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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 文冤阁大学士
       文/ 哈瑞·G·法兰克福
       哈瑞·G·法兰克福是美国当代著名道德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荣退哲学教授。代表作有《爱的理由》、《必要性、意志力与爱情》和《我们在乎的那些东西的重要性》。
       作者题语：诚挚地献给琼
       我们的文化，其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充斥着“牛屎”(注：译注：原文bullshit，字面义为“公牛的屎”，今多用其“胡说；废话；大话”的引申义（见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第2版，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本文词源考据均本此书）。)。这人人都晓得。我们每一位同时也在对此做出贡献。但我们往往觉得局面就该如此。大多数人对他们识别“牛屎”以及免受其害的能力颇有信心。于是，这一现象就未受到许多人关注，也没引起许多人深究。
       结果，我们对以下问题都没有清晰的认知：何为“牛屎”？它为什么会这么多？它起到什么作用？我们也缺乏一种认真深化的理解，不知它对我们到底有何意义。换言之，这方面，我们毫无理论可依。我在此要作一番探讨，从理论上认知“牛屎”，而我采用的主要方法就是作一番尝试性、探索性的哲学分析。我将不考虑“牛屎”一词的修辞用法或错误用法。我的目的仅仅只是就“何为‘牛屎’？”和“它和非‘牛屎’有何区别？”给出粗略的描述——或者，（换种稍有不同的讲法，）要尽量简明扼要地理清它的概念结构。
       凡有论调，自称能列出在逻辑上对构成“牛屎”既必要又充分的条件，它们都注定多多少少有专断之嫌。一方面，“牛屎”一词人们用得很宽泛活络——简直就是一个百搭的贬义词，没有确定的字面意义。再则该现象本身包罗万象而形迹飘忽，要果断明晰地分析其概念，都难免胶柱鼓瑟。不过，说几句于事有补的话，尚有可能，哪怕没法定论。毕竟，关于“牛屎”最基本、最初步的问题，目前非但没有得到回答，甚至还没提出呢。
       据我觉察，迄今少有关于此课题的研究。我没具体调阅过相关文献，一部分原因是不知从何下手。诚然，有一处绝对可看——《牛津英语词典》（注：译注：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下略作《牛典》。）。《牛典》补编卷中有一词条，就是“牛屎”。此外，还有很多条目，载录“公牛”（译注：原文bull。）一词用作贬义的例证，还包括相关术语若干。我将在后文适当处论及其中一些条目。我未曾参考非英语类的词典，因为我不知道在其他语言中对应“牛屎”或“公牛”的词是什么。另有一处值得借鉴的学术资源，就是《鬼话风行》（原注：The Prevalence of Humbug，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一集中麦克斯·布莱克（译注：Max Black，1909-1988，美籍英裔哲学家，治分析哲学、语义学。）所著的同名论文。我不知道“鬼话”（译注：原文humbug词源不明。）和“牛屎”究竟在词义上有多近。当然，这两个词不能完全随意换用；很明显，它们各有各的用法。但它们间的区别，总体看来，更多在于谈吐文雅方面的考虑和其他某些修辞学的变量，而不是在意义的纯文字模式上。后者才是我最关注的。说“鬼话”比说“牛屎”更礼貌，语势也更弱。但为讨论方便起见，我且假设两词间再无其他重大区别了。
       布莱克举例列出一连串“鬼话”的同义词，包括“胡言乱语”、“噱头”、“扯蛋”、“瞎七搭八”、“空头支票”、“冒名顶替”和“招摇撞骗”（译注：这些词的原文分别是balderdash（词源不明）、claptrap（词源上与“博得掌声”有关）、hokum（是hocus-pocus和bunkum的缩合形势，前者可能是魔术师表演时的拉丁文用语，后者为buncombe的变体）、drivel（词源上可能与古斯堪的那维亚语的“draf [麦芽渣]”有关）、buncombe（Bumcombe为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一县名，因历史上某位代表该县的国会议员公开议政时好顾左右而言他，遂衍出此义）、imposture（词源上来自拉丁语imponere一字，意为“穿上”）和quackery（词源上来自荷兰语kwakzalver一字，意为“江湖郎中”）。）。列出这些稀奇古怪的对等词，实在派不上很大用场。不过，布莱克针对“鬼话”问题，更直接地规定了它的本质，并给出定义如下：
       鬼话：（尤指通过伪装性的言语或行动）对自己思想、感受或态度给出的欺骗性错误反映，尚未构成撒谎。（原注：该书第143页。）
       也可以给出一种类似的归纳，作为对“牛屎”基本特性的阐释。我将在此评价布莱克定义中的各项要素，由此开展对这些特性的独立描述。
       “欺骗性错误反映”：这听起来很累赘。无疑，布莱克心里会想，“鬼话”肯定是编出来骗人的，这种错误反映绝非无意为之。换言之，这是故意的错误反映。那么，作为概念上的必然结果，欺骗的意图就成了“鬼话”中必不可少的一项特征。于是，是否具有“鬼话”属性就部分取决于行为者的心理状态了。这一属性也因此不可能和只依附于说“鬼话”这一发声动作的其他属性——固有的也好，相应产生的也罢——一样。这方面，“鬼话”的属性和“谎言”的属性相似。后者既不同于虚假性，也不同于撒谎者所作陈述的任何其他属性，而是要求撒谎者以某种心理状态作出陈述——即，带有欺骗的意图。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是否有某些属于“鬼话”或撒谎的本质特征，它们并不取决于说“鬼话”者或撒谎者的意图和信念？或者，相反地，是否有可能让任何发声动作都成为“鬼话”或谎言的载体？在对撒谎的一些描述中，除非完成一项假陈述，否则就没有谎言存在。在其他描述中，哪怕一个人作出的陈述是真的，而只要他自己认为那是假的，而且还意欲以此行骗，那么他照样可能在撒谎。“鬼话”和“牛屎”呢？如发声者心理状态正常，那是否任何发声动作都有资质成为“鬼话”或“牛屎”呢？或者说，是否发声动作必须自身具备某些特性才行？
       “尚未构成撒谎”：说“鬼话”“尚未构成撒谎”，那也就包含了一层意思，即它具备了谎言的一些突出特性，而同时却不具备另一些。但这不是全部意思所在。毕竟，语言的每一次运用，毫无例外，都具备一些（但并非全部）谎言的显著特性——别的都没有，那至少也有一个特征，即它是语言的一次运用。不过，把语言的每一次运用都看作“尚未构成撒谎”就肯定不对了。布莱克这段话引出了“连续统”（译注：数学上称实数集，即直线上点的集合，为“连续统”。数学史上，“集合论”之父、德国近代数学家Georg Cantor提出的“连续统假设”在1900年巴黎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被同事David Hilbert置于“留待20世纪解决的23道数学难题”之首位。）这个概念，在这个“连续统”中，“撒谎”占居了某个段，而“鬼话”遭排挤，被放置在更前面的那些点上。人们得先遇到“鬼话”才能遇到“撒谎”，这该是个什么样子的“连续统”呀？“撒谎”和“鬼话”都是“错误反映”的模式。然而，乍一看，并不能清楚认识到这两种类型的“错误反映”区别可能只在于程度不同而已。
       “尤指通过伪装性的言语或行动”：这里有两点须要注意。第一，布莱克不仅把“鬼话”明确为一类话语，更明确为一类行为；它可以由语言或行动来完成。第二，他使用了限定词“尤其”，表示布莱克并未将伪装性视为“鬼话”本质的或绝不可缺的特性。毋庸置疑，很多“鬼话”都有伪装性。而且，就“牛屎”来说，“伪装性牛屎”几乎成了陈词俗调。可我还是愿意认为“牛屎”有伪装性，那是因为伪装性是它的动机，而非组成它本质的一项要素。一个人的行为具有伪装性，在我看来，并不能成为将他的发声动作变为一坨“牛屎”的必要条件。诚然，这常常能解释他为何要做那个发声动作。然而，并不可因此就设定“牛屎”总归会也必然会将伪装性当作它的动机。
       “对自己思想、感受或态度给出的……错误反映”：这一条说的是说“鬼话”者本质上是在错误反映自己，此处便引出几个中心问题来了。首先，只要一个人故意错误反映任何事物，他势必会错误反映自己的心理状态。当然，一个人也有可能仅限于错误反映自己的心理状态——例如，没有某种欲望或感受，却可以伪装着有。但是，假设有一个人，或者撒谎，或者通过别的方法，错误反映了别的什么。然后，他必定要错误反映至少两件事。他要错误反映他谈论的一切——即，构成他话语的主题或所指对象的事态——在此过程中，他无法避免也错误反映自己的心理。如此，有人要是对自己口袋里放了多少钱撒谎，他就给出了对口袋中钱款数额的描述，同时传达出一个信息，那就是他相信这个描述。如果谎言能扯圆了，那么上当者就被骗了两次，先是对撒谎者口袋中的东西有了错觉，再是对撒谎者内心中的想法有了错觉。
       而布莱克不大可能希望每一例“鬼话”的所指对象都是说话者的心理状态。毕竟，没有特殊理由规定“鬼话”不能关于其他事物。布莱克或许意思是说编造“鬼话”首先不是为了让听众对可能成为话题的事态产生错觉，其首要意图是让他们对说话者的当下心理活动产生错觉。只要是“牛屎”，那么主要其目的和意义就是要制造这种印象。
       依循这几条线索理解了布莱克，就能得出一种假设，来解释他为何将“鬼话”的特性描述成“尚未构成撒谎”。如果我向你撒谎说我有多少钱，那么我并未就我的想法做出明确断言。因此，人们可以颇有道理地坚持认为，尽管我撒谎时肯定错误反映了我心中所想，但这种错误反映——和对我口袋中所藏之物的错误反映不同——严格说来，根本不是谎言。因我并未直接做出任何关于我心中所想的陈述。而我确认的陈述——例如，“我口袋里有二十块钱”——也不意味着有其他任何会将某一想法归于我的陈述。另一方面，在我确认的过程中，我为你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基础，由此你可对我的想法做出某些判断。特别应注意到，我为你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基础，由此你便设想我相信我口袋里有二十块钱。而这一设想依据我们的假定是错的，所以我在撒谎过程中会在我心中所想这个问题上呈现欺骗你的趋势，尽管我并未在这个问题上撒过谎。如此看来，认为我在以一种“尚未构成撒谎”的方式在错误反映自己的想法，也非牵强，并不过分。
       很容易就能想象出类似的场景，确证布莱克对“鬼话”的描述无误。拿一位7月4日国庆节上的演讲者做例子吧。他滔滔不绝地讲“创建我们伟大神圣祖国的元勋们，在主的指引下，为全人类定下了新起点”。这当然是“鬼话”。正如布莱克所描述的，演讲者并未在撒谎。除非他自知虚假，仍意图向听众传播他关于“我们祖国是否伟大”、“是否神圣”、“元勋们是否受主指引”、“他们所作所为是否的确为全人类定下了新起点”等问题的想法，否则他就不是在撒谎。但是，演讲者其实完全不在乎听众如何看待“元勋们”或者“神明对我国历史进程的作用”等等。至少，他的兴趣并不在于人们如何看待这些鼓舞着他来做演讲的内容上。
       很显然，国庆演讲根本上沦为“鬼话”，并非说话者自认为所言虚妄。相反，正如布莱克所描述的，演讲者意欲通过这些陈述来传递关于他自己的印象。他并没有在美国历史方面欺骗任何人。他在乎的是人们会怎么看待他。他要大家觉得：他是爱国者，是对邦国起源与民族大任有着深思深情的人，他认识到宗教的重要性，敏锐察觉到我国历史伟大之处，他对这段历史的自豪在主的面前又融合了谦卑恭谨，等等等等。
       于是，布莱克关于“鬼话”的描述显得很能和某些范式相契合。然而，我不相信这描述能充分准确地把握“牛屎”的本质特性。论起“牛屎”，和他论“鬼话”一样，有两点是对的：一是“尚未构成撒谎”，二是拉“牛屎”者在以某一方式错误反映自己。但是，布莱克对这两个特征的描述显而易见没切中要害。下面，我将通过考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生平材料来尝试着对“牛屎”的中心特性作一次初步但目的更明确的理解。
       维特根斯坦说过，下面这段朗费罗的韵诗可作他的座右铭（原注：Norman Malcolm在《杂忆维特根斯坦》（R. Rhees编，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的引言中报道了此事，载于第xiii页。）：
       曩昔治工艺
       匠人精且诚
       须臾毫微际
       俯仰神自明
       这几行诗意思很明白。在很久以前，工匠们不贪图省力。他们工作认真，考虑到作品的方方面面。作品每一部分都照顾到，而且各个部分都按照应有规格设计制作。即便在作品不为常人察知的特征上，他们也一丝不苟。尽管这些特征上如有疏漏，没人会注意到，可工匠们就会受良心责备。所以，绝没有蒙混过关。或者，也可说，没有“牛屎”。
       以某种方式把漫不经心制作的次品比作“牛屎”，也很合宜。可该是哪种方式呢？是否在于下列相似性呢：“牛屎”必然是漫不经心、自说自话地制造出来的；它从没有精加工过；在制作过程中，从没有朗费罗提到的那种精思巧虑？拉“牛屎”者在天性上就是没心没肺的呆瓜吗？他的产出品必定是一团烂糟或者粗鄙简陋的吗？诚然，“屎”这个字意味着这些。排泄物是根本没有经过设计或加工的；就是被拉出来，倒掉。可能多多少少有那么一团形状，也可能没有，但在任何情况下都沾不到“精且诚”的边际。
       说到“精”得很“诚”的牛屎，这个概念还蕴含着某种气质。要将细节照顾周到，就得遵法度，重客观，需要接受各种标准和限制，来禁止冲动与妄想。这样无私无我的精神，和“牛屎”一联系上，我们会觉得格格不入。事实上，这并非绝不可能。在广告界、公关界，以及如今与此二者关涉颇深的政界里，充斥着分量十足的“牛屎”，这几个圈子可算对“牛屎”概念给出了最权威、最经典的范例。这些领域里，有手法圆熟老道的匠人，他们——在高级复杂的市场研究技术、民意调查、心理测试等等的辅助下——不知疲倦地致力于把每个由他们制造出来的字词和意象搞得恰到好处。
       关于这个，还有别的可讲讲呢。不管拉“牛屎”者如何勤奋认真，他也明显想在摆脱什么。他干起活而来，一如蹩脚工匠，有某种懒散情绪，在抵制或逃避公允森严的法度。这种懒散状态实不可与单纯的马虎或粗心等量齐观。在适当时候，我会试着更准确地判定这种状态的位置。
       维特根斯坦一生把大部分哲学功夫花在辨识并抵抗其所谓的“慢性破坏性废话”。他在生活中也很较真儿。1930年代于剑桥结识维特根斯坦的菲妮雅·帕斯卡说过他一则轶事，很能说明问题：
       我摘除了扁桃体，在逸福灵疗养院呆得很难过。维特根斯坦来探病。我哽咽道：“我觉得自己像被车轮子碾过的狗。”他听了就很厌恶：“你不会知道狗被车轮子碾过是什么感觉的。”（原注：Fania Pascal《维特根斯坦：私人追忆》（R. Rhees编《杂忆维特根斯坦》第28-29页）。）
       时至今日，谁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居然有人会对帕斯卡自称说过的这些话有如此强烈的抗议，实在奇怪，甚至可疑。她对自己当时的感觉——和“病重得像条狗”这个平常的习语非常近似，并无罪过可言——完全不会激起像“厌恶”这么强烈或激动的情绪反应来。如果帕斯卡这明喻用得无礼，那么语言中还有什么打比方、设典故的用法会不无礼呢？
       所以，或许事情并不如帕斯卡所讲的那样。或许维特根斯坦就是想开个小玩笑，结果走火了。他就是想假装训一训帕斯卡，从夸张中找点乐子。结果帕斯卡误会了他的语气和意图。她以为自己的话让维特根斯坦厌恶了，而其实他就是想让她高兴起来，故意顽皮地咬文嚼字，或者说是寻开心。这样看来，这事也不难置信，并非怪诞。
       但是，既然帕斯卡没能看出维特根斯坦在打哈哈，那他一本正经的可能性就不可排除。她对他有了解，她知道他可能会说什么；她知道他要她产生什么样的感觉。她对他那句话的理解，或者说是错误理解，与她对他为人处世的印象很可能并不完全相悖。我们颇可以假设，即便她对该事件的陈述未必严格表达了维特根斯坦的真实意图，但这足以说明她对维特根斯坦的看法使得她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为便于此处讨论，我且承认帕斯卡报道如实，假设在打比方、设典故的语言用法上，她描述的维特根斯坦的确荒唐可笑。
       那么，在她报道中，是什么让维特根斯坦这么反感呢？我们且假定他说得对：帕斯卡真的不知道狗被车轮子碾过是什么感觉。而就算她说她真是这么感觉的，她也明显没撒谎。要是她嘴上这么说而实际感觉人很舒服，那才是撒谎。不管她对狗的生活了解多少，帕斯卡很清楚，狗被车轮碾过，绝对好受不了。所以，要是她事实上觉得蛮舒服的，却断言自己像被车轮碾过的狗，那便是谎言了。
       帕斯卡版的维特根斯坦责备她，并不是因为她撒谎了，而是因为她作了另一种错误反映。她把自己的感受形容成“像被车轮子碾过的狗”。然而，她并不知道这个词组指代的感觉究竟是怎样的。当然，这个词组对她而言，远不是废话：她不是在说胡话。她话中有我们明白易懂的内涵，这内涵她也理解。此外，她对这个词组指代的感觉也略有所知：她知道至少这是一种无人企望、不堪享受的感觉，是一种坏感觉。问题是，她如此陈述，传达出的意思就不单单是她感觉不好这一点了。她对自己感觉的形容太细化了：具体得过分了。已经不是一般的坏感觉，而是，根据她的描述，狗被车轮碾过时体会到的那种特别感觉。帕斯卡故事中的维特根斯坦，从其反应来判断，觉得这是“牛屎”。
       现在假定维特根斯坦真觉得帕斯卡对自己感受的形容是一坨“牛屎”，那么为什么他会这么想呢？我认为，这是因为他察觉到帕斯卡所说的——这里且粗略讲来——并不能联系上对真相的关注。她的陈述与描述现实这一事业无关。她甚至不认为自己知道狗被车轮碾过后感觉如何，只有些隐隐约约的想法。于是，她对自己感觉的描述就完全是凭空生造的了。她要么是杜撰，要么是从人家那里听来的，于是自己漫不经心地重复了，毫不在乎实际情况如何。
       维特根斯坦批评的正是她这“漫不经心”。让他厌恶的是帕斯卡根本不在乎自己的陈述是对是错。当然，她那么说，极有可能是想往话语中添些情趣，或者是要表现得活泼幽默，结果弄巧成拙。无疑，维特根斯坦的反应——在她想来——荒唐得让人受不了。哪怕真是这样，我们也很清楚他是怎么反应的。他有如此反应，仿佛他察觉到她谈起自己的感觉来随随便便，对相关事实毫不理会。她的陈述并不“精且诚”。她压根没花功夫去考虑陈述的准确性。
       让维特根斯坦不悦的原因显然不是帕斯卡描述自己感觉时犯了个错误。甚至不是因为她犯了个无心为之的错误。她的懒散，或者说，是她的不仔细，并不在于她一心想把情况正确地表述出来，而因为某个疏忽或片刻间的闪失，她把一个讹误放进了话语之中。真正的症结是，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帕斯卡对某种事态做出了描述，而在努力准确描述现实的过程中必会遭遇到的那些限制，她却没有遵从。她的错不在于她没能把情况正确地表述出来，而在于她根本没有试着去这样做。
       这对维特根斯坦很要紧，因为，不管能否找到理据，他都把她说的话很当回事，当成一种能对她真实感受提供有效信息的描述。他认为，她在从事一种活动，对这活动而言，真和假的区别至关重要，而他同时认为，她对自己所言是真是假，并无兴趣。就此意义而言，帕斯卡的陈述不能联系上对真相的关注：她不关注自己所言的“真值”。所以，她不能被看作是撒谎，因为她不认为自己知道真相，故而她也没法故意散播一种自以为假的主张：她的陈述既不基于对真的信念，却又和谎言不同，也不基于对假的信念。无法联系上对真相的关注——对实际情况的漠视——在我看来，正是“牛屎”一部分本质所在。
       现在，我来（有所择取地）考察《牛典》内某些有助于明确“牛屎”本质的条目。《牛典》把“公牛会”（译注：原文bull session。）定义为“尤其在一群男性间展开的非正式交谈或讨论”。作定义，这话恐怕有误。一者，该词典显然假设“公牛”一词在词组“公牛会”中主要指示性别。但即便“公牛会”的参与者普遍或主要是男性，断言“公牛会”本质上和“男性间展开的非正式讨论”无异，则与断言“母鸡会”（译注：原文hen session。）就是“女性间展开的非正式讨论”一样不着边际。参加“母鸡会”的都是女性，这八成是真的。然而，与此相比，特指这类“女性间展开的非正式讨论”时，“母鸡会”这一词组传达的意思要更具体。构成“公牛会”的这类“男性间展开的非正式讨论”，在我看来，有些特别之处：讨论可能是气氛热烈，意义重大的，但它在某一方面却是“不当真”的。
       “公牛会”的典型议题都是生活中偏私密、带情感的那些方面——例如，宗教、政治或性事。人们都怕听者有意，普遍不愿开诚布公地谈论这些话题。在“公牛会”上，参与者常会说出各种想法，表明各种态度，听听自己讲这些话题是什么感觉，也看看别人有何反应，而同时，没有人会觉得他们所云是真：大家都懂的，在“公牛会”上，人们的陈述并不能显露出他们真的想法或真的感受。主要目的在于实现高度坦诚，寻找实验性或冒险性的方法来切入讨论的主题。于是，就立下规矩，允许夸夸其谈，这样人们才有胆量表达心头所思所想，而不必担忧他们要对说过的话负责。
       换言之，每位“公牛会”上的发言人都要倚赖这一共识：他这么表达，或者这么说，但未必他就是这意思，未必他觉得这是真的。交谈的目的不是交流想法。因此，通常认为人们所说和所想之间有联系的假设在这里就消除了。而“公牛会”上的陈述和“牛屎”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并未假装维持着这种联系。这些陈述和“牛屎”很像，原因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不受制于对真相的关注。“公牛会”和“牛屎”的相似也体现在“射公牛”一语中，它指的是“公牛会”上特有的交谈，而“射”极像是“屎”被净化后的变形。甚至，“公牛会”一语也很可能是“牛屎会”的洁版。
       类似的主题可在英国英语中“公牛”的用法里找到。根据《牛典》，该词可指“不必要的例行任务或仪式；过分严格的纪律或对外观、礼节等的过度重视；文牍主义”。该词典为这一用法提供了以下例证：
       连队…对兵站里飞舞着的“公牛”感到很怒（I·葛礼德《奋起征服》vi，51，1942年）；他们当我们的卫士，我们列队行进时向右看齐，就是这样的“公牛”（A·白戎《人类》xxiv，178，1953年）；一名议员生活中的苦辛与“公牛”（《经济学人》2月8日，470/471，1958年）
       这里的“公牛”一词明显指那些消极无功的工作任务，它们为某项事业所需要，却与其主要意图或正当目的都没太大关系。“过分严格的纪律或对外观、礼节等的过度重视”和“文牍主义”并不对军政部门存在的“实际”目的有什么真正的贡献，尽管它们都是那些号称“鞠躬尽瘁”的机构或雇员强加于人的。于是，那些构成“公牛”的“不必要的例行任务或仪式”也就和遭它们粗暴干预的活动的合法动机断绝了联系，一如人们在“公牛会”上所讲的一切与他们的固有想法，或“牛屎”与对于真相的关注一样，都断绝了联系。
       “公牛”一词还有种更广泛通俗的用法，可算是不太粗俗的“牛屎”对等词。在有“公牛”相关用法的条目中，《牛典》用下面的话来描述：“琐碎、不真诚或缺乏真实内容的言谈或书写；废话”。可“公牛”并不是非要表现得语焉无用，或无足轻重。所以，“废话”和“琐碎”，即便模棱两可，还是走错了路子。“不真诚或缺乏真实内容”更有针对性，但需要再鲜明些。（原注：或许可以注意到：“不真诚”被视为基本条件之一，写入了释义中，就意味着没有“漫不经心”的“公牛”，因为不大可能“漫不经心”地“不真诚”。）这则条目提供了下面两条例证：
       1914年《方言笔记》IV，162：公牛，即不对题的言谈；“臭屁烘烘”。
       1932年《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2月8日，933/3：“公牛”为俚语，即“空城计”、“虚张声势”、“臭屁烘烘”（译注：这些词的原文分别是bluff（词源上来自荷兰语bluffen一字，意为“吹嘘”）、bravado（词源上来自意大利语bravo一字，意为“勇敢”）和hot air。）和部队里所谓“军中戏言”的总称。
       “不对题”讲得还算合适，但在范围上太宽，也太模糊。它包纳了“偏题”和无心的“打叉”，这些总算不得“牛屎”吧。而且，说“牛屎”“不对题”，却也还是没能搞清这“题”是什么。两则释义中提到了“臭屁烘烘”，对我们倒是更有帮助呢。
       我们说“臭屁烘烘”，意思就是从讲话者口中出来的别无其他，只是气。他的话空空如也，没有实质内容。因此，他运用了语言，却无法对运用语言所要达成的目的做出贡献。只知道这位讲话者呼出了气，再传达不出其他信息了。“臭屁烘烘”和“排泄物”碰巧有相似处，这让前者看上去尤其适合作“牛屎”的对等词。“臭屁烘烘”是被掏空所有信息性内容的话语，而“排泄物”则是所有养料均被吸收去的物质。“排泄物”可看作营养的尸体，食物中的维持生命力的元素都耗尽了，剩下的就是它。这样看来，“排泄物”表现了我们在维持生命过程中制造而且也是不得不制造的死亡。或许，我们这么排斥“排泄物”，就是为了和真的死亡更亲切些。不管怎么说，它完不成维持生命的目的，正如“臭屁烘烘”完不成交流的目的。
       现在来看庞德《诗章》（译注：Canto是美国现代派诗人Ezra Pound（1885-1972）的代表作之一。）第74篇，《牛典》引了其中一句，作“牛屎”当及物动词用的例证：
       嗨，漏风嘴，《圣经》写啥？
       《圣经》里有记几则来书几扎？
       一一说上来，可别牛屎我。（原注：诗行上下文是：“阿尔比教派，一个历史问题，/撒拉密斯的舰队花了政府借给造船商的钱/默以时兮言以时。/别在国内想着提高生活标准/海外呆着好增加放贷人的收益，/列宁同志如是说，/枪炮买卖导致更多的枪炮买卖/他们没有扰乱枪炮市场/饱和的局面没有/发生在比萨，励精图治第23年了，斜塔在望/昨天惕迩被绞死了/因为犯了谋杀、强奸诸般罪孽，喀尔奇/还有神话学都认为他是宙斯幻化的雄羯或别的神兽/嗨，漏风嘴，《圣经》写啥？/《圣经》里有记几则来书几扎？/一一说上来，可别牛屎我。”）
       这是在求索事实。被问的人显然是自夸过懂得《圣经》的，或曾表示很喜欢此书。说话者怀疑这话假大空，便要求用事实来证明。他不肯接受结论报告，坚持要眼见为真。换言之，他挑战唱“空城计”的人。“牛屎”和“空城计”的联系在与庞德这三行诗相关的词典定义中得到了明确肯定：
       作为及物和不及物动词，（对某人）说废话；……或，通过说废话，用“空城计”（在某事上）蒙混过关。
       看上去“牛屎”确实包含了一种“空城计”。比起“撒谎”来，它更接近“空城计”。但是，离一者近，另一者远，但究其本质，这又暗示着什么呢？“空城计”和“撒谎”在这里有何事关紧要的区别呢？
       “撒谎”和唱“空城计”都是错误反映或欺骗的模式。关于谎言特质，最中心的概念是虚假性：撒谎者本质上是故意散播虚假信息的人。“空城计”，同样，也是专门传播假事的。和一般的“撒谎”不同，“空城计”更侧重伪造而非虚假。这就解释了它为何接近“牛屎”。“牛屎”的本质不在假，而在伪。为了理解这一差别，必须认识到赝品未必在任何方面（除了货真价实这一点之外）逊于真品。已经伪了，就无需再显出劣。伪造品的错，不在于它像什么，而在于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这就引出了“牛屎”本质与此类似的重要一面：尽管制造时不关注真相，但它未必是假的。拉“牛屎”者在伪造。但这不表示他一定会弄错。
       在艾瑞克·安步乐（译注：Eric Ambler，1909-1998，英国小说家，善写间谍、犯罪故事。）的长篇小说《荤段子》中，有个叫阿瑟·阿布戴尔·辛普森的人物回忆儿时受父亲教育：
       父亲被杀时，我才7岁。但我对他的记忆很清楚，还有他常说的一些话。……他最先教我的一桩事情就是：“要是你能用‘牛屎’蒙混过关，就千万不要撒谎。”（原注：E·安步乐《荤段子》（1967），I. iii. 25. 这条引文也收在《牛典》录有庞德那段诗的同一词条内。“牛屎”和“空城计”的亲近关系，在我看来，颇有余音回绕在这两个短语的相似结构中：“用‘牛屎’蒙混过关”和“用‘空城计’蒙混过关”。）
       这说明在“撒谎”和“牛屎”间不仅有重要区别，而且后者较前者可取。老辛普森肯定不觉得“牛屎”在道德上优于“撒谎”。他也不会以为，为达成目的，若两者都可用，则“撒谎”效果不如“牛屎”。毕竟，编造精良的谎言可能轻松成事。或许，辛普森认为，用“牛屎”过关比“撒谎”来得容易。或者，他可能要表达，尽管被人识破的风险大小均等，可一旦识破，拉“牛屎”者遭遇的后果通常比撒谎者轻。其实，人们对“牛屎”的宽容大于谎言，许是因为我们不大会把前者当作人身侮辱。我们会力图和“牛屎”保持距离，背过脸去，不耐烦或稍显愠怒地耸耸肩，很少有谎言激起的那种遭侵犯或受欺凌之感。为什么我们对“牛屎”的态度较之对“撒谎”来得更温和呢？这是个重要的问题，我就留给读者们当课后习题做吧。
       能说明问题的比较不是在“撒谎”和拉出某坨特定的“牛屎”间展开的。老辛普森把“用‘牛屎’蒙混过关”认定为撒谎的替代性选择。这不仅包含了一坨“牛屎”的制造，也包含了一个随机应变制造“牛屎”的程序。这或许是博得他偏爱的关键。撒谎是有明确焦点的行动，要把某一虚假信息插入一组或一群观念中的特定位置，以避免该位置被真相占据后引起的后果。这就需要些工夫了，说谎言的人须接受其自奉的“真相”带来的种种客观束缚。撒谎者无可逃避地关注“真值”。为了编造一则谎言，他必须认为自己知道真相。为了编造一则有效的谎言，他必须遵照该真相来设计虚假信息。
       另一方面，用“牛屎”蒙混过关者的自由度就大多了。他的焦点不限于一隅，而是放诸四海。他不自困于将某一虚假信息插入特定位置上，也由此不受缚于包围或穿越该位置的种种真相。只要有要求，他甚至乐意来伪造语境。当然，躲过了撒谎者难逃的那些束缚，未必代表他的任务比撒谎者简单。但比起撒谎时调动的创造模式来，“牛屎”所依赖的则不那么条分缕析，缜密精微，而是更宏大，更独立，多的是游刃有余的机会来即兴挥洒，加油添醋，无中生有。其中“艺”的分量大于“工”。所以会有耳熟能详的“牛屎艺人”一词。我猜想，阿瑟·辛普森的父亲那样教子，说明比起撒谎提出的严苛要求来，这种创造模式更吸引他，他管不得什么优点或效果了。
       “牛屎”根本上错误反映的既不是相关事态，也不是说话者对事态的想法。这些是“谎言”要凭借虚假性来错误反映的。“牛屎”无须虚假，它通过错误反映达到的意图和“谎言”不同。拉“牛屎”者未必，甚至无心要在事实或他对事实的看法上欺骗我们。其实，他是试图在承担的事业上欺骗我们。他唯一不可或缺的鲜明特性，就是他在以某种方式错误反映着他在干啥。
       这是他有别于撒谎者的症结所在。他和撒谎者都虚假地反映出自己在努力传达真相。两方成功与否都取决于能不能就此骗过我们。但是，撒谎者要为自己掩藏的事实是，他在试图引领我们离开对现实的正确理解；我们并不知道他想要我们相信某桩他认为虚假的事情。另一方面，拉“牛屎”者要为自己掩藏的事实是，他没把自己陈述内容的“真值”当回事；我们并不理解的是，他的意图既不是报告真相又不是隐瞒真相。这不意味着他的话语是没头没脑的一时冲动，而是表明引导控制话语的动机与他所说的事情无关。
       除非知道真相，否则没法说谎。制造“牛屎”则不要确认什么。撒谎的人对真相做出反应，在此意义上讲，他对真相是满怀敬意的。诚实的人只说自认为真的话；对撒谎者而言，他则须得认为自己的陈述是虚假的。然而，对拉“牛屎”者而言，就不明朗了：他不在真的一边，也不在假的一面。与诚实的人和撒谎者不同，他的眼光没投注在事实上，除非他所说的有助于敷衍了事。他不在乎自己说的是否正确描述了真相。他只是挑出这些，说出这些，以满足目的。
       圣奥古斯丁（译注：St. Augustine of Hippo，354-430，神学家，拉丁教父的主要代表，对基督教发展影响深远。）在《撒谎》一文中，根据撒谎时的意图或理由，分谎言为八类。其中七类谎是为达目的不得不说的，与完全为了创造虚假观念的那一类不同。换言之，并非是它们的虚假性吸引来撒谎者的。因为撒这几类谎据信是为达目标不得已的，不是为欺骗而欺骗，圣奥古斯丁就将它们视为不情不愿之谎：不是要撒谎，而是要达成目标。故，在他看来，此类谎不实，撒此类谎者非最严格意义上的撒谎者。只在剩余那类中有他认定的“徒为撒谎欺骗之愉悦而撒之谎，亦即实谎” （原注：《撒谎》收录于R. J. Deferrari编《天主教神甫》一刊（纽约：美国天主教大学出版社[原作“天主教神甫”，译者查考书目后改如是]，1952）第16卷中《杂论》第109页。圣奥古斯丁认为说这一类谎比起说其他三类所犯罪过轻，比其他四类所犯罪过重。）。撒这类谎只能作散播虚假信息的手段，别无他用。只是为了这类谎而撒这类谎——纯粹出于对欺骗的爱好：
       说谎言者与撒谎者有别。前者说谎系不得已，而撒谎者性好说谎，耽此为娱……后者以此寻欢，于虚假空妄之中自得其乐。（原注：该书第79页。）
       奥古斯丁所谓的“撒谎者”与“实谎”很罕用，很特别。每个人时不时都撒点谎，但很少有人是常常（甚至可说是“曾经”）出于对虚假或欺骗的爱好而撒谎的。
       对多数人来说，认识到一项陈述是假的，这本身就构成了一条不作这项陈述的理由，无论这理由多站不住脚，多容易推翻。对拉“牛屎”者来说，这既不构成赞成的理由，也不构成反对的理由。是有关现状的种种观念在引导着人们撒谎和说真话。无论他们要正确抑或欺诈地描述世界，这些观念都在起引导作用。由此可知，“撒谎”不会像拉“牛屎”那样让人不再胜任说真话。若沉溺于后一活动中，好作种种断言而只注意言辞得体，再无旁骛，则一个人关注现状的正常习惯会遭削弱甚至丧失。有个人撒谎，有个人说真话，两个人仿佛各在一端玩同一游戏。各自按照对事实的理解来做出反应，尽管引导其中一人反应的是真理的权威，而另一人藐视这权威，拒绝满足其提出的种种要求。拉“牛屎”者干脆忽略这些要求。他不反对真理的权威，也不把自己置于其对立面，这和撒谎者不同。他根本不注意它。由是观之，与“谎言”相较，“牛屎”乃“真理”之更大敌人。
       有心报告或隐瞒事实的人都假定存在着确定且可知的事实。他对说真话或撒谎的兴趣预示着弄对和搞错是有区别的，而且这区别偶尔也能分辨出。不再相信能把某些陈述认定为真而把另一些认定为假的人只有两种选择。第一是既不说真话，也不欺骗。也就是对事实不作任何断言。第二个选择是继续作据称能描述现状的断言，但那只能是“牛屎”了。
       为什么有这么多“牛屎”？当然，我们无法肯定今日“牛屎”多于往昔。我们现在以各种方式进行的交流比以前都多，但“牛屎”所占部分未必就增加了。我不认为“牛屎”拉出率如今更高，但在此要提出几点请大家考虑，这会有助于说明为何拉出率还是这么高。
       只要形势要求有人说些自己都不知所云的话，那么“牛屎”就不可避免。一个人要是谈论某一话题的义务或机会在范围上超出了关于这一话题所掌握的知识，“牛屎”的制造机制就会被激活。人们常不得不——或是自找，或应人求——海阔天空地谈论不甚了解的事物，上述超出引起的差距在公众生活中因而很多见。很多例子都源于我们深信民主国家的公民有责任对每件事发表意见，或至少是对攸关国运的每件事。毋庸多言，某人如自认为是认真的“道德执事”（译注：原文：moral agent，西方伦理学认为人是唯一能代道德行事者，故有此说。），有责任品评世界各处的事与情，那么他所持的意见与他对现实的认知之间，更有可能缺乏任何显著的联系。
       当代之所以“牛屎”泛滥，尚有更深根源，那就是各种形态的怀疑论：否认我们拥有可靠的途径来接近客观现实，因此否定存在有了解真实情况的可能性。“反现实主义者”的教义压低了我们对于通过无私努力来辨别真假这一做法的价值和对于“客观探究”这一概念的可知性的信心。对这部分信心缺失的一种反应就是逃避那种要献身于“正确”这一理想就必须遵从的原则，转而投奔另一种原则，而那又是只要追求一个名为“真诚”的替代性理想就必须接受的。首要求索的不再是准确反映公共世界了，个人转而努力提供对自身的诚实反映。他确信现实缺乏固有的本性，他本希望将这本性认定为事物的真相，现在只能致力于向自己的本性求真，仿佛他确定向事实求真已无意义，故须代之以向自身求真。
       但是，把我们自己设想成是确定的，因此可接受正确或不正确的描述，而同时假设将确定性归于任何事物之举已被暴露出是个错误，这也很荒谬。我们是有意识的实体，对其他事物有反应，故而存在。如对它们一无所知，就也莫谈自知了。况且，理论上，也包括经验中，没有什么能支持这一不寻常的决断：一个人最初该知道的，是关于自身的真相。关于我们自己的事实并非顽固得出奇，乃至无法被怀疑论消解掉。其实，我们的本性已经不实在到了难以捉摸的地步了——论稳固，不及其他事物的本性。若此言不谬，则“真诚”本身也是一团“牛屎”臭烘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