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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黄勇民
       文：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
       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的新小说《雪》（由莫琳·弗里利译自土耳其文，诺夫出版社出版）充满着现代主义显迹基因。像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一样，它显露出追寻记忆的内在齿合，并许诺用自己独特的结构结尾。它的主人翁，一位名叫“卡”的诗人，令人自然而然地想起卡夫卡《城堡》中的主人翁“K”。它的背景是卡尔斯（Kars），一座荒凉的外省城市——尽管“Kar（卡尔）”的意思是“雪”，“Kars”却是一个真实的地方，它位于土耳其的东北部，靠近亚美尼亚，1386年被帖木尔摧毁，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俄国人断断续续地占领——这就意味着在忙忙碌碌的四天日子里，这座大雪封城、群山环抱的城市，酷似托马斯·曼《魔山》中疗养所里人们好争乐辩的缩影；还有点儿陀思妥也夫斯基《被拥有者》中未起名的“我们的城镇”的致命味道。后现代主义这种虚幻的精神也在帕慕克错综复杂叙说的阴影中和螺旋形楼梯间时隐时现。像伊塔洛·卡尔维诺那样，帕慕克喜欢构图；他像乔伊斯描绘都柏林那样着迷似地构画卡夫斯，将卡在那里写的十九首诗歌勾画成图解式的雪花。这倒并不是因为《雪》不会飘动，它的每个起伏都会扬起一片雪花。像雷蒙德·凯诺（Raymond Queneau）一样，帕慕克很有天赋，善于运用轻快、荒诞主义的手法，拖长闹剧的情节，甚至暗示在这个冷漠、混乱的世界里，任何情节都是可笑的。他热衷于剧场表演中非真实的现实，虚假的真实，而《雪》在其政治含意方面，以卡夫斯国家剧院两个夜晚的演出为支点，真真假假，幻觉和现实搅成一团，令人难以分辨。
       抗议式和宣言式的公共事件喜剧很快过时，成了夸张的陈腐之物，它过分夸大了现代土耳其悲剧般的现实：机遇的匮乏导致了失业人们无休止地坐在茶馆里看电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土耳其之父”基马尔创建的现世主义与最近兴起的政治伊斯兰教之间的紧张关系；妇女包头巾的迫切问题；西化的特权阶层和广大有神论者之间的文化隔阂。土耳其地处欧亚之间，它的历史包括了一个奥斯曼苏丹统治下的辉煌帝国时代，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衰落时期之后，迎来了一场由“土耳其之父”基马尔领导的反教会现代化革命。在那里，人们传统上不仅戴土耳其非斯帽和女用头巾，而且也穿伊斯兰抵抗军的军服。
       卡，四十二岁，未婚，伊斯坦布尔土生土长，作为政治犯在德国居住了十二年。他来到二十年前曾短暂访问过的卡夫斯，目的是为了给一位朋友的报纸写调查报告，报道当地年轻妇女自杀成风的情况，也是为了去探望一位大学同窗，美丽的伊佩珂（Ipek）。他听说伊佩珂已与丈夫穆哈塔（Muhtar）分居了。穆哈塔碰巧是他的另一位老朋友，而且正在竞选市长。这次选举是贯穿故事的主线之一，而故事的主线全都隐没在以后的几天时间里，情节和人物错综复杂，高潮迭起。故事发生的地点在安纳托利亚（译注：土耳其的亚洲部分），那里的建筑古老破旧，但却诗情画意般地散发着亚美尼亚和俄罗斯居民浓郁的芳香。对于美国读者来说，这里土耳其居民的名字就像童话故事那样奇怪：Ipek，Kadife，Zahide，Sunay Zaim，Funda Eser，Guner Bener，Hakan Ozge，Mesut，Fazil，Necip，Teslime，Abdurraham Oz，Osman Nuri Colak，Tarkut Olcun，以及（卡隐瞒不用的全名）Kerim Alakusoglu。
       卡作为一名临时的新闻记者，有机会接触到一系列当地的观点，从副总督的观点（他告诉卡，“如果不幸福是自杀的真正原因，那么土耳其一半的妇女都会自杀了”）到和蔼的宗教教师、教长萨德廷·埃芬迪（Saadettin Efendi）的观点，还有逍遥法外的恐怖分子布卢(Blue)和伊佩珂的妹妹、围着头巾的卡迪夫（Kadife）的观点。卡迪夫最后提出女人自杀是为了表达自豪：“自杀那一刻就是她们最理解做一个女人有多孤独的时候，做一个女人真正意味着什么。”在卡采访的初期，伊佩珂为他简要归纳了一下情况：“男人们献身宗教，于是女人们都自杀。”他问为什么？她朝他看了一眼，“那神色告诉他，逼着她马上回答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四百多页采访报道中，这个问题与其他更加生动形象的议题相比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卡重新恢复的作诗能力；他费尽心思劝说伊佩珂嫁给他，与他一起到法兰克福去过土耳其流放诗人勉强度日的生活；在卡夫斯宗教高中里，他与几个年轻学生辩论，争论他和其他欧化的土耳其人是否会不可避免地变成无神论者；在最为搞笑和悲剧性的曲折情节中，在这个被大雪围困的城市里，巡回演出的老演员苏内伊·扎伊姆（Sunay Zaim）在舞台上精心策划了一场基马尔主义（赞成不受教会束缚、反对传统政治的伊斯兰教派）暴力政变。
       卡到达卡夫斯城的第一天就亲眼目睹了一名教育官员遭人谋杀，这位官员曾禁止女人围头巾，渐渐卷入了多方参与的密谋策划之中，像惊险片中的英雄那样往返穿梭；然而，他的所作所为并不那么令人信服，他对上级口授的诗歌听得那么出神，而且时刻为自己不稳定的处境担忧。他信奉上帝吗？幸福值得拥有吗？在与伊佩珂令人心醉神迷的短暂相逢之后，他认为“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就是搂着漂亮聪明的姑娘，坐在角落里写诗歌。”可是，即便是这种非同寻常的结论也在他的怀疑中烟消云散：他预见法兰克福一场“毁灭性的、摧毁灵魂的痛苦将吞噬他们的幸福。”英俊的布卢，他的主要恐怖活动似乎就是引诱女人，他使教育官确信，“只想寻找幸福的人永远找不到幸福。”
       我们知道，卡深思熟虑，但又犹豫不决，是土耳其人矛盾情绪的体现，他生于双子宫时段。当“小说家奥尔汉”渐渐滔滔不绝地用第一人称说话和出现时，他得到了一个近似双胞胎的人[此作者有个弱点，就是喜欢近似双胞胎的人，喜欢相互水乳交融的男人，像十七世纪《白色城堡》里意大利奴隶和他的穆斯林主人那样，或者像这本小说中的内奇帕（Necip）和法奇尔（Fazil）]。故事发生后四年，奥尔汉碰巧来到卡夫斯，调查他朋友卡的冒险活动。叙述人的潜台词是以一名老于世故、受人尊敬作家的疑惑不定 (他的困惑)出现的，在他面前，他的国家贫困落后、盲目迷信、苦难深重。那么卡的内心世界 - 断断续续的灵感所带来的极度欢乐，性爱征服的浪漫梦幻，他对受庇护的童年的眷恋，他脑海中掠过的感觉：伊斯兰教是正确的，上帝的确存在——到底与世界的经济和政治现实有什么关系？他的阶级是社会阶级，这个阶级使伊斯兰教让仆人们去信奉，而自己却欢迎军事政变，军事政变会带来舒适的宵禁，收音机里会播放军事音乐。当卡的朋友和对手穆塔（Muhtar）被警察殴打时，“卡想象穆塔在这次殴打中获得了赎救；国家的苦难和愚蠢，使他感到内疚，精神上无比痛苦，殴打也许可以使他得到解脱。”卡十九首激情创作的诗歌中唯一引用的诗句如下：
       即便你母亲从天堂下凡，将你拥入她的怀抱，
       即便你可恶的父亲没有一个晚上不揍她，
       你依然身无分文，你的屎依然会冻结，你的灵魂依然会枯萎，
       真是毫无希望！
       如果你十分不幸地住在卡夫斯，你还不如放水将自己从抽水马桶里冲掉。
       然而，不幸的人们抗议了：在一次可怜地、滑稽地、令人喜爱地竭力为法兰克福人朗德斯肖（Rundschau）构想一个声明的政治会议上，一位情绪激昂的年轻土耳其人高喊道：“我们并不愚蠢，我们只是贫困！”他继续说，“当一个西方人遇见来自贫困国家的某人时，他感觉十分厌恶。他想当然地认为，这个穷人的头脑里一定塞满了浆糊，这才使得他的国家陷入贫困和绝望。”作家他自己得出了结论，用他的话来说“也许是……我们这个故事的核心”，他问：
       
       对于那些经历过更加深重的苦难、遭受过更大的盘剥、有着更多极度失望的人们，比起我们自己所了解的，我们又指望能理解多少？即使世界上有钱有势的人能为其他人着想，对于他们周围数以百万计可怜的受苦人，他们又真的能理解多少？于是，这就是小说家奥尔汉仔细观察他诗人朋友艰苦生活的黑暗角落的时候：他究竟真的能看到多少？
       
       于是，对于卡如此重要的美学和个人的激情，在一定程度上又重新折回到了政治上来。同情将整个社会凝结在一起，也促使产生出富有想象力的作品。但是，有钱有势的人们一旦设身处地替不太幸运的人们着想了，那么他们会按照佛祖和耶稣的劝诫，改变生活轨迹，放弃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吗？如果他们做了，会产生极好的效果吗？阶级与阶级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常常相互非常了解的集团与集团之间不就有冲突吗？他们为了同一笔横财、同一块土地、对资源的同样控制而争斗。帕慕克充满良知、精心构思的小说视野开阔、直言坦诚、幽默诙谐，令人陶醉，但并不能煽起我们彻底改变土耳其现存条件的情绪，我们甚至连想都不曾想过。卡夫斯政变发生的时候，失业青年中的激情导致作者写了这样干巴巴的评论：“他们似乎认为，昨晚的事件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这个时代再也会不容忍不道德的行为和失业；好像他们认为军队已经介入，特意为他们寻找工作。”这种现实的宿命论，以及诗人“聆听所有艺术源泉的隐秘音乐”的责任，相信“生命有某种神秘的几何图形”，它渐渐耗尽《雪》一书中血一般的思想争斗。我们可以不太在乎，但是不能太不在乎。卡飘泊不定，幽灵般地时隐时现，于是就恼怒地陷入了谈判人、策划人和行动人的角色；至少对于笔者来说，有一点还不清楚，那就是，他具有决定性的行动是什么，为了这种行动他最终遭受了苦难。还有一点不清楚，尽管伊佩珂被描绘得漂亮聪明，可是故事却不太牵扯卡对伊佩珂的爱情。恋人之间交往冰冷寡欢，令人费解，这也许可以追溯到海明威那里：
       “我学到了他们教给我们所有有关伊斯兰教的东西，但是过后我就忘了。现在我对伊斯兰教所了解的一切好像都来自‘神示’——喏，就是那部安东尼.奎因主演的电影。”卡微笑着说。“不久前，这部电影在德国的土耳其电视频道里播放——不过，让人感到有些奇怪的是，用德语播放。今晚你在这里，对不？”
       “对。”
       “因为我想再给你朗读我的诗歌，”卡边说边将他的笔记本放进口袋。“你不觉得它很美吗？”
       “嗯，真的，它很美。”
       “它美在哪里？”
       “不知道。只是感到它很美，”伊佩珂说。她开了门，准备离开。
       卡伸出双臂搂住了她，亲吻她的嘴。
       也许——尽管莫琳.·弗里利（Maureen Freely）的翻译通篇流畅易懂——但最好还是阅读土耳其原作。如果有时《雪》似乎变小了，不透明了，我们应该别忘记，在土耳其，只要它参加伊斯兰世界目前吹毛求疵的狂热与自由言论和寻求真理之间的残忍战争，那么用诚实的复杂心态写诸如头巾和宗教信仰的事情是需要勇气的。尽管帕慕克还相对年轻，现年五十二岁，但他却是土耳其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候选人。伊斯兰世界上一次诺贝尔奖获得者险遭谋杀，这事一定会在他的脑海里闪现过。创作一部重要著作，那么坦率，让人忧心忡忡，那么发人深思，让人不知所措，它一改作者通常有点爱好古物的倾向，作品的背景和主题完完全全是现代的，这需要勇气，有时，艺术会光顾它最超然的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