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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ten: if I am a painter and I do your portrait, have I or haven"t I the right to paint you as I want?
       ——Oriana Fallaci
       听着：如果我是个画家，去画一幅人物肖像，我有，还是没有权利描绘那个人在我心目中的样子呢？
       —— 奥利亚娜·法拉奇
       大凡接受过一点新闻教育的人都应该被教导过：新闻最重要的一个要素是客观公正。客观公正是媒体公信力的所在，新闻从业人员应该最大限度的去发掘，再现客观事实。
       然而，有这样一个新闻记者，一个在二十世纪世界新闻史上占据了相当重要位置的记者，公然宣称她是采访写作中的“画家”， 有权按照自己心目中的感受来描绘采访对象。她的采访手段和写作手法，对新闻界，特别是欧洲新闻界，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她就是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的意大利女记者，奥利亚纳·法拉奇。今年9月15日，旅居美国十多年的她，刚刚回到故乡意大利佛罗伦萨之后不多久，在一家医院里因为肺癌不治而告别人世，享年77岁。
       前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现任意大利总统乔治·纳波利塔诺说：“我们失去了一位享誉全球的记者，一位取得了伟大成就的作家，一位在文化战场上满腔热情的领军人物。”
       在欧洲，美洲各主流媒体都刊登了她的讣告的同时，人们开始回顾她多彩的一生。在报章媒体“挖掘”出的她的各式言论中，这句把记者比作“画家”的断言，至今读来还是能够感受到她思维的锐利和不拘一格。
       其实，现在来看这句论断，也可以看出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美国和欧洲对新闻价值取向一直走的是两条路。美国记者，顶多提问尖锐，一般不发表意见，避免作价值判断。就算是人物采访，除了被采访的人，往往还要求采访和其相关的人，已达到报道上的平衡；而欧洲记者新闻和意见往往是交织在一起，二三十年前法拉奇就开始这样做了。在欧洲，报道和言论有时很难区分，特别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被称为“评论取向的新闻业”，跟美国“以信息为取向的新闻业”很不一样。
       通常，欧洲的新闻工作者有更好的文学功底。法拉奇更是其中的一个佼佼者，她基本上是以名作家身份来当记者。法拉奇自己也更珍视自己的作家身份，“杰克·伦敦和海明威，都是被新闻界借去的作家，”她曾经说过。
       法拉奇一生成功地采访了基辛格、英迪拉·甘地、布托、侯塞因、阿拉法特、穆吉布·拉赫曼、西哈努克亲王、亚马尼及班达拉奈克夫人。这些采访基本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作的，那也是法拉奇的黄金岁月。
       尖锐是法拉奇的风格，她以写著名政治人物的访问传记而闻名于世，她以一个个尖锐的问题使被采访者现出他们的真实面目。基辛格因与她访谈时不慎失言而深深懊悔，说他“一生中做得最蠢的事”就是接受法拉奇采访。
       法拉奇和中国特别有渊源。1980年8月，法拉奇两次采访时任中国副总理的邓小平。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她的采访被中国新闻学子奉为经典。在那次采访中，她的第一个问题是：“过去你们到处都是毛泽东画像，这次为什么我来只看到３张毛泽东像？”
       两次谈话共四个小时，面对邓小平她不改锋芒毕露的本色，——提问以下问题：“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如何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你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并不都是坏的？”
       后来这次访谈的第一部分于1980年8月31日发表在《华盛顿邮报》社论专栏版 —— 美国报业的规矩，由于人物访谈只呈现了单方的声音，不能算作“新闻”，而是“评论”的一种形式，如果没有其他各方的声音，只能发表在评论类版面。第二天，邓小平访谈的第二部分4991字，与另一篇关于中国金融政策改革的新闻报道组合成专题，发表在《华盛顿邮报》头版。
       采访和被采访双方对这次采访都很满意。法拉奇说：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一次独一无二、不会再有的经历，在我的‘历史采访者’中，我很少发现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邓小平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
       而中国官方也特别认可她的采访。她的访谈被选入了《邓小平文选》，她的《风云人物采访记》及其续集在1983年和1985年都被翻译成了中文，先后印发了数十万册。1988年，新华出版社推出了“全译本”
       1993，她还应邀到中国社科院演讲，当时盛况空前，场内场外人山人海。
       We live in a suddenly serious time, where people have an appetite for intelligent, thoughtful explanations of consequential topics.
        —— David Remnick, the editor of New Yorker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人们有兴趣去了解对重大事件有深度，有分析的解释。
       —— 大卫·雷姆尼，《纽约客》杂志主编
       有这样一本杂志，常常刊登长达万字以上的超长调查报告，内容严肃，几乎没有照片，黑白印刷。这样一本杂志，每周的发行量达到一百万，并传今年已经扭亏为盈，这不得不说是新闻出版行业的一个奇迹。
       这本杂志就是在美国知识界非常有影响力的《纽约客》。有报道说，《纽约客》已经悄悄地，不动身色地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2005年，其发行量增长了4％，达到了105万份，而其高达86％的续订率差不多是其他杂志的两倍。由于拥有杂志的公司是一个私营公司，所以确切的经营数据是不对外公布的。但是，根据业内人士的推测，《纽约客》今年的盈利估计应该是在1000万美元以上。
       这个转变，《纽约客》现任主编大卫·雷姆尼克功不可没。他1992年以记者身份加盟该杂志，很快成为杂志内最出色的记者。之前，他是《华盛顿邮报》驻莫斯科的特派记者。他根据这段经历写成的非虚构作品《列宁的坟墓》还获得过普利策奖。
       雷姆尼克是个低调、不温不火的人。最近在接受英国《卫报》记者采访的时候，雷姆尼克很谦逊的把《纽约客》的东山再起归结于时代的改变。“在我的主编任期内，世界充满了危机——9·11、伊拉克、阿富汗……”他认为这个时代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人们对严肃、睿智、深度的报道兴趣重燃。
       从这一点而言，雷姆尼克是颇有远见的。他上任之初就强调《纽约客》应该恪守并发展其吸引读者的基本要素——真实的、深度的、有争议性的报道。在快速阅读的时代，这一方针已经被许多出版人摒弃，认为现时读者是没有兴趣坐下来，静心读上一篇上万字的，和他们日常生活或许并不密切相关的文章的。但是，“或许他们拿到杂志，在自家的客厅里坐下来翻阅的时候，只会有耐心读一些短小的城市文化新闻。而在第二天早上，坐在上班的火车、地铁里的时候，他们或许就会发现原来伊拉克的战场上发生过了这样的事情……”雷姆尼克这样解释道。
       这一策略确实奏效。事实说明，还是有许多高素质的读者对《纽约客》文风独特、调查深入的文章充满了阅读兴趣。
       It doesn’t change dramatically from year to year. It changes dramatically over a decade.
       —— ArtNews
       每年的变化是不大的。戏剧性变化要超过十年才会发生。
       —— 美国《艺术新闻》杂志
       过去十六年来，美国《艺术新闻》杂志每年都要通过对二十多个国家的收藏家、商人、拍卖行、博物馆负责人和策展人的访谈，公布一份“世界200名顶级收藏家”的名单。榜单的内容包括收藏者的名字和收藏的主要内容。
       除了这份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名单外，杂志另开出“世界最活跃的十个收藏家”的名字。位居榜首的是美国投资银行家里昂·布莱克夫妇（Debra and Leon Black）, 他们的收藏包含了古典作品、印象派作品、现代绘画、中国雕塑和当代艺术作品。出现在这份榜单上的名字还有化妆品行业的雅诗蓝黛Jo Carloe and Ronald S. Lauder / Charles Saatchi/拉斯维加斯赌场巨头斯蒂芬·韦恩（Stephen A. Wynn）。
       看了一个个人名之后，大家可能更感兴趣去阅读杂志对榜单所做的分析报告。据《艺术新闻》编辑的分析，和去年相比，这份榜单并没有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因为“戏剧性变化要超过十年才会发生”。如果拿今年的榜单和1996年的排名作比较，超过一半以上的收藏家已经在今年的报告中不见了踪影。
       报告还指出，世界艺术品市场正在持续走强。“1989年是市场的泡沫期，1991则跌到了底谷。用了十七年的时间，市场现在已经恢复到了过去最强的水平，尤其是在印象派和现代艺术方面，”这是报告援引一个收藏家所作的市场判断。
       怎样看待当代艺术的爆发呢？一位艺术拍卖观察家称，“你看到了很多迅速膨胀的艺术家，这些人你在十年前的拍卖会上是看不到的。而且，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他们能成为市场中的中坚力量或是只是一个偏离正常的瞬时的现象。”
       Dahl was perhaps the first author to take the children"s side and collude against the smelly, ugly, stupid creatures that inhabit the adult world.
       —— Children"s writer Anthony Horovitz
       达尔可能是第一个从儿童的眼光来看生活在成年世界中散发着臭味、丑恶、愚蠢的生物的作家。
        —— 儿童文学作家安托尼·霍洛维茨
       上个月，英国庆祝了第一个“罗尔德·达尔”日。那一天，也是儿童文学作家达尔的九十岁诞辰日。
       同是儿童文学作家的安托尼·霍洛维茨说最近几年来，世界图书市场儿童类图书的复兴，并非始于J.K.罗琳，而因归功于达尔。
       这样的评判，也并非没有道理。·达尔的系列童话，以其构思奇特、想象力丰富的故事情节，富于夸张、荒诞的叙事形式和机智幽默的笔触，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在欧美英语世界的少儿读者中掀起了“达尔阅读狂潮”。在英国的大小书店中，达尔图书都一直占据最显著位置。达尔对世界儿童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作品已被翻译成36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他的作品以及其笔下的人物已成为许多电影、电视连续剧、音乐和诗歌的创作源泉，令无数孩子和成年人着迷，而教师们也往往把达尔的书当作向孩子介绍世界文学的入门读物。
       2000年，美国教育部主持在中小学学生与老师中进行的“孩子们最喜欢的100种书”的评选中，达尔的《好心眼儿巨人》、《女巫》、《玛蒂尔达》、《詹姆斯和大仙桃》等五部作品入选。
       达尔的作品独具一格。他非常善于从欧洲古老的童话传统中汲取营养。他的作品既继承了挪威童话的诡异之气，又秉承了英国童话的喜剧色彩，既吓人又有趣，构思奇特，故事性强，题材新颖，情节紧凑，在每个故事的一开始就打破了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幻想与现实并存，给人一种或幽默、或荒诞、或机智的美感。
       近期上映的电影《查理和巧克力工厂》就改编自他的同名小说。原著出版于1964年，深受孩子们和成年人的喜爱，在过去40年的时间里，这本书已售出1300万册，被翻译成32种语言。《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的经久不衰证明孩子们对罗尔德·达尔作品的理解、推崇和感染。1971年的电影《威利·旺卡和巧克力工厂》(Willy Wonka & the Chocolate Factory)同样也是根据此书改编而成。
       达尔曾说过，儿童读物应该是“引人入胜的,激动人心的,有趣、通畅和优美的，只要孩子一读到它,就爱不释手。”看来他本人的作品基本上完全具备了这些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