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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994年3月19日下午2点，纽约公园大街502号，克利斯蒂行主厅里，芭芭拉·史翠珊藏品拍卖会即将开槌。目录展现那位女明星的收藏趣味：铁芬尼台灯，古斯塔夫·斯蒂克雷（Gustav Stickley）的家具，利普兹（Jacques Lipchitz）、慕夏（Alphonse Mucha）, 伊卡尔（Icart）的绘画作品。大厅内塞满金片镶嵌的丝袍，毛皮围巾和羽饰，女人们穿的牵丝绊藤，努力拼凑咆哮年代（roaring twenties）的时尚。此时拍卖显然未入高潮，座中人交头接耳，相互致意。拍卖行的英国籍总裁克里斯多夫·伯格（Christopher Burge）悄然来到前排就坐。
       突如其来的静默，一幅油画出现在拍台上，画中男女裸体熠熠生光，色调明亮几近透明。纽约私人美术经纪人迈克尔·威特默有点得意，他早就断言此画将是本次拍卖的亮点。“塔玛拉·德·朗皮卡。”
       他说：“整个二十年代，朗皮卡用了大量时间在卢浮宫研究大师杰作的用光和色调，她显然受到了十六世纪荷兰画家的影响，他们肖像画中的半透明色调，很大部分原因是用木板作画取得的效果。”
       伯格亲自主持《亚当和夏娃》的拍卖，他语气有点做作：“这幅不同凡响的装饰艺术风格（Art Deco）肖像画作，我可以要价多少呢？塔玛拉·德·朗皮卡——”
       预估底价相当高，60万美元。价格迅速攀升。场内气氛热烈起来。伯格闲闲地提到画家本人漂泊世界各地的生活背景，华沙、圣彼得堡、巴黎、米兰、洛杉矶、纽约、库埃纳瓦卡（Cuernavaca，墨西哥）。似乎受了话语暗示，大量国际电话出价涌入，电子显示屏上法郎、马克、日元标价竞相攀升，价格达到一百万美元时，整个大厅顿时紧张。威特默代理的客户志在必得，吓退了很多竞争者，大家饶有兴趣地看着威特默会让出价走多远。他本人却不敢乐观。
       一位女画商用电话为她的沙特阿拉伯客户出价，125万，伯格转头看向威特默，拖着歌剧般的长音说道：“一点五？”伯格点点头，那位不知名的女画商再次用电话快速出价：180万美元。威特默等了几秒钟，他的客户做了一个几乎无法觉察的手势，威特默摇了摇头，拒绝提出更高的价格。“出价一次……出价二次……180万美元成交。”加上代理佣金，最终成交价格是198万美元。
       纽约三月暖和宁静的一个下午，槌音在克里斯蒂大厅里敲响，塔玛拉·德·朗皮卡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假如她此刻在世的话，一定会喜欢今天的成交价，塔玛拉一向认为艺术品的价值由其价格多少而定。只是她不会预料到，她之重新被国际买家追捧，起于好莱坞明星的拥埠，玛多娜用天价拍得塔玛拉的《安德洛墨达》，这个带着手铐的埃塞俄比亚公主至今仍在玛多娜的卧室里挣扎，另一位会画几笔的影星杰克·尼科尔森，据说发誓要把塔玛拉的所有散佚作品统统收入门下，花巨资到处寻购。30年代后期塔玛拉移居洛杉矶期间，相当乐于跻身电影界名人的社交聚会，然而当时的电影名流聚敛的财富和品味远未达到当今水准，消费触角当然也未伸及美术品。在好莱坞的社交圈里，塔玛拉被人称为“那个带着画刷的男爵夫人”，有点调侃，仅此而已。
       克里斯蒂拍卖会一向是美术界的趣味指针，春拍之后仅仅四个月，蒙特利尔美术馆举办朗皮卡作品回顾展，艺术史专家罗伯特·罗森布伦姆（Rosenblum, Robert）不无兴奋地发现塔玛拉是“开放的女性，坦然地表现色情……”，是一个“有思想的女性莱热（Léger,法国立体派画家）”，《新闻周刊》 的艺术评论用“价格仍将上升：塔玛拉”做标题。（注：本节内容主要取自LAURA CLARIDGE的传记《Tamara de Lempicka：A Life of Deco and Decadence》。 ）
       二
       1932年。巴黎，塞纳河左岸，梅尚街（rue Mechain）7号。塔玛拉坐在一把镀克罗米的钢管椅上。瑞内·赫尔波斯特（René Herbst）设计的椅子轻巧玲珑，富于现代感，只是不大舒服。塔玛拉只有工作小憩时候坐坐。塔玛拉每天在画架前工作9个小时，累了就洗洗澡，找人按摩一下，或者就像现在这样，喝一杯香槟。
       这是塔玛拉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功成名就，订单不断。欧洲最有名的艺术家、作家和花花公子云集她的客厅。此刻她是奥匈帝国最大的地主，匈牙利男爵劳尔·库夫纳（Raoul Kuffner）的情妇。男爵是她的主要赞助人，从她崭露头角之初就开始收藏她的作品。购买这所梅尚街的宅邸可能也有男爵的资助。买下它后塔玛拉委托罗伯特·马莱·史提文（Robert Mallet-Stevens）翻修，塔玛拉的妹妹阿德丽艾内负责内部装饰，她此刻在马莱·史提文公司边工作边学艺。日后她将获得Milka Bliznakov女建筑师奖提名。
       这套带阁楼的寓所，墙壁和天花板涂成浅灰色调，各处散放着银色钢制台椅，镜子，褐色皮革沙发，抛光橡木吧台。桌椅沙发上铺垫各种褐色绿色和浅蓝色布料。餐厅和起居室打通，小小空间里放置着一件奇特的狮形喷泉模型，塔玛拉约请名家用石膏、玻璃和金属材质制作而成。阁楼上辟一角落作为吸烟和阅读室，裸露的梁架和斜面结构，令人感觉如同置身船舱和卧车车厢之中。
       模特裸着身体在室内走来走去，塔玛拉漫不经心地看着她，或许考虑着某位公爵夫人定购的肖像画如何着手，或许想着怎样改制一条手镯。午后倦怠，模特倚靠楼梯边上，像头小母牛，浑身散发着懒洋洋的欲望。塔玛拉感觉手指发紧，或许……几乎每个模特都跟她做爱，在她画笔之下，男性裸体的肌肤透明的象在发烫，女性裸体都有一对硬挺的乳头……塔玛拉眯起眼睛。模特似乎感觉到了她的注视，身体更加松弛，小腹上浅浅细纹，午后阳光下，显得格外白皙……
       模特横穿房间，走到桌子跟前，从盘子里取了一个苹果，正想大口咬下，塔玛拉大声说：“慢，我有感觉。”塔玛拉有了一个灵感。多年以后她的女儿为她做了一本传记，传记中说当时她母亲的“眼前展现出亚当和夏娃的图景”。
       于是她转身就出门来到大街上，没走几步，就在街角看见一个巡逻的警察，年轻，异常英俊。塔玛拉上前，用不容分辩的语气告诉他，她是一个画家，此刻急需一位模特。就这样把他带回了工作室，她把他带到女模特面前，对他说：“你是亚当，她就是你的夏娃。”
       他们是一对混淆时空的亚当和夏娃，肉体却仍然是那两具上帝的原创。亚当肉健骨匀，夏娃丰肌柔肤，只是亚当有一个军士发型，而夏娃也有一头时髦的金色短发。这对情侣站在窗前，窗外是超现实主义的摩天楼。六十年以后，他们也会这样站在纽约摩天大楼的背景中，把自己卖到180万美元。资本主义的背景下，这对情侣比上帝刚刚造出他们来的时候更色情。亚当紧绷的臀部和大腿，夏娃尖立的乳头，浑圆的腹部，他们疲倦空虚的眼神。（注：本节关于塔玛拉梅尚街宅邸内部结构装饰的描绘，来自塔玛拉妹妹获得Milka Bliznakov女建筑师奖项的提名资格报告。 ）
       三
       1923年，塔玛拉突然出现在巴黎艺术圈。人们不知道她是从什么地方一下子冒出来的。所有关于她之前生活的记录，大部分出于她本人的讲述。她曾说她刚到巴黎的时候只有16岁。如此说来她应当生于1906年。人们从其他渠道得知（塔玛拉多嘴多舌的亲友乐于叙述她的生平），1916年的时候，塔玛拉·格罗丝卡（婚前姓）和塔杜什·朗皮克奇（Tadeusz Lempicki）在圣彼得堡的马耳他武士小礼拜堂结婚。假如她到巴黎的时候16岁的话，塔玛拉结婚时的年龄应当不到10岁。
       没有日记，寥寥几份书信和文件，有关塔玛拉早年生活的叙述大部分是她本人的记忆。据她说——
       1898年华沙，塔玛拉出生在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父亲叫鲍里斯·格罗斯基（Boris Gorski），是一个做法国贸易的商行的合伙人，律师。母亲叫马尔维娜·格罗丝卡（Malvina Gorska），娘家姓Decler,据说是富裕的法裔贵族家庭出生，在国外受的教育。有个哥哥名叫斯丹切斯克（Stancyzk），一个妹妹，阿德丽艾内（Adriene）。1910年，塔玛拉12岁的时候，母亲请来一位有名的画家，为塔玛拉和妹妹画蜡笔肖像。塔玛拉讨厌摆姿势让人家画她。觉得画别人比被别人画好得多。画家完成之后，塔玛拉又叫妹妹做模特，让她画一幅，她觉得自己画的更好。
       塔玛拉厌倦学校生活，连续几个月装病，得到家人同意，她暂时离开学校。在祖母陪伴下到意大利疗养。据说意大利期间，她接触到了一生中最喜爱的两件事物，美术和时装。弗罗伦萨和罗马有许多古代大师的绘画杰作，溺爱她的祖母又让她随心所欲的打扮，13岁的塔玛拉从国外回来的时候，浑身上下已然像一个老于世故的欧洲名媛。
       旅行回国以后，家里把她送到瑞士洛桑念书。1914年暑假，厌倦女生宿舍清规戒律的塔玛拉刚准备回国，忽然传来母亲再婚的消息，塔玛拉心烦意乱，决定到圣彼得堡她姑妈那里度假。姑妈丝蒂芬妮的丈夫是一个俄国银行家，百万富翁，相比罗曼诺夫王朝老宫廷贵族们，他们的口味更欧洲化，丝蒂法姑姑（Stefa）的房子由法国著名的室内设计公司Maison Jansen负责装修，那天塔玛拉对女伴发誓：她将来一定要住这种房子。
       ——塔玛拉的回忆勾画了一个富有个性的少女形象，慧黠，受宠爱，有时候有点专横，总体来说家世上乘，受到良好教育。然而传记作家劳拉·克拉丽芝搜集了资料，证明塔玛拉出生在1895年的莫斯科，而不是1898年的华沙，母亲出生于富有的波兰贵族，父亲是个俄国犹太富商，在塔玛拉自述的传记版本里，她彻底抹去了她的犹太血统。
       四
       1914年，塔玛拉初到彼得堡。此时首都一片混乱，革命正在风起云涌，中产阶级躲在他们的客厅里，就像躲在孤岛上。这种没有明天的时刻，最适合沉溺于欢快生活。她很快就习惯了银行家姑夫家的豪奢环境。舞会、歌剧院、欧洲的时装首饰，
       塔玛拉认识了一位律师——也是一名花花公子。相貌英俊，身材高大，皮肤黝黑。塔杜什·朗皮克奇，家世上等，虽然没有多少钱，也足够他整日出没社交场合。他有一双迷人的眼睛，既亲切又威严。塔玛拉不可救药地坠入情网。
       塔玛拉是个有决心的女人，她想要的一定要得到。虽然此时她年方17，却主动对郎皮克奇发起袭击。为引起他注意，在化妆舞会上，塔玛拉打扮成一只天鹅。这只天鹅果真牢牢抓住郎皮克奇的视线。不久以后，他们就议论起婚嫁。郎皮克奇很乐意娶这位美丽的少女，他本人没多少钱，虽然是个律师，可他开销很大。塔玛拉的姑姑和姑夫赠送了整套嫁妆。
       婚后不久，10月革命爆发。但对于塔玛拉来说，生活仍然没有多大变化。剧院里照样有芭蕾和歌剧演出，化妆舞会就算在彼得堡不大方便，乡间的别墅里照样天天举行。可是没多久，契卡开始到处搜捕抄家，起先是为了镇压右翼反动派，随后是为了没收财产。气氛变得恐怖起来。
       一个深夜，塔玛拉突然被一阵猛烈的砸门声惊醒，一帮穿着黑色皮夹克佩着手枪的人闯了进来。先是在房间里四处搜寻证件表格，随后变成一场对珠宝现金的洗劫。契卡逮捕了郎皮克奇，塔玛拉原本注定了的生活轨迹发生巨大转变。为了营救丈夫，塔玛拉寻找一切可能的关系，彼得堡旧有的权势体系早已被打破，好不容易，塔玛拉找到一名瑞典外交官。公使团在彼得堡仍有相当的影响力。据说，为了说服这位年轻的外交官出手援救，塔玛拉用上了她最原始的武器。一夜缱绻之后，瑞典外交官果然发挥了他的影响力。郎皮克奇不久就被契卡释放，当局同意他离开俄国。塔玛拉此刻已在外交官的帮助下抵达哥本哈根，两人在哥本哈根会面，这里的人们正为俄国新近发生的事情兴奋不已，工人们在五一节上街示威，两人感到不大安全，决定前往巴黎。
       五
       下午，郎皮克奇坐在窗前读着侦探小说，这是一个狭小的房间，蒙帕纳斯街区（Montpanasse）的一个旧公寓。窗外是一条铺着鹅卵石的街道，远处零星散落着几块空地，空地上有几间破烂的茅草房。郎皮克奇记得十多年前他来巴黎的时候，南郊这里还有大片绿草丛生的野地，战后第一批新建的工业楼房填满了视野。当年这种鹅卵石小街上偶尔会有牧羊人赶着羊群路过。
       在巴黎，郎皮克奇找不到他的位置。也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无所事事。吉赛蒂（Kizette），塔玛拉唯一的女儿在这个时候降生，让生活变得更为艰难。他原本是个花花公子，精力充沛，相貌英俊。监狱和恐惧却使他像变了一个人。眼睛中再也没有往日的迷人神采，只剩下空虚的眼神和无力的躯壳。巴黎的众多流亡白俄有的在坑蒙拐骗，有的在组建保皇派政治团体，有的终日酗酒，有的在做酒吧看门人，郎皮克奇则整日躲在狭小的房间里，一边照看女儿，一边读着廉价纸版小说。谋杀故事很适合他目前的心情，悒郁终日，对什么都感觉厌烦。
       靠着塔玛拉给时尚杂志画点插图，他们从阴暗破旧的小旅馆搬了出来。在妹妹阿德丽艾内的建议下，塔玛拉开始研习美术，画画是她唯一熟练的技能。她信心十足，每天到“大茅屋”（la Grande Chaumière）学院听课。这里提供廉价模特，付几个法郎就可以领取门票，每票可以画一幅模特的素描。
       塔玛拉渐渐不大回家，跟朋友通宵玩乐。郎皮克奇参加了几次夜间聚会，咖啡馆里一边喝酒一边说着不着边际的大话，动不动就有人提议要烧掉卢浮宫。
       塔玛拉在几个私人画廊里卖掉几幅画，参加了几趟独立沙龙展。每卖掉一幅画，塔玛拉就会买几件首饰，项链、手镯，巴黎有名的裁缝她都认识。她喜欢在豪华酒店里租一个套房，常常到各地旅行，尤其喜欢意大利。郎皮克奇很少有机会见到她。
       郎皮克奇的脾气不稳定，不开心起来，他就对她大加嘲讽，称她为“金手女郎”，说她画的男男女女都那么色情，显然都跟他/她们睡了觉，她当着全世界的面这样赤裸裸地画她的情人，实在是对他的侮辱。
       塔玛拉又带着女儿到意大利去了，郎皮克奇每隔两天就给她写一封信，要求她回来，或者至少回信，她连回信的工夫都没有，想到这点郎皮克奇就恼火起来，他扔下小说，准备再次给塔玛拉写一封措辞激烈一点的信。
       六
       郎皮克奇读着小说的几年里，塔玛拉成了巴黎的明星。如今塔玛拉同欧洲的前卫艺术名流交往，玛利奈蒂（Marinetti），考克托，出席著名女同性恋作家娜塔丽·巴涅（Natalie Barney）的下午茶会，同纪德一起吸食可卡因。她穿着一件白色缎袍会见记者，沙发上伸展的修长苗条身体成为时尚杂志的插页。意大利出版家Franco Maria Ricci很多年以后感慨系之地回忆道：“一天下午，在格兰特酒店（Grand Hotel）的一个套房里，塔玛拉心不在焉地翘着腿，那情景，就像一幅电影画面，那种三十年代的老电影。”
       塔玛拉的女儿在描绘她母亲的性格时，用了“杀人本能”（killer instinct）”这个词。掠食者塔玛拉，她女儿说：“她所感兴趣的对象，是她心目中的上层阶级人士：aristocracy、the wealthy、the intellectual elite（贵族、富豪、知识精英）。”
       亏得女管家艾丽丝·马佐叶（Aelis Mazoyer）细节丰富的日记，人们有机会观察到塔玛拉的一次失败的掠食。对象是意大利当时最显赫的诗人和作家邓南遮（Gabriele D"Annuno）。
       邓南遮有好色之名，传说他用女人的头发做了两个枕头，用一个为他自杀的少女的头骨做了斟酒瓶。关于他超人般的性欲有不计其数的传说：他随身带着一只打赌赢来的古董鼻烟盒，据说是拿破仑用过的，邓南遮在里面装满了避孕套；他用番木鳖碱（strychnine）做壮阳剂；他把一个裸女放在马鞍上驱马冲入一群野生的巨型猎犬中；他光着身子闲闲逛入一家高级酒店的餐厅。塔玛拉不在乎这些传言。邓南遮此时是欧洲的大人物，塔玛拉立即把他列入猎物名单。
       七
       邓南遮住在胜利者别墅（Il Vittoriale）。意大利北部的加尔达湖畔（Garda）的这所豪宅，囊括了这位超人的所有奇异疯狂的念头：一边是橙黄色古旧的主楼，一边却是水泥建的古罗马风格露天圆形大剧场。到处散布着石雕石柱、微型古堡、凉亭，后山上有一座沿山势向上筑起，整整占了一座山丘的共五层的空中陵墓。邓南遮远征阜姆时弄来的一艘战舰，被他用水泥做了一番改建加固，停放在别墅里，内部保存着所有的机械设备和大炮。主楼内陈列着他驾驶过的汽车、飞机、鱼雷快艇，以及他从各地收罗的古董、雕塑、书籍和美术作品。胜利别墅被邓南遮安排成他的私人“后宫”，这里总是住着一群女人，每个女人都有合适的位置。管家、女仆、情妇、学生、访客，她们的共同之处是都与别墅主人睡觉。
       邓南遮坐在书房里，正无聊地发愣，女管家艾丽丝给他送来一叠信件，转身离去。望着她乏味的屁股，邓南遮有点忧郁。无聊的信件，战后的空虚……女人们也让人觉得乏味……且慢，这里有一封措辞微妙的来信，虽然从邓南遮的眼光看来，法语未免有点生涩，措辞也有点像瑞士精修女校住宿生的写作课业：
       “……星期五，亲爱的大师和朋友（我多么热切地希望能够这样称呼您），我来到了佛罗伦萨。来此为何？来工作，来研究蓬托尔莫（Pontormo）的素描，也希望借由您的伟大艺术，让我得到心灵的净化。很遗憾，我无法用语言准确地表达思想，我多么想与您谈话，让您分享我的想法，因为我觉得您是世上唯一懂得，而又不会将这些念头妄断为疯狂的人了。你曾看到一切，感觉到一切，你也尝试了一切……圣诞节期间我要回巴黎，路过米兰的时候可以停留几天，你是否愿意让我前来拜访？对我那将多么令人神往……
       我的兄长，我把我所有的念头都交给您，无论好坏，无论它有多么不规矩。我把所有的煎熬都交给您。”
       署名塔玛拉·德·郎皮卡。
       对于邓南遮这样的老手（无论使用文字或使用女人）来说，这封信的含义实在是太赤裸裸了。他想起了所有那些来信，那些中产阶级小家碧玉感伤而又确实真诚的来信，那些信件总是预示着几个月，或者几个星期的床笫之欢。
       （加拿大剧作家John Krizanc曾以塔玛拉和邓南遮这段不无肥皂剧风格的疯狂韵事为据，创作了一部戏剧《塔玛拉》，由戏剧名导Richard Rose执导上演。剧中邓南遮接到塔玛拉的这封信后，对观众旁白：“读她的信，就好像看着一个女人慢慢的脱衣服。”）
       邓南遮知道这个女人，这个刚在欧洲名声雀起的女画家。她的名声在社交界和时尚杂志上较之艺术界更响亮。记者们蜂拥采访，报纸上连篇累牍，邓南遮对社交界名媛的报道一向很注意。他记得有一位费尔南德·瓦隆报道说：“她一身紫色，湖水一般碧绿的祖母绿宝石，近乎奢华的金发，优雅无比的双手，鲜红的指甲。”另外一位记者说：“金红色的头发奢侈地披散在她的双肩，修长，略微显得纤弱，然而必要的部位，她也曲线玲珑。”
       一位la belle Polonaise，波兰美人儿。邓南遮为之兴奋起来。塔玛拉的这封信的确太女中学生气，邓南遮显然由此低估了信件作者的智力。
       邓南遮很快给塔玛拉回了一封信，请这位“缪斯”尽快到胜利别墅来。
       八
       十几天以后，塔玛拉的第二封信又到了：
       “星期天，我将抵达。我无限兴奋，也万分的焦虑。你怎样？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能否让您感到愉快？我将像个小学生一样出现在您的面前，没有巴黎人的行头，没有化妆。”
       此刻胜利别墅中，邓南遮的另一位情人正准备启程离开。玛丽·约瑟公主（1930年她与意大利王储安贝托王子（Crown Prince Umberto）结婚后获得皮德蒙特王妃（Princess of Piedmont）封号。她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的妹妹。
       公主离开以后，邓南遮立即叫来女管家，要她安排迎接新的来客。女管家对邓南遮说话的方式既有忠诚，又有情妇们特有的娇滴滴的反讽（马佐叶本人同时也是邓南遮偶尔“临幸”的情妇），她试图让邓南遮注意到：“公主刚刚离开不到一个小时呢，波兰女士现在就来，这真有趣。”
       艾丽丝心想，床还热着呢。
       邓南遮听出了弦外之音。他对女管家说：“我会谨慎从事，不会匆匆忙忙。会像对一位良家妇女（proper lady）一样对待她的。”
       他又加了一句：“也许又是一次失望，就像以前好多次一样。可即便没做成，她也仍然可以画一幅肖像，这幅画会很有名的。”
       此刻别墅内的一间客房里，正有另一位女客刚起床。卡罗塔·巴拉是个年轻的芭蕾舞演员。未满17岁。佳吉列夫（Diaghilev）的俄罗斯芭蕾舞团（Ballets Russes）是欧洲最负盛名的艺术表演团体。一大群先锋艺术家围绕在它的周围。邓南遮是佳吉列夫的好友，卡罗塔想请他牵线介绍，好跻身于这个顶尖的芭蕾舞团。
       卡罗塔按铃，女仆们正忙着准备迎接新来的客人，女管家进了她的房间，帮她更衣梳妆。艾丽丝转头，一眼看见卡罗塔的裸体，不禁发出一声惊呼：“好美。”
       这具胴体不仅年轻，而且由于长年练功，身材既修长又矫健。卡罗塔无心回应这种赞美。她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说服邓南遮同意当她的介绍人。她急切而天真地向女管家打听：“你觉得司令官（邓南遮喜欢让人这么叫他）肯不肯介绍我到巴黎？”
       “你光着身子让他看见估计就成了，他就喜欢看新奇的东西。”典型的后宫闲言碎语，一面是天真、然而多少有点不顾廉耻的少女，一面是老资格、因而故意唐突的女管家。艾丽丝面对又一位天真得近乎白痴的少女，忍不住含讥带讽。（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