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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 裘德
       文/ [美] 约翰·厄普代克
       五十年前初版只印了3500册的《权力与荣耀》，一般公认为格雷厄姆·格林的杰作，是他最受专家推崇也最受读者追捧的小说之一。这是格雷厄姆·格林最不“英国”的一部小说，只有几个次要的英国人物，以作者1938年三、四月在墨西哥度过的两个月经历为基础创作，而这两个月中有五个星期他是独自一人、筋疲力尽地穿梭于南部塔巴斯科和恰帕斯两州。这部小说之所以如此成功，或许是因为其中包含的非英国式的罗马天主教因素，同时又满浸摩尼教式的黑暗和对磨难的忠实描绘，堪称格林最具雄心的作品。创作于《权力与荣耀》先后的三部小说（相对于他的“消遣小说”）——《布赖顿硬糖》（1938）、《问题的核心》（1948）和《恋情的终结》（1951）——均具有对“伟大”的诉求；都宛如判官的严厉逼视般热切、敏锐而又令人惴惴难安。最初在约瑟夫·康拉德和约翰·巴肯（注：巴肯（Sir John Buchan，1875—1940），苏格兰政治家和惊险小说家，曾任加拿大总督，主要作品有《三十九级台阶》、《绿斗篷》等。）影响下开始学习写作的格雷厄姆·格林，已经将他编织惊悚情节的高超天分与其相当令人愉快的病态敏感熔为一炉，兼具高度智识和激情，而且严谨地展现出他一直未曾厌倦的内心的宗教思考。然而，这三本小说中的罗马天主教，却还隐约附带着某种东西——有一种梦幻般拉长，扭曲的感觉。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少年黑帮头目却坚信地狱的惩罚，还有不断给自己引用唱诗班拉丁文的习惯；那个性情温顺的殖民地警察，竟然因极度的怜悯确信自己非自杀不足以得救赎；那位快乐而又不忠的妻子，却意外接受了一次超凡入圣的精神洗礼，即便在她身后仍创造着奇迹——这都是些道德上的奇谈，只能在另一个世界才能成型；他们拒绝依附于周围的世界——那描写得如此敏锐如此老练的布赖顿、英属西非和伦敦的社会背景。而《权力与荣耀》中那位无名的威士忌神父却跟他那个酷热、狡诈、反教权的墨西哥水乳交融地打成了一片。
       不论对于这个人物还是这个地区，罗马天主教都是与生俱来的；格林对这两者的想象性深挖均大获成功。一位墨西哥的神父在1978年曾告诉过格林的传记作者诺曼·谢利：“身为一个墨西哥人，我就在这些地区间往来。开篇描述这个地方的三段文字就像几幅快照，一下子就点出了这个地方令你惊骇的所在。你简直是身临其境。”而在1960年，一位加利福尼亚信天主教的老师写信给格林，说：
       有一天我把《权力与荣耀》给……一位曾亲历过最严重迫害的墨西哥人看……她承认您的描述真是太逼真了，您笔下的神父就像个真人，她发现自己竟然在望弥撒的时候为他祈祷。我很能理解她的感受。去年，在环游墨西哥的旅途中，我发现自己不断地往那些烂泥窝棚中窥探，在乡村街道和无法穿越的山脉上搜寻，半心半意地以为会瞥见一个模糊的人影在雨中朝边境踽踽独行。对于您创造的这个人物再怎么称颂都不为过——他是活的。
       格林对他笔下这位无名主人公的心理认同——“一个身材瘦小的人，穿着一件寒酸的黑色西服，拿着一个小公文包”——将他那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中产阶级所具有的怀疑主义和倦怠心理一扫而光，而在他别的小说中，哪怕那些最炽热的精神生活都难免蒙上了这两者的阴影。小说中的牙医坦奇先生，还有那个复杂的费娄斯一家都是英国人，也许原本打算让他们发挥更大作用的；而实际上，他们都只存在于边缘，就像引进一些小小的人影是为了反衬风景的壮阔一样。威士忌神父向黑暗深渊的跌落同时又是向殉道顶峰的上升，成为这幅油画压倒性的主题，结果就连他的追踪者兼意识形态上的对手，那位狂热的无神论中尉，都几乎被挤出前景，扁缩为纯粹的陪衬。只有那个非同一般的混血儿的幽灵，以他那两个黄黄的虎牙、不断蠕动的露出来的大脚趾和他巴结奉承、坚持不懈、残酷无情的背叛，跟那位坚忍不拔、注定要灭亡的神父共存于同一个超然于悖论之上的被无限放大了的国度中。
       埃迪丝·西特韦尔（注：埃迪丝·西特韦尔（1887—1964），英国女诗人、文艺评论家。）在1945年曾写到，格林本人也有成为一个伟大神父的可能。格林于1926年22岁上在诺丁汉皈依天主教，当时是通过特罗洛普神父主持完成的，而这位神父本人在皈依天主教之后，按照格林的回忆录《一种人生》的说法，一直“受到某种内心的冲动驱使要成为神职人员”。不过格林不大会有这种危险；他之所以改宗，是为了能娶一位天主教徒，而且无论如何，他在1938年写道，“独身都是我无法做到的”。不过，他的严肃小说中通常都有一位神父，容易犯错，却又无可指摘地恪尽神父的职责。格林在他第二部回忆录《逃避之途》中写道，“我想《权力与荣耀》是我唯一一部主题先行的小说……我一直都会迫不及待地听旅行者们讲有关神父的丑闻故事，他们在偏远的拉美乡村里邂逅的神父（这一位养了个情妇，另一位又不断酗酒），甚至还在学校念书时就是如此，因为我们从新教历史教科书上已经完全知道了天主教徒应该有什么样的信仰；即便在当时，我就已经能够将人和他的职位区分开来了。”对于《权力与荣耀》中这位堕落的神父而言，他有罪的行为与他的圣职间的区分也是很清楚的。被当局胁迫也是出于自身的懦弱，而结了婚的何塞神父，仍然记得“他还被赋予了一份别人无法取走的职能，至今他仍然拥有把圣饼化为耶稣的血与肉的权力。也正因为这个，他才值得遭受天谴。”威士忌神父虽说已经觉得祈祷毫无意义了，可对他而言“圣体就不同了：把它放在濒死的人的嘴唇间就等于安放了上帝。”格林有一句说他的主人公的话也可以用来说他自己：“这些稀奇的迂腐打动了他。”
       这个被追捕的人努力履行他神父职责的过程，体现为一系列无止无休、令人痛苦的场景，可是，那些含讽带刺、恶意伤人的鄙俗对话还不及后来的那个情节更令人痛苦、更狰狞可怖：他必须眼看着当地三个下流坯，包括警察局长，把他用他仅有的几个比索买来用作圣礼之用的一瓶葡萄酒喝个精光。可是这位神父筋疲力尽的朝圣旅途的几乎每个阶段，在身处恐怖之州（塔巴斯科州，不过未具名）的疯狂首府的坦奇先生对他的两瞥之间，都能紧紧攫住我们的心，使我们深感悲痛和怜悯。同时身为影评家的格林在三十年代看过大量影片，他笔下的场景描写斩截突兀、极具电影感，充满超群、巧妙的形象：比如第二部结尾那幢“高大的白色建筑物”，神父竟然没认出那是一座教堂，反而误以为那是兵营；还有山顶上那片东倒西歪戳在地上的高大的十字架，“像是一块有意留下来的育种林”，那是印第安人的墓地，也是通往那个更加宽容和安全之州（恰帕斯州，同样未具名）的边界。先前在一个身背死孩子的印第安女人陪同下爬山的过程，简直像爱森斯坦影片中的游行庆典场面一样有一种崇高的静默美；而当神父返回墓地，发现那个死去的孩子暴露在外的尸身，嘴边还留着一小块糖，真是具有了一种布努埃尔那种超自然的恐怖感。在回忆录《一种人生》中，格林回想起他很多小说中的“段落，甚至章节，我在写的过程中感觉甚是满意”，尤其是“《权力与荣耀》中监狱里的对话”那一场。的确，当时身处最卑贱最危险境地的神父，整夜枯坐在拥挤的黑暗牢房中，听着别的囚犯发出的各种声音——那些脱离了躯壳的灵魂，这段场景所具有的深度、坦直和怪异的喜剧效果，真可以直逼另一位很成问题的信仰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描写。
       格林对天主教的皈依，正如他的《一种人生》中的描写，是颇有踌躇的。他在遛狗时路过一个教堂，这教堂“对我来说像是蕴涵着一种阴沉的力量，因为它代表的是不可思议和难以置信的东西。教堂里面有个答疑解惑的木匣子，于是我丢了张请求教诲的条子进去……我当时并无意想被接纳进教会。因为若果真发生这样的事，前提必须是我对教会的真理确信无疑，在我当时看来这种可能性实在微乎其微”。可是，在跟特罗洛普神父就无神论进行过几次激烈的辩论后，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我只记得在1936年1月，我开始相信确实可能有某种我们可以称之为上帝的存在，尽管我现在很不喜欢这个带有所有那一套人神一体联想的称呼。”下个月初，他就做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总告解，受了洗，被接纳了。“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我离开教堂时我感受到的情绪的本质：根本就没有什么喜乐的成分，只有一种阴沉沉的忧虑。”这次完全、骤然的投降不禁使我们想起他另一次类似经历，发生在他孤零零地独居诺丁汉那四个月比较靠前的时期，他当时真是腻烦透了。
       
       我拣了个空闲的日子，徒步翻过那几座小山去了切斯特菲尔德，找了个牙医。我向他描述了一番我牙齿的症状，我很清楚我描述的是牙龈脓肿。他用他的小镜子轻敲一颗完美无缺的好牙，我就做出脓肿应该有的反应。“最好拔了去，”他建议。
       “没错，”我说，“不过要上点乙醚。”
       几分钟的丧失意识就像离开这个世界度了个假。我失去了一颗好牙，不过厌烦也暂时被驱散了。
       他还在牛津读书时，就不断地去玩俄罗斯轮盘赌，为的是找寻一个逃离这个世界的持久假期。这个世界在他的小说中实在是阴沉可怖。对《布赖顿硬糖》中的宾基而言，“这个世界从不移动：它总是躺在那儿，是两个永恒的世界之间那个被蹂躏被争夺的领域。”而在《权力与荣耀》中，那位神父仰观星辰，无法相信“这个世界竟能闪耀得如此辉煌：它将在雾气之下沉重地在太空中滚动，就像一艘正在燃烧、已被遗弃的海船。”看着他的私生女时，他发现“这个世界已经进入她的心坎，正像水果里已经出现了一小点腐烂的果肉”。在牢房中，他这样想：“这地方像极了这个世界：充塞着色欲、罪恶和不幸的爱情，臭气冲天；但是他发现，当自己活在世上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他是能够获得宁静的。”在格林的这种性格中，还有一抹禁欲苦行、不计后果和蔑视生命的色彩，他多次投身轻率的冒险，1938年的墨西哥之行就是典型的一次。
       从1936年他就开始千方百计谋取一次衔命赴墨西哥的机会，为的是能描写“自伊丽莎白在位以来最残酷的宗教迫害”。在1924年上台的卡列斯总统和臭名昭著的塔巴斯科州长、无神论者加里多·卡那巴尔统治下，这种迫害在几年前已经达到顶点。格林终于得到英国朗文和美国维京出版公司的支持得偿所愿，从墨西哥完全返回，完成了他的书，这本书在美国叫《不法之途》，在美国叫作《另一个国度》（从大西洋一端来到另一端就换个书名的做法一度非常普遍；《权力有荣耀》最初由Doubleday出版时用的书名是格林称之为“既难解又误导的《迷宫的道路》”。）《另一个国度》虽说结构松散而且时时有漫不经心之笔，至今仍拥有大量读者。格林能以一种迷人的方式在自己的文本中糅进特罗洛普和科贝特（注：科贝特（William Cobbett，1763—1853），英国政治评论家、新闻记者，著有名著《乡村漫游》。）的文字，仿佛他一边奔波一边在读他们的作品，并能同时记述自己的梦想。小说中的诸多要素都能从中找到源头：地理状况，兀鹰，比亚埃尔莫萨（注：墨西哥东南一城市，位于特万特佩克地峡东部。）的布局和死气沉沉，和蔼而又腐败的警察局长，一心想取代被驱逐的神父的好揽事儿的乡村教师，经营种植园的欧洲所有者跟正在咬钩的鱼儿一起在溪水中沐浴，糖块、露出犬牙的混血儿（在雅加龙村的一台打字机后面碰上的），还有几则传闻里威士忌神父的雏形，甚至都有他喝醉后给人施洗，硬给一个男孩取了个布莉吉塔的教名。不过都经过了绝妙的变形和修改：神父骑着骡子在看似塔巴斯科的那个州里逃脱追捕的情节，是以格林在恰帕斯州那痛苦不堪的漫长行旅为蓝本描写的，当时格林是要前往拉斯卡萨斯，他小说中的神父从来没有到达那里。当初若不是雅加龙和拉斯卡萨斯之间的航班因大雨而取消，他的小说中也就不会有这种最令人难忘的、圣经般的对放逐的描写了。
       叙述的语气也有明显的不同。《另一个国度》中的格林是个火冒三丈的观光客，痛恨墨西哥的食物、习俗、旅馆、老鼠、蚊子、骑骡旅行、纪念品和废墟。他甚至痛骂“可憎的、茫然的棕色眼睛”。而在《权力与荣耀》中，因为表现的是一个墨西哥人在一群墨西哥人之间的逃亡，而总体来说这又都是些最卑贱最贫困的人，所有的牢骚和抱怨统统不见了，让位于对生与死以及超越生死问题的关注。即便在《另一个国度》中，也有一种救赎的调子时时隐约显现：“在恰帕斯使我筋疲力尽的不过是体力的耗费，是人们的不友善，是厌烦无聊；可是在黑暗的丛林中那些倾颓的十字架间的人生，却无论如何是跟永恒的价值息息相关的。”在小说开篇之前，威士忌神父就早已被褫夺了现实的生计和虔诚教徒对他的恭维阿谀，在小说的进展过程中，他又失去了他的公文包和教士的黑衣；他被褫夺了一切，只剩下他的永恒的价值，或者他的一钱不值。格林在恰帕斯的行旅中，曾在情绪低落时借宿一间路边棚屋，“是储存谷物的一个仓库，可我在里面发现了在墨西哥极为的稀罕的东西：人性的善良。”住在里面的老人为他让出自己的床铺——“一个土台子上盖了张草垫，紧靠在谷堆旁，一群群的老鼠就在谷堆里挖洞”——对于写到此情此景的格林而言，“只剩下一个跟一群老鼠住在一个窝棚里的老人，他连勉强糊口都不容易，却真诚地欢迎一个陌生人，只字不提任何回报，在黑暗中絮絮地跟他闲谈。我觉得就像重新跟天国的子民相处在了一起。”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注：出自《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
       格雷厄姆·格林对虚心的人，对这个世界的弱者的同情，显然先于他对天主教的皈依并起到了维持他信仰的作用：他曾向诺曼·谢利表示过怀疑自己是否还信上帝，而且在《一种生活》中说“我们中有那么多人放弃告解和圣餐去参加教会的海外军团，为了一个我们已不配是其市民的城市而战。”他的宗教信仰中一直包含着一个信念，他在1941年一篇论埃里克·吉尔（注：吉尔（Eric Gill，1882—1940），英国雕塑家，镌版家，排版设计师，作家，尤以字体和铅字秀丽精致、浮雕线条正确简单著称。）的文章中如此表述：“保守主义和天主教义应该是……不会同床共枕的。”他在《逃避之途》中再度反思墨西哥时（他在书中描述了《权力与荣耀》的写作过程：回到伦敦，在用几个上午的时间迅速完成《秘使》后，用下午的时间写，写得很慢，靠服用安非他命提神），抱怨的并非现政府是左翼政府，而是跟古巴相比还左得不够。他的这些同情导致他在战后成为激烈的反美主义者，相当尴尬地为卡斯特罗和金·菲尔比（注：菲尔比（Kim Philby，1912—1988），英国外交官，间谍，后为苏联情报机构工作。）的喜好进行辩护。不过他这部最优秀的小说所具有的能量和伟大也同样源自他这种通向同情和怜悯的意愿，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共产主义，甚至比共产主义者更具有基督精神。它的构成单位是个人，而非任何阶级。神父在黑暗的牢房中看到：“如果仔细地揣摩一下一个人的脸相，不管是男是女，你都会可怜起他来，因为每个人的面目都带着基督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