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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我不属于其他任何地方”
作者:[美]赫莎·D·黄

《译文》 2008年 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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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 张雅琳
       文/ [美] 赫莎·D·黄
       1、路易丝·厄德里克、迈克尔·多里斯与赫莎·D·黄的对话
       赫莎·黄:你认为自己是美国本土作家吗?你如何看待这些标签?
       路易丝·厄德里克:我想,任何标签都是合理的,同时也是这个男权社会的产物,因为人们显然不会给白人男性作家贴上“白人男性作家”的标签。我认为这些标签在某些方面很实用。我同样也是“女性作家”,或者是大家愿意贴上的随便什么标签。但是,我实在不喜欢标签。虽然我和迈克尔的背景,以及我们作品的主题确实属于美国本土,但我更喜欢单纯的作家身份。尽管我想让大家知道我来自龟山齐佩瓦族(注:Turtle Mountain Chippewa为北达科他州境内印第安部落的。),来自北达科他州。公开这一身份,让家乡人民为此骄傲,感觉真好……
       黄:合著这一想法让许多强调独立创作的作家望而怯步。你们两位就是共同创作,能不能描述一下你们的合作过程?
       厄德里克:这一点也不神秘。
       多里斯:在创作之前,我们开始长时间地谈论一些事情——某个情节的原型,或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或者我们观察到的某种现象……谈论过后,首先有创作想法的那个人起草一份初稿。这份初稿可以短到一段话,可以长达十页,长度也可以在两者之间。然后,另一个人阅读初稿。接下来,两人坐在一起,拿起铅笔,标出哪些地方行得通,哪些地方行不通,哪些地方需要详述,哪些地方应该删节。起草人可以接受这些建议,也可以保留原来的想法,但多数情况下是接受的。接着,他会重写一份新的草稿,给另一个人阅读,重复刚才所说的过程。这样的相互交流要进行五六次。最终的决定权掌握在起草人手中,但实际上所有句子都在我们的一致同意下出炉,可谓字斟句酌。所有内容都至少经过六次重写和大修改……
       黄:你曾提到威廉·福克纳、托妮·莫里森和芭芭拉·皮姆都对你的写作有所影响。他们具体在哪些方面影响了你呢,能说几句吗?……
       厄德里克:说到威廉·福克纳,真的很难形容他的影响是什么。我想,他的影响是直入人心的。他是如此出色的“说书人”,带有美国特色。我一遍又一遍地读他的作品。我也很喜欢你刚才提到的另两位作家。你所阅读的作品都会对你产生影响。我接受过文学教育,因此整个文学经典就是我的背景。我非常喜欢约翰·邓恩。
       黄:除了文学传统外,口述传统的影响如何?家族故事是否影响了你的创作呢?
       厄德里克:某种程度上来说,坐下来听家人讲故事比阅读文学作品更重要。这些故事是在孩提时代听来的,那时候感官处于最开放的时期,心智也逐渐健全。我相信,这些故事确实在我家发生,(对着迈克尔说)你家的故事也一样……
       黄:(在《爱药》中),读者仿佛听到零零碎碎的闲聊之语。没有一个全知叙述者告诉我们事实真相,没有一个权威者把秩序和稳定强加于人物或人物的生活。
       厄德里克:是的,我赞成你的说法。我们俩都是在小社区里长大,与社区的关系决定了你是怎样一个人。你知道,无论你做什么,都会在社区引起波动。我想,你不可能在这种环境下长大,而从事写作的时候却忽视了这一点……
       黄:我们一直在谈论《作家的地方感》。我想知道,生活在新罕布什尔州,创作北达科他州的故事,这是怎样一种概念。
       厄德里克:我自己也想知道。我非常喜欢新罕布什尔州,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但是,那里没有我的过去,没有与某种文化的联系,没有血脉相连,没有在某个地方久居后获得的历史感。我对家乡特别依恋,我的确喜欢待在那儿,但是我也非常想念北达科他和这里(明尼苏达州)。这是两个我实实在在待过的地方……
       有时候,我想仅仅是思乡之情让我在感情上更强烈地眷恋过去……
       黄:路易丝,你所描述的情境如同人们小时候的经历——在一群大人的周围游荡,不被人注意,插不上话……在《爱药》中,艾伯丁记得琼姨妈总让她“远离谈话”,卡什珀家的房子位于“印第安人专属地的边界”,许多人物都游离在社会的边缘地带。这种观点是如何体现在你的写作中?
       厄德里克: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正是作家的状态。你不可能总是最受欢迎的人、注意力的焦点,人们不可能总是向你寻求答案。我一直觉得更多的时候我是在聆听别人的谈话……
       多里斯:……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混血者的状态。
       2. 路易丝·厄德里克、南希·费尔·查弗金与艾伦·查弗金的对话
       ——摘自《与路易丝·厄德里克和迈克尔·多里斯的谈话》(1994)
       查弗金:也许是因为你笔下相互关联的故事和错综复杂的观点,人们常把你与福克纳比较,这种比较有用吗?阅读福克纳的作品是否影响了你自己的创作?
       厄德里克:也许福克纳对任何作家都有影响。是的,我确实喜爱他的作品,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它们,特别是《村子》和《押沙龙,押沙龙!》。这种比较有用吗?我想这取决于你如何利用它。我并不认为是比较深化了写作经验,但是,它也许指出了一个有趣的学术问题——那就是,南方白人作家和本土作家是如何带有相似的(含蓄的,受挫的,骄傲的,不败的)历史感和地方感。真是意料之外的相似。
       查弗金:严肃的创作是由忧伤或者失落感激发的,你认为这种说法是否言之有理?
       厄德里克:也许有些道理吧。不幸的是,随着年龄增长,我发现我们大多数人是通过体验痛苦和挫败来丰富阅历。或许我的孩子们渐渐教给我体验完全的快乐是怎样一回事。他们毫不费力地就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直截了当地接受快乐,这其中充满智慧。和孩子们在一起,至少我意识到自己对于专心致志以及平和看待世界的意义知之甚少。我不知道我们是怎样失去了这个能力。我正尝试着把它找回来……
       查弗金:你能举例说说你的故事灵感来自何处吗?
       厄德里克:获得第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天平》的第一句是在旅馆的餐巾纸上写下来的。《圣玛丽》的第一句是我泡在浴缸时想出来的,当时我正在生闷气,因为迈克尔告诉我故事的第N份草稿写得不太好。有一次,我的祖母被一只狂吠不止的小狗惹恼了,她声称“要把这狗儿痛打一顿”。这句话成了某个故事中的一句。顺便说一下,祖母后来并没有打那条狗,她喜欢动物。我的父亲曾向我讲述他第一次乘坐马戏飞行员驾驶的飞机的经历。我的兄弟姐妹、叔叔婶婶都很健谈。故事可以毫无预见地从任何地方冒出来,我尝试着让自己保持开放,尝试着将心门敞开。
       查弗金:我们之所以喜欢你的故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故事总让人难以预料,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是人们在阅读“魔幻现实主义”类作品时的感受。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称你为“魔幻现实主义者”。你觉得呢?你认为用“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形容你的作品是否有益?
       厄德里克:这是早些时候的事情了,她真好,对我如此褒奖,但我想,模仿马尔克斯的浪潮业已退去。也许你刚才说的“难以预料”一词更准确,这正是我想要的读者反应。问题在于,那些被读者挑选出来说是“魔幻”的事件,我倒觉得并非不真实。它们确实不同寻常,但我从小到大都相信奇迹,我所听到的都是一些似乎难以置信却又真实存在的事件。我想,适用于“魔幻现实主义者”这一头衔的作家应该来自与宗教奇事、自然奇观联系更紧密的文化……
       查弗金:与另一个作家倾力合作,同时又保持自己独有的想象力,这可能吗?
       厄德里克:我们合作的核心就是保证各自的独立性。我完全尊重迈克尔在创作时需要的独处和安静,他也同样尊重我。要两个人用同一的大脑思考,甚至在同一场所进行创作——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可能。一个人的想象力是由儿时的符号和奇景构成的,随着年岁的增长,对细微之事和可能之事的认知范围也不断改变。在诸如撰写《哥伦布的王冠》的合作中,我们共用一本书来创造我们自己,但创作源头自身却是一口封闭的井,只对个体思想的自由想象开放。在我们独立创作的作品中,无疑正是这种创作源头决定了作品的实质。但是,有一点不能忽略,在合作中有诸多艰难的调整过程,我们之间进行了无数次协商,任何言语都不足以形容我对迈克尔的热情投入的感激之情。
       查弗金:我们尤其喜欢你作品的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对人物的同情和切实的怜悯——这一特点常见于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中,但当代作家却缺乏这种特质,他们作品中透漏的冷漠感被伪装成为自嘲式的淡然。你是不是有意识想要将同情心注入到作品中呢?
       厄德里克:我很高兴你发现了这一点,但我并不是有意识要这样做的。我认为怜悯这种情感并不能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再注入或添加到作品中。它要么存在于作品中,要么不存在。当然,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会将隐藏的同情感挖掘出来……
       查弗金:凯瑟琳·雷恩沃特在1990年9月的《美国文学》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她指出你作品的结构特点“打乱了故事的叙述”,目的是在读者中营造“边缘化感受”。你如何看待这种论断?
       厄德里克:我认为她说得很对,当然,我并不是刻意而为之。我自己就身处边缘地带,一直都身处边缘地带,活跃在边缘地带,我不属于其它任何地方。
       查弗金:你作品中的美国土著人既懂得天主教信仰,又知晓美国本土宗教信仰,这种双重知识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优势吗?还是说他们面对两种信仰体系不知如何是好?
       厄德里克:他们不知如何是好,我相信,确实是这样的。宗教是一种神秘的力量,一个民族团结在一种信仰体系的核心周围。要一个人同时忠于两种信仰是非常困难的,尽管我的祖父聪明地做到了这一点,他对传统教堂和天主教堂的仪式通通睁只眼闭只眼,他拒绝承认两者圣灵化身的区别。祖父在丛林中祷告,在教堂祷告,对他来说,所有的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都是政治策略。
       查弗金:罗伯特·希尔博曼在杰拉尔德·维兹诺编辑的《叙事的机缘》(阿尔布开克:新墨西哥大学出版社,1989)中发表了《解读文本:<爱药>与美国本土女性的回归》一文,他指出这部小说的出现在美国本土文学界是自然之事——故事和叙述都是美国本土文学的典型。口述传统在你的作品中有多重要呢?
       厄德里克:这正是为什么很多故事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原因——我是这些故事的听众。同时,我相信书籍、珍爱书籍,我觉得图书馆是一个神奇且神圣的宝库,也是一个庇护所。我接受的教育甚少,即使达特茅斯学院也无法弥补我所错过的中学教育。城镇图书馆就是我的老师,它的作用丝毫不亚于坐在厨房或树下和人们聊故事,或者听长辈们讲故事。所以,二者对于我来说一点也不矛盾。我喜欢听故事,我也喜欢书籍,喜欢感受书页上的遣词造句……
       查弗金:(莱斯利·马蒙·西尔克)指责你对自己的土著出身充满矛盾之情,你如何回应这种说法?
       厄德里克:当然,我很矛盾。我也是个正常人,有时候会幻想自己是另外一个样子,但我终究是混血儿。一个混血的朋友曾开玩笑地说,我们从骨子里注定如此。事实上,我的背景是一个这么丰富的大杂烩,如果我还想变成别的样子,我一定是疯了。也许西尔克和其他本土作家不会了解,在艰难地接受这种矛盾心情的时候,我们获取了对失败和奇迹的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