到相许的十四行诗。
格林布拉特也没有忽略文本外的东西。他为莎士比亚写诗提出了历史的可能性分析。当时伦敦发生了两件与剧院性命攸关的大事。先是萨瑟克的暴乱让剧院被禁演，随后开始流行的黑死病使情况雪上加霜，除教堂外一切集会都被禁绝，以免鼠疫蔓延。格林布拉特推测莎士比亚失去了主要的收入来源，或许不得不即将下乡巡演，山穷水尽之时，贵族邀请他为某青年写诗，他定然是求之不得。这些带有很强的主观臆测性的分析，貌似娱乐小报的捕风捉影，但此风是否来自空穴？纵观《俗世威尔》招致的评论，“大胆”是屡见不鲜的用词，但并无人说他荒唐。文如其人的道理人人知晓，从作品考证莎翁生平的传记、论著不知凡几。这部在资料上并无大突破的“新传”，却为何名利兼收，获得巨大成功？
苏联作家M.莫洛佐夫曾写过较为知名的莎传《震撼世界的大师》，他利用大量素材，也充分发挥想象力。在描写与南安普顿（注：该书中文译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其中Southampton译为骚赞普顿，本文从《俗世威尔》的译法南安普顿。）相关情事时不惜笔墨：
骚赞普顿的家里有时举行盛大的假面舞会，熊熊燃烧的松明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把大厅照得通亮。一对对舞伴轻移舞步跳着慢步舞。古代的英雄带着金盔，女神们都穿着宽大的、镶花边的白色长袍，头上戴满鲜花，欢乐美丽的意大利仿佛搬到多雾伦敦来了，伯爵家的围墙外面，法国梧桐枝叶披纷，石榴花争相吐艳，繁星在深蓝的天穹静静地闪烁。莎士比亚穿着蓝色的坎肩，与仆人们一起站在角落里观看假面舞会。……
这种写法令人疑窦丛生，难道作者竟亲眼目睹，连莎士比亚穿什么衣服都一清二楚？当然，或许莫洛佐夫自有根据，舞会的布景或有时人描述，或有类似画作传世，而蓝坎肩也是流行服装。他描述南安普顿家中场景，意在说明《维》的创作受到那段生活很大影响，从夸饰的语言风格，到人物塑造——他认为阿多尼斯的原型可能就是伯爵家中那些贵族青年，高傲，洁身自好，喜欢单身的自由。莫洛佐夫最后写道，诗中“云雀轻盈”一段大概是莎士比亚童年在斯特拉福镇外游玩留下的印象。
这一比较，显出格林布拉特评析方法的独特之处。他正编排莎士比亚的韵事，却笔锋一转，脱开了人事关系，“《维纳斯与阿多尼斯》非凡地展示了莎士比亚的典型特征，即他那无所不至又不露声色地以多重立场摆脱一切限制的惊人能力。……在本诗中，莎士比亚浓缩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感受力，正是这种感受力促成了他的剧本创作。” 此种技艺和手法由俗入雅，兼文学与学术于一体。他所关注的莎士比亚，不仅仅是单纯的“模仿论”中的角色，被动地接受环境的塑造，对自己的生活进行艺术加工，而是有主动参与社会能量流通、塑造环境的能力。他分析《维》诗中南安普顿形象的双重特征，表面看来似乎和莫洛佐夫的手法如出一辙，但他的结论却是，重点不在于诗的核心内容，“重点在于莎士比亚轻易就能进行设身处地的想象。”
二、次好之床与桥上头颅
能进行设身处地想象的不仅是莎士比亚，还有格林布拉特。
传记可分两类，一是虚构成分较大的演义式传记，容许出现毫无根据的对白，二是一字一句无不有出处的考据式传记。这样的区分亦很微妙，往前一步就是小说，退后一步就是年谱。格林布拉特的评传，处于两者之间。从书末参考文献的详细说明，可以发现，格林布拉特对材料的态度是兼收并蓄，小说和历史档案，一个都不能少。事实上，当代的莎翁研究者，能够参考的也几乎尽在此中，更多的则有待于考古发现。因此利用材料的方法，决定了作品所能呈现的面貌。
在《俗世威尔》中，读者常能发现妙趣横生的联想。比如莎士比亚夫妇的关系，即“次好床”公案，也是长久以来被争论不休的话题。格林布拉特在《求爱、成婚和后悔》一章中，分析了十几个莎剧中的恋爱情节，证明莎士比亚是在现身说法。《爱的徒劳》剧中嘲笑一乡巴佬爱慕一挤奶女工，亲吻“她那美丽、皲裂的手曾经挤过的牛乳”，格林布拉特认为莎士比亚感到乡村青年的求爱方式滑稽可笑，背后隐藏的可能就是对他自己年少轻狂的后悔——莎士比亚结婚时，妻子安妮大他八岁，六个月后就产女，被一些传记作家认为是未婚先孕。
格林布拉特更绝的“证据”是，莎士比亚是写恋爱的行家里手，却极少描述“围城”之内的生活。他塑造的一些夫妇，关系几乎都不大理想。他写过的最甜美的夫妻对话发生在《冬天的故事》里，只有三行。一些看似有美好未来的恋人，轻易地劳燕双飞。很多地位显赫的夫人干脆就没有出场。一句话，莎士比亚没打算写快乐的婚姻，却在很多地方表达了对长期婚姻幸福的深切怀疑。莎士比亚的遗产中留给妻子的只有一张“次好床”，墓志铭上又立誓诅咒未来发掘坟墓的人——格林布拉特推断可能是因为他不希望与妻子合葬。据说安妮临终前确有此想，但无人敢动被下了诅咒的墓碑。
夫妇不睦只是一家之言，另一种同样能自圆其说的观点是，莎氏夫妇从小青梅竹马，婚后情投意合，最好的床不留给妻子是当地习惯，而安妮年事已高，将遗产托付给大女儿也更合理。其实，除了传记作家，这里的是非曲直，并无多少意义。格林布拉特探寻莎士比亚的用意，也不是是要勾勒出完整的、令人信服的生活图景，而是怀抱这样一种信念：“他（莎士比亚）的戏剧、诗歌不仅来源于其他戏剧和诗歌，也来源于亲身经历，来源于他的身体和灵魂。”莎士比亚对求爱的领悟和表达世间无人可及，对婚姻生活的描写又如此匮乏，这应当与他灵魂深处的某个断层有关。格林布拉特敏锐地体会到了这点，正如一个武林高人，觉察对手气息的轻微波动。这需要想象的同情。以洞察细微的心，侦知漂浮的文本在彼此擦肩而过时的一缕投影。
格林布拉特在分析莎士比亚的遗嘱后说，只遗给妻子一张床“似乎雄辩地说明了莎士比亚在别处找到了可信任的人，找到了他的幸福、他的亲密关系和最好的床。”
莎士比亚竟没留下多少可以说明身份的文件，恐怕是莎学家们至大的遗憾。没有信件，没有签名或许偶然，但是在他的大量著作中，也找不出什么能证明他对政治、宗教、艺术的直接看法。他对人物的塑造各个不同，也没有厚此薄彼，完全无法判断那类人代表他的理想人格。用时下流行的话说，莎翁就是一个潜水的ID，不仅不想yy（“意淫”的引申意），不愿炒作，还恨不得别人不知道下蛋的母鸡是哪只。
这是很违背常理的。
这能使人联想到中国的文字狱时代和英国女作家们托男子名发表作品的19世纪，但文艺复兴的伦敦都不是。然而，格林布拉特并没有放过这一线索。
关于莎士比亚如何从斯特拉福小镇来到伦敦，版本很多，但是很少有人把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心理感受挪用到莎士比亚头上——毕竟莎翁如此高不可攀光芒万丈。好奇、憧憬、紧张拘束，还有迫于激烈竞争的危机感。超凡的记忆力和出色的表演能力使他迅速融入剧团，大城市的繁华的喧闹张开了他天才的感官。前者令他成为演员，后者令他成为剧作家。莎剧中对城市环境和市民生活的描写，充满纤细的织密感和感受的具体性，即是把场景设为罗马、威尼斯，城市的特征仍然属于伦敦。所以，可以认为他在经过伦敦桥时不会无动于衷。
当时的伦敦桥上出现一个新景观：犯叛国罪的普通人被绞死在城内空地，高级罪犯，即绅士和贵族，则被绞死在桥上。“一些首级只剩下颅骨，其他的被煮到半熟又经过硝皮处理，还可以辨出面目。……莎士比亚初次从桥上走过，或是不久以后，必然会从中认出约翰·萨默维尔和爱德华·阿登的首级，后者与他母亲同姓，可能还是他的远亲。”这种景象，对一般人极具冲击力，更不必说心思细腻的大师。格林布拉特认为，莎士比亚之前可能已经因宗教问题在兰开夏郡经历过危险，现在更是吸取教训，“要精明、坚强、现实，要掌握隐蔽和逃脱的策略，要保住自己的项上头颅。”
莎士比亚做出的决定，就是不让别人轻易了解自己的身份。这给予读者很好的理由，来解释他在充分利用生活的同时，始终与这些人事保持距离，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而格林布拉特似乎正站在伦敦桥下，透过莎翁的眼睛，看到了那些头颅。
三、哈姆雷特的生死之谜
2001年，即《俗世威尔》出版之前三年，格林布拉特写了一部学术著作《炼狱中的哈姆雷特》（Hamlet in Purgatory），主要探讨作为天主教核心概念“炼狱”的生成，风格颇似福柯。但这书和哈姆雷特基本无关，内容则比《俗世威尔》艰涩得多，比较有趣的是，在此书的前言中，格林布拉特第一次抖出了自己的一个生活故事。准确地说，是他与父亲的故事：
他的父亲生于十九世纪晚期，是犹太人，童年上学，有一次附近铁路发生车祸，一名铁道工被火车轧死。班级老师带学生们上死者家（格林布拉特认为该老师的做法相当变态），让孩子们围着惨不忍睹的遗体唱赞美诗。波士顿的夏天非常炎热，尸体上堆着一坨坨的冰块，遗孀在角落里哭泣。后来，他的父亲（即格林布拉特的祖父）死于纽约，临终前很痛苦，一直抓着儿子不放，父亲就像电影《阳光小美女》中的镜头一样，把祖父装殓后装在车里带回波士顿。也许是这两件事在父亲的心里留下烙印，终生被死亡的阴影缠绕。他绝口不提身后事，不让孩子们为他庆祝生日，拒绝退休，死前一周还在工作，被送到医院时，还对自己的年龄撒了谎。但是当格林布拉特读到他的遗嘱时，却发现他早已想好后路，他留了一笔钱给一个专门替死者念犹太祈祷文（kaddish）的机构，须要一连祈祷十一个月，之后逢年过节也不能拉下。格林布拉特那时才知道犹太人没有所谓的弥撒教堂（chantry），他为了搞明白为何犹太人要为死者祈祷，专门研究了犹太教的地狱和礼拜仪式。
在学术作品中（尽管只是前言）畅谈私密经历，是很少见的，而这正是格林布拉特的一个学术观点，身份是不可能一笔抹消的，作者常常把记忆带入到作品中去，虽然过程可能潜移默化，可能难以识别。格林布拉特毫不讳言做研究的个人原因，这使他在面对四百年前的大师时，淡定自若，挥洒从容。《炼》一书的目的是在理解莎士比亚所继承和转化的东西，并非巧合，《俗世威尔》中最为出色的一章《与死者对话》，与哈姆雷特的“生死”有关。
《俗世威尔》共12章，《与死者对话》是唯一一章只对一个剧本加以讨论——这也印证了《哈姆雷特》确实不愧为莎剧中的明珠——格林布拉特对于这章的态度，比其他章节更专心谨慎，充满思考的力度。以他所代表的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观点来看，没有一种艺术不带有社会能量，任何一部伟大作品的诞生，都是社会能量聚合、转换、发散过程中的核心产物。对于此剧的问世，他提出了一些客观原因。《哈姆雷特》的主要人物和大略并非莎氏首创，这已无须赘言，但将这一部戏搬上舞台，很可能是剧团顺势应时的考虑：当时莎士比亚拥有股份的剧团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或许为了票房收入，有人建议莎士比亚将不久前流行过的《哈姆雷特》剧本改良一下，重新上演。这种做法，有点像时下配合影视剧跟风出书，但莎士比亚完全是同行竞争。旧瓶装新酒的技能，他早已炉火纯青。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文学事业的一大转折。剧中凭空出现的新词，据统计超过六百，都是之前的莎剧和其他英文材料中未曾见到。语言突如其来的膨胀，很容易让人想到作者受了什么刺激。相关猜测有埃塞克斯伯爵因犯上被处决，也有南安普顿伯爵的入狱事件。从剧本的政治色彩来看，这都有可能，而格林布拉特认为，“一定还有更深、更有力的原因，使莎士比亚的创作开始出现对内心痛苦的表现。”
注意到哈姆雷特和哈姆尼特字面联系的，格林布拉特不是第一人。后者是莎士比亚的长子，年仅十一岁夭亡。在斯特拉福的文件中，这两个仅一字之差（英文中也只差一个字母）的名字实际上通用。莎士比亚在选择这一题材时，是否想到了五年前死去的亡子，甚至以他的一贯想法，要以自己的生辉妙笔使儿子之名永留青史？格林布拉特的答案是肯定的，他还把即将到来的莎父之死也算在里头。
莎士比亚的父母很可能是秘密的天主教徒，而在当时信仰天主教被视为异端，会招致重罪。在哈姆尼特死后，莎父或许曾要求莎士比亚为孙子的亡魂做弥撒，更可能的是，在他自己弥留之际，也希望儿子为自己做弥撒。现有的资料不足说明莎士比亚自身的宗教信仰，因此这个敏感问题已不可考，格林布拉特写道：
无论当时他怎样决定，1600年末到1601年初，他一定还在思考这件事。当时他正着手写一部主人公与亡子同名的悲剧。也许他听到老父在斯特拉福病重的消息，精神更加紧张，他把对父丧的考虑深深地融进了剧中。儿子的亡故和父亲大限的临近，这种哀悼和纪念的困境造成了他的心理混乱，这样便可解释《哈姆雷特》的震撼力和内省精神。
更为动人的一笔是：
莎士比亚认识到他的文化中极重要的祭奠仪式被打破了。他站在儿子墓边感受到这一点的时候，心中定是怀着剧痛。但他相信，当自己和千万人都有一腔深情无以宣泄的时候，戏剧，尤其是他的戏剧艺术，便会撩动它们的心弦。
从旁观者的推测，到使用莎士比亚的口吻来表白，格林布拉特没有丝毫的犹豫。他自然地走进哈姆尼特之死的场景，又自然地走上哈姆雷特之生的舞台，像是受邀拜访的熟客，拜访的是莎士比亚的内心。如果说莎士比亚曾将最深重的感情表现在《哈姆雷特》里，格林布拉特则将最深重的感情表现在了对莎士比亚的同情之中。这种同情，并非情感沟通，而是理性共鸣。以一己之身化为万千，历史研究做到这地步，已不是想用出土文物拼凑出逝去时光的细枝末节，而是要重新塑造那段历程、那位人物，那个社会截面。这不是小说的虚构，也不完全是考古的发掘，而是以文字作为索引的合唱之声。对此，格林布拉特已备好注解。
早在1988年出版的《莎士比亚的协商》（Shakespeare Negotiation）中，格林布拉特就提出“与死者对话”的愿望：
如果我不信逝者能听到我的心声，如果我认为逝者无法开口，我仍肯定我能重塑一段与他们的对话。即便在我最用心聆听的时分，明白其实所闻不过是自己的声音，我也没有放弃这一愿望。确实我只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但我的声音正是逝者的声音，因为逝者费心留下了他们的文本轨迹，并在生者的声音中得到传达。
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痕迹，也包藏着丢失的生活碎片。格林布拉特如此相信着，他将这种想象式的同情在《俗世威尔》中发挥到极点。有时候，他把莎士比亚当成一个真正生活着的人，关心他的日常生活细节，有时候，他把莎士比亚当成抽象的个人，能量流通中的环节和文艺复兴个人自塑的典型代表。这双重性特征使得传记也显示出复杂迷离的色彩，或者正如书名所示，它既可以理解为俗世中的莎士比亚，也可理解为长存人世间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