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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 应雁
       文/ [美] 艾米丽• 哈恩
       翻译前记：
        艾米丽•哈恩（在中国她更以中文名项美丽为人所知）二十五岁出版第一本书，八十三岁出版最后一本书。一生发表了传记、散文、小说等各种体裁的作品五十二本，还有一百八十多篇文章。但她的文名却不盛，被《纽约客》称为“被遗忘的美国文学的宝库”。在她的家乡圣路易斯市有一条“圣路易斯星光大道”（St Louis Walk of Fame），镌刻了和该市多多少少有点联系的文化名人，T. S. 艾略特，田纳西•威廉姆斯，玛雅•安吉罗……然而，却没有艾米丽•哈恩。
        2007年2月18日，是她去世十周年忌辰。这几年，因为对邵洵美的研究热潮，国内对哈恩的关注也陡然多了起来。大多是因为她是邵洵美的“异国情人”、“中国男人的‘妾’”，两人成就了一段“跨国情缘”、“倾城之恋”。总之，是一位美丽有才华且独立特行的西方女子对一位风流潇洒的中国上流社会文人的爱恋。而国外则是将在中国的哈恩当成能看东洋镜的一只摄像头。在哈恩众多的作品中，《大烟》会在国外被认为哈恩最好的作品之一的原因不得不说和西方对东方的视角有关。如果选择三样标记来说明西方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甚至模糊到所有1950年之前——中国文化的认识和兴趣，那必是小妾、小脚和鸦片。
       在这篇文章中，哈恩详尽地记述了她在邵洵美（即文中的潘海文）家抽上大烟、上瘾到戒毒的整个过程，风格相当纪实。从中也能看到她和邵关系的一些侧面和片断，称不上某些文章所宣称的“钟情一生”之类。在结尾处，她在戒毒后听到邵要来访，并不在意，几乎已经忘了这个人，仿佛那一场恋情不过是烟榻上烟雾缭绕中的一段绮梦。醒来后，对面的男子“双眼看起来污浊无神，牙齿也脏兮兮的”。
        《大烟》(The BigSmoke) 先是发表在《纽约客》，后收录在《时与地》（Times and Places: A Memoir, 1970）。该书于2000年重新出版，书名改为《不必匆忙归家》（No Hurry to Get Home: The Memoir of the New Yorker Writer Whose Unconventional Life and Adventures Spanned the 20th Century）。
       王璞的《项美丽在上海》（2005）中包括了《大烟》的一小部分翻译，本译文未作参考。
       原文亦可参见：http://people.virginia.edu/~jng2d/enlt255/texts/hahn/hahn.htm
       
       我一直想做个抽鸦片烟的瘾君子，但我不能称之为我去中国的原因。做瘾君子的雄心追溯到我糊里糊涂的童年时代。那时，我还想做好些其它事呢：最伟大的研究鬼的专家，全世界最好的滑冰运动员，最出色的驯狮员——你知道那些个事。但我去中国的时候，我已经长大了，而那些梦也已经被忘却了。
       海伦一看完日本，就一直叨叨地说她要回加州，她丈夫在家等着。但当离开的日子临近的时候，她却变得迟疑起来，四处看看想找个理由延长行期。她向我指出，中国近得很，而且我们知道有个老朋友住在上海。让这么一个机会溜走，真是太可惜了。我们何不过去，呆上个周末，看上一眼呢？我是个相当随和的人，尤其那当儿，我并不是非得回美国的。我原来的打算是，海伦回家后，我随意地往南行，某一天到达比利时的刚果，在当地找份工作。所有这些都不急着做，我还有足够的钱可以维持一段日子。我姐姐认为这些计划都自然不过，她知道一个男人把我给甩了。我去刚果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把我心碎这事儿给忘了。在当时这种情形下，这样做正常不过。我对她的态度也同样的随和。我觉得，如果她还不想回家，那不关我的事。所以，当她建议去中国时，我说：“当然，为什么不呢？”
       我们就去了。我们爱上了上海。又是两个月，海伦不问心是否有愧，留了下来，活动的名目多极了——宴会，寺庙，古董店，定做隔天取货的新衣，上了一趟北京，使馆的招待宴会，赛马——日子塞得满满的。我没试图要赶上她。从在中国的第一天起，我就清楚地知道我会一直待下去，因此我有足够的时间。我毫不迟疑地将刚果束之高阁，聘了位语言老师。海伦走前，我已经在一所中国大学找了份教英语的工作。过了好些日子，我才想起我昔日要做瘾君子的雄心。
       初来乍到，我不可能知道这座城市耗用很多鸦片，这儿那儿无处不在。我无法辨出气味，尽管这种气味弥漫在更穷困的区域。这种气味像烧着的焦糖或是哮喘病人抽的草药烟，我还以为不过是中国人户外厨房散发出来的一种奇特的臭味。我很开心地走在偏弄小巷里，这边停停，那边歇歇，给黄包车或手推车让个路，嗅一嗅再往前走，还不知道近旁有人正在享受书上称为可耻可憎的毒品。不难想见，我从未见过一个作奸犯科的人，因为即便在放纵的上海抽鸦片还是被认为是非法的。
       通过一位叫潘海文的中国朋友，我才终于知道这股气味意味着什么。我随他去过在一家饭店举办的宴会，认识了他的几位诗人、教师朋友。过去在中国，饭店的宴会要等到最后的饭菜都凉了客人在干净的台子上喝了道别茶后才算结束。那天晚上，大家过后还有许多话要说——他们总是那样——我们就在外面的台阶上继续在饭桌上开始的关于现代文学的讨论。我们在城市那一块被称做“华界”的地方，在苏州河的对岸，在租界区外。天气很热。一张皱巴巴的旧报纸在排水沟里发出如秋叶般轻轻的刮擦的声音，男人们长衫的下摆在同一阵风里扬了起来。饭桌上，他们出于礼貌讲英语，不过现在一激动，早已换讲中文了。我就站在那儿等着有谁记起我来，帮我找一辆出租车。一直等到海文说：“哦，真对不起，忘了我们的外国客人。我们现在都去我家，你来吗？”
       当然，我也去。他极少提起他的家庭生活，我一直很好奇。我们一起开步往他家走去。他家是一幢维多利亚式的老房子，四周的绿地比我在美国见到的城市房子还多。我说是维多利亚式的，这仅仅是从外墙而论，山形墙和粗灰泥的前墙使它看起来像我知道的那类建筑。屋内却是十分两样。每间屋子间的门都敞着，一眼望去都能看见——空荡荡的，没有地毯，没有墙纸，很少一点家具。光秃秃的地板上有几把椅子沙发和几张桌子，毫无生气，像是一家腾空的店铺里落下的几样物件。但屋子可有人住着。屋子里有不少人。有个男人懒洋洋地躺着，跟沙发僵硬的曲线作对似的；四五个小孩跳来跳去，低声说着话一边咯咯笑；一位穿蓝色罩衣裤子仆人装束的老妇；还有一位穿单色黑衣的年轻妇女。
       最后一位看来是海文的妻子，这些孩子中至少有几个是他们的。我觉得尴尬极了，因为整家子人盯着我看。一个看起来像小型海文的小男孩说了些什么让其他几个笑得更响了。海文简单跟他家人说了几句，让我们随他上楼。我们来到一处舒适一点的地方。这里的房间贴了墙纸。尽管所有东西在我西方人的眼睛中看起来仍然死板了一点，但四周多了点家具。我们一群人走入一间卧室。卧室里有两张平坦的硬木卧榻被推在一起，头靠着墙，各放了一堆小枕头。卧榻上铺了一块正方形的白布，中间搁了只托盘，托盘里放了些奇特的物什——一盏小小的银制油灯，灯罩像个倒扣的圆底酒杯，一些小盒子，还有些我认不出来的小东西。我坐在一把硬梆梆的细长的椅子上，男人们则随意地坐在房间的四处，非常放松自在地聊着天，拣本书翻翻，对两张卧榻上正在发生的事毫不在意。但我却发现那些事非常奇特，入迷地盯着看。
       海文左向侧躺，靠着托盘脸也朝向它。他点亮了灯。他的一位朋友——一个叫华清的胖胖的小个子男人——靠着托盘的另一边右向侧躺，脸朝海文。他们各自用枕头支着头和肩。海文从没停止过交谈，但他双手却忙乎着，双眼也紧盯着手头在做的事——编织。我起先想为什么谁也没提到过中国男人练习这个手艺。他熟练地操作着的两枚针之间的东西，我还以为是毛线，然后我看清了那其实是深色浓稠的某种胶粘质的东西。随着他将两枚针的尾部相互绕着转，那东西像是正在凝结的太妃糖，连颜色也变了，慢慢地从早先的深棕色变成了棕黄色。在某一刻，正当那东西要凝固的时候，他将那一团绕在一枚针的尾部，拿起一个茶杯大小的陶制物。这物什看起来挺像茶杯，只是上端是封住的，固定的盖子中间有个带框的洞。海文将卷了那东西的针插入洞里，拔了出来，留下那团东西堆在洞口，然后抟着那团很快变硬的东西，让它像一座微型火山一样座落在杯状物上。接着，他拿起一杆磨光擦亮的竹管。竹管一头靠近末端有个大洞，镶了一圈雕花银边。他用这个固定住杯状物，将竹管的另一端放入嘴里，举着堆了小小火山锥的杯状物悬置在灯焰上，然后深深地吸了进去。他吸的时候，那东西冒着泡泡蒸发着，直到一点都不剩。他的嘴里升起股蓝色的烟雾，空气里顿时充满了我在上海街头闻到过的气息。我一下子明白了事实真相。
       “你在抽鸦片！”我大声叫道。每个人都吓了一跳，因为他们已经忘了我在那儿。
       海文说：“是啊，我是在抽鸦片。难道你以前没看到过抽鸦片吗？”
       “没有。我感兴趣极了。”
        “你要不要试试？”
       “嗯，好呀。”
       没人反对，也没人表现出震惊或什么的。事实上，除了华清谁都没留意。在海文的要求下，他抽了一杆子，演示了怎么做，然后靠着枕头休息了几分钟。“要是马上起身的话，你会头晕眼花的。”海文解释道。我仔细地观察了他的技巧。轮到我躺在榻上的时候，我已经对怎么抽相当了解了。烟吸进去，越深越好，然后让烟留在那儿，越久越好，再呼出来。想到我从来没能吸入纸烟的烟，我担心鸦片瘾君子的世界会对我关闭了。白日梦和睡梦一样，人们不会考虑到真实的自我和血肉之躯的弱点。浪漫的人总是会碰到这样的困境，但那天晚上，我却幸免于这个尴尬。吸进去的时候，我几乎觉得恶心，但喉咙并没有合上，过了一会儿，我就不觉得难受了。我没法儿像其他人那样，把那个小火山一大口抽完，但对一个初学者来说，我做得还不赖——一点都不赖。我陶醉于没有咳嗽的胜利中，忘了留意最初的效果，甚至准备起身，不过海文告诉了我别起来。“躺着别动，我们聊天吧。”他建议道。我们都说着话——关于书，还是关于书，还有中国政治。我对政治一窍不通，但这一点也没让我觉得没劲。我极有兴趣地聆听着别人用英语说的一切；当他们叉开去用中文聊的时候，我也不在意。留下我自己想事儿。我什么都不会在意。我靠着枕垫躺着，一边看着海文为自己卷一杆，世界显得精彩有趣又温馨仁爱。他们把小火山锥和管子叫做“一杆”，我猜想是因为要比“一杆鸦片”来得简单。再说，“一杆鸦片”也不精确。只有一次，华清问我感觉怎样，我才意识到整个情形的完整含义。 天哪，我在抽鸦片！难以置信，尤其是我看起来没有任何异常。
       我告诉他：“我啥都没感觉到。我的意思是，和你们在一起，我当然很开心，但我没觉得有什么两样。也许鸦片对我没效果？”
       海文捻了捻小胡子，微微笑了笑。他说：“看看表。”我惊讶得叫出声来。已是凌晨三点了。
        “是啊，就是那样儿，”海文说，“你一个姿势已经坐了好几个小时了，你知道——没挪过手臂，也没动过脑袋。这就是鸦片。我们叫它“大烟”，大的烟。”
       “但我只抽了一杆子。瞧瞧你，已经抽了四五杆了，还是没事儿。”
       “那也是大烟，”海文说得含糊不清。
        那天早上再晚些时候，我躺在自己的床上，试着回忆我是否做了浸渍着毒品的梦，但我所能想起来的是根本无梦，让人失望。我也没觉得什么渴望。我只是不算个瘾君子。我几乎判定整个事只不过是个仔细酝酿的神话。不过，隔了几天，我还是再试了一次，又试了第三次，如此这般的下去。长话短说，我耗上了一整年满怀热忱的努力。现在没法确指哪一刻确确实实地能称自己为瘾君子，但我记得海文的妻子佩玉说我上瘾了的那个晚上。我到他们家是晚上六点，家人大多数在吸烟室里。这是一幅美好的家庭场景：孩子们在地板上玩，佩玉坐在卧榻沿上用羊毛线在做正经的编织，海文则以其常见的姿势侧躺着，懒洋洋地准备着一些鸦片丸子，不时地用食指卷起一团试试干湿。一丸好鸦片应当是正好的颜色，不能太干，但也不能太粘。这些的精致的讲究给人添了很多乐趣。我想，对喝茶很考究的人有同样的兴致。
       那天晚上，我感觉很糟。我得了感冒，头天晚上落了夜，而且还正对海文一腔怒气。那时候，我的一本中英文双语杂志正由他属下的华界的一家出版社出版——更确切地说，是我试图出版这本杂志，而海文对印刷这事的态度之不认真简直令人恼火。那天，为了他信誓旦旦地保证校样会在三点前送达，我在家里白白等了四个小时。我大步闯入吸烟室里这幅祥和安宁的场景，要不是一阵喷嚏，我会狠狠斥责他一顿。听到喷嚏，佩玉抬起头，目光锐利地看着我。随后她开始批评海文。上海话我一点都没学过，我学的是普通话。但她说话的口气已经够明了了。
        “佩玉说你上瘾了，这是我的不是。”海文很开心地翻译给我听。
       我简直感到受宠若惊，但海文在印刷一事上做得不够，这让我的回答听起来傲慢无礼，“她为啥要那样说？”我一边说着一边躺到我的老位子上，伸手取烟管。
       “因为你的眼睛鼻子都在流水。”
       “那又怎样？那是症状吗？”我看了看佩玉，她重重地点了点头。我吸进一杆子后，接着说，“但那不是我鼻子流水的原因。我得了很严重的感冒。”
       “哦，是的，抽大烟的总是感冒缠身。”海文又备好了一杆子。“你抽不到大烟的时就会流泪。不过，就你的情形来看，我觉得我妻子弄错了。你还不是个瘾君子。即便是我，也还不是个瘾君子，真的――还不是很上瘾，尽管我抽的比你多。像我们这样的人，要做的事那么多，不是会上瘾的那类人。
        不会的，我自忖道，佩玉肯定是夸张到了荒谬的地步。没有大烟，我当然没关系。我好这一口，这没错——我好这一口。我已经懂得了是什么让鸦片如此让人销魂。昔日对毒品飨宴和浓味重彩的美梦的浪漫念头远去了，但我并不引以为憾，因为事实远远更美好。躺在安静的房间里，聊天抽烟――或者按照正常的次序排列，抽烟聊天——是多么令人愉悦的惬意和畅快啊。我没有上瘾，我跟自己说，但你得养成点惯习来欣赏这物事的好处。人们花上很多时间抽大烟，但毕竟，他们也享受到不少美妙时光。即便我能跟得上同伴一杯接着一杯地喝，那些在上海的外国居民所热衷的夜总会、鸡尾酒会和宴席也会让我腻烦的。现在我几乎不费神去那些聚会了。大烟让我不再想喝酒了。那些不抽大烟的人显得越来越遥远了，而那些抽大烟的人总是显得和我的品味想法一致。我们经常高声地相互朗读――大多数是诗歌。阅读、音乐和绘画足够让我们开心了。我们不在意吃喝肉欲之乐……当我说起鸦片的时候，我似乎落入了某种世纪末的语言，那很可能是因为我抽大烟的时候，过的就是种相当世纪末的生活――不仅是社交群体意义上的也是文学创作意义上的。在上海的西化的时新中国人不赞成抽大烟――并非基于道德准则而是这被认为过时得可怜可悲。时新人喜欢让威思忌或是白兰地搞得醉醺醺的，而我那些朋友，穿着传统长衫，故意自觉地反着做。鸦片则是这种态度的一部分。鸦片是堕落腐朽的。鸦片是属于祖辈的。
       我们经常阅读考可托写的关于鸦片的书，并作讨论。（注：考可托（Jean Cocteau，1889 － 1963），法国著名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设计师和电影制作人。他多才多艺，著作丰富，生活方式不循传统，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且有鸦片瘾。）华清非常喜欢表现一个在戒烟的人感受的图画。在画里，烟管长得越来越大，而人越来越小。接着，烟管扩散开来——他的四肢也变成了烟管——直到最后，全身完全由烟管组成。在这样的谈话时，海文有时会坦率地说自己是个瘾君子，但在其它时候，他仍旧说自己不是。我永远也不知道就这个话题，他会提出怎样的说法。“你知道，我的哮喘导致了这个。”他有一次说：“我父亲有哮喘，所以他抽大烟。我也有哮喘，佩玉也有。她哮喘非常严重时，不时也会抽上一杆子。治那个病，这可是味好药。
       有一天，他甚至比平素还要自相矛盾。之后，我画了张表，列举了烟鬼的信条：
       1． 我永远不会成为瘾君子。
       2． 我不会上瘾的。我是属于拿得起放得下的那类人。
       3． 我的瘾头没有非常严重。
       4． 只不过是毅力问题，任何时间我都可以戒烟。
        任何时间。时间。这正是对我丧失了掌控的东西。手表转动速度的变化真是太奇妙了。有时飞驰而过，有时纹丝不动。为了赶上活计，我得经常看表。我不注意时，它会捣鬼逃走，以至于我忘了日子，或是约会晚到得令人难以置信。我看起来昏昏欲睡。这是不属于这个圈子的人告诉我的——“你需要睡眠，”他们会这样说——但我从未真的觉得悃。从内里看，我的脑子非同寻常的清醒。我可以整个晚上说话而不觉得想休息。那是因为我是个瘾君子。我现在承认了，而且很高兴可以觉得超脱。我思忖着，我们这些抽大烟的是超脱的，而这正是我们的一大长处。我们不会被不愉快的情绪所困扰。酗酒的放纵自己沉醉于一阵又一阵哭哭啼啼的感伤中，但抽大烟的却不会。你永远也不会看到哪个抽大烟的对着卖鸦片的哭哭闹闹喋喋不休地说着自己的秘密。我们骄傲且矜持。别的人可能认为我们昏昏沉沉乏味无趣，我们对自己更为了解。好好地长长地抽上一杆子烟后的第一反应是令人兴奋的。我会满脑子都是想法。我一边躺在那儿，一边计划着各种各样的活动。有种类似瞌睡的感觉后来才降临，但即使那时候，在我的头颅里，在耷拉着的眼皮后，脑海里仍沸腾着各种激动人心的想法。
        不过，我也不能无视坏处。要是我那样做了，我就当不起“超脱”这个形容词。作为一个瘾君子着实非常不方便。离开我自己的或是海文的鸦片托盘，我就会开始觉得思家般的牵挂。我会无比渴望地想起那阴暗的房间里的烟灯，那温暖安逸，那平静舒适。接着我的鼻子就开始流水，我很担心外人会明了我是怎么回事。我说担心，是真的担心——出于某种原因，被人认出来这个念头令人惧怕。这很奇怪。的确，在上海，抽大烟是违法的，但我可能只会受到一些轻微的处罚。但我还是担心。我想这可能是种身体症状，就像流鼻水一样。
       这些细枝末节，在我们围着托盘躺着的时候，都详详尽尽地讨论过了。华清有个理论：和抽大烟本身相比，上瘾更多的在于习惯了某个时间模式。“要是你每天变动抽大烟的时间，你的习惯会弱得多。”他认真地向我们保证。“最大的错误是日复一日在同个时间做这件事。我很小心，会变动抽大烟的时间。你看，都在于你怎么想的呢。”
       一位有时加入我们的波兰朋友坚反对这个观点。“是毒品本身。”他说，“要都在于我怎么想，为什么我身体也感受得到呢？”在一堆乱糟糟的定义中，争执不了了之。抽大烟的人喜欢辨析语义。不过，我有一天决定试试自己，看谁更强，鸦片还是我。于是，我接受了邀请，和一群英国人一艘在上游的游船上渡个周末。在这个国家是无法在外国人中搞到鸦片的。
       嘿，没像我预想的那么糟。我觉得没劲。他们坚持要我打桥牌，我也没法儿集中注意力。话说回来，我从来没能集中注意力打过桥牌。我得了很要命的感冒，也没怎么睡觉。我的胃很不适，腿也发疼。不过，仍不算太坏。我没想要躺下来尖叫，还能忍得住。回家路上，感冒迅速变得更糟了——但也没道理不变得更糟啊。人们是会得感冒的。唯一一件真正糟糕的事是我感觉到的恐惧——在一个看起来随时会变得残忍的世界里迷失不知归路，裸着身子发抖……。回去后过了半个小时，我就在海文家里了。密友们听我细细道来，性格不一，表露出来的情绪也不一样，有敬慕的，怀疑的，或是妒羡的。没有谁不理解我想摆脱这个瘾头的冲动，这一点我很高兴。看起来他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时刻，但不是所有人都像我那样坚决。
        “你原本可以给她药丸的。”华清责怪海文。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得离开烟灯照耀范围一阵子的瘾君子通常会带鸦片小丸子，可以在情形变得很糟的时候吞服。丸子和吸服不可同日而语，但能减轻点不适。
       海文说：“我是故意不给的。她想看看那是怎样的，丸子会破坏了整体效果。何况，他们有点儿毒。不过，她要是想要，下次就给她。”
       我极为享受地躺在枕头上，说：“没有下一次了。”
       过了几个礼拜，我犯吐了。我一定是抽得太多了。在比较轻微的过量吸食时，只是会有些梦魇，但这回可不算轻微。从海文那儿回家，我吐了一路。进门的时候还在吐，直到男仆叫来了医生。医生是个美国人，在这个社区已经工作好些年了，但我对他并不是很熟悉。当然，我不想告诉他可能是什么出了麻烦。当他搭脉搏看舌苔量体温的时候，我一言不发。最后，他下了判断。“黄疸。难道你没注意到你肤色很黄？”
        “没有。”
        “呃，你像桔子一样黄。”他说，“你一天抽几杆子？”
       我吃了一惊，但他要能玩镇静的话，我也能。“噢，十，十一，差不多这个数目。”我轻描淡写地说。他点了点头，开了张处方，然后就离开了。没教训我一顿，也没给警察打电话，什么都没做。我应当感谢他的忍耐，但我却很愤怒。第二天，我对海文说：“他没有他自认为了解的那么多。可不作兴数几杆子的。一个人的一杆子可能是另一个人的两杆子。”事实上是我痛恨医生入门插足了我容不得别人的专享领地。
       总而言之，要是有谁问我过得怎样，我会说我挺好的。我不想改变生活的方式。除了医生，异邦的外人似乎没猜出我是怎么回事。他们可能会想我看起来脸色灰黄。毫无疑问，他们也会认为我心不在焉的，但谁也没猜到。当然，中国人不一样，因为他们以前都看到过。我惹恼了一两个人，但我得以过关，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中日之间的战事就在城市租界外的地域骤然爆发。弹片落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安全岛四周，有时命错了目标，则弹落在岛内。难怪那位美国医生对我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他的脑子要想的事情太多了。战争对我并没有造成太多困扰。我很快就接受了这回事。鸦片的价格涨了——这才是我在意的。
       但是战争绝对把我从老圈子里隔离开来，一点一点地。我不再介意谁知道谁不知道。来拜访的人，即便不是抽大烟的，也被直接带入我在抽大烟的房间。现在的我行为举止很像海文。左手食指上有个油腻的污痕，和他的那个一样，洗也洗不掉。这是在试鸦片丸子冷却的时候留下的。海文觉得这个污痕好玩得很，经常让他的朋友们来看看。他会说：“看，你们有没有看到过哪个白人女子手指上有那样的污痕的？”
       在上海的外国人中，我不是唯一一个抽鸦片的。除了坚，我还知道好几个。有一位和法国外交部有关系。他和他妻子是在印度支那上瘾的。通过他们我认识了鲍比。他是从德国逃出来的医生，在上海行医有了足够生意，可以以此为生。他不是个瘾君子——我想我从来没见过他碰过烟管——但他似乎花很多时间和瘾君子们厮混。有时候，我很奇怪他为什么频繁光顾海文家。我情愿他不要来，因为这人很无趣。不过，外人是无趣的还是聪颖的，这并不要紧。而且，某个下午，我刚收到了一封的信，他碰巧来看我，我就向他倾诉了。
       “这和我在出版的这本愚蠢的杂志有关。”我说，“他们想扩大发行量——是拥有这本杂志的那些人——他们说，我得去重庆和他们讨论。”“你当然不能去了。”鲍比说。
        “我也可以去。”我一个肘部支起身子，愤愤地说，“我当然可以去了。我不能去？你什么意思？只不过是件麻烦事罢了。”我又躺了下去，开始很快地搓一个丸子。我脑子里嗡嗡嗡嗡地塞满了所有得做好的事——安排住所的事，拿到旅行许可证。还有，我得经过香港，坐船去那儿然后飞往内地。想想就已经够累了。这边鲍比又开始说话了。
        “听我说。好好听着。你不能这样做——你不能。”
       这次，他说得让我担心了。“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鸦片。你的瘾头。”鲍比说。
       我笑了。“哦，原来是这个，是吧？这个不要紧的。”丸子已经做好了，抟成一个锥体，我抽了下去，然后说：“只要想歇手，我随时都可以。你并不了解我，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随时都可以不抽。”
        “你最近是什么时候试过不抽的？”他问道，然后停顿了一下。我没有回答，因为我在算日子。他接着说：“已经有些时候了，我很肯定。我认识你已经有一年了。这一年里，你从来没有停过。我觉得你会发现自己没法儿歇手的，姑娘。”
        “你错了。”我狠狠地说，“告诉你，你全错了——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而且你知道，在内地，要是被抓住在抽大烟的话，就不那么好玩了。要是给抓住了，你知道会怎样。”他拿一只伸直的手刀一般地滑过喉咙。他的意思是，国民党实施了一条新法律。抽大烟给抓住的人都被砍头。不过，这事不会发生在我头上。
       我看着他，带着新冒出来的半信半疑，说：“我该怎么做？”
       “你会没事的，因为有我来帮你。”鲍比说。突然间，他变得轻快而开心。“你可以很容易被治愈。有没有听说过催眠？”
       我说我当然听说过催眠，而且亲眼见过。“学校里有个医科学生会催眠——就是让人们盯着个灯泡，然后告诉他们说他们很想入睡了。”
       鲍比用我家的电话打了个电话，讲的是德语。他挂断电话说：“我们明天早上开始。在我的小医院里，给你备了张床——算得上是个私人病房。如果做得到的话，早点起来，做你通常早上在做的事——你要抽大烟的话就抽，我不反对——不过，九点到那儿。出租车怎么走，我会写下来给司机指路的。”他写好了。然后到了门口，他加了一句：“海文会试图说服你放弃的，你知道。别给他机会。”
       我说：“哦，不会的，鲍比，他不会那样做的。这是我自己的事，他决不会插手的。”
        “只是别给他机会，仅此而已。别忘了带个箱子，装上夜里要用的东西。你可能会带上些鸦片丸子。如果你真要带了，我也会找到的，所以还是省省心吧。”
       在我成为瘾君子之前，我以为一个根深蒂固的烟鬼会对戒烟这个念头极其恐惧的。事实上，一点也不是那样儿——或是说，我不是那样儿。到了一定程度，烟鬼会高高兴兴地接受几乎任何一种建议，包括戒除烟瘾。戒烟？当然啦，他会说——多好的主意啊！我们明天开始吧。抽了两杆子后，这个想法令我高兴得很，就给海文打了个电话告诉了他。他也很高兴，但搞不懂我为什么这么匆忙。
       “哦，太好了！”他说，“但为什么是明天呢？如果你能等等，我们可以一起戒。和别人一起戒总是要容易点。你等一等，我叫鲍比给我也安排一下。”
       “我倒是愿意那样的，海文，但他已经帮我在医院安排好了一切，现在我已经不能变动什么了。更何况，正如他所说，我没有多少时间了——我离去重庆只有两个礼拜了。还是等着轮到你吧，那样会方便点。”
       他回答的时候，声音格外甜美，我知道，那意味恼怒。“当然了，既然你那么高兴地接受了一个你几乎不认识的男人的建议……”
       一番挣扎，但搁下电话的时候，我并没有让步。要是我答应为什么事等海文——不管是茶会还是治疗——结果会怎样我太了解了，不管是不是鸦片的效果。他会推迟了又推迟，直到忘了这事儿。我耸了耸肩，又抽了一杆。第二天早上我差不多要睡过头了，但没有。照看我房子的老人把我的包提到出租车上，一边自言自语。我上车的时候，他站在那儿，一脸担忧的神色。他对这个计划一点都不相信。“我会很快来看你的。”他应诺道。
       我从未听说过鲍比的医院。我们穿过围着租界的商店旅馆开了很长一段路，以至于我想着我们可能会进入日本人的界线，但还没到那么远我们就找到了医院——一幢和大多上海中产阶级的房子一般大小的建筑，只是寒酸破败了点。入口处挂了一杆脏兮兮的白色旗帜，上面有个红十字。鲍比立在门边，一脸如释重负的笑容，露出闪闪发亮的牙齿，他的眼镜在清晨的阳光里一闪一闪的。显然，对我是否会来他并不是很有把握。他问我海文对这个消息有什么反应。
       “他要你帮他也安排一下——找个什么日子。”我告诉他。“只要他准备好了，随时都行。请进来。护士会看管你的手提箱的。”
       我随他走入一件板壁很薄的办公室。除了其它东西外，办公室里塞满了档案盒，一张沉甸甸的老式写字台，一把填塞得鼓鼓囊囊的椅子。他叫我坐在那把椅子上。又给了我一颗药丸和一锡杯下药的水。我好奇看看四周。靠墙堆着硬纸箱还有一个仪器柜。地垫上洒着一小片阳光。房间里非常热。汗水顺着鲍比的脸颊流下来。虽然抽大烟的没什么嗅觉，我能够分辨出一股消毒水的气味。我问，医院看的是怎样的病例，鲍比说，什么都看。他心不在焉地应着，一边上上下下地踱步，等着药丸在我身上发生作用。
       我说：“我不懂你为什么要用药丸，那个医科学生只用了只灯泡。”
        “哦，那个我也会做，但花的时间太长了。”鲍比反驳道，“将来，我想要同时治疗一屋一屋的瘾君子，将他们分组催眠。要是让他们看灯泡催眠，我能治多少人呢？不，巴比妥酸盐的效果来得快一些。难道你还没睡意吗？”
        “还没。为什么是一屋一屋的瘾君子呢？”
       他解释说：人太多了，一个人对付不过来，除非采用这样的方法。事实上，他说，我这一例的治疗就是为这个目的。如果管用的话——会管用的，肯定是管用的，他向我保证——他要我动用所有的影响力说服有关部门雇佣他，给他类似全国鸦片解毒总治疗师的职位。他充满热情满怀希望的谈论着这些计划。直到后来，好像是透过一面明亮的玻璃窗，我看到了一屋子穿着白衣的中国人，一排接着一排，完全的一模一样，仰起的脸朝着站在一个很高的讲台上的鲍比。他在说……在说……
        “在你被催眠的时候，你能允许我也做些精神分析？”他真的是这么在说，对我说的，不是穿着白衣的中国人。
       我动了动，逼着舌头作了回答。“可以的，只要你答应事后全告诉我。你答应吗？”
        “好的，好的。”他又在踱步了，转过头来口气不耐烦地应着。“你现在觉得瞌睡了。你会入睡的。过几分钟……”
        不过，不到几分钟我又完全醒了过来，坐起身，得意洋洋地说：“你的药丸不管用。”
        鲍比还在踱步，现在搓搓手，一遍又一遍好像自言自语地说：“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突然间，房间又变黑了。我说：“那个不管用。”我觉得失望。所有那些准备浪费了。鲍比走到我面前停了下来。
       “你知道现在是几点了？”他问。我模模糊糊地想起，很久以前有一次海文问过我同样的问题。但鲍比自己回答了：“现在是下午五点，你是今天早上十点前被催眠的。”
       “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我揉了揉前额。
       “你几乎一直在说话。吃中饭的时候，我停了一下。”
       我大吃一惊，但鲍比没给我时间讨论整个情形的怪异。他双目注视着我，说：“你有没有感到抽大烟的欲望？”
       我摇了摇头。真的，托盘和点亮的烟灯这幅画面已经不居我头脑的正中。事实上，他的问题让我诧异。我为什么想要抽大烟？
       “你没有抽大烟的愿望，也没有这个念头？”他坚持再问，我又摇了摇头。
        鲍比说：“很好。现在你上床去，想要吃的话就吃点。至于明天，我已经吩咐了你不得有访客。在一段时间里，那样是最合适的，但我晚上晚些时候会来查看的。”
       我想站起来，但一个喷嚏让我停了下来。“我得了感冒了。”我断言，“哦，鲍比――分析。你发现了什么？”
       “你非常有意思。”他很有兴味地说，“这是照看你的王护士。”他走了出去。
        王护士领着我穿过过道，好比是拖船将邮轮带入泊位，过于小题大做了。她把我领到一楼的一个房间。房间里放着一张行军床，四壁白墙，落地长窗面向杂草丛生的花园。床单用得很旧了，沾着锈迹。王护士早已把我的东西理了出来，将它们挂在墙上的几枚钉子上。我上了床后，睡眼朦胧地想起中国人自然是不作兴将衣服挂起来的，而是叠起来放在箱子里……后来，一个晚餐盘子搁在了我的身上。我一点都不想吃浇着棕色糊搭搭的东西的米饭。过了一会儿，米饭给拿走了。鲍比那晚肯定来过，但我不记得了。凌晨我醒过来的时候跟自己说，没什么原因会让我那么瞌睡。我不再悃了。我觉得很不舒服，尽管说不出不舒服到底在哪儿。喉咙？手臂？腿？胃？不舒服四处游走。只有在一处地方它看来是呆了下来，那就是我的良心。我对世上的一切都觉得很内疚，但又不是苦恼。这是能够忍受的。不过，太阳升起的时候，我还是很高兴。我想起来坚曾经很精辟地描述了对鸦片的感受。他有一条腿不好。抽了一两杆子后，他说：“疼痛并没有消失，但我已经不疼了。”嗯，我跟自己说，这就是正在发生的。疼痛一直在那儿，眼下我又觉得疼了。仅此而已。受得了的。受得了的。
       有一件事很有帮助。那个礼拜过得再糟，我也没想到过要是能拿到烟管我就会感觉好多了。我意识到，这就是催眠术起作用的地方。不过，知道这回事并没有破坏效果。催眠术起作用了。我没有被锁在屋子里，前门也没有守卫。我要是想做的话，我可以穿上衣服走出门回家去，或是去海文家，但我并不想。我所有的冲动欲望中，不见了这一个。鲍比说过了多少日子我就会好受一点，我数着日子过。我坐立不安哈欠连天喷嚏不断，双眼涕泪滂沱，手表索性拒绝走动了，但我也没试过要走出医院。
       有一阵子，鲍比过来而我想说话的任何时候，我都声音颤抖，泪水涟涟。“只是有点紧张。我没法儿说话。”我抽泣着。但他说，我的进展挺好的。他又加了句说，他意识到我是真的想戒烟，因为我一个丸子都没带。他说他知道是因为在我被催眠的时候，他查了我的东西。他说了这些话后的那天晚上，我觉得痉挛。痉挛是众所周知的戒毒的症状。它们可能在瘾君子身上任何一个部位发作，但大多数人是手臂痉挛――他们感到好像是所有的骨头都断了。我的痉挛发作在腿上，一直到臀部。凌晨四点，我弄明白了这件事，这是因为我在婴儿期腿上不得不戴矫形器。我从来没能记住过矫形器，但现在，我跟自己说，我的腿却记起来了。接下来，好像是我因了这个决定得了诸神的欢心，我居然睡了整整一个钟头。那可能是最糟糕的一个晚上。
       过了那个晚上以后，鲍比让几位朋友进来看我。我可以和他们一起到那个杂草丛生的花园里散一会步，摇摇晃晃地走到有鸭子游水的小溪边，然后我们会在树下喝茶。他们帮着挨过时间，这是件好事，因为没有分心的事，时间过得漫长无比。“戒了烟的瘾君子的致命的无聊”，考可托如此写到。不过，最生动的是我对床的感受。一宿接着一宿，我得躺在床上却无法入睡，直到我以一种私己的酸楚的怨恨来憎厌这张床。我至恨床褥的气味。我想这气味并不是真的很糟，不是别的什么，不过是木棉。但这些年来头一次，我麻木的鼻子能闻出气味来了。对于初初敏感的神经来说，任何气味都会产生令人不快的效果。对我来说，床褥有恶臭，而且还结成一团一团的。我对每一团棉絮都了如指掌。我决定，一旦我能作主，就要搞定这床褥的杂乱无章。有天早上，我问鲍比，换一条床褥要花多少钱。
        “唔，我不知道。我想，二十美金吧。怎么呢？”他说。
        “熬过这段时间后，我要把它买下来，然后在花园里一把火烧了。我恨它。”
        “没问题，要是你那时候还想买的话。”他一本正经地说。“海文今天给我打电话了。”他顿了顿，带着一种谨慎的神色看着我。他又说：“他想和你联系，这不是第一次了，但我以前没告诉你。现在我可以放心地让你见他了。他今天下午来。其实，他已经在这儿了。”
        “好啊。”我听起来一定是满不在乎的，因为我就是那样觉得的。我几乎忘了海文。不过，当他走进来的时候，我记起来他是多么的熟悉，曾有多少个钟头我们凑在一起抽大烟。我注意到他的双眼看起来污浊无神，牙齿也脏兮兮的。
       他说：“我带你出去。”
       鲍比马上说：“记得只是兜一圈风。”然后紧紧地看着他。
       海文大笑，让人宽心似地抬起手。“我当然会把她带回来的。大夫，我可不想要你的病人。”“你们不能去抽大烟。”鲍比说，“你不能把她带到任何她能抽大烟的地方。明确吗？”
       “明确得很。”海文答道。我们走出了前门——我不出前门已经有一个星期了——上了他的车，开走了。他信守诺言。我们去了一家茶室，坐在那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他说：“你看起来不错。你好吧？”
       “挺好的。”我说，“不过考可托说的是实话——你知道，那番关于无聊的话。不过，我很高兴我做成了那件事。”我渐渐放松起来，但海文仍旧听起来看上去像个陌生人。
       “你在那儿的时候，我也试过。”他承认道，“但我做不到。持续的时间不超过三十六个小时。我最想念的是烟灯。我觉得烟灯漂亮极了。
       “那简单得很。”我答道，“只要点起烟灯，躺在那儿。”我们俩都咕咕地笑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能就鸦片开玩笑。后来，他就把我送回医院。他道别时，双眼濡湿。因为他需要他的烟盘。我觉得甚是自得。
       我正式出院的那个下午，离我去重庆还有三天。鲍比说：“好吧，再见了。你自由了。你现在没事了。你喜欢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了。我不要你付费，但请记得――要是你有机会劝说上层的某个人物，告诉他我的方法很有效。你会那样做的，是吧？我想要那份工作。”
       我答应了，又谢了谢他，我们握了握手。我的包已经收拾好了，有辆车等在外面，但我迟疑了一下。“还有件事。”我说，“那个分析，记得吗？我已经不止一次问你了，但你还没告诉我那天你做那事的时候发现了什么。”
       鲍比只说了“噢，是的，那个。很有意思。”
        不仅如此，我把烧床褥的事也忘得一干二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