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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林威治时间11月25日 星期六 雨
       周末我们的司机不上班，这两天的交通全靠地铁。
       一张非高峰时间（9点半以后）的one-day pass（当日通票）只要四镑九，握在手里，半夜十二点前全伦敦十三条地铁以及地面上的公交线都可以无限次换乘。当然，前提是你在他们阡陌纵横的地铁图面前不至于乱了方寸。其实乱了方寸也不要紧，一般你只要在站台上盯着路线图皱紧眉头踌躇一分钟以上，就会有个老绅士探头过来：“Can I help you?”
       依稀记得有本书叫《地下伦敦》。揣着one-day pass实地勘察以后，才明白地下的伦敦为什么值得写一本书。比如，老早就晓得伦敦的地铁有个专用名词叫tube，但是非得进去了，你才会恍然大悟：这轮廓、这格局果然像“管子”一般浑圆、局促啊，如是，果然只能用一个“钻”字才妥帖呀。1860年的伦敦人第一次钻进了这样的管子里，从此人类就多了一个维度的世界，一个挥霍着时空、效率、爱情和罪恶的世界。我倚在粗糙的水泥方柱上，看着对面墙壁上方搅成一团的裸线，想象着1860年的挖土机钻头只能掘出这样的弧度、这样的尺寸，眼前的景象顿时不可遏止地恍惚起来。
       伦敦地面的土质允许将地铁挖深。所以走进闸道口以后仰望自动扶梯，真是觉得既高且陡，一眼望不到顶。踩上扶梯，正盯着海报出神，后面就有大喊excuse me，我几乎有些踉跄地往右边一躲，立时便有等不及扶梯慢行的人流从我身边挨个蹭过，小跑着赶过去。此后，每次走上这扶梯，无数次地提醒自己要往右边让，却无数次地忘记。在这些拥挤的管子里，你总是那么容易就成为别人的障碍。
       计划是连逛两天的周末集市。我素来不善血拼——大约也是因为无血可拼，所以早上搭地铁去西区的portobello market时，一路上都懒洋洋地看野眼。居然就看到了集市口上有栋白房子外挂着个不起眼的蓝牌子——凡需要保护的建筑外面都会挂，上面标着“乔治·奥威尔故居”，心里由不得咯噔一下。奥威尔活得不长，且毕生足迹遍布欧亚多国，临时翻检我记忆里储存的作家档案，他是一定得归入“居无定所”那一类的。印象里，他与伦敦之间，大约最显著的符号就是那本他第一次以“乔治·奥威尔”为笔名写的纪实小说《巴黎伦敦落魄记》。手边当然一下子变不出那本书来，但看那房子的外观，应该不是“落魄”时期的栖居之所。多半还是他晚年疾病缠身时的住处吧。
       然后就是那些常规旅游项目。长长一条挤满了果蔬摊档的街，不就是《诺丁山》里那个春夏秋冬一刀切的长镜头吗？再往前走到头，不就是朱莉亚·罗伯茨跟休·格兰特初遇的旅游书店吗？进去一探头，就撞上那小老板的一双长着漂亮睫毛的褐色眼睛——被那么多旅客当成景点里的活道具，他的眼睛，若是练不成含情脉脉的凝视，哪里说得过去？
       出来再逛。被呼啦啦一阵急雨逼到角落的某个小摊，翻beatles的香烟牌子，十张左右的一套要好几十镑。幸好那刚刚痒起来的心眼儿立马就被旁边铺天盖地的各种花色的香烟牌子给按捺下去了。实在太多，买无可买，于是安慰自己：我见即我有，何苦又搭上那些个花花绿绿的钞票？更具诱惑力的是一个皮面的帐簿，大约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外面的精致花纹不去说了，里面还真记着牛奶多少个便士，一天要多少瓶。摊主咬定六十镑不还价，我盘桓良久，还是搁下了。
       下午到查令十字街（Charing Cross）看书店。其实店子的数量真的是不多，店堂也真的是不大。不管进哪一家，那店主都会告诉你地下室里还有乾坤，不可错过。有个专卖侦探小说的Murder One书店，橱窗里摆了个蜡像——看装束必是福尔摩斯无疑了，那面相偏又光溜溜嫩生生的，叫人忍不住地笑。我推门进去，方寸之地竟然七拐八弯地变出三层来，光克里斯蒂的的各种版本就占满整整一个书柜。深吸一口，空中都是腥甜的杀气。
       预想中的高潮当然是84号。虽然早晓得那地儿如今已不是书店，不过，作为所谓的出版从业人员，不去朝圣一下终归说不过去。如今的店名叫med kitchen，一看就知道是餐馆。门面轩敞，市口黄金，现金流不晓得是书店的多少倍，真也难怪一本煽情如斯的畅销书都救不了马克斯科恩书店，救不了弗兰克与海莲的漂在大西洋上空的精神家园。我站在门口，夕阳很默契地洒下来，我攒足了凭吊的情绪，到底哑然失笑。报上见到这个星球上一拨又一拨独立小书店静静地关门，那些婉约的叹息已经滥俗到毫无想象力，我还有必要添上一笔吗？
       格林威治时间11月26日 星期日 雨
       又是一个湿漉漉黏答答、泡在雨中集市里的日子。Bricklane（“砖巷”）在相对贫瘠的东区，开膛手杰克犯案的“白教堂”（White Chapel）也在这一带。想想昨晚临睡之前，BBC四套就在放强尼·戴普版的开膛手，心里又禁不住咯噔一下。再看四周的环境，色调是一味的浓重，透过斑驳的绕着铁丝的某扇门望见远处著名的高科技建筑——“小黄瓜”（瑞士再保险公司总部大楼），那感觉——怎么讲呢，既偷懒又准确的形容——真的是非常后现代。不过Bricklane集市本身的历史并不长，设施远比昨天去的那个portobello要先进，至少在雨季的伦敦（听英国人讲十一月是雨季的时候，我心里直纳闷，这里有非雨季吗？），市场上空那硕大的顶棚，看在眼里，叫人觉得格外安全。
       除了几件可以回去哄孩子的圣诞挂件，我依然什么都买不成。但同去的女伴已经是环佩叮当地选了一大串，一边买还一边嚷“天啊，此地焉能久留？谁来救我的英镑？”。那些首饰，大半是附近的设计学院的学生自己打造的，所以摊主的脸都极年轻，其中还有不少亚洲人。若留心看，确实随处可以见到叫人心生欢喜的物件。我记得一组用绿色电路板做的灯罩，半透明，又古典又当下的，灯泡在里头一亮，立时就活了一大片气场。那是整个市场里我留连最久的地方。
       傍晚又坐地铁哐啷哐啷地颠到西区，手里攥着作家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的地址满以为找人不费吹灰之力。怎知那居住区里本来人就不多，好容易逮住人也往往只能指个大概方向。就这么一棒接一棒地问到门前时，不能不感叹英国住家的彼此隔绝。
       两年多不见，德波顿的样子一点没变。笑容依旧是带一点腼腆的，年岁的增长也愈发给谢顶赋予了合理性。他最近出版的书叫《幸福的建筑》，透过新话题玩他的老花样：哲学美学心理学，总之是才子式的信手拈来皆学问。我看他的书，并不指望被某种创见振聋发聩，但小处的会心往往连绵不绝。来之前我就揣测，这个花了一年多研究“建筑之幸福”的作家，自己会喜欢哪种装潢风格。进门一看，果然是想象中的极简派。墙是白的，橱是白的，厨房与小客厅之间的隔断也只是再简洁不过的白色方柱。大量的原木结构，清爽的窗帘与桌布。
       跟这样的老朋友会面是不需要MP3的。你也不用担心冷场，他的问题永远比你更多。从两年前的中国之行说起，他记得我们每个陪同人员的名字，记得故宫里的星巴克，记得某个大雨滂沱之夜狼狈不堪地赶到复旦演讲。然后话题又自然过渡到我们这次来伦敦的见闻，他一会儿关心我们这些遭遇了英国菜的中国胃（“替你们难过，真的。”），一会儿又详细盘问我们在企鹅出版社碰上的甲乙丙丁（“Simon吗?我认识好多年啦！”），逼得我几乎背了大半个日程表给他。趁他起身倒水的当口，我总算找到了机会发问：“你不是写过《身份的焦虑》吗？那么，当下的英国作家，会为自己的‘身份’（status）而焦虑吗？”
       他的回答和剑桥的驻校作家差不多：就一般意义而言，英国的作家很穷，而普通人也不会在意作家到底发出了什么声音、在写什么作品。如果不是在大学里兼职，或者像J.K.罗琳一样交上了好运，那么，作家想体面地养活自己，并不容易。
       好在这个叫阿兰·德波顿的作家显然并不穷。其一，他出版的几本书都挺叫座，国际版权出售情况良好；其二，他本人不是那种困在书斋里的作家，场子越大他越能说，若是搁在中国大概上个百家讲坛不成问题。BBC四套拿他当老关系户，合作的文教知识类专题片已经有了好几部，平时的大小访谈节目也经常晃过阿兰智慧的脑门和羞涩的微笑。难怪前几天跟几个英国人提起此行要见到的作家，他的名字引起的惊呼最多——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其三，德波顿出身于富商之家，而他的太太夏洛特也是经管科班、理财高手。“我们挺互补的，”德波顿的语气里有掩饰不住的骄傲。如今根据他的书制作的电视节目都少不了夏洛特的合作，从书斋到市场的那点距离在他们家庭内部就已经实现了最小化。
       话题发散得很远，他像每个伦敦人一样讴歌Tate Modern的美好，像每个作家一样痛惜独立书店被连锁书城渐渐淹没。除了出国旅游，他很少出门，已经若干年没有去超级市场买东西，一切生活用品都在网上订购——包括眼前这满满一碟配high tea(英国人特有的习惯，傍晚五六点钟的茶点，若是认真吃起来，完全可以省略晚饭)的意式点心；但他可以为了满足儿子的好奇心专门推着童车跑到地铁里，坐几站出去，再坐回来……我们这边一路海聊，那一头德波顿两岁半的儿子Samuel始终在不甘寂寞地强调他的存在。拿小榔头敲桌子，咿咿呀呀地跑过来找爸爸……末了大人说得差不多了，小孩子也洗完了澡，光着身子跑出来在地毯上转圈子，嘴里喊着“wowbody, wowbody”。经家长翻译，我方才明白他是在叫everybody都站起来和他玩儿。有哪个敢不听呢？于是四个大人牵着小Samuel在地毯上一边转圈一边唱中英两国的童谣，若是这一幕拍下来大概可以剪辑成诠释“和谐世界”的宣传片。恍然不觉间，保姆推门进来，手里抱着才两个月大的婴儿。我顿时大悟，为什么临来英国前与德波顿通信，他提到的是children而不是child……
       格林威治时间11月27日 星期一 多云
       此行惟一自由安排的上午。我去了布鲁姆斯伯里。
       此地真是无处下笔。故事太多，可以容纳想象的环境又似乎太小。我没有时间到戈登广场拜望狄更斯和叶芝故居，径直穿过伦敦大学校区（路上倒撞见了乔治·艾略特的旧屋），来到塔维斯托克广场。著名的五十号很容易找。白墙，红门，褐色的圆牌子告诉你：二十世纪前半叶，这里住过所谓的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成员，包括伍尔夫姐妹和克里夫·贝尔——至于往来于门前的车马喧腾，乃至登堂入室的才子文人，那一长溜名单便不是这小小的牌子能列下来的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这里的门关得严严实实，在外面用足五分钟，转上两三圈，也看不出它跟别的房子在外观上有什么两样。再往外围绕，好歹在广场的街心花园里，在铺满了一地的黄叶中，看到一尊2004年6月方才塑成的伍尔夫雕像。金属铭牌上引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写在随笔里的一段话：“后来，有一天，当我绕着塔维斯托克广场散步时，我构思了——如同我有时候构思自己的小说一样——《到灯塔去》，出于某种强烈的、显然不由自主的冲动。”
       那铜像显然是根据伍尔夫年近不惑时那张著名的照片雕的。我睬着软软的黄叶，被铜像的质地死死地抵住了目光——想起多少年前，就着一堆文字和图片，我也写过三十七岁的伍尔夫，对于这张照片的描摹大约是这样的：“……一过中年，依然是那样精致的、有雕塑感的五官，却凹陷得厉害，一色的象牙白，眼睛里空洞洞的，连悲意也无。”伍尔夫似乎永远有一股叫你欲罢不能的力量，这力量，隔着岁月，传达到雕塑者的刀尖；当年那个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我，也自以为触摸到了。
       下午去设计博物馆。伦敦的博物馆绝大多数都不需要门票（其中的特展除外），因而像“设计博物馆”这样进去一次就得收六英镑的博物馆显得特立独行。此地的宗旨，一是展示所谓“设计改变人生”的理念。戏台上套在演员头上的的道具马（虽然我个人并不喜欢如此直白的具象出现在戏剧中），如今已经停飞的协和飞机那尖尖的机头，第一个出现在火车站的壳牌广告，都是在“设计”的海洋里随手舀起的浪花。最有意思的是进馆第一件展品：前后两张地铁图，改良前的完全按照地势的真实走向画出，繁琐无比；改良后的则只按照站点与站点的相对关系把走向简化得横平竖直，这个看上去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改动实际上树立了此后全球地铁图的标准模板，沿用至今。当人们在地铁站里的换乘效率大大提高时，当这种提高在不知不觉间累积成一股改变世界的能量时，“设计”的真谛就凸显了出来。这一系列展品里实在找不到什么惊天动地、让你觉得高不可攀的发明。一条思路，一个念头，一星灵光，仅此而已。
       馆内的另一部分则直接充当了英国设计产业链上的一环：每年都会有八位设计师的作品在馆内轮流推出，而那些付六英镑上门的人里不乏业内精英、商界名流，他们进来转一圈相当于跑进戏园子里选角儿、找伴儿（合作搭档），好戏分分钟都有开锣的机会。
       有两件极妙的给搁在了一个小厅里：稀松平常的一张桌子，翻过来，就能拆下一只桨，整个桌体就变作一条挪亚方舟，让你在洪荒来临时杀出一条血路。据说设计者曾在泰晤士河上公开试验，观者如云，个个都想看那设计师落水，但那船——那桌子到底还是稳稳地浮了起来；另一件，是一排用细丝线悬在天花板上的白色圆球。若是没有解说，决想不到球竟是用来装骨灰的。拿它挂在自家的庭院里，风吹日晒，细线终有断的一天。线断，球落，那质料是一碰地就必碎的。于是风扬起亲人在这世上留下的最后一点痕迹——有形的，无形的，尘归尘，土归土。大自然最终会在哪一天夺去斯人魂魄，你永远预知不了。
       实用而荒诞，有理而竟至于无理，冷血而竟至于温情……于是，死死，生生，在这厅里幽默地循环。而观者如我，在心里，替这循环的路径，轻轻打上一道追光。
       格林威治时间11月28日 星期二 雨转多云
       Rich Mix。又是一个类似于“创意产业园区+娱乐中心+艺术教育中心”的地方。不过这一个建在人口庞杂、经济相对落后的东区，因而主办者的口号里，强调了要“创造一个平台，使各民族的富人和穷人，融合在一起”。很主旋律。那个叫Keith的头儿本身就是一副“多民族熔炉”的架势，祖籍在南美某小国，却长了双印度人的眼睛，一捧印度人的胡子，一口标准的伦敦音，一副标准的绅士做派。“我很遗憾在伦敦总是听不到中国人的声音，”他的口气很认真，“相对于华裔人口的实际比例而言，那声音太微弱了，我辨别不出特别的个性来。”
       Rich Mix里的各项设施、各种机构目前大半只是刚刚成型，都在逐步完善之中。那些用声光电堆起来的新潮影院，躺上去可以全身按摩的音乐床，还有什么在门外把普通汽车当场改成跑车的孟加拉艺术家，都只是一鳞半爪的印象，彼此连缀不起一个鲜明的整体印象来。倒是在顶层楼面上撞见BBC在这里驻扎的一个分部。他们领我们到演播室之外的平台，说这里便是他们的新闻主播经常出的“外景”。Keith一边说一边比画：“如果要报道伦敦的市政建设、国计民生之类比较重头的新闻，那么主播的背就得朝西，背景上依稀看得见伦敦最核心最富庶也最古老的CITY区；但凡是见到主播的背景换成了东区，那么必然是反映社会问题或者治安顽症的新闻；这平台还能清清楚楚地看到2012年伦敦奥运村的概貌，主播只消把身子轻轻一转，有关的体育新闻就可以娓娓道来了……”
       思绪没法不条件反射地抽象一下：大城市，无论伦敦、纽约、东京或上海，永远都是多种结构并存的立体画卷。任何结构都是可以栖居的。置身于其中，既没有必要也无法真正揣知别样的结构。然而，当立足点升高，站在这样的平台上，那么，结构与结构的转换，也就在一转身之间。
       下午到此行的赞助单位——英国文化教育处（British Council）点了个卯，聊天中拿到一张全英国报纸发行量的排行榜，大约有些用处。照这张表的说法，目前排行老大的应该是《每日邮报》（Daily Mail）。话说回来，据说问报纸的发行量就跟问女人的年龄一样，永远别想拿到真实数据。姑妄看之。
       三点钟从文化教育处出来，离晚上看戏还有四五个钟头，司机领着我们一路瞎逛：报馆和新闻社林立的舰队街，私人诊所麇集的哈雷街，以及那个我搜肠枯肚也不知道该如何翻译的Inns。后者是个幽静雅致的住宅群，大大小小的律师事务所济济一堂，附带着还有不少法律机构及法律界人士聚会的私人会所。我记得庭院里那眼小小的喷泉，掩映在树丛里，水声潺潺，似乎特为了将周围的静——既晓得此地的功用，我总不免要觉得这“静”里藏着剑拔弩张——衬得恰到好处。
       这一带很有些可看的物事。塞缪尔·约翰逊的故居只能匆匆扫一眼，我只记得那里的摆设是素净的，而灯光的那抹油黄却有种华丽的意味，随便取哪个角落都入得了伦勃朗的画。对于约翰逊在词典编撰及文学上的功绩，我有一套纯教科书式的印象。但真正鲜活的记忆来自《塞缪尔·约翰逊致切斯菲尔德勋爵书》。隐忍七年之后终于爆发的快感，像一双俏皮的眼睛，在彬彬有礼的措辞中，一眨一眨。有人把这封信升华成“作家的‘独立宣言’”，我却宁可把它看作是约翰逊耍耍性子的游戏之作——酸是有点酸的，迂是有点迂的，却难得没咬紧牙关、假模假式地表现他的“恕道”。
       从这房子里出来，没走几步就拐进一个名叫Ye Olde Cheshirecheese的老酒馆。据说此地初建于1667年，眼前的这一家是后来在原址上重建的。门口的灯上那古里古气的花体字列出一堆当年来过这酒馆的人名，狄更斯、博斯威尔、兰姆以及约翰逊都曾是这里的常客。推门进去，光暗得实在看不清楚内部陈设，但见坐在里面的全是穿黑西装的白胡子老克勒，戴礼帽，系领带——这样的人路上撞见一个你会肆无忌惮地盯着瞧，可是冷不丁看到酒馆里坐了一排，立时就被那股子庄严肃穆的仪式感给吓得一激灵，赶紧关上门落荒而逃。仿佛再逗留一会儿，就会给吸到时光隧道的那一头去了。
       维多利亚剧院。戏终于在八点开场。圣诞前正是各种舞台剧全力争夺观众的黄金档期。在地铁里我就见到过《剧院幽灵》的海报铺得满天满地，以Phantastic Christmas为广告语(Phantastic取“幽灵”的英文phantom的前半段，加上“如梦似幻”的英文fantastic的发音及拼写的后半截，合二为一，典型的不可译的英语文字游戏)，配上那张熟悉的面具，端的是弹眼落睛。不过，今天我们挑的戏码是《比利·艾略特》，这是近几年来在英国相当轰动的音乐剧，而根据此戏改编的电影也是得过奖的名作。
       果然有圣诞气氛。中场休息后还特意插了一段台上台下齐唱圣诞歌的噱头。演主角比利的一看就是亚洲人，唱功尚可而“舞”艺高强。这个角色本来是为西方面孔设定的，若不是这个黄种孩子有高出他人一筹的实力，决没有入选的可能。戏里有段芭蕾舞体贴地加进了几个典型的中国武术动作，那一拳一脚看得人不由心里一热：果然没猜错，真的是华裔。
       故事用一句话可以概括：穷孩子比利偷偷弃拳击而学芭蕾，在这片本来只属于“上等人”的领域里展示天分，最终获得家人理解，一步步走向皇家芭蕾舞校。戏里看得到撒切尔夫人当政时期大量工人失业所带来的社会矛盾，进而不免有狄更斯（整个剧情可以套得上前半部《远大前程》的框架）式的微言大义，台词的研磨可谓精致，舞美的衔接可谓工巧，可以算是“好看”得面面俱到的那一种。
       好歹有一处别出机杼：比利弃拳击之刚而就芭蕾之柔，他在性别认同上的某种微妙情愫在戏里有相当谨慎的传达，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一大段戏展示他和另一个要好的男孩轮流换上女装的狂欢。那段戏设计得极用心，于低沉的调子里奏出一串唯美的华彩，在情节链上简直突兀，在情绪链上却成就了整出戏事实上的高潮。在观众看来，两个小男孩之间的依恋，仿佛，可能，似乎，是超越了友谊的。
       不过，编导终究没忘记在戏里安排一个向比利示爱的女生。这个可有可无的角色最大程度地平衡了观众或者审查者可能产生的疑虑和愠怒。编导随时可以把这个角色抽出来充当自己的挡箭牌。音乐剧到底是给大众看的。而大众对于这类戏剧，就如同对于好莱坞影片一样，潜在的期待永远是：意识必须健康，政治必须正确，人性必须在“安全”的范围内复杂，在“复杂”的环境中安全。
       格林威治时间11月29日 星期三 晴
       又是一天消灭三个博物馆。打乱时间顺序，按惊喜程度排列，两年前我已经逛过半天的大英博物馆肯定是最平淡的一个。导游说她至少来过一百遍，走进埃及馆和希腊馆的时候她几乎是闭着眼睛，在半睡眠状态中侃侃而谈。木乃伊，雅典卫城，巴台农神庙，她说得烂熟，我也看得烂熟——除了上一次的印象，这些宝贝在各种媒介中频频出现，早已看得人眼皮都磨出了茧。此地真的是够大，够浩瀚，也够随意——那些价值连城的、缺脑袋少胳膊的雕塑就那么没遮没拦地摆在你伸手可及的地方——惟其可亲如斯，你倒反而会产生某种强烈的不真实感。这几天老泡在各种博物馆和名人故居里，这种不真实感如潮水般时涨时退；而我，成了堤岸边，被动等待着潮水涌来的那根木桩。
       在博物馆里那一队队穿蓝色校服的孩子们眼里，这种“不真实”究竟会显得更强烈还是更微弱？他们就那么三三两两坐在地上，随意找一样展品在纸上胡乱涂抹几笔，这大抵是他们的作业。“大英”里永远汹涌的人流，有相当部分是由这些孩子构成的。不管怎么说，在伦敦读书的孩子眼界不会窄：那么多免费开放的博物馆，里面有那么多引诱着他们把历史遗迹当成玩具来看待的展品，我想，这应该算是一种幸福吧。
       比起“大英”来，V&A肯定属于国外旅客甚少光顾的所在。这家博物馆的名字来源于维多利亚女王（Victoria）与其夫阿尔伯特（Albert）。这家博物馆正是他们当年在伦敦主办的第一届世博会后刻意凝固下来的袅袅余音。当时留下来的展品是基础，此后历经不断扩充，就成了现在的格局：热闹，旖旎，色彩与色彩之间眉来眼去，最后终于撞得火星四溅；总之是唯美到不讲章法的地步，处处弥漫着英国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复杂情感，既骄傲得不知所措，又心痛（盛世已逝的心痛）得无以复加。雕塑、服装、花花绿绿的各色器皿，种种镂空花纹的铁栅栏……偌大一块地盘（据说走完一遍有八英里路程）愣是撑得盆满钵满，每一条过道都不闲着。进门的挑高大厅上挂着现代艺术家用五彩玻璃做的花饰，庭院里的大草坪上陈列着声光电堆砌的音乐柱……于是，你看，你叹，然后你沉默，你轻轻地，闭上眼。
       然而，V&A还是不足以构成今天的高潮。今天的，乃至此行的重头戏出现在“索恩”。我没有料到会是“索恩”，所以当它突然从凸现在眼前时，我有点不知所措。
       这栋坐落在“法学园区”Lincoln’s Inn的房子，是英国最小的博物馆，大约也是英国最煊赫的名人故宅之一。房子的主人约翰·索恩（John Soane，1753—1837）算得上是英国最伟大的建筑师之一，伟大得几乎连那个“之一”都可以去掉。这房子是索恩本人历经多年、返工无数（索恩太太值得同情，她一辈子都必须忍受住宅时刻处于“装修中”的状态）后造成的，角角落落都穷尽了建筑师的毕生心血；而此人生前在各地游历时也搜罗了许多代表多种美学风格的艺术品，一律费劲心机地堆在宅子里。因而，整栋房子，到处充塞着自恋而不甘的气息。索恩死后，故宅、财产均奉送政府，而他的捐赠条件只有一个：这房子里的东西必须最大程度地保持原貌。
       索恩故居/博物馆开放以后，立时就成了一处美轮美奂的梦幻之地，供从事室内装饰和艺术鉴赏的人模仿、惊叹乃至朝圣。这些专业我都不懂，但置身于其中，我却陡然间生出近乎灵魂附体的恐慌来。一点不夸张，灵魂附体。
       我想我回去一定要埋进一堆资料，写写这栋房子这个人。趁现在的这股子亢奋劲，先随手记几笔：
       1， 从未如此直接地感受到居室对于人的压迫力。以前去过凡尔赛宫，只记得路易十四是很压迫人的，他的奢靡，他的得意洋洋，他的对人生的贪婪，那些痕迹无处不在。然而，凡尔赛宫如此辽阔，压力被分解，压强就小了。相形之下，在索恩那狭小的空间里，高密度的美学元素叫你更难以招架。
       2， 索恩企图把自己的毕生成就，以及所到之处看到的好风景，全都容纳进他的小小城堡；而这房子里所有空间的对称关系，光线的处置，都是为了让这些展示更彻底——那些巧夺天工的壁龛，天花板上的玻璃，隔断，著名的“早餐室”里那一百多面镜子……疯狂的展示在他那间四四方方的藏画室里达到了极致：画廊不大，藏品不少，他就将墙挖空，如壁橱般，每幅画下都设了机关。打开特纳，里面还有霍加斯。博物馆里的工作人员每天都要负责将这些画一层层打开，面对不同的游客发出同样的惊叹。整栋房子的中心庭院里，竟然放了一具法老的石棺，那是索恩从埃及运来以后，先把房顶砸开，再从上面吊下来的。
       3， 作为顶尖建筑师，索恩麾下少不得有一批学徒。他在自己的工作室上凿了一扇小窗，正对着下面学徒们待的大工作室，下面的情形一目了然，谁也别想偷懒。带我们参观的工作人员说到此处，向我们做了个鬼脸：“真是个怪人，对吧？”
       4， 他最著名的成果是英格兰银行。工程既罢，他马上叫自己的御用画匠从不同角度将英格兰银行画下来。其中有一幅居然是按照他的想象——想象百年之后，银行被战火摧毁——而勾勒的“废墟图”。站在“废墟图”前，我连打了几个冷战。对于美，对于时间，他那么贪婪，又那么悲观。
       5， 索恩长子早夭，他曾一心希望幼子继承衣钵。然而后者最终从文，且对老子很不恭敬，势如水火的父子关系成了他笔下快意恩仇的素材。我想，乖戾疯狂如索恩，给儿子自小留下些阴影，大约也不难理解。直到索恩逝世，两人的关系也没有缓和的迹象，终于导致索恩将其子的继承权完全剥夺。英国政府拣了个便宜，接管了包括这栋房子在内的所有遗产。而我们也捡了个便宜。正因为此地成了公共博物馆，里面的一切，连同那个呼之欲出的故事，才会在此刻，击中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