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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阿特·斯皮格曼／著　刘　雯／译
       今年二月在丹麦爆发了一场“漫画战争”，其悲剧性在于它其实与漫画毫无关系。漫画，即使是遭人厌恨的那种，只是某种疾病的征兆，并非其起因。这些丹麦漫画正如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所称的“麦格芬”（McGuffin），是那种其实与主题无关，只是让故事得以继续的情节设计。这些漫画造成的侮辱被当作一种借口来发动攻击，给这个饱受创伤的世界带来更多真正沉重的打击，至少在这层意义上它们是起到作用了。它们使西方世界认为穆斯林与他们完全不同，是一群无法被同化的“他者”；而对于那些伊斯兰教的“真正信徒”，这种侮辱性的漫画无疑证明了穆斯林所受的侵害，由此变成了“圣战” 的征兵海报。
       我不是一个伊斯兰教信徒，但我确实认为这些如今声名狼藉而内容平淡的丹麦漫画实际上还需仔细观察才能理解。如果——正如流行的陈词滥调所言——一幅画作需要千字才能说明其义，那么还要再说上一千字才能彻底分析它，理解它在具体背景中的含义。详细分析这些漫画并非是往伤口上撒盐，不是像极右的英国国家党今年二月的所作所为——他们散发了五十万份印有伊斯兰教先知画像的传单，并把他塑造成那种具有象征性的暴躁的形象，以煽动人们更多恐惧排外的情绪。在这里分析这些漫画，是为了破除其神秘性，也许还可以去除其中的某些恶意。我相信公开的讨论最终有助于人们理解这些画面的含义，而压制这些绘画的传播反而会赋予他们强大威力。
       作为一个现居纽约，没有宗教信仰的犹太漫画家，我参与这场论战本来已经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但我的确不希望哪位被激怒的穆斯林信徒向我发动圣战（我没有宗教信仰，但胆小怕事的意识却很虔诚）。作为漫画家，我希望看到卡通和漫画在二十一世纪繁荣兴旺，而且一直鼓动图书馆员、学者、博物馆长、书商、编辑以及读者等各路人士对我选择的这一表现手段多加重视。我也希望看到世界在二十一世纪繁荣兴旺，所以我劝穆斯林的极端派教士们不要太过看重这些漫画。毕竟，信仰无偶像宗教的人——其中有些坚信有灵魂的物体都不应该被描绘——对任何一种漫画来说都不是理想的观众，更不用说那种在捍卫言论自由的旗帜下发表的，意在诱引丹麦的穆斯林社会卷入一场“文明的冲突”的那些漫画了。
       由于原教旨主义的狂热，因特网（愿它平安）的扩张以及国际政治社会冲突的加剧，丹麦右翼报纸《日德兰邮报》（Jyllands-Posten）的编辑们挑起了比一场噩梦还要惨烈的局面：数以百万计的受到冒犯的穆斯林们在世界各地抗议闹事，已经有一百多人丧生，八百多人受伤；国家旗帜和建筑物被焚毁；漫画家们东躲西藏，遭到百万美元的悬赏通缉；编辑们被解雇或者逮捕；联合国、欧盟以及其他各地出台法令，严密控制自由言论或者重新实施关于亵渎宗教的法案；对丹麦商品的抵制已造成逾5千万欧元的损失；在伊朗，甚至丹麦糕点也被改名为“穆罕默德玫瑰饼”（尽管我怀疑这也许是错误的用词）。我相信卷入其中的丹麦漫画家们都会认为参加这次“先知漫画大赛”是场错误，但他们至少表明了漫画能彰显重大问题，引起世人瞩目的能力。
       面对无信仰的世俗人士和原教旨主义者之间的分界，我坚定地站在其左面，而我表达自己思想的媒介则是处于文字和图画之间的漫画，因此我希望为漫画说句好话，尽管——甚至正是因为——漫画有其侮辱倾向。漫画的定义就是一种蓄积着能量的形象；它的智慧正在于它是一种寥寥数笔传神达意的简洁的视觉艺术。漫画能把抽象的理念压缩为令人难忘的形象，从而在人记忆深处留下深刻印象。比如，我们人类的大脑自孩提起就能从抽象的形式中辨认出一张友善的“祝你今天快乐”的面容，这甚至发生在我们认得自己母亲的脸之前。
       漫画语言有其局限性，它主要利用一些常见的象征和老套的手段表达意义。它运用面相学这一声誉不佳的伪科学的一些规则，通过突出某些形体特征和面部表情来描画人物。如何更好运用这些人们已经烂熟的表达方式，从而扩展或者颠覆这门已经被穷尽意义的语言，需要高超的技巧。奥诺雷·杜米埃、阿特·扬、乔治·格罗兹之类的漫画家是这门侮辱艺术的高手，他们的胆大妄为也给自己招来了麻烦：杜米埃因为讽刺路易·菲利浦国王而入狱；《大众》的社会主义者编辑阿特·扬因为他创作的反对一战的漫画被控叛国罪遭到审判；乔治·格罗兹则在因为纳粹上台而逃离德国之前，遭到过诽谤罪、亵渎宗教罪和淫秽罪等指控。
       我并不是说这十二位丹麦漫画家的声望与他们三位比肩，但我的确相信公民有用侮辱攻击的权利，尽管这有时使我自己受到侮辱。只不过漫画在表达真理时才最令人感到审美愉悦，而不是因为它能折磨已经饱受折磨的人（当然，每个人或团体遭到侮辱漫画的攻击时都会大感恼火。在我的漫画小说《老鼠》中，我设法冒犯了犹太人、波兰人、德国人，甚至还有代斯芒德·莫里斯这样的爱猫人。他声称我把纳粹描绘成猫是中世纪以来嗜猫者受到的最大伤害。作为《纽约客》杂志的封面设计师，我让纽约市警察局、市长、州长、基督徒、穆斯林、非裔美国人，还有更多的犹太人都大感头痛。）
       尽管如此，《日德兰邮报》——该报一贯有排斥移民的倾向——在去年九月以捍卫言论自由的名义，邀请漫画家们来任意描绘先知穆罕默德的脸，此举不管怎样都有些阴险。策划此事的该报编辑声称，他发起此次先知漫画比赛，是受到一名丹麦作家的启发。该作家抱怨插图画家因为怕冒犯回教信徒，没人敢和他合作，为一本介绍先知生平的儿童书籍画插图。但该编辑没有邀请插图家承担此任，而是邀请了漫画家。漫画家！一帮天生惹事生非的家伙！本来就感到受迫害排斥的丹麦穆斯林信徒们立刻觉得这一做法是有意的侮辱之举。他们为此抗议，但人们又说他们不理解西方世界关于自由言论的价值观。
       到了二月，去年九月份这一局部的侮辱宗教行为已经被各方利用以推进当地事务：伊朗急于转移人们对其核试验项目的关注，巴基斯坦的亲坦利班武装也发现在反对总统穆沙拉夫的斗争中，这些漫画可以派上用场……而一场“自发的”追杀漫画家的行动也在各地展开。世界各地的报纸不知在报道此事时该登载还是压下这些漫画——这种犹疑要么是出于对伊斯兰教徒敏感心理的尊重，要么是害怕遭到报复。多家欧洲报纸为了表示和丹麦的一致立场都刊载了这些漫画，这令我颇感不安。
       美国的大多数新闻媒体都拒绝登载这些漫画，以此表明高尚的政治上一贯正确的态度，实际上这只能表现他们的虚伪和内心的恐惧。在美国，政治漫画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在法国和印地安战争中，本·富兰克林画了一张被分割成几段的蛇的漫画，题为“要么参战，要么死去”，这张漫画将各殖民地的力量聚合到一起。而托马斯·纳斯特所作的关于特威特集团的辛辣漫画，在一个世纪后终于使坦慕尼协会解体。最近一二十年来，报刊编辑越来越害怕冒犯读者或者广告商，因此淡化了漫画利用各种修辞手段，作为艺术武器针砭时弊的功能。那些讽刺辛辣，打击力强的漫画，大多已被插科打诨式的搞笑画作取代，或者受到“评论版”那种装饰性作品的冲击，其意义常常淹没在超现实主义的含混不清的技巧中。结果，担任报纸编辑的漫画家现在已快绝迹，甚至比那些雇佣他们的报纸消失得还要快。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大小报刊还拥有两百多名全职的编辑型漫画家，现在他们的人数还不到九十。“可算是摆脱了个大包袱，”我听到焦头烂额的编辑们和怒不可遏的穆斯林们都这么庆幸不已。毕竟，众所周知，现在这两者都对图画避之唯恐不及。
       布什政府试图把民主制度推行到中东地区，因此在装模作样宣传言论自由时小心翼翼，此次发表声明谴责报纸发表这些容易引起冲突的漫画。这种反应很容易理解，他们一贯热衷于压制各种各样的图片的公开，比如，W先生（指布什总统）和杰克·阿布拉莫夫交往的照片，覆盖着美国国旗的士兵棺材的照片，以及最近披露的一批阿布哈里卜监狱虐囚的照片。
       实际上，整件事最令人困惑之处是，为什么大家都对这些平庸画作愤恨不已，而那些在半岛电视台、欧洲电视台、以及除了美国主流媒体之外其他各处经常可以见到的真正血腥恐怖的虐囚照片却常被忽视。也许是因为这些揭露真正暴行的照片没有那些鲜为人见的漫画的神秘性。最近在作关于漫画艺术的校园巡回演讲时，我吃惊地发现很少有人看过这些丹麦漫画（或者那些最近披露的虐囚照片），虽然在网络上很容易找到它们。也许那些掌握了现代生活必备的Google搜索技巧的人对查找帕里斯·希尔顿的照片更感兴趣。有些新闻媒体不愿直接展示这些漫画，但是说明了在哪些网站能找到它们，这样做他们也宣布了自己的落伍。
       这些地方报纸发表的漫画逐渐扩大影响，演变成波及全球的抗议浪潮，有的采取极端然而合法的抗议形式，比如经济上的抵制，焚烧丹麦国旗，有的则是激烈的暴力行径，比如言之凿凿的死亡威胁，袭击大使馆，等等。但这些都比不上伊朗的宣告那样令人吃惊，它决定主办一场有关纳粹大屠杀的漫画比赛，以回敬《日德兰邮报》的做法，并“试探”西方社会对于言论自由的宽容度。
       尽管这样做与伊朗总统马默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否认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反以色列人的主张一致，我还是感到因为丹麦人的错误惩罚犹太人有些不公平——甚至有些偏执。不错，我知道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主导态度是，以色列的诞生是用欧洲人的过错来惩罚巴勒斯坦人，但是，举办这样一场国际比赛还是不够光明正大，因为这会给阿拉伯漫画家一种不公正的优势：他们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漫画一向得到官方认可，因而在磨练这门已有百年历史的反犹主题的漫画技艺上，比起为反犹杂志《攻击者》作画的菲立浦·鲁普雷希特之后的任何人，都更有机会练习，经验更丰富。
       这一比赛的构想是为了泄愤，它把侮辱宗教信仰和否认一段无可置疑的血腥历史等同起来，确实引起了很多争议。在这消息公布后不到两周，一家义愤填膺的澳大利亚法庭以否认大屠杀的罪名判处一个名叫大卫·厄文的人入狱三年。我个人认为此事不会——也不应该——发生在一个品行高尚的人身上，但我的父母都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在他们身边长大，我很早就认识到支持言论自由有时不得不面对令人痛苦的后果。我自己曾经经常将兰尼·布鲁斯和耶稣混为一谈，1927年还接受了最高法院的首任犹太法官路易·布兰德斯关于“仇恨言论”的宏论，那时的法院仍是政府的一个分支部门。他的高论如下：“如果我们希望有一天可以通过讨论揭露错误和过失，通过教育来改正邪恶，方法就是人们更多的自由言论，而不是强迫人们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