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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人一旦意识到自己的性别，立即穿上衣服。不是因为怕羞，只是因为两性单就身体构造来说，差别实在细微。这里多一点，那里少一点，那又怎么样？身体是不确定的东西，时时变化莫测，好像神话中的妖异，人们用有魔力的衣服，将其束缚在内，混沌的男女之身瞬间清晰定型。古代的成人冠笄之礼，把那个神奇的时刻仪式化，使之再也无法逆转：在此之前，少男少女的性别随时都有发生变异的危险。“ανδρογυνος”、 “ερμαφροδιτος”、“αρρενοθηλυς”这三个希腊字都表示“阴阳人”——那种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突然拥有两种性别的人。在古代，这种畸变被视为不祥之兆，当事人要被清除，希腊城邦把这些畸童公示一番，然后丢弃城外，罗马则把他们抛入海中，并举行复杂的祭神仪式以求净化。所以古代少男少女在各种年龄要举行不同的仪式，以期身体能够按照神佑的正常轨迹成长。阿里斯托芬的《吕西斯特拉忒》（Lysistrata）中有段妇女合唱歌词，描述了一个女孩由七岁起，到她长成美丽少女的四个年龄段，据此她要在祭祀仪式上担任的不同角色，并且穿着规定的服装，在第三个年龄段上，她才能穿一种名叫“κροκωτος”（krokotos）的袍子，那是一种用藏红花粉染制的袍服，颜色介于金黄和橘黄之间。希腊古典时期的服装式样设计简单，款式和性属多以颜色分别，少女穿上这种色泽鲜艳的服装，证明其女性特质已然显现，若男子穿上女用的颜色，在希腊人眼里，他便带有女性特征。
       那以后，性别变异现象所引发的恐慌感略减，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Diodorus Siculus）在他的《历史藏书》里记录了一些有关用简单手术清除两性畸变人多余性征的事例。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在他的《自然史》第七部第三章中说：“有种孩子降生时就有两种性器官，我们现在把他们称为“赫耳玛弗洛狄忒”（hermaphrodite、两性人），过去人都叫他们“安德洛基诺斯”（androgynous、阴阳畸形人），把他们看作不祥的怪物，不管怎样，如今人们只把他们当成一个乐子。”
       尽管如此，两性人始终是邦国中不祥的异类。在古代，女性负责生育繁殖，男性专事打猎和战争。社会分工要求性别角色相对稳定。古人生活在荒凉的地球上，人口稀少，繁殖率若有丝毫降低，也许人类就会绝迹；而食物匮乏和异族掠夺同样会让本族灭绝，命悬一线的社会无法承受性别变无定型的代价。
       成年男女有不可放弃的性别责任，这种责任——按照古人更强调视觉直观的感受模式——被集中在服装这一视觉符号上。在男女服装之间有一条界线，两性以此划分了各自的社会职责。越过服装的界线，就意味着放弃神定的责任。
       荷马认为阿基里斯（achilles）打扮成少女模样乃是因为母亲希望他逃避参加战斗的责任，逃避他成为英雄的宿命。那与中国民间把男孩当女孩养可保无豫之说大致相当，穿男性服装意味着承担参与战斗的责任，但勇气与危险相伴，出于成长期的安全计，不妨让男童穿着女孩的衣服。但历史学家们发现，穿女装、像女人那样生活一段时间，似乎是古希腊早期很多城邦青年男子的一节必修课程，希腊式的神秘主义辩证法认为，少年人必须通过模仿女人，才能了解他自身的本质，那是一次蜕变，阿基里斯被奥德修斯揭露，当他脱下女装洗净铅华，他的勇气便脱颖而出。
       女性一面也同样，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第四卷180节中，记载了利比亚特里同尼斯湖区奥西恩族人的少女模拟战争仪式。奥西恩族成年男女实行杂交（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中也提到利比亚北部的这种风俗）。每年在祭祀雅典娜（注：Athene Tritogeneia，据说她就诞生在这一地区。）的节日仪式上，族中少女被分作两队，用棍棒和石头相互战斗，在战斗中因伤致死者被称为“假处女”。以奥西恩人的观点来看，战斗中的失败者显然已脱离性别的混沌状态，因而证明她一定已与男人交媾。处女要像男子那样参与战斗，方能完成指向她们的性别本质的蜕变，而提前变成“女人”的“假处女”有违神定的秩序。
       二
       远古人认为繁殖的地位高于战争，人口是部族存亡的关键。所以在古代，女性有权耗用家族内更多财力资源用于制作服饰，女装的制作一向比男装更为精美，那体现了远古视繁殖为最神圣职事的观念——“职业装”的贵贱当然要视“职业”的重要性而定。米诺斯（Minoan）壁画上的的女装极其华丽，下身用织料连缀成长裙，这种密实防护本身暗示了生殖权力的“贵重”；裸乳的上衣和紧束的腰带同样强调了她们的繁殖力。米诺斯男性只在腰下围一块短布，他们从未想到用服装来显示战士的威严，那块短布不过是对男性参与生殖活动的那一点局部的粗略防护。
       以后战事日渐频繁。此时，生育速度显然不及因战争失败造成的人口损失，也比不上战斗获胜带来的人口增殖——在人口的问题上，取之有道同样比不上巧取豪夺。由算术的观点来看，男性分工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男权名正言顺地逐渐替代以繁殖为中心的古老女权。此时男性虽然开始制作昂贵的盔甲装备，但尚无意于礼仪修饰，古希腊罗马的男性日常穿着普遍较为简陋，himation（希腊）和toga （罗马）不过是把一块羊毛大布披在身上。
       希腊传说中英雄赫拉克勒斯（Hercules），曾卖身给吕底亚（Lydian）女王翁法勒（Omphale）为奴。翁法勒得知他是宙斯的儿子，恢复他为自由民，又嫁给他。赫拉克勒斯在东方宫廷中享受豪奢生活，渐渐忘却他的责任。翁法勒便开始瞧不起他，自己穿上赫拉克勒斯的狮皮，让丈夫穿上女人的丝袍，戴上发饰、项链和手镯，要赫拉克勒斯坐在她脚边纺羊毛。
       故事的逻辑已被重组，奢靡——放弃责任（堕落）——穿女人衣服（惩罚），道德换算法悄悄替换了原初的符码含义。翁法勒——ομφαλη这个名字源自ομφαλος（肚脐），原始的繁殖崇拜以“地母”为主神，大地之母的肚脐当然是“大地的中心“（ομφαλος另一义）。阿波罗在德尔法（Δελφα）颁发神谕，其神殿的名字就叫“ομφαλος”，大约男权替代女权之后，把女神祭祀的“大地中心”也一并夺取。古代繁殖女神崇拜的祭祀仪式由男性祭司反穿女装主持（古希腊赫拉克勒斯的祭司同样穿着女装），也许原始神话的因果关系正好与那个晚近版本相反：赫拉克勒斯因为祭祀繁殖女神而穿上女装，所以他忘记了男子应穿男装投身战斗的责任，那神话可能暗示了男性神权与女性神权交替之际的观念之争，
       三
       奢华的女装变成低级性别的符号，而简陋的男装反而代表高级性别，这本身就隐含着逆向变化的可能性。总有一些人要逃避他们的职责，把身体约束在粗陋的衣服里的，不是哲人们所谓的自我克制，而是缺乏足供享乐的财力，连赫拉克勒斯这样的勇士也会迷失，何况凡俗。少数希腊贵族男性开始穿起奢华的（女性化的）服饰，他们是新出现的有钱人，崇尚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式的感官享乐。这些家伙令人嫉妒，人们在背后骂他们娘娘腔——的确，古代视觉艺术作品中的酒神形象带有鲜明的女性特征，希腊古瓶画中他总是戴着一种女用束发带，所以常常他也被称为θηλυ-μιτρης，意为“戴着女人气的（θηλυ）的束发带的”（酒神）。正直人士开始公开指责这些败坏传统道德之徒，归结到最后总是骂他们像女人。卫道人士希望人们恢复古代的简朴穿着（比如斯巴达男子的简陋服装），一些著名人物标榜自己拥有高尚的自制力，日常只披着寒麻氅，那不过是一块披裹在身上的羊毛大布，他们不在其下另穿土尼短袍，古希腊人对这种着装有一个专门的词语：γυμνο ς，意指他们近乎裸体见人。苏格拉底就一贯这样穿衣，普鲁塔克记录雅典政治家福基翁（Phocion）的生平，也提到他光披一件大氅，士兵们取笑说：如果福基翁多穿了一件土尼袍，那天必定寒冷异常。希腊的道德严苛之士甚至规定按照古风，披氅和短袍下身都不允许超过膝盖，那种垂到脚上的着衣也是女人气的穿法。
       尤利皮底斯的悲剧《载神的女信徒》正表现了这两种观念的冲突。在剧中，狄奥尼索斯被称为“θηλυμορφος”，这个字是由“女人气的”和“μορφη”（相貌）连成的复合词。底比斯国王潘忒乌斯（Pentheus）命士兵锁拿那个吕底亚来的异乡人，并当面羞辱他——他只知道他是酒神的祭司，却不知道那正是化身的狄奥尼索斯本人。潘忒乌斯取笑这位乔装打扮的神祗，说他的身体看起来倒能取悦女人：长发披散在脸颊上，说明他肯定不是合格的摔跤选手，皮肤那么白，那么诱人，想必精心照料，为了躲避阳光一直藏在阴暗里，他对酒神说：“你的美貌快配得上阿弗洛狄忒了。”酒神当然不怕他，也回嘴骂他是个大笨瓜。潘忒乌斯威胁说要割掉酒神的头发，再把他关起来。酒神向他的女信徒们发出神谕，她们进入癫狂状态，愤怒地吼叫，要来抓住国王。潘忒乌斯感到害怕，此时狄奥尼索斯说能带他逃跑，但他必须换上用东方的薄麻料制作的女人衣服，披上假长发，戴上束发带，起先潘忒乌斯坚决不肯，但酒神告诉他，如果不穿女人衣服，出门就会被杀。潘忒乌斯只能听任摆布。但这一切都是酒神设下的骗局，最后潘忒乌斯仍然被外面的妇女们抓住，她们（领头的是潘忒乌斯的母亲）把他撕成了碎片。剧本的最后的合唱歌词中说：神祗们呈现众多形式，总是令人意想不到。显然，作者本人认为穿什么衣服不过是个形式问题。
       沉迷于感官享乐者喜欢美丽衣裳，在古代，那些男人穿上鲜艳轻薄的衣服，他们混迹在颜色沉闷的男人们中间，像一头顾盼自恋的孔雀，不免让人感觉像是一个女人。身为男人，却自甘于低级性别，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腐化和堕落。道德的密码就这样隐含在穿衣着装的哲学中。
       四
       巴西阿努斯（Bassianus）原本只是罗马的一个普通少年，生活在帝国边远地区叙利亚行省的伊米撒的小镇上，根据希罗狄安（herodian）在《罗马帝国史》中的记载，这个少年异常美貌，凭着他外祖母的财富（注：她是罗马皇后Julia Domna的妹妹，在罗马宫廷里住了很久。），他喜欢穿着华丽的东方衣饰，金色和紫色面料精制的长袖开筒袍（chiton，长袖亦专属女性）垂至脚尖，头上戴着镶嵌缤纷宝石的冠饰，照希罗狄安的看法，那样子有点像酒神狄奥尼索斯的雕像。
       当地腓尼基人崇拜太阳神，十四岁的巴西阿努斯像普通的贵族少年一样，担任神的祭司。当他在长笛和其他东方乐器演奏声中跳起祭祀舞蹈时，所有人（尤其包括罗马士兵）都为之着迷，当士兵们得知他是罗马皇族时——外祖母宣称他是罗马先皇的私生子（谁知道真假呢），他们真心喜欢上了他。当时正巧罗马在附近派驻大量军队，在他野心极大的外祖母操纵下，士兵们很快拥戴他称帝，并且攻进罗马夺取了皇位。现在他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黑利阿伽巴卢斯（Heliogabalus）的名字来源于他的神，是叙利亚太阳神的名字的希腊读音。
       巴西阿努斯对他的神信仰极诚，他在攻入罗马前举行祭祀仪式，穿着华丽的金色和紫色袍服，戴上项链和手镯脚镯，头上戴着形似τιαρα（东方妇女的束发带）的冠冕，用宝石和黄金镶嵌，那是吸收了东方衣饰式样的豪华型腓尼基祭司袍。巴西阿努斯宣称他讨厌希腊罗马式样的衣服，那都是用廉价粗糙的羊毛织料制作的，他只喜欢中国丝绸。深刻了解罗马人性格的外祖母对此感到忧虑，她试图劝阻巴西阿努斯，告诉他罗马人不会习惯这种打扮，他们觉得那样华丽的服饰更适合女人。她要他改着罗马服装，但巴西阿努斯拒绝接受这个建议。
       他只尊敬他的神，甚至想为他的叙利亚神娶个罗马妻子，他先让罗马人崇拜的雅典娜嫁给他的神，把雅典娜雕像移居到太阳神殿，很快他又宣布他的神不喜欢雅典娜，因为她老带着武器。所以他又给神另找一位新的妻子，这次他看上迦太基人崇拜的乌拉尼亚（Urania），他甚至要罗马人缴纳大量金钱，说那是嫁妆。罗马人愤怒了，他们早就开始厌倦皇帝装模作样的女人气。
       很快，在外祖母的又一次操纵下，这位少年皇帝的表弟登上了皇位，拥戴新皇的士兵们不再受青春美貌的媚惑，他们杀了他和他的母亲，把他们扔进了台伯河（不妨联想一下古代清除阴阳人的净化术）。
       五
       美少年巴西阿努斯只当了短短四年的皇帝，罗马人不喜欢他那女人似的相貌打扮。希罗狄安是一个严肃的历史撰述家，对街头巷尾的传言不感兴趣，在罗马的八卦作家兰普瑞狄乌斯（Aelius Lampridius）的笔下，那故事有另一个更淫秽的版本。兰普瑞狄乌斯把黑利阿伽巴卢斯描绘成一个易性易装癖的慕男狂。说他四处寻找猛男做他的情人，关于这位少年皇帝的穿着，兰普瑞狄乌斯有段描述，说他喜欢在宫里表演帕里斯（Paris）故事，他自己扮演维纳斯，他会突然让丝袍脱落地上，膝盖以上全都瞬间裸露，他用一只手捂住胸部，另一只手捂住私处——照兰普瑞狄乌斯的想法，他不是羞愧什么东西会被人看到，而是羞愧什么东西人们看不到。兰普瑞狄乌斯继续描绘那幅淫荡的画面：他的屁股同时向后撅起，伸向站在他身后的男伴，他的脸同时模仿维纳斯通常在绘画中的表情，他甚至在全身脱毛，把那当成一件乐事，因为那会最大限度的唤起情欲。
       说黑利阿伽巴卢斯是个慕男狂，唯一切实的证据是他那个叙利亚太阳神祭祀，有明显的阳具崇拜成分（那神像是一块圆锥形的黑石），但他被杀之后，罗马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传言，古今各种淫荡腐化的行为都被加诸这位少年皇帝身上。兰普瑞狄乌斯是后期的罗马作者，与黑利阿伽巴卢斯差不多同时代的卡修斯·狄奥（cassius dio）同样对此津津乐道。在他的《罗马史》（Historia Romana）中，这位皇帝不仅是个易装癖（他夜间戴上假发到小酒馆里冒充妓女），且是一个彻底的易性癖（他花重金寻找能够帮他做变性手术的医生）。他是一个慕男狂，当慕名找来的阳物巨大的男人走近时，他颈部优雅地（像女人一样）扭了一下，然后告诉对方：“别叫我皇上，我可是个女人。”同时他也是一个受虐狂，甘受他的男性情人的打骂，在交媾中做各种屈辱的姿势。卡修斯评论说：他的确跟许多女人睡觉，但他不过想从中学习模仿她们的行为。卡修斯也提到他的女人装束，他戴着发网，用铅粉和紫朱草涂染眼睛，为了更像女人，卡修斯说他拔光了浑身的毛发（《罗马史》八十卷13－16节）。
       今天的读者无从验证那些故事，也许这位少年皇帝的奇装异服不过是他的叙利亚神崇拜仪式的一部分；也许他不过是因为美貌和富有，所以偏好梳妆打扮。古代神话中的赫拉克利斯接受神谕穿上女人衣服，但规定的三年为奴期满，他就突然醒悟，脱下女袍的那一瞬间，他立即重新获得身为宙斯之子的全部力量。但巴西阿努斯没有那么好的运气，罗马式的严厉男权强调“易装”行为中的道德教训，色情一贯都是道德的陪练员，所以在罗马版本的易装故事中，巴西阿努斯被描绘成一个色情狂，一个变态的“两性人”，像古代的“两性人”一样，他成了一个不祥的妖怪。他的故事被里巷街头的传言百般改编，演变成耸人听闻的黄段子，色情话语一旦加诸其中，随即便会自我生产复制，形成一套完整的联想模式，从此，女人气的打扮便和同性交媾、变态、道德腐化联系在一起。
       
       六
       同狄奥尼索斯一样，耶稣也是一位多少带有女性化特征的男性神祗。中世纪宗教画中的耶稣像，虽然有一把男性的胡须，但同希腊酒神一样，那胡须底下隐藏着一幅线条柔和的脸庞。在上述尤利皮底斯的悲剧中，面对同性的横加凌辱，狄奥尼索斯和耶稣一样，不是用武器（剧中酒神宣称他将不带武器前来与国王见面），而是诉诸他们的女信徒——放下武器本身就是一种男性的自我放弃。宗教画除受难像外，基督-耶稣也与酒神同样穿着华丽悦目的袍服，为女信徒所围绕。最重要的一点是，狄奥尼索斯与耶稣同样都具有感性的“神格”，在酒神，表现为喜悦，在耶稣，表现为忧伤，对他们的崇拜均追求狂喜的精神境界，狄奥尼索斯主义沉醉于肉体享乐，基督教在某种意义上对其作同构的反动，要求让肉体承受极度痛苦，从而达到同等程度的喜乐。
       中世纪的女修道院中常常有更多的插图本圣书，大约观念认为女性偏重感性，需要更多视觉图像来帮助灌输教义。《罗斯切尔德版雅歌》 (Rothschild Canticles，1320年)是晚近中世纪的插图抄本，现存于耶鲁大学贝内克古籍图书馆。专家们认为该书出于弗兰德斯西部地区某个修道院修女之手。想来那是一位出身较高门第受到良好教育的女性，她有敏感丰富的想象力，却被限制在修道院中侍奉基督，作为基督的“新娘”，她为奉献给“新郎”的赞美诗《雅歌》插图，表达她隐秘的激情，画面使用大量金粉，充满神秘的狂喜。
       《雅歌·4－9》（Vulgate Latin version）中说：“我妹子，我新妇，你伤了我的心。你用一只眼，用你颈项一缕毛发伤了我的心。”手稿中这段有两幅插图，分为左右对页，左图上半部清晰表露某种身份的“置换”：耶稣先是拥抱他的“新娘”，然后引她进入花园，在两幅场景中，耶稣和修女互换了位置，左页下半部分那个手持铁矛的修女，矛尖刺向右页裸身捆绑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耶稣肋下被刺穿的伤口异常醒目。在这里，情欲（即便是对耶稣）同左图上部一样呈现倒置的模式，男性的耶稣变成矛刺的承受者。
       从上古以降，两性性别特征便被交媾模式所规定，男性－主动，女性－被动，这种由“体位”关系引申而来的性别定义到罗马发展到极至，在罗马人那里，男子同性恋并不可耻，可耻的是在男子同性交媾中完全“被动”的一方，罗马人甚至退而求其次地认为，“把”对方“插入”自己的身体的，倒也同样算是男人。基督教会要求对情欲实行自我克制，犹如将“男性－主动性”直接“阉割”。女性化的男子原本是一种向低级性别的堕落，但在基督教义的规制下，这种堕落在适度的范围内，却变成情欲的最恰当“体位”。由此，一种新的美学趣味诞生了：男性之美在于其包含在自身内的“女性”。
       在《雅歌》插图中，男性耶稣的身体富于女性化特征，他的裸体一面放肆地暴露，一面又含蓄地遮掩，浑圆丰满的大腿既伸展又缠绕， 就算穿上衣服时，他也比身边的修女更鲜艳（他的衣服正好跟修女衣袍衬里同色）。耶稣的女性化形象在遥远的中古第一次为现代“易装”倾向开辟了美学上的可能性。
       七
       在中世纪骑士文学中，这种对“主动性”的自我阉割更表现为一种隐秘的策略：如果说爱是主动的一方，那么自居“被动”当然是最好的求爱方式。中世纪的武士们实际上并未放弃社会生活和卧室生活的优势体位，但他们在游吟诗歌里偷偷塞入一种可怜的形象：那混杂着自亵和自恋的臣服在贵妇脚下的情人。这种情欲的被动语法首先要求弱化身上的“男性”气质，继而添染几分“女性”色调——古代的性别堕落观念更暗中在此发挥出一种自我放纵式的悲剧性的浪漫气氛。但那形象本身只是在文学中生产，在游吟诗和骑士故事中消费的，主要的读者正是那些实际上是欲望的被动的对象的妇女。
       在实际生活中，与这种虚构的理想形象相匹配，则是贵族的服装日益“女性化”。十二世纪起，欧洲贵族的物质生活日渐豪奢，为明确与下层阶级等级区分，贵族服装竭尽华丽之能事（注：自1150年查理大帝颁发禁止农民穿着高级服装的法令起，各国君王相继颁发各种服装等级规定。），贵族们用各种绫罗绸缎和宝石制作服装，刚开始他们仅仅追求豪华威严的气派。与此同时，骑士文学小心翼翼地尝试穿着女装，在传奇故事中，一些俊俏的骑士误遭歹人袭击，被脱光了衣服，好心的情人就让他穿上自己的衣服。游吟诗人很快发觉听众喜欢这样的桥段：他们对让情人的贴身内衣同样贴抚自己的身体产生新奇的幻想，很快，这种物恋情节变成中世纪骑士故事的固定模式，涉及范围包括首饰、腰带、头巾、袖子和内衣。中古德国诗人沃尔夫拉姆·冯·艾森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的圣杯骑士故事《帕西法尔》（parzival）中，帕西法尔的父亲加穆雷特（Gahmuret）在比武大会上获胜，奖品是女王赫尔策洛伊德（Herzeloyde），虽然加穆雷特告诉她，他不仅有个妻子，而且对法兰西王后有誓约，但赫尔策洛伊德女王执意要嫁给他，并且把她的内衣送给他，所以，当加穆雷特在婚礼上比武时，他的甲胄上套了一件“女王贴身穿的精巧的白色丝衬衣”。他的这种穿法消耗极大，据说后来他一共穿烂了女王十八件内衣，不过女王为了表达她的情意，把他穿烂的内衣再穿回来。
       乌利希·冯·列支敦士登（ulrich von liechtenstein）是中世纪的日尔曼骑士，他用德语写作了自传体叙事诗《Frauendienst》（意指对一位女性的侍奉）。诗集既表现出他比一般中世纪粗鲁武士有更好的诗学素养，也显示了作为一名男子，作者同样具有男性那种以体力武功自吹的“童子军”作风，由于诗体本身的一些特点——重复、修辞性地运用数字，这种浮夸的风格更被强化。在诗中，为了获取一位贵妇的青睐，他发誓要投身一场马拉松式的长矛格斗挑战赛，诗中说他本人从威尼斯一路打到维也纳，折断了三百零七根长矛。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出于某种神秘的信念，把他艰难的挑战视为维纳斯赋予的使命，所以他在头盔上饰以这位女神的雕像，同时在甲胄下穿着全套女装，为此他让人缝制了“十二条裙子”和“三十只袖子”。
       八
       事实上，女装的裁剪式样，以及打褶、镶边、衬里等各种附加装饰正在向男装蔓延。诺曼第修士维塔里（Ordericus Vitalis）对年轻贵族拖地的长后襟和垂过指尖的长衣袖很反感，他认为男子的“女性化打扮”正是社会风气败坏的明证，他骂那些前面刮光胡子，后面却拖着长发的青年，说他们就像是妓女。
       言辞激烈的道德家们，以及想象力丰富的下层阶级再次把奇装异服与男子同性恋联系在一起，道德上的腐化不正是从点滴细节的堕落开始的吗？中世纪的同性性行为多数发生在城市和教区中心，在闭塞于乡村的农民眼中，遥远而奢华的城市生活和艳丽的女人气的服装，一定是令那些妖孽日渐堕落的肇始之因。
       但贵族们依旧穿着他们的袖口和领口镶着丝质花边的华丽服饰，那是对道德这位贞女的调戏姿势，在十八世纪小说《危险的关系》中，瓦尔蒙子爵（用这种姿势勾引了贞洁的杜维尔夫人。直到二十世纪，好莱坞的明星仍然在他们的套装衣领下露出一角丝巾，加利·库柏（Gary Cooper）用这个姿势说服全世界的女观众接受他的爱情。
       十九世纪后，浪漫派更以大批忧郁形象为其做美学的价值担保。当司汤达（歌德说他有女性化的浪漫主义）笔下的于连饱含泪水站在读者面前时（德瑞娜夫人以为他是女扮男装的姑娘）；当他深夜偷偷潜入房间跪倒在德瑞娜夫人脚下，抱住她的膝盖哭泣时，充满诱惑的反叛性格为“女性化”形象超越道德的尴尬处境提供最后一块跳板。
       科克托（Jean Cocteau）让男扮女装的芭贝特（Barbette）在他的电影里扮演一个角色，并且写了一篇文章赞美他的演技，曼雷给芭贝特拍的照片附在边上。杜尚（Duchamp）把他自己打扮成一个女人，更专门为这个形象起了Rrose Selavy的名字，让曼雷为“Rrose Selavy”拍了一组照片，达达派的这一公开挑衅影响深远，在艺术的名义下，性别实验获得前所未有的想象空间。
       现在，苏珊·桑塔格终于可以在“坎普札记”（Notes on Camp）第九条中这样说：“性吸引力的最精致形式（或者说性快感的最精致形式），存在于与其性别本质相反之处。阳刚男性身上最美的部分是他的某些女性气质。”
       
       九
       女性化装扮一面在文学中被不断浪漫化，一面在道德观念上被进一步色情化，二者合力塑造了现代的同性恋易装癖形象。二十世纪以降，出现了一种形式上更为精致的同性恋，它被用来作为针对中产阶级性道德的反叛姿态，现代心理学筛除了古代“双性人”畸形和不祥的面貌特征，如同巧手回春的整容术，更显露其超脱凡俗的气质。古代同性交媾行为中粗俗淫秽的一面，在时间的抹擦下，如同描绘它们的古籍和古画一样，变成某种行将腐朽的风雅，在新一代知识分子的眼里，它代表古老异教世界的狂欢极乐和遥远东方的奢靡淫逸。反叛需要那种悲剧性的彻底精神，它要把被道德的量杆划入色情的种种行为统统纳入麾下，同性恋者以一种近乎“将错就错”的勇气，公然穿着起女人的服饰。
       根据安迪·沃霍尔的说法，易装癖一直到1967年尚未被“主流另类圈”接受，因为他们的“坏牙”、“体味”、廉价的化妆和诡异的服饰。但68年以后，人们突然开始接受这种行为，渐渐邀请他们参加各种活动。此时，沃霍尔工厂的“超级明星”（Superstar）队列里，出现了几位“易装女王”（drag queen），她们中杰姬·蔻蒂丝（Jackie Curtis）有头脑，霍莉·伍德劳恩（Holly Woodlawn）脾气大，最楚楚动人要算坎蒂·妲玲（Candy Darling）。沃霍尔有一回对人说，别的“易装女王”常向杰姬打听坎蒂的事情：“Dose she tuck？”“tuck”是“她们”最大的秘密，所有的易装女王在接受采访时都被人问过这样的问题：你tuck吗？但他们总会闪烁其辞。Tuck在这里的用法和“夹起尾巴”（tuck tail）类似，不过对于“女王”们来说，要夹起的却是那根“salami”（意大利腊肠）。方法很复杂，外人很难知晓。大致上先用荷尔蒙注射令起缩小，再加以绳带封锁。效果是要达到穿上泳装也看不出。尼尔乔丹（Neil Jordan）的电影《哭泣的游戏》（The Crying Game）里，爱尔兰共和军战士弗格斯（Fergus）爱上女理发师狄尔（Dil），当他们两情相悦，站在床前宽衣解带时，弗格斯猛然发现狄尔柔软的小腹下，却挂着令人扫兴之物，这让他大倒胃口，奔到卫生间呕吐。显然，狄尔没有做“tuck”。每个“女王”都有一套tuck手法，秘密只能说给“闺蜜”听。对于这个问题，机灵的杰姬言不及义地回答说：“连嘉宝也会改装她的钻石。” 坎蒂的确很漂亮，在沃霍尔的电影《妇女反叛》（Women In Revolt）里，“她”扮演一位被引入妇女解放团体的长岛上层阶级美艳少妇，坎蒂最著名的影像，大概要算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为“她”拍摄的那组打电话的的照片。1974年坎蒂去世，死因可能与过量注射荷尔蒙有关，她在遗言中向朋友说：“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得太坏，只要记住她是那样的一个婊子。”
       十
       当女人们越过（cross）服装（dressing）的界限时，她们同时也逾越了社会规定的性别职责和等级。cross-dressing不仅是“交叉地”穿衣，在男性和女性服装之间有一条重大的边界。在前述希腊传说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中，他的妻子翁法勒因为看不起穿上女装沉湎享乐的丈夫，所以穿上他的狮皮。男性穿着女装意味着自我放弃，而女性穿上男子衣服，在希腊人眼里是一种僭越。普鲁塔克在他的《妇女的美德·阿戈斯妇女》（The Women of Argos-Virtues of Women）中提到那种特殊的情形。
       斯巴达王Cleomenes进攻阿戈斯，杀死了大量阿戈斯战士。阿戈斯妇女在女诗人特莉西拉（Telesilla）的率领下，穿上男子的战斗服装，拿起武器反击斯巴达人的进攻，无敌于希腊世界的斯巴达男性战士被吓坏了（也许那种僭越在古代有强大的心理冲击力），他们被一群妇女赶跑。
       阿戈斯因男性在战争中大量被杀，立法让寡妇们嫁给城市周围的自由农民（希罗多德说是嫁给奴隶）。阿戈斯妇女们显然把她们的新丈夫看作下等人，所以法律同时说，妇女们晚上跟她们的丈夫一起睡觉时，要戴上假胡须。
       这种情形在世界各地许多古代民族中都出现过，北美印第安土著妇女穿上男性服装参加战斗和打猎，她们被视为具有一种混合的性别。古代社会男权强化以后，女性的活动空间受到极大限制，这种服装上的僭越几乎不再出现。民间叙事作品中的确有一些妇女穿着男子服装的故事，像普鲁塔克的阿戈斯妇女一样，她们肩负着拯救男性的责任。但那只是男性作者令人尴尬的自嘲，在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鲍西亚换上男装假扮律师救下了她未婚夫密友岌岌可危的一磅肉，天知道夏洛克到底想割掉她未婚夫身上哪一块要紧的肉，哪一块肉会让阴阳怪气的夏洛克满足？
       在男性作者与男性读者的背景下，这种故事难免带有色情的含义，毕竟，男装和女装都有一些适合各自生理需求的设计。色情幻想的触角如柔软无骨的八爪鱼，在语词和意义的水底游曳，吸取日常物象的隐秘汁液，制造令人兴奋的新品种。女人是易感的，中世纪的道学家们认为，如果她们像男人一样穿上裤子，每时每刻的接触会造成什么后果？所以必须宽松、宽松、再宽松（宽松也是现代卫生医学反色情的妙方）。
       十一
       但女性穿着男装的故事很少像男性穿上女装那样，遭到严厉的道德质询。归根结底，那不过是女人们的小小戏法，唯一的效果是逗逗男人们的开心。保持在安全的距离之外，妖异不妨拿来开开玩笑。一旦真正有女人穿上男装，就要用最严厉的手段加以清除。
       1431年，贞德（Joan of Arc）在鲁昂的宗教法庭受到审讯，各项指控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她穿着男性服装，在教会施加的强大的肉体精神压力下，贞德承认那是一种罪过，为穿男装的行为忏悔，并接受教会要求她永不再穿男装的的禁令。几天后，贞德推翻她的认罪，再次穿上男子服装，这一次教会不再宽恕，把她送上了火刑柱。虽然1909年罗马教会对她施行了宣福礼（beatify），1920年又将其封圣，但至今，历史学者们仍然在研究贞德的性取向，她是同性恋？她是两性人？或者她是易性癖？虽然戴着学术的眼镜，但男性的色情目光仍然在镜片下闪烁。也许贞德的异端行为不过来自一个古老的信念，如同她在一生中不断向别人强调她的贞洁一样，穿上男装不过是表示“处女性”的一个方式？
       卡特琳娜·德·埃罗索（Catalina de Erauso）在1592年逃离了修道院，穿上男装起个新名——弗朗西斯科·德·罗耀拉（Francisco de Loyola），跑到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她加入军队作战勇猛，很快当上中尉，她像男人一样打架、赌钱、调戏妇女、偷盗、决斗，因为被指控杀人，直到她的大哥在战场上受伤，倒在地上奄奄一息，不得不暴露自己女性的身份。卡特琳娜比贞德运气好的多，因为她身在蛮荒的新大陆。有一部据说是她本人的回忆录，在她身后印刷出版，在书里她和贞德一样，多次宣称自己的童贞，但同时，书中也描绘了她调戏一个利马富有商人的小姨子的情节，她把头枕在那姑娘的膝盖上，在人家的大腿上上下其手。
       十九世纪的女作家乔治·桑，因为她穿着男装夹着雪茄的照片声名狼藉。，卫道士们注意到其中伤风败俗的重大含义，观众的视线变得色情起来。色情小说《伽米阿妮》（Gamiani）的作者据说正是乔治桑的著名情人缪塞，小说中的少女芳妮（fanny B）据说人物原型就是乔治·桑，传说振振有辞地说，那个“B”正影指她的头衔“baroness”（男爵夫人）。男主角阿奇德（Alcide）当然指向缪塞名字中的Alfred。小说中的两位女主人公显然都是两性人，她们同时与男女上床。
       乔治桑的色情形象把巴黎男性观众的胃口吊的很高，现在有更好的调味办法。石版印刷术为色情画的平民化娱乐化提供了廉价的媒介，《伽米阿尼》巴黎版本的插图作者是德维利亚。他是浪漫派的活跃人物，浪漫派名家像拉马丁缪塞等人常在他的家中聚会。德维利亚的父亲失去军队工作之后，他靠石版画养活了全家人。那幅站在镜子前穿衣的女子画像，想必影射的就是乔治桑：她上身赤裸，正努力扣着裤襟的纽扣。
       十二
       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娱乐工业大规模利用“易装”形象，编导们深入挖掘这形象的娱乐可能性，在舞台和银幕上，男子穿着女性服饰，女人穿着男性衣装，表演一幕幕的悲欢离合。嘉宝的瑞典女王形象，在绝色美貌之外穿上中性的服饰，在挑逗与拒绝之间，保持一段冷漠自适的距离。华伦提诺（Rudolph Valentino）的近东服饰中，也夹杂着几分古代欧洲的奢华而女人气的东方想象（The Son of the Sheik）。
       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的名片《热情似火》（some like it hot）中，两个男人扮成女性混进女子乐队，连玛丽莲·梦露那样的尤物也迷上了他。大卫·克罗南伯格（David Cronenberg）的电影《蝴蝶君》（M butterfly）里，杰瑞米·艾恩斯（Jeremy Irons）甚至直到听说自己生了儿子， 不知道美丽的（尊龙的令人大倒胃口的美丽）中国“妻子”是男人。
       中世纪以后的舞台上，女性角色多由男子扮演，意大利是欧洲最早在舞台上出现真正女性角色的国家，法国的演员表到1607年才有女性（目前所知），英国则一直要到十七世纪中叶。基内斯顿（Edward Kynaston）是十七世纪伦敦的戏剧明星，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的日记里多处（计有七处）提及这位擅长反串美丽女角的男演员。在佩皮斯的笔下，他只是个在他自己的业务方面既用功又有一套路子的男演员（most diligent and methodical man in all his business）。但在2004年的英国古装片《舞台丽人》（Stage Beauty）中，他成了一个对自己的性别感到困惑的“双性恋”者。虽然他的老师要求他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性别，“你是一个女性形式的男人”（a man in woman’s form.）。但他却说：“或者正相反？”（ or was it the other way round？）有时候，他对自己在性别形态上所具有的复杂性相当得意，夜间穿上华丽戏服陪伴崇拜他的女贵族出游，在马车上让她们把手伸入他的裙底。电影甚至讨论了一种更为复杂的情况，观众几乎要被那种绕口令的说法搅晕头：电影里的佩皮斯对基内斯顿说，他最喜欢他演的角色不是那些美女，而恰恰是那些在戏剧情节里装扮成男人的女性角色（britches、穿裤子的），比如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中的罗萨琳（Rosalind），因为那更“真实”。基内斯顿回答说，你觉得那角色真实，恰恰因为我在“假扮”，“你透过女性镜像看到一个男人，而那个女性又透过一个男性的镜像”（You see a man through the mirror of a woman through the mirror of a man.）。去掉任何一面镜子，那就不灵了。
       关于舞台上的反串戏，《蝴蝶君》中也有一次讨论，尊龙（他在电影里扮演一位京剧旦角）说，为什么旦角要由男性来演，因为只有男人知道女人该如何扮演。
       在现代心理学和娱乐工业的双重努力下，性别再次回到远古的混沌状态。当此drag queen和drag king们纷纷跑到大街上狂欢游行的背景下，单从影像上来看，你永远也分不清纽顿（Helmut Newton）照片中这个上楼梯的人，到底是穿着女性晚装的男子，或是剪着男性短发的女人？但这一次，人们再也不会为此感到不安，所以蒙地卡罗的托洛卡黛罗芭蕾舞团（Les Ballets Trockadero de Monte Carlo），让全班男性扮演雌性天鹅，观众不但不讨厌，反而为其中近乎使坏的幽默倍感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