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美］艾伦·雅各布斯／著　张雅琳／译
       如今，国内大多数读者都觉察到了所谓的“哈里·波特现象”。想要对其不知不觉也难，因为你光顾的任一家书店都摆满了一摞摞厚厚的《哈里·波特》系列——当《哈里·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Harry Potter and the Prisoner of Azkaban）在美国发行，该系列的小说已有三部。这第三部的欣然问世还曾经引发了一场小型的商业战：亚马逊英国是网上图书销售大王亚马逊公司在英国的分部，它投入了数月的时间和大量的精力将小说海运至美国。书是由英国公司定购，而发出订单的电脑在美国，于是大西洋两岸的律师们琢磨着究竟哪个国家才是小说的购买商。不管网络贸易的法律地位如何，凡在去年夏天访问亚马逊公司或者亚马逊英国网站的网友都会发现，《哈里·波特》系列小说同时包揽了两家网站上最畅销书籍排名的前三甲。
       这一系列小说是几十年来、或者说是有史以来最受人们关注的儿童读物了，许多人对于小说背后的故事也了如指掌：失业教师、单身母亲乔安妮·罗琳靠着救济金在爱丁堡生活，她在当地的一家咖啡馆里开始起草故事时，小女儿则在婴儿车里打着盹；英国Bloomsbury出版社想用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作家碰碰运气；第一部小说《哈里·波特与魔法石》（Harry Potter and the Philosopher"s Stone）几乎完全依靠读者们的口耳相传流行开来，不仅成为了孩子们的最爱，也是成年人的新宠。Bloomsbury出版社还专门为成年读者设计了更为成熟的封面，这样，当乘坐公共汽车和地铁的读者跟随哈里进入霍格沃兹魔法学校的禁地，去探寻那头巨大的三头狗弗拉菲所守护的秘密时，不会因为自己痴迷于儿童读物而感到尴尬。小说后来迅速在国际上获得成功，这从它以40％的折扣大量出售并长期名列亚马逊网站的畅销书单便可窥见一斑。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密切地关注着美国的出版业，但以往出现的任何新动向都不及这一次让我感觉如此疑惑不解却又欣喜不已，因为我喜爱《哈里·波特》。第一部小说在美国有一个愚蠢的名字，《哈里·波特与巫师的石头》（Harry Potter and the Sorcerer"s Stone）（美国出版商显然认为，标题中带有“哲人”这个字眼的书肯定不会走俏）。我在阅读时想着，也许我能把书里的故事讲给六岁的儿子听。后来我发现他还太小，无法理解这么错综复杂的情节，就连我自己也深陷其中。就在焦急之中，我又从亚马逊英国网站上定购了这一套书中的第二、三部，在国际贸易法的混乱之局中也插上了一脚。（罗琳计划《哈里·波特》系列共七部小说，剩下的四部将同时在美国和英国发行，以解决法律上的难题。）
       小说的封面上印着“J.K.罗琳”，这个名字和“保龄”押韵。罗琳简直拥有一种神秘的天赋，这种天赋是说故事和爱故事的人们所珍视的，却是那些对创世有着严格解释的人所敌视的。许多信仰基督教的读者试图将此天赋与一个众所周知却没有组织的英国基督教作家团体“吉光片羽社”（the Inklings）联系在一起，但这种联系并不十分恰当。“吉光片羽社”的成员中只有J·R·R·托尔金具备这一鲜有的本事，其他人则乏善足陈。托尔金拥有才能毋庸置疑，不仅如此，他还赋予了它实用的名称：他认为作家所创造的是“第二世界”，这种“亚创造”的行为就是“神话创作”。对于托尔金来说，“神话创作”的必要条件是要构造一个“第二世界”，这个世界与现实世界相似却又不同，二者虽具有相同程度的内在逻辑性和自我一致性，但遵循的却不是同一种逻辑：“第二世界”必须有着自己独特的规则，在这些规则下所产生的结果也是独特的。
       值得注意的是，C·S·刘易斯创作的纳尼亚系列小说，虽是上乘之作，但从严格意义上说不能归为“神话创作”一类，因为刘易斯的意图并不是构建一个具有自我一致性的“第二世界”，而是一个多种神话相互融合、各得其所的世界。纳尼亚王国没有任何的内在一致性，因此，圣诞老人出现在《狮子、女巫和衣橱》（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中，《凯斯宾王子》（Prince Caspian）里有酒神巴克斯和森林之神西勒诺斯的身影。可以说，正是这种神话创作的“杂交”开启了纳尼亚系列小说成功的大门，正是这种“杂交”区分了纳尼亚系列小说与托尔金的作品，也正是这种“杂交”使得托尔金对纳尼亚故事心生反感。纳尼亚故事缺乏划分有序的整体，而这一整体被托尔金视为自己笔下中土世界的本质特征。
       乔安妮·罗琳曾表达了对纳尼亚故事的喜爱。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哈里·波特》系列共将由七部小说构成，原因之一就是纳尼亚故事也分为七部。但作为文学艺术家，罗琳与托尔金有着更多的相似之处。她的作品给予读者的一大乐趣就是丰富的细节，这些由大到小的细节标志着一个有别于凡人世界的魔法世界（在小说中，凡人世界被称作“麻瓜世界”）：魔法学校的学生们戴着又高又尖的帽子，学习的内容包括魔法药剂、变形术、黑暗魔法防御术、甚至还要学习魔法动物的喂养；咒语使用的是拉丁语（如“Expelliarmus！”）；所有学生都爱好一种叫做“魁地奇”的体育竞赛，这项运动与篮球、板球和足球比赛有着共同处，但是参赛选手得骑上扫帚柄在空中进行比赛，而且一共有四个球。罗琳对于此类内容的刻画吸引着读者的眼球，特别是当这些内容涉及到一些细致入微的情节时：哈里的一个朋友来自魔法家族，一次，他到这位朋友家里拜访，跨过了一堆会自动洗牌的纸牌。这个情节即使忽略掉也不会给故事的叙述带来多大损失，但却带给读者一个别出心裁的小惊喜，为这个完全虚构的世界又添置了一份行头。
       我在很多朋友面前都毫无掩饰地表达了对哈里·波特故事的热爱，有些朋友却对小说深表怀疑，可以说是疑虑重重。这部分人都是基督教徒，他们觉得，能够把魔法描述得如此妙趣横生、引人入胜的小说一定不会赞同基督教的观点。从好处想的话这类小说能鼓励孩子们以新世纪宽容的态度笑看魔法，从坏处想则助长了巫术本身的实践。此外，还有人指出，哈里·波特并非模范学生：正如霍格沃兹魔法学校校长所说，哈里“对纪律有种漠视”，他还费尽心思不让人发现这种漠视。
       我想，这最后一点并无大碍。哈里经常同老师发生冲突是事实，可这些个老师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他们自己也常常与睿智、和蔼、威严的校长阿布斯·邓布利多作对，有时还试图伤害或围攻校长。但重要的是，邓布利多眼中的哈里自始至终都是忠实、顺从的；第二部《哈里波特与密室》（Harry Potter and the Chamber of Secrets）的高潮部分就是围绕着哈里对邓布利多的忠诚展开。
       另外，哈里无视甚至藐视纪律的倾向对他来说是道德上的问题：他因为自己提供的自我辩解而感到纳闷和担忧，还不时的怀疑自己的能力甚至德行。他的死对头“黑暗之王”福尔德摩特是所有巫师中最邪恶的，其法力仅次于邓布利多。哈里经常意识到自己并不能完全抵御福尔德摩特德诱惑。当邓布利多指出哈里“对纪律有种漠视”时，他将这种漠视与邪恶力量联系到一起，以此警告哈里（尽管他当时更深的用意是激励这位忧虑的小魔法师）。
       简言之，罗琳贯穿于三部小说中的道德界限是合理的，甚至可以说是精明的。但有关魔法的问题仍然存在，并不能视同儿戏。现代人，包括许多基督教徒，对巫师持有两种观点：第一，真正的巫师根本不存在；第二，巫师并不像策划“塞勒姆巫师审判”的恶人们说的那样害人。这显然是两种互不相容的看法。如刘易斯所言，如果你认为魔法不可能、巫师不存在，那么，宽容地对待巫师也算不上是什么美德；但是，如果真的有所谓的巫师，他们确实以法术召唤妖魔鬼怪的力量来伤害无辜，那么对他们的容忍既不明智也不善良。所以，有关魔法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值得慎重考虑。
       哈里·波特并不是那种邪恶的巫师，他不伤好人，只是还击那些企图袭击他的恶名昭彰的坏蛋们——用这种说法来回应上述的魔法问题似乎很不错，而且有理有据。但是，对于魔法问题的回答不能从这里开始。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引用二十世纪历史学界的伟大成就之一：林恩·桑戴克于1929至1941年间发表的八卷本《魔法与实验科学史》（A 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这里我想主要探讨一下书的标题。大多数现代人都会想，这本书应该讲述的是两段历史：难道魔法与实验科学不是两种对立的事物吗？难道魔法不是由迷信、无知和妄想主宰，而实验科学不是精确、严格、讲究方法的吗？魔法和实验科学仿佛两条岔路，二者相互脱离以至于没有任何的接触点，这也许是事实，但林恩·桑戴克的主要观点是，在魔法和实验科学存在的大部分时间中，他们共同构筑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只有一段历史。无论是魔法还是实验科学，都是控制和指导自然环境的手段（人类作为环境的一分子也列入被控制和指导的范围内）。刘易斯也曾有雷同的主张：
       在我们印象中，弗朗西斯·培根与魔法师的工作无疑是大相径庭的：两者相互矛盾只是因为我们知道科学取得胜利而魔法败下阵来。而这一结果在当时仍然是不确定的。去掉对它的认识，我们马上会发现培根和魔法师有着最亲密的关系……连培根本人都不否定这种亲密：他认为魔法师的目的是“崇高的”。
       科学战胜魔法这一结果事先并不明显：比起村里那些依靠药草、魔法药水和咕哝几句魔咒治病的老妪，“科学的”医师更能治愈疾病——事实上，只有经历了几百年专注的科学试验之后才能使每个人明白这个道理。文艺复兴时期，炼金术士分为两类，一类人主要通过使用我们所说的化学混合剂来解决问题——比如，如何获得魔法石（或许我应该说“巫师的石头”？）；另一类人则更多地依赖于念咒语、绘奇图以及招幽魂。
       至少对我们来说炼金术士是可以这样划分的，不过这是因为我们知道前一种方法后来发展为了化学，而后一种则变成了纯粹的魔法。这种划分在当时没有如此明显，那时的世界（篡改一下韦伯的名言就是）还未脱魔。如基思·托马斯指出的，自然界“机械哲学的胜利，意味着作为魔法思想根基的万物有灵论的终结”。但这种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即使像伽桑狄这样的机械论科学家们为之作出了强有力的贡献：艾萨克·牛顿可以说是与物理力学联系最为紧密的一位了，但他后来也涉足炼金术领域。
       历史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乔安妮·罗琳小说中魔法所扮演的角色，因为她在一开始就设置了一段违背常规的历史，魔法不是荒谬且无益的学科，它是控制物质世界的方式，至少同实验科学一样有效。哈里·波特世界里的科学家们对魔法的看法与现今世界的科学家们完全一样，但前者却是在犯错。在罗琳创造的这样一个违背常规的“第二世界”里，魔法完全行得通，在训练有素的巫师的掌控之下，魔法如科技一样可靠。科技使飞机飞翔、令冰箱冷却空气，即使是这些应用科学的产品，也让使用者们充分怀疑它们是否也是巫术的产物。亚瑟·C·克拉克就曾写到，“任何行之有效的技术看上去都像是魔法”。
       《哈里·波特》系列小说中的基本道德框架对我们来说是很熟悉的：那就是科技问题。（雅克·艾卢尔写道，“魔法甚至可以是技术的起源”。）霍格沃兹魔法学校正是教授人们如何掌控和利用这种力量——这种力量不被科学认可就是题外话了——但是学校无法保证人们能否明智地、负责任地运用这种力量造福于大众。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也许会说这是在magia与goetia之间的抉择：“高等魔法”（就像基督教传说中东方三贤士拥有的智慧）还是“黑暗魔法”。
       霍格沃兹魔法学校由四位巫师创立，其中一个是萨拉查·斯莱特林。他对黑暗魔法有所涉猎，并为之着迷，也就是说，他将自己的力量用于那些即便不完全邪恶但也十分可疑的目的。几百年来，许多居住在斯莱特林学院的年轻巫师都表现出了同样的倾向。于是，阿布斯·邓布利多所面临的教学困境——尽管这一点从未如此公开地谈论过——就是如何训练学生不仅要掌握魔法“技术”，还要具备必要的品德洞察力，以此避免不断培养出像福尔德摩特这样强大的“黑暗之王”以及众多的追随者。加上学校的教员中有些人并不是彻底的反福尔德摩特者，邓布利多面对的问题逐渐恶化。
       罗琳清楚地看到了在好与坏之间的取舍，实在令人敬佩，但是我以为，更让人颔首称道的是她拒绝将人简单地划分为好人和坏人两派。哈里·波特是个无可非议的好男孩，但是，正如我在前面谈到的，他的美德的关键部分是他意识到自己并不是注定就是好人。当一年级的新生来到霍格沃兹魔法学校时，他们参加了一个全校师生的集会。他们每个人都坐在人群正中间的凳子上，戴着一顶大大的、磨得很旧的帽子——分院帽，它会决定学生将进入四个学院中的哪一个。经过异乎寻常的长时间思考，分院帽把哈里分到了格兰芬多学院，终于让他松了口气。但在此之前，帽子告诉哈里在斯莱特林学院他能达到真正的伟大。这句话时刻萦绕在哈里心头，他常常怀疑自己是否本该属于斯莱特林学院，置身于一群好事佬、野心家、操纵狂、骗人精、嗜权者还有讨厌鬼之间。在第二部小说接近尾声处，哈里经历了与福尔德摩特的一次恐怖相遇后——这其实是哈里第三次碰到福尔德摩特，当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福尔德摩特就企图杀害他，结果将他的父母杀死；第二次相遇发生在第一部小说中——哈里向邓布利多坦白了自己的疑惑。
       “我应该在斯莱特林学院的，”哈里说，失望地看着邓布利多的脸。“分院帽在我身上看到了斯莱特林的力量，而它……”
       “把你分到了格兰芬多学院，”邓布利多平静地说。“听我说，哈里。你碰巧有一些萨拉查·斯莱特林所欣赏的、他精选的学生所具备的特质。足智多谋……意志坚定……对纪律有种漠视，”他的胡子抖动着，接着说道，“但是分院帽把你放到格兰芬多学院，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想想。”
       “它把我分到格兰芬多学院只是，”哈里的声音里流露着挫败感，“因为我要求不要去斯莱特林学院……”
       “完全正确。”邓布利多再次笑容满面，说道，“这就是你和福尔德摩特的不同之处。哈里，我们的选择表现着真实的自我，比我们的能力更能说明问题。”哈里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惊呆了。
       哈里吃惊是因为他第一次认识到他的困惑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他一直在问“我到底是谁？”，而他应该寻问的问题是“为了变成应该成为的人，我必须做些什么？”他的性格并不是先天固定的，而是他有责任去塑造的：这就是为什么希腊人把性格称为“可以雕琢的东西”。当德国人说Bildung（意思是“教育”）时，表达的也是相同的意思。《哈里·波特》系列小说理所当然是多卷本的“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它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教育”的故事，也就是一个关于性格形成的故事。
       在这种意义上来说，魔法转变为具有梦幻色彩的力量这一强大趋势是一种绝好的方式——林恩·桑戴克、基思·托马斯和C·S·刘易斯对此问题的重要性一致赞成——通过它可以将关于“教育”和选择的主题集中，正是这种选择渐渐地却又无法抵挡地将我们塑造成如此个性鲜明的人。基督教徒警惕那些对魔法过分积极的描述也许是对的，但是《哈里·波特》不属于其中：在这一系列小说中，魔法时而滑稽可笑，时而出乎意料、激动人心，但魔法总是潜藏着危险。
       作为实验科学胜利成果的科技应该也是如此。对那些猜疑《哈里·波特》的基督教朋友们，我想问的最重要的问题也许是：你对关于虚幻魔法技艺的描述有所不安，但你是否也对现实中取代魔法的科技带来的效应有丝毫担忧呢？这个世界上的技术统治论者所掌控的权力远远强于阿布斯·邓布利多和福尔德摩特的魔法：我们对他们、对他们给孩子们造成的影响又有几分担心呢？我想回答，担心的还不够。艾卢尔提出，我们的任务是“用科技以外的标准来测评科技”，这种“测评”也被他称为“在上帝面前寻求正义”。乔安妮·罗琳的小说比起大多数方法更能激励这种测评。另外，让我们别忘了重要的一点，罗琳的小说还充满着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