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 文冤阁大学士
文/ [美]高·维得尔
一开始，只有口语。最早那些叙述都是诸神与众王的事迹。这些故事代代相传，通常借着韵诗的形式，这样方便记诵。接着，很不可思议，到了公元前五世纪，所有的叙述都赋形于文字，遂有文学的滥觞。从希腊到波斯，到印度，到中国，对此都有过很大争议。靠文字而不是靠记忆来保存的叙述能否被人们掌握？传统派说不能；现代派说能。传统派输了。如今，两千五百年之后，也有类似危机。现代派相信任何形式的叙述和学问都可以通过声像途径，而不是如今的传统派力主的书面文字来传递。在这场争议中，我则充当了一回保守派，甚至到了有猛烈反应的程度。
反正，我们如今都爱提激进的问题。把事情写下来的意义，除了指导如何操作机器外，还有什么呢？为什么还要讲诸神和众王，或者，甚至是男人和女人的故事呢？
早先，声誉的概念——不朽的声誉——折磨着我们这个物种。但声誉起初对于个人而言，并不如对于整个部落那么要紧。修昔底德斯（注：［公元前460?-395?］。）被当作伯里克利（注：Pericles［公元前495?-429］古希腊政治家，民主派领袖，雅典于其治下臻于文武鼎盛。）的传记作者，而他写的其实是整座雅典城池的“传记”（且误用一下这个词吧）。作者要我们了解的是该城的理念，而不是伯里克利的家务事。他提及这些事只是当作市民生活的写照。爱情也尚未被判为肉欲的对立面。除了在喜剧中，婚姻作不了主题（索福克勒斯（注：Sophocles［公元前496?-406］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著有《俄狄浦斯王》等。）不在乎由谁照看孩子们，除非美狄亚（注：Medea 古希腊神话人物，科尔喀斯公主，助伊阿宋获金羊毛后与其私奔，后遭遗弃，怒杀亲生儿女。）会杀了他们，或者他们会被放进馅饼里烘焙）。两千年来，从荷马，到埃斯库罗斯（注：Aeschylus［公元前525?-456］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著有《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等。），到但丁，到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我们文学的伟大主线一直关注着神明、英雄、国王，他们或互相拼斗，或与无法改变的命运拼斗。同时，围绕着各个故事，无论讲的是普罗米修斯（注：Prometheus 古希腊神话人物，因盗取天火予人类，触怒主神宙斯，长期被缚高加索山，日受神鹰噬咬，后为大英雄赫拉克勒斯所救。）还是金雀花王朝（注：1154-1485年间统治英格兰的王朝，上承诺曼王朝，下启兰开斯特王朝。历代君主为：亨利二世、理查一世（别号“狮心王”）、约翰王（别号“失地王”）、亨利三世、爱德华一世（别号“长胫王”）、爱德华二世、爱德华三世、理查二世。因于法国安茹等地区有大量领土，又称“安茹王朝”。）的某王子，总是有一族人民，需要天上来的火种，或是海对岸的土地。武功啊，伟人啊，我歌赞你们，其大意如此吧。歌赞昔日和今天的民族，歌赞昔日的英雄和他们留给今天的形象——那是诗人创作或再创作出来的。从一开始，歌人、诗人、文人就是本民族的最高祭司，司掌集体记忆，阐释历史，吐露当今时代里的种种渴望。
这一切在最近两百年中停止了。期间，统治者教会工人读书写字，好让他们能操作机器。传统派认为这是一项危险的试验。老百姓知道得太多，难道不会推翻他们的老爷吗？但是，现代派，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注：John Stuart Mill［1806-73］英国近代哲学家、经济学家，倡导实证论和功利主义，著有《政治经济学原理》、《论自由》等。），胜了。时候一到，人民——有了文化就很自豪——推翻了他们的老爷。我们摆脱了英国人，而法国人和俄国人——他们都是热情高涨的读书人——粉碎了君主制。甚至，法国人——他们书念得最多，理论钻得最勤——对政治试验上了瘾，乃至自我们那场没看头的革命（注：此指美国独立战争［1775-83］，美、加两国亦称之为“美国革命”。）算下来，在这两个世纪里，他们热热闹闹地制造了一个督政府、一个执政府、两个帝国、三次君主复辟和五个共和国。太把文章当回事儿，这些就会发生的。幸喜，美国人从来没那么爱读过书。我们在政治方面很幼稚，总是开着T型老爷车（注：美国福特汽车公司1907-1928年间生产。）啪啦啪啦地前进，每隔四年就要愁眉苦脸地到处寻觅修车良工。
随着政治变革——那是识字普及和印刷媒体带来的结果——叙述的本质开始碎裂。高雅文学最具民主意识地关注着百姓的行为。尽管一个乔治·艾略特（注：George Eliot［1819-80］英国女小说家，开创现代小说心理分析手法，著有《弗罗斯河上的磨坊》等。）或一个哈代（注：Thomas Hardy［1840-1928］英国小说家、诗人，作品多以故乡韦塞克斯为背景，著有《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等。）可以在这些平平常常的家长里短中拈出艺术来，而在多数人手中，映照生活的粗糙镜子比起，譬如说，大仲马的作品来要乏味很多，而且，写老百姓还偏偏不受老百姓喜欢。今日的严肃小说往往是一个精心写就的教参文本，写的是那些在学校里教书、对着人数递减的班级写教参文本的人。今天的流行小说，是草率敷衍地在机器上——或者干脆由机器——写出的。可偏偏它们倒接手了那些英雄、国王和神明，给他们套上现代的名牌衣装，让他们置身于雪赫乐莎德（注：Scheherazade 阿拉伯古代民间故事集《天方夜谭》中苏丹的妃子，为活命，每夜为其夫讲述隔夜待续的趣闻轶事。）梦幻之外的消费者梦幻中。
这真是奇怪的颠倒啊。最好的作家常常用高度简约的手法写那些平淡无奇的事物，而最差的作家则带我们到阿特柔斯（注：Atreus 古希腊神话人物，迈锡尼国王，妻为一弟诱奸，因杀该弟诸子，以侄肉宴之。）府上——我是说家中——去作疾风式旅行，把每副骷髅架子都从密室里拖出来，把每条“婆娑”（注：Porthault 美国一种高级亚麻床单的商标名。）牌床单都掀起来。这种烂文章之所以流行，并非阅读界——一个濒危物种——原本就喜欢文章烂，而是好的作家没法吸引他们。后果就是，一切都不对头了，高高在上的学术界官僚们干脆松下一口气，放弃了文学，代之以文学理论，那可是根本不需什么才略就能凑合出来的呀。后果就是，二十年来，美国各校英文系招生总人数减少了一半以上。爱默生（注：Ralph Waldo Emerson［1803-82］美国思想家、散文家、诗人，美国超验主义代表人物，提倡个性绝对自由和社会改良，著有《论自然》、《诗集》等。）老夫子，他死了呵。我们的作家成了娱乐业人士，而且还不是那么娱乐人。我们失去了传统中的阐释者、检验者和预言者。
我又能做点什么呢？如果没有别的，那么我继续，且是没完没了地，阐释，检验，预言，尤其在我那五本关于美国自始至今的长篇小说（注：《伯尔》、《林肯》、《1876》、《帝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原注）里。还是有一群公众，很想搞懂“我们是谁”和“我们做过什么”的。这一事实本该能鼓励其他人成为我的同道，可是却基本上被各所大学弄得毫无希望了。它们在文学的各个领域都建立起了霸权——除了文学创作能力这一块。他们现在又相信，系列小说作家只该写他知道的东西。而我们的教育体制其现状如此，他便也知道不了多少东西。我们的阶级体制又是非比寻常地森严，除了投生的这个世界——和就读的学校之外，他没什么机会可以探索其他世界。自然，他就永远无法像前辈们那样描写自己国家的统治者了。统治者们更喜欢影子。玛丽·麦卡锡（注：Mary McCarthy［1912-89］美国女小说家、评论家，著有《团队》、《食人族与传教士》等。Edmund Wilson为其第二任丈夫。）最近列出了所有不能写进严肃小说里的内容——从落日残照，到施行绞刑，到内阁会议。此外，说句公道话，我们的政治生活虽然完全与政治无缘，但却生气勃勃，那么多大人物，那么多低劣虚构的素材，教人们都不太指望小说家能和记者竞争了。
书评世界的绝对法则之一就是历史小说既不是历史，也不是小说。另一方面，对当代一宗谋杀的秉笔直录却旗开得胜，成了一部小说。这就是我所谓的“卡波特（注：Truman Capote［1924-84］美国小说家、剧作家，所著纪实小说《冷血残杀》即此处所指的“对当代一宗谋杀的秉笔直录”。）迷乱”，这是他的丰碑。其实，根本没有与各式各样小说相对立的典型小说。没人能说出小说该如何如之何。而历史则是另一码事。虽然我尽力核对各方认同的事实，却一直会加上“各方认同”这个词组，因为我们对哪怕是很近的人物，譬如西奥多·罗斯福（注：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美国第26任总统，共和党人，保护国内资源，对外奉行“大棒政策”，因调停日俄战争，获1906年诺贝尔和平奖。），所知道的一切，并不就是全部真相——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知道的——而且所谓的“事实”常常和另一些事实相矛盾。所以必须精挑细选，也正是在这精挑细选之中，开始有了文学。说到底，就是你同意谁给出的事实？和文学史正相反，在小说中，可以引入虚构角色来对真实人物的意图进行揣测。真实人物又有多真实呢？我要他们说他们的确说过的话，还是任由我，像莎士比亚那样，重新创造他们？
我刚才提到了“各方认同的事实”是历史的素材。但是如果连自身所处时代的新闻界都没法相信，那历史学者又怎么可以把报纸过刊的剪辑当作无可指摘的主要信息来源呢？举个例子，我正在写华伦·哈定（注：Warren Harding［1865-1923］美国第29任总统，共和党人，促使国会通过建立联邦政府预算制度等法案。）。我这辈子所晓得的那几句哈定名言中，有一句是他在被提名为当选希望渺茫的总统候选人后说的：“抽中一对‘烂污泥’，同花正好凑得齐。”此话听来与我们这个伪善社会所需要的那个“各方认同”的哈定形象完全合拍：一位不修边幅，爱打扑克，嗜酒好色，靠玩世不恭的共和党大员们推举才坐上宝座的虚君。可记者马克·沙立文（注：Mark Sullivan［1874-1952］美国记者、专栏作家，著有6卷本《我们的时代：1900-1925年间的美国》。）在1920年共和党全国大会前前后后都和哈定在一起。在《我们的时代》里，他引用了这句扑克名言；而在脚注中，却说这种话并不是常挂在哈定嘴边的，因为此公抱有相当的尊严感。接下来的三年里，沙立文完全可以在任一时刻问问哈定本人是否讲过这句话，但他显然没有这么做。相反，他告诉我们，或许哈定是由于一时激动“失衡”而出此言的。“要么他从来就没说过——许是某位记者设想他该说什么话而杜撰出来的吧。”这就对了。实际上，是新闻界创造了我们所有人。后来的传记作者或是历史研究者只好在一堆粗糙的虚构和半真相中精挑细选出那些与他同时代的各方所认同的“事实”。
各校英文系里的学术奸商现在欢喜文学理论胜过了文学，而历史系的沉闷官僚则严肃地意识到，他们认同的事实必须——至少在短期内——构成一种能取悦校董会的合众国观念。所有伟大的美国人都伟大得独一无二，甚至算得上是圣徒（注：基督教追封给信徒的最高荣耀。）了，而记录这些圣徒生平行述的人就成了“圣传写手”。这是桩严肃的大事业呢，和打理诸如“象牙”牌肥皂之类神圣业务的大广告公司的官僚体制倒是异处无多。主要的一位官僚就是耶鲁大学荣退思得灵（注：Sterling Professor 美国耶鲁大学最高教授席位，授予该校各科学术权威（规定至多27名，现有40名）。由1864届校友John William Sterling捐资1千万美元设立。）历史教授考玛·范·伍德沃德（注：Comer Vann Woodward［1908-99］美国南方史、种族关系史专家，根据Mary Chestnut内战日记整理汇编成《玛丽·切斯纳特的内战》，遂获1982年普利策奖。）。他是南方人，很多年前，他注意到，黑人也是人。这苹果砸了牛顿头一般的重大启示为他赢得了终身教席，还给他带来很多广告业务。
和那么多学术官僚一样，这位思得灵教授高度保护自家门前的草坪。他不想让未获终身教席的人乱闯进来撒野。让我很难过的是，他在《纽约书评》里谈到我的小说《林肯》时，评道：该“书广受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褒赞——后一类中至少还是有那么几位的。而一些最前沿的林肯研究者却并不苟同。在列举出该小说无数处史学错谬后，理查德·N·卡伦特（注：Richard N. Current［1912-］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荣退历史教授，著有《丹尼尔·韦伯斯特与民族保守主义的兴起》、《不为人知的林肯》等。），这位林肯传记作者群的领军人物，宣称‘维得尔在大事小情上都搞错了。他严重扭曲了林肯的性格和他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伍德沃德没有举出扭曲的实例。他的确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林肯文集》主编罗埃·P·巴斯勒估计‘该书一半以上的内容决不可能像维得尔说的那样发生过’。”显然，伍德沃德认为，光是下几句断言就已足矣。他没有论证，无疑是因为他对提到的文本一无所知。于是，他就引用其他断言，也是含混不清。
已故的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注：ladimir Nabokov［1899-1977］俄裔美国小说家，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欧洲文学，著有《洛丽塔》、《绝望》等。）说过，要是有人批评他的艺术，他根本不在乎。那是别人的事情。但若有人攻击他的学术，他就要拿出词典来了。读完伍德沃德的文章，我还特意读了他引用的那两篇有趣的短文。他们要证明什么？半本书都错了，林肯本人也被严重扭曲了？我是自己做的调研，这和很多教授不同，他们出的“圣传”其实是由与他们签过学徒合同的奴仆，即他们的研究生写的。而最终校对手写稿时，我向学术界求援了。这回，我请的是哈佛大学的大卫·赫尔伯特·唐纳德（注：David Herbert Donald［1920-］美国内战史专家，所著传记《查尔斯·萨姆纳与内战的来临》和《望乡：托马斯·沃尔夫传》分别于1960年和1988年获普利策奖。）教授。关于那一时期，他写了很多，而那位思得灵教授，据我尽力回忆，压根就没写过。书成之日，我又聘请了一名专业研究人员来审核事件日期、人物姓名，甚至包括种种“各方认同的事实”。
理查德·N·卡伦特教授在对真实政治人物进行虚构处理是否妥当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这也并非没有针对性。我在这上面也大做文章的。但是他执迷于学者型疯子们的一个妄想，认为存在终极真相，它只在由那几位终身教授写的论文的脚注形成的迷宫里才会显现出来。在这点上，他好天真呐。我们现在掌握的是一堆关于已故名人的事实，各方都或多或少认同了，每一代人都会按照时代的要求重新整理这些事实。卡伦特字里行间透着嗔怨之气，我也看出原因来了。“维得尔居然自称，比起任何一位写林肯的学术作家（他称他们是“圣传写手”），他都是更出色的历史学者。”卡伦特获知我妄自矜夸的这一消息来源——上帝救救我们吧——竟是拉瑞·金（注：Larry King［1933-］美国作家、记者、广播节目主持人，采访各界人士逾3万场次，于1978-1994年间主持面向全国的广播“脱口秀”。）主持的广播秀。节目从午夜开始，持续数小时。在那——我那回是——两小时里，无论说什么，都用不着起誓所言不虚。
说我惊叹于迄今从没出过一流的林肯传记，而世人对他职业生涯的其他各方面倒都做过很好的——也是学术性质的——研究，这不假。我觉得，存在这空缺的一个理由就是学术界的官僚们过度频繁地把历史写作的任务接了过去，而他们中大多数写得不怎么好，更糟的是，也不理解他们受命将去改造成圣徒的这个人物。过去，历史是文坛宗匠的专业范畴——属于吉本（注：Edward Gibbon［1737-94］英国历史学家，著有6卷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等。）、麦考雷（注：Thomas B. Macaulay［1800-59］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著有《英国史》、《古罗马之歌》等。）、布克（注：dmund Burke［1729-97］英国政论家，维护议会政治，主张对北美实行自有和解政策。）、洛克（注：John Locke［1632-1704］英国哲学家，持知识经验论，主张君主立宪政体，著有《政府论》等。）、卡莱尔（注：Thomas Carlyle［1795-1881］英国历史学家、散文家，著有《法国革命》、《论英雄、英雄崇拜与历史上的英雄业绩》等。），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国家，是属于学术界的“黑煞星”：爱德蒙·威尔逊（注：Edmund Wilson［1895-1972］美国作家、评论家，著有《阿克瑟尔的城堡》、《三重思想者》等。）的。原则上，英语教师最好不要写小说，历史教师也最好不要写历史。毕竟，教书是伟大的基础职业，在我国实践得出奇地差，近期的明证就是现有半数大学本科新生在无标识的地图上指不出哪儿是美利坚合众国。显而易见，优秀的历史学家是有的（我从他们这里获益匪浅），但唐纳德（注：此指大卫·赫尔伯特·唐纳德教授。）们、麦克佛森（注：James M. McPherson［1936-］美国内战史专家，所著《为了自由的战争呐喊》获1989年普利策奖，《为了事业和同志们》获1998年林肯奖。）们、福纳（注：Jack D. Foner［1910-99］美国劳工运动史、民权运动史及黑人问题研究专家。著有《美国军事历史上的黑人》。其子Eric Foner［1943-］亦为美国史学家，现任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授。）们在人数上远远不敌那些——其他人。
我有个激进的看法，就是美国人如今已经够成熟了，可以向他们展示一个尽量合乎原貌的林肯了，如今时隔这么久远，这是办得到的。种族战争在这个国家打得依然很激烈，所以我觉得坦率看待黑人、白人和种族歧视是有必要的。林肯的伟大之处，有一点就在于他和彻底的废奴主义者们，即共和党激进派不同，而是预见到那可恨的对峙会长期存在，于是就试图为后世免除麻烦而谋划在地理上将两个种族分开。要说此计划不仅不切实际，而且无意间也显得很残酷，这就离题了。他是想做点事情的，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思考这个大题目，直到他在生命中的最后两个星期里有了一个具体设想。这设想只有卡伦特一人知悉，而他已决意不让旁人晓得了。
最近的《纽约时报》里，赫尔伯特·密特甘（注： Herbert Mitgang［1920-］美国作家、记者、评论家、电影制片人，曾任《纽约时报》编辑。）指责我，他写道：“有好几位持修正主义观点的学术界人士提出了一种让我们难以置信的理论，说林肯其实很想打这场最终造成六十万人死伤的内战，意图以此博取奇功，凌驾于开国元勋之上，好确保自己在伟大总统之列有一席之地。”其实并没有什么单一的动机在驱策某个人。是的，至少我很相信此说，因为我发现林肯对北方阵营有越来越深的神秘信念，他自己在维护这股势力时却越来越颠三倒四，而且越来越惧怕看到流血，惧怕看到他的祖国发生这些变化，他承认——犹能满怀自豪么？——它们是“动摇邦本，震惊全民”的。我描绘林肯，是基于他1838年在斯普林菲尔德的青年男子学苑的一次演说。他开讲时赞扬了开国元勋和他们创建的这个合众国；接着，他说：
荣耀的田野有了收获，庄稼都已割完。可是会有新的刈客来啊，他们也要寻觅田野的。如以为雄心大才之士不再会自我们中间涌现，则等同于否认世界历史昭示我们的都非虚妄。他们涌现出来，自然会努力去满足主导他们行为的激情，前人就是这么做的。那么，问题是，在支撑和维护别人建立起来的大厦时，能否得到这种满足？极不可能。
林肯是这样警告我们要提防林肯的。
顶天立地的英豪都鄙夷遵循早已开辟的道途。他们要的是未经探索的区域。……他们不承认在任何首领手下效力会得到什么荣耀。他们不屑走前人的旧路，无论前人多么伟烈。他们如饥似渴地想要扬名。而且，如遇良机，就一定要达成此愿，无论那代价是解放众奴隶，抑或奴役自由人。
莎士比亚的任何创造都无法和由林肯自己创造出的林肯以及——他创造出的我们相提并论。特洛伊战争之于古希腊人，一如内战之于我们。狡黠的尤利西斯（注：Ulysses 古希腊神话人物Odysseus的拉丁名。此人为伊塞卡国王，献木马计破特洛伊城。荷马著有史诗《奥德赛》，叙其特洛伊一役后回乡途中十载飘零海上的种种奇遇。）之于古希腊人，一如林肯之于我们——这林肯可不是石膏塑成的圣徒，而是“顶天立地的英豪”，我们国家的再造父尊，我们鬼魅般地纠缠着他，他也鬼魅般地纠缠着我们。
卡伦特这位语言的主宰，想让林肯变成威廉·罗杰斯（注：William Rogers［1879-1935］美国作家、演员，擅写幽默尖刻的专栏文章，著有《文盲文摘》等。），尽是风趣与随和。可是林肯自己的语言里却回响着卡伦特所说的“不列颠怪味”。林肯的散文浸染了莎士比亚的风格。当然，H·L·门肯（注：H. L. Mencken：［1880-1956］美国评论家、记者，著有《美国语》、《偏见急》等。）并非第一个试图将美国英语从英国英语中剥离出来的人。但是，在我国，他确是主要的煽动者。说到最后，散文还是要靠耳朵。例如，“辞费滔滔”（注：原文screed，指冗长的文章或发言。）这样的词现在只有半文盲在甩派头、唱高调时才会用上，通常是在给编辑写的义正词严的书信中。
我们若谈hooker（注：可指①持钩者②钩状物③扒手④妓女⑤吸引人的东西。）这个词，这里只需要知道在不同的语境里，一个词会有各种新增的意思。copperhead可以是蛇，可以是叛徒，可以是民主党人，这取决于该词是哪一年使用的，是被哪个人使用的。有位权威人士说hooker的语源是在纽约。在华盛顿，内战期间，胡克（注：Joseph Hooker［1814-79］美国将军，内战时效力于北方的联邦政府军，曾败给南方联盟的李将军，后指挥卢考特山一役大捷。）将军的大名又给它增添了新声。另一位权威人士说，这词是从动词hook（注：指勾住。）来的，伦敦街头的婊子搭讪潜在顾客时，都会上去勾住他们的胳膊呢。
卡伦特不愿意知道我视作历史素材的“各方认同的事实”是什么。他只是想让读者认为我捏造了情节，他还要有人来相信他这话。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长篇专题讨论，目的就是要表明任何主要信息来源都信不得。如果《时报》说我说梭罗（注：Henry David Thoreau［1817-62］美国作家，美国超验主义代表人物，主张回归自然，著有《沃尔登，又名林中生活》、《论公民的不服从》等。）写过什么东西，而其实是亨利·亚当斯（注：Henry Adams［1838-1918］美国历史学家、作家，著有9卷本《美国史》，另有自传。）写的，我的“差错”就成了一个事实，因为《时报》是学者型疯子——以及学者们使用的一个主要信息来源。认为报纸上的故事说什么便是什么，这样就无知到危险的境地了。但是，也不能挑战所有印刷品的可信度。所以，出于疲惫和无知，就有了共识，它然后成为了我所说的“各方认同的事实”。我们决定不再为它们而烦恼了。但在两部海约翰（注：John Hay［1838-1905］美国政治家，林肯私人秘书，后任国务卿。）的传记中，两位作者认同传主的生年，却各自给出了不同的出生月份。我也发现，我在描写历史时，无论何时犯下错误，通常都是因为信从了一位公认的权威人物，他被证明是错了。
在解放黑奴和部分地区因政治原因可继续蓄奴的问题上：林肯允许支持中央政府的蓄奴州继续施行奴隶制，而把南部联邦各蓄奴州的黑奴给解放了。卡伦特在这点上迷糊就犯得比平时更厉害了。他认为林肯在路易斯安那州内被“解放”或被“光复”的地区继续保持奴隶制，是因为北方阵营已控制了这些县，没有什么解放黑奴的政治必要了。和其他“圣传写手”一样，卡伦特不肯面对现实，即林肯在成为圣徒之前，曾是翻手作云覆作雨的政客。他做任何事情没有不带政治算计的。他还是一位看不同对象讲不同话的大师，给后世崇拜他的人们留下了数不完的麻烦，不是所有互相矛盾的说法他们都能搞清的。对林肯来说，解放黑奴不仅是军事上的需要，也是政治上的需要。譬如，林肯任命赞成奴隶制的爱德华·斯坦利（注：Edward Stanly［1810-72］美国政治家、演说家、律师。）为被政府军攻占下来的北卡罗来纳州州长，也就意味着林肯不会干预各州的奴隶制。当《解放黑奴宣言》颁布时，据某位历史学教授说，
斯坦利去华盛顿，想辞职。然后，和林肯会晤过几次，斯坦利就感到很满意了。他回到岗位上，但首先是来到《国闻报》（注：National Intelligencer 1800-67年间在美国华盛顿发行的报纸。）主编詹姆斯·C·威林（注：James C. Welling［1825-94］美国记者、教育家，晚年任华盛顿哥伦比亚学院院长。）的办公室。威林在日记中写道：“斯坦利先生说总统向他声明，宣言是为了避免激进派在战争期间公开向政府发难而不得不在国内发的。”
可见在理查德·N·卡伦特《不为人知的林肯》（注：纽约：McGraw-Hill书局，1958年，第227页。——原注）这一段里，林肯是巧舌如簧的。我却并没有轻易放过这一各方认同的事实。难道斯坦利在解释自己行为时，不会对威林撒谎么？或许是威林误解了斯坦利说的林肯说的话？或许，当然这是很不该想到的想法啦，是林肯对斯坦利先撒了谎？对这则有损“黑奴救主”身后威名的故事，卡伦特信得太快了，而他现在又要我们来膜拜这位道德外衣完好无缝的大人物了。
在防尘封套上，书名《林肯》和我的名字中间有一英寸高的防误解说明：“一部小说”。我讲林肯总统任期中的故事，是从他的妻子、E·B·沃西伯恩（注：E. B. Washburne［1816-87］美国政治家、外交家，共和党激进派，曾任国务卿。）、海约翰、萨门·P·切斯（注：Salmon P. Chase［1808-73］林肯政府财政部长，后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还有处于次要位置的阴谋刺杀林肯者之一大卫·哈罗德（注：David Herold［1842-65］刺杀林肯的John Wilkes Booth的帮凶，后受绞刑伏法。）这几个假想的视角来进行的。我从来没有进入过林肯的心灵，而且和历史学者或传记作家不同，我没有下过专断，也没有和这一领域内的其他人斗过嘴。这五个视角，在海约翰和切斯二例中，是规定的，因为他们记日记，虽然我看很潦草。他们的许多书信现在也还能看到。我的目标是达到平衡。海约翰崇拜林肯，切斯仇恨他，玛丽·托德（注：Mary Todd Lincoln［1818-1882］林肯之妻。）深爱他，等等等等。每个人都在不同的角度上，从不同的环境中，看着他。
我也在思考事实的本质这个问题，事实是从虚构中观察到的，而虚构也同样是从事实中观察到的。这就是为何学者型疯子会比学者吸引我许多，因为他们就像气压计，对国家政治气候的任何变化都会有反应。这段美国历史上的艰难岁月，恰恰成了供美国历史写作享受的美好时光。从来不曾有过那么多才思郁郁的传记（不错，它们往往是学术界里写出来的，但不是疯子的手笔），那么多情趣盎然的史学家。但是，纯粹的历史，即便存在，也是有瑕疵的，因为“历史永远不会向我们揭示那些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发生于何时，在哪些人中间……”就小说家而言，正是对各类关系的想象，将生命力注入到过去的事物中。最后说一句，“历史，”托尔斯泰也讲过，“只要是真的，就是样绝好的东西。”或许，到头来，真相才是被人们想象得最完善的，尤其当它牢牢扎根在各方不认同和各方认同的事实中。
笔墨战交锋数回合，现在我这边已经说完了。让其他人到别处去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