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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朱洁
       文/[智利]伊莎贝尔·阿连德
       人们常常问我，在我的书里，究竟几分现实，几分编造。对此我尽可以发誓：一切都是真相。即使有些事眼前尚未到来，也必定即将发生；而我已无法辨别梦幻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从前，人们叫我 “谎言家”；而自从我开始靠着这些谎言谋生，我又被称呼为一名“作家”。然而一切其实都很简单：我们只需牢牢握住有如诗歌一般的真相。
       在埃杜阿多·加里阿诺(注：乌拉圭著名的记者兼散文家。)的《拥抱之书》里，有这么一则小故事我很喜欢。我觉得它是对写作的一个绝妙的比喻。“曾经，有一位孤寡老人，他大部分时间都卧床在家。传说他的屋子里藏着一大笔宝藏。一天，几个小偷破门而入。他们四处搜索，最终在地窖里发现了一只匣子，挟之潜逃。 ”
       当他们打开匣子时，却只发现里面除了满满的旧信，一无所有。那是老人在漫长的一生之中收到过的所有情书，他一直小心珍藏。小偷们原打算将信件统统烧毁，但经过一番商讨之后还是决定让它们物归原主，每周给老人寄回一封。从此，每个周一的午后，会有一位焦灼等待的老人，一瞥见邮递员的身影便欢欣雀跃。而那位知情的信使则候在远处，手握信件，欢迎老人的前来。那一刻，老人的心里因着他方一个女人寄来的一份炙热的爱慕而充溢着狂喜。那怦怦的心跳就连圣彼得（注：基督十二门徒之首，被认为是基督教第一任教皇。）都能听见。”
       文学俏皮玩笑的一面不正在于此吗？……用诗化的真实来表述原始的事件。作家就和那些善良的小偷一样，采撷有如那些信件一样的平淡现实，施以魔法，酿造出完全新鲜的事物。写作最令人倾心的部分也正在于让隐匿的宝藏重建天光，使陈旧的往事重闪光芒，为疲惫的灵魂觅回想象，用许多的谎言编织成别样的真实。
       好的小说并非只是惊心动魄的情节，而应当是一封邀请函，引导人们去探求表面下的真相。它会撼动读者原有的安全感，向现实提出质疑。是的，它会给人们频添几许烦扰，却也可能在最后带来意外嘉奖。幸运的话，作者和读者也许能够手牵着手，跌跌撞撞中寻到那细微的真实所在。即便如此，这也通常不是作家本人的初衷。作家写作只不过是因为实在难忍心中的欲望，急切地要把某个故事讲出来。仅此而已，相信我。
       语言是作家的必备法宝，并且一个作家的语言如同血液一样有着鲜明的个人色彩。我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平日里讲的是英语，但我只能用西班牙语写作。事实上，我生命中所有最日常的事情都是用西班牙语完成的，比如训斥我的孙辈，烹调和做爱。那我就从这里出发，来谈谈我是怎样成为了一名作家，又为什么会写作的吧。
       苦痛、遗失、情感和回忆，这些围绕着我的生活。前两者是我的老师，让我成长。爱帮助我忍耐，赐我快乐（虽然这样的话听来很媚俗）。而记忆则是我一切写作的源泉。
       我出生在二战期间。以我的年龄，我还算得上是好看的，对吧？保养容颜得花费上大量的时间和大把的金钱。…… 不错，我已经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好比金字塔里挖出的老古董一样，但我却还不至于风烛残年。我生长在一个氏族家庭里，外公在家中的权威仅次于全能的上帝。我的母亲违背了外公的意愿，嫁给了一个错误的对象。在这对新婚夫妇的航海蜜月中，新郎一直在晕船，可他们还是成功地孕育出了我。往后三年里，我的父母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分居，而在为数不多的共处时刻，他们又繁衍出了两个新生命。在那个避孕药流行的年代里，我的家族始终保持着强盛的繁殖力，我能获得女儿身也实属幸运。
       我父母的结合从一开始就是个灾难。临近我三岁生日的某天，我父亲出门买烟，此后便再无音讯。这是我生命中第一个重大的遗失，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我无法描写父亲的形象。可怜的母亲被丈夫抛下，在异国他乡束手无策，身边还带着三个幼童。更糟糕的是，离婚在智利不存在。整个银河系里，只有智利没有离婚。不管怎样，母亲最终解除了自己的婚姻，成为了三个私生子的单亲妈妈。她没有钱，没受过什么教育，更没有特别的技能。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到娘家，向她的父亲请求支援。事实上，她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其后，我在外祖父母的家中度过了我的童年，同住在那座房屋里的还有野生的小动物、奇怪的人们和仁慈的幽灵。
       我的外婆是一位很有魅力的女士，对于物质世界里的一切她都漠不关心。她终日尝试心灵感应，和亡灵们对话。《幽灵之家》里的克拉腊·德·维亚就是以这个能靠着意念移动物品的女人为原型创造的。
       外婆在年轻之际就去世离开了，但是她和我的女儿芭乌拉一样，永远地活在我的生活中。我的祖父是个不折不扣的巴斯克人(注：巴斯克：一块横跨法国与西班牙两国的区域。)，生性固执，倔得像驴。他教会了我如何自律。出口成章的他能记住上百个民间故事和很长的史诗。他一直活到了近百岁。在最后的年岁里，他逐页地将《圣经》诵读了许多遍，《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从A部头读到Z部头，一点不落。正是他赠予了我对文字和故事的热爱。
       欢乐与我的家庭并无牵连。要是我的外祖父母得知如今会有人专门花钱抚平心中忧伤的话，一定会惊吓不已。在他们看来，生活本该痛苦，其它说法皆为胡诌。他们相信，满足来自于正确的行为，来自家庭、荣誉、奉献、勤学和坚忍。当然，喜悦也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包括很多的爱。但是我们从不会将爱诉诸口端，那会让人特别难为情。情感在缄默中流淌着：不会有什么抚摸或亲吻；孩子们也不会被表扬或溺爱，那不健康。外貌打扮和体态魅力被忽略在外，而对信仰、政治、健康、特别是金钱的任何谈论更是被视作品味低下。对于慈善公益我的家族从来都是鼎力相助，并且常常是隐姓埋名的。在这所房子里，慷慨从来就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义务，什么都不可以阻挡。
       我的母亲不仅相貌美丽，而且生性脆弱，总是哭哭啼啼。她的软弱另异性分外着迷，因为这使得哪怕最无用的男人也自感强大。她有着众多的追求者，最后却嫁给了他们当中最丑的一个。我的继父看上去活像一只青蛙，但在时间的印证下，他俨然变成了一个王子。现在，我可以发誓说他英俊极了。他有一颗高尚的心灵，但也和我的外公一样有着家长制的作风。我别无他法，只能和他斗争。在我的家庭里，反抗是一个女孩得以生存的唯一方法。
       我的继父是一个外交官。随着他的到来，我们开始到处旅行。1958年时，我们定居黎巴嫩。同年，该国掀起了政治暴力冲突，并最终导致了社会分裂。我和弟弟们被护送回智利，于是我又回到了在外公家的那种生活中。那年我十五岁，已经厌倦了总是和不同的地方的人们道别。我暗下决心从此扎根智利，再也不漂泊了。
       小时候，妈妈在我眼中好似一件牺牲品，太过软弱无力。她唯一一次引起大家注意是她患病时，此后她就经常生病。显然，我不想成为另一个她。我立志要成为外公那样的强者。我几乎就要成功了。但在我十二岁生日到来之际，女人的本性背叛了我，两个像李子蜜饯一般的黑圈印在了我的胸前。一夜之间，我从一个果敢坚韧的假小子变成了一个成天痴笑，踌躇不前的傻丫头。我脸上长着疹子，腰身圆润，整日巴望着吸引异性。我没什么资本，身材矮小，脾气暴躁。而且我无法掩饰自己对身边大多数男孩子的鄙夷，因为我显然要比他们聪明得多。直到几年之后我才懂得如何在男人面前装傻，好满足他们的优越感。
       我恐怕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忧愁的一个少年了。我痛恨自己，甚至想过去当修女以此来掩盖我找不到丈夫的事实。所以，当第一次有位年轻的男士向我求婚时，你一定可以想象出我是多么惊喜。我时年刚刚十五岁，却已经不顾一切地想要拼命抓牢他。我在十九岁时就和他结了婚，到二十三时已经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我们的婚姻维持了二十五年之久。前十五个年头里我们一直很开心；彼此相爱，还有两个天使般的孩子：芭乌拉和尼古拉斯。曾经，一切看来都是那么和谐：我的记者工作颇有建树，所主持的专栏和电视节目也凭借着女权视角和幽默风趣广受欢迎，我本人也有了相当的知名度。
       长辈们将我抚养成人，指望我延续母亲的命运。你要知道，那时可是五六十年代。当时的理想状况是我应该放弃所有的雄心抱负，浇灭心中的怒火，抛开一切的想象，甚至克制自己的性欲。但我从来就不曾做到。
       青年时期，我在智利当一名记者，同时也创作一些戏剧和儿童故事。我一直都渴望成为一名作家，但在当时的时代和环境背景下，这对一个女人而言只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梦。在那个时代里，女性在智利被认为不宜太有创造性或成功，那些是属于男人的。而女人们应当成为优雅的女士，行为规范，做一个好母亲、好妻子和好市民（至少这一点我是做到的，相信我）。然而我却在很小的时候就犯下了恶行：我爱讲故事。据我母亲说，还在刚刚咿呀学语时，我就开始折磨我可怜的弟弟们，给他们讲鬼故事。使得他们白日惶惶不安，夜晚噩梦连连。后来，我的孩子们也同样未能逃此一劫。仿佛自我有记忆以来我就在不停地讲故事，但直到四十岁我才成了一名真正的小说家。此前，我没有半点自信，并且整日为养家糊口而疲于奔命。
       我的前半部分生活在1973年9月11日落下了帷幕。那天，智利发生了残忍的流血政变事件。我国第一位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社会主义者总统萨瓦尔多·阿连德总统在暴动中以身殉国。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智利长达一个世纪的民主政治毁于一旦；恐怖政权上台。上千人被捕，虐待或杀害；许许多多的人突然消失，尸首下落不明。阿连德家族开始了逃散，而那些身居异国的亲属也无法回归。我是整个家族里最后一个离开的，我一直留守到了不能忍受的那一刻，最终和我的丈夫、孩子逃亡他乡。
       我们来到了委内瑞拉，一个翠绿而富饶的国家。当时这个国家正经历着石油大喷发，黝黑的金子从地下喷涌而出，就好比一条财富的河流绵延不绝。即便如此，我还是未能喜爱上那里。我深陷在思乡的愁绪之中，总是眺望着南方，等待着专政的结束。我足足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治愈流亡的内伤。但至少我是幸运的，我在绝望之中抓住了救命稻草：文学。坦白讲，要不是被迫离乡，一切重新开始，我想我也不会成为一名小说家。如果没有政变，我就可以留在智利，继续做着记者的工作，而且应该会是个快乐的记者。流亡的征途里，文学赋予了我新的嗓音，将我的记忆从湮灭的边缘挽回。是文学让我重建起了一个自己的世界。
       1981年1月8日，我的命运被改变了。那天，我们收到了来自加拉加斯（注：委内瑞拉首都。）的一则电话。电话里我被告知外公即将去世，而我却无法回国见他最后一面。当晚，我开始给这位敬爱的老人写起了信，倾诉衷肠。我知道，外公是不可能活过来读这封信的。但我却无法停笔。我恍恍惚惚地写下了第一句话：巴拉巴斯坐船来看我们。巴拉巴斯是谁？他为什么要坐船前来？我一无所知。但我发狂般地不停写着，直到次日黎明。我感到累坏了，慢慢爬回到床上。
       你在干什么？我的丈夫喃喃问道
       魔力。我答道。
       事实上，我确实像着了魔一般。第二天晚饭后，我再一次把自己锁在了厨房里继续写作。之后的每个晚上都是如此，全都为了一个相同的原因：哀悼我去世的外公。不知不觉中，我的信件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长着许多的触须。到年底时，在厨房的灶台上已经堆起了整整500页的文章，看上去绝非是一封信件。我的第一本小说《幽灵之家》就这样诞生了。而我也终于找到了自已唯一真正想做的事：写故事。
       我还是不能回到智利，那场军事专政一共持续了17年。在1983年，我出版了另一本小说：《爱情与阴影》。这是一部以发生在智利的政治犯罪为基础的小说。两年后，我的第三本小说《夏娃·鲁娜》问世。这是一部和我本人很贴切的作品，讲述的正是一位小说家的一生。随后，我又发表了《夏娃·鲁娜的故事》，其中收集了23个短篇故事，每一个都是关于爱情的。虽然有时爱情是如此的曲折，你都甚至无法感觉到它的存在。
       伴随着事业的成功，我与丈夫的关系却是彻底恶化。既然我们身在委内瑞拉而非智利，我们就可以办理离婚。无论如何，这是一次友好的分手。
       为了我的书，我必须要频繁地旅行。看来我的宿命也就是不停地从一处蹒跚到另一处了，就像一个流浪的朝圣者一样。1987年，当时我仍定居在委内瑞拉。那一年，我在各个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巡回演讲，从冰岛到波多黎各以及其间的许多别的地方。最后一站我来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我丝毫未料到，在那，我的命运迎来了第二次巨变。我遇见了一个男人，按我母亲的话说，他是我命中注定的男人。他叫威廉·戈登，是一名美国律师。别人将这位“旧金山最后一位未婚异性恋者”介绍到了我的面前。他读过我的第二本小说也很喜欢它。而当他看见我本人时则失望了，比起我这样的，他更喜欢高高瘦瘦的金发女郎。
       在我的演讲结束之后，我们获邀参加在一家意大利餐厅举行的晚宴。那个晚上满月当空，餐厅里放着弗兰克·辛纳特拉的《午夜陌生人》，总之是些摧毁一部小说的老式场景。威廉坐在我的面前，带着一种困惑的表情打量着我。弗兰克的歌声和美味的意式细面条一道在我身上引起了某种可想而知的特别反应：我的性欲开始蠢蠢欲动。回想起来，那晚之前，我已经有两到三个星期都在独守黑夜了。于是我采取了主动。我让他跟我讲讲他的生活。女士们：这一招总是会很奏效！无论哪个男人，一旦你请求他们谈谈自己，并在放松地用餐时假作聆听，他们一定会坚信不疑地得出一个结论：你是如此聪明而性感。更何况这一次我不是在假装倾听。很快，我就意识到我碰上了一块小说家们四处搜寻的稀世珍宝，这个男人的生活简直就是一本活小说啊！于是我做了任何一个正常的拉美女作家都会做的事：嫁给这个男人，获取他的故事。然而，我并没有立即和他结婚，中间还是经历了一些巧妙的过程的。
       首先，他邀请我去了他家。去之前，我期待着在那个俯瞰金门大桥的屋子里和这个离异男士共度一个浪漫的夜晚：温柔的爵士乐，香槟和烟熏大马哈鱼。然而事实却完全相反。车库里到处都是狗屎，以至于他不得不倒车好让我在车库外下车。他的小儿子，一个十岁大的小顽皮，用橡皮子弹热烈欢迎了我们。那只金色的猎犬居然和小孩一样，兴奋地雀跃，热情地将它沾满污泥的爪子放在我的肩膀上，啧啧地舔着我的脸。屋子里还养着其它宠物：两只癫狂的兔子，被关在脏兮兮的笼子里，互相舔着尾巴；鱼缸里浑浊的水面上漂浮着金鱼的尸体。然而我并没有退缩，对于某些人而言，性欲总是会赋予他们一种英雄的气概。
       我喜欢这个男人，渴望听完他的故事。他端上了一只烤鸡，我们喝了些廉价的当地酒，剩下的部分便可直接跳过。第二天，他把我送到了机场。我礼貌地问他是否我们已经许下了某种约定。顿时，他脸色煞白，拼命缩回颤抖不已的双手。之前我并不知道：你永远不可以在一个美国男人面前提及“约定”二字。
       ——你在说什么呢，我们不过刚刚见面而已。他喃喃自语，一副被吓坏了的模样。
       ——我已经45岁了，我不想浪费时间。我说道，我想知道这件事是否是认真的。
       ——什么事？——他疑惑地问道。
       后来，我终究还是把威廉的故事写成了书，就是那本《无限的计划》，故事塑造了一个大大咧咧却胸怀宽广的男子汉形象。
       1991年，我的女儿芭乌拉因为一种罕见的基因病症在西班牙陷入昏迷。加护病房里的疏忽导致了严重的脑损伤，芭乌拉变成了植物人。我们将她带回了家，悉心照料，直到一年后她安详地在我怀里永久地睡去。芭乌拉长久以来遭受的苦难对全家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情况还在进一步恶化。几个月后，威廉的女儿詹妮弗因服药过量而离开人世。人们常说最痛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但同样的悲痛却并没有把我和威廉拉得更近。我们同属坚强固执的那一类，我猜我们甚至都不愿去承认各自的心碎。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接受了各式治疗，最后终于相拥而泣。
       芭乌拉离去之后，写作成了唯一能够让我正常生活的事情。伤痛是一个漫长的旅程，好比穿越一条漆黑的隧道，而我走过去的方式便是写作。每天早晨，我把自己从床上拖下来，然后来到办公室。我会首先在芭乌拉的遗像前点上一根蜡烛，然后打开电脑，之后就是长久的哭泣。常常，因为心中疼痛难忍，我只能盯着屏幕，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其它的时候，句子会自己倾泻而出，仿佛是远方的芭乌拉亲自写下的。一年后，我差不多到达了隧道的尽头，依稀看见了光芒。更令我诧异的是我竟然完成了一本新书，并且已经断了自杀的念头，想要活下去。
       《芭乌拉》这本书其实是本回忆录，记述了一个年轻的少女最终逝去的悲剧；但更是对生命的一首礼赞。书中贯穿了两个人的故事：芭乌拉的经历和我自己充满冒险的一生。她的苦痛挣扎给予了我一次特别的机会去回顾过去。在整整一年中，我的生命完全静止，除了期盼和回想之外什么都做不了。渐渐地，我看到了自己的生存模样，我提问自己最基本的问题：生命的另一端是什么？是否只有无尽的黑夜、沉默和孤独？人要是没有了欲望、记忆和希望，还能剩下什么？
       《芭乌拉》之后，整整三年我都在遭遇文思的枯竭。我想我那口装满了故事的深井连同那股诉说的愿望一同干涸了。之后我想到自己毕竟是个训练有素的专业记者，一旦有了设定的主题，花上足够的时间进行一番调查，有什么是我写不出来。的呢？好吧，除了体育和政治。……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尽量远离伤感的主题，最后写出了《阿佛洛狄特：感官回忆录》。书中充斥着性爱和贪食。在我看来，七宗罪里唯有这两项值得人们为之做一番挣扎。
       这本书的素材大多搜集自旧金山红灯区里的色情场所。调研的过程把我从消沉中拽了出来，让我的灵魂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体内。这种变化的第一个征兆是一个情色夜梦。梦中我把赤身裸体的安东尼奥· 班德拉斯（注：好莱坞男演员，出生于西班牙，以其精湛的演技和不俗的外表闻名。）按倒在一张墨西哥玉米饼上，用植物油涂满他的全身，然后将他整个卷起，一口吞下……以性爱和食物为主题进行写作的疗法果然有了效果。在《阿佛洛狄特：感官回忆录》刚刚发行之际，我又开始着手另一部以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为体裁的小说，名叫《幸运的女儿》。故事的主角是个叫做伊莱莎·索墨斯的孤女，十九世纪中期年代下在智利瓦尔帕莱索港的一户英国人家里被抚养长大。16岁时，伊莱莎为追随爱人而成为了淘金大军中的一员。我以为我写出了一本爱情小说，但实际上这本书所谈论的是自由，我生命中的又一个主题。和伊莱莎一样，我从很早以前就下定决心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正是这种决心使我一度在一个视女权为恶魔的国家里成为了一个女权主义者。
       接下来的一本书便是《乌贼之写照》，还是一本历史小说，故事背景设定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智利，主角是奥罗拉·德·维亚，也就是伊莱莎的孙女。虽然这本书并不是上一部的续写，可以独立阅读；但确有一些角色取自《幸运的女儿》以及我的第一部作品《幽灵之家》。这三本书可被视作三部曲。奥罗拉幼年受伤，自此缺失了一段记忆，遗忘了一些年份。她试图揭开自我生活的面纱，探究出家族的秘密。《乌贼之写照》是一本关于记忆的书作。这个主题和自由一样，与我的生活紧密相连。由于一生飘荡，我没有真正的归属地。我的根就扎在我的记忆里。我的每一本书都是通往过去，通往灵魂，通往记忆的旅程。
       写历史小说是需要付出很大努力的。在这三部曲的创作过程中，我仿佛进入了时间机器，从最早的1848年一路游历到1973年，时间跨度超过一个世纪。你可以想象到这样的努力创作背后需要进行多少的历史研究吗？
       2001年里，我为小朋友和青少年们写了一本书：《怪兽之城》。这本书有趣极了！故事讲述了15岁的美国男孩亚历山大·科德独自旅行到了亚马逊河。在那他遇见了一个名叫纳丁·桑托的女孩。他们一同在荒蛮时代的印第安人部落里经历了一系列魔幻的冒险。我想以原有的主角创作出更多的小说来。我真的很想把它写成一个系列。
       所有的小说归根到底都是自传性的。我描写过许多主题：爱与暴力，死亡与救赎，强悍的女人和失踪的父亲，还有生存。我笔下的角色大多都是“边缘人物”：不受社会庇护，不受传统约束，反叛而挑衅的那一类人。
       这就是对我的生活和作品的一个大致的描述。别对我的每一句话都信以为真，我有些夸张了。然后，我还是主张诗意的真相，就像加里阿诺的故事里的小偷一样。你们一定还记得那个关于老人和信的故事把？无论如何，最重要的东西绝不在我的叙述里，而是会在心底最神秘最不易被重视的那个角落里。
       我之所以能够成为作家是因为我有幸被赋予了一对善于倾听的耳朵，一个悲苦的童年和一个奇怪的家庭（就凭着我那些稀奇古怪的亲戚，我已无需再去发觉任何他物，光是他们就能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提供上所有的素材）。是那一字一句，一纸一页的文学定义了我。我造出了今日这个双线条的，光彩夺目的自己。
       朋友们，过去的二十年里我深刻地领悟到一件事：唯有文学能让我的灵魂放声歌唱。她让我感到年轻、坚定、强大和快乐。啊！这就像和一个完美的情人有了一次完美的性爱。在我这个年纪，这原本已是不可能的了……
       小说来自于生活的点滴。一部小说就是一次长久而耐心的诉说，就好比绣出一幅线脉复杂，色彩艳丽的织画一样。而我依赖本能进行写作，心中并不十分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直到有一天，我会翻阅，审视它的结构。我从未真正结束过一部小说，我只是放弃了。想要说的总是太多太多：另一个情节上的跌宕，又一位出人意料的人物，更多的内容可以被变化、整理或深入。每一个故事都是有着自我命运的活体，我的职责就在于允许它们讲出自己。我很享受写作的过程中不用为结局太多劳烦。那些留给我的代理商和出版商去忙活……
       我喜欢在自己安静的工作室里独处，花上几个星期增添出细节，勾勒出一个独特的故事世界；再花几个月让角色们丰满起来，开口说话；其后的几年里我会试图理解他们的动机和情感。小说写作需要激情、耐性和投入，是一种纯粹的约定，好比坠入爱河。对我而言，每次触动我写作神经的那股冲动无疑总是源于我心怀已久的某种深厚的情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动机越来越清晰，我也会站在恰当的地方，伴着暧昧或讽刺的心情，缓缓诉说。站在感情漩涡的中央写作是相当困难的。我更喜欢在暴风骤雨过后捡拾起残骸，重新塑造出一个故事。其中的挣扎、遗失、困惑和记忆都会成为写作的原材料。
       对我而言，只有诉诸笔端的生活才是真实的。那些我未曾记录的片段都将随风湮灭。我常常健忘，脑袋瓜也记不下什么。所以我总回忆不出地方、人名或是面孔。但是我从不会忘却好的故事或特别的梦。写作是一场沉默的内省，是一次通往灵魂和记忆黑洞的旅途。小说和记忆一样，也是层层推进，环环相扣的。
       我写作，因为我需要记录生活和战胜苦痛。我正是从记忆和遗失感中获得了创作的激情。每一本书都是一次爱的表达，一份我精心准备的礼物。希望大家会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