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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 黄荭
       文/ [法] 扬·安扬·安德烈亚、M.杜拉斯德烈亚、M.杜拉斯
       玛格丽特·杜拉斯10月发表了一个戏剧文本：《萨瓦纳湾》。1月初她让《死亡的疾病》问世。为《解放报》，她和扬·安德烈亚，《大西洋人》的演员一起谈论她的书，写作，政治……和她自己。
       扬·安德烈亚：萨瓦纳湾在哪里？
       玛格丽特·杜拉斯：在佛罗里达。我把它移了位置，我把它放在玛德莱娜所在的地方。就像沙湾拿吉是一个被流浪和饥饿所定格了的地方，对我来说，亚洲东方的所有乞丐都是从那里出发的，萨瓦纳湾在这里是一个移动的地方。在文本的最后，我把它定位在暹罗。暹罗经常回到我的写作中。面对堤坝的土地，在群山、在丛林的另一边，就是暹罗。这个词语让我痴迷。我认为没有永远都没有任何机会可以让我去暹罗。但词语就在那里——那么近，光芒四射。
       扬·安：在那里您一边等待，一边抽555？
       玛·杜：在我母亲面前不抽，她会打我的。对她来说，只有男人抽烟，而女人逛街。
       扬·安：剧本是为两个女演员写的？
       玛·杜：是的，为玛德莱娜·雷诺（注：（Madeleine Renaud，1900-1994），法国电影和戏剧演员。1947年，她和她丈夫一起建立了雷诺-巴罗集团。她在《树上的日子》、《伊甸影院》等杜拉斯的戏剧和电影中成功地扮演了“母亲”的角色。）和布勒·欧吉（注：（Bulle Ogier，1939-）法国女演员。在杜拉斯多部电影中扮演角色。）。在这部剧中，玛德莱娜不必区分什么是生活什么是戏剧，也就是说不必区分实时的广袤无边。玛德莱娜，就是戏剧本身。她可以叫萨瓦纳这个名字。戏剧，就是现在。
       扬·安：如何去称呼这种广度？
       玛·杜：我们不去称呼它，我们只知道它属于戏剧，但从来不属于电影。
       扬·安：您说：爱的话语同样和所有的记忆有关。
       玛·杜：是的，不管是说不出口的记忆还是那些被认为是纯洁的记忆。没有人没有经历过爱情故事。编造的或真实的。大家都知道这个。
       扬·安：一首歌的时间可以让一场爱情发生。
       玛·杜：不，需要更多，拥有一个小小的机会和一个人相爱。文本原来叫：“我能爱你如此真是疯狂”。
       扬·安：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死在雨季的恒河三角洲。《萨瓦纳湾》中缺席的年轻女子迷失在温热的大海上。她们两人都是十八岁。
       玛·杜：玛德莱娜执意想死。年轻女子用皮亚芙（注：（Edith Piaf，1915-1963）法国女歌唱家和演员。她简朴、戏剧性的风格和沙哑、柔和、奔放的嗓音为她的歌唱事业赢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她一生坎坷，不断受到疾病、事故和个人悲剧的侵扰。杜拉斯很喜欢她的歌，“我能爱你如此真是疯狂”是皮亚的著名曲目之一。）的歌维持她的生命，她要求她说歌词。皮亚芙的歌是一支抵抗死亡的练声曲，阻止它行动，她们处在一种最后的混乱中，但这没关系。随便读。玛德莱娜说：我不知道我演的是什么，反正我在演。玛德莱娜和布勒都天生有同一种迷茫，同一种秉性，很神奇。
       隐去的几幕
       扬·安：您最新的文本，《死亡的疾病》，它是什么？
       玛·杜：《死亡的疾病》契合如果你一旦读过这个题目的一本书——它不存在——就会留在你记忆中的东西，它是一本很老的书，久久地讲着故事。那本书的痕迹独自在你的身上沉淀，永远都不会是这本书。同样，《大西洋人》不仅仅是一部电影。它是隐去的一幕被搬上了银幕。我指给您看，我只跟您一个人说话。只有你的形象和黑色的胶带。在《大西洋人》完成一年后，我认为电影黑色的部分也代表了您的形象的缺席，因此也是您的缺席。这里电影把一切都汇聚向我，整个灰飞烟灭的世界都属于我一个人。这里，您成了无法想象的。是我，我在说这些。我替你讲述留给我的世界，在您走后。这个我在电影中的擅入，就是被我称为隐去的幕后戏。那正是您一生中最生动的时刻。
       扬·安：您的所有文章都有可怕的分量。
       玛·杜：（笑）近段时间，它们都很短，是的。我们在那里就像在一个监狱的环境中，几乎无法呼吸，一切都能被看到，一切都能被听到。我花了两个月时间写《死亡的疾病》。很大的工作就是为了把它减瘦，减到不可能再减。书应该被一次性读完，一次没有任何间断的阅读，完整地传到读者那里没有一丝遗漏，或许甚至因为它看起来简短而让读者伤心。
       扬·安：每一次您写作，都是第一本书。
       玛·杜：是的，不可避免地。每本新书都让过去所有的作品退却，把作者和他的其他作品拉开距离。作者越来越孤立，而他的书一本本写出来，向读者靠近。每一本书都是作者对作者自身的一次谋杀。当一个文本被拿去——是的——出版，在世的作者就沾染上了死亡。作者之死是渐近的，或者它也可以是突发的。人们误解了马丁·伊登（Martin Eden）之死。他不是死于社会对他的排斥，他猝死是因为所有的书一次性被出版了出来。马丁·伊登的自杀不过是让一种几乎已经完成的死变得更加完美。当我死去的时候，我几乎没什么可死的，因为定义我的本质的东西已经离我而去。要死去的只是躯体。面对死亡的作家的境遇是一种实用的境遇。有人跟我谈到几部《奥蕾莉娅》：你拍的每部电影都杀死了前一部，每本书也一样。我说：不然怎么办？否则我们写什么，拍什么？否则写作是什么？是运动？一个作家在每一行都付出一点生命，要么他就别写。
       扬·安：穆西尔（注：（Robert von Musil，1880-1942），奥地利作家，被认为是两次大战之间最伟大的德语作家之一。《没有个性的人》（1930-1943）是他未完成的三卷代表作，讲述维也纳战前的生活，反映了现实的不确定性）在他的日记中写到：“写作不是一项活动，而是一种状态”。
       玛·杜：是这样。有阵子我以为我年轻时候的状态就是政治。就好像存在一种非政治的写作。维持苏联活着的，是那一小撮知识分子：一万名作家和他们的读者。全世界也一样。
       忠诚于社会主义
       扬·安：你怎么评价81年5月以来的法国政治？
       玛·杜：只需看看右翼是如何试图扼杀它——社会党的执政尝试就可以衡量这一事件（注：指1981年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法国社会党第一次执政这一重大的政治事件。）的重要性。但是社会党的事业是那么艰难，那么不完美，甚至那么残酷（对阿尔及利亚人来说），从今以后它是不可逆转了，大家都感觉到了这一点。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我们也永远无法完全倒退回去，不管是事件还是精神。回顾36年，尽管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上台，工人阶级的伟大成果还是得以保存。莱昂·拉格朗日（Léo Lagrange），娱乐部部长，曾经被叫做“游手好闲”部长，但娱乐保留了下来，就像带薪假期。现在，右翼咬牙切齿，但左翼的事业仍在继续。看吧，民意调查指出如果左翼失去几个点，他们正冒着很大的风险，那么右翼失去的点则更多。这是个很让人吃惊的结果。这里流露出人们对右翼所造的声势的厌恶，这一惊惶失措的闹剧；这种想重新夺回法国占为己有的荒淫无耻。这里同样也显露出人们对这一右翼精神缺席的新的敏感。
       我尤其想说的，是这个：由对右翼的厌恶而选择社会党代表了一种政治的选择。对社会党失望而义无反顾表现了对社会党的新的忠诚。在我看来，失望几乎是检验这一根本的忠诚所必需的。很多人也发现右翼的明智不存在。以前有过，但那已经结束了。既然现在事情终于在它几乎无法承受的激烈中大白于天下，它结束了。就算右翼有明智之士，我们也再不会知道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不配再被他人理解，它不再拥有推广到他人的力量。我们可以这样说：右翼是不问政治的。右翼不问政治，是相对于左翼。左翼莽撞地、有组织地热衷于政治，因为它知道世界上即时传送的数据，一些意外的数据，饥饿，贫困，工作状况。右翼看不到左翼看到的东西，沉迷于这个无底的贫困所呈现于它面前的神圣的意外财富，它不能够。
       扬·安：最让您震惊的政府措施是什么？
       玛·杜：巴丹戴尔（注：（Robert Badinter，1928-）法国著名律师和政治家。他坚决主张废除死刑，保护人权。他于1971年加入社会党。他在弗朗索瓦·密特朗担任总统的第一个7年任期任司法部长（1981-1986），他使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分别通过了废除死刑的法案，1981年10月9日第81-908号法律规定死刑应予废除。法国于1985年12月31日批准加入《欧洲人权公约》关于废除死刑的第6号议定书，从而完成了废除死刑的立法。巴丹戴尔在任期内还进行了一系列其他重要的改革：取消国家安全法院和武装力量常设法院；废除“反对打砸抢”法律和将同性恋作为轻罪的规定；取消监狱中设立的高度安全区等。）改革。社会党的所有改革中，就这项改革最让法国民众难以接受。我认为我们对这些人照顾不够，我们忽视他们。光把这个问题写出来是不够的，光自己说说，在政府官员或司法人员之间说说是不够的。应该和这些人说话，把他们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告诉他们，向他们揭示他们怒气、愤慨的组成。教他们看当他们叫嚣惩罚、死刑的时候他们所做的后果。教他们明白自己是什么。一直告诉他们真相，告诉他们是真的：复仇的想法从远古丛林时代就已经根深蒂固在每个人的身上，所有的现代人道主义思想不过是颂扬维系在人类本身的主权形象。应该告诉他们不是只有他们才这么想，我们中的每个人都经历过这个阶段，包括巴丹戴尔本人。要求他们作出的努力是巨大的，但是到处都要求作出这种努力——就像社会主义——到处，就这样，迟早这个努力会实现。告诉他们在其他地方、其他国家已经实现了。告诉他们所有的国家都是一样的，所有人也都是一样的人。告诉他们如果我们赋予被判刑的人吸烟、打电话、写信、彼此见面的权利，因为这一切都不会怂恿他们去杀人、不会让无边的仇恨或恐惧填满他们的心灵。告诉他们监狱对他人而言永远不会再是一辈子的出路，永远不会，永远不会。告诉他们巴丹戴尔所做的，对大家而言都更好，因为那是一项开始区分思想、把错误和惩罚必然联系在一起的陈旧主张撕得粉碎的措施。
       贝京（注：贝京（Menahem Begin，1913-）犹太人，1977年5月起任以色列总理。1978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奥茨维辛的小丑
       扬·安：整个夏天，黎巴嫩的战争都让你深受震动。
       玛·杜：和大家一样，是的。全世界的新闻界在以色列问题上都过于简单化了。时事汇总几乎是完全反犹的。有意或无意，都一样。对此，我很肯定。我甚至会想，对贝京（而言是不公正的。贝京在奥茨维辛失去了他全家。他是一个狂人，一个疯子，一个小丑。整个历史事件都激发了他的戏剧性。贝京是奥茨维辛的小丑。他扮演着希特勒党徒眼中的犹太人的角色。那个希特勒党徒送到毒气室的犹太人的角色。
       这个角色或许是他自己决定扮演的，出于对他的仇恨的忠诚。反对贝京，具有无法宽恕的回忆，要杀人，这同样也是一种反犹表现。我深信四十万反对萨布拉（Sabra）和夏蒂拉（Chatila）大屠杀（注：指1982年以军入侵黎巴嫩，在萨布拉和夏蒂拉进行的大屠杀，造成无数受害无辜。）的游行者都可以一边反对他，一边接受贝京，犹太人贝京，奥茨维辛的小丑。所有的犹太人都可以是贝京，他们都是贝京，还有我们这些见证过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人，我们也是贝京。没有人能够改变我们的记忆。我并不想说我不谴责贝京，我谴责他，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的过去。战后从我对德国人的不可避免的仇恨到蔓延到对天底下所有和德国相关的事物，我不能忍受听德语，尽管在我的记忆中它是那么美丽。这都是因为犹太人。我刚做完一次酒精中毒的治疗，有几周时间我都无法摆脱臆症。
       幻觉是清晰的：我在我家里看到一些年轻人向希特勒宣誓。我在臆想的阳台上看到党卫队员，在我的公寓的窗前。我听到瓦格纳和希特勒的军歌。我忍受自己这样，我无法避免。
       凡尔赛的玫瑰什么时候死
       扬·安：正儿八经的批评已经几乎不谈您的书了。
       玛·杜：我认为这是对的。在一个作家的一生中会有这样的时候到来，批评界放弃了它要扮演的角色，我想说的是它不再伴随着我们，如果要它说它不知道怎么说，它变得毫无用处。批评的角色，也是这个：把作家交给他们自己。这样很好。怎样的解脱。听着，对我的最后评论，关于《爱》的，是P.-H.西蒙（P.-H. Simon）写的，是抨击；关于《劳儿之劫》的，是皮亚提埃（Piatier）写的，是抨击。
       这以后是沉默。应该学会在批评的视野、这种多余的监督之外生活。应该只相信自己并写作。皮亚提埃会拒绝出版《劳儿之劫》，P.-H.西蒙会拒绝《爱》。波罗·德尔贝什（Poirot-Delpech）会哪本都不看。如果只有这三个人，我的书将不会被出版。文学批评常常是滞后的。皮亚提埃还处在蒸气机时代，P.-H.西蒙是孔布（注：孔布（Emile Combes，1835-1921）法国总理。这里的法案指的是他主持通过的1905年12月的政教分离法。）法时代，波罗·德尔贝什是人类集体忧郁的时代（注：影射一战后“迷惘的一代”，即20世纪20、30年代。）。当作家们被评论所吹捧，这常常意味着他们还在世界的另一面。
       扬·安：最后一个问题，写作前您有一个仪式吗？
       玛·杜：很经常我会喝一杯冒泡的阿斯普罗（Aspro）（注：两名澳大利亚人在1915年发明的一种高级阿司匹林产品，到了1940年，这种药物成为世界上广泛使用治疗头痛的处方，迅速占领国际市场。）。从前我喝一杯葡萄酒。再以前我喝一杯威士忌抽一支香烟；再以前，还要以前，我抽一支香烟，我离开餐桌，我去洗碗。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会把床整理好。摊着一张乱糟糟的床而写作，那是不可能的。转过身，看到没有整理好的床，那真是再没有任何指望了。
       扬·安：那是早晨的绝望？
       玛·杜：也许，尤其是当一点风都没有的时候，当雾气弥漫在公园里，当凡尔赛的玫瑰花在它们的香气中凋零死去。您明白吗？
       扬·安：我明白。
       访谈发表在1983年1月4日的《解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