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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时间11月20日晚21点 周一 维珍航空经济舱
       维珍的饭菜一如既往地寡淡。广播里预报牛肉饭、鸡肉土豆泥的话音未落，空姐已经推着车笑眯眯地走过来，轻声软语：对不起，只剩下蔬菜饭了。真是名副其实的蔬菜饭，我从鼻腔到肠胃都没有找到一丁点荤腥。同伴在我耳边一路描述汉莎航空的好，说那里是头盘主菜甜点一应俱全的。这梅委实太远，我望不见，也止不了渴。
       我直着脖子要了两个小时的毯子，最终还是靠意志和外套克服了这项并不迫切的生理需求。好在从椅背的屏幕上可以看几场半生不熟的电影——我依稀记得这是维珍的特色。我选了《达芬奇密码》。比我预想中好看。至少，导演气喘吁吁地把故事讲完了，而看的人没有困惑得气喘吁吁。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还是对这个类型的片子没有什么感觉。对原著小说也是如此。忘了哪个朋友跟我说过：这是用脑子写的小说。不是用心。
       8小时之后，格林威治时间11月20日晚21点，Cumberland饭店
       夜与夜冗长连缀，被地球的公转自转消磨了色泽，惨淡得像一层锡纸。踏上异地的兴奋与飞机上积累的倦意彼此拉锯，再被时差反应（据说与所谓“褪黑激素”有关）猛推一把，人的肢体与思维便会不由自主地直打激灵。
       先前来接机的小伙子叫Alex。夜色里看不清他的脸，但那一口悦耳的英文是听得真切。说了好久才晓得他原来是德国人，到伦敦来打工，只是因为这里住着他的法国女朋友。“有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来，”他一边开车一边抒情。移民人口众多的国际大都市总是少不了富有戏剧性的相聚或者离别，我对自己说——再往车窗外看，大片近郊的印度人聚居地正缓缓掠过。房子是掠过去了，可那商店橱窗里一件件莎丽的颜色还滞留在视网膜上。艳得惊心动魄。
       彼时城里飘着点雨。正是下班高峰，车在雨中长龙里三步一停。我倦极，半眯起眼，听那司机一站一站地报地名：Shepherd’s Bush, Notting Hill, Hyde Park, Oxford Street……睁大眼睛，发现果真到了牛津街。两年半前的夏天我在这里住过三天，那时的天色是到了七八点仍然不肯暗下去的；而此刻（刚过五点），整条街道却全靠被雨水化开的灯光照明。英国的高纬度是一把偏心的剪刀，裁去秋冬的光，贴补春夏的白昼。
       灯光里处处可见Merry Christmas的招牌。“你们还好赶在圣诞前来，”Alex说，“否则，连公共厕所也不开的。”
       Cumberland饭店离我上回住的那个老老旧旧的St. Giles很近，风格却是牛头不对马嘴。Cumberland的大堂宽敞得叫人发呆，抽象画和现代雕塑面面相觑，帐台上方的两个大屏幕构成一组电视艺术装置，循环慢速播放演员的舒展、翻滚、腾挪——据说这象征着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更替演进。Check in的时候我一边盯着这装置看，一边和着拍子替它配上张惠妹的歌：我一个人跳舞，从清晨到日暮。
       格林威治时间11月21日 周二 多云
       阳光，阳光。每一个初见我们的英国人都在恭喜我们头一天就享受了这么慷慨的阳光。在英国，就算没有雨的日子也感觉得到风雨欲来，所以阳光背后总还衬着乌云的底子。我举起照相机，取景框里的每一幅画面都是好的，可我晓得这小小的数码宝贝没办法把天、由浅而深的云、光、水、阴影合力勾勒的数不清的层次一并收进去。用笔写也是徒劳。生活里到处都是无法复制的美，从阴翳中突围的伦敦阳光，可以算一个。
       第一站是“伦敦南岸中心”（South Bank Centre），号称是全球（他们用的词是on the planet）最大的创意文化中心。这名头可能听上去有点玄，实际上，它的地理概念是一群音乐厅、剧院、画廊、教育场所、游乐设施（最著名的就是那个叫“伦敦眼”的摩天轮）及配套商业设施聚拢在泰晤士河南岸；人文概念是目前每年有五千两百多场（天！）演出和展览，曾经以古典为主，而今现代艺术、流行文化的成分越来越多；政治概念是此地与英国政府联系紧密，配合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系列文化活动将在此处启动；经济概念是：支撑在它背后的，有成分复杂、分工详尽的资本系统（最近的一次整合耗去了一亿多英镑），包括政府投入、企业及个人捐赠、房屋租赁、彩票融资、票房收入，等等。
       一连接触了几个南岸中心的职员。听得出他们言语之间对这么大的一个赢利艰难的机构居然能够成功运转，颇为自豪。“早就嚷嚷着要整合扩建了，但真正能做成这件事的只有迈克尔•林奇，只有他既懂艺术，又懂经营，还晓得怎么协调好关系。”如果你亲眼看到他们的表情，就会认定，这话绝不仅仅是背后拍老板马屁那么简单。林奇是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一个征服了英国人的澳大利亚人，肚子里该藏着多少故事？
       林奇驾到。跛足。拄拐。大嗓门。一进门就扯起当年兴建上海大剧院时来当过顾问的旧话，伴之以朗声大笑。果然是个懂得怎么拉近距离、如何调节气氛的人精。采访才十几分钟，没指望从这人精嘴里套出多少故事，但我心里多少有点恍然大悟——就凭他说话的感染力，在政府官员或者企业领导跟前阐述个什么雄心勃勃的计划，让他们热血沸腾地把手伸向钱袋，应该是绰绰有余的。
       有时候，英国人骨子里的那点倨傲和谨慎，可能是需要一缕持久而热烈的澳洲阳光，才能催化出激情来吧。
       这阳光似乎没照到南伦敦画廊。这个小小的非赢利性展览馆也坐落在南岸，不过位置更偏，据说是伦敦的下只角。画廊的总监语调舒缓，连连感叹生存不易。毕竟，这个画廊的宗旨是展示现代前卫艺术。那委实是个既难以评判、又乏人喝彩的领域，而画廊的性质又与商业无关，完全靠政府津贴和捐赠，总是未免寂寞的。
       画廊里的一个小间，墙上挂着七个屏幕，同时播放从七个角度拍摄的同一场车祸的全过程，连同这事故的毫无逻辑关系的“前因”和“后果”，一共二十分钟。这是法国一位现代艺术家的新作。观众不到十个。我想谁都看得出拍摄的难度有多大，但谁也不敢说看懂了作者的初衷。面对现代艺术，往往地，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这样一种情绪：怎么样的阐释都是可能的，怎么样的阐释都是无用的。
       片子里弥漫着阴郁的变种东方音乐。我出门上车，这音乐还仿佛在耳边响。快回到饭店门口时，今天的新司机Shawn用BBC标准音抑扬顿挫地告诉我们：饭店所在地Marble Arch以前是个将死囚斩首示众的地方。晚上有五万多幽魂陪我们倒时差。阿门。
       格林威治时间11月22日 周三 多云转阴转大雨
       旅程的时间安排总是让人有得有失：错过了斯蒂芬•金在伦敦的新书发布会，却恰好撞上了平时住在伯明翰的戴维•洛奇到伦敦来参加派对。坐在他伦敦寓所的客厅里，我一边接过他递来的红茶，一边细细打量这位英国的钱锺书。个子不高，长相平平，听力障碍并不像传说中那样严重。至少，我没有发现助听器的痕迹。看得出来，这位七十一岁的老作家有的是应付媒体的经验，非但主动问我们需不需要录音、录音设备放哪里比较合适，而且干脆利落地许诺：假如在规定时间里没有问完所有的问题，敬请在电子邮件中追访。见我和同伴拿出两个MP3，他笑得脸上的皱纹全都舒展开。于是，我录下的第一句话就是：“嘿，这些玩意看上去可真够高科技的。”
       我告诉他，《小世界》在中国的知识圈里很有影响，常常给人拿来跟Fortress Besieged(《围城》英文版)作类比，他果然来了好奇心，一连叫我重复了三遍书名，最后还是只能摇摇头，礼节性地表示：“我似乎听说过那个名字，但是，应该说我不了解这本书。”
       采访按部就班。我以前就喜欢《小世界》，来伦敦前又恶补过三部曲里的另两部（《换位》、《好工作》）以及《治疗》，再加上几个身为“奇粉”的朋友热情相助，因此准备好的问题有不少是深入细节的。而那些滑出常规之外的兴奋点，也确实在细节中。在重听录音之前，我记得最真切的大概是这么几条：
       其一，洛奇和《治疗》中的男主人公一样，经历过心理上的“沮丧期”，而且膝关节同样饱受病患之苦。当然，我不会傻到指望洛奇承认这本小说等同于自传。“我和老婆可没有离婚，”不等我追问，他自己已经微笑着撇清了。
       其二，说到《好工作》里的主人公维克多•威尔考克斯竟然与《霍华德庄园》里的人物同名，而且两部小说所反映的主题不无异曲同工之处，洛奇忍俊不禁。他说这个问题是写到一半才发现的，后来也就顺其自然了。然后，他饶有兴味地把名字拆开来细细咀嚼：“维克多（victor）代表胜利，威尔（will）是意志的象征，考克斯（cox）与男性生殖器谐音……我和福斯特想到一块去了。”我也报以微笑，心里在回忆他的《小世界》有多少人物姓名都是有圆桌骑士的典故藏在里面的——对人名游戏的热爱，洛奇真是一以贯之。
       其三，我告诉他，我们的《英汉大词典》里收录的不少例句都选自他的作品，他马上补充了一条花絮：“前些时我自己在读书时看到ring off这个词，不禁心生疑窦，不晓得这么用合不合乎语法规范，于是查某词典。这一查才发现，这个短语所引用的例句就是我戴维•洛奇写的。”
       采访这样的作家，随时响起一点高质量的笑声，是在意料之中的。但是我没想到临近末尾时听到一个心酸的故事：洛奇的幼子先天患有唐氏综合症，至今仍需要他们的照料。“这件事给我们带来不少困扰，尤其是我太太，人生轨迹因此而改变了许多。”
       他说这话时还是在笑。这笑容不属于作家，属于父亲。
       从洛奇家出来，直奔剑桥。约了一位剑桥的英文教授和另一位驻校作家，随便聊几句，其实更大的动机还是看看剑桥。呵呵，照我们一位同伴的话说，就是那个被徐志摩“妖魔化”的“康桥”啊。但是聊完出门，天色已经黑了大半，雨下得正密，不管是据说没有一根钉子的数学桥，还是四面围起木栅栏的叹息桥，看上去都凄迷得恰到好处——没有徐志摩，你也会在关于它们的想象里塞进几个暗夜生香的故事。一位陪我们在校园里逛的中国留学生说：“比起阴柔的剑桥来，牛津的线条完全是阳性的。”
       不过这两所名校都是学院制的格局。连学院的名字都很像，不外乎国王、女王、三一之类。学院其实是一个生活区域的概念，同一个专业的学生可能会分布在不同的学院里，而且学院内部也配有小型图书馆和各专业的指导教师，属于在你吃腻了大锅饭以后回来加小锅菜的地方。只是这小锅菜的代价委实不菲，剑桥昂贵的学费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支付给学院的。
       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据说是剑桥气派最大的学院，其中就读的学生，绝大部分，不是有权就是有钱。就连门房间也有好几十平方的样子。再瞧那看门人的标牌，差点昏倒——Senior Porter. 高级门卫。那留学生告诉我，这个职称，别处的门房都是没有的。
       站在那块每年都要演莎剧的草坪边，我听到个很英国的段子。剑桥与牛津都有个女王学院，但前者是Queens’ College而后者是Queen’s College。原因是剑桥的这个学院先后有两位女王御驾光临。于是，一代又一代的新生都要听院长开同一个玩笑：你们在这里至少能搞清楚名词复数所有格的用法。一代又一代的学生笑了，不是因为笑话好笑，而是因为他每年都讲。
       格林威治时间11月23日 周四 晴
       上午去诺曼•福斯特建筑师事务所。我基本上是外行，不过是跟着两个跑艺术的记者去看个热闹。但是那司机的兴奋让我突然感觉到了此行的珍贵。“福斯特太牛了，”他一个劲地说，“要不是替你们开车，我大概一辈子都不晓得他的事务所原来藏在这里。”我一路上都在想，上海的出租车司机会不会知道任何一个中国建筑师的名字？或者说，中国有没有连出租车司机都崇拜的建筑师？
       福斯特本人恰好在马德里出差。接待我们的是他的合伙人David Nelson。整个采访过程中，他们那几个标志性工程——香港机场、汇丰银行、柏林议会大厦、泰晤士河上的千禧桥自然是不能不提的。最华彩的桥段是要他比较一下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的改造工程：二者性质完全相同；前者是福斯特的得意之作，以新旧结合得不露痕迹著称；而后者是贝聿明最受争议的工程，那座离经叛道的玻璃金字塔曾被人说成是“巴黎的一道永恒的伤疤”。做这样的比较当然正中Nelson的下怀，但他显然在尽力克制自己的得意，先是对新卢浮宫创造的客流奇迹狠狠表扬了一通，末了加上一句颇具国际水准的外交辞令：“卢浮宫真的很成功，也许，太成功了。”隔了几个话题，Nelson又迂回着接上刚才意犹未尽的话茬：“变化可以是迅疾的、喧闹的，也可以是微弱的、细节的……”
       说到他们承建的北京首都机场三期（2008年奥运前必须完工），他的外交辞令就越发叫你不晓得是应该正着听还是反着听：“中国的速度真的很惊人。希思罗机场的改造工程，我们光听证就用了四年。可是中国人统共只给我们四年时间！”
       没有人料到Nelson会反复提到他们前几年在特拉法加广场上打造的将广场与国立美术馆连通的阶梯。因为有了这些阶梯，走累的人们一个不经意就能撞进达芬奇、拉斐尔的世界。“这工程很不起眼，但改变了人们的习惯和生活。”Nelson随口都是警句：“所谓的‘前卫’，既可以是技术上的，也可以是人文上的。”
       下午是此行最累人的项目。赫赫有名的企鹅出版社一连出动三个人接受采访。其实这样的访谈你要是一句一句记录下来实在索然无味，但闭上眼睛把他们的言语和神态交叠起来，倒是有很漂亮的蒙太奇效果。
       集团总裁John Makinson，永远不等我们把问题讲完就开始侃侃而谈，对每个答案的熟练程度都是至少操练了三十遍以上的，一边说一边明显在控制时间，礼貌地暗示我们快点收尾，因为门外还有一队人马在等着召见。这样的局面是很容易让记者沮丧的，我印象里他只有在回答一个问题时稍微停顿了一下——问：为什么你会在中国选择一个在翻译出版方面并没有显赫声名的出版社（重庆出版社）作为出版“企鹅名著”的合作伙伴？答：哦——这个，是我的一贯方针。我需要一个严格按照企鹅方式打造的出版、营销模式。所以那个合作伙伴的历史，以及它的品牌，也许越淡薄越好。
       营销部的主管Joanna Prior小姐一脸疲惫，整个过程几乎都是半闭着眼睛应付下来的。刚才我问过Makinson文艺类畅销书有多大程度上要依靠运气，他的答案是标准的营销书上的套路：通过市场细分摸透畅销规律，同时根据不同性质的图书控制营销投入比例，能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掌握图书是否畅销的命运……同一个问题，Joanna的回答则全然是一个天天拼杀在一线、满脑子不是报纸书评版位就是书店铺货位置的营销人员的生理反应——她给了我们一个自然的、百感交集的苦笑。“……《裸体厨师》（明星厨师杰米•奥立弗的烹饪书）在英国本土就能卖掉八十万册，”她说，“所以那作者只要一有搁笔的意思，那一年我们就非常非常恐慌，我们不知道能拿什么去填补他留下的空洞……”
       第三个上场的是被企鹅集团并购的独立出版社Hamish Hamilton的头儿Simon Prosser。说是个出版社，其实连Simon在内统共只有两个员工，都是图书策划人。说白了就是一个精简得不能再精简的工作室。在图书业各道工序外包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这样的以骨干编辑为灵魂人物的作坊已经不是什么新事物。不过，这个小作坊今年的收成震撼了整个书业，三大主要文学奖（布克、橘子以及惠特布莱德）的得主竟然全是这两位策划人力推的小说。
       Simon戴着一副扁扁的黑边眼镜，口音重，语速快，那些早就听惯的单词从他嘴里出来，似乎个个都给掐了头去了尾，彼此没有什么起承转合，就随口连缀起来——怪了，居然，我也猜得出大半。面对遥远的来自上海的采访，他先是困惑不解，接着又报以羞涩的微笑——在我看来，是那种具有艺术家气质的人近乎脸谱化的羞涩。他当然不像总裁那么滴水不漏，说到最直接的竞争对手时一个弯子也不绕，几乎是半个身子直扑向前，嚷起来：“当然是Jonathan Cape(被兰登并购的独立出版社)，我嫉妒他们！”他也不像营销经理那样忧心忡忡，在他看来，那些技术层面的因素不是他要考虑的。他一遍一遍地跟我们提起编辑的taste有多么重要，却似乎总也说不清自己选择作者的taste究竟从何而来。他老是说着说着就从书架上抓起一本书来，下意识地摩挲着翻动着，最后我们要走的时候干脆每人手里塞了两本，说是让我们在回去的飞机上看。一时间，我简直要笑出声来——当了整整十年的编辑，身边都是离不开书的人和离不开人的书，这样的动作，这样的表情，我实在太熟悉了。
       从Simon办公室出来，一边往外走一边扫视刚才来不及细看的那一个个办公室。拆包的和没拆包的书。贴满了作者像的墙。横七竖八的易拉宝招贴广告。围在一起看封面图样的编辑……我像是回到了自己每天要上班的地方。
       和同伴交流采访感受，我说了一句自己都不太懂的话：这个总裁真像总裁，这个营销经理真像营销经理，这个策划编辑真像策划编辑。
       格林威治时间11月24日 周五 时雨时阴
       国立美术馆。接待我们的小姐三转两转，就把我们带到了特纳的风景画跟前。在这个世界首屈一指的美术馆，在这个挤满了鲁本斯的裸女和梵高的向日葵的地方，小姐的安排显然不是无心插柳。在古典油画领域，英国人的整体实力排不上超一流；而在这个美术馆里，特纳的光芒也完全可能被那些来自意、法、西、荷的结结实实的人物画轻易遮挡。好在小姐是爱国的，她让我们先来朝拜特纳。
       反正我们那位画家朋友已经晕了。开馆前这一个钟头是我们特许拍照的时间，他便举着照相机一路猛按快门。间歇时只听到他说了一句话：“一部西方美术史就这么扔过来，哪能吃得消？”另一位干脆拿了本美术馆藏品的印刷图册一张张对过去，一边对一边摇头：“你看这狗的毛色，这么一印，就一点层次全没了。要命啊以前看到的全错了。”
       我当然发不出这样的感慨。没有他们的点拨，我不会注意凡•爱克笔下的农妇眼睛里有那么一点匪夷所思的高光，我甚至不知道达芬奇是用蛋清作画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油画。但我感受得到任何一个置身于其中的专业人士心底里会涌起怎样无力的悲哀。已逝的大师与盛世散布在四面墙上，你不能不隔着玻璃承受他们的嘲讽。
        当日馆内有西班牙画家委拉斯贵兹的特展。我被人流推到《镜前维纳斯》，想象着自己的目光狠狠地在维纳斯背部的线条上烙了几道深痕。亲眼看到一幅过分眼熟的美术名作总是尴尬的，你本该怀有的崇敬早就被太多的复制品消解了。
       下午转战泰特美术馆。看他们在北岸的古典部分（Tate Britain），我几乎提不起任何兴致——不是东西不好，实在是本来就不发达的艺术味蕾完全被上午的重油猛料给麻翻了。2006特纳奖的六件提名作品也陈列在里面，我飞快地扫过去，只记得有个记录片是反反复复地讲述电视脱口秀节目给普通人生活带来的灾难性的影响。记录片没什么特别，但放映方式有点花样：东西两面墙各安置一个屏幕，同时放映被访者与采访者的图象和字幕，所以坐在房间里看记录片的人就只能像看网球比赛一样，脑袋忙着往两边转动。
       这几件现代艺术品算是拉开了我们下一站的序幕：坐上Tate to Tate的旅游船，我们穿过泰晤士河，来到南岸的泰特现代艺术馆（Tate Modern，建于上世纪末，2000年才开张）。这几天几乎所有见到我们的伦敦人都在热情推荐Tate Modern，说你们哪怕里面的展品都不看，也得看看那建筑吧——那是我们的发电厂改建的呀。
       他们有理由骄傲。这几十年来，老谋深算的伦敦一直致力于用Nelson所说的那种微弱的、细节的变化，一步步完成城市功能的大幅度转换。老牌工业城市的内芯，给耐心地一点点抽空，取而代之的是那些能耗趋近于无的产业——金融、创意（建筑设计、工业设计……），等等。泰特现代艺术馆那形同烟囱（它本来就是个烟囱！）的拙朴外观与其内部光怪陆离的创意环境所形成的反差，那种奇妙的时空倒错，就是这种转换的直观代表。
       钻进烟囱，大厅里迎面就是个直达顶层的螺旋形滑梯，全封闭的，要玩这个你得把自己蜷缩起来钻进去——怎么说呢，我想这件既可以娱乐也可以“艺术”的玩意，完全可以被解释成人体的肠道，游客的参与不啻为体验某种被现代社会“消化”的感觉——呵呵，苏珊•桑塔格若是听到这话，会一字一顿地说：反对阐释。
       毕加索不需要阐释。达利不需要。安迪•沃霍尔也不需要。我的认知范围内有限的几位现代艺术大师挨个从我身边掠过——应该说我掠过了他们。剩下的，是一堆全然陌生的名字和拒绝阐释的线条、色块、树根、废铜烂铁、钢丝、幻灯、电视录象……我在满满一个展厅的仿佛随意捏就的小泥塑里发现了两个躺在床上的小人。旁边的标牌写着：刚刚怀上天才阿尔伯特的爱因斯坦夫妇。
       假如缺失了这种让你嘴角禁不住一抖的幽默——无论是那种冷冷的反讽的幽默，还是闪烁在这两个小泥人身上的温暖的幽默，那么，现代艺术对于我，真的不是那么容易亲近的。还好，艺术万变，幽默不死。
       我攥着那张可以被“消化”的滑梯票子，到底也没有去。我的胃已经被西餐和艺术撑到了接近胸腔的位置。我走到艺术馆四楼的那个著名的阳台，据说这里看得到全伦敦最美的河景。已过晚上六点。我在随身带的小本子上记下这么几个词：冷。冰凉的铁栅栏。彼岸的灯光。
       夜幕下的泰晤士河远不如塞纳河旖旎，但它其实暗地里也懂得跟那似有若无的雾气调情，把对岸的灯光全化开了一层光晕。我还是没有随时摸照相机的习惯，只歪着头看身边所有的人都在拿铁栅栏当三脚架，屏住呼吸，长时间曝光，想拍一张合意的夜景。我想象，那些驶过泰晤士河的船上的点点灯火，会在他们的照片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光弧；我想象，回到故地，他们会得意洋洋地把这些光弧指给那些没来过伦敦的人看。他们不知道，他们屏住的那口长长的呼吸，也编进了我的听觉记忆，成了这夜、这河、这阳台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