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 黄荭
文/ [法]M.杜拉斯
中国的小脚
中国是永恒的。我，那年五岁。我们去那里度假，为了逃避东京湾（注：越南北部地区。）三角洲的绵绵细雨。旅行是漫长的，花了三天时间穿越云南的山岭。我很清楚这是中国，不是印度支那（注：法语中中国是Chine，印度支那是Indochine，从构词上有雷同。），不完全是，名称上有点差别。我还知道中国人很多，尤其在中国他们最为密集，他们不想要小女孩，在他们眼中小女孩一钱不值，如果生的女儿太多，他们就把她们扔给小猪吃。这些都是别人教我的──就像日后教拼写和法兰西的伟大一样──在我们到达云南之前，为了让我看到中国人的时候就知道是怎么回事，知道怎么去称呼他们。他们教得甚至更多：中国广袤、残酷、善生养，在那里孩子们都非常不幸，你们从来都不知道你们有多么幸运。爱情被放逐。中国人不痛苦。他们从来都不拥抱自己的孩子。死亡并不让他们害怕。他们从来不哭，也不会哭。定期地，汹涌的洪水在中国肆虐，中国的河流也不像其它河流，它们都是以颜色命名的，它们离开河床，冲毁一切，夺走30万人的性命，尤其是孩子，显然因为他们个子小，因此在大人之前就被淹死了，办完这些坏事之后，它们就退却了。但在中国因孩子的死亡而引起的悲恸要比在别处小得多，他们已经习以为常，有那么多的孩子死掉，又有那么多的孩子出生，一切周而复始，有规律地发生、平复、堵塞、遗忘，没有必要因为水灾而悲哀。
但至少，别墅很漂亮，土夯的，坐落在开满鲜花的园子中央。一条小溪从旁流过。我的哥哥，在头一天就找到了三只蟋蟀。对他来说，那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他整个假期都在找蟋蟀，中国之于他就是有云南美丽的金褐色蟋蟀的国家。
但至少，城市也是美丽的。富足的城市，给人的印象如此，我几乎没有任何关于贫穷的回忆。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她建在丘陵上，到处都是台阶，层层叠叠的，白色和蓝色的房子，红色的招牌颤颤巍巍的，响着凉鞋的踢踏声和流动商贩哽哑的吆喝声。有时候会碰到几只小山羊。我从未在任何一个梦中找到过可以和她比拟的城市，那么名不虚传。巴黎，我十七岁那年见识到了，在她旁边，显得零落，不够紧凑；热那亚（注：热那亚（Gênes）：意大利主要的港口城市，商业中心。）港的街道倒可以，如果愿意的话，给你一个小城的印象。当时我只是一个从红河凄凉的平原、河内碎石铺的宽敞寂寥的街道上出来的孩子。我认为，城里卖的没有别的，只有皮货、茶叶、丝绸和鸦片，五百种皮货，两百五十种茶，上千种丝绸和鸦片。人们只吃流动小贩供应的糖果和煎饼过活。城市里飘着焦糖的味道。城市本身也是甜的，像鸦片；涩的，像茶；野性的，像毛皮。
但第二天，突然，我看到了中国女人的脚。我叫出声来。在她们小时候，人们跟我解释说，像你这样的年龄，就只给她们穿同一双鞋子，直到二十岁。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样，在中国，人们只喜欢小脚。它们以一种病态的缓慢成长着，原本可以长很胖很大，却只能被装在我五岁的脚穿的鞋子里。它们迈的步子说实话不能叫步子，而是雀跃，像鸡一样，脚和腿连一弯都不弯。对于这样的脚，跑步是不行的，甚至就是快步走也很勉强。似乎小脚让她们很花心思，吸引了她们全部的注意，以至于我以为她们受着折磨，苦于行走，我从没想象过人可以在痛苦中行走，我向来认为走路只能是一种最大的愉悦。在这里，或许人们只喜欢小脚，但如果长了一双大脚又会招来怎样的惩罚，终其一生？它们是物，物，和身体的主人隔开了，离异了，如果说我为这些女人抱屈，她们也让我觉得可怕，那是因为她们让自己的脚忍受这样的摧残。难道她们的脚就没有权利，像她们、像小鸟一样，完全长到它们天然的大小？
我想，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集体受罪的场景，而这，在五岁的时候，已经让人感到难受了。五岁的时候，我为中国女人嵌在小鞋里的脚痛苦不堪，我模糊地萌生了一种对错误的认识。因此脚有一个重要的价值，只是尚不被了解。我看着自己的脚，它们自由，像长了翅膀，在大小合适的凉鞋里，我受不了世界上所有小姑娘的脚无法享受同样的自由。我幻想这些受到压迫的脚不顾一切还是在长大，宁可自娱而不愿取悦于人，膨胀，胜利，撑破鞋子，自我解放，最终长大。但我想，为什么不跟她们解释呢？那得花上千年的时间，人们对我说。是的，中国人如此喜欢小脚的天性真是一种可怕的宿命。我五岁，在中国。
之后，是旺鸡蛋（注：中国人爱吃的美食。当蛋还在孵化的时候就被放到石灰中存放，避免它孵出小鸡来。）。那似乎比小脚更过分。别再想了，人们对我说，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但我不愿意接受这种无能为力，我老想着它。我爱小鸡情同手足，对人们让它们所忍受的虐待，我肯定负有责任。它们和猫一起，是惟一比我小又让我觉得亲近的生灵。我幻想着要把它们全部解放。我的所有小鸡都破壳而出，我的所有小姑娘的小脚都撑破她们的鞋子。把小姑娘扔去喂猪的故事对我的震动没那么大，可能是因为她们已经出生了，已经走出了夜，呼吸着，因此当她们被猪吃掉的时候，在我看来就没有被窒息的小脚和小鸡那么令人愤慨，这种如此完美、如此彻底的对生命的窃夺。不让长大比单纯不让活要严重得多，在我看来，不让呼吸、不让出去也比马上弄死要严重。当我们去云南乡下散步的时候，远离丝绸和鸦片，经过城市周边那些悲惨的村镇的时候，我看到土夯的笼子，只有一间，用一块离地一米高的木板盖着，下面总是圈养着两三头猪，我心想那是出于方便的考虑而做的设计，因为如果你生了个多余的女儿，不用烦恼，只要马上挪开木板扔给猪就完事了。因为我以为孩子生得很快，几乎什么时候都有，女人们怀孩子也像田野里的花花草草一样迅速，我当然知道，另一方面，猪只要活着，总是要吃东西，我看到多余的女孩按照猪的胃口的节奏出生，可以说完全一致。猪通常在我看来挺和善的，所以又一次，我也没觉得它们享用父母不要的小女孩有什么可耻──猪就像孩子，在大人看来，它们不是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相反，大人，如果是中国人的话，肯定就是充满理智的。而且猪总是饿（就像我看到的世界上所有的牲口一样有惊人的、难以餍足的胃口，真是不幸）。既然在这个奇怪的国家人们只给它们吃小女孩──总之是自然地，合法地──它们又怎么能够拒绝呢？它们甚至都没有选择去吃她们，是人们把她们送来吃的。但是人，他们在不饿的时候也会选择吃小鸡，或至少饿也是因为别的东西而不是还在成形的小鸡。那么在人的胃口面前，小鸡到底是什么？这些丰腴的中国人有什么权力像吃水果香糖一样吃它们、犯下这可怕的罪行呢？猪，它们，关在木板底下，只能指望人的好心，小女孩的出生，在我看来，和猪一样，几乎都带着一丝温情，我的小脚、我的小鸡的世界要比其它世界、大人的世界要更亲切，后者决定了所有一切的命运，甚至猪的罪行。而且，还有，我很清楚回头会怎样，人在这一慷慨施舍的合谋中要捞回什么好处，当猪被认为吃了足够多的小女孩养得够滋润的时候，等待它们的会是什么，人开始在周围转悠，带着贪婪的眼睛。不，尽管这种经济是那么怪诞，但并没有让我感到震动。
并不真是，中国没有任何东西比小脚和小鸡对我影响更深远。甚至不是云南两百名富家女子一同乘坐一艘蒸汽船出游，像家禽一样挤在一起，发出家禽般的叫声，因为她们几千年来对平衡的规律几乎一无所知，以至于船在一眨眼工夫就沉没了，她们全部丧生，裹在一直缠到脖子的织锦窄衣里，被她们可怜的穿着绣花缎子鞋的残废的脚拖着沉入水底，额头上是愚昧和女性的柔弱。
但时间过去。我们离开云南回东京湾三角洲。我长大了。我的脚和我一起长大，忠心耿耿地，而中国小女孩长大的只是孤单的身子，脚不长大。因此，我是全面地长大，伴着雀巢奶、净化水、漂洗过的生菜。在两层软木带透气孔的殖民地头盔的荫庇下，我设法让自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长大，那些帽子是舅舅每年让人从圣-艾蒂安工厂带来的，考虑到我成长的速度。我的被人们很早就再三教导我的病菌、疟疾按蚊、变形虫和其它看不见但同样危险的造物吓坏了的心智也丝毫无碍，我依然在成长。如果说，从八岁开始，当男仆的儿子在我面前吃芒果的时候，我就会想：“他吃进去多少厉害的病菌啊！”我等到第二天去看他是否还活着；如果说除了捉迷藏、扮牛仔，其它游戏我一概不知，那是因为阴险的毒蛇，我知道，在花园每一块石头下面觊觎着我，没有大人看着，我被禁止独自在园中嬉戏；如果说在童话的年龄，我只知道热带的太阳，如果它不把人晒死，就是让人发疯，而当人一旦疯了，通常一辈子都不会清醒了，还有狗──我从来没有养过──人们从来不知道它们是否得了狂犬病，在这些地区，所有的花都被认为是有毒的，除非证明它不是，就像蛇一样，只要你摘了其中的一朵，你的手指就会掉下来；如果我还知道，在看西部牛仔片的年龄，在电影院，借着黑暗，携带鼠疫跳蚤的老鼠在四处游荡，知道在殖民地，不能冒着生命危险去看一部牛仔片；如果我六到十岁只和我的同类──总共也就只有四个和我一样的白人孩子一起玩耍，在一个和多尔多涅一样大的省份（我父亲去世了，我母亲，小学老师，之前被任命到一个地方就职），却从来没有和男仆的女儿一起玩过，一方面她没有教养，另一方面，她可能会传染给我她身上固有的无数细菌中的几只──细菌是不能让它们挪地方的，一挪就醒了──，我的身体器官对所有这些因素都无动于衷，它凭着自己的意愿慢慢地成长。什么都影响不了，我的帽子和鞋子的尺码也正赶趟。中国变得遥远，还有小脚和小鸡。然而，当我到了被教导童年通常是人一生最美好的时期的年龄──这让我陷入矛盾之中──我依然记得。甚至对中国小女孩也一样么？我问自己。对那些像小鸡一样的小动物？算了吧，人们对我说，你已经过了说这些蠢话的年龄了。我试着忘却，我做到了。时间继续流逝，我继续长大。
不顾一切地长大，不管细菌的威胁，还有，很快人们就教我的，罪恶的威胁──但这还在其次。致命的罪恶可以害死它的罪魁祸首（在我身边人们就可以看到一些例子），最可怕的，不是不存在罪恶的细菌──人可以到处犯罪，甚至在本土──但人们不仅可以在行动上犯罪甚至还可以在思想中犯罪，在这片大殖民地上，细菌四处蠕动，在这种事情上毫不留情，而思想，它是那么看不见摸不着，无法控制，却照样可以害死它的始作俑者。所有的威胁都没能阻止我长大──我的骨骼的钙化对此置若罔闻，并没有延缓自身的生长。当谎言也和霍乱一样能害死人的时候，我已经变得比我自身的不幸、我自身的细菌、我自身的毒蛇强一千倍了，如果我生在第戎，几个月都生活在一根绷紧的吊绳上，除了烦心去避免我自身不可见的和不可控制的东西，身外的细菌、体内致命的思想，都不能阻止我在适龄的时候进入青春期。如果这是所有如此微妙、如此艰难的分分秒秒组成的惊险杂技，有时候我还是会惊讶，有那么多的人都在从容地经历，我还是和其他人一样成功了。中国变得更加遥远了，还有小脚和小鸡。然而，当我对自己说存在是怎样的竞争，人们教我只有白人才真正地竞赛，而当地人，他们被淘汰、不让从事公职，是因为从他们一出生、甚至永生永世都罪孽深重，怎么斗争都无济于事，致命的罪恶也害不死他们，因为可以说他们是免疫的，就算罪恶在他们的灵魂里蚁聚，像细菌在他们体内一样，都是无害的，因为实在是太多了（此外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好的，因为如果罪恶也会害死他们，那么法国人，这些可怜的人，他们在印度支那会怎样？）是的，然而，是的，我还记得。那中国人呢？我问自己。中国人什么？他们也一样罪孽深重？但是中国人，人们对我说，他们跟我们无关，中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我们在我们的地盘上，我们何必去操心中国人呢？
时间继续流逝。我继续长大。一天，我很高兴地发现，人不会动不动就因为罪恶而死去──啊！完全相反──最好的证据就是那些骗我告诉我先前那些相反的东西的人都健康如鲜花怒放。我发现这一推理的时候已经应该算很晚了，但我还是像每个人一样发现了它。这就是我童年的终结。后来人们教我几何、法语、拼写和殖民征服的伟大，关于终究离开了父
母家的贞德的事迹，关于反殖民统治的革命，关于罗伯斯庇尔（注：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1758-1794）：法国革命家，在法国大革命中起过重要作用，是他主张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最后自己也葬送在革命广场的断头台上。），说他是个粗人，关于圣茹斯特（注：（Saint-Just，1767-1794）：法国革命家，法国大革命的中坚分子，1791年出版了《法国革命与宪法精神》，最后死在断头台上。），说他是背信弃义的小人，关于路易十六，他原本可以尽快逃走的，关于拿破仑，他是科西嘉岛人，关于法国，她是我的祖国，她付给殖民地公务员的工资却不高，这以后什么都不能再阻止我去怀疑所有话语，最终理智地成长。中国完全远去了，我的小脚小鸡的世界沉没到无尽的黑暗里，无依无靠，但我又能怎样？总得让童年过去。这要花很多力气和时间。需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回到童稚之年的中国，回到那些小鸡和那些小脚。很多，真的。至少对我是这样，那很漫长。十七岁的时候，当我到了法国，我还想在卢森堡公园玩捉迷藏。仅仅过了一年，我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喝我旅店房间里的水了。说服自己蛀虫是无害的花了更长的时间。但我还是做到了。我和每个人一样，也学会了认为生活是美好的，是无穷的宝藏。在这些小小的成功面前，其余的都无足轻重。每样东西都有各自的时间。就是在这些胜利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取得其它的凯旋，伟大的凯旋，于是我们就成了和大家一样的人，于是中国在你的土地上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因为什么都无济于事，中国总会和你有关，人类的新的微笑不是一直都和你有关么？不。我希望她跟你有更多的关系，怎么说呢？在你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她显然已经和你有关系了。当然，这个每个人都知道，有一些东西，有一些满足是小孩子，很小的小孩子，很小的生命特别热切期盼的，它们在大人眼里不足挂齿、视而不见，但孩子们却非常在意。对他们来说，那就是真正的痛苦，比如说知道一个蛋壳不能被好斗的、忘恩负义的嘴巴最初的几下子啄开，只有一只小鸡雏的绝望和盲目，蛋壳完好无损，从此一无是处。或者知道有那么一些脚的存在，被窒息、被扼杀，在它们所谓的主人有意无意的时候簌簌地在阳光下索取立锥之地。但是什么？这个，大家都知道，大家或多或少都是这样过来的，总之，我现在想说的就是一直以来，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从小脚或小鸡或其它东西开始，所有的美德，所有的教育──最坏的和最好的都一样──我们总能企及。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未发表的文章，无日期，写于1950左右）
绝妙的，必然绝妙的克里斯蒂娜·V.
我永远都不会去见克里斯蒂娜·V（注：克里斯蒂娜·V.：即克里斯蒂娜·维尔曼，也就是法国著名的“维尔曼事件”或“小格利高里事件”的主人公。1984年10月16日，4岁半的小格利高里·维尔曼的尸体在离家不远的小河里被他父亲发现。警方立即展开了调查，先是孩子的舅舅，之后是孩子的母亲克里斯蒂娜被当成嫌疑犯关押，但都因为没有证据而释放。但孩子的父亲认定孩子的舅舅是凶手，于1985年3月29日开枪杀死了他。1993年案子告一段落，没有找到凶手。2000年6月，因为找到一张邮票的线索，案子重新提出审理，但DNA检验也没有发现新的疑点，该案于2002年4月结案。）。太迟了。但我见过法官，他肯定是离这个女人最近的人。她对他说的话想必最多。他说：“对我而言，要控告她，要熬过那个时刻真是可怕。”他说克里斯蒂娜聪明，说她垮了，精神方面。我问她的脸长什么样。和德尼·罗贝尔一样，他也说是一张漂亮的面孔，但眼神略微有些心不在焉。今天早上，星期六，我在把她送去监狱的车上看到一张她的照片，我也觉察到了这种心不在焉，这种目光凝住的微微的呆滞。
房子，我见过。艾力克·法弗罗起先没找到路。兜了一圈又一圈，它才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孤零零的在一座光秃秃的山丘上。一看到房子，我叫起来：罪行发生过。这就是我的想法。它超越了理智。天下着小雨，风敲打着紧闭的门窗就像出事那天一样。房子是新的。要卖掉。这是一座孚日山区的木屋，屋顶的斜度不一。周围，空旷的丘陵，荒凉的道路，低处，晦暗的冷杉林……在冷杉林间，是小河流。
晚上，我们谈到了凶案，我们一直谈了四十八小时。那是我试图弄明白为什么当我看到房子的时候会叫出声来。我无法弄明白。第二天我回到巴黎，我给S.朱利打电话，我跟他说我不打算写文章。而后来，凌晨两点的时候，我开始写它。那天早上一通告诉我克里斯蒂娜·V.被捕的电话之后，我又继续写它。
孤身一人就像创世之初
孩子应该是在房子里被杀害的。后来再被淹到水里。这就是我看到的。它超越了理智。我看到这场凶案，并没有考虑到正行使在它身上的司法公正。什么都没有。对于我而言，我只看到它在世界的中心，只和时间，和上帝有关。从上帝那里，我没有得知任何东西。没有人见过孩子在屋前玩耍。最近的邻居女农场主那天傍晚没看见孩子，而平时她把奶牛赶回牛棚的时候总能见到他。此外，那堆用来玩耍的沙子，它不存在。那是一堆砾石，掺杂了水泥和沙子。那根本就造不出形状，孩子没法拿它玩。插在砾石堆上的铲子，我把它看成是一个谎言或一个错误。只是为了让人相信。一个记者，一个摄影师或一个罪犯。父亲曾让人在孩子的房间的墙上贴了印着摩托车赛图案的墙纸。他也曾买过一辆小摩托车，为了带孩子出去兜风，为了教他骑。那曾是这个孩子喜欢的摩托车，比赛用的，飞快的大玩意儿。除此以外他没有别的游戏。
孩子，是的，我不能阻止自己去这样以为，突如其来的念头，不管凶手是谁，孩子应该是在房子里遇害的。关上百叶窗就是因为这个。后来才去把他淹在小河里。是在这里杀了他，或许在一种柔情中，或许在一种突如其来、难以计量的、疯狂了的爱中，以为必须要这么做。从小河那边，没有传来任何呻吟、任何叫喊，谁都没有听到孩子的声音，当他被扔到河里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第一个说起孩子失踪的人，是孩子的母亲，克里斯蒂娜·V.。是她去看奶妈，问她是否见过孩子，是否孩子在她家里。一旦到了奶妈家，不曾期待的，我应该说是让人震惊的是，克里斯蒂娜·V.问完问题后就马上谈起了她自己，谈她的生活。她说：“你不能想象我这些年所忍受的生活。”她所说的是乌鸦的信（注：乌鸦是牵扯进本案的一个写匿名信的人的外号。）？似乎她的言下之意是：我们所忍受的生活，他和我。没有因为孩子的失踪而马上焦虑不安，克里斯蒂娜·V.谈论的是她所忍受的存在。就好像孩子的失踪预示着一个不幸的降临将关上过去的不幸的闸门。这一点让我觉得谋杀的理由离我们很近，在克里斯蒂娜·V. 的生活和她孩子的失踪之间有一种决定性的因果关系。但或许只是因为尚且为时太早她才没有真正担心孩子的失踪？或许。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我们可以这么说：或许她并不担心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她不过是来找奶妈聊聊天，借口孩子不见了来谈谈她自己和她的生活。或许她不担心，也是因为孩子常常出去。谁知道？像这样，或许他和他父亲一起出去，有时候他们或许忘了跟她说，她也不为此而抱怨，因为她或许喜欢这种被抛弃的感觉，孤身一人就像创世之初。有可能。在这种孤独中，对不幸的证实每晚都不可救药地迈近一点，这也有可能。而这种不幸的进展她没见它们是怎么完成的，可以肯定的是她越来越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一个夜晚降临在她，无辜的克里斯蒂娜·V.身上，她或许杀了人而不自知，就像我写作而不自知一样，眼睛对着玻璃，努力要把十月某一天渐渐扩大的黑暗看清楚。
或许她忘了。她会忘了什么？这个：对她来说，或许根本没有过孩子失踪这回事，只是对别人来说才有过孩子失踪这回事，她原本该把她知道的藏在心里，当别人还不知道的时候。这一冒失，这一疏忽，不去一味地谈论孩子，谈他突然的、令人眩晕的失踪，或干脆沉默，克里斯蒂娜·V.却吐露了一段隐情，关于自身的存在，深刻的，超越了时间。我认为人们还可以说得更多，认为克里斯蒂娜·V.去奶妈家就是为了跟她说这些，这个句子一次性地透露了一切，过去的地狱和将来的地狱。
她还忘了别的。那奶妈，克里斯蒂娜的女友，住在离她家不止一公里远的地方。孩子回他的奶妈家里，步行走那么远的路，这些都是最不可能的假设，但克里斯蒂娜·V.却到那里找她的孩子。那个她最没有可能找到他的地方。因此她只是单单为了去才去那里？如果是这样，吐露生活不幸的隐情就成了多余。
生活，在这些房子里，没有人清楚是怎么回事
所有这些情况，这些疏漏，这些冒失，这一置自身的不幸于孩子的丢失之上──还有别的，就像这一总是游离的目光──都让我相信孩子不是克里斯蒂娜·V.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为什么不呢？也有女人不爱自己的孩子，不爱自己的房子，她们不是别人期望的那种家庭主妇。她们也不是他们丈夫的女人。她们不是好母亲，同样也不忠诚，一心想离家出走，但不管怎么说她们都忍受了，婚姻、做爱、孩子、房子、家具，但这并没有让她们改变，哪怕只是一天。
为什么一次生育不可以是不受欢迎的？
为什么由于孩子的到来而实现的母亲的诞生不可以是一种灾难，就因为那母亲煎坏了牛排要挨男人几个巴掌，比方说？对孩子而言势必也一样，因为数学得了零分而挨巴掌。当她们有了一个孩子，而她们又不当他是她们亲生的，这或许是因为她们其实不想要这个孩子，她们其实不想活。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说教，任何惩罚都不能让她们认可孩子是她们自己的。应该让她们和她们的故事清净地呆着，不去责骂她们，殴打她们。上面提到的所有这些情况没有羁绊在克里斯蒂娜·V.的周围，她不理会这些事情就好像这些事情跟她无关，这有可能。或许克里斯蒂娜·V.过的生活是完全虚假的，而她又无能为力。克里斯蒂娜·V.，或许她骨子里是一个流浪女，骨子里是一个郊区的醉鬼，居无定所，无法无天，没有婚约，跟谁睡在哪儿睡都无所谓，吃什么也无所谓，或许就是在这一种不幸中，她会真的落泪真的微笑。在这所山丘上的房子或别处，在那些类似的房子里的生活，没有人清楚是怎么回事，甚至连法官也不知道。在那些对她了解还算不少的人看来，首先是孩子，之后还是孩子。
由男人制订的夫妻规则
有可能克里斯蒂娜·V.和一个让人难以忍受的男人生活在一起。
他不应该是一个凶恶的男人，不是，那应该是一个中规中矩、本分的男人。我看到这个男人坚持不懈地坚守原则、实施教导的苛刻。我看到他用自己的想法去调教妻子，他在这一调教中得到某种越来越大的快感，某种欲望。当夫妻的规则由男人制订，它总是包含了一种由男人迫使女人接受的性爱。好好看看你们周围的人：当妻子们像这个女人一样，对她们的孩子淡忘，漠不关心，那是因为她们生活在男人的法则里，她们驱赶那些画面，用所有的力气，她们这样做是为了不去面对，幸存下来。在房子周围没有花园，一切都保持房子造好时的样子。她们不摆弄花园。这些女人，她们不种一些时令花卉。有时候她们坐在房屋前，因为天空的空无一物、光线的强烈而倦怠。孩子们来到她们身边，和她们的身体玩耍，爬上来，弄乱衣服，弄乱头发，打她们的身体，嬉笑着，而她们，她们依然不动声色，听之任之，而孩子们很高兴有一位母亲可以嬉戏可以去爱。
不，孩子不会是克里斯蒂娜·V.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他怎么都不会比她自己在她的生活中更重要。而在丈夫的生活中，却是，孩子应该是他经历过的最重要、最美好、最出乎意料的东西，上帝的馈赠。这真可怕。他说她是一个令人赞叹的妻子，他希望所有的男人都能拥有一个像她那样的女人。这是因为她身上的一种惰性，潜伏最深的，所有死亡的冲动中最迷人的。这种惰性男人见识过之后一次都没有摆脱过，和一种盲目的顺从那么接近。保留他们和她们之间这个最大的差异，这是男人们最珍贵的心愿。
克里斯蒂娜·V.想必一天天数着过去的日子，计算着时间，试图知道到底该拿这样的生活怎么办，如何从这个光秃秃的山丘里走出去，如何和一个男人呆在一起，比如和这个她16岁时认识的男子，如何私奔。如何走出她面前的景致，如何把它放到她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如何最终永远地置身于另一个地方，哪怕只是一个季节，远离每天可怕的纠缠，寻找这一切的意义的纠缠。
自由的监狱
她在一所自由的监狱里。她不知道拿自由怎么办。有时或许她想还手，拒绝调教，轮到她也甩巴掌，比如说，为了一块煎坏了的牛排。但可能会给她巴掌吃的男人，她是不可能尝试还手的，他一定会觉得可笑。那样他肯定会打她的。她也不能拒绝住在房子里，离开它们，这所房子，这个地方，逃走。想到他们可能会找到我们，这真可怕。而且离开，单单离开从来都不够。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争执，人们对它的关注代替了对他的关注。很难从一个故事中走出来，放弃它。需要一个理由去做，失去好感，移情别恋。但和同一个故事呆在一起最终都会像厄运一样从一走出童年就笼罩在所有的青春之上，直到凶杀的那一天。夜里，她梦见她打他嘴巴，她挖他的眼睛。对此他一无所知。他们从来都一无所知。世上没有一个男人能知道在被一个她不想要的男人要了的女人眼中那个男人会是什么样子。没有欲望而被进入的女人在谋杀的情结里。压在她身上的雄性享乐的尸体般的重量是她无力还击的谋杀的重量：疯狂的重量。经常这些女人尝试写匿名信。因为她们当中很多人都读“阿尔勒干”（注：原为意大利喜剧中的滑稽人物，自17世纪后传入欧洲各国戏剧中。他身着杂色三角布片缝制起来的百衲衣、紧身裤，腰悬木刀，头戴黑色面具。）系列。在信中，她们至少可以去恨，去写，去辱骂。但这些信通常都没有回音。什么也没有因为它们而改变。信是不够的，她们也不知道去写。从来不知道这些女人中有几个会想出什么点子。甚至最坏的情形，连侦探小说都不够用：不该违犯几千年的禁忌。
光秃秃的山丘上的女人
然而，这个光秃秃的山丘上的女人，据说本该找到如何一次性、在一分钟里毁掉她生命的全部建筑。人们这么说。这不一定。人们可以从自己的原则出发去臆想事情。但到了行动，又不能够了，绝对不可能。如果克里斯蒂娜·V.在人生的这个阶段选择了这条路，那是因为在所有的办法中想必产生了一种等同的抉择，包括孩子的死，她曾想过借助它们走出去。在这种情况下，孩子的死应该是留在她脑海中的惟一的办法，因为它是最有把握的。我敢进一步推断，如果克里斯蒂娜·V.意识到了施加于她生命长长的隧道的穿越的不公正的话，她对人们指责她的罪行完全是陌生的。她不知道这个词在这里意味着什么。她曾经是不公正的对待的受害者，她，是的，但有罪，不，她从来都不是。在犯罪的时候，在那种确切的状况下犯事，这在谁都不能避免，有罪，她不是的。她从来没有叫喊过，克里斯蒂娜·V.，除了在墓地。如果她喊出来，我想应该是：“让所有人都在我身边死去吧，这个新来的孩子，我丈夫和我自己，但司法所谓的有罪，我永远都不是。”她说人们把她送进监狱首先是因为遇害的男人，而不是因为遇害的孩子。男人和孩子是不能等同的。把两种情况下把二者混为一谈是荒谬的。在犯罪的市场犯下这一罪行，是可能的。她知道这一点，她，母亲。
甚至不是去死，她们
当这个十月的夜晚来临，在我看来疯狂已经漫过了山冈。一切都为时已晚。她已经弄僵了自己的身子，乳房和目光，她已经冰封了她的心，一切都为时已晚。甚至这一天的时间，她都无法打发。她不再注视任何人，除了外面，那来自秋天的晚风，那山丘的荒凉，那噩梦，那寒冷，那些越来越短暂的白天就像终结之前剩下的时间。在那些夜晚，这些女人看不了书。沉默和生命的消逝有时在她们的房子里达到白炽的程度，她们甚至不能和男人们谈谈自己。在他们之间什么都没有了，除了孩子。在这口沉默的深井里，孩子们等待着。甚至孩子们，当他们开口说话，她们都得让他们闭嘴。孩子们怎么都看不见他们呢？他们，那些男人。她们除了人们谈论的那事再没有别的事可做，甚至不是去死，她们。
剩下的是另一个罪行：这个被打死的男人或许知道什么。从他边盯着别人的眼睛边说他无辜的那份坚持总让我觉得他是知道什么但他不能说，一说就会牵连别人的事情。当人们用他的枪指着他并对他说：“你很清楚这不是我干的”，我理解的是：“你很清楚是谁干的。”人们说是她，克里斯蒂娜·V.唆使人杀了他。势必是她说服凶手只能是这个男人。为什么是他？为了了结。孩子无疑是被人害死的。因此必须有一个凶手。由母亲导演的孩子的死亡，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它的名字，我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一罪行，但这个男人的无辜，我知道怎么称呼。有人为她做了那事。有人杀了那个男人。
因此她被指控为杀害孩子的正式凶手。发生的一切就好像不是司法在分派这一事件的各个角色，包括凶手的角色。
或许这是第一次和她一起生活的男人会相信她促使的是什么，她，他孩子的母亲。
这一次，克里斯蒂娜·V.应该感到心满意足：凶手已经找到了，他被打死了而那个杀死他的人将住进监狱。
某段平静的日子
一旦三起凶杀完成，克里斯蒂娜·V.会过上一段平静的日子。房子将被卖掉。那张花了不止两百万（注：这里是旧法郎，相当于两万法郎。）的真皮沙发一样也要卖掉。没有人曾经被邀请到过这个房子，坐在这些如此昂贵的沙发上。
为什么要拥有这些东西？为了把它们炫耀给嫉妒的人看？为了让人相信生活平淡的幸福？是的。为了让人相信。为了一些同样平淡的务实的理由。因为这里一切都是平淡的，一切。务实。和任何地方一样。
克里斯蒂娜在孩子死后说她重新感受到了对这个男人的欲望，还有爱。可能她在这个男人身上造成的可怕的苦痛让过去、让冷酷都消散了，它消解了时间，它在不幸中建立了平等。监狱成了难以接近的布景。相爱，也是这样。没有人有权得到。
这个罪行，是一个沙漠
26岁的时候，已经结婚十年。他们再没有任何共同的东西，甚至孩子都不算，他们只有挣到的钱，房子，汽车，沙发。现在，他们共有的是死掉的孩子。
方式，像这样：凶案之后已经过去9个月了。等待依然如旧。这个案子是人们不会觉得厌烦的案子。它深不可测，非常广阔，非常。常常人们在自以为找到了的地方失去了目标，当你走近它就消失了。若凑得很近，就只剩下清白无辜的可怕。在这个案子里，人们一直走到了恶背后的层面，上帝面前的这份清白无辜。
案子让所有当地居民思索，所有的居民都和这个案子一起变得聪明了，罪犯也好，观众也好。
什么都不会再发生，我们处在死点上。还等什么才起诉呢？人们思忖着。在等警察局的综合报告。它终于到了。笔迹分析结果，它们到了。起诉甚至还让大家等了一下。之后它就举行了。被起诉的是克里斯蒂娜·V.。被控弑子。她被监禁了。
原先看起来足以这么做的理由现在似乎不那么足够了。极度缺少一个难以定义却无可替代、没有对等物的因素，让一个人，一个生命说出他所看见的，他所知道的。在这个凶案里没有任何人，那是一个沙漠，和光秃秃的山丘一样。和往常一样，在无数的案情调查之后，人们如今终于到达了结论过于明亮的地带。如果警察之前很少在当地走动，是否其他人就不会被“干掉”，像这个男人，这个兄弟？人们感到村子的一部分，“紧闭的房间”知道真相，而且奇怪的是，这个罪行在此地似乎是被人期待的，为了彻底清算或许从上个世纪就开始了的家庭不和睦。
是否那是第四起谋杀？
剩下还有这另一个孩子。对大家来说她一直是调查的盲点。对所有司法步骤的观众来说，这是这起凶案阴影最浓的区域。有一次：为什么就这个案件，她写出了第一篇清晰的、没有拼写语法错误的故事？是警察逼她写的？这不是真的，并不是警察逼她产生孩子构思的这份简单，这份明晰。当她停下来的那份恐惧还留在所有人的记忆里。案发以后，她再没有回过学校。她几乎不出门，和她的山羊一起玩耍，有人说。是否那可以算是第四起谋杀？
又一次，我们一无所知。不会再知道什么。如果我们问人们：“如果突然凶手在这里被发现，在村子周边……？”他们回答我们说不会的，这不再可能了，一切都已经被圈住了。因此剩下的就是要讯问他们所有人，直到最后一个。
气氛突然不一样了。司法显得力不从心，鞭长莫及，甚至没有用处，它在还完公道的时候变得多余。为什么要还公道？它在隐瞒。比秘密尤甚，它隐瞒。它隐瞒罪行的境界，或者换个词说，它的精神世界。思想活动打乱了司法的秩序。它反对把这位女罪人和其他女人完全分开。让克里斯蒂娜·V.成为罪人的是所有女人的一个共同的秘密。我说的是施加在孩子身上的罪行，从今往后完结了，但我说的同时也是发生在她、母亲身上的罪行。这和我有关。她还独自一人在她的孤独中，那份在大地深处、黑暗中的女人们所处的孤独中，为了让她们保持她们曾经的样子，在物质的物质性中沉沦。克里斯蒂娜·V.是绝妙的。必然绝妙的。
（该文发表在1985年7月17日《解放报》，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多维尔和死亡
多维尔是个美丽的地方，很美丽。我二十二岁的时候去过那里，开着我的黄色的敞篷福特车，修完法律那年。一下子就很美，打第一次开始。无与伦比。
它是野性的。面向海洋。它是……在卡尔马格（注：（Camargue）：法国南方普罗旺斯的沼泽区，畜牧牛马的天然牧场，1972年在该地区建了一个自然公园。）的卢浮宫，在极地的巴黎歌剧院，在撒哈拉的协和广场。它是荒野的，却有一种令人赞叹的、“不合时宜”的建构。一大排旅店和海洋平行。在海洋和大酒店之间。
妙就妙在这些豪华大酒店和海洋之间有一块很大的空地。除了海洋，别无其它。是的，那么多的美景让人忍不住要大叫。真是疯了。当有风暴的时候，海水还有风暴的泡沫就漫到宫殿的边缘，是的，就是这样：却没有危险。多维尔……是扔给大海的，或者说是扔给它的。空地是某种共鸣室。气候恶劣的时候，海水一直涌到一幢幢酒店的台阶上，旅馆业最大的疯狂，地球的历史上最后的杰作。永远都不会再建造了，“诺曼底”……，有内院，封闭的苹果园就像休憩、聊天、阅读的房间。什么都不能替代这个面对大洋的荒野的所在。仿佛一切都结束了。真是可怕。
您知道，大酒店和娱乐场就面对着海洋的冲击地，这些地方人们那么美丽地称呼它们为“空地”（注：法文空地为terrains vagues，而vagues也有波浪的意思，因此杜拉斯觉得这个称呼很美。）。它荒凉，但不碍事，草是细瘦的。是盐碱地上的茅草。可以在上面走，有一摊摊的海水，但我们可以绕过去，没什么大不了的。一点也不。您或许还记得。只是在四、五年前。对我们来说，就这样朝着大海走去是一种很开心的乐趣。尽头有一排点缀了很小的、很漂亮的陶瓷的小棚屋，在这些小棚屋之间，在它们中间，有供百万富翁光顾的“太阳酒吧”，暧昧而奢华。在空地的右边有四个网球场。一样也对着海，透明的，有人看管。网球场过去是一个供孩子玩耍的旋转木马，印度或亚洲的国王的孩子，当然可以，但也有其他孩子，多维尔商人的孩子。这我们也能看到，也是透明的。大海在那里，一直都在。
后来有过那个女人……让她不舒服的，是大海在沙滩前保留的那段距离。对她来说那个空间是忧郁的，是舍弃给大海，它的风暴、它的危险、它的潮汐的。那是一种疏忽，一个没被利用的敛财的好所在。而无可替代的，是空间的失去，尽管是空无一物的空间……
这不是全部。剩下的因此还有保持荒芜的贝奈维尔边缘地带……的左边──对看海的人而言。（她）在那边造了一些路，两条路，一条去的路，一条回的路。她种了树和花丛。她栽种从种子商、从供应公共花园、市政和医院的国家那里得到的一切各种花期的植物，秋海棠和天竺葵，黄杨木和女贞树，红玫瑰和三色堇的花丛。她建了一些圆形广场，装点着“统一价”（注：“统一价”（Uniprix）：法国大型连锁超市。）类型的水池，那水池甚至是塑料的，时不时，尤其是夜里，在荒漠中悲哀地漏水，让过往的汽车越来越不满。
这让我们现在在这些路上再看不见任何东西，既看不见海洋也看不见酒店。这是阿斯尼埃尔，或着甚至是塞尔吉-蓬多瓦兹（注：阿斯尼埃尔、塞尔吉-蓬多瓦兹：两地均为巴黎的郊区卫星城，影射那些没有特色的地方。）。所有的美都消亡了，死去了……从多维尔一直到贝奈维尔的尽头，大海被宣告禁止接近：现在有带计数器和出纳员的栅栏。为了“锦上添花”，那女人在所有的空地上建起了停车场。我们再也不能开车去看海了，那得付费。而那些没有酒店房间的人再也不能躺在小棚屋的檐下或在他们的汽车里睡觉就像他们从前做的那样……
我忘了说，在酒店之后是一些亿万富翁美轮美奂的别墅。（人们）得到了拆毁和修建住宅的许可……那些住宅阴郁如葬礼般丑陋……
（同样也有）在图克和多维尔的游艇的船坞之间的狭长的半岛。那是一个荒野之地，很美，绝无仅有的河流和游艇船坞的景致。在那里有一处渔船的造船场和一个非洲木材的仓库。那是多维尔-特鲁维尔惟一的居民区。（还）有一个很大的长长的建筑，专供海员使用。一排树把它和游艇俱乐部的船分开。没有哪次我去那里是不激动的。突然就到了“别处”，很简陋甚至很贫穷，在那儿的不是些度假者，他们是城市依然听之任之的贫穷街区的居民。
朴素的大建筑，住着海员，我用它编了森林旅馆，编了劳拉·瓦莱里·斯坦（注：这句话又作：“在我的脑海和电影《恒河女人》中，这个建筑是劳儿·V.斯坦的森林旅馆。”）。她所站的燕麦地就在仓库和白灰两色的建筑之间。就是从那里，劳儿·瓦莱里·斯坦（《劳儿之劫》中的女主人公）视而不见地透过关着的窗户看S.塔拉的情人。
……
当我们知道此事（面对）这一毁灭，我们换了路线，去别的地方，朝卡堡方向去。我们惟一能说、惟一能做的是，写下这些事，在墙上写下责任人的名字，写下一切……所有我们想的，关于一切，所有的真理，去言说……也说出名字。写在墙上这绝对是写。到处写就是写给每个人……但愿（责任人）因为墙上的书写──对他们进行的惟一的政治惩罚而应接不暇。
（未发表的文章，无日期，写于1980左右）
巴黎-鲁昂之路
我们在一个高地上。巴黎-鲁昂之路就建在这个高地上。从路边餐馆的门窗洞望过去，我们俯瞰整个山谷。尽头，工厂。之后是田野。这些田野被高速公路割裂了。它们在高速公路之后直到这家餐馆所在的路上又继续蔓延。
尽头，因此是工厂。一条上坡的小路从工厂出来，穿过田野，横跨高速公路，再穿过田野，止于巴黎-鲁昂的国道。
我们距离事件发生地有一公里半路。他们就在我们眼皮底下。示威的人群在小路上前进。它在高速公路前停下来。它没有特殊的颜色。它是浅色的。人群一开始走得很快，跑着行进。到达桥之前它减慢速度。之后它停下来不动了。
它停在另一群人面前，CRS（注：CRS：法国共和国保安部队（Compaghie Républicaine de Sécurité）的简称。）的人静止地站在桥的另一边。这另一群人穿着黑色的制服。头盔的尖顶熠熠生辉。当它移动，只能看到腿的运动。它井然有序地移动，很迅速，有节奏地，之后停下来。先前那群人掉转身，奔跑，混乱地，之后重新整合，停下来。他们互相观望。在他们下面，汽车以相对一致的速度川流不息。两条车流，一条是卡车，一条是汽车，在一个方向，在另一个方向。
几小时，在把他们隔开的桥下，车流自然地流淌着。
在巴黎-鲁昂的路上也一样：车来车往。
在山脊上，巴黎-鲁昂道路的边上，在俯瞰道路的山脊上，有一些看客。他们也一动不动。大家的眼睛都盯在桥上。前进，前进，后退，后退。下面的汽车洪流，无动于衷。
这一切都发生在门窗洞后面。
有人出来。声音提高了。是些叫喊，但隔着距离，成了一致的──动物的喧哗。汽车的呼啸声盖过它们。叫喊停下来。又重新开始。
我们处在事件的僵持中。一切都以钟摆的精确重复着。看不到出路。没有出路。发生和看到的就是事件本身。广播直播现场看到的事件的评论。我们听到播的是我们看到的。对描述这一事件所需的句子的数量真是惊人。因此看客分两种：职业看客和其他。
一个工人，独自一人，在餐馆的花园里，咒骂。谁？
当催泪弹到来的时候，变化是巨大的。
未发表的文章，无日期
德巴雷斯德先生
夏天的临近总让我感到有点害怕。住在海边的不便。夏天度假者的景观让我的状况变得很艰难。从我的书房，我看见他们在海里嬉戏。
忧郁的日子。没有巴黎来信。肖万突然离开我了。他是打电话来向我告假的。我让人问他是不是关乎涨工资的事情。他对我的秘书嗤之以鼻。那天晚上，我们在城里碰到他，在闲逛。在这所城市没有工程师的工作，除了进出口。他总归会回来的。我为他的傲慢感到遗憾。一些（肮脏）的想法，但如果他对我说出来，我会理解的。我该去猜测它们么？
（这一段字迹无法辨认）
但我孤身一人。我想念M.的在场。以某种方式。但当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想到另一个（安娜，词语被划掉），另一个对我来说没有一点用处的。我最近的财务表上的数据，我急着要把它们告诉她，我的妻子，而不是M.。有时我埋怨自己如此不公──啊！要是我有时间我很想写本小说──我是一个商人。人们以为我的心是冷酷的。整天都是营业额直漫到脖子，夜里我梦到爱情。就像每晚和安娜一起晚餐……的确应该给她一些训诫。什么都替代不了我们的妻子。我们是那些最少离婚也最受指责的人。
凌晨四点在走廊上发现这个女人。我的那个。我的妻子。
（摘自《德巴雷斯德先生的日记》，黑色硬皮抄，两页手稿，无日期）
克莱尔·德吕卡
一天有人对我说：她是不可模仿的。我相信。我看过五十次《水和森林》，当克莱尔惊慌地朝观众走过来的时候我还总是会笑──对观众说话──她无动于衷地谈论，不管是她的生活，还是她这一生称过的面条，还是她今生的婚姻，在特鲁维尔，十八岁的时候，和一位所谓的杜维维埃先生──她还没有杀死的。
不管她窥视着，充满预见的，以一种无法消减的温柔，一场爱情终结的可怕的风景。
说到克莱尔的时候我想：能够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失去他的自然，他的天性。我相信克莱尔取之不尽的财富就是这种随机应变的天分，无边无际，不可限量，无法磨灭，无法抗拒。
在克莱尔面前，我们也成了不可限量无法磨灭的观众──在这个持久的奇迹面前，变得自然。
贝尔福啤酒的广告
应该达到多亏了贝尔福啤酒而激发的情感和人对这一情感的经历的平衡。有人，有沙漠，他们是分开的。他们多亏了这一黑色的神秘的啤酒而联系在了一起。
这一令人赞叹的艰难时刻是夜晚的降临，光线每天的消亡，黑啤酒可以把它表现为一个非常个人的、英雄的隐秘时刻。这一即将降临在沙漠上的死亡之夜，显然它是死亡本身毋庸置疑的预兆。这里所要求黑啤酒，这一琼浆的，是提供这一消极的沉醉的解药，它是死亡这一共同的命运的神奇的版本（天真的，轻微的醉意，是每个人都可以承受的，并且是大家所期盼的）。黑啤酒表露了暴力的温情、坚硬的天鹅绒的表面、孤独的桀骜，等等。黑啤酒就是这些连续的事物的神奇的诠释：沙漠，冷漠，死亡，孤独。
（未发表的文章，无日期）
芭蕾的理由（金嗓子、空中芭蕾）
一、 金嗓子
在外省的一个小小的电话转接站，突然，在一天夜里，一位年轻的接线员捕捉到一个无法解码的信息。她报告了此事。没有人知道那声音说的是什么语言。
那是一个三千年前来自于非常遥远的外星球上的声音，直到今天才传达到地球。
那声音对小接线员的蛊惑简直等同于一段撕心裂肺的恋情。
（换言之，如果需要的话，一位爱着这位姑娘的年轻男子对这一陌生的声音产生了嫉妒。）
年轻的姑娘最终“领会了”星际信息。是一个濒临灭亡的星球的呼救。
整个悲剧在外省的小小的电话转接站被体验到了。
之后，突然，声音沉寂了。静默伴随的是星球的灭亡，它是一种比呼救更可怕的醒悟。
在电话转接站，电话从四面八方打来，却都没有任何答复：人们发现年轻的姑娘晕倒在转接站中央。嘈杂的感叹声。
年轻姑娘受到了指责。
但最终还是圆满结束了。
她重新开始工作。一切都恢复正常了。
二、 空中芭蕾
一个女宇航员和一个男宇航员在宇宙空间相遇。这次“相逢”发生在地球的上空。在乳液般闪烁的大气层，两个宇航员穿着一样的服装，纯白色，只有他们两个人。
每次路过，他们大声喊叫却彼此都无法听见，被发射到环绕地球的两条平行的轨道上，他们的行动缓慢得像游泳的人一样。他们绝望地企图触及对方却不可得。白天，之后是黑暗，交替地包围他们。
从地球上，有信号传来。他们被通告他们共存对彼此都是一种危险。他们是由两个不同或许是敌对的地区发射的“空间观察员”。在他们下面，在地球上，或许战争肆虐。
他们相爱。他们的爱在成长。每次相逢，他们只是用温柔或绝望的叫喊来示爱。
一次故意的错误操作导致了他们的最后相遇。这次相遇，在下面，被当作一场双方刻意制造的灾难。人们分别赞赏了他们英勇的行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甚至还许诺给他们授勋。
人们责令他们返回：他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但他们不愿意分离。
紧紧地贴在一起，他们旋转着。
丑闻终于暴露了：两位宇航员背叛了各自的国家。
最后通牒发给他们：要么返回要么被遗忘。
他们选择了被遗忘。
人们把他们忘了。
他们旋转着──合而为一、静止不动的身体──过了几个世纪。
（未发表的文章，无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