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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本去过太空的小说
       在格林的书架上，有一本非常破旧的平装本《哈瓦那特派员》（Our Man in Havana）。一九八七年，格林(Graham Greene)在出访苏联时，遇到一位苏联宇航员，宇航员告诉他说，他们进入太空时，只允许带三本书，他的三本之一就是这本小说。那次航行中，他把此书读了三遍。格林听了非常感动，更让他感动的是这位宇航员把这本书送给他作为礼物。宇航员在扉页上题写道：“有些书你读过之后很快就忘记了，但有些可以让你读两遍三遍。这本书，我读了无数遍，在地球上读，在太空里读。里面的话我都能记住，在哈瓦那时我特地去参观了你书中写到的所有的地方。这本书是我最珍贵的东西，现在，我满怀敬意把它送还给您。”
       （二）间谍中的反英雄
       格林是二十世纪最为多面手的一位作家，他的三十多部长篇小说中，有的是极为严肃认真的充满哲理的纯文学，属阳春白雪；有的则是惊悚探险侦探间谍故事，虽不乏人生的思考，但比较轻松，属通俗文学。《哈瓦纳特派员》属于后者，书名之下标着“娱乐小说”的字样，可以归为间谍小说类。
       但是它又不是传统意义上充满动感富于惊险刺激的间谍小说，如果说小说家弗莱明(Ian Flemming) 笔下的零零七邦德是间谍中最著名的英雄，那么格林的《哈瓦纳特派员》中的主角伍尔摩则完全是在邦德的反面，在天平的另一个极端，他非但不是英雄，他其实是一位颇为窝囊的“反英雄”。
       伍尔摩人到中年，囊中羞涩，婚姻不顺，事业无成，长得既不英俊，也不潇洒，走起路来一脚高一脚低，更说不上雷厉风行举止干练。他是哈瓦纳的一位吸尘器经销商，对他来说，生活的中心是一位十七岁的女儿，其他的他已经没有想头和盼头了。他的乐趣是每天能和老朋友海斯巴契大夫喝上一杯酒，他的梦想是有一天能与他的女儿回到英国，在乡下买一个小房子。然而，女儿是会花钱的主，伍尔摩常常捉襟见肘，也想不出更好的赚钱的办法。
       然而天上掉馅饼，英国特工霍索尼找到他，要录用他为英国情报局驻哈瓦那的特派员，除了每月工资之外，他还能报销所有花费，另外如果他发展当地线人，英国情报局也会支付他们的酬劳奖金花销。伍尔摩茅塞顿开，伦敦远在千里之外，谁又能来核实他的账单，这正是赚些额外收入的好办法。他虽然不是天生间谍的材料，但是他很快掌握了转译密码的技巧，并把他从各处看到的名字信手拈来，于是，他的手下很快就征募了五位线人：一个常常酗酒的飞行员，一个工程师，一个教授，一个脱衣舞女，一个是他自己店里的活计。这些人虽不知道他们已经被英国情报局录用，但伍尔摩则非常恰如其分地到伦敦去提取他们的工资奖金报酬。无功受禄，伍尔摩的创作力得到释放，他不仅无中生有创造出许多假情报，更惊人的是他居然捏造出古巴正在建造军事基地并且在研制秘密武器的大项目。为了让自己的报告更有根有据，伍尔摩依照新式的真空吸尘器的结构和样式画出了所谓秘密武器的构造和发射平台，并且画了位身穿燕尾服头戴黑礼帽手拿长柄伞的小型英国绅士以表示六比一的比例。
       霍索尼虽然觉得这秘密武器与吸尘器相象有些蹊跷，但是伦敦总部却认为这位哈瓦纳特派员的工作真是出色，决定为他增派漂亮的秘书贝翠丝和一个助手，又运去了巨大的保险箱和收发电报的设备，面对突然到来的部下，伍尔摩正愁如何遮掩，故事情节急转直下，全凭他空想假造的酗酒飞行员居然真有其人，居然真的因为意外车祸而丧生，他和他其他的线人们也都被不知名的对手盯上了，伦敦已经得到消息，有人要趁一次酒会对伍尔摩下毒。
       伍尔摩进退两难，不知其中蹊跷，他的周围仿佛瞬间生出巨大的蜘蛛网，他被缠在其中，无法解脱。为了不让无辜的人继续受伤害，伍尔摩向别人解释他所收集的情报都是假的，所有的线人都是他捏造出来，然而只有哈瓦那位最会施加酷刑的警察局长瑟古拉大队长相信他所言，大队长因喜欢伍尔摩的女儿梅莉而与他套近乎，向他道明其中玄机，解释游戏准则，因为哈瓦那向来就是各国间谍的乐园：
       “我想有人可能拿你当烟幕弹，或者想拿你当诱饵，好比用一只彩绘假鸭去诱出正牌野鸭。”他一饮而尽，很痛快的样子。“这正合我意，我倒想见识见识那些从俄罗斯，美国，英国，甚至是德国来的野鸭。他们向来瞧不起我们这些本地射手，但总有一天会让我等到他们，来个一网打尽。”
       伍尔摩恍然大悟，原来其他各国的真间谍们竟然把他捏造出的一切当成了真情报。“生命变迁无常，而他也只能顺势而为。生命是永远回不了头的。他和海斯巴契大夫自上次分别后未再见面。海斯巴契大夫在他面前蒙上了羞辱的印记，而友谊是承担不起羞辱的。”伍尔摩狭路逃生，没有被毒死，但是，他的朋友海斯巴契大夫却被谋杀。
       为了给朋友报仇，伍尔摩一度变成动感英雄，他用他收藏的几十种小瓶威士忌灌罪了瑟古拉大队长，拿着大队长的手枪去找凶手卡特。然而，伍尔摩虽然手持凶器，但是与冷面杀手还是相去甚远。他不停地告诉自己，“杀人凶手应该如同机器，而我也必须变成冷血的机器，口袋里的手帕只合用来擦拭做案时留下的指纹，而不是眼泪。”他在夜总会找到卡特，卡特开始告诉伍尔摩他的思乡之情，他逛妓院之失败，他如何不会与女人交往，他解不开女人束身褡的扣子，“伍尔摩心想，在他对我推心置腹，告诉我更多个人的事情之前，我一定要赶快杀掉他。这个男人分分秒秒愈来愈像个人，像我自己一样的人，可以同情，可以悲怜，就是不能杀。他拿起瑟古拉的枪。”但伍尔摩连枪里究竟有没有子弹也不清楚。如果不是因为卡特首先对他开了枪，他是无论如何也下不了手杀人的，而且他击中卡特的那枪实属歪打正着。枪杀卡特之后，伍尔摩回到家中，大队长依然烂醉如泥，他用微型相机拍摄了大队长身上携带的在哈瓦那的所有外国情报员的名单，他很骄傲自己最终做了一回真正的间谍，把微型胶卷贴在一张邮票后面和另外四百九十九封信一起寄出，但是他没有在有胶卷的那封信上做记号，而且胶卷的最后的结果是暴光过强而全然无用。
       格林的这本书是喜剧，是闹剧，即使有人丧生，还是掩盖不住喜剧的调子。也正是伍尔摩的这种无能更让他充满了人性，招人喜欢，让人对他充满同情，希望他有一个圆满结局。最后，伍尔摩父女回到英国，他被召到伦敦总部。他原本以为他会被带上军事法庭被绳之以法，但是总部不但对他不予追究，而且还给了他一个工作，还要举荐他去接受皇家勋章！为什么？原因很简单，第一是如果国防部知道情报局如此无能，那么情报局全都得打包走人；第二，他们可不想把此事捣鼓给大众媒体，那样情报局就会被搞得灰头土脸。所以，最后，伍尔摩不仅实现了携女儿回到了英国的梦想，并且得到了贝翠丝的爱情。
       （三）作为间谍的格林
       格林写的虽然间谍中的反英雄，但是《哈瓦那特派员》却是一本地道的间谍小说，伍尔摩的行为虽然谈不上报效祖国智勇双全的英雄壮举，但是小说本身的情节环环相扣，险情重叠相生，比起其他的英雄类的间谍小说并不差。更因为格林本身就曾经是一位间谍，他有着丰富的第一手生活经验，所以，《哈瓦那特派员》虽如格林在初版本中小心声称的那样：“本书故事纯属虚构，故事发生世界在不确定的未来，书中人物与任何真实人物一概没有关系。”然而，透过这层幻想，读者却能读到许多事实。
       《哈瓦纳特派员》的故事的基本情节来自于二战时期两位德国间谍的故事，他们都住在葡萄牙的里斯本，足不出户，就为德国情报局提供过无数关于英国的情报。其中一位是捷克商人，他谎称他在英国有多名线人，经由英国情报局拦截下的情报就有几十份，其中关于英国的信息全是从报纸上抄袭而来，或完全是凭空捏造而成。英国人知道是假，德国人并不知。另一位是西班牙人，他也向德国情报局提供无数关于英国的假情报，靠的是一本地图册，一本英国旅游手册和一本英法军事字典，他向德国人提供假情报的目的是要帮助英国在二战中取得胜利，但是，这并没有让他羞于到德国情报局那里去领取他和他的许多假线人的工资报酬花销。格林当时在英国情报局工作，就亲手下载过这两位间谍的许多假情报。这是小说中主要的故事框架，小说中的许多细节则来自于格林自己的间谍经历。
       格林的间谍身份向来神秘莫测，有人说格林天生就是当间谍的材料，因为他是最神秘的一个人，如果他有什么秘密，别人就绝对不会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格林妹妹伊丽莎白已经在为英国军事情报六局（MI6）工作，经过她的介绍，格林也于一九四一年加入了MI6。当时MI6正在物色人选到在塞拉里昂的西非办公室里工作，格林非常合适，因为他曾经于一九三三年与表妹一起去过利比利亚，出版有游记《没有地图的旅行》(Journey Without Maps)，所以对西非很熟悉，在英国经过一定的培训之后他就被派到塞拉里昂的首都弗里顿，做了“弗里顿特派员”。
       我们的“弗里顿特派员”的代号正是59200，他所征募的线人，也都是以59200/1，2，3等来代表。《哈瓦那特派员》中伍尔摩的上司霍索尼的代号就是格林自己的旧代号，可能格林怕用其他的代号，真会有人对号入座。格林在弗里顿接受上级指示，报告情报用的密码也是一本书，但是不是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莎士比亚故事集》，而是英国二三十年代一位三流小说家鲍尔斯（T. F. Powys）的作品，他曾经这样写道：“我选择鲍尔斯的一本小说做我的密码，因为里面有充足的色情的句子可供我娱乐。下一次货车到来时也会运来一个大保险箱，还有它的使用说明书和我的密码。”所以，伍尔摩所写的密码报告，正是格林所驾轻就熟的。
       “弗里顿特派员”的工作并不繁忙，每天早饭之后他先去集市逛逛，然后去警察局（算是他的工作单位）取伦敦发过来的密码电报，回家后根据密码书解密，回答有关问题。他的工作应该还包括雇用培训当地线人，从他们那里收集情报，向敌方提供假情报等等。格林很快就学会了最能让上级高兴的是多征募当地线人，在情报局的档案里扩大名单。当然，线人的水平参差不齐，收集来的资料良莠混杂，但是伦敦总部一概全收。例如，格林当时递交过一份关于在法属几内亚法国维希政府的飞机场的报告，信息的来源是他在当地的一位线人，这个线人大字不识一个，数字只能数到十（他的手指头），而且他也根本不会使用指南针，他所说的飞机场上的一个藏着坦克武器的建筑，格林后来从其他资料中发现，其实里面堆满了旧靴子。格林在写这份报告时，一再强调了他的这位线人的资历实在不怎么样，但是他从上级得到的评价是说他的这份报告“极有价值”。后来，格林在回忆录《逃避之路》(Ways of Escape)中写到：“伦敦办公室中的人肯定不会在一张白纸上算一加一等于二，这是唯一的解释。”这里，伍尔摹编造出的古巴军事基地秘密武器一说，几乎就是这个小插曲的翻版。
       格林当时还有一个宏大计划，他曾经向他的上司提议开一家妓院，并且说他已经找到了一位非常能干的鸨母，因为通过妓院可以收集到许多很有价值的情报。很可惜英国军事情报局没有采取他的建议。但是，在小说中，我们的哈瓦那特派员就有了雇佣了脱衣舞女的自由和权利。
       1942年底，格林回到英国，在MI6圣奥本的办公室里工作，他的顶头上司是双料间谍费尔比（Kim Philby），他们那个部门的工作主要是反间谍活动，也就是收集敌方的情报，向敌方的间谍提供假情报，最终目的是要深入到敌方的间谍的内部，变成他们的一部分，知道他们的企图，进入他们的系统，控制他们的行动。所以，在发布假情报上，格林当然也是富有经验的。最后，伍尔摩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得了皇封，并且被派到培训部去工作，就像费尔比曾经接受过皇家勋章。所以有人开玩笑地说：“如果MI6真在他叛逃苏联之前抓住他是双料间谍的身份，他肯定不会被送进监狱，主席会说，让他去培训部吧。” 书中的MI6的头头戴着黑色单片眼镜，门外走廊上亮着红灯，只有等绿灯亮时外面等着的人才能进去，这些都与MI6总部的情形一样，唯一的区别是真头头的办公室在四楼，格林把它搬到了地下室。
       格林当时的一个同事，英国间谍马格律支（Malcolm Muggeridge）后来说：“在处理与其他的间谍的关系、设计遮掩的方案和自圆其说上，他相当出色。从他的小说《哈瓦那特派员》就能看出来他对这一行非常精通。这本书可以说是关于间谍活动的最出色的一本书，因为它真正切入了这个职业幻想的一面。他让你真正感觉到了做间谍是怎么回事，它荒唐可笑的一面，还有人们如何不知不觉就会卷入其中。虽然小说是想象的作品，但是你还是得很严肃地读它。”
       世界上诸事的成功，靠的常常是“天时地利人和”，一部文学作品的成功也是这样。二战刚刚结束时，格林就想依据那两位德国间谍的故事写一部电影剧本，把故事的发生地点放在欧洲北部，时间框架是二战的前夜。但是他把剧本大纲提交给英国电影管理局时，立刻遭到拒绝，电影管理局说他们无法给这样一部片子拍摄许可证，因为它取笑官方的情报机构。直等到五十年代，格林来到哈瓦那，才找到了最合适于他的故事发生的城市和时间。
       （四）小说前后的哈瓦纳
       格林第一次去哈瓦那，纯属偶然。
       格林一向反美，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特别是在麦卡锡的反共高压时期。四十年代末好莱坞要请格林去商量剧本时，格林就特地告诉美国移民局他大学时期曾经参加过六个星期的共产党，所以，从那时起，格林就一直是美国移民局黑名单上的人，每次赴美国都得经过美国最高法官的特别许可，也正是通过这种办法，格林保持着他在媒体中的高清晰的反美形象。
       1954年八月，格林去海地旅行，行程结束后，他飞往当时美国的自由邦之一波多黎哥的首府圣胡安，打算从那里转机纽约回伦敦。他曾经在海地向美国大使询问过签证事宜，大使说如果他不在乎在飞机场的小屋子里过上一夜的话，他应该不需要过境签证。但是等格林到了圣胡安之后，海关官员问他“有没有参加过共产党”，格林回答“参加过”，其结果当然是不能在美国自由邦过境。当局派了两个便衣在当地一个小旅馆中看管格林一夜，第二天一早，就特地派了架飞机把他送回海地。格林居然说服了飞行员调整了飞机的航向，把他飞到了哈瓦纳。著名作家格林被驱逐出美国，当然，这条消息一下子就上了所有的报纸，当时，格林在给他的情人凯瑟林的信中得意地写道：“你现在肯定已经听说了在反对美国的战争中，我上了头版头条。”以后，格林再谈到此事时，还是挺洋洋得意的，他说：“一九五四年我被驱逐出波多黎哥，我永远会带着满心欢喜记起那件事。”当然，他在哈瓦那逗留了好几天，遍访那里的酒吧夜总会，为替《哈瓦那特派员》选景打下了基础。在《逃避之路》中格林写道，在上海俱乐部，“花上一块二毛五，就能看到最下流的脱衣物表演，还有最最黄色的电影。” 也就是在那里，那两个德国间谍的故事重又浮现于他的头脑。以后，格林又去古巴为此书的写作准备材料，他写道，哈瓦那是一个“任何恶癖都能被允许，任何行当都能生存的城市，这里是我的喜剧的真正的背景。我意识到我以前所计划的是一个错误的局面，选择的也是一个错误的时间。一九三八年充满了战争的黑暗阴影，这阴影让喜剧完全不可能。读者们不可能对一个在希特勒时代欺骗他的祖国的间谍抱以同情。”
       当时的古巴还在独裁者巴帝斯塔（Fulgencio Batista）的统治下，巴帝斯塔通过军事政变夺得政权，他的政府受到美国的许多支持，进行的是高压独裁的统治，残酷而腐败。巴帝斯塔当时根本就没在意那个在山里战斗的小游击对的领袖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所以，《哈瓦那特派员》中的古巴是革命之前的古巴，其中警察局的头子瑟古拉大队长的原形就是巴帝斯塔政府中最会施加酷刑的凡楚拉大队长（Captain Ventura）。
       格林的小说写尽五大洲，他写到哪里，书中就充满了那个大洲的色香味，他笔下的哈瓦那也不例外：
       这长长的城市沿着大西洋伸展开来，浪潮拍打着堤岸，模糊了车子上的挡风板。一度是贵族们的廊柱，黄的，灰的，红的，都如礁岩般饱受侵蚀。夜总会的百叶窗漆上俗丽鲜艳的颜色，以保护他们免于盐份与温度的摧残。在西边，新都会里钢筋骨架的摩天大楼，翳入晴朗的二月天。这城市宜于浏览，不宜久居，但它是伍尔摩初恋的城市。他的爱是一出悲剧，他却坚守不渝。时间把诗情画意推向战争，而梅莉宛如悠悠堡垒上的一朵小花，见证着当年惨败的历史。
       还有哈瓦那无数的夜总会和妓院，总是格林最爱流连的地方：
       夜总会里里外外张贴着大幅彩色裸照。漆成条纹状的阶梯看来像是廉价的睡衣，引领他们通向地下室。这烟雾弥漫，魅影憧憧的声色场所，看似处决犯人的大好地方。
       如同格林所写过，所去过的所有大洲，他虽然都只是过客，但是，他下笔之处，对当地风土人情经济政治总能入木三分，笔下的人物性格，也总有着多面性，很少有单面的硬纸板的形象。例如《哈瓦那特派员》中的那位瑟古拉大队长，最擅长施加酷刑，若其他人写来，很可能把他卡通化，把他写成一个大魔王，格林则不，他笔下的大队长有着一种奇怪的幽默感，他关于施刑的阶级分析真是非常精辟。伍尔摩问瑟古拉他是否对他的一位线人进行拷打：
       瑟古拉大队长笑了起来。
       “不，怎么可能。他又不属于可用刑的阶级。”
       “我不晓得刑求还有阶级之分。”
       “亲爱的伍尔摩先生，你应该明白，有些人生来就活该受虐，有些人则否。除非双方有足够的默契，对彼此的阶级有共同的认定，否则一个人是不会轻易虐待另一个人的。”
       “虐待有精神和肉体之分。当他们闯入海斯巴契大夫的实验室，那也是种虐待。”
       “业余的角色总是不按牌理出牌。警察就不会那么做。海斯巴契大夫并不属于可虐阶级。”
       “谁又属于呢？”
       “我们国家中的穷人，还有拉丁美洲的穷人，中欧和东方的穷人。当然罗，像英国那么富有的国家，连仆人都有钱，所以不属可虐阶级。在古巴，警察可以对拉丁美洲和波罗的海诸国的移民肆意行虐，但对于来自你的国家和斯堪地半岛的访客则中规中矩。有时候这种区别是一种天生的直觉，天主教徒就比基督徒更可以虐待。”
       最后，伍尔摩父女离开古巴时，“凌晨三点，天空映照着陆地上的霓虹灯，闪烁不定，前来‘送行’的是瑟古拉大队长。他试图把这官方的场景弄得更像个私人的送别，但仍免不了一丝放逐出境的味道。”最后，他把一颗发射过的子弹送给伍尔摩做礼物，梅莉不解，伍尔摩说：“这是一种暧昧的玩笑。不过，这家伙还不错。”
       1956年10月，格林开始写作《哈瓦那特派员》，1958年6月写完，1958年10月，《哈瓦那特派员》在英国和美国同时出版，好评如潮。小说出版一个月后，格林的好朋友，批评家西特维尔（Edith Sitwell） 写信给格林说：“真是一本完美的书！我从来没有大声笑过这么多！”
       此书进书店之前三个月，已经有许多人想购买此书的电影版权。悬念大师西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是第一个把价钱放到桌面上的，但是格林向来不喜欢西区柯克，对于这位大师的电影格林一直觉得不怎么样，在三十年代格林曾写过影评这样评论西区柯克的电影：“作为一个制片人他毫无连贯性，作为一个编剧他所写的东西毫无生命。”后来，在《逃避之路》中，他又说西区柯克“毫无现实感”，很让人讨厌，说“构成他的电影的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过度戏剧化的小技巧。”格林当时还是想与瑞德（Carol Reed）合作。瑞德曾经导演过由格林编剧的电影《堕落的偶像》(The Fallen Idol，1948) 和《第三个人》(The Third Man， 1949)，特别是后者，非常成功，到现在为止还是电影史上悬念片的经典之作。最终，电影《哈瓦那特派员》是由格林自己编剧，由瑞德制片并导演，幽默，好玩，别具一格。
       《哈瓦那特派员》出版后不久，美国撤离了对古巴的军事援助，巴帝斯塔逃离古巴，把舞台留给了卡斯特罗和他的游击队们，古巴逐渐从美国的附庸变成美国的眼中钉肉中刺的敌人，也成了格林最喜欢的国家之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格林多次去古巴，起先是为《哈瓦纳特派员》的电影做研究，挑外景，后来是为各种报纸做采访。他写了许多支持古巴的文章，被卡斯特罗视为知己，是他们的座上贵宾，得到的是国家元首级的待遇，不仅可以任意旅行，还有一架军用飞机可供他使用。一九六七年，格林受《星期日电讯报》之约再次去古巴，格林在那里的最后一个晚上，英国大使为他准备了道别的晚宴，但是宴会还没有开始，卡斯特罗派人来接格林，格林与卡斯特罗进行了三个小时的会谈，大使非常嫉妒，因为他总共还没有与卡斯特罗说过两句话。
       格林，瑞德和剧组于一九五九年三月正式去哈瓦那拍摄此片，哈瓦那与格林书中所描写的已经很不一样了，赌场和夜总会都关了门，脱衣舞也早就被取缔，许多脱衣舞女都被关进了监狱。新政府对剧本中的有些细节不喜欢，例如瑟古拉大队长的大胡子形象（因为大胡子是革命者游击队员的专利），所以，他们提出了三十九处需要改动的地方，还派了一个监察员随处跟着他们。所以，电影拍摄得并不很顺利。然而这一切都没有打消格林对于古巴的热爱和激情。
       （五）《哈瓦那特派员》的言外之意？
       虽然格林向来不畏权贵，他书中触犯嘲笑各类权威的并不少见，但是传记作家文学史家们还是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哈瓦那特派员》如此嘲弄英国官方的情报机构，MI6难道就如此宰相肚里好撑船？他们为什么会放过格林一码，没有去找他的麻烦？
       有人解释说，虽然格林早于一九四四年就正式从MI6辞职出来，但是他与MI6的关系一直就没有中断过，在他无数次去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冒险旅行中，英国情报局或是外交部都与他联系过，请他收集情报。格林去哈瓦那写这本书，编电影剧本，拍电影，每次动身之前，总是要与MI6或外交部的人见面。回来后，会向他们汇报他所观察到的一切，古巴人的所思所想。所以，格林向来是MI6很有价值的一位自己人。
       还有人的解释更玄，他们认为格林在书中嘲笑旧雇主，更是在借此书向苏联和卡斯特罗刚刚掌权的古巴在放风筝发射信号，他在表明他的立场，他在暗示他们：如果他们需要他替他们说话，他会挺身而出。特别是书中伍尔摩捏造的导弹基地，格林是在向苏联透露英国向革命前的古巴政府出售导弹这一珍贵情报。也许正是格林这本书给了苏联灵感，才导致一九六三年的美苏之间冷战最紧张的一次较量：古巴导弹危机。持此观点的人又说，一九六九年，在德国汉堡的一次演讲中，格林谈到“背叛的美德”，他重申了英国作家E·M· 福斯特（E. M. Forster）所说的名言：“如果要我在背叛我的国家和背叛我的朋友之间做选择，我希望我有胆量选择背叛我的国家。”所以，也许格林如同他的好友费尔比一样，也是位“双料”甚至是“三料”的间谍。
       格林是最为秘密的一位作家，他极少接受别人采访，他对自己的隐私守口如瓶，一般人总是以为他的隐秘主要是为了保护他所爱过的人，但是依据有些传记作家的猜测，他更大的隐私是他与各国情报局的关系，作为间谍的格林，有没有停止过他的活动，他究竟又有过几家主人？从他的日记书信中，人们不难看到他和情人们的关系，但是，他的间谍身份和活动，竟然是在他的日记书信中也很少提到的，难道连对他自己，他都得保密？
       在我看来，无论格林是否曾经是位多料间谍，他第一重要的身份，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所以，对于他的其他面目，无法捕风捉影也罢，我们也许就不该从这本幽默好玩的书中读出任何其他信息。如同格林副标题所写，这是一本“娱乐小说”，读者觉得自己确实是读了一个好故事，被娱乐了，这就足够了！
       2005-11-8于约翰内斯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