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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西亚·马尔克斯如今已是一位80岁的老人了，但作为一个当代最杰出的拉美作家，他的魅力依旧，番石榴依然香气四溢。特别是对于中国读者和中国文坛而言，自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马尔克斯的崇高地位历经四分之一世纪而依然不可动摇，这不仅由于其作品的巨大成就，更在于他与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进程的密切联系。在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重新建立起广泛而全面交流的30年时间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字，特别是《百年孤独》的所营造的哥伦比亚的“魔幻世界”，不知多少次与中国读者和作家们的艺术想象交相融会，以至于“许多年之后……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那个遥远的下午”(注：此引文据黄锦炎、沈国正、陈泉译本，这在中国无疑是最为流行的译本了。)，曾几乎成为中国作家和读者的文学趣味和身份认同的标识与暗语。
       马尔克斯为中国读者所广泛了解，开始于1982年10月所获的诺贝尔文学奖。不过，最初对他的翻译和介绍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末对现当代外国文学的译介热潮。在这一译介热潮中，对欧美现代派文学的译介无疑是最耀眼的部分，相对而言，亚、非、拉美等弱势民族文学译介的数量和声势要逊色的多。尽管如此，对包括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内的拉美文学的介绍已经开始启动。
       当时对马尔克斯这位来自遥远的南美小国的作家，国内还只有少数西班牙拉美文学的研究专家对其有所了解，对他的评价往往还引用外国批评家的一些言论，而直接的研究似乎还刚刚展开。1979年，陈光孚在一篇题为《拉丁美洲当代小说一瞥》的概述性文章中，以1500字的篇幅介绍了这位当代哥伦比亚“最有贡献的作家”，称其“开辟了拉美文学的又一个新的纪元”，还特别提及《百年孤独》问世后在拉美、欧洲和北美等地引起轰动的情况，并转述哥伦比亚作家奥斯卡·柯亚索斯的评价，认为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开始，拉美文坛“形成了一个所谓‘魔术现实主义’的新流派”。在公开发表的译介文字中，这可能是最早有关马尔克斯的论述了。文中还顺带提及了作者新近发表的长篇小说《家长的没落》（1975），称这部揭露拉美独裁统治者的小说虽是一部重要作品，但“远不如《百年孤独》那样成功”(注：见《外国文学动态》1979年第3期。)。因此，林旸随后发表的《哥伦比亚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及其新作<家长的没落>》（《外国文学动态》1979年第8期）一文，实际上成为国内最早就马尔克斯单个作品进行论述的研究文章,可能恰恰与该作的题材因素相关，在伤痕文学和人道主义思潮盛行的当时，一个反独裁的故事当然更容易被既有的文学语境所接受，而这一语境对接受《百年孤独》这样意蕴复杂、手法新奇的叙述(注：在早期仅有的一些对《百年孤独》的译介文字中，路易·阿尔维托·桑切斯的描述未免有点让人无从下手：“它是一部异想天开的、丰富多彩的小说，离奇与现实主义融会贯通，书中人物像世界上任何伟大作品的主人公那样栩栩如生”，见宋晓平、李保章译《当代拉丁美洲文学的蓬勃发展》，载《外国文学动态》1981年第2期。)，似乎还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
       不过，专家们的研究正在积极地展开。1979年10月，沈国正——后来上海译文出版社《百年孤独》译本的参译者之一——在“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走文学研究会”(注：该会成立大会在南京举行，后因学会经费不足，其国家一级学会资格被国家民政局注销，学术活动并入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进行。)成立大会上，做了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生平与创作情况的专题报告。三年后，在1982年8月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所宣读的论文中，赵德明的《拉丁美洲新小说初探》和丁文林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分别从拉丁美洲的文学思潮和新小说的总体演变角度，涉及了马尔克斯的创作，而孙家堃则以《<百年孤独>艺术手法分析》为题，对这部作品做了专门的分析研究。这些研究，在马尔克斯获诺贝尔奖之前，多少有些寂寥，同时也显得难能可贵。
       国内对马尔克斯作品的翻译工作，也在80年代初逐渐展开。最早的译作可能是赵德明、刘瑛等的《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咱们镇上没有小偷》等4个短篇小说，刊发于《外国文艺》1980年第3期。第二年又有中篇小说《一件事先张扬的人命案》（《外国文艺》1981年第6期）发表。截至1982年10月，还有世界文学编辑部编辑的《当代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4月版）和朱景冬、沈根发选编的《拉丁美洲名作家短篇小说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8月版）等选本中收有一些马尔克斯的短篇译文。与1982年以后的热闹情形相比，多少显得冷清。不过，随着马尔克斯获奖的呼声日增，中国翻译研究界也日渐对他投以关注的目光，对其作品的译介也在积极的酝酿之中。
       1982年10月，诺贝尔文学奖揭晓。54岁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因其“能在小说中运用丰富的想象力，把幻想和现实融为一体，勾画出一个丰富多彩的想象世界，反映拉丁美洲大陆的生活和斗争”而获奖，从而在新时期的中国引发了一场拉丁美洲文学的“爆炸”性热潮。与之前几年仅限于少数专家的兴趣相比，这股热潮则在译介、阅读、阐释等多个层面同时展开，更引发了中国文坛的强烈关注，并在中国新一代作家中获得空前热烈的反响。
       首先是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界表现得异常兴奋。《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外国文艺》、《国外文学》、《外国文学报道》、《外国文学动态》、《世界电影》等几乎所有外国文学期刊都不约而同地翻译、介绍和评述这位以西班牙语写作的哥伦比亚作家。《外国文学》1982年12期发表了中篇小说《没人给上校写信》中译。《世界文学》则推出了一个马尔克斯专辑，其中包括《百年孤独》的选译、林一安的论文《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及其代表作<百年孤独>》、何榕的题为《关于<百年孤独>》的背景说明，同时还附有一幅《布恩地亚家族家谱图》。而几乎同时，早就由《外国文艺》编辑部戴际安等人策划组织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也由上海译文出版社适时推出(注：该书出版日期标注为1982年10月。)，正好成为马尔克斯获奖之时翻译界给中国读者的最好礼物。该书收录了赵德明、刘习良等人译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蓝宝石般的眼睛》、《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等17个中短篇作品。到1984年，国内几乎同时出现了《百年孤独》的2个译本，一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由黄锦炎、沈国正、陈泉等据西班牙语版翻译的译本，另一个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由高长荣参照英、俄译本的转译本。1985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伊信翻译的《族长的没落》，这是马尔克斯1975年问世的长篇小说，而他发表于1985年的新著《霍乱时期的爱情》，到1987年就有了两个中译本：漓江出版社的徐鹤林、魏民译本（列“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蒋宗曹、姜风光译本（列“西班牙葡萄牙语文学丛书”）。同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马尔克斯与门多萨的文学谈话录《番石榴飘香》（林一安译），其实该书的内容从1984年起就陆续在《世界文学》等期刊发表。1988年，文汇出版社出版又推出了马尔克斯的报告文学《电影导演历险记》（蔺家群译）的中译。同时，对马尔克斯的介绍和研究同样是外国文学界的一个热点。在马尔克斯获奖不到两年(注：该书版权页标注1984年11月出版，但编者前言所署的时间为1984年3月。)之时，中山大学的张国培就编辑出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南开大学出版社），该书收录了1982年前后国内有关马尔克斯的译介和研究文章30多篇，其中包括作家的生平和创作谈、中外研究者对马尔克斯作品的评论、作家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思潮关系及其世界性影响的研究等等，可以说是以迄1984年初国内对于马尔克斯译介和研究的一个总结。另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80年代仅在学术期刊发表的以马尔克斯及其作品为标题的相关评述就有50多篇。
       不过，对这位公认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家的创造性特征的理解，翻译研究界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种种分歧和误解。在以“加西亚·马尔克斯及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为主题的一个专题研讨会(注：会议由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主持，1983年5月5至11日在西安举行，会议主题是“全国加西亚·马尔克斯及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讨论会”，参见《外国文学》1983年第6期署名为记者的报道。)上，专家们对马尔克斯所得出的“较为一致的意见”是，在肯定他是一位“不知满足、富于探索精神的作家”的同时，称其为“当代西方的一位成就卓著的大作家”，他的创作经历了从“直接触及社会问题的传统现实主义”到“概括地反映现实的魔幻现实主义”再回到“传统现实主义”三个阶段，而且据说其创作思想“并没有能够超越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范畴”。同样，对于魔幻现实主义的分析界定因而也显得模糊和犹豫。既强调这一创作思潮产生于并“完全真实地反映了拉丁美洲的现实”，是“传统现实主义加民间传说、神魔鬼怪的混合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体”，是“‘拉丁美洲现实主义’的同义语”；同时，又将其归结为“西方现代文学的一个分支”，是西方现代派文学在拉丁美洲这一特定环境中的综合体现。这种理解的模棱含糊，在今天看来不免有简单浅陋之嫌，却包含着颇为丰富的时代文化信息。其中有学理认识上的偏差与隔阂，也有传统文学话语的限制和挣脱这种限制的努力及其策略，更体现了西方现代派文学与本土传统文学话语的二元对立性的思维限制。
       如果说，对马尔克斯及魔幻现实主义思潮特点理解上的模糊在学术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初期的不成熟，那么，随着对马尔克斯及拉美文学认识的深入，特别是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界关于自身文学传统和变革需求讨论的进一步展开，拉美文学的魅力和马尔克斯的独创性价值就越发体现出强大的吸引力。对广大读者特别是新一代作家而言，则更体现了这种外来思潮创作的丰富和深邃，它隐含着各种多元的可能，散发着迷人的艺术魅力。
       1980年代初期的对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迷恋、模仿和借鉴，在艺术表现方式求新变异的背后，更有着一种文化现代化的普遍欲求，几乎所有有抱负的新时期作家，都存有一种使中国文学在这一代人手里“走向世界”的期待和冲动。1982年马尔克斯的获奖，再一次使他们的目光投向遥远而古老的拉美文化，使同样具有“第三世界”文化背景的新时期作家为之一振。中国的历史现实生活与拉美及其相似，都有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历，都有过贫穷和蒙昧，都有过强权政治、军阀割据和长期内乱，而两者文学的近代演变也都经历了一段从欧洲文学借鉴的历史。“所不同的是，拉美文学在经过长时间的沉寂之后，终于喊出了自己的声音。这个民族找到了自己的艺术家和自己的文学，而我们中国文学直到今天还停留在拉美文学的前期。这种对比和参照具有极大的鼓舞性和启迪作用”(注：张炜：《拉美文学》，见《艾略特之杯》第15-1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马尔克斯在西方所获得的荣誉使当代中国作家相信，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契机就在眼前，中国文学要想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仅学习西方一途是走不通的，只有借鉴西方文学的表现技巧，同时注重对自己古老民族传统文化的书写与阐扬，才可以获得世界的承认。因此，不论是译介者还是研究者，批评家还是作家，几乎众口一词地推崇马尔克斯和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家李陀盛赞那些研究和译介拉美文学的专家们的成绩，称“人们永远不会忘记，正是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关键年代里，他们曾经怎样以自己的辛勤和诚实推动了文学的进步”，呼吁文坛“重视拉美文学的发展模式”。华裔美籍学者李欧梵更是明确地把马尔克斯和昆德拉作为“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注：李欧梵：《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南美和东欧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发》，载《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2期。），从中国文学发展战略的角度出发，郑重地推荐给中国文坛。
       类似的文化处境、相似的文化心境使中国作家马上在马尔克斯身上找到某种角色认同的契机和亲和力：同样是与西方强势文化权力无缘的弱势民族文化的命运；同样是承传和心怀了一种复兴民族文化的强烈的使命感；又同样面临着既努力弘扬本土文化，最终又寄希望于西方文化认可的无奈宿命。于是，回到民族文化，寻找古老的题材，便成为一条可行之途。事实上，以汪曾祺、邓友梅、冯骥才为代表的一些作家，从新时期之初就开始对地域风俗、民间文化、传统伦理予以关注，他们的创作在传统的政治话语格局中成功地为中国新时期文学争得了一种有效的表达途径，展现了另一种美学风貌。而拉美文学的输入，在为他们呈现一个成功的异域同道的同时，也引发他们对自身的经验和表达方式的反思。寻根文学思潮正是在这一点上极大地受惠于拉美“爆炸文学”，受惠于马尔克斯的神奇想象力和糅合了本土文化与现代意识、现代技巧的表达方式。
       如果说，《百年孤独》开篇第一句话“许多年之后……”所展示的叙述手段，一时激发了人们的新奇感并产生了许多模仿者，那么，在莫言、王安忆、张炜、贾平凹、韩少功、阎连科、格非、邱华栋、范稳等一批作家那里，学习和借鉴已有了进一步的深入，他们都热烈称赞马尔克斯，在他们的创作中也都体现出受惠于拉美文学的种种元素，但他们显然更注重透过马尔克斯作品神奇魔幻的故事和新奇炫目的手法，思考其对于自己、对于中国文学现实和发展的启示意义。
       马尔克斯固然身处于拉美的独特现实，身处于这个混合了古老的印第安文化、殖民地传统文化和当代西方文化的“魔幻”的现实，但作为一个作家，他是如何看清现实，如何了解其写作和生存意义的？他又是如何获得一个全新的视角，找到一种独特的叙述语言的呢？独特的经验当然不可替代，独特的语言更需要打破所有成规、利用所有资源去发现、去整合、去创造。而中国作家如何在马尔克斯身上找到那种反省自身独特经验，进而发现自己独特表达语言的那种契机？马尔克斯的“每一次离开或者远游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不断的‘回归’，去波哥大有助于看清他的故乡阿拉卡塔卡，去墨西哥有助于了解祖国哥伦比亚，而欧洲的游历终于使他有机会重新审视整个拉丁美洲”(注：格非：《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归种子的道路》，见《卡夫卡的钟摆》第17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而这种跳出熟悉的文化空间和习常成规再加于反思和观照的方式，正是中国新一代作家曾经共同拥有的生活轨迹，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有着在传统和现代、城市和乡村、本土和异域之间迁移游走的经历，如果说“上山下乡”大多是一种被迫的迁移行为，那么“回城”和“出国”则有着更多主动性，它更容易激发主体反思的激情和灵感，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马桥、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等等世界，都在这里与马尔克斯找到某种最为关键的契合点，这也是那位哥伦比亚作家在当代中国所结下的最为坚硕的果实。而这种深层的激发和催化性的影响，从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思潮一直延续到90年代以至于新世纪初的今天，只是它不再以那种明显的思潮形式集中地体现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对马尔克斯的译介也在不断延续和深入，突出的表现就是其代表作《百年孤独》中译本的不断再版、重印和重译。90年代，该书的黄锦炎译本和高长荣译本又有重版，黄译在1991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列入“外国文学名著精品丛书”出版，高译则收入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版的《世界文学名著译丛·高长荣译文集》。此外，还有两个新译本问世，即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吴建恒译本（列“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第4辑，1996年又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相继重版）和台海出版社的宋鸿远译本。另外，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90出版的宋碧云译本《一百年的孤寂》，自1990年列入“世界文学全集”丛书出版以来，也已再版20多次。2001年，又同时有4个新译本问世：时代文艺出版社的海平译本（标“全译本”字样）、京华出版社的纪江红译本、内蒙古文化出版社的于娜译本、内蒙古少儿出版社与内蒙古文化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苏锦绣译本。马尔克斯的另一部长篇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在新世纪也有3个重译本：北京银冠电子出版公司2001出版的张立波译本（列“世界另类文学经典”第23卷）、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出版的罗芳译本（列“世界文学名著珍藏译本丛书”）和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4出版的纪晓红译本（列“世界金榜畅销译林：龙虎榜”之十）。
       此外马尔克斯其他作品的中译还有，中篇小说选集《爱情和其它魔鬼》（收入《爱情和其它魔鬼》、《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朱景冬、赵德明、蒋宗曹译，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一个遇难者的故事》（收18个中短篇小说，王银福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列“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第2辑），电影剧本《劫持》（杨威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创作谈《两百年的孤独》（朱景冬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列“拉丁美洲文学丛书·拉美作家创作谈”），散文集《马尔克斯散文精选》（朱景冬译，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等等。另外，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说还收入多种拉美或者外国文学选集，如《拉美四作家作品精粹》（陈叙敏等选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世界中篇小说经典·拉美卷》（陈众议主编，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等。
       对于马尔克斯生平和创作的研究，除了众多学术论文、学位论文之外，90年代还先后出版了4部由中国西班牙语文学专家撰写的评传，即朱景冬著《加西亚·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巨擘》（长春出版社1995，列“全球诺贝尔奖获得者传记大系”，2001年再版，1999年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印行），任芳萍著《哥伦比亚文学家马尔克斯》（深圳 海天出版社1998，列“世界巨人传记丛书”，于凤川著《马尔克斯》（辽海出版社1998，列“布老虎传记文库·巨人百传丛书”）和陈众议著的《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列“20世纪外国经典作家评传丛书”，2003年又由新世界出版社印行）。新世纪又有哥伦比亚作家达索·萨尔迪瓦尔所著的《回归本源：加西亚·马尔克斯传》（卞双成、胡真才译，外国文学出版社2001）中译本问世。
       作为哥伦比亚杰出的在世作家，马尔克斯在中国的荣耀，历经四分之一世纪之后依然不衰，番石榴依然香飘四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