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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姚君伟
       文/[美]卡尔·罗利森、莉萨·帕多克
       罗利森·帕多克夫妇是美国著名的桑塔格研究专家，他们合作或独立撰写了多部关于桑塔格的著作，主要包括《铸就偶像：桑塔格传》（2000）、《阅读桑塔格》（2001）、《女性偶像：从梦露到桑塔格》（2005）等。《铸就偶像：桑塔格传》全面追溯了桑塔格从成长到走向成功直至成为美国声名卓著的“新知识分子”， 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 同时与西蒙娜·波伏瓦、汉娜·阿伦特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的辉煌历程，让我们看到了偶像是如何铸就的，读来让人既目睹桑塔格性格中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又领略到她行为举止上时而流露出的张扬和跋扈等个性特征，还让我们感受到她的一生所见证的美国和欧洲文坛的风云变幻。可以说，这是一本优秀的名人传记，也是一部浓缩的欧美断代文化史，颇值得一读。本刊特意先行刊登由姚君伟先生翻译并摘选的章节，以飨读者。全书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生活与事业（1952-1957）
       大卫·里夫1952年9月28日在波士顿出生。桑塔格自己的爱尔兰保姆罗丝·麦克纳尔蒂帮着带他。他们家住在哈佛园附近一栋很小的房子里。大卫这名字是根据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作品而起的——意味着将成为杰作。桑塔格对他极为宠爱。后来她说，她不想“错过做母亲的伟大经历”。
       大卫长到一岁半那会儿，米尔德丽德来看这小俩口。她对女儿说：“哦，他很迷人。苏珊，你知道的，我不喜欢孩子。”妈妈的话让桑塔格回想起自己孤独的童年，她因此决心为大卫提供一个更温暖、更利于他发展的环境。怀孕期间，桑塔格看西蒙娜·波伏瓦的《第二性》，当然会认真思考书里说的那些话：“每个孩子天生都是上帝。……每个母亲都望子成龙。”“小孩，小孩怎么样？”大卫心焦的父母会经常询问对方。
       桑塔格后来讲了个故事，概括了大卫对他们家妙不可言的、对修养要求很高的家庭气氛所做出的反应：
        那是很久以前住在坎布里奇时发生的事情。……我们当时邀请马尔库塞和我们住在一起。他太太刚去世。我们会不断地讨论哲学问题，有时谈到深更半夜，然后接下去一直讨论到早晨。我现在猜想大卫可能听到我们讨论黑格尔了，因为他下楼吃早饭的时候，他几乎就是冲到餐桌边上，嘴里说着“黑格尔，贝格尔，黑格尔，贝格尔（注：bagel为一种烤制的硬面圈，一般译成“百吉卷”，这里译成“贝格尔”，以与“黑格尔”发音相似。）。”他当时肯定只有二三岁的样子。
       1953年秋，桑塔格在位于斯托斯的康涅狄格大学注册，读英语研究生。不太清楚她为何选择了这样一所大学，尤其是从（小夫妻俩住的）坎布里奇到康涅狄格的斯托斯区间来回很不方便。桑塔格后来在哈佛获得硕士学位，哈佛应当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但是，一些两年就获得学士学位的芝加哥大学毕业生要被一流的研究生院录取有很大的困难。康涅狄格大学的培养计划不如哈佛有名，但为桑塔格提供了一个助教的职位。她是个私下里十分自信的女子，是她所在系里最杰出的人才。与别的研究生一样，她也教英语写作课。她衣着传统，就是裙子、宽松的上衣，平根鞋一类，而且不施粉黛。她给人的印象有些乱；似乎很少梳理她的一头长发。平时，她住宿舍；周末，回到坎布里奇与菲利普和大卫团聚。
       桑塔格发现康涅狄格大学的教育缺乏挑战性，教授们显得平庸。一年后，她没拿学位就离开了。在以后几年里，观察过桑塔格的人对她的印象是令人舒心的匆匆过客：她在布兰代斯旁听，在哈佛大院散步，显露出不可抵抗的性感、智慧和开放。
       1954年秋，桑塔格开始在哈佛上英语课，第二年，她注册攻读哲学专业研究生课程。尽管有好多年参考书上都把她列为拥有两个硕士学位的毕业生，但实际上，她只拿到过一个硕士学位，即哲学硕士学位。她师从神学家保罗·蒂利克这样的名家，1956年（在她参加预考时），她所在的系里把她排在“哈佛和拉德克利夫十九名博士候选人中的第一名”。在哈佛，她没有得到在芝加哥大学得到的那种指导。“哈佛是所一流大学，但也还是一所普通大学，有的是总菜单，没有‘对路子的方法’。”她后来对一位访谈者这么说。当然，哈佛大学的确让她了解到“一整套全新的教学角度……撰写长篇论文，请你的教授认真审读并进行评议”。
       朋友们记得她是“一个喜欢切磋思想的人，出色、独到、无畏，她的理解极其迅速，和她在一起进行切磋是一大乐事”。桑塔格身穿褐色仿麂皮夹克，留着一头亮泽飘逸、又长又黑的秀发。她姗姗来迟，在教室前排她的友人亨尼·温卡特为她留的座位上坐下。有一次，她瞥了一下温卡特的文件夹上的笔记，埋怨道：“你总在笔记边上开什么购物单。”庸常的东西侵入思想领地似乎让桑塔格感到恼火。
       雅各布·陶布斯是最有人格魅力的教授，他深深吸引了桑塔格。这个宗教教授穿的西装皱巴巴的，走路姿势难看，体格上不属英俊一族。他身高也许不到5.6英尺，下巴无力，一张小精灵似的小脸，但是，他的双手最富有表现力，讲起课来字正腔圆，无可挑剔，举止也让人着迷。他能脱稿讲课，似乎直接能进入他讨论的经典作家的生活。他在圣保罗、诺斯替教派以及早期基督教发展及教派研究方面颇有造诣。这个饱学之士能够突然将话题转到对一个当代作家（如让·热内）的讨论上来，并使得古代与当代世界的联系天衣无缝，这点让人惊叹不已。学生们觉得他具有控制他人生活的力量。他会盯住一个学生不放，告诉他可能喜欢波德莱尔的哪一首诗，不喜欢哪一首。他会为学生买一件礼物，比学生自己去买的还要称心如意。如果哪个学生不同意他的观点，陶布斯会肯定学生的立场的价值，然后，以此为途径来解释他自己的观点。正如有个学生所说的那样，“与陶布斯谈天气都像是讨论《魔山》某页的内容一样。所有的话题都是那么充满形而上的玄妙。因为你在那儿对他来讲所具有的意义完全不同于你对别的教授所具有的意义。即使你想把雅各布·陶布斯从你的意识中抹掉，你也做不到。”局外人羡慕他有这么多信徒，但想到自己没被吸进他的漩涡中，心里倒也觉得无比轻松。
       陶布斯1924年生于维也纳，是维也纳首席拉比的后人，他本人后来也成了拉比，在巴塞尔和苏黎世研修哲学和历史，并在苏黎世获博士学位。他先后在纽约的犹太神学院和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任研究员，然后又成为哈佛大学洛克菲勒研究员。他是名优秀教师，但也是个鲁莽的好色之徒。他热中和多位女性做爱。见人家第一面，才说了几个字，他就会显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去触摸她，令旁人目瞪口呆。
       他课上第一排坐着三个女人：都留着长发，都穿着长裙，都美丽动人——仿佛刚从内盖夫沙漠 ( Negev Desert ) 走出来似的。她们是苏珊·桑塔格、埃尔莎·弗斯特（日后成为纽约一流的精神病专家），还有苏珊·陶布斯（雅各布的太太）。苏珊·陶布斯是个可爱的美人。有人请陶布斯班上的一个学生描述一下她的时候，该生问道：“是哪部悲情片（film noir）中的哪个黑女郎？”两个苏珊尤其相似。她俩小时候都很孤独，她们都不怎么对男孩感兴趣，也都不像其他年轻女郎那样沉迷于自己的外貌。她们希望“自己呆着，没人来烦”。两人都拒绝接受社会希望女人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的理念，她们探求自己的思想。
       对两个苏珊，雅各布·陶布斯都讨论信仰之类的问题，在寻求知识的过程中注入强劲的宗教与理性成分。他探索诺斯替现象——对诺斯替教派的产生寻求一种独有的知识形式的精神真相的直觉理解。早期的基督教运用其“伊甸园堕落”的思路，展开讨论一种诺斯替观点，即人类已经将自身与自然相分离，与宇宙统一性相分离，而这种统一性恰恰是古希腊人所珍视的。陶布斯说，人类是在罗马帝国时期通过对作为流放者的自我体验而发现自我的。诺斯揭示了人与宇宙的分离。
       陶布斯能够看穿诺斯替教派，并对之提出犀利的批判，但同时，他又照样引导人们注意该教派让人感到兴奋和激动的地方。他对圣保罗反对诺斯替教派的观点十分着迷，但是，圣保罗教义中还残留了诺斯替式的思维方式，对此，他也同样的着迷。他可以作为一个个案，自己是个具有宗教魅力的人，却告诫别人要警惕这类人。
       从陶布斯那里，桑塔格吸收到一种对相反观点的想象性同情与同时进入有冲突的思想倾向之中的能力。比如，在《反对阐释》中所体现出的辩证思维上，主要受到了陶布斯的影响，因为在该文中，她力求在关于内容与风格的不同观点之间保持某种张力。
       桑塔格也在《弗洛依德：道德家之心灵》（1959）上花费了时间和精力，这本书日后使菲利普·里夫声名鹊起。尽管苏珊不是正式的合作者，但是，这本书完全是夫妇俩合作的结晶，就和小大卫一样。夫妇俩将美学和知识糅合在一起，时不时提及尼采和霍桑、马克思和马修·阿诺德。弗洛依德的女性观他们不敢苟同，认为他的厌女症不只是小瑕疵，而是现代哲学、文学和心理学界其他了不起的大评判家（如尼采和劳伦斯）共有的一个大缺点。与他们一样，弗洛依德将感觉与智性割裂开来，致使人们长期以来坚信，爱思考的女人不那么有女人味，而有着男性的头脑。
       里夫骨子里是个保守主义者。在《弗洛依德》第一版“鸣谢”部分，他将桑塔格摆在传统女性的地位上，向她致谢，在她的名字后加上她说她本人从未用过的夫姓：“我妻子——苏珊·里夫——为本书做出了毫无保留的奉献……。”多年后，在《老爷杂志》上，他写道：
        我是个传统的男人。我认为结婚就要生子，婚姻意味着建立一个传统的家庭。我就是无法适应她要的那种家庭生活。你知道，有家庭，也有反家庭，我想，我们的家庭属于后者。
       尽管对弗洛依德表现出种种怀疑，但是，里夫对他抱着一种相当美妙甚至崇敬的印象。他为作为男人和思想家的弗洛依德而辩护：“弗洛依德需要一个标准的犹太婚姻，在这一婚姻中，妻子是一个标准的犹太家庭的王后和管家。从这一传统的桥头堡，理论家弗洛依德向整个腐败的家庭帝国发起进攻，但最终没有去冒最大的风险，把自己与忠实地实施家庭帝国的信条相隔离。”为了颠覆传统，弗洛依德非得固守在传统之中吗？毫无疑问，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让人了解到更多的是里夫，而非弗洛依德。
       桑塔格希望在自己想打点行装、准备动身的时候，就能如愿以偿（一如米尔德丽德·桑塔格的作风）。她希望把大卫随时托付给罗丝，或者菲利普，要不就是他的家人——就像她儿时被托付那样：
       我真的想过我要有几种不同的生活，但有一个丈夫却同时要过几种生活真是谈何容易——至少我那种紧张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婚姻是这样；我俩整天在一起。要知道，你无法一天24小时和某个人在一起，年复一年，从不分离，然后，如果你愿意，还想同时有自由，去发展、去改变、去飞往香港……这是不负责任的。因此，我才讲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你得在生活与事业之间做出抉择。
       桑塔格说这番话的时候，也许是想到了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的著名诗句：作家需要做出抉择/生活的完美或事业的完美。
       桑塔格对自己的婚姻并不感到后悔，但婚姻仅仅是她生活的模式之一。她发现婚姻过于束缚人了：“我十分幸运，年纪轻轻就结婚生子。我结婚生子了，现在已不用再做这些事情。”她曾对采访者讲，婚姻期间，她一直忠于里夫。坎布里奇谣传里夫未能在性生活方面满足桑塔格。桑塔格一个机敏的同学说那是“一桩复杂的婚姻”。
       1957年，二十四岁的苏珊·桑塔格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在保罗·蒂利克的力荐下，桑塔格获得美国大学妇女协会的奖学金，得以在1957至1958学年呆在牛津大学圣安妮学院，为撰写以《伦理的形而上学推测》为题的博士论文做准备。菲利普·里夫则获得同一学年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资助。大卫将由菲利普的家人照看。
       两人均未提离婚的事。这甚至都算不上是分居。里夫和桑塔格似乎不允许自己有他们的婚姻就要走到尽头的这种念头。如同桑塔格的短篇小说《宝贝》（Baby）中的夫妇一样，合，缘于强烈的情感；分，亦因为这份强烈的情感。小说中，夫妻双方同意：“人们不时地分开一阵儿对他们有好处。”
       探索（1957-1958）
       在牛津大学，桑塔格师从哲学家A. J. 艾尔（Alfred Jules Ayer）和作家艾丽斯·默多克（Iris Murdoch）。桑塔格准备以价值与伦理为选题撰写博士论文，但很快，有一点变得非常清楚，即她对该课题没什么兴趣。无论是教学，还是英国的氛围，对她都没有持久的影响。当时，牛津大学最出名的是它对分析语言哲学所做的贡献。但是，对于一个研究包括法国文学在内的欧陆文学的学生来讲，牛津显得再陌生不过了。
       五十年代末，女性刚开始攻破男性独占领域的一个个堡垒。像桑塔格和西尔维娅·普拉斯这样的美国女子到了英国学者当中，发现等着她们的是蔑视，或是居高临下的好奇。一个高智商的女性受到的忠告是：“重要的是像男人一样思考。”
       在这样一种令人感到窒息的男性氛围里，桑塔格是一个杰出的外来户。她在同学朱迪丝·格罗斯曼的小说《她自己的条件》（1988）中露过面；“一个高挑、苗条、双性同体式的人物，一袭黑衣，一头黑发，橄榄色皮肤，还有一张传统意义上可算俊俏的脸蛋儿。”对格罗斯曼来讲，桑塔格似乎是来自丹麦的黑女郎与黑王子合二为一的混合体。她从不穿上简简单单的黑衣服，她不符合传统的女性观。同学们清楚，他们以前可从未碰到过她这样的女人。
       一个女大学生看到桑塔格穿着笔挺的黑裤子，从身边大步走过，不禁纳闷，她是从哪里搞来这套行头还有这张脸的：“是从南美吗？是从兴都库什山脉（Hindu Kush）吗？”穿着她的美国式游击队服装，还围着厚厚的围巾，她看上去很高很黑。她是哪国人？德国人？犹太人？
       男人们则在考虑：能搞定她吗？她是他们见过的最聪明伶俐的女人，她能像他们一样喝酒喝不醉。桑塔格看起来独来独往，他们马上就开始为她争风吃醋了。不过，惟一引起她注意的是位名叫哈罗德·所罗门的研究生。他似乎是一个令人感到惊讶的选择。所罗门喜爱孤独，落落寡合，但他和桑塔格一样，也研究哲学。
       与其他人桑塔格保持着一种让人感到难受的距离。她听得多，说得少，制造出一种“公然的怀疑主义”的气氛。每个人都试图给她留下印象，因为即使她一言不发，她在场也是那样地警觉有力。谁都不想出丑。这个沉着的美国人说话做事从不毛里毛糙、粗鲁无礼，你抓不住她的小辫子。她的自控能力超强。
       1957、1958年岁末年初交替的那个初冬，桑塔格邀请格罗斯曼去她的住处。格罗斯曼去了，她颇感荣幸，但又有点儿迷糊，因为自己当时年方二十，是个崭露头角的诗人，不是什么哲学家。她发现她俩很难谈得起来，因为桑塔格有的书她大多没看过。桑塔格抱怨房子里冷，说为了暖和，她衣服里面总穿着睡衣；为了证明这一点，她撩开黑长裤的裤脚。格罗斯曼看得出，桑塔格对英国已经不抱什么幻想，“英国傲慢的地方主义让人感到悲哀，严重的性别歧视更是无处不在。”
       坐在长沙发上，格罗斯曼此时此刻似乎察觉出一丝温馨浪漫的味道，这时桑塔格把远在美国的小大卫的一张照片拿出来给她看，这种感觉才戛然而止。格罗斯曼回忆说，“我震惊得心绪起伏。当时，我想我是搞错了，原以为她是同性恋。但是，以我当时的理解，不管怎么说，一个母亲不可能是同性恋——更别提我看见照片上这么小的孩子时心中的不安了。”格罗斯曼猜想，桑塔格对大卫喜爱极了，很想他。至于丈夫，她只字未提。照片里没他。
       对认识她的英国人来说，桑塔格非常美国化，也非常迷人，内中部分是因为她看上去那么独立。离开丈夫，去做自己的事，这似乎是美国女人的精华所在，而在英国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对格罗斯曼来说，桑塔格从衬衫到裙子全是黑的，行军般大踏步地前行，走在探索的道路上，“方向明确，脚步坚定，仿佛她对自己需要什么早已心知肚明，然后便得到她所需要的。”
       不久，格罗斯曼听说桑塔格过了圣诞节就去巴黎学习了。她留下了一个真空。她那帮英国朋友觉得受了奚落，当然，她这样做并不表示轻蔑，她只是消失了。这年春天，哈罗德·所罗门自杀了。格罗斯曼认为，这件事似乎就如桑塔格离开后引起的震荡一样——是其力量的最终证明。
       格罗斯曼的朋友伊莱恩·斯卡里（《痛苦中的身体》的作者）问桑塔格是否介意自己被写进格罗斯曼的小说。她对斯卡里讲，不介意，相反，那让她很开心。对记者佐薇·海勒，桑塔格将她在英国的短期逗留描述为有趣的插曲；在那里，她“身穿宽松外衣，脚踏自行车，四处闲逛”，遇到“有趣的年轻人”。她称之为“使自己年轻的一种途径”，“以前我从未允许自己这样做——这是我第一次经历的合适的学生生活，尽管我当时已结婚，而且还是个母亲。事实上，在牛津的那一年（实际只有四个月左右的时间）意味着我婚姻的结束。”
       到了巴黎，当然就意味着栖身于《夜林》，这是“拙劣的嘉年华、一种人类的动物园的巴黎。那些在城里的徘徊者希望成为他们急欲成为的那种人，却不能如愿”。桑塔格做着人们或许能猜中的事情：恶补法语，凝望城中辉煌的建筑，追求感官刺激，逛书店。她在离巴黎大学不远的雅各布街上的拉丁区找到一个房间住下；在这里，她要继续做她的伦理研究博士论文。都市化的巴黎大学比起平静的、几乎像乡村的牛津大学来更加适合她。严肃的巴黎学生吸引了她。这些学生住在破旅馆里，日常开支依靠家里拮据的资助（当时几乎没有国家奖学金）。他们不打工——“当招待、洗盘子有伤尊严。”他们有大量时间在咖啡馆里争辩，从最简单的事里找到复杂性。那时的思路是：“你说得对，但它要比这个复杂得多，” 因此，这一思路被誉为“矛盾的精神”。
       记者欧夫·贾菲自1949年起一直长驻巴黎，他在1958年的除夕晚会上认识了桑塔格。他推测，因为性格不和，她已与丈夫分手，她有个五岁的男孩和里夫及家人住，她似乎还与他们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但已发现里夫对她来说太学究气了，并且落伍、太过传统。贾菲知道，他俩曾合写过一本书——事实上，他现在还记得桑塔格在巴黎的美国捷运公司取《弗洛依德：道德家之心灵》一书的校样。
       桑塔格和贾菲下馆子，这不算什么大惊小怪的事，还一起看过许多场电影。他记得她喜欢看西部片，会催促他：“去吧，会很好玩的！”看电影是她主要的放松方式。她看好莱坞老电影的时候是她最好玩的时候。是的，谁陪她看电影，谁就会讲那是个非常随和非常贪玩的苏珊。
       多年后，贾菲才意识到，桑塔格观看那些电影的快乐源自于她对“坎普”感受力的兴趣——这一概念日后让她成名。他喜欢苏珊，因为她是如此轻松愉快、思维敏捷、长于观察。她法语讲得还算过得去，带点儿美国口音。他们一起去听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巴黎大学做的讲座。他们印象很深，但是，对波伏瓦的观点，他们也有不敢苟同之处。她呆在巴黎那一年快结束的时候，与贾菲友好地分了手。
       1958年，桑塔格联系上了她在伯克利最要好的伙伴，现供职于巴黎《先驱论坛报》的哈丽雅特·索姆斯。她们又成了一对，并结伴周游欧洲列国。
       哈丽雅特记得，桑塔格人见人爱，无论男女。在德国，一名男子认为桑塔格像只外国猫。男人们尾随她。两个女人一起旅游比较节俭，有时搭便车，有时乘火车。她们投宿廉价旅馆；希腊那家似乎特别便宜，她们住了几天后才发现那是家妓院。从希腊返回巴黎，她们坐的是三等车厢，（她们挠头的时候）发现把小虱子带了回来，只好用毛巾把头发包起来睡觉。
       在巴黎，哈丽雅特把苏珊介绍给她所有的朋友，苏珊十分妩媚。她也害羞。她思念大卫，但也很享受假期。哈丽雅特认为，她在尽情享受这种远离母亲责任的时光，她年纪轻轻就生了孩子。她也帮哈丽雅特做好新工作——为一家技术杂志做翻译。她很喜欢翻译。在哈丽雅特眼里，苏珊似乎依然非常年轻、非常脆弱，情感上与她九年前就认识的苏珊没啥两样。哈丽雅特记得听见苏珊说：“我得学会更愤世嫉俗。”
       对苏珊·桑塔格来说，欧洲大学的课程设置不当。她已经有了伯克和陶布斯这样的文学导师和思想导师，但她尚未结识到能帮她沉浸到当代文化领域之中的同龄作家。于是，哈丽雅特向她介绍了三十岁的阿尔弗雷德·切斯特。于是，桑塔格拜倒在他脚下。
       切斯特出版过一部短篇小说集《龙在这里》（1955）、一部长篇《杰米是我的心上人》（1957），此外，还有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的、以笔名马尔科姆·内斯比特写的黄色小说。用辛西娅·奥齐克那生动的话语来说，他正腾飞到“文学名流的空中花园”里。自1951年起，他就在巴黎，所以他能把桑塔格介绍给在《评论杂志》、《党派评论》以及《巴黎评论》上发表文章的一些作家。他还真的认识《巴黎评论》和《纽约书评》的创办人乔治·普林顿和罗伯特·西尔维斯两位编辑。后者是芝加哥大学的又一奇才，曾支持切斯特的处女作在法国出版。
       切斯特长着一张娃娃脸，秃顶，红扑扑的脸蛋，像个布娃娃。小时候他生过一场病，结果全身体毛掉光，所以，看上去胖乎乎的。他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谢顶，就戴上被说成是有点黄的橙色和姜黄色的假发。他似乎养成了一种肆无忌惮的同性恋—犹太人的炫耀习惯，以便与他奇怪的样子协调起来——抑或是对立起来？他雄心勃勃，这是出众的。
       他是布鲁克林人，讲起话来像一挺加特林机枪，“第二句句子的脚趾头绊在第一句的脚后跟上。”他是个波西民，生活以当作家为重心。除了写作，他什么都不做。他想出聪明的办法，让他母亲在经济上资助他（他编了个自己结婚的谎言通知她，这样她就会送他一件结婚礼物），躲避房东（保住一套不易得到的要交租金的公寓房，办法是穿上晚礼服，装扮成一个百万富翁，和一个准备翻修那幢房子的建筑师一起出现）。只要是切斯特觉得为躲开非文学的工作而有必要做的事，他都会去做；他做的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事多年来为作家和编辑们提供了茶余饭后的谈资。桑塔格向来认为，没有教席，或者不与某些大学确立某种关系，要想好好写作是不可想象的。对桑塔格来说，切斯特的例子倒让她大开了眼界。
       许多人都看好切斯特，认为他似乎是注定要成就一番事业的，可他从来都不会成为文学泰斗。相反，他喜欢在纽约有一种耀眼的沉浮。他追求的声名让他感到厌恶。看到桑塔格成名、变得显赫而她本人对此又非常珍视的时候，他便越发感到厌恶。
       诗人爱德华·菲尔德写过一篇关于切斯特的未刊稿，标题是《要娶苏珊·桑塔格的人》，为恢复切斯特的名誉做出了最大努力。他约过桑塔格，向她征集切斯特写给她的信札，并请她回忆他们之间的交往。她一直保持沉默，只有一次回答说她不能合作。桑塔格没有提供证明，好在我们读到了辛西娅·奥齐克出色的回忆录《阿尔弗雷德·切斯特的假发》。一九四六年，奥齐克和切斯特在纽约大学同听一门写作课。他才十八岁，却已经满怀“文学激情”。她是以一个大胆的说法开始回忆的，即切斯特——实际上是切斯特的思想——是不朽的。他“坚定地站在”好像是她心灵的“无法渗透的一个纯精神岛屿上”。换言之，他代表了纯粹的文学写作理念：“他劲头十足地撰写唐突无礼的评论，妄自尊大，吓唬人——五六十年代许多年轻男性（以及极少数女性）都写，目的是为了成名。”以下是摘自切斯特发表在《纽约书评》上诋毁约翰·雷奇《夜之城》的一篇评论：“段落写得是如此粗俗、笨拙，艺术上是如此板滞、凝重；雷奇是存心要靠鸡奸烧干诗的最后一滴诗意，结果，他什么都拿不出来，除了一锅黑莓散文。”看完这篇评论，戈尔·维达尔称切斯特是魔鬼——但也是大师，是“黑色艺术”的实践者。正如奥齐克意识到的那样，“每隔五年，一批文学新人就会茁壮成长，同样地浸泡在勃勃雄心的欲望中，同样地因嫉妒而令人厌恶（或者受到激励）。”
       切斯特与桑塔格关系恶化后，在给一个朋友写信时，他厉声喝道：“你竟敢说‘你的朋友S. 桑塔格’？你这卑鄙小人，她是我的敌人！她是大家的敌人！她就是敌人！”
       奥齐克的文章提到切斯特未完成的长篇——《脚》——已发表的部分时，间接地涉及到桑塔格。这个残片包含了把他的文友写进小说的内容。比如，保罗·鲍尔斯变成了彼得·普拉特。奥齐克也提到玛丽·蒙黛，但没有明确指出其生活原型，其实显然是桑塔格，她的姓在德语里是指星期天。奥齐克指出，在《脚》里，玛丽·蒙黛有个酷似她的人，同名同姓，也叫玛丽·蒙黛。切斯特在信里将桑塔格描写成具有双重人格的人（高贵的文人和“玩世不恭的妓女”）。桑塔格后来写了个题为《假人》(The Dummy )的短篇，有着同样大胆的构思：一个人有第二自我，别人能够看到他在过一种生活；而同时，这个自我的原身可以过着完全是另一番模样的生活。
       1970年，切斯特在以色列去世。那些认识他的人对他有生动的记忆，因为他始终有棱有角，动辄大发雷霆。他从未变得老成过。奥齐克得出结论说，他一辈子“全心全意地奉献给了文学”。
       1958年，对阿尔弗雷德·切斯特和哈丽雅特·索姆斯来说，桑塔格似乎还是个纯朴的少妇。但是，桑塔格已经在研究安德烈·布勒东及其超现实主义同仁；这些人对艺术家这个人物，即作品背后的创造者感兴趣。他们为桑塔格提供了与瓦尔特·佩特和奥斯卡·王尔德之间的联结；这些作家她在芝加哥的时候和内德·罗森海姆讨论过，他们创造出一种与美学个性观无法分离的风格。对布勒东来说，“作者与作品是捆绑在一起的，无法分开……艺术家的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他自己。”
       在战争一结束的岁月里，与生活在巴黎的其他美国人相比，桑塔格更深地浸润于法国思想界和电影界。像诺曼·梅勒和詹姆斯·琼斯这样的小说家当然也与法国作家交朋友，并从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获益匪浅，但是，桑塔格实际上是惟一努力在那里讲着法国哲学家、小说家和影评人语言的美国人。她引发了法国思想界对美国大众文化的兴趣，并开始形成自己的美学观，此观点打破了由德怀特·麦克唐纳和克莱门特·格林伯格这样的美国评论家提出的雅文化与俗文化的范畴。六十年代，她动笔写她那些标志性论文的时候，把欧陆的复杂带进了美国评论界，改变了思想和文化争论的表达方式。她的前辈（如莱昂内尔·特里林和爱德蒙·威尔逊）将自己的视野局限在文学、历史和一般文化讨论的范围里，而桑塔格则表现出对所有艺术门类的了解；这得益于她那训练有素的哲学头脑，这种头脑为她所谓的“新感受力”而辩护。她把她讨论文学经典的严肃认真劲儿也带进对当代领域的讨论中。
       但是，桑塔格着迷的法国风不只是思想层面的东西。恰恰相反，她看到了像路易·阿拉贡和安德烈·马尔罗这样的作家是在怎样一丝不苟地润色他们的形象并创造出一种神秘色彩的。在阿拉贡和布勒东这些作家身上，她看到了先锋艺术家是如何吸收左翼政治，使得有关艺术家形象的一切看上去都是进步的、无畏的，尽管诸如共产党与超现实主义者之间断断续续的联合是荒谬的，注定要化为泡影。这没关系。那种想法，即艺术家立场鲜明、全面参与的纯精神理念，让桑塔格激动不已。于是，任何矛盾的、自我挫败的行为一概可以谅解。
       1958年在法国，桑塔格亲眼目睹了一个由作家、思想家和电影人组成、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关系密切的小团体。他们属于精英阶层，为她期待达到的状态树立起一个榜样。尽管不断与丈夫有书信往还，也能想象与他分享她远在法国的时光，但是，她此时的婚姻生活，正如她后来所说的那样，是太风平浪静了。临近1958年年底的时候，她决定回国，告诉她坚定而可靠的丈夫，他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成名了（1962-1963）
       罗杰·斯特劳斯到底是几时见的桑塔格，这不清楚，不过，到1962年4月底，他已经在对她说，对当时题名为《人在缩小：希波赖特之梦》的前八十页，他十分看好。他计划把这部“了不起的独创”作品拿给伦敦的出版商弗雷德·沃伯格看。她成为他举办的一次次晚会上的展品。美国著名评论家爱德蒙·威尔逊第一次见到她是在1963年3月20日，在斯特劳斯组织的一次活动中。他可能没有注意到她的名字，要不大概懒得去记，因为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个漂亮的加利福尼亚姑娘，她是罗杰旗下的一名新秀作家。” 威尔逊向来对桑塔格都不热情。1968年，桑塔格早就扬名文坛了。这时候，威尔逊在日记里说：“我与苏珊·桑塔格从来就聊得不多。我对她没什么印象，罗杰肯定要怪我了。”威尔逊曾是玛丽·麦卡锡的丈夫，他可能认为桑塔格是个争强好胜的暴发户；他当然不喜欢她那种批评文字，认为它们全是牵强附会、自命不凡、玄而又玄的货色。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斯特劳斯在设计桑塔格的生涯，确保她的作品（比如长篇小说）总能出版，即便是桑塔格最无足轻重的作品也被译成了外语，在国外发行。真是事无巨细。这样全部包揽的关照，在与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的雇员和作者做访谈的时候，都会听得到；从现存于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该社档案里也能看到。
       当然，在某些方面，桑塔格的待遇与其他新出道的作家没什么两样。她出版《恩主》拿到的预支稿酬是五百美元，这笔小钱不比该社与别的作家签订的条款中的钱多。但是，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在新作家当中，极少有人能够指望哪个出版商同时也做他们的经纪人，向杂志推荐其作品、短篇小说，以及几乎是任何出自其笔下的文字。罗杰·斯特劳斯这么来经营她的创作生涯免不了让人有闲言碎语，说出版商与其作者之间关系暧昧。阿尔弗雷德·切斯特以其一贯的坦率，对保罗·鲍尔斯放出话来：“苏珊很快就要红得发紫，因为她的出版商罗杰·斯特劳斯对她着魔了（他对女同性恋非常狂热），一心想把她那乏味不堪的小说打造成什么杰作。”
       机敏的斯特劳斯既有好莱坞制片人的强健，又有公子哥的处事本领，真是桑塔格的绝配。他不是作家，但很有鉴赏力；他好吹嘘自己发现的作家，并加以标榜。桑塔格拿着一本表现法国世故和欧洲文化的小说向斯特劳斯走来，当然会吸引住他；须知，他素来擅长以低价征集到欧洲作家的书稿，然后，为他们在美国赢得数量不大却很忠实的读者，因此，他出版的文学书目给人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即使能够为出版社赚点钱，桑塔格的第一批书也不会有多少赚头，可这真的没有关系。她是个长效投资项目。
       作为回报，桑塔格成了斯特劳斯独家买断的忠实作者，她再也没有把书稿给别的出版商。他们是否发生过性关系已经无所谓了。斯特劳斯始终对苏珊·桑塔格这位纽约文学界的王后十分迷恋。
       同时，斯特劳斯也是一位精明的作品鉴定家，对桑塔格的才华极为信任。即使在她处于创作低谷的阶段，他也一如既往地勇于等待，欣赏她那发人深思且颇有争议的风格，并在她兴趣改变、交稿推迟的情况下，愿意继续与她签订出版合同。每个作家都梦想有个像斯特劳斯这样热诚的出版商，桑塔格从未忽略他为她所做出的努力，并一直心存感激之情。对她而言，他把她列入他的名作家单子是抬举她。在过去的15年间，该社就出版过6位诺贝尔奖得主的书稿。他们是沃尔·索因卡（1986）、约瑟夫·布罗茨基（1987）、卡·何·塞拉（1989）、纳丁·戈迪默（1991）、德里克·沃尔科特（1992）以及谢默斯·希尼（1995）。他想方设法，在斯德哥尔摩为他的作者留出住处，并为他们四方游说。斯各特·图罗长篇小说处女作成为畅销书而印到100万册的时候，据斯特劳斯的一个同事讲，他开始担心自己的出版社会被人认为太商业化了。
       斯特劳斯是位以穿着气派而出名的出版家，他始终极其注重仪表和形象，他意识到桑塔格也是优雅出场，而且行头的颜色搭配协调。满头银发的斯特劳斯现已80多岁高龄，完全是人们心目中的文学界雄狮的派头，（正如他的一则小传所说的那样），他以“系着整洁漂亮的领结，说话尖锐辛辣”而惹人注目。或者正如桑塔格喜欢认为的那样：“他爱炫耀，但也是个讲原则的人。”尽管许多有关斯特劳斯的介绍强调他相信一部作品的文学品质应当“凭自己的实力”，但是，该社的档案显示，出版社通过赞助函件、召开新书发布会以及打造个人形象来支持桑塔格——这是现代促销的全部手段了。
       一个出版商如此全力支持一位有价值的作者，这不算多大的事情，不过，大多数获得桑塔格所获得的这种力挺的作者都是畅销书作家或功成名就的作家。1963年，《恩主》出版的时候，苏珊·桑塔格还是无名之辈。她难懂的小说也许会引起文人的注意，但是，其他出版商肯定觉得，他们没有义务去单单把桑塔格挑出来。《恩主》不是一本所谓的“突破之作”（ breakout novel），似乎注定会吸引大批读者的一部作品。假使桑塔格找詹姆斯·劳克林——以标举晦涩的现代主义作品的新方向出版社老板，她也不可能受到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所给予她的那种宣传炒作和形象打造。
       在许多人印象中，斯特劳斯流露出一种名门望族的气度，这来自他从父辈那里继承的财富和地位。他祖父奥斯卡·斯特劳斯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商务大臣。他父亲是美国冶炼采矿公司总裁，娶了位古根海姆家族的姑娘。斯特劳斯本人娶的是多萝西娅·利布曼——莱茵黄啤酒奠基人的孙女。她已成为受人敬重的回忆录作者，是支持丈夫的文学出版事业的幕后英雄。她遇见他的时候，很喜欢他身上那种看似不可能的混合着典型的美国人的活力与相当高雅的品味的特性。在《门槛》(Thresholds)里，她描述了一个迷人的角色：“我细看了他的手。对于一个身材高大的运动员似的男孩来讲，这双手显得纤细而有贵族气，瘦削的手腕上长着稀疏的黑毛，仿佛掌握了他生命的所有秘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他就用古根海姆的资金开了自己的公司，决定从事出版业，并开始发掘欧洲作家。他无法与大出版商竞争，因为他们能够给美国作家预支稿酬，而其数量之大足以使斯特劳斯刚创办的公司垮台。因此，他只好利用他战时在海军情报部门工作期间建立的关系。他明智地联合了出版商约翰·弗雷这位纽约名流。弗雷是国际笔会主席，这位专业人士的担保立即传递出这样一种信息：斯特劳斯是认真的。
       斯特劳斯见到桑塔格的时候，已积累了10多年直接与作家打交道的经验——经常劝告他们别找经纪人，说服他们接受比其他出版社低的预支稿酬。作为交易，斯特劳斯的承诺正如司各特·图罗所说的那样，他将打造出一家“以作家为本的出版社”。一个作家走进该社的办公室，它曾被说成仿佛是一家快要倒闭的保险公司，他就能清楚地看到资金没有变成固定资产。这表明斯特劳斯有一套为其作者制定的计划。就桑塔格而言，这一计划意味着该出版社就是她的出版社。
       1962年春，在弗雷·斯特劳斯·吉劳组织的一次聚会上，桑塔格做着她希望为《党派评论》写稿的美梦，她崇拜的知识分子偶像都在上面发过文章。莱昂内尔·特里林、汉娜·阿伦特、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克莱门特·格林伯克、德怀特·麦克唐纳等许多人都在上面发表了他们里程碑式的文章。尽管到了60年代初，该杂志的影响力在下降，然而，在桑塔格眼里，它依然代表了思想界。自从在洛杉矶一家书店发现这本杂志以后，她就时刻准备着，希望进入这个圈子。像《时代》这样的大众杂志的编辑仍旧向该杂志观望，希望早些了解到一点新的文化潮流以及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新动向。
       桑塔格走到《党派评论》的一位编辑威廉·菲利普斯面前，问道：“如果想给《党派评论》写稿，该怎么办？”菲利普斯说：“你得提出来。”桑塔格说“我在提出来呢。”“可以。”他答道。在“这个魅力四射、给人留下强烈印象的”年轻女郎面前，毫无防备之心的菲利普斯一口答应。他从未听说过她，但是，她很有智慧。他从她的双眸、从她脸上都看得出来。他也一直在喝酒，所以，不清楚她是否利用了他当时那种不设防的状态。但是，他倒宁愿认为自己发现了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新星。
       阿尔弗雷德·切斯特的朋友——他们认为这个桑塔格剽窃了切斯特的想法并利用了他的影响，因此对她存有戒心——谈到她是如何逐渐在《党派评论》发表文章的时候，讲了另一个版本。他们记得，切斯特对这个纽约文学温床已经感到十分厌恶，就把他从《党派评论》接的活推给桑塔格，或者确切地讲，他推荐她去做该刊的评论员。菲利普斯曾叫他写过类似麦卡锡为《党派评论》写的那种戏剧大事记，但切斯特不愿意“挤进她的旧腰带（喻指玛丽·麦卡锡写作戏剧大事记的老路子）”，桑塔格后来回忆是菲利普斯当时希望她继续写玛丽·麦卡锡的戏剧大事记，她就写了，尽管三心二意地，发表几篇评论后就甩手不干了，而继续去写《关于“坎普”的札记》、《论风格》以及其他的重要文章。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贾森·爱泼斯坦和菲利普斯都栽培了切斯特。切斯特也常常见罗伯特·西尔维斯，后者当时要办《纽约书评》，切斯特去的时候也带上桑塔格，有一阵儿，桑塔格就和切斯特住在他在萨利文街的公寓里。桑塔格让切斯特非常光火，看他用小写字母写的这句话：“苏珊要求高得实在叫人受不了，我放弃她了，不再给她打电话。她真烦人！”切斯特与桑塔格吵得不可开交，接着，两人又重归于好。他觉得被利用了，怀疑桑塔格踩着他的肩膀往上爬，去结交他的社会关系。“前几天，我与桑塔格为一块鸡肉大吵一架，一切真相大白。我恨她4年了，全是因为艾琳，我才对她让步的，”他在给保罗·鲍尔斯的信里写道。
       切斯特说的4年是从1959年算起。当年，桑塔格要来征服纽约的文学界。他担心她会从他这里拿走一切她喜欢的东西。1963年2月，她到墨西哥看他的时候，他害怕她会勾引他的同性恋人埃克斯特罗；埃克斯特罗都已经开始喊她“苏珊妮塔”了，亲热得很。即便是桑塔格奉承切斯特，他也起了戒心。切斯特向爱德华·菲尔德透露：“苏珊讲她前几天有个晚上参加了全国图书奖颁奖晚宴，大家都提起我了。她什么地方都去。”
       桑塔格在《党派评论》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评论的是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奴隶》( The Slave，1962 )。文章显示出的她对当代思想和文学的把握令人印象深刻，也显示了她迅速捕捉重要问题的能力。一方面，文章为她正在写的小说的构思带来了进展，另一方面，她也阐明了自己作为文学辩论文章作者的立场。
       她的文章上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典型的当代小说是‘心理的’，即是说，该小说再现的世界的确是自我（或种种自我）的一种投射、一种具体化，其分析构成小说的主体。”在这类小说中，世界作为一个客观现实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实上，在卡夫卡、博尔赫斯和法国新小说家的作品中，甚至连人物都不 “在场”——换言之，他们客观上不存在，而是代表“脱离了客体的情感挣扎和思想斗争”。桑塔格得出结论：无怪乎这类心理探索和语言创新的“后经典小说”会带来一种读起来梦魇般的感觉。
       仅这么一段，桑塔格便确立了令人信服的权威口吻。她做到这一点，靠的是博览群书以及综合各种材料的敏锐能力。她也在解决她在《恩主》——小说的头八十页强烈地吸引了吉劳和斯特劳斯——中为自己提出的问题。她的叙述者——希波赖特——试图生活在一个个梦里，他做的梦常常是他在其中被控制被折磨的梦魇。他的梦是他以生命造就出来的艺术，他竭力希望使其生活与梦的直接性和感官性相吻合。像桑塔格的艺术观一样，希波赖特的梦也是自给自足的，也就是说，一如桑塔格，他把自己想象成自我创造的。他不想为他的梦之快乐与痛苦多作什么解释，而只想使自己更清醒地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桑塔格似乎以引人注目的方式介绍了一种精神与思想的冒险。她是从哪里弄来这么一个一本正经、处心积虑地希望把他的整个生活变成梦想的人的？61岁的叙述者在回忆自我陶醉的种种冒险行为，它们令人想到爱伦·坡的怪诞。一个28岁的年轻貌美的女子写的长篇小说处女作竟是这番模样，这是人们始料未及的。
       桑塔格利用1961年和1962年的周末和两个夏天创作了这部小说。经过多年挣扎着创作她那些最后未能出版的短篇小说后，她终于发现这部长篇写来得心应手，仿佛不断从笔端汩汩流淌而出，简直就是在做听写。理查德·特里斯特曼记得，桑塔格把小说给了他，请他提提意见。他完全折服于她的才华，不知说什么好。她问起有什么建议，他惟有表扬而已。她似乎很沮丧。特里斯特曼感到让她失望。经验告诉他，在大多数提出让人不吝赐教的人当中，真正能接受批评意见的实际上是少而又少。桑塔格对待写作的那股认真劲儿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直是她导师的肯尼思·伯克收到《恩主》新书样本后，写信向桑塔格表示祝贺。他说：“幻想作品，不管哪一类，都是难得一见的。优秀的幻想作品当然更是罕见，而《恩主》却正是一部极为出色的幻想小说。”他推崇她的智慧和才华，欣赏她的叙事与格言警句那迷人的融合；同时，他也指出她的语法错误，并一一记下错误所在的页码。他还写信给评论家斯坦利·埃德加·海曼，恳请他再看小说一眼，如果他已经把它撂下的话：“她是我教过的最优秀的学生……我敢肯定，你会发现这是一本独出心裁的作品。”
       但是，至少有一个可能成为她的出版商的人认为《恩主》是部失败之作。弥尔顿·沃尔曼这位英国柯林斯出版社的编辑拒绝了这本小说，尽管他承认桑塔格的博学与独特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他也抱怨，她的小说缺少人物塑造，也缺少情节推进；小说中的怪人奇事没有好好利用来为故事服务。柯林斯拒签三本书的出版合同，因为沃尔曼对桑塔格“能否成长为其艺术能够完全、合适地吸收其思想的小说家”表示怀疑。
       事实上，桑塔格的小说正需要她在评论辛格时所推崇的那些品质：感官性、一个让读者联想起的真实而触手可及的环境。正如桑塔格准确地注意到的那样，与其他现代作家不同，辛格并不拼命去“即兴创造出一个社会环境来”。他的波兰和他的人民均在书页之中；他们与其创造者之间没有距离。相形之下，《恩主》简直是缺少生活。
       桑塔格在她评论辛格的文章里三次使用“感官的”一词。这是她最喜欢的、管用的艺术术语之一。希波赖特为感官的、色情的东西而生活，但是，《恩主》虽然讲述了他对感官的探索，却没有展现它，也没有使之戏剧化。该小说阻止读者从小说中获得种种真正的愉悦，这似乎有悖常理。原因何在？因为桑塔格已经认定现代小说家——除了像辛格那样的极少数几个例外——只能编出上下文和近似的场景。她羡慕辛格对欧洲场景的把握，羡慕他通过对犹太教神秘主义与魔法、哈西德主义（Hasidism, 即哈西德派教徒）、哥萨克迫害与屠杀、启蒙运动、守安息邪说，以及犹太人与基督徒复杂的历史等题材的处理而创造出的深刻。更令人羡慕的是，有了他那样的场景，辛格得以尽情地进行“对动机的前现代叙述”。他从来都不必招惹弗洛依德；他也不需要对他笔下的恶魔和其他超自然的力量进行精神或心理分析。它们是他的世界本来就包括的一个方面。
       桑塔格拒绝可触及的场景的另一个原因是，就如爱伦·坡先于她所做的那样，桑塔格将其想象力避开其自身的生活环境。像希波赖特一样，她对为其住处命名、对赋予它某种色彩和深度不感兴趣，因为对她来说，它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给她。剔除了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像亨利·詹姆斯那样，游历欧洲，寻觅历史，寻求意义，寻找文学生活，实质上，除了心境，她没别的可以考虑。
       比如，希波赖特从未为他生活的城市命名，只是称其为“首都”，它显然是指巴黎，但他将其变成一个泛指的地方。与此相仿，西班牙内战成了“当时正在该国南方某地区激烈进行的内战”。这种笨拙的措辞毫无生气。博览群书者与小说玩起室内智力游戏来，不会感到有什么困难。比如，小说最早一批读者就想搞清楚，那个同性恋猎艳者/作家让—雅克是否以让·热内为原型。评论家索恩亚·塞尔斯也曾暗示让—雅克可能是阿托南·阿尔托。但是，像谁不像谁简直都不重要。希波赖特对所有东西的特别性给予了彻底的剥夺。他从让—雅克那里学到的是他可以是：他喜欢的任何一种人，他可以让自己走极端。
       要说让—雅克——教导希波赖特同时也折磨他的人——像什么人的话，他应该是像阿尔弗雷德·切斯特。切斯特的确喜欢热内，也的确像阿尔托一样发了疯。正如麦克尔·范戈尔德在《乡村之音》上所讲的那样，“切斯特身上具有大多数二十世纪艺术作品建立其上的两种伟大的、截然相反的成分：他是个聪明的同性恋——即一个永远意识到生活是一系列角色或者要摆的姿态的人；同时，他又是个疯子——一名空想家……”他和希波赖特争论的话题既有琐碎的，又有深刻的——尽管没有讨论男妓。如同切斯特直面桑塔格那样，让—雅克也挑战希波赖特：“你是自我成就的捡来之物。你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思想。”让—雅克懊悔地承认，希波赖特在某种意义上是他创造的，但现在希波赖特闹独立了——正如桑塔格跟切斯特闹独立一样。让—雅克呵斥希波赖特：“我的发现之物要爬下我的架子来啦？”希波赖特对让—雅克的态度表示遗憾的时候，让—雅克说的话恰好是阿尔弗雷德·切斯特下的结论“你再也不需要我了”的翻版。
       让—雅克和希波赖特上过一次床——正如阿尔弗雷德·切斯特说他和苏珊·桑塔格所做的一样。切斯特要写个长篇故事——《脚》（The Foot），那几乎可视为是对《恩主》的回应。《脚》表现的是切斯特所谓的“情景的我”，这是一种无法确定而只能在一部超现实主义小说（比如他计划写的《我等之辈》，I, etcetera）中抓住的身份。桑塔格出版《我等之辈》的时候，她盗用的岂止是一个标题？像《恩主》一样，她的短篇小说集将是对阿尔弗雷德·切斯特所表示的未明说的敬意，同时或许也是要消除其影响的举动。
       像爱伦·坡的叙述者，同时也像苏珊·桑塔格本人一样，希波赖特在孤独和忧郁中度过童年。他受到“成为饱学之士这一前景的鼓舞”。他接受过大学教育，但他最正经的学问来自他本人如饥似渴的阅读。对他来讲，一如对桑塔格来讲，真正的革命是“感觉和视觉的革命”。他撰写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就一个不重要的论题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预示着桑塔格的《关于“坎普”的札记》及其接受。希波赖特的文章“产生了争议，在文坛引起了热烈讨论”。由此，他得以进入那些知识分子的沙龙。他像坡笔下的许多叙述者一样，渴望达到那不可言说的境界，即沉默；的确，他是沉默之美学的爱好者；沉默之美学不日将成为桑塔格的关键术语之一，后来，也成为她头两部电影的指南。他是双性恋，“做着男性方式和女性方式的爱与主宰之梦”。看到“同性恋行为的喜剧角色”的时候，他向“坎普”提供了一些想法，尽管他未用此术语。让—雅克告诉他：“你做的一切都是你，你无法以别的方式行事。”或者像波希波赖特自己承认的那样，他是个“完全自选自的人。”
       上面最后使用的那一句令人想起六十年代早期桑塔格一位朋友讲的话。他发现在她身上有着同样的自我依恋，无论是她在家里伏案写作，还是在中心舞台宣传她的作品。确实，希波赖特尽管是名隐士，却也迷上了演电影，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类似的经历，即成为自己的梦的旁观者。桑塔格则更胜他一筹：她导演自己的梦。颇有预见性的是，希波赖特演的电影是由一位名叫拉森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导演的，仿佛是冥冥之中有命运的安排，桑塔格后来应邀到瑞典去拍她的头两部电影。希波赖特似乎甚至预告了桑塔格论摄影的著作，因为他宣称：“生命是电影。死亡是照片。”
       《恩主》败就败在它过于严肃上。它的语言不那么具有巴洛克风味，也不像爱伦·坡后期所表现出的那种“坎普”。颇有幽默感的阿尔弗雷特·切斯特说桑塔格毫无幽默感。一流摄影师彼得·赫贾后来为桑塔格的《反对阐释》拍出漂亮的封面照片，他也说她缺乏幽默感。西格丽德·鲍申格为德国一家报纸采访桑塔格的时候，试图对她的机智加以奉承，但桑塔格提出强烈抗议。她认为那不是夸她，她接受不了这种想法——仿佛有人谴责她放肆、浅薄一样。老实的希波赖特承认“不妨说，我缺乏幽默感。”
       正如评论家罗伯特·亚当斯所说（《纽约书评》，1963年10月17日），希波赖特是“他自己的一个鉴赏家”。他是桑塔格笔下许多这类人物的第一个，其登峰造极者为《火山恋人》中的爵士。希波赖特喜欢获取，为了他的梦，他敛物聚众，因为正如桑塔格认同的一名访谈者所言，意识是“获取的一种形式”，是为某人自己的梦吞食世界。希波赖特像桑塔格一样，只是以极为模糊的方式谈及自己的家庭。他甚至都未透露他姓什么。他沉默寡言，因为他不希望他的家庭或历史妨碍他做梦，使他放弃他认为自己是自治的幻想。但是，同样像桑塔格，他也抵制不了寻找父亲式的人物的念头。
       桑塔格会反对在作家与人物之间搞对号入座。她对一位访谈者断言：“我根本不像希波赖特；至少我当然希望不像。他让我着迷，但我很不喜欢他。他没有目的，浪费时间，可恶。”她的反应如此绝对，反倒让人深感怀疑。或者，正如评论家索恩亚·塞尔斯所言，“在年轻时候写的这样一部处女作里做这样持久而强度很大的研究，否认只能引起对其自身的关注。”这表明，桑塔格在探索“一系列复杂感情的同时”，也在同样程度上“隐藏它们”。
       评论界对《恩主》坚持表示否定的意见，结果，人们都几乎想象不出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出版它的理由是什么。但是，该社档案表明，出版社认为出这本小说是胜券在握。毕竟，小说的出版得到了几位重量级的小说家和评论家的鼎力支持。1963年9月，该社准备出版《恩主》的时候，开始收集各方赞语。其中包括：
        《恩主》当然是一个有才华的、令人惊讶的噩梦——来自伏尔泰影响下的荣格。它显然不是哪个苏珊·桑塔格小姐写得出来的，这位小姐存在与否，我都表示怀疑。这是一部令人感到极为不安的、怪异的、非美国的佳作。—— 约翰·巴思
        对于长篇小说处女作来讲，这已经算是不小的成就；大多数刚出道的小说家，至少是本国的，往往会犯过分表露感情、爱出风头的毛病，相比之下，《恩主》是一部特别让人感到耳目一新的长篇。—— 弗雷德里克·摩根，《哈得逊评论》
        我刚看完桑塔格小姐的这部长篇，感觉写得不是一般的好。我表示真诚的祝贺！你可能是发现了一个大作家。当然，她非常有创新，她已经学会运用其与法国文学相一致的创新风格。这很好。我尤其佩服她能做到前后严丝合缝，她决不让其幻想跑野马，她是怎么能够从梦与思想中提炼出一个真实的故事的……我高兴极了！我很乐意去参加首发式。—— 汉娜·阿伦特
        但是，护封上的推荐语，还是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写得最合适。她那庄重的高人一等的调门就像小说里呆板乏味的话一样，给人以一种不舒服的过分讲究：“苏珊·桑塔格是让我非常感兴趣的新作家。她聪慧，相当严肃，长于以极其巧妙的方式来处理严肃的题材。”
       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的莉拉·卡普夫就在小说在美国出版的前几天，写信给《哈泼斯》的凯瑟琳·迈耶。她引用了阿伦特的评价，并补充说：“我们发现了一位大作家……我们认为，苏珊·桑塔格很快就会与玛丽·麦卡锡和伊丽莎白·哈德威克这样的作家—评论家齐名的。”
       尽管有这些写得很不错的宣传词，但值得注意的是，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决定不用它们中的任何一条来做《恩主》护封上写的话，而是决定利用苏珊·桑塔格本人的神秘感。哈利·赫斯为她拍的照片占了整个封底。这是拍得最完美的用来装帧长篇小说处女作的镜头之一。“镜头”是个合适的字眼儿，因为这张照片看上去依然像是来自于一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法国的带宿命论色彩的影片。她化了妆，突出了她丰满的双唇、深沉的黑眸子和眉毛。在特写中，她双眼圆睁，目光专注。挺直的姿势显示出她的警觉。她是感官的，却不风骚。
       这张照片把她半露半掩地照在一层层硬或软的衣服（注：指皮夹克和女式衬衫）中。她的黑发——在左边很低处分开——正好留到她上翻的衣领上边，衬托出她的椭圆形脸蛋的一边，并贴在上面，营造出一种独立的韵味。她那上翻的领子看上去就像是飞行衫的一部分。卡洛琳·海尔布伦说《恩主》护封上桑塔格的照片使她看上去“像萧伯纳《错姻缘》（Misalliance）里跳伞飞过暖房屋顶的女飞行员”。这是个准备行动的作者，其形象的每个部件都已“整装待发”。
       桑塔格，一个热衷于研究戏剧、电影和摄影的人，已经掌握了形式；肯尼思·伯克认为它“完全是一种理想化的举动”。1963年7月25日，伯克致函桑塔格：“这张拍得很好、具有科学的精确性的照片应该对小说的成功发挥了大作用。”
       艾尔·斯波蒂斯伍德出版社决定在英国推出《恩主》。该社的约翰·布赖特·霍姆斯写信给罗杰·斯特劳斯说：“我完全能理解你对该小说表现出的热情……这是我看到的最出色的作品，这根本不是因为它纯粹的特别，考虑到它的《新法兰西杂志》的味道，和作者的德国性；仅仅从她护封上的照片看，她的五官有点墨西哥人的气质。”桑塔格作为一个作家，日后到过许多地方。她收到的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的作者调查表（日期是1963年4月21日）包括一个常规的问题：“能找你去做报纸采访、电台佳宾、俱乐部演讲，就与你目前的书有关的特别题目写一两篇文章吗？”桑塔格的回答不落俗套。在一张纸的中央，她只写了一个字：“行”，否则就完全是白纸头一张。
       《恩主》的封面是个华丽的栅栏和孔雀羽扇的插图，封底是一幅作者绝妙的照片，这充分说明了桑塔格和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锻造的那种庄重而性感的风格。桑塔格给希望成为知识分子的想法带来了辉煌，使得男性更容易接受她为一个有头脑的美人儿。而对于女性，她激发起既性感妩媚又严肃认真的抱负心。在六十年代初，称女性为“宝贝儿”和“小妞儿”仍旧相当普遍。此时此刻，桑塔格这名妙龄女郎，她没有牺牲自己的思想，她照样充分陈述自己的意见，又能引起大男子主义者视女性为玩偶的欲望，他们认为女性智力上就不如男人——同时，她又能成为欲望的对象。桑塔格魅力四射，其中的一个明证是她的形象很快会出现在时尚杂志上，后来，她也为《时尚》杂志撰稿。整整一代女性虽然也通过看桑塔格的书来了解她，但更多的是从她的照片、从视她为当代文化领域的权威评价中来逐渐认识她的。有人说，更多的男男女女认识的是桑塔格这个“名字”，而非他们读过的作家桑塔格。是否如此，当然仍可商榷。
       桑塔格也能从《女士家庭》、《麦考尔斯》和《时尚》这些杂志的改版中获益——所有这些杂志恰如贝蒂·弗里丹的传记作者朱迪丝·亨尼西所说的那样“正在重塑自我想象”。女人开始到外面找工作，思考自己的事业，这些杂志的编辑越来越青睐能够提出有争议的想法的作家。
       罗杰·斯特劳斯则致信时任白宫肯尼迪总统顾问的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这样举足轻重的知识分子，他肯定地说：“我不记得在过去的十五年间给您寄赠过我给予如此高度评价的长篇小说。”施莱辛格是个合适人选。他效力的总统“拥有一个极具票房价值的演员的个性魅力”（诺曼·梅勒语）。肯尼迪政府大力奖掖知识分子，不仅将他们提高到政策制定者的地位，而且使他们成为具有新颖、活跃风格的时尚演员，这一风格一方面可以包括在肯尼迪的就职仪式上有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出席；另一方面，在麦迪森广场公园举行的他的最后一次公开的生日庆典上，邀请了玛丽莲·梦露出席。
       《恩主》秋季出版的前两个月，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曾试图将小说的一个节选交《纽约客》杂志先行发表，以推动公众对它的接受。该出版社的葆拉·戴蒙德称桑塔格“才华横溢”，她夸奖说“这是我们出版过的最具独创性、最非凡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当然，它“不落俗套、文学性极高的品格本身，以及它那极端的风格化，不会让每位读者都喜欢”。桑塔格专门为杂志改出一章，但是，《纽约客》杂志编辑罗伯特·海明威却答复说，该小说“离本刊的要求还相去甚远”。
       关于小说的接受情况，罗杰·斯特劳斯称“有褒有贬”，他对它正在获得的“大块评论空间”保持了平和的心态。在《党派评论》上，有位相当难以捉摸的理查德·霍华德认为小说的语言“就像贡斯当或司汤达在《阿尔芒斯》（Armence）中所写的那样遮遮掩掩、干巴巴的，尽管在桑塔格这里，华丽的辞藻（对上述作家来讲）过于频繁地提炼为格言，这是作者难以抵御的种种前后矛盾的情况之一”。驻《星期六评论》多年的格兰维尔·希克斯看得有点迷糊，但他称赞桑塔格“显而易见的才华，她的细致、她的沉思”。他的评价以给予她“所有怀疑的益处”而结束。《纽约书评》日后将成为桑塔格许多作品的发表园地，编辑罗伯特·亚当斯认为《恩主》是“一部大胆的、有瑕疵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作品”。《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詹姆斯·弗雷克斯则给予小说高度的赞美：“这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书，写得细心、勇敢、有信心，并经过润饰。非常自信。非常硬朗。”
       《恩主》需要更多这样的评论——自信且权威。如果说，约翰·韦恩在《新共和》杂志上赞扬了桑塔格的“巧妙”和“令人高兴的技巧”，那么，他也自创了一个让人想忘都忘不了的责备的短语。他思忖着让他感到烦恼的她那正式而没有光彩的风格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恍然大悟：“肯定是这个原因！原来它是‘译者的英语’——人们年轻时第一次读到的欧陆小说杰作的译本中看到的那种拼凑而成的语言。”这种判断罗杰·塞尔也在《哈得逊评论》上表示认同；年轻时，桑塔格在南加州就看这份杂志，当时的情形完全不同，她正盼着在该刊发表文章呢。
       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满心期待着评论界对《恩主》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因此，上述评论让人好生失望。截止1967年底，小说的精装本才卖出1800册，尽管1965年1月出版了埃汶版（Avon）的平装本之后，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卖出了37750本。《恩主》精装本第一版发行不到两周，斯特劳斯就建议桑塔格出下一本书：《理论文集》。
       斯特劳斯敏锐地感到，桑塔格在文学争鸣方面的才华会为她赢得更大的读者群。早在六十年代初，她就发出了对抗之声。1963年秋，在一次以“今日文学批评”为题的讨论会上，她向评论家德怀特·麦克唐纳发难，说他根本不懂她这个年代的作家，接着，她暗示像莱昂内尔·特里林和爱德蒙·威尔逊——她认为对后者“评价过高”——这样的评论家彻底完蛋了。（《党派评论》的合作编辑）菲利普·拉夫对桑塔格感到厌恶，他公开讲：“特里林式的中产阶级行为方式已经过时，反常行为变得时尚。”他对玛丽·麦卡锡又加了一句：“苏珊·桑塔格何许人也？她是一个传统的思想者，尽管她的思想让她显得很前卫。”
       莱昂内尔·特里林和菲利普·拉夫这样的老一辈评论家认为，桑塔格似乎偏爱西蒙娜·韦伊和让—热内这类追寻主体性的极端状态的作家。正如评论家利亚姆·肯尼迪提醒我们的那样，特里林警告人们不要认同那些自由的概念包涵了与社会本身相分离的作家/英雄。特里林担心，退入自我会导致自我的摧毁。
       即使桑塔格有时被归为最后一位纽约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且，她也经常提到莱昂内尔·特里林，认为他是她最早的一个榜样，但是，她与特里林戴安娜夫妇以及他们这一代其他人的关系时好时坏。正如这些思想家中的许多人代表老左派一样，桑塔格在许多方面，逐渐代表后来所谓的新左派。她的文学批评主张促使她抛却掌控她扬名之前20年的新批评。与新批评家不同，她很少用整篇文章来讨论文学杰作，而是喜欢对文学潮流和文化潮流进行全面的浏览，给人的印象是她是预见未来之物的预言家，而不仅仅是文学传统的维护者。
       桑塔格愿意参与到大众社会中，上一辈的知识分子会认为，她的参与方式简直不可思议。在他们那个年代，像苏珊·桑塔格这种科班出身的哲学家、当代文化的产物和评论员是不可能有一席之地的。作为时代的标志与阐释者，桑塔格成为书评者的主要话题。战后的美国，越来越多的大学年龄的那代人在大众文化和大学课程的熏陶下成长起来；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桑塔格的任务变得轻松些了。苏珊·桑塔格的平装本作品在大学书店的书架上占据了主要位置。比如说，一九六九年的大学生知道苏珊·桑塔格的可能性要大于一九四九年的大学生知道肯尼思·伯克。
       桑塔格已开始结交好友、树立仇敌。某个为她感到悲痛的编辑哀叹她“在雅俗两方面都要出风头，还有她那犹太美国公主的行径。她个人风格（黑靴子和一袭黑衣……）的暴徒样儿和她那绝对权威的看法对人有种威慑力”。她有一帮随行人员，“总体上都是中产阶级妇女的一帮女权主义者爱（正确的词应该是‘爱戴’）她那种歹徒作风，现在也许过时了。”在六十年代初的一次聚会上，桑塔格带着两名“副官”到场，为了让自己的出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她把一支烟撂在客厅地毯上，一抬脚将它碾灭了。
       巅峰时刻（1963—1964 ）
       《恩主》是献给玛丽亚·艾琳·福恩斯的，但是，1963年1月，桑塔格将小说送到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时，福恩斯正感觉到自己是被抛弃了。如果从桑塔格的生活背景看，那么，这部小说似乎就是对她始乱终弃的关系所作的一次探索。
       阿尔弗雷德·切斯特深爱的艾琳在受罪，在快乐与恼人的平静之间摇摆，这一切，他惊恐地看在眼里。1963年2月，她已经不和桑塔格住，而搬过来与切斯特长期呆在一起。他也同情桑塔格，看到这两个女人似乎都悲惨。1963年3月，两个女人都开始向切斯特诉苦。不奇怪的是，他听到的是不同的说法。他倾向于站在艾琳一边，但他对她讲的话也不无怀疑，觉得她生桑塔格的气难免歪曲了她的叙述。苏珊生他俩的气，因为他们面对面地交流，她却被排斥在外，但阿尔弗雷德和艾琳似乎只有联合起来才更有安全感，阿尔弗雷德毫不容情地数落苏珊阳奉阴违，艾琳听了颇感安慰。“她（艾琳）这些年来一直认为她是惟一看穿苏珊的人，别人都上当了。”桑塔格与福恩斯的关系继续维持，直到最终义断情绝：“她们还是情人，却只是偶尔为之，” 1963年4月初，切斯特在给菲尔德的信中写道。但是，当月底时，他宣布：“苏珊与艾琳已经一刀两断了，她们的情人关系是昨天正式结束的，艾琳现在正勇敢地承受着。”
       5月下旬，切斯特最后决定接受保罗·鲍尔斯的邀请去摩洛哥，尽管他对桑塔格的态度向来是矛盾的，但这时，切斯特与她之间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和解。此时，在他眼里，桑塔格已成为他认为的“纽约文学丛林”（切斯特的朋友诺曼·格拉斯语）的体现。切斯特蔑视“那些低俗的自我推销术及其卑鄙的权力之争”。在他的描述中，这个世界里你如果希望成为成功的作家，就得做恶棍，要不就是影星。
       1959年，切斯特到达纽约，他说，感觉“好极了”，但是，他离开的时候，对像威廉·菲利普这类编辑努力要使他成为“玛丽·麦卡锡第二”则大为不满。他冷冷地看着他认为是桑塔格想出的诡计，并密切关注她的长篇小说处女作的接受情况。他发现1963年对他们大家来说都是发生巨变的一年。
       切斯特后来讲艾琳·福恩斯责备他，说都是他弄得她和苏珊分手的。对这一指责他不能接受，但即使是真的，他说，那也是他能为艾琳做的最大的好事了，因为他对桑塔格所持的种种怀疑对艾琳会起到极大的负面作用。切斯特这个人有结交朋友、断绝友情的天赋。正如辛西娅·奥齐克所言，“他是我情感的第一层，也是最需要忍受伤痛的一层。”诺曼·格拉斯引用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的《箴言录》（Maximes），说切斯特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伤了别人的自尊”。但是，桑塔格还是与切斯特又保持了一年的关系（一直走到1964年）——不管她是怎样的疑虑重重——而且，还会在公开场合为他的作品进行辩护。他觉得她这是在还债给他，但是，这也是一种慷慨的姿态，尽管她日后终究要后悔的。
       切斯特从摩洛哥给哈丽雅特·索姆斯写信，问道：“苏珊出名了吗？她的书啊，简和保罗[鲍尔斯]似乎看不下去。”苏珊·桑塔格尚未出名，但也快了。她脱颖而出的标志之一就是1963年2月，她出席了后来被称为“全美最成功的知识分子杂志”《纽约书评》的首发式。正如桑塔格所说：“多亏了《纽约书评》，多亏了它为普通读者提供写作的样板，否则，美国知识分子生活——贫乏而支离破碎的东西——会变得贫乏得多！”这个国家还从未看到过一个大众知识分子论坛一类的东西，这份出版物看上去更像是一张报纸，而非一本杂志，那些知识界名流除了为它写书评，还写许多其他东西——这当然是后话。凭着第一期，它成为美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展品目录，评论者都成了明星。
       《纽约书评》由书业天才贾森·爱泼斯坦发行，他曾经首创用温体基版（Vintage）和锚版图书平装本来包装经典作品。爱泼斯坦是诗人艾伦·金斯伯格和约翰·霍兰德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班同学，他是和妻子芭芭拉与作家伊丽莎白·哈德威克以及她的诗人丈夫罗伯特·洛厄尔在曼哈顿上西城共进晚餐的时候，起了创办《纽约书评》的念头的。
       桑塔格为《纽约书评》撰稿，就进入了伊丽莎白·哈德威克这个纽约知识分子的女头领支持的神奇圈子。在桑塔格眼里哈德威克是由局外人变成圈中人的榜样。像桑塔格一样，哈德威克一直酷爱文学，从“很年轻时就下定决心，要到纽约发展”。哈德威克生在列克星敦，在肯塔基大学接受教育，她是“巴尔扎克笔下渴望去巴黎的外省人”的桑塔格的化身，希尔顿·阿尔斯为了在《纽约客》做他那篇令人喜爱的专访而采访哈德威克的时候，她亲口这么说。她与她漂泊不定的妈妈的关系也很麻烦、复杂；借用哈德威克长篇小说处女作《鬼一样的情人》（The Ghostly Lover）中的话来讲，她妈妈“呆过太多的地方，住过太多的房子”。哈德威克生于1916年，在肯塔基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注册攻读博士学位，但是，最后中途退学，接着，就为《党派评论》写稿，嫁给了罗伯特·洛厄尔。
       这对夫妇令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联想起像勃朗宁夫妇和卡莱尔夫妇那样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夫妻。洛厄尔和哈德威克在他们住的67街公寓搞了个沙龙；在那里，沃尔科特注意到“同事的作品被那帮客人以友好的恶意的方式否定掉。建立起来的整个声誉就像烟蒂那样被碾灭。”哈德威克从《党派评论》转向《纽约书评》的时候，阿尔斯发现，她的文章有“一种更加自由奔放的品质，人们猜想，是爱泼斯坦和西尔维斯对她发出的声音的特征作了肯定”。哈德威克在《纽约书评》那里找到了家，她也为桑塔格扫清了道路，让她日后上行下效。
       哈德威克，一位受人敬重的小说家、评论家以及纽约大腕，1959年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后来常被人引用的文章，对美国的书评状况深感遗憾：“放眼望去，腻味的、平淡的赞扬充斥着书评业的每个角落；书评业被一种普遍的（如果说有点呆滞的）迁就通融笼罩着。一本书就在甜言蜜语的浸泡中诞生，敌意的评论的‘浓盐水’已成为记忆。” 哈德威克以对知识分子的失乐园的悲悼的挽歌之音，来呼唤真正的批评的复兴。
       但是，多年的企盼过去了，知识分子变革的新刊物并没有出现。假如不是一流的编辑罗伯特·西尔维斯的精心呵护，即使是爱泼斯坦一干人或许也不会发现他们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力。西尔维斯仅比桑塔格大三岁，他十五岁就上芝加哥大学，只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就毕业了。桑塔格曾说，他是个“非凡的、了不起的、有头脑的”编辑，有着与她相似的苦行僧一面：“他被有名望的、有权力的人迷住了，他们也都非常喜欢他，”乔治·普林顿补充道。
       西尔维斯的兄弟讲，西尔维斯五岁的时候，就酷爱读书。他几乎有着照相式的记忆力，与桑塔格旗鼓相当。和桑塔格一样，他也有着“圈内人”的心态，编辑杰拉尔德·霍华德说，他只与“一个由纽约知识分子、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才俊和严格遴选的先导组成的小圈子交往”。
       1959年，西尔维斯从巴黎回到美国，在《哈泼斯》杂志当编辑。事实上，是西尔维斯约请哈德威克对当代书评，尤其对《纽约时报》上的书评进行严厉抨击。该报的书评好话连篇，结果，对哈德威克鄙视的书都不加区分地采取同样态度。
       西尔维斯在《纽约书评》找到合适的位置之前，罗杰·斯特劳斯既想帮他，也想帮威廉·菲利普斯；前者觊觎一个新的、更具挑战性的工作；后者则需要资助《党派评论》，需要引进新人才。在菲利普斯的描述中，斯特劳斯是“最接近该杂志以作家和专业知识分子形成的小圈子的第一个朋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菲利普斯与他的合作编辑菲利普·拉夫就一方面为获得掌控他们这本名刊的权力而你争我夺，另一方面严格控制人员。拉夫总是极尽贬低菲利普斯之能事，而菲利普斯则顽强地坚守阵地。斯特劳斯和拉夫指责菲利普斯，说他不该引进西尔维斯。不善辞令的菲利普斯说他喜欢西尔维斯，但“在这里当编辑似乎不像是他西尔维斯的职业”。他不想看到一名《哈泼斯》杂志的编辑来当《党派评论》的头头，《党派评论》并非一家大众出版物。《纽约书评》成为实体，这证明他的想法是对的，西尔维斯不太适合编《党派评论》。菲利普斯觉得《纽约书评》太趋时，太时尚。
       《党派评论》的发行量一直很小，它靠着微薄的资金才勉强生存下来。桑塔格说过，在她成长的过程中，认为杂志的读者数量少却忠实，人数在五千到一万的读者是其著作的理想目标，因为该杂志及其读者具有与其数量完全不成比例的影响力。但是，桑塔格和西尔维斯到达纽约的时候，《党派评论》如日中天的年代已经过去。《党派评论》的竞争对手是有大学支持的杂志，老左派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战斗已经让位于一个新时代——支离破碎却也机会多多。
       菲利普斯这个老派知识分子不同意将《党派评论》搬到百老汇去，而贾森·爱泼斯坦和他的合伙人却在一次使得《纽约时报》书评瘫痪的纽约报业大罢工期间抓住了机会。他们从书商那里征集到原本一般流向《纽约时报》的广告费。《纽约书评》首期被人热捧为“一次非凡的表现”。杂志旗下有四十多位大名人，包括玛丽·麦卡锡、W. H. 奥顿、戈尔·维达尔、阿尔弗雷德·卡津以及伊丽莎白·哈德威克等。结果，《纽约书评》一炮打响。
       正如第一个研究《纽约书评》历史的菲利普·诺拜尔发现的那样，杂志的高层发过毒誓，绝不对外讨论其入会仪式。这个小集团仅限于少数内部人的实质与其扬言相信公开的知识分子讨论之间的反差是极其引人注目的。正是这种小集团的性质使得切斯特于1963年逃离曼哈顿，来到摩洛哥。
       1964年的一天，桑塔格为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试镜，可能是作为他发一部先锋派影片角色的候选人。短暂的试镜——不到两分钟——最近在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由摄影而成名”的展览会上展出。镜头里的桑塔格努力使自己保持镇定，至少做了三次深呼吸。她那发梢向内卷曲的齐肩发型使她看上去非常年轻——是二十一岁，而不是三十一岁。她坐立不安，不知道眼睛该看哪儿。她素面朝天，一点都无法让人联系起她那些穿着夹克衫拍摄的照片上的那种光彩照人，也没有她日后在电视等公开场合出现的镇静姿态。只有一种姿势能把她与后来的桑塔格联系起来，即她笑的时候，眼睛总是往下看，这成了她的典型特征。在摄像机前，她就像在躲避自己的情感一样。
       同年，桑塔格获得《小姐杂志》奖励，拍的照片上（看上去还是像二十一岁，而不是三十一岁），桑塔格浓妆艳抹，一袭黑衣，倚靠在一面空白的墙上。她占的那个版面上标着“作家”二字，就像另一位得奖者标为“女电影演员”，第三位标为“运动员”。她就要在令其一夜成名的跑道上起跑了。也许是阿尔弗雷德·切斯特为她指明了方向。1963年3月9日，W. H. 奥顿在《纽约客》发表了评论奥斯卡·王尔德书信的文章。激动的阿尔弗雷德·切斯特写信给保罗·鲍尔斯，让他注意看那篇文章，称它“非常大胆”，也让他注意桑塔格。
       切斯特认识到扮演角色的重要性，他发现王尔德带给艺术家生活的一种公众风格即将出现。谨慎的奥顿委婉地处理了性与艺术的关系，他从来不谈自己的经历。相反，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既是艺术家又是艺人、既是作家又是表演者的这么一个王尔德身上，以便在书评的结尾处做出以下的概括：“艺术家和同性恋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他们都比常人自恋，尽管程度均不如表演的艺人那么厉害；可能的情况只是与其他行业相比，在艺术家和艺人当中，同性恋的比例要高于一般水平。”
       描写王尔德风格的词语是“坎普”。他已经找到一条写作之路、同时又被视为作为作家以同性恋的浮华在表演。“坎普”这个争议不休、反复讨论的术语不管有什么其他涵义，它首先是指一种呼吁自我关注、并考虑公众的角色观的行为。正因如此，桑塔格才在《关于“坎普”的札记》（发表于《党派评论》1964年秋季号）的前言中冠以“以下是就奥斯卡·王尔德的言论所作的札记”的题献——好像她是在向王尔德解释那些他从中崛起、显赫一时并形成作为明星的现代艺术家那些强有力的观念的综合因素。
       奥顿的文章塑造的是：在因为被判刑而发布大胆观念的同时，也使自己在社会上暴得大名的王尔德。正如奥顿所说的那样：“只有当一个表演者与观众处于一种交感的关系时，他才是真正的自己。”王尔德决定使他的诚实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并冒险自曝自己是同性恋的同时，他身败名裂的日子也随之而来。这样的行为被人怀疑、被人议论纷纷是一个方面，向公众提出挑战，要他们接受他对那种行为的否认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只要王尔德似乎是在伪装而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模棱两可，那么，他就是坎普。在坎普中，装样子只是装样子呢，还是意味着某种更严肃的事呢，这从来就不清楚。表演者两样都来：梅·惠斯特（Mae West）是女人，但她也是装成女人的女人。她一直都是个惹人精。在法庭上——正如王尔德知晓的那样，这令他永远感到十分痛苦——坎普无法生存：判决必须做出，而坎普是个无限推迟的判决。
       阿尔弗雷德·切斯特头戴肮脏的假发，是个公开的同性恋，坎普这种既露且藏的游戏，他玩不起来。但是，漂亮得让人迷醉的苏珊·桑塔格却能——尤其是她愿意追求切斯特深恶痛绝的东西：社会的承认。王尔德能扮演他所喜欢的波西民角色，但他也树立起了一个公众人物的形象，使他在美国巡回演讲时讲一场能得一千美元——即使以今天的行情看，这笔数字都能让他上名人报酬之最的榜单。与此相仿的是，苏珊·桑塔格能够在世界上几个国家的首都过着她喜欢的性生活，她一方面与先锋人物玩在一起，另一方面却又精心扮演一种能让《小姐杂志》接受的角色。
       苏珊·桑塔格找到了她第一个伟大的题材：即关于坎普的札记的她自己。原本她希望这篇文章发表在通俗杂志上，这样或许能使她的观点为最多的读者了解。1963年12月，她边吃午饭，边与《演艺杂志》（Show）的一位名叫阿诺德·埃利希的高级编辑讨论该文的观点。他答应发表这篇文章，可终究没有发出来。她就把它交给发行量低于一万册的《党派评论》发表。但是，因为该文非常发人深省，她遂“一夜成名”——威廉·菲利普斯和许多评论员都这么说。
       《关于“坎普”的札记》第一句话就非常吸引人：“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东西尚未命名，而很多东西尽管已经命名，却从来还没有描述过。”这一开场白集中了桑塔格的精华：为种种现象下定义，愿意从哲学的高度去解释她加上引号的那个奇特的术语。她扬言，从未有人讨论过它。从未？嗯，她承认，克里斯托弗·伊修伍德在长篇小说《夜晚的世界》（The World in the Evening）中确实“以两页纸的篇幅”仓促地讨论过“坎普”。这种断语和几乎立即补充的限定条件是桑塔格的高明之处。研究坎普的学者当然可能将它的起源追溯到十八或十九世纪。一个平庸的作者或许会写上好些句子，努力详述这一术语。您还别说，评论家约翰·西蒙在一封致《党派评论》（1965年冬季号）的信函中真是这样做的：“桑塔格小姐本来倒应该引用一下辞书上的定义作为这篇赞颂‘坎普’的长文的开头的。您看，埃里克·帕特里奇编纂的《俚语辞典》给该词作名词的定义是‘言谈和举止方面的种种女性的，尤其是同性恋的矫揉造作’，作形容词用，则表示‘同性的，女同性恋的’。”但毫无疑问，这正是桑塔格希望避免的。在她让读者完全陶醉于坎普之前，她根本不想去掉书袋，或者介绍什么同性恋。
       第二段又是一句预示着成熟的桑塔格的句子：“我受到坎普的强烈吸引，但几乎同样强烈地对它反感。”桑塔格使用第一人称，但是，她的自我指涉难以捉摸，是一种逗引，就像坎普表演者一样。她态度前后矛盾这一点几乎贯穿于她所有的著作中，其特征是她在该文中所谓的“为反感所冲淡的深深的同情”。这样的说法非常策略地在理解其文本与超出其文本的理解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她也希望表明她是在做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即捕捉一种非由理性掌控而是靠一种“趣味之逻辑”发挥作用的感受力。她努力去表达那不可表达的东西，便只得“谨慎而灵活”，因此叫札记，不叫详尽阐述的论文。
       这些札记好像就是钉在当代文化之门上的论文。桑塔格在文中列举了从蒂法尼灯具到《天鹅湖》再到《金钢》等坎普的经典例子。作曲家内德·罗雷姆报告说，桑塔格有帮手通过观察作家艾略特·斯坦因在巴黎的无电梯的五层楼建筑中的一间居室，来为她收集她所列出的坎普的艺术品单子。斯坦因在墙上贴了崭露头角的影星和连环漫画人物的照片。他有个蒂法尼灯罩、圣水盂和一些肌肉发达的男人的照片。罗雷姆——一个不辞劳苦地去记录生活与艺术的交融者——最后说：“大约在1966年，苏珊·桑塔格告诉我，艾略特的房间就和他冷面滑稽的闲话趣谈一样，是她思考的主要源泉……因为还没有人记载苏珊对别人讲过这一点，所以，我在适当的时候要为艾略特提一笔。”斯坦因的眼光——微笑的、讽刺的——表明他或许对她塑造希波赖特这一人物也做出了贡献。
       坎普成了桑塔格提出她关于风格和技巧观念的一个工具；这些观念是艺术本身不是模仿，不是对世界的拷贝，而是艺术家的一种流露，是一种神奇。坎普讨论的是对肌理、感官的表面，而非内容或题材的欣赏。坎普既吸引了双性同体者，又吸引了极为夸张或伤感的人，因为他们都是一种建构物，表明生活是舞台、戏院和自我的建构。桑塔格指出，概括地说，坎普是对世界的审美，尤其对小圈子和城市集团有特别的吸引力，这些人在“‘直接的’公共意识的背后”窥视，“在此意识的意义上是能理解某些东西的……一种私人的、滑稽的体验。”
       坎普对桑塔格产生吸引力，也因为它是一种控制和吸收的形式。她指出，坎普是同性恋因其有趣的阐释而产生的吸引力来促进他们的行为与社会的协调。在受审前，王尔德一切都很出色，因为他的社会批评是以娱乐的形式提出来的。奥顿认为，王尔德发现自己不再能为社会接受的时候，他的创造力便衰退了。他需要最大数量的观众，他们打破了不同阶级的界限，既能吸收英国贵族，又能吸收美国矿工——他在美国巡回演讲期间，轻轻松松就给他们带去笑声，让他们开心。为社会所接受的先锋派理念是奥斯卡·王尔德留给苏珊·桑塔格的遗产，但她不会犯这种错误，不会去逼迫她的观众目睹一场审判的错误，也不会冒险自曝她的私生活。
       
       1964年12月11日，《关于“坎普”的札记》的梗概以双栏、五段的篇幅发表在《时代》杂志上。有个词是黑体加粗的：趣味，紧跟着的是放在引号里的“坎普”，这使桑塔格立即成为知识分子名流，并被赋予一种在随后几十年的社会变化中她努力保持的地位。
       《时代》杂志将桑塔格誉为“曼哈顿最出色的青年知识分子之一”，并大量引用桑塔格的话，重新勾勒出矫揉造作的文艺风格的历史。在不断提及坎普的同时也不断提及她，这表明她拥有它，甚或说得更明了些，她敢于拥有它，因为正如《时代》杂志所说的那样：“如果说这有点指涉同性恋，那么，桑塔格小姐不是否认此说法的人。” 1964年，对于一家主流的大众新闻杂志来讲，即使是如此接近地站在坎普感受力的一边，似乎都还是相当大胆的举动。《关于“坎普”的札记》中的某些句子显然引起了《时代》杂志的注意：“坎普是问题的答案：如何在大众文化时代做一个花花公子。”桑塔格不仅在描述坎普，她成为如何才能独具特色、如何成为捕捉当代感受力的思想家的定义。但是，约翰·西蒙在一封致《党派评论》的信函中，狡猾地指出桑塔格的“目录读起来很像《哈泼斯·集市》中说的‘时兴的是……’，或者《时尚》杂志里说的‘大家在谈论……’，也很像许许多多类似的列表，说什么‘时髦’，什么‘落伍了’。”
       对于她在《党派评论》的同事、文学季刊的读者和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来说，桑塔格做了件很了不起的事。正如威廉·菲利普斯在《党派观点》中评论的那样，“她已经与大众趣味和大众娱乐界达成了和解，如果说她使用的还只是间接的、并有点嬉戏的方式的话。”当然，她前面已经有人——如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和德怀特·麦克唐纳——发表过引起争议的文章，讨论媚俗作品与大众文化，但他们采取的是一种淡然的态度，而桑塔格似乎对她所描述的东西相当投入，菲利普斯注意到，她摒弃了“对大众文化和商业文化产品所持的敌对态度”。桑塔格的风格超越了旧观点的术语，而预示着“看待我们文化产品的新方法”的出现。菲利普斯最能说明问题的说法抓住了桑塔格在整个六七十年代将要继续担当的角色：她有“能力超越争论的普通术语。”对她的立场，菲利普斯本人有所保留，但他意识到，像桑塔格或其陈述观点的那种方式美国从未出现过。菲利普斯最后说：关于“坎普”的文章似乎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桑塔格年方三十一岁，就已成了明星。她的仪表和举止就像个明星。“她满脑子想着自己，”有对夫妇——我们姑且称他们为王尔德夫妇吧——在桑塔格迅速窜红后做巡回演讲时见到了她。她坐在伯克利教授办公室的一张桌子后面，身边围了一群学生。王尔德夫妇进去、坐下，但是，他们一直都没能真正和她说上话。有人正要讲什么，电话铃响了。桑塔格拿起电话，说“对，我就是。”于是，她就讲开了，讲完挂掉。接着，有人会凑过去，开始讲。事实上，你很难和桑塔格讲上话，她和善却漫不经心地敷衍着王尔德夫妇（其中一位与她年龄相仿，是个小说家）。然后，电话铃再度响起。王尔德夫妇中的一位记得：“我记得自己当时认为人快要成为名人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确实，桑塔格最近得到的名气非常适合她。“她像伊丽莎白一世。除了没有轮状皱领（注：ruff，16至17世纪流行的高而硬的领子），她拥有一切。”
       声名（1965-1966）
       1965和1966年，似乎到处都能见到苏珊·桑塔格的身影。艾伦·布赖恩在《旁观者》上写道：“她在美国有名，在英国也几乎同样有名——翻开任何一份文学周刊或小杂志，你似乎都不可能不看到她的文章，或者至少是涉及到她的文章。布赖恩被她“滚石乐队演员般高卷发发型下面那张淘气精灵的脸蛋儿”给迷住了。她本人看上去倒既不像她的作品中“垮掉的一代”的成员的包迪西亚（Boadicea），也不像她接受电视采访时的那种早熟的女童子军形象。“这个身材高挑、看上去很强硬的女人开朗直率，说起话来连珠炮似的，她说自己根本无意为她有个性、浓缩、适于教学的、博学而可以戏仿的批评风格申请什么专利。
       桑塔格在伦敦取得成功后，1966年6月又接受《时尚》杂志“大家正在讨论……”栏目组策划的“桑塔格母子”的访谈。大卫那时差不多十四岁了，在曼哈顿的一所法语学校就读。他出场时头戴一顶约翰·列侬式的帽子——当时，列侬正是那种有点像海员的样子，惹人注目。大卫身穿一件人字呢夹克衫，双手抱在胸前，弓着身子趴在桌子上。妈妈桑塔格右臂勾着他的肩膀，手抓着他的右臂。事实上，他是她的得力助手。他也是个思想者，对“他所生活的时代有着敏锐的感觉”。《时尚》杂志称他酷爱义和团运动和阿尔比派（Albigenses）十字军东征方面的书籍，他也谈论（的确是“谈论”这个词）三十年代的电影和凯·弗朗西丝这样的女演员。
       欧文·佩恩拍摄的桑塔格似乎借用了纳塔莉·伍德（Natalie Wood）的发型师和化妆师。她的那张护封照片上的短发如今已长成一头迷人的披肩长发。佩恩拍这两张照是作为时装模特儿的照片用的，正面照突出了她乌黑的大眼睛，还有那苏美尔人般的凝视。
       这个作为母亲的知识分子形象与时代很合拍——离新女权主义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尚有足足六年的时间。桑塔格看上去可能会让人兴奋，但同时，她还要担负起哺育孩子的责任，这给女人——当然是看《时尚》杂志的女人——以安慰。桑塔格很为儿子感到骄傲，像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喜欢拿他炫耀。再者，她是单亲母亲，一直是凭自己的勃勃雄心和精明强干来养活自己和儿子。如果说桑塔格显露出什么迷人之处的话，那可也是一种需要勇气的迷人。
       佩恩的作品放在迪安·阿布斯（Diane Arbus）为《老爷》杂志（1965年7月）拍摄的桑塔格母子那张经典照片的边上，显得非常抢眼。在阿布斯拍摄的照片中，桑塔格——一脸焦急、几乎是痛苦的表情——偎依着大卫，她的身体和头倚靠在他身上，他——看上去像个女孩子，十二三岁的样子，留着长长的留海——则靠在她的怀里。他们似乎完全就是一个合而为一的整体。桑塔格头发几乎没梳理，衣着很随意：圆翻领套头衫和牛仔裤，外面半套着一件长大衣。大卫穿着卡纳比街（注：Carnaby Street, 伦敦一条街道，以销售时装出名。）衣服，无疑更惹眼。
       和大卫——“新潮左翼的吉祥物”——交往的人有沃伦·贝蒂（Warren Beatty）、贾斯珀·约翰斯（Jasper Johns）、汤姆·海登（Tom Hayden）和简·方达。后来，他自称是一个“生在哈佛大院、长在安迪·沃霍尔工厂的孩子”。阿布斯似乎捕捉到了他对自己的不满。他这个孩子，因希望自己出类拔萃而感到压力重重，十一岁时看《战争与和平》看得哭了起来，因为“他明白自己永远也写不到那么好”。如果桑塔格在阿布斯拍的照片里看上去不开心，她是有权这样的：前夫正在为监护权的事起诉她，声称她不适合当母亲。她告诉理查德·特里斯特曼她已经被迫做罗夏墨迹测试[Rorschach Test]。但她设法获得了对大卫的监护权。尽管在两张照片里，桑塔格母子看似难舍难分，但大卫记得，到十四岁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他都是一个人呆着，像母亲一样，他很小就出门在外——十五岁时，他独自一人游历欧洲，闯荡中东。
       父母之间进行的监护权之战似乎只是更加强了大卫对母亲的认同，有二十多年时间，他与父亲的关系一直很疏远。桑塔格经常去纽约办事，要么开始那连最厉害的游客都会感到精疲力竭的欧洲之行，她甚至对自己的儿子来讲都保持了某种神秘感。如果说用居家安排和日常生活来衡量一下，她不是个会照顾孩子的妈妈，那么，到了与儿子分享她对出人头地的追求的时候，她可就特别上心啦。如果说，他因她对他的期望值太高而感到害怕，那么，与她结伴而行，他也感到满足。在她的轨道上运行，他有一种非同一般的感觉。
       
       苏珊·桑塔格一成名就想逃避她的名声，就像避开像玛丽·艾尔曼发表在《大西洋月刊》（1966年9月）上的《了不起的苏珊·桑塔格》这样的文章。该文开头写道：“在《时尚》杂志的地盘上，人人都在谈苏珊·桑塔格。” 1966年春，桑塔格写信给威廉·加斯（William Gass），说自己感到十分尴尬，因为她为他的长篇《奥门塞特的运气》所写的推荐语出现在书的护封正面的醒目处。这看上去好像她正准备扮演“某人的庇护人”的角色，而事实上，她原以为她会如作为给予小说好评的许多作家一样，名字要放在封底的。
       1966年，桑塔格拒绝《老爷》杂志希望她开每月影评专栏的要求，骂杂志“真讨厌”。8月11日，她写信给罗杰·斯特劳斯，说“我不希望自己成为德怀特·麦克唐纳第二，就像不想成为玛丽·麦卡锡第二一样，尽管这些名流值得尊敬。”她明确表示，准备逃离任何“大众名人的声名”。斯特劳斯同日也给她写了信，他们的信就在路上错开了。斯特劳斯对《老爷杂志》的评价要高一些，他说尽管桑塔格也许不想从小说创作中偷空写专栏，但是，“请恕我直言，写专栏也不会影响你的形象。”
       斯特劳斯用的“形象”这个词触到了桑塔格的痛处。桑塔格就是不能接受自己业已成为公众人物的事实，对某些男女来讲，她是个巾帼英雄，其自身的例子已经扩大了文化讨论和行为的范围。她的读者（包括那些只看过关于她的文章或照片的读者）喜欢的恰恰是他们看到一名女子正在做——用六十年代的套话讲——“她自己的事情”这一形象。
       桑塔格讨厌成为《时代》杂志里最新的内部情报。在《反对阐释》的平装版前言中，她对读者说：“我无意将我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引进福地。”从这一声明中，可以看出列奥·布兰迪在《名声之疯狂》中所谓的“林德伯格综合症”（Lindbergh syndrome），即名人放弃部分名声的欲望：
        赢得声誉，因为你满足了观众希望有个英雄的欲望，然而，你否认这些观众或时势与你的声名有什么相干。你应当有名，那完全是由于你纯洁的自我，你要将你的名声掰成一点一滴，分配给忠实之人。
       桑塔格没有为坎普而斗争——她再也没有写过关于坎普的文章。她当然希望自己的思想产生影响，但是，作为人，她又希望旁人别来烦她：
        只要不受打扰，有个干活的地方……只要能出版著作，有足够的钱去买书、看电影、听歌剧，那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所有人都在追逐声名。我认识很多影星，他们大多感到茫然、不幸福。
       桑塔格没有讲她的影星朋友为什么 “感到茫然、不幸福”。是名气太大，抑或太小？对于名人而言，什么叫名气大，什么又叫名气小，这些永远在以桑塔格不愿意承认的动态机制变化着。
       承认名声摇摆不定，便意味着如布兰迪精明地发现的那样，承认戏剧成分的存在。应该说，桑塔格非常喜欢名声所带来的特权，用布兰迪的话来说，它包括“被别人观察、被别人欣赏的风头”。但是，承认渴望吹捧就使得他们必须感谢观众。只要桑塔格对她与观众的关系不置一辞，那么，观众尽管去钦羡她，她也可以去尽情地品味观众的掌声。
       评论家马西·弗兰克指出，桑塔格是最伟大的文学守护人之一：“她想限制感受力的展示，尽管她本人的写作就是她的感受力的展示。”她排斥自传模式，认为它是一种表现癖：“桑塔格对让她了解坎普的那些特征不认同，而是表现出对作为普通人的标识的反感，这就为读者提供了认同她的理由。”
       批评桑塔格的评论文章常常抱怨，她是那么晦涩难懂。她的立场也会引发争论，但她并非真正坚持自己的观点。弗兰克提出，桑塔格如果要完全拥护批评实践而非批评表演的话，其实，她将不得不欣然接受自传。诺曼·梅勒当然就是这样，但是，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对他的自我主义进行了讥嘲。不过，弗兰克暗示说，在另一个极端，桑塔格却以不诚实的方式遮遮掩掩，将智慧一丁点一丁点地传给忠实者，因为桑塔格对于其权威的个人来源从不实话实说、和盘托出。
       《关于“坎普”的札记》发表几年后，桑塔格怀疑吉尔·约翰斯顿——一位艺术与舞蹈评论家，到1959年成为全权负责《乡村之音》的专栏作者——准备发表一篇关于她的性趋向的文章。桑塔格打电话给约翰斯顿，对她破口大骂，并设法让她知道她这样很可怕，这是在毁灭她。约翰斯顿记得，桑塔格变得烦躁不安，因为罗杰·斯特劳斯警告过她，这样一篇文章会给她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实际上，约翰斯顿从来就不反对桑塔格“一直做个不出柜的女同性恋”。到1971年，约翰斯顿本人才作为一个杰出的女同性恋积极分子出柜。她意识到，政治化了的男女同性恋希望“他们中那些有名望的人出柜”，但是，约翰斯顿相信，“同性恋从法律和社会舆论上讲仍旧不安全、甚至危险的立场”使得希望保持隐蔽的欲望变得可以理解。她讲到，在文艺界，大家都清楚桑塔格的性趋向，但这只是“圈内”知道的事情。“圈内人士全都‘知道’，但是没有人会提它（除非是在造谣公司的语境中嚼舌头），更不会传出去。”她在论贾斯珀·约翰斯的书里如实描述了这个掌握了“专门信息”的世界。
       约翰斯顿写道，桑塔格与她书中讨论的“未出柜”的男同性恋之间有着许多共同之处：
        石墙酒吧骚乱事件（the Stonewall riot）发生之前，他们只能有理由认为——至少是在潜意识里——石墙酒吧骚乱事件后他们一致同意出柜，但果真出柜的话，他们会失去许多东西。换句话说，任何有争议的（性）政治身份都会对他们业已公开确认的艺术家和作家的身份构成威胁。在政治上，苏珊当然已经与可接受的自由主义左派的事业保持政治上的认同。
       边缘化的恐惧在知识分子中可以追溯到像列奥·斯特劳斯这样的人物。他争辩说，伟大的哲学家既露且藏，有些真理假如过于大胆或者公开讲出来，就像苏格拉底和斯宾诺莎那样，则会死路一条，至少是受到排斥。
       在石墙酒吧骚乱事件发生之前，极少有女性公开讨论女同性恋关系。丽莲·海尔曼颇有争议的剧本《孩子们的时光》（The Children’s Hour, 1934）中这个词就没有明说出来，该剧核心部分的同性恋剧情在它好莱坞的电影版《这三个人》（These Three, 1936）中被改编为异性三角恋。作为一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长大成人的孩子，桑塔格心里清楚，尽管《这三个人》的导演威廉·怀勒（William Wyler）在1962年重拍《孩子们的时光》的时候，终于得以介绍女同性恋的主题，但是，文化上仍未见有多大的变化。但是，玛莎在剧中承认她对凯伦具有性吸引力的时候，她是在干什么呢？在自杀！女同性恋关系在道德和身体上藐视常规。人们对其反感。事实上，玛莎和凯伦什么坏事也没干，是同性恋的性爱观使她们与旁人疏远，砸掉了她们的教师饭碗，也使她们在社区里名誉扫地。1964年不是1934年，但是，苏珊·桑塔格又怎能冒险去调查有多少变化呢？她能去问谁？正如约翰斯顿所解释的那样，“在我们；六十年代的世界里，除我以外，苏珊是我所知道的惟一的另一个女同性恋。”
       在一个转折点上，约翰斯顿与桑塔格分道扬镳了——约翰斯顿在《女同性恋国家》（Lesbian Nation, 1973）中坦陈其性趋向及其政治蕴含。对约翰斯顿来讲，桑塔格的写作“过于把让我专注其中的人际关注抽象化”。然而，她们的道路常常还会继续交叉，约翰斯顿观察到桑塔格是个“热衷于成名的人；我们都受到媒体选星的影响”，约翰斯顿承认，“但是，我相信，桑塔格像比如说贾斯珀·约翰斯这样的人一样，特别想成名成家。我一直怀疑她是否真是一个对人本身感兴趣的人，也就是说，人本身是否真的吸引她。不管怎么讲，是她特有的名气和我不断取得的成就让我们俩走到了一起。”
       
       1964年7月，约瑟夫·康奈尔（Joseph Cornell）收看了苏珊·桑塔格在电视上对教育制度所做的严厉抨击。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上的她，在日记中吐露，她让他“有那么一刻受了刺激”。康奈尔是个腼腆的人，他家住位于昆斯的尤托皮亚帕克韦，成天面对的是生病的兄弟和专横的母亲，空间相当逼仄。无奈之下，为发泄情绪，康奈尔便经常光顾剧院和歌剧院，躲在供演职员进出的边门外，先是观察女演员，然后就如实地将她们变成他作品中的偶像。康奈尔是名角的忠实观众，他把桑塔格作为其迷恋的对象之一。他一个个精巧别致的盒子本身就是一个个画面或舞台，他将自己喜爱的舞蹈演员、歌手、影星放在里面，现在，苏珊·桑塔格也被放进去了。
       与桑塔格一样，康奈尔也爱倾慕人。他是个狂热分子，生活就是去获得，尽管他不像桑塔格，因为他发现让他卸下包袱、不去迷恋是困难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个收藏家，而她不是。他能够沉湎于过去的种种细节，总在把他可以“收藏的”人与物改造一番，放进构成他的世界的精致的盒子和场景之中，而桑塔格则必须走出去，闯世界，摒弃历史，为其在《反对阐释》最后一篇文章中称为的“新感受力”而辩护。
       然而，“新感受力”源自超现实主义和大胆的并置艺术，即合并了所谓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艺术；这种艺术康奈尔和桑塔格一样珍爱。他感觉是一种志趣相投。的确，他看《反对阐释》的时候意识到，她喜爱的、他本人也沉湎其中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将被重新发现的先锋派电影拍摄。同样，他们渴望从视觉上占有东西，尽管康奈尔发现，作为一个偶像，桑塔格也知道如何刺激观众去从视觉上占有她本人。
       等到康奈尔读到桑塔格发表在纽约《先驱论坛报》（1965年11月1日）上关于莫里斯·纳多的《超现实主义历史》的书评时，他便迫不及待地研究起她来。康奈尔的传记作者德伯拉·所罗门报料，康奈尔的一本《反对阐释》书里面，有一张“校样，还有桑塔格九张不同的半身照，她上身穿高领毛衣，外加一件夹克，显得英姿飒爽；她的短发衬托出她那未施粉黛的脸庞”。所罗门推测，是桑塔格本人把这些照片送给康奈尔的。令人费解的是，所罗门干吗还要做什么推测，她明明承认在撰写康奈尔传记的时候，桑塔格帮过她。
       九张不同的头像照片构成的一张照片，实际上就是先锋派电影人康奈尔非常珍视的一个电影片断。康奈尔为桑塔格拼贴了所罗门所谓的“粉丝包”( “fan packaging” )，包括一本他1933年创作的超现实主义电影脚本《福托先生》（Mosieur Phot）。所罗门说桑塔格不禁感觉“心旌摇荡”。她写给康奈尔的信听上去非常直接：“亲爱的康奈尔先生，”1965年12月12日她写道：“非常感谢你的来信，感谢你送我电影脚本这样的礼物。我很感动，我很喜欢。”
       五周后的一天，即1966年元月19日，康奈尔拜访了当时住在格林尼治村华盛顿街的桑塔格。他在日记里记下了访问细节，提及墙上的让娜·莫罗（Jeanne Moreau）的照片，就好像，所罗门不禁要补充一句，他“得到两个明星，却只付出一半的代价”。那次拜访后的一周，他又在日记里提到与桑塔格的见面，仿佛是纪念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一样。三天后，他给她打电话，进行了一次“得体的谈话”。
       对这则日记，所罗门未加评论。“得体”听起来似乎不太让人激动，那可能并不是康奈尔真正希望从他的偶像身上得到的东西。也许，偶像之道就是要与崇拜者保持一定的距离？康奈尔没有讲他感到失望。所罗门说，“尽管他十分爱慕桑塔格，但她不可能那么认真地把他看作求爱者。”桑塔格对所罗门说，六十岁的康奈尔似乎很虚弱，他有着上了年纪的人都有的那种坦率。她猜想他不过性生活；她猜对了。所罗门只评论道“康奈尔对桑塔格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他继续在日记里写她，给她打电话，给她写信（有些未寄出）。他与朋友谈起她，一个劲儿地夸《反对阐释》，希望引起他们对她的兴趣。她在文章里列举的许多坎普作品，比如《天鹅湖》和葛丽泰·嘉宝，此前就已经是康奈尔浅盒中的题材。他沉醉于巧妙与戏剧性的世界中。但是，桑塔格将会带着复杂的心情去面对自己在他的艺术中一种又一种的亮相。她关于坎普的文章让她站在外面向里看，而康奈尔的浅盒将这一形象的位置反了过来。
       桑塔格承认，她去尤托皮亚帕克韦拜访康奈尔的时候，心里并不觉得惬意。她说被邀请到这个隐士艺术家家里做客，是一“大特权”，但言下之意是，她成为他世界的一部分可能会加大她的窘迫感。但她却一去再去，康奈尔则赠给她一些他的收藏品、照片、电影剧照和其他纪念品。
       出于对桑塔格的敬意，康奈尔装配了几幅拼贴画。其中的一幅把注意力集中在十九世纪的一位名角——昂里埃特·桑塔格——身上。这两位桑塔格实际上并无关系，但是，康奈尔沉醉在视两者互为替身的想法中，所罗门注意到，这就加强了“使他也成为她们的替身的梦幻般的认同感”。只有一幅拼贴画把桑塔格置于舞台中心。《简略》（The Ellipsian）是康奈尔给起的好名字，作品根据《恩主》的护封照片制作而成。从所罗门对拼贴画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康奈尔期待着《反对阐释》的书评人很快就要谈论的那种女神或者女牧师般的品质，尽管康奈尔对偶像的联想更多是出于尊敬：“桑塔格的照片——边上撕破了，表示时间的流逝——占据了页面的右上角；从这个角度，她沉静地仰观宇宙。太阳系图片和铅笔划过的一个小圆圈赋予她一种身处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名声、剧院、宗教、神话——它们均构成了康奈尔的“新感受力”版本，桑塔格会说这一版本喜欢感官的东西，喜欢表面，也喜欢桑塔格本人的时髦照片——尽管她决不会承认这么多。
       但是，着迷不着迷很容易只是转念之间的事情。所罗门最后说，某天，一个自称是康奈尔助手的年轻人请桑塔格把康奈尔给她的两个浅盒还回去，桑塔格一下子惊得目瞪口呆。
       1966年初，桑塔格的第二本书——《反对阐释》论文集出版的时候，公众已开始迷恋她，康奈尔是个典型。她被称为“闪亮登场的女士”（《纽约时报书评》1964年元月23日），她的著作则成为“强节奏爵士乐时代”（《纽约书评》1966年6月9日）的象征——仅举两条关于本书的较有影响的书评评语。前一篇中，本杰明·德莫特（Benjamin Demott）认为她是个“真正的发现”，尽管对桑塔格的论点他多有保留。《反对阐释》收入二十六篇文章，选自桑塔格1961年至1965年间发表的几十篇文章。第一部分是她在《反对阐释》和《论风格》中提出的批评信条；第二部分是她对艺术家、批评家、哲学家和人类学家所作的研究；第三部分是她对现代戏剧的理解与看法；第四部分是她对电影的剖析（科幻小说、先锋派以及欧洲新浪潮）；第五部分讨论体现在坎普和事件剧（Happenings）中的新感受力。这一百科全书式的成果再一次因为一幅迷人的封底照片而增光添彩；这次的照片是朋友彼得·哈贾根据哈利·赫斯为《恩主》拍摄的照片所展示的图像材料完成的，但是，哈贾已将自己典型的卓越才能发挥到这张肖像照片的拍摄中。在这张他拍的照片中，桑塔格俯视，双唇露出蒙娜·丽莎一般谜样的表情。他将这个形象压缩成一个比赫斯用得更简洁的特写镜头，所以，桑塔格这张照片上身剪到很上面，远远不到腰部。中性的浅灰色背景和颜色更浅的夹克衫在效果上使桑塔格人看上去情绪开朗，又保留了几分狡黠和神秘。另一张照片中的造型是随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为第一版准备的出版社材料一起分发的。哈贾拍的这张照片中，桑塔格靠着一个空荡荡的白色背景，显得老气些（有眼圈和笑纹）。在其《纽约时报书评》的评论中，德莫特解释了旨在将护封和文本合为一体的方式：
       
        萦绕脑际的是一位秀外慧中的女士黄昏时分从街上匆匆走过，看上去紧张、会心、疲惫、受到自我意识的折磨（如她自己所言）；她要去某家不可思议的电影院；或音乐厅，那里在演奏无声音乐（指前卫实验作曲家约翰·凯奇[John Cage]的作品）；或者去楼厢，在那里，樱桃爆竹（cherry bomb，一种状如樱桃、响声极大的爆竹）冲着她的脸炸开，面粉袋子被扔到她身旁，她的耳朵里充斥着含糊其辞的话语和毫无意义的声音；有人取笑她、侮辱她、箍牢她、存心要让她产生挫败感，直到——
       这里所展示的，德莫特是说，是桑塔格严肃的一面，“自我伤害的清教徒”在“一本生动活泼、令人感到极其惊讶的美国著作”里，将她自己与文化现象大胆地组合在一起。
       新闻界都这样了，《纽约时报》的艾略特·弗里蒙特—史密斯有以下抱怨也就几乎无足轻重了：
        她并非谦虚地、犹豫地爬进思想界…… 而仿佛是从盛大庆祝游行队伍中突然冒出来的…… 推她一把的是她的出版商（小罗杰·斯特劳斯）和《党派评论》——《纽约书评》一帮文化人中那些有点闹腾、咄咄逼人的、极有价值的少壮派……没有人宣告她进入思想界，她早已被宣告过了。
       重要的一点是桑塔格是轰动性的、有争议的人物。汤姆·奈恩在《新政治家》（1967年3月24日）发表文章，哀叹她是“人们希望与其呆在一起的引领时尚者…… 一名当代的不可言传之物的预言家”，不过，他这么一说，反倒让她显得更加出类拔萃。与此相仿的是，《生活》杂志的罗伯特·费尔普斯担心的是桑塔格那“独特的野心，即希望被看作一个标识，并将其尝试、趣味以及承诺提出来，认为它们本身表达了一种连她本人都尚不清楚的比任何真理都伟大的真理——即他人将必须认识的她那一代的真理”。与所有伟大的神秘人物一样，桑塔格将罗伯特·马佐科在《纽约书评》发表的书评中所谓的“禁欲与放浪这两种相反的因素集于一身”。（也许，这可以从她对事件剧所作的清醒的、几乎是人类学的描述中最清楚地看出来；事件剧是一种遵循“梦的非逻辑，而非大多数艺术的逻辑”而重新排练过的混沌。）她将一种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知性带到对像杰克·史密斯的地下电影《淫奴》等作品的分析中；在片中，“晃动的乳房与晃动的阴茎”变得可以相互替换，淫奴“在两性间的、多种形态的快乐中放纵”。史密斯的电影有价值，因为它们是感官的、即时的，对于批评家和门外汉（在桑塔格看来，他们常常是同一类人）称赞的严肃持重、自鸣得意的艺术来说，这些影片不啻是一贴贴解毒剂。
       书评人指出桑塔格受到爱德蒙·胡塞尔这位伟大的欧洲现象学家的影响。胡塞尔相信，意义产生于对现象的描述，而非将现象转化成某类分析的术语，如弗洛依德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因此，桑塔格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议融入艺术、融入对艺术的体验之中，而非融入试图从艺术中归纳出点什么东西来的智力。正如很多书评人得意洋洋地指出的那样，桑塔格所持立场的麻烦在于，她本人是其所喜欢的艺术的热情洋溢的阐释者，而不仅仅是爱好者。
       对这一反对意见，桑塔格并非不敏感。评论家伊哈布·哈桑将《反对阐释》和《论风格》称为“拒绝注明日期、拒绝过时的”文章，“因为它们讨论的是一种超越时间的人类冲动，即阐释世界和占有世界。”她对阐释持一种谨慎的态度是对的，她把阐释称为“公开的侵犯行为，对外表的公然藐视”，阐释出于自私的目的而颠覆艺术。桑塔格的写作处在最佳状态的时候，具有一种超凡的张力，一种控制住她本人的争辩或阐释兴致的自我更正的节奏。
       《反对阐释》一文认为，当代批评家的注意力仅仅集中在内容上，忽视了风格和形式，而风格和形式正是艺术家的显著标志。然而，桑塔格十分清楚，自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以来的西方批评和哲学从未能够拋却内容与形式二分法，即使是在争辩两者是不可分割的、被区别对待只是为了考虑批评的不同目的的时候，也是如此。事实上，（在一段经常为她的评论家所忽视的文字里）她也认为在批评史上的几个阶段中，对内容的分析不仅是有用的，而且还是必要的。只是到了她这个时代，批评家对内容变得过于痴迷。她提出论点，意欲调整形式与内容之间的不平衡现象，将讨论引向风格，呼吁批评家暂停对隐含意义、象征形态进行急切的挖掘，并宣称，就像格特鲁特·斯坦因所宣称的那样，“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
       因此，桑塔格是在提倡一种治疗方案，一贴解毒剂，去整治二十多年来学术研讨和新闻讨论对什么都做心理分析的毛病。评论家自以为是头脑严密的文学警察，对桑塔格开出的种种处方大光其火。艾丽西亚·奥斯特赖克在《评论》杂志（1966年6月号）上发表文章，抱怨桑塔格“拒绝一以贯之地坚持理性分析”。《党派评论》（1966年夏）的彼得·布鲁克斯表示对她“在逻辑、语言和历史理解方面的一系列失败”感到悲哀。这是些典型的辩论失误，不是对某个话题所作的审慎的学术思考。正如欧文·豪在《纽约知识分子》中对桑塔格的攻击（也是一篇论争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她是煽动者这一代的产物，这一代人蔑视变迁，逻辑上的跳跃受到赞扬，而非惩罚。
       在《哈德逊评论》（1966年夏）上，杰克·贝哈确定了迅速接受桑塔格的历史时刻。她出场的时候，像乔伊斯和艾略特这样的现代主义大人物已被吸引进了大学和这个国家的文化生活中。欧文·豪在《纽约知识分子》中宣布平庸已被征服；大众文化的粗俗已经为克莱门特·格林堡和德怀特·麦克唐纳的喜好所取代。周围的三十年代的激进分子大都已经脱离马克思主义，而走向反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文化——即使有一些人（如欧文·豪）还继续对社会主义抱有希望。
       桑塔格认为自己从《党派评论》的圈子中崛起，然后又超越了这个圈子。很难想象格林堡或麦克唐纳按照桑塔格在《对灾难的想象》中所做的那样，去训练他们自己在科幻小说方面的才智；桑塔格的文章今天看来仍然是一篇有关科幻小说改编成电影方面的关键性的批评指导文章。但是，对桑塔格来讲，新感受力讨论的完全是在当时的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也即所谓精英文化与流行文化或大众文化之间往返穿梭的能力。她并不认为自己是在不加区分地对待文化，尽管豪和其他一些评论家认为，她的立场与观点对他们几十年来努力确立起来的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之间的珍贵的区分是毁灭性的。在她看来，称当时的批评为平庸是一种故意的挑衅行为——而且，对一些人来说是极大的歪曲。根据杰克·贝哈的观察，她根本没有真正为她心里想的平庸命名。这些沉溺于内容的批评家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是一些稻草人。命名会不可避免地要求她在论争中做出种种限定，走向那些她希望避免的乏味的变迁，走向对历史的种种单调的（如果也是真实的）诉求。
       不过，欧文·豪自己也承认，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叶，格林堡和麦克唐纳都已经讲完他们在大众文化方面能够讲的话。他们的论点和范畴均是静态的。让桑塔格感到激动的是，她在贝克特和披头士乐队之间发现了一种动态的东西。正如她在《反对阐释》最后一篇文章中所争辩的那样，只有一种文化，一种感受力——而非如C. P. 斯诺将艺术与科学对比时扬言的那样有两种，也不像《党派评论》的评论家们坚持认为的那样，有什么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别。但是，根据豪的判断，桑塔格的观点取消了艺术的优劣之分，这就误解了她。正如桑塔格在无数次的访谈以及一篇对《反对阐释》文集的回顾文章中反复重申的那样，她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在提倡取消美学标准。没错，她陷入关于肉欲性、自发性、表面和肌理而不能自拔时，使用的语言使她在欧文·豪等人看来就像在标举表面性和反智主义，是一种“做你自己的事”的盲目的思路。她讽刺马修·阿诺德把文化作为道德提升的观点，将之拋于一旁，而代之以重视新的“活泼方式”的新感受力。这是惹怒豪的模糊表述。三十年后，桑塔格会把她的文章解释成为“一种更多警觉、更少自鸣得意的严肃”的梗概。但是，没有对内容的某种定义，却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她，欧文·豪有困难。究竟有什么好严肃对待的？如果几乎一切都能转变成严肃认真的研究对象，那么，“严肃”这一术语到底指什么？对欧文·豪来说，桑塔格是个“能把祖母的补丁缝制成漂亮的被子的政论作家”，因而必须受到排斥。
       欧文·豪攻击桑塔格的折中主义。他以讥讽的口吻哀叹道：“要是人们能够学会视知识生活为游戏的一种变体就好了！”他根本不相信桑塔格和《纽约书评》对知识时尚和政治时尚的敬重。作为一位从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到以苦行的方式相信资产阶级民主价值的旅程中一路痛苦地走过的作家，豪看到桑塔格及其资助人似乎准备“为了片刻的激动而要放弃传统的规矩”的时候，他深感震惊。桑塔格在为《时尚》和《小姐》这样的期刊撰稿，这对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来讲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连在《纽约客》上发表作品，都是顾虑重重的。她似乎已经投身于豪所谓的“现代社会的吸收性”中了。她是豪极其怀疑的新一代人的一分子，因为这代人“为权力所吸引”。据威廉·菲利普斯说，菲利普·拉夫想排斥桑塔格。不管对桑塔格的观点有着怎样的保留，菲利普斯终究成为力挺她的人。
       桑塔格之所以能成为新时代胸怀远大的知识分子抱负的巾帼英雄，完全是因为她拓宽了严肃认真含义的范畴。她没有把文化割裂开来，她既能在《时尚》杂志又能在《党派评论》上发表文章，这并不代表她虚伪，相反，这反映出她是活跃在任何她所选择的领域的一位精力充沛、大胆无畏的女性。苏珊·桑塔格献给美国文化的一大礼物是告诫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思想界。无疑，在一些人看来，她这是自我推销；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她需要来自杂志的稿费收入当花销。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她渴望在听众面前发表演讲，而听众的数量比莱昂纳尔·特里林或者欧文·豪所想象的人数多得多，这似乎是值得赞美的。苏珊·桑塔格帮着改变了《时尚》杂志和《党派评论》两者认为可以发表的东西的性质。
       在《一种党派观点》里，菲利普斯说，为了努力将两代人凑到一块，他曾邀请分别推崇新旧感受力的两派人士前来聚会，最后却反而加大了他们之间的分歧。菲利普斯记得，有场晚会上，“欧文·豪说他完全为苏珊倾倒，都忘了她是他的政敌。”确实，豪在《纽约知识分子》中对她的攻击使他成为一名尤利西斯，拼命抵抗桑塔格塞壬般美妙的歌唱。
       让桑塔格的“知识之父们”——借用利亚姆·肯尼迪的术语——觉得麻烦的是她在新一代中所扮演的领袖角色；对新一代来讲，“世界似乎在开放”。到1965年秋天，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的版权部也已经向世纪中叶书社（the Mid-Century Book Society）卖出一千册《反对阐释》。1966年2月，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又向戴尔（Dell）转让了大众版版权。截止1967年年底，该书已售出一万册精装本；对于一本论著来说，该销量是相当可观了。截止到1969年5月，三角洲普通版平装本共计卖出21994册。
       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走的是其他文学人物（如诺曼·梅勒、威廉·斯泰龙和詹姆斯·鲍德温）的出版商奉行的方法。普通版常为大学所采用；便宜些的大众版则瞄准了普通读者。作者成为名人，能应邀在电视和其他大众媒体上露面。当然，作者成为名人根本算不上是什么新鲜事儿，但是，更传统些的促销手段——巡回演讲、打广告——通过作者的巡回演讲而得到了加强；在此期间，每出一本新书，每发表一篇有争议的文章，媒体都会通过种种渠道对作者进行采访。桑塔格偏爱报刊访谈。她并不热衷于成为诺曼·梅勒和戈尔·维达尔那样的电视名人或媒体辩手。
       的确，桑塔格走的是一条比这两位作家更具风险的道路。她不仅拒绝成为《老爷》杂志的专栏作家，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她拒绝接受约稿，也不去完成编辑们布置的命题作文。六十年代初她刚出道时写了一阵书评后，她基本上就不愿接受靠写书评而稳稳能赚得的进项。她也有不得已写书评的时候，每当这个时候，她就写些时事书评，来付账单，但是，她有着巨大的勇气，去思考无法带来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的思想。与此相仿的是，她本来能够轻而易举地成为所谓的专家的。如果她一定要在电视上露面，那么，她的讲话坦率、得体，而且迷人，就像一名职业演说家在发表演说一样。
       还有一扇选择之门向桑塔格敞开：教书。尽管她偶尔也教门课、开场讲座，或者当一阵驻校作家，但是，她拒绝接受大部分可能会妨碍她保持一个作家独立性的工作。1964年，她辞去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教书，她会说，是一大乐事，但教书不同于写作：教书更直白，不那么令人激动，不那么无畏。“我愿意在大学世界富有诱惑力的、为石墙所围的安定生活之外安营扎寨，”她在《反对阐释》1996年版的序言中旧话重提。
       桑塔格没有放弃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教职。是的，（仍在编她一些作品的）罗伯特·吉劳为桑塔格从梅里尔基金会争取资助，他指出哥伦比亚大学对她评价不高。当时，她是一个很红的人物，但她当然不是那种一所大学为获得夸耀的资本而拼命寻找的那种为人尊敬的作家。她是个没有博士学位、没有什么地位的讲师，而且要取得博士学位，她还得去苦读，她还得去写学术论文，论证她宁可在辩论文章中以简洁凌厉风格陈述出来的那些观点。况且，即使是一流学者，其中也有一些人无法获得终身教职。学术研究是要冒大风险的，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结果，只有极少一部分希望当教授的人得到回报。有时还存在机构政治的小世界，在其中，因为僧多粥少，所以，竞争变得越发激烈甚而会不择手段。哥伦比亚和其他地方的老朋友关系造成的气氛对一位杰出女性来讲是不利的。不过，如果桑塔格愿意征服这个学术界，恐怕也不在话下。
       但是，因为罗杰·斯特劳斯坚定不移地要出版她的著作，所以，桑塔格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其学术生涯。1966年初，做《入门丛书》的保罗·弗拉曼德因《恩主》滞销而考虑把桑塔格从他的单子上一笔勾销掉的时候，斯特劳斯做出了“特别的诉求”，指出她正全身心地投入一部新小说的创作中，而且，《反对阐释》由于提供大众平装本和“巨大的评论空间”，已经卖出3800册。斯特劳斯劝说道：“如果你们能够，就继续出她的书吧，因为她是我们在美国能够找到的最有趣的作家之一”。
       对于斯特劳斯的努力，桑塔格作了回报，她告诉他关于瓦尔特·本雅明这类作家的情况，并建议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在它旗下的午日出版社出版本雅明的著作。斯特劳斯听到一些他认为可能是出版对象的作家时，他常常征求桑塔格的意见。她并不将自己局限在文学阐释范围内，可以说，她还分析市场行情，这样，对他可能在知识分子中间期待什么样的卖品，斯特劳斯就能做到心中有数。
       这是作家与出版商之间的一种不同凡响的携手合作，结果，他们推出了许多优秀作品。没有这样的合作，这些好书即使能够出版，它们进入美国文化市场的速度也会缓慢得多。在这方面，桑塔格利用自己的名人效应，推进了像艾利亚斯·卡内蒂、丹尼洛·契斯（Danilo Kiš）、罗伯特·瓦尔泽以及罗兰·巴尔特这些作家的创作生涯的发展。桑塔格这样做，因为她意识到时代为她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平台，使她能够将美国文化引向一个更加国际化的视野。正如桑塔格本人在《反对阐释》1996年版的序言中所言，六十年代对于等待机会的人来讲，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十年年：“空气中处处洋溢着新鲜的许可，旧的等级观念已然弱化，并行将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