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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钟蕾莉
       文/伊琳娜·涅米罗夫斯卡娅
       在一片极度的混乱中，士兵和平民都涌向了N市火车站。有些人因为德国侵占了比利时而从休假中被召回，另一些人则外出为事务奔波或逃离战争逼近的地方。这是1940年5月的一个夜晚，天气温和。身着蓝色长袍的护士，面色红润，顶着希尔人（注：非洲南部荷裔殖民。）戴的那种大帽子的童子军，宪兵，警察都在接待来自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的难民。士兵们刚开始占据了车站的餐厅和候车室，这时已舍弃给一群女人和儿童；他们拥满了月台，勉强安顿了下来。月台上没有一张空长凳；甚至在地上，夹在货堆和箱包之间，一些人睡着了；其他人躺在铁路工班人员的推车上。时刻表被打乱了；某些线路上火车运行混乱不堪，以至于工作人员宣布火车要晚点好几个小时。车站发光的大时钟下立着一块黑板，当写上火车延误的时间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骚动和惊呼，透过说话声，叫喊声，部队行进时摩擦地面产生的有规律的脚步声，人们只能依稀听到大时钟徒劳的报时，声音微弱，一刻挨着一刻：敌机正迫近N市，该市惟一的警报器在凄厉地嘶喊，从天际反射了阵阵回声，却传布到人们的耳畔。直到现在敌机还没有投下一枚炸弹，警报没有产生任何效果，除了将某个躺在母亲怀抱中的孩子从睡梦中唤醒，睁开了双眼；他惊讶地看着周围所有的人，奔跑着，互相呼喊着；接着他把脸蛋藏进熟悉而温暖的臂弯里，重入梦乡。蓝色的玻璃门窗，模糊的灯光，火车站成为一座黑暗中的孤岛，陷于纠缠交错的铁轨中央，铁轨反射的光线无法遮掩，在星星的映照下闪闪发亮，山丘和附近的河流隐匿在噪音和烟味中。人们向前挪移，直到月台尽头，直到这个停靠着列车，在煤堆和碎石堆的夹缝中冒出一丛野草的地方。难民的行李等待主人来认领。箱子，自行车，婴儿车，帽盒堆叠在一起，有几米高。那儿站着两个男人。他们是两兄弟，都是士兵；趁着休假两人得以在姐姐的婚礼上团聚；可是战事又即将把他们分离。两人谈论着家里，昨晚的婚礼，还有刚刚告别的亲友。一段长长的沉默打断了他们的交谈。几列火车在他们面前疾驰而过，呼啸着，喷出一团热气，扑面而来；车窗的玻璃已经放下，一张张焦虑的面孔，微微抬起察看夜空，清澈，明净的夜空。自5月10日以来，在法国，人们感受不到一缕清风，看不到一丝云彩。许多火车经过车站没有停靠，反而加快了速度，汽笛声撕人心肺。当火车从视野中消失，在远处，铁桥仍然轻微振颤一会儿，吐出一声几乎富有乐感的轻吟，然后一切又归于沉寂。
       有时，士兵堆中有人站起来，去打听他们的火车极有可能碰到的晚点的情况。时间一分接一分地流过，延误也越来越久。
       “三点前是没戏了，大哥，”他回到哥哥身边，“还是要等很久！”
       “你就这么着急吗？”克洛德问道，他睁开双眼，注视着挂在手腕上熠熠闪光的身份牌，在战役结束时，身份牌能让人知道死者的名字。“行了！总会到的！”
       “真高兴我们能在露露的婚礼上碰面”。
       “嗯，是啊”，另一个应道。
       他交叉双腿，又分开，抬起尖尖的下巴，星星的蓝色光芒映照着圆框玳瑁眼镜的镜片，精致的鼻梁以及微微颤抖的上唇。
       “你怎么了，克洛德大哥？”弟弟问。
       “没什么。”
       年轻人寻思着：
       “跟我相比，眼下对他而言可更糟糕。他有老婆，有孩子……”
       年轻人二十五岁，能奔赴前线他感到很高兴。去年整个冬天他被动员到了北方，只遇到两个敌人：无聊和寒冷。任何改变他都欢迎。但是自九月以来他的哥哥一直呆在马其诺防线上的堡垒里。兄弟间年龄相差十岁让他怀着一种温柔的怜悯来考虑哥哥的遭遇：
       “真不公平。应该让他得到一些安宁，”他思量着，想到了眼睛红润的嫂子和泪水涟涟的孩子们。
       “孩子，确切地说，什么时候出生？克洛德。”
       “九月。”
       “是为这个你才……”
       他停住了。
       “……你才板着脸吗？”
       他亲热地把手放在克洛德的肩膀上，以一个本想温柔点的姿势，但看起来更像初中生的推搡而不是一阵抚摸。
       “不是，”克洛德说，“不是为这个。”
       他侧过头，脸消隐在黑暗中；他的声音在年轻人听来犹豫而怪异。
       “怎么回事？”年轻人焦急地问，“难道是因为妈妈的健康吗？”
       “不，幸亏不是！而是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某件事，非常奇特，以至于我无法忘记……可是，你肯定对爸爸没有丝毫印象了吧？”
       “爸爸？”小伙子惊讶地重复道,“喂，他被炸死时我可只有两岁！”
       “但有时候小孩子的记忆非常清晰，忠实。比如我吧，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住在普瓦捷时家里的厨娘；那时我三岁还差一点。”
       “噢，你呀，一直以来记性都好得很。那必然，你对爸爸记得很清楚了，克洛德？”
       “是的，露露刚出生时，他正好最后一次休假。那是1917年的春天。不到两个星期后，五月份他就失踪了。这个月又到了他的忌日，弗朗斯瓦。”他沉默了一阵，接着说。
       “我一点儿也记不起他了，”年轻人承认道，“你好像很像他，不是吗？我只是根据妈妈房间里的那张肖像照片断定的，照片上他穿着制服，看起来和蔼可亲，热爱幻想，有一个和你一样的尖下巴。”
       克洛德突然动了一下；弟弟惊讶地望着他。
       “出什么事了？你本来想我和说什么？”
       “我本来想对你说的？好吧，四个月前，在一次侦察行动，我参加了一个六人小组，任务是搜索一个村民已撤离的村庄。有人向我们报告村子里出现了德国人，我们负责汇报具体情况。我刚被调派到那儿……”
       他用手模糊地一指，这个犹豫不定的动作，战士们用来指示东部，战火纷飞的地方。
       “……那儿，”他重复地念叨。“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行动，给我留下了很奇怪的印象，第一次。村里的情形真叫壮观呀。他们准是在五分钟内撤走了可怜的村民。在光秃秃的小园子里，还有些洗好的衣服主人忘记收回，结了冻，仿佛成了旧抹布，挂在晾衣绳上。透过几户人家敞开的大门，我看见厨房里炖锅搁在熄了火的炉上，摆好的刀叉，碟盘，一张摊开的报纸直挺挺地靠在一个玻璃瓶上，装满了葡萄酒，但结了冰：一块紫色的冰。一切都准备好，仿佛只须入席吃饭了。那晚的夜空和今天的一样明亮，可是很冷，霜覆盖了屋顶和树木，河流也冻成了滑冰场，反正，其他的一切都冻住了。”
       “天气真的很冷。在我们驻扎的地方也是一样的，有一天……”
       “是的。”克洛德心不在焉地随口应道。
       因为弟弟在继续说着，他打断了：
       “听着，让我说完。我向你保证这可不容易……我们在村里巡视了一圈，没有任何发现；村里只有一条长长的街道。你可以想象，我们是多么谨慎地前进。我们动身时，天色暗下来了，我们指望起雾或者河流解冻，但越往前行进，星光越来越亮。这使我可以在路过时，就像我和你说的，观察所有破旧房子里的情形。当然啰，我们贴着墙脚走。那时，我们都没有大肚腩，我注意到了这点：最圆凸的肚子都变平了，重新恢复了好身材。最后我们确信整个村庄空无一人。我们打算返回，但还有一段又长又难的路要走，其中包括一条该死的结了冰的小河，我们得匍匐着爬过去。当然，上路之前，我们想填填肚子，喝上一杯。教堂的对面有家咖啡馆。和其他房子一样，百叶窗半开着。我们把它推开，朝里张望：一排排的酒，老弟，从下到上，所有的陈列架上摆满了酒。这个倒霉的咖啡馆准是在撤退的当天上午就补了新货。就像我的一个伙伴马亚尔说的：‘他们真不走运！’大伙管他叫大木槌。总之，有两个人跳进了屋里，其他人都跟着进去了。我们自己动手。平底锅上挂了一个大火腿，一端有点发臭了，剩下的看上去还能吃。我们又吃又喝，突然，一个伙伴说：‘德国人刚刚到过这儿。’‘你怎么看出来的？’‘很简单：有些啤酒被打开喝光了，而且就在一会儿前，因为瓶口边沿还留着泡沫，旁边柜子里的葡萄酒却没人碰过。法国人应该会喝葡萄酒，留下啤酒。
       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我催促还呆在原地的伙伴们，你不难想象，他们对我的话置若罔闻。这时，突然有个人朝我打了个手势，没有吱声，用手指了指厨房中间地面上的一扇翻板活门。活门微微顶开，下面遮住了地窖，有个东西在黑暗中闪闪发亮，或者说我们看到了一丝反射的光线。大木槌点亮了手提灯去取挂在小梁上的腊肠，光线投在一个光滑的平面上，使得平面在黑暗中熠熠放光。可能是酒瓶或木桶塞子，但也可能是军用皮带扣或武器上的钢刃。这只是一种瞬间的感觉，但是必须要有双在黑暗中训练有素的眼睛才能捕捉到这一丝蓝色的微光。我仔细盯着，只见它前移，改变了位置，最后逐渐消失。我用目光把它示意给其他人看。我们非常自然地，尽可能地大声喧哗，离开了咖啡馆，但是一到屋外，我们就悄悄地溜到窗边，从那盯住厨房；活门就在我们眼前。
       没等多久，活门慢慢地打开了，悄无声息……一个德国人；他正对着我，但看不到我，我藏在百叶窗的阴影里。可是在清朗的夜色中我能很清楚地看见他。他下巴瘦削，两颊红润，看上去很年轻。他专注地环视周围，转过身，朝地窖里打了个手势，接着他走出来，后面跟着好几个人。当时我认为他们肯定会进攻我们的，要不就地，要不在返回的路上。他们看到我们时没有进攻，是因为想先确认我们没有后援，他们不能冒中埋伏的危险。这些谨慎的举措说明我们碰到了一支单独行动的分遣队，和我们一样。他们以为我们已经离开了，这样我们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应该好好利用这个优势。我是说：‘当时我认为’，但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人是不会深思熟虑的，要不打，要不走，从来都只是一线之差，那一刻打的念头占了上风。我从敞开的窗户跳进去，其他人也跟着我一起进去了。我们的人加上德国人，总共大概十五个；双方兵力相当。没放一枪，没喊一声，在短兵相接中，我们要遵令保持绝对的安静，也许他们也是。可怜的大木槌第一个被放倒了；我听到旁边有人笨重地倒下了，我认出了他的声音，他在叫我，可怜的家伙。他紧紧地抱住我的双腿，拖着我走。
       大家都屏着气，每当有人，不管是我们的人还是德国人，换口气时都勒令对方投降，可是没有人愿意退让。第一次交手我就挂彩了：有四个人受了伤；我杀了一个德国人。后来有人从窗户跳出去了，其他人也是，前面跑，后面追，他们都消失了。真是难以置信，一场安静而残忍的战斗。至于我嘛，我的头撞在大理石桌角上，晕过去了。当我再睁开眼睛，和我呆在一起有一个受伤的同伴，大木槌，已经死了，还有那个德国人。有人忘记了命令，开了枪，这时四周传来了枪声。很快枪声停了，炮鸣声取而代之，轰隆隆地在我们必须经过的小河的两岸咆哮。当时，必须保持冷静，但是每时每刻，我们都害怕德国人会集结大批兵力折回来。
       我的同伴说我们可以像德国人那样躲在地窖里。我们把两个死人留在了原地，一瘸一拐地下了地窖，盖上活门，我们呆在里面，同伴和我两个人。他不停地咒骂，呻吟，我全身鲜血淋淋。我们希望天亮前炮声会停止，结果却没有。杜朗——这是同伴的名字，替我简单地包扎了一下。我感觉好些，但又冷又渴，简直就要死了。渐渐地，我又壮起了胆子，到了上午德国人还没有来。我想起厨房里的食物和前一天晚上瞥见的一个炉子，装满了酒精。我试图带上同伴，但他不愿跟着我上去；他把我们在地窖里找到的旧袋子当作被子盖在身上，睡着了。
       我费了好大的劲爬上去。灿烂的阳光照亮了厨房；天已大亮，我冻僵了。我在两个乱糟糟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房间里躺着大木槌和德国佬的尸体，你可能不信，弗朗斯瓦，我几乎都没有瞅他们一眼。对我而言，这是我第一次目睹战争的场面，可是当人太饿太渴时，他更是野兽而不是人了。
        我一下接一下灌了好几杯热又很甜的葡萄酒，感到一股柔柔的暖意在胸膛里升起，我点亮了烟斗。只在这时我才想起了可怜的大木槌。我跪在他的身旁。可怜的小东西，他神色安详，仿佛很高兴一切都结束了，嘴边漾着一丝奇怪的微笑，好像在说：‘我已经知道这是什么，可是你！……’
       我把他的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我打开他的钱袋找他的家人的地址。他曾经告诉过我，他有一个操持家务的寡母，住在圣芒代（注：瓦尔德马恩省的首府，位于巴黎大区。）。他把她的照片放在胸前的口袋里，还有一小段绳子，是他舅舅在婚礼上喝得酩酊大醉后上吊用的绳子。你信吗,一条上吊的绳子，他认为能保佑他，我的大木槌！绳子可没有保护他，可怜的家伙。他还随身带了圣芒代足球俱乐部的会员卡以及其他不甚重要的小玩意。我找了很久，想找床被子蒙上他的脸，可是房间用钥匙锁上了，天气寒冷，他可以等到人们来安葬他。在杜朗醒过来，踏上回去的路之前，我想在花园里为他挖个坑。我安顿好他之后，又为另外一个忙活起来。“
       “那个德国人？”
       “是的。”
       他缄默许久，以至于弗朗斯瓦碰了碰他的肩膀。
       “说吧，哥哥，我在听呢。”
       “我知道。”
       一列火车飞驰而过，以疯一般的速度；一簇簇火星从铁轮下迸射出来，火车头向空中抛出一阵尖锐哀怨的汽笛声，如同疯狂的鸟儿。
       “无论如何，这不是我们的车吧？”弗朗斯瓦焦急地问。
       “当然不是！我们得等到早上。”
       “好吧，接着说。你刚刚说到那个德国人？”
       “在这之前我可没有看过很多德国人。所以我看着这个德国人，怀着一种感情，不是好奇，不是怜悯，也不是仇恨，而是一种怀疑。是的，这些人，我们看见他们在夜色中如鬼魅一般经过，我们瞄准，有时将他们杀掉，但是我们永远也找不到他们，因为他们的战友会把尸体带走，他们当中的一个躺在大木槌身旁，死了，在我看来是难以相信的。在一次小规模进攻中，我们俘虏了几个，然而是在我到来之前。
       死者是第一个走出翻转活门的男孩；他身上一股难以名状的东西让我感到震惊。他在我身上唤起了惊讶和不安，我无法理解这种惊讶源自何处，我茫然不知所措，就像一时忘记了一个名字或一支曲调却总是想不起来……困惑，恼怒。明白吗？明亮的阳光照亮了他，玫瑰色的阳光。他躺在冰凉的地砖上，穿着绿军服，大靴子，和大木槌一般平静，然而秀气的尖下巴微微前翘，凹成一个小窝儿，赋予他一副挑战的神情。他头发金黄；失去血色的双颊开始有点僵硬。他倒下时手里攥着小刀。如果我反应不比他敏捷，他是不会放过我的。也许我不该翻他的口袋，就像我为自己的伙伴做的那样，但并不是一股恶意驱使我这样做。当战争结束时，母亲，未婚妻，妻子也许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有没有经历痛苦，尸体埋在哪里。他没有受苦，倒下时甚至没吭一声。他有一个大钱袋，塞满了信件。我寻找签名，地址；但是没有找到。里面有一张照片，他身穿翻领运动衫，白色短裤，领口敞开，手里握着网球拍，头发遮住了眼睛，看上去非常年轻。你无法想象我当时的感受……如果我杀了一个和我同样年纪的人，一个成人……”
        “我们别无选择，”弗朗斯瓦打断了他，耸耸肩。
       “是呀，我们别无选择。但是，当一个人自己有孩子，有弟弟，而且既当兄长又当爹一样把弟弟拉扯大——因为我就是这样把你养大，老弟……总之……还有一些照片，是一位漂亮的年轻姑娘，由这个德国人拍的，至少摆了十二种姿势，其中有坐在草地上，花园中间，或者手里抱只小狗搁在膝上。但这并不令我感动；我已经看到了大木槌年迈老母的照片，抵消了心底感受到的触动。我没有发现原想找的东西，正打算把钱袋放回原处，这时我找到一种比别的照片尺寸略大，稍旧的肖像照，微微泛黄，起褶，仿佛他长久以来把照片揣在兜里或包里，与其他纸张摩擦，揉皱了。
       他停下来。
       “你带了手电筒吗？”
       “带了，怎么了？”
       “打开吧，把光照在地上，以免招人骂，虽然星星亮得像一个个反射体。瞧……”
       “什么?”
       “这张照片。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从德国人身上拿来的照片。”
       “等等，哥哥，我……”
       “你一点都想不起来吗？”
       弗朗斯瓦注视着照片。一个男人，还算年轻，站在一间农舍的台阶上。一个女人站在他的身边，身材略胖，神色平静和善，一头浅色的头发。
       弗朗斯瓦犹豫了片刻，费力地挤出了一丝微笑。
       “依我说，这个男的和你长得有点像，但……”
       哥哥摇了摇头。
       “不是他像我，老弟。看仔细了，再看看。看看他的左手，照片上非常清新。你看到那道伤疤了吗？一道很深的伤疤，从食指一直到手腕。”他闭上了眼，接着说，好像在追忆一段往事，“形成了一层厚厚的瘢痕，但伤口还在皮肤表层；只伤到皮肉，却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痕迹。1914年9月，父亲第一次负伤，伤在大腿和腹股沟的那一天，一块弹片划伤了他的手，两年后，他又受了一次伤，在头上，左眉弓的上面，这儿。”他说道，指着照片。
       弗朗斯瓦久久地端详照片，一言不发。
       “不可能……”他咕哝道。
       “我把这张照片和母亲保存的父亲的所有照片进行了对照。我又找到了这两处伤口的X光片；额头上的伤口形成一条曲线，如果拿放大镜仔细观察的话，其实我也这样做了，会发现它和照片上的完全吻合。你已经忘记了爸爸的轮廓和表情，所以迟疑不决，但是我……就是他，他的那种透过镜框上沿的目光，他的微笑，窄窄的下巴凹陷下去的小窝，和我一样的下巴，和他第三个儿子一样的下巴，”他用一种奇怪的声音说完这些话。
       “你确定那个德国人是……他的儿子吗？”
       “听着，照片上日期是1925年，再上面一点，用另一种字体写了一段德语题词……”
       “我辨认不出哥特体字母。”
       克洛德慢慢地读着，然后翻译成法语：
       《Für meinen lieben Sohn, Franz Hohmann, diese Büd seines vielgeliebten Vatersmöge er ihn aus der Himmlshöhe beschützen Vatersmöge er ihn aus der Himmlshöhe beschützen, Frieda Hohmann, Berlin, den 2 Dezember 1939.》“谨以此照赠予亲爱的儿子弗朗斯瓦·郝曼，慈父在天堂佑你。弗里达·郝曼，柏林，1939年9月2日。”
       “他叫弗朗斯瓦？”年轻人惊呼起来。
       “和你一样，和我们的祖父一样，和我们的叔叔一样：我们家多次用到这个名字。他也把德国人叫作这个名字。”
       弗朗斯瓦动了一下。
       “我告诉你，就是他。”克洛德低声说。“如果我对此有丝毫怀疑，我就不会向你透露半个字。可是这件事如此……如此奇特，如此严重。我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向你隐瞒。我曾经想过战争结束后去趟德国。我们两个一起去，如果可能的话。否则，幸存者要担负这个责任。”
       弗朗斯瓦沮丧地举起双手放在太阳穴上。
       “大哥，我有些头晕。”
       “确实让人头晕，这得承认。”哥哥温和地说。“我，我每晚都梦到它。”
       “但是，我以为当时大家已经确定了爸爸是在战争中牺牲了。”
       “事实确实是这样。1917年5月12日他失踪了。直到战争结束，妈妈还盼望他回来。只是在签署停战协定后，父亲的战友写信告诉我们他看见父亲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倒下，胳膊和脑袋都炸飞了。他们从来没有找到他的尸体。但是，在可怕的纷乱，战争的纷乱中——而且战斗发生在黎明时，下雨的天，我从信中得知了所有的细节，在我的恳求的下她才把自己一直保管的信给我——，父亲的战友当然可以肯定他亲眼目睹的一切，弟弟！那天死伤不计其数。他也是这样说，所有烧焦的尸体，支离破碎，无法辨认……去给所有那些可怜人对上名字看看！”
       他停下来，吸着烟斗，沉默了一会儿，微微偏过头去。
       “德国士兵胸前挂着身份牌，用链子拴着绕在脖子上。”
       “克洛德？”
       “嗯？”
       “那么说……父亲开小差了？”
       哥哥突然动了一下。
       “谁要知道才是圣人呢。也许他开小差了？也许患上了失忆症，类似他的战友的情况，战争结束后，直到这次开始之前，几个家庭都在争夺同一个人。”
       “至少别人应该知道他是法国人。”
       “不一定。制服，身份牌可以丢掉，毁掉，我和你提到的那些不幸的人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名字，不得不重新像孩子一样重新学习说话。最终，有几个俘虏逃出了德国，辗转取道俄国，在那儿，置身在革命环境中，一个人很容易改变身份，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做个法国人或者德国人。”
       “但是战争？”
       “战争结束了。”
       “我们呢？”
       “啊，我们……你希望我对你说什么呢？我一无所知。他是个好父亲，可是……”
       “他和妈妈相处地好吗？”弗朗斯瓦问，这次轮到他转过了头去。
       “我认为不好。”哥哥说道。
       “听着……”
       “我告诉你：我认为不好。那年我仅仅十岁，不是吗？我能知道什么呢？这与其说是保存在记忆中或根据推理得到的印象，还不如说是保留在耳朵里的印象。是的，餐桌上久久的沉默，他们彼此说话时话语中难以察觉的嫌隙……粗暴摔门的声音，在远处两人争吵的回声……”
       “也许这些只是佣人的风言风语。”
       “是的，也许吧。然而我宁愿不要再谈论了，弟弟。”
       两人都闭上了嘴，心中充满羞愧，焦虑。黑暗中推车从身旁经过。人们还在卸箱子。一列火车刚刚到站。疯狂的人群奔涌而出。难民在月台上游荡，焦躁的呼喊声交织成一片。夜空是如此明净，以至于能清晰地辨认出一张张憔悴的面孔，皱巴巴的衣服，塞满破旧衣物的箱包，时而看见一只鸟笼，覆上暗色的厚布，时而看见一个篮子，猫在里面喵呜喵呜地叫，时而看见一副担架。
       “是伤员吗？”弗朗斯瓦问。
       有人听到了，告诉他：
       “不，是两个马上要分娩的孕妇。”
       “多么可怕的人流呀，”弗朗斯瓦叹道，担架已经走远了。
       担架由四个人抬着。他们大声叫喊：“让开让开！医生，护士！快！孩子要出来了！”
       “两小时前另一个女人也生了——她大出血，”人群中有个声音说道，“死了。”
       担架上的两个女人没有叫喊；一个抬担架的人拿着手电筒，照亮了长长的金发，披散开来拖至地上。
       “我从来没有想到，”弗朗斯瓦说，声音低沉，“但那次战争持续了四年，德国人的入侵，接着我们的部队打到了莱茵河，亲兄弟竟然在战场上手足相残。”
       “他们不知道呀。自从那个德国人死了，每晚我都做着同一个梦：我又看到了黑漆漆的地窖，活门打开一半，我知道德国人要推开活门，朝我扑过来，要割我的喉咙。我挣扎，我更强壮，杀死了他；接着，我抱住他，脱掉他的衣服，把他放在妈妈的床上，你小时候得猩红热时我把你放在上面的那张玫瑰色大床，我注视着，却不知道我看见了谁：你还是他……啊，这该死的梦，”他低声咒骂，侧过身，叹了一口气。
       弗朗斯瓦紧张地合拢双手，接着又分开。
       “我的哥哥，做你想做的吧，但是我，我向你发誓我永远也不会去德国打听消息的。有什么用呢？我还是认为你弄错了，照片上不是我们的父亲，即使不幸这是事实，调查将会扰乱无辜的人的生活。再说，一切都过去了。过去是不会令我感兴趣的，我不愿意去打扰它。”
       “是过去不让我们安宁，”克洛德叹息道，再一次，他微微晃动手腕上那块小牌子，在星光下熠熠发光，隐约闪现一丝蓝色的亮光。
        “但是你说的有道理，最好什么都不要说。”
       不远处，一群难民团团围住了一个挥舞报纸的胖胖的男人。他身着便服，但胳膊上的浅色臂章表明他在城里担任公职，也许是在民防部门。时不时，他从口袋中掏出哨子，吹出刺耳的声音。他喊出几条命令，然后扯起嘶哑的嗓子重新开始发表演说。他蓄着黑色的胡髭，挺着圆凸的肚腩；他的话蹦到了两个士兵的耳中：
       “……要是你们和我一样看到所有的物资装备开赴北方，你们就会保持冷静了!这一回可不会是1914年。德国人会尝到我们的厉害！他们会滚蛋的，我向你们保证！没有食物的人，难道不能组成一支部队吗？我命令你们这样！我们不是在和一群佝偻病和贫血病人打战吗？他们甚至连身体必须的维他命也没有！依我说，用我们的维他命和军备物资，加上活力，勇气，看吧，我们会让他们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克洛德微微地耸了耸肩。
       “有许多事最好还是不要说出来，”他说道。
       难民和士兵都在倾听即兴演说者的发言，微笑着，同意他的话。
       “他说得不错，这位老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