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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约翰·格罗斯（John Gross）在《新牛津文学逸事集》（2006年）的《序言》开篇所言：八卦是一种深深植根于人类心底的冲动。除了饭桌边沙龙里的口耳相传之外，英语文学已经有了三百多年的逸事出版传统。随着传记、回忆录、日记、书信、媒体报道的积累，人类对于八卦的渴望有增无减。
       1975年出版的詹姆斯·萨瑟兰编纂的《牛津文学逸事集》（Oxford Book of Literary Anecdotes）写到迪伦·托马斯（1914—1953）为止，早已满足不了当代读者的胃口，于是约翰·格罗斯及时填补空白，编出了一本《新牛津文学逸事集》，从乔叟一直八卦到哈里·波特之母J. K.罗琳，而且两书的重复之处不超过十分之一。约翰·格罗斯曾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当了七年编辑，又在《纽约时报》工作了五年，写过《文人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an of Letters）、《夏洛克：一代传奇及其遗产》（Shylock: A Legend and Its Legacy），编有《牛津格言集》、《牛津散文集》、《牛津喜剧诗集》以及《新牛津英语诗》，2002年还出版了文集《莎士比亚之后》。如此渊博又不乏好奇心和幽默感的人，想来不会让文人八卦爱好者失望。
       “坏孩子”菲茨杰拉德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和珊尔达结婚第一年住在纽约。他们放肆的胡闹很快就变得远近闻名。坐在剧院前排看喜剧时，他们故意在不该笑的地方大笑只为跟演员捣乱。他们因为打扰其他客人被比尔特摩酒店扫地出门，于是立刻搬进船长酒店，并在旋转门中转了半个小时以示庆祝。出于一时兴奋，他们跳进了联合广场的喷泉池，立刻在格林威治村的浪荡艺术家们中出了名，画家雷吉纳·马许留下了一幅珊尔达戏水图。1921年他们来到蒙哥马利，在一次夏威夷花车游行中，珊尔达弯下腰撩起草裙毫无顾忌地扭来扭去。1920年5月他们在西港乡下的康波路租了一间别墅，雇了一个日本用人。珊尔达在百无聊赖时打电话叫来了消防员，当被问到哪里起火时，她捶着胸脯大叫着：“这里！”
       W. H. 奥登
       奥登自信十足。他觉得自己比任何人都聪明，而且没有任何傲慢的意思，他真的就是这么想的……他非常了解自己在做什么，完全不理会别人的评论。“心理分析”的确帮了他不少忙。比如，1947年他遭到伦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的激烈攻击，于是说：“他一定是爱上我了；不然我实在想不出其他解释。”他是真心地感到迷惑呢。他从来不认为这是一次具有破坏力的攻击。
       楚门·卡波特的《冷血》引发了奥登与罗伯特·克拉夫特对于死刑的讨论，克拉夫特问奥登是否认为死刑具有正当性，奥登回答：“的确有人能让我想象那种场景。布莱希特就是一个。事实上，我都能想象出自己亲自行刑。到了时间，我对他说：‘来，我们出去。’想想就让人愉快呢。当然我会让他好好吃一顿‘最后的晚餐’。”
       丘吉尔与“柏林”们
       1942年到1945年间，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在华盛顿的英国使馆工作，负责观察美国的言论动向。他的公文给丘吉尔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很想结识作者本人。
       1944年2月作曲家欧文·柏林（Irving Berlin）来到伦敦，丘吉尔夫人请丈夫接见他以表示对他战时创作的感谢。丘吉尔夫人本来只打算安排一次最简短的会面，没想到丘吉尔要求一起吃午饭，并带来了几位重要官员。
       饭桌上，丘吉尔一直在讨论战事，快结束时，他转向柏林：“那么，柏林先生，您能告诉我们，您觉得我亲爱的总统朋友还能第四次当选吗？”柏林用浓重的布鲁克林口音回答说罗斯福伟大的名字就能保证他的胜利。他又强调了一句：“假如他不参选的话，我就不投票了。”
       丘吉尔有些莫名其妙：“您的意思是，您也能投票吗？”
       “真心实意。”
       丘吉尔嘀咕着如果柏林教授也能在美国投票的话，肯定是个英美合作的好兆头。接下来丘吉尔又问柏林他觉得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首相先生，我将告诉我的孩子和孙子们，温斯顿·丘吉尔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丘吉尔终于彻底被搞糊涂了，就问柏林写过的最重要的作品是什么，柏林回答：“《白色圣诞节》。”
       克莱曼汀·丘吉尔终于感觉到这是一场社交灾难，于是温柔地说大家应该对柏林先生的慷慨表示感谢。“慷慨？”她丈夫嘟囔着，愕然地望着柏林……
       午餐很快就结束了。柏林回到宾馆对同住的制作人亚历山大·科尔达报告了这顿迷糊的午饭，并说自己和首相大人不太和谐。
       而据称柏林离开后，丘吉尔说：“那人写文章比他说话强多了。”
       多丽丝·莱辛与鞭子
       我最奇特的一次涉性的经历是同肯·泰南（Ken Tynan）在一起。我跟他去了剧院，然后参加了演出之后的派对。肯是个明星，说着俏皮话儿，给着善意的建议或批评。结果我们玩得太晚了，他就建议我在山街（Mount Street）留宿一夜。每一代的年轻人都会幻想着自己发明了某种适意随性的态度，可惜纯情地睡一张床并不是六十年代的发明。我不止一次两次同男性朋友友好地过夜，只因为谈话没有结束或是他错过了最后一班火车。我连一刻都没想过肯和我之间会有什么性的火花，更想象不出彼此脸红心跳的样子。我经常进他的卧室，只因为派对的时候我们把外套留在那里。等我从浴室里出来钻上床，旁边躺着朋友般温良的肯，不过卧室的墙壁突然间有了变化，上面不知何时挂满了各式各样的鞭子，好像一个鞭子博物馆似的。这时，你一定会以为肯会开口：“想知道那些鞭子派什么用处么？”或者我会开口：“那些鞭子是怎么回事，肯？”可是我们都没开口。我们就并排躺在那儿，心照不宣地谈着其它一百样事情，当然会谈政治，因为那是我们最热衷的话题。我总是说他太浪漫、太多愁善感，有时天真得无知；他抱怨我愤世嫉俗，对人性缺乏信心。我记起有一次他召我去开会讨论如何抗议，抗议的内容我已经忘了，当时有几位显贵在场。我说我觉得这种让名人当众“坐下”绝食抗议的举动极为荒谬可笑，因为大家都知道“绝食”结束后我们马上会去高档餐厅大吃一顿。肯觉得我缺少去吸引公众的那根筋，他还担心我经常表现出反动的倾向。
       后来我们就睡着了，早上被一个端上两份早餐的女佣叫醒。（肯拒绝下厨，他当时的太太伊莲·当蒂也一样。他俩自豪地宣布两人都不会煮鸡蛋，总是下馆子。连早餐都是别人送来的。）然后她把那些鞭子收拾走了。
       莱辛《行于幽暗》
       贝娄的忧郁
       索尔·贝娄本来跟芝加哥大学的同事、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是好朋友，但后来失和。此后希尔斯时常讥讽贝娄。有一年十月，也就是诺贝尔奖颁布的月份，希尔斯警告一位同事：“今天你要是看到索尔最好当心点，他肯定情绪不佳。诺贝尔奖刚宣布，可惜他不能拿两次。”
       绝情如米勒
       从1956年6月到1961年1月，亚瑟·米勒和玛丽莲·梦露是一对伉俪。1962年8月5日梦露在洛杉矶的寓所中自杀。
       梦露在纽约的公关代表亚瑟·雅各布打电话给米勒，向他传达了梦露的死讯。米勒简要地回答：“现在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雅各布说：“亚瑟，你真是团臭狗屎！”就挂了电话。米勒没有参加葬礼，但他的父亲去了。伊萨多·米勒在梦露去世之前一天想给她打电话，但是没能找到她。他最后一次跟她说话是在一周半之前，“她听上去挺高兴的，”他说，“但当她需要帮助时……身边却一个人也没有。”
       亚瑟也没有送花悼念。在所有记载中，他唯一的反应就是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大地震了一下，但她的生死不会给世人带来什么启示。”
       伊安·麦克尤恩的解剖课
       麦克尤恩的冷战间谍小说《无辜者》于1990年问世。
       采访者：你为了写《无辜者》作过医学研究吗？
       麦克尤恩：我和麦克·当尼尔吃过饭，他是病理学专家。我告诉他我要写一个没有接受过训练的受惊吓的人锯一具尸体——
       采访者：于是他说：“噢，你一定是伊安·麦克尤恩。”
       麦克尤恩：“他说得还要吓人。当我问他锯掉一个手臂要多长时间，他便邀请我去旁观他每周一早上的例行解剖。‘你过来，我们会锯掉一个手臂让你看。’我问：‘那死者的家属怎么办？’他说：‘噢，我的助手会把它缝回去的，根本看不出来。’”
       于是我开始担心周一早上的会面。我觉得写作进行得很顺利，当然不想它受阻。而且，我又觉得身为小说家我有责任前去。不过幸运的是，我同理查德·艾尔（Richard Eyre）共进晚餐，他觉得我这想法很愚蠢。他说：“你的想象肯定会比白描精彩。”他一说出口，我就知道他是对的。后来我把这段场景的描写拿给麦克·当尼尔看，他也表示了认可。假如我去了那解剖室，我就不得不成为一个记者——我可不觉得自己会是个好记者。比起真实见过的事物，我的想象可要精彩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