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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奥尔罕·帕慕克应乌克兰作家安·库尔科夫的邀请首次访问乌克兰。乌克兰的《每周之镜》报对帕慕克进行了采访。
       《每周之镜》：奥罕汉，第一个问题纯粹是单调的，您对自己的作品的翻译做过检查吗？
       帕慕克：我只有可能对英语翻译进行仔细审核。我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与译者们进行讨论。英语译文——可以这样说是唯一可以信服的“译文”，但在这些译文中也有些疏漏。《黑书》多年前被译成英文，现在，另外的译者将重新翻译，我接受这样的决定并不是因为不满意译文。在该书出版之后，我曾说过：“谢谢，这优美的译文。”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对我说，译文的语言对英语读者来说简直可笑。这时我才明白，这书被译成了在中西欧的美国风格，问题还在于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之间的区别不断增加。
       《每周之镜》：在众多的访谈之一中您讲过，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意识地关注土耳其历史上的衰落时期，被官方的历史所取代。您对历史的态度是怎样的？
       帕慕克：是的，并不是个别历史时期，而是所有的土耳其历史都被“取代”了。因此我的回答将会很长。土耳其之父基马尔提出建立当代土耳其共和国的方案在于无视伊斯兰的，实际上是奥斯曼文化的阿拉伯历史。人们说，干脆把那些影响我们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都赶走吧。让我们西方化吧。
       当然了，他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持此主张的人。当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被欧洲人打败时，土耳其苏丹推动了西方化。当时他问，为什么欧洲人军队如此强大，奥斯曼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为的是了解欧洲人。开始了延续至今的文明方案，当然了，这指的是文明心理构成的改变。所有的都始于战争科学、医学、教育及其他。但是这种庞大的改变文化文明的方案，总是有它的反对者，他们用各种方式加以阻挡，西方化的敌人是反动分子、传统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他们直至今天还在鼓噪。而国家的文化精神取决于这场斗争。八十年前土耳其之父基马尔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当时是有建国大纲的。实际上，他创立了土耳其民族（可以注意到，甚至在二十世纪初，“土耳其人”这个词都不是很流行）这一事实是由于奥斯曼统治者把土耳其语中“土耳其人”叫做“庶民”，让我们回归土耳其人吧！他甚至试图把土耳其的过去与阿拉伯划分界线。换言之，他让我们忘记奥斯曼历史的一百年。因为我们的“土耳其性”，曾在伊斯兰时代之前就存在。他建立了土耳其民族，是在中亚的土耳其人、在庶民的基础上建立的，在我的童年时代，一切与奥斯曼人的历史有关的都认为是不好的，是反动的，是不现代的，非欧洲式的。所有这一切我都在《黑书》中讲出来了。
       《每周之镜》：但在《黑书》中有许多地方是自传……
       帕慕克：噢！是的，自传体的组成部分非常之多。用几句话讲我的过去。1985年时我到美国待了三年，当时我夫人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奖学金。美国的后现代主义者提供给我研究土耳其及其自身历史的关系问题，在阅读了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后我明白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不当“反对派”，不落入意识形态的历史陷阱中，我怎么评论奥斯曼历史呢！那时我开始阅读苏菲派的诗歌并且对伊斯兰的神秘主义感兴趣。很幸运，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有关于土耳其部分的丰富馆藏。那时我重新发现了伊斯兰的世俗文学。我阅读苏菲派的诗歌是作为非宗教的人士来读的，并感觉到，这是宗教文本的初次阅读……我开始注意到的并不是宗教的奥秘，而是情节题材，是寓意，几乎是博尔赫斯式的历史。那时我也注意到了欧洲和伊斯兰中世纪的文学的结构非常相象。寓意就其实质上是一样的。《黑书》建立在两三个经典主义苏菲派的文本上。比如说《鸟群》也就是关于鸟的种群的历史。这是寻找自己上帝的历史，并最终明白，上帝就在他们中间。我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这就是土耳其老一代作家已不复出现，我把我们经典作家所作的一切，我把传统与直接现实结合起来，由此写了这本书。《黑书》的结构使人想起了伊斯坦布尔，当我在创作小说时，我感觉到了城市的巨大——在其中有充满民族主义精神的诱惑，创作了有些相似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在他面前也耸立着无人注意的城市。乔伊斯相当勇敢，他把这个城市看作是宇宙的中心，把这个城市写的让读者明白：西方文明的最经典文本可以通过生活细节的描述中读到。在一定的意义上小说是以在作者意识中与《尤利西斯》无言的对话形式下写成的。
       《每周之镜》：乔伊斯或者创作《黑书》构思之间什么是第一位的？
       帕慕克：凭心而论，我不记得，我只知道，在我的意识中经常萦绕着若干文学构思。我要表现注意的中心。而由这些构思组成了书。除了《尤利西斯》之外，我还深深地思考博尔赫斯的寓意。但我想写的并不是阿菲娜或者季安娜，而是经典的阿拉伯，伊斯兰的人物，博尔赫斯帮助我找到了叙述方式，乔伊斯指点我集中在伊斯坦布尔上以及把这个小说写成长篇形式的对话。在这本书里还会感觉到埃柯和卡尔维诺的影响，毫无疑问，也会感到普鲁斯特的存在。
       《每周之镜》：评论界把你与他们做了比较是对的吗？
       帕慕克：是的，尽管在最近时期已不再比较。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批评家大约指出了二十个不同的名字，有时候夸大了影响。事情是这样的，如果你——不是西方人——总是会对你像对奇异的东西一样看待。仿佛你是新的水果——在橙子与桃子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的东西，在我的意义上橙子是博尔赫斯，而桃子通常则是——埃柯。二十年前当我的第一本书在英国的一个小出版社出版时，出版商曾问过我；我们在封面上写什么？给我提出几个名字，当时我还年轻，对自己相当严格，因此写了一些名字，霍夫曼、陀思妥耶夫斯基、纳博科夫、卡尔维诺，而我的出版商只留下了卡尔维诺的名字。是的，后来所有的评论都如法炮制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我曾这般写过。
       《每周之镜》：没有这样的比较批评家们怎样生存下去呢？
       帕慕克：呵，当然了，这是商业……在其中有一些可怕的东西，告诉你们吧，我为写文章收集一些资料，我的每篇文章都有个例。比如说，其中一篇是关于把我的名字写错的文章。我的名字相当简单，但是却有难以置信的一些错误写法。另一篇文章——是关于书的封底介绍文章。比如说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著名故事，在美国的第一版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上曾写过“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略萨之后——拉丁美洲最大的作家。”十年后略萨的书也到了我手里——在封底上写着“在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略萨——拉丁美洲第二大作家。”对出版家们来说，你是一个奇异的鸟儿，把你与某些个更著名的人士相比较，因为读者不知道你是谁。现在已经没有人把我与谁进行比较了，而是写成：《我的名字叫红》一书的作者了。
       《每周之镜》：您的读者是一些什么人？您怎样体现他们的愿望？
       帕慕克：当然了，我有读者的。小说艺术需要读者，诗歌可以为自己而写，因为诗歌文本“出自”自我——就像在浪漫主义的时代流行的那样。小说艺术来自某种技艺。有时这与高尚艺术没有共同之处，你有有趣的故事就有读者，必须考虑到读者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讲，这是非常谦逊的艺术，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会变成相当伟大的艺术。小说家总是“服务”于读者。在这个视点上我对小说艺术的理解并不是现代主义的。当然了，经常与我在一起的有假想的读者。当我创作《黑书》时，假想的读者是这样的，他生活在那个复杂，无序的伊斯坦布尔，但他却不能想象关于这个城市被写得如此精彩。最主要的是这个文本对他们产生魅力。那时的土耳其文学更多地倾向于社会题材。当然了，也有不少作者写伊斯坦布尔，但是没写这个城市之谜。我为读者提供城市游览，不谈社会政治问题。我讲的完全是另外的事物。
       
       《每周之镜》：在《黑书》之后，西方开始高度评价您，而本国却强烈地批评您。当你在创作《我的名字叫红》时，把自己的读者看作是西方人还是土耳其人，或者这都无所谓？
       帕慕克：经常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特别是在土耳其，既然现在当我的作品被译成许多种语言时，就开始引起了猜疑，在西方他那么流行是为了竭力地讨好他们，而不是我们。这是用政治方式把我逼向死角。偷换概念，当看到结果时他们会说，他早有企图。事实上并非如此，开始时我考虑的只是土耳其的读者，而现在已不可能不考虑非土耳其的读者了。
       比如说《黑书》，在土耳其，在美国出售二十万册。有人问我，我在倾向谁。如做下列回答是不诚实的；“我只倾向于你们，我亲爱的土耳其人，我憎恨所有的基督教徒！”我清楚地知道，在这些问题中存在着暗示——您还不能自我满足吗？您激起读者对异国风情的兴趣还不够吗？我从另一方面理解这些问题，现在它们已经反映在我新的长篇小说中了，对于我来说，作为长篇小说家应善于在创作中反映最新现实，有一些作家们说，批评家、读者想什么我不在乎，翻译质量好坏无所谓，但是我不是这样，我有过各种情况，我清楚这一点。但是，我不采取廉价的行动，比如，不仅仅为了在德国或者在美国，或者在土耳其有更好的卖点去更改自己的小说，我——就是我。
       《每周之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时，也就是在加缪的《鼠疫》之后评论界谈论的关于宏大叙述文体已死。可读了《黑书》会有这样的印象：宏大叙事文体获得了新的生命。您怎样评价：奥尔罕·帕慕克激发了宏大叙事文体复兴这样的说法？
       帕慕克：噢，我已经说过了，我是非常谦逊的人，我对这个或那个死亡的说法持怀疑态度，而文学评论家十年一次必须杀死长篇小说。而后问我：“帕慕克先生，长篇小说死了吗？关于这个结论您如何思考的？”在全世界我有许多读者，而且我还指望这个挣钱呢，长篇小说死了吗？我不知道，关于长篇小说死亡的问题常常时现时消。更有意思的是关于长篇小说已死的谈话并不是在加缪之后，而是在法国新小说的实验之后——阿兰·罗伯-格里耶、萨洛特以及所有的这一代作家出现之后。他们创作一批优秀的作品，但也把长篇小说带到了绝路。从另一方面讲，我认为宏大叙事文体到现在为止有能力并能够使长篇小说复苏，尽管它没有死亡。长篇小说的生命力取决于它的可塑性，它能够具有各种形式。能重新审视传统，运用随笔，超越女性爱情长篇小说，侦探小说，可以从长篇小说中做任意增减。
       《每周之镜》：您对东欧文学了解什么？
       帕慕克：不是很多，我读过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我是写不出来那样的作品。但从另一方面讲，他的问题也像我的问题一样，他处于欧洲文学的非中心地点，出生在那样的国家，在那里用土耳其的话来表达，假如你用嘴叼着射向你的箭头，谁都不会发觉，帕维奇也读了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的许多作品并相当成功地逃避了社会政治问题，但在最终还是谈到了政治问题……
       《每周之镜》：您怎么看待当代土耳其小说中领军人物的作用？
       帕慕克：第一点，近三十年来我一直在创作小说，而发表是在这二十二年中，我有大批的敌人。在这个时间里我失去与自己的同行联络团结的情感。我是孤独奋战，尽管有人有可能从其他方面找到我与其他作家之间共同之点，但我却没有感觉到。当认为我是同行作家中的佼佼者时，我并不感觉到舒畅。
       
       《每周之镜》：什么使您成为幸福的人？
       帕慕克：噢，较少。我的幸福：写出优秀的一页作品。仅此而已，甚至我的女儿也知道，我的沉郁和不快乐情绪表明：今天没写出一页像样的作品。
       奥尔罕·帕慕克在 2006年5月底首次访问莫斯科并接受了俄罗斯《图书评论报》的采访。
       《图书评论报》：描写某个城市的作家，是否应该经常住在这个城市呢？
       帕慕克：我想，如此严格的规定不存在。乔伊斯在意大利却写出了关于都柏林令人震惊的作品，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住在彼得堡富有天才性地描写了彼得堡这个城市，我认为，对于作家来说最主要的是——住在那个他创作起来愉快的城市里。
       《图书评论报》：您感到自己是个欧洲作家还是土耳其作家？伊斯兰作家还是世俗作家？
       帕慕克：我来自伊斯兰文化，但我并不是十分信奉宗教的人。我认为你的问题有点幼稚，这就像去问托尔斯泰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谁更加信奉东正教一样，自然，伊斯兰是我文化的一部分，但并不能让我成为一个伊斯兰作家。
       《图书评论报》：您如何看待土耳其逐渐的西方化倾向？
       帕慕克：西方化是不可避免的，但西方也不是从来不变化的。它也在变化，而我们也在变化，我们竭力成为西方的，但任何时候都不会达到这一点。这里有我们相同的部分。我们所有时候都害怕失去自己的相同性，这是典型的土耳其问题，话又说回来，我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也知道了一些，你们这里也同样。现在对土耳其来说这是政治问题。我们应该成为对各种各样的影响都开放的民主性社会。我认为一方面，土耳其是传统的国家，另一方面，又是与时代同步的现代性国家。而我觉得，土耳其性格的两个方面永远存在。
       《图书评论报》：苏丹时期老的伊斯坦布尔的建筑物现在还有许多吗？
       帕慕克：原则上在伊斯坦布尔还有近八十年来没有任何变化的地方。我非常喜欢在其中漫步，徘徊。但不久前那里出现旅游者，也就是说很快会开始改建。总之，改建和国家文物的保护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问题，如果你十分希望保存过去的话，那由此会相当迅速地什么都不存在的。在我的童年时代谁也不企图保护任何东西，但是都到处却有陈旧的遗迹， 它们是真实的文物，现在，在全球化时代，欧盟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修建、修复被破坏的纪念物，从而使古迹焕然一新。
       《图书评论报》：您如何看待俄罗斯文学？
       帕慕克：如果在世界上存在着某种与我十分亲近的文学的话，毫无疑问这就是俄国文学，有四位伟大的作者评价最高：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和纳博科夫。
       《图书评论报》：托尔斯泰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谁与你更为亲近？
       帕慕克：如果你问我，我在他们中间更喜欢谁，那我就会回答，这是不准确的问题，这就好像是问：您更喜欢谁——爸爸或者妈妈？有时爸爸，有时是妈妈。无论是托尔斯泰，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都体现了俄国文学的深邃与博大。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了世界的哲学观，而托尔斯泰也有对世界的哲学看法，但这完全是另外的一种哲学。当我激动的时候——我感到自己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成份，当我幸福的时候，当我获得满足的时候，我的心灵便注入托尔斯泰的成份，如此在我的心灵中有两个方面，既有托尔斯泰，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此我既不能否定前者也不能否定后者。 这就如同，不要用喜欢爸爸或者妈妈这样的问题去折磨孩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