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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中日关系大滑坡
       新保守派长期以来的一个信条是，美国必须不遗余力地阻止任何敌对的权力中心的发展，无论它是善意的还是敌意的。这意味着，在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将注意力转向中国，把它视为下一个可能的敌人。二○○一年，执政的新保守派把很大一部分核武器的目标从俄国转向中国。他们同时开始定期与台湾进行有关防御该岛的高层军事会谈，对亚太地区输入新一轮的军事人员和装备，并花大力气促进日本重整军备。
       二○○一年四月一日，美国海军EP-3E间谍机与一架中国战斗机在南中国沿海上空相撞。这架美国间谍机当时的使命是激活中国的雷达防御系统，以记录中国派遣拦截机所使用的发射装置与程序。相撞之后，中国战机坠毁，飞行员丧生；而美国飞机则在海南岛安全降落，机组的二十四名特工人员受到中国有关方面的善待。
       人们不久就清楚地看到，中国其实无意于与美国对峙。但中国不能立即放回间谍机的机组人员，因为那无疑会激起国内的强烈反弹。因此，此事耽搁了十一天，直到获得美方形式上的道歉——因其在中国领空的边缘造成中国飞行员丧生，以及其飞机未经同意在中国军事机场着陆。与此同时，美国的媒体则把美国机组人员称为“人质”，怂恿他们的亲友在其居住区的树上系黄缎带，大喊大叫地要美国总统以最严厉的手段使他们得到释放，并连篇累牍地批评中国对媒体进行国家控制。不过，他们十分谨慎地避免提及一个事实：美国在自己的国境线上设定了二百英里的战机阻击区，远远超出了其领海的划定。
       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布什在接受电视台访谈时被问及，他会不会“尽美国军事之能”为保护台湾而与中国对峙。他的回答是，“[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帮助台湾自卫”。美国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九一一”，届时中国积极地加入了“反恐阵线”，而美国总统和他的新保守派们则忙于应付他们所谓的“邪恶轴心”，并对伊拉克发动了战争。此外，美国与中国对两国之间紧密的经济纽带十分满意，共和党的商界大佬们绝不希望它受到破坏。
       中东问题因此成了新保守派亚洲政策的核心。当美国人疲于应付之际，中国潜心于将近四年的经济发展，成为亚洲经济的潜在枢纽。急遽工业化的中国也刺激了对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的巨大胃口，而这一因素把它带入与世界上最大的原材料进口国美国和日本的直接竞争之中。
       在二○○四年夏季之前，布什的战略家们在被伊拉克问题弄得心烦意乱的同时，再次警觉到中国正在崛起的能量以及它挑战美国在东亚霸权的潜力。八月，共和党在纽约召开的全党大会上宣称，“美国将帮助台湾自卫”。那个夏季，美国海军进行了号称“夏季脉动二○○四”的军事演习，在海上同时部署了十二个航母战斗群中的七个。一个战斗群包括一艘航空母舰（一般包括九至十个空军中队总共八十五架战斗机）、一艘导弹巡洋舰、两艘导弹驱逐舰、一艘进攻型潜艇和一艘弹药、油料综合补给船。同时展示七个这样的战斗群在美国海军是空前的，其开支之高昂也是惊人的。尽管实际上只有三个战斗群被派到太平洋，每次只有一个在台湾海峡巡弋，中国对此仍产生了高度警觉，在他们看来，这无疑是十九世纪炮舰外交的现代翻版。
       美国的这一武力秀与陈水扁十二月“大选”之前的言论似乎大大激励了台湾。为了缓和气氛，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十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向新闻界宣称：“台湾不是独立的。它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这仍然是我们的政策，我们坚定的政策。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两岸都不采取单方面行动，以致因此破坏所有人都追求的最终结果——重新统一。”
       鲍威尔的声明听起来并不含糊，不过令人怀疑的是他在布什政府中的实际影响力，换言之，他是否能够代表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二○○五年初，美国中情局新局长戈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国防部情报局局长雅各比告诉美国国会，中国军事的现代化远远超出了原来的估计。他们警告说，二○○五年的《四年国防评估报告》必须对来自中国的威胁予以较二○○一年远为严厉的审视。
       在这一背景下，加之布什连任成功，国务卿之权柄由鲍威尔向赖斯的转移，布什政府打出了它最危险的牌。二○○五年二月十九日，它与日本签署了新的军事协定。日本第一次携手美国政府，把台海安全问题作为美日的“共同战略目标”。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没有能比这一变化更引起他们警觉的了：日本以宣布其干预台海的权力决然地中止了奉行六十年之久的和平主义政策。
       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将让位于中日之间的直接冲突。这将是一个真正的不祥之兆。若如此，则美国将负有唆使之责却毫无控制之力。中日冲突的导火索长期以来一直在酝酿之中。毕竟，“二战”中日本在东亚范围内杀害了二千三百万中国人，这一数字高过死于纳粹之手的犹太人。但日本甚至根本就不承认它在历史上的战争罪行。相反，它不断地重写历史，把自己描绘成亚洲人的解放者和欧美帝国主义的牺牲者。
       小泉纯一郎在二○○一年出任日本首相后，第一次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此后每年重复这一活动。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触及创痛的举动。小泉对外国人说，这一活动仅仅是向日本的战死者致敬。然而，靖国神社并不是一般的军事墓地或战争纪念馆。它是日本明治天皇于一八六九年修建的一座神道教圣殿（不同的只是其牌坊拱门使用的是钢材，而非传统神道祠堂所使用的红漆木材），用以纪念那些为使日本回到直接帝国统治而战死的人。“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接管了这一神道祠，并把它用来提升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今天，小泉被认为是把热情投注给了将近二百四十万为国捐躯的灵魂——这些死于一八五三年以来的国内和国际战争的日本人。
       一九七八年，东条英机与其他六位战时领导人（均被盟国作为战犯处以绞刑）被集体供入靖国神社祀奉，其原因至今不为外人所道。神社目前的最高住持否认这些人是战犯，他说，“这是胜者对败者的论断”。在神社的一个博物馆中陈列着一架完整复原的三菱52型战斗机，其说明文字记载道，这一战机于一九四○年在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完成其首次战斗飞行。我们可以相信，当二○○四年亚洲杯足球赛在重庆举行时，中国观众在听到日本国歌时大作嘘声绝不是一个偶然事件。靖国神社的领袖们一贯声称他们与日本皇室的密切关系，然而，已故日本天皇昭和最后一次参拜神社是在一九七五年，而现今天皇明仁则从未参拜过神社。
       参拜神社问题在二○○四年十一月的两次重要峰会上达到高潮：一次是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紧接着的是东盟（ASEAN）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会议，与会者中有中、日、韩的领导人。在圣地亚哥，胡锦涛直截了当地要求小泉停止参拜靖国神社，以考量中日之间的友谊。似乎作为对此一要求的回应，小泉在万象会议上对中国总理温家宝说，“现在已经到了[中国作为日本外交援助受益者]该毕业的时候了”，暗示日本意图单方面结束它对中国二十五年的经济援助。“毕业”一词还传递了一个侮辱性的隐喻，即日本以老师自居，引导中国这个学生。
       小泉随后进行了一个简短的演讲，讲述了日本努力使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历史。对此，温家宝回应道，“你知道有多少中国人死于中日战争？”温指出，中国并不需要日本的援助；中国把日本的外交援助看作是对它在中日战争中对中国所造成的损害之偿还。温进而指出，中国从来没有向日本要求赔款，而日本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对中国援助了三百亿美元，只是德国对纳粹受害人赔款数目八百亿美元的一小部分，而日本较之于德国人口更多，国力更强。
       二○○四年十一月十日，日本海军声称在靠近冲绳岛的日本海域发现了一艘中国核潜艇。日本防卫厅长官大野将此事广泛传播，进一步激起了日本公众对中国的反感。自此，北京与东京的关系急遽下降，最终促成日美共同发表声明，宣称台湾是日美两国特别的军事关注。
       中美、中日关系出现的这些大滑坡将会对美、日双方的利益带来损害，尤其是对日本的利益。中国不见得会报复日本，然而，更不会忘记。而且，它对日本具有极大的杠杆作用。毕竟，日本的繁荣越来越依赖它与中国的关系，而反之则不然。与人们料想的可能相反，日本对中国的出口量在二○○一年至二○○四年之间上跃了70%，这为日本经济的复苏提供了非同小可的推动力。约一万八千家日本公司在中国拥有业务。二○○三年，日本超过美国成为中国留学生接受大学以上教育的最大目的地——在日本有将近七万名中国留学生，而在美国学术机构的中国学生为六万五千名。这些紧密而有益的关系在美日在东亚追求军事化的情势下将会受到损害。
       多极的世界
       《时代周刊》的卡隆认为，“在整个世界，新的贸易联盟和战略合作正在美国周围稳步发展。中国不仅开始在APEC取代美国的支配地位，而且快速地成为拉美最大的一些经济实体的主要贸易伙伴。……法国外交事务智库长期以来敦促在后冷战时代以‘多极性’为目标，即以很多不同的、互相竞争的权力中心取代美国‘单极性’的独霸强权。而现在，多极性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战略目标，而是日益成为现实”。
       多极性的迹象已比比皆是，而中国所扮演的显著角色正在不断地促进它的发展。对此，我们只要留意一下中国不断拓展的国际关系：与伊朗、欧盟、拉美以及东盟。伊朗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第二大石油输出国，和日本有着长期的友好关系，后者是其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日本从伊朗进口的货物中98%是石油）。二○○四年二月十八日，日本的一个财团与伊朗政府签署了共同开发伊朗阿扎德甘（Azadegan）油田（世界最大的油田之一，一个价值二十八亿美元的工程）的协议。美国反对日本对伊朗的支持。加州议员舍曼因此指责布什受到贿赂而接受伊日交易，受贿的内容是小泉派遣五百五十名日本军人到伊拉克参战。
       然而，这个历史悠久的伊日结盟在二○○四年下半年开始出现变化。十月二十八日，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伊朗签署了七百至一千亿美元的发展雅德瓦岚（Yadavaran）巨型天然气田的协议。中国承诺在未来的二十五年内从伊朗购买二亿五千万吨液化天然气。这是自一九九六年来伊朗获得的最大的国际订单，并带有其他好处，包括中国将协助伊朗建造向中国码头运输液化天然气的数目可观的船只。伊朗还承诺在未来的二十五年内以市场价每天向中国出口十五万桶原油。
       伊朗石油部长在访问北京时注意到伊朗是中国最大的海外石油供应商，他表示，伊朗希望成为中国长期的商业伙伴。他告诉中国的《商业周刊》，德黑兰倾向于以中国取代日本而成为其石油和天然气的最大客户。原因十分明显：美国逼迫伊朗放弃核动力发展计划，布什政府公然表示要置伊朗于联合国安理会的强行制裁下，而中国有能力投票否决。二○○四年十一月六日，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对德黑兰进行了不寻常的访问。他在与伊朗总统哈塔米的会谈中说，中国政府反对美国在安理会制裁伊朗的任何努力，而美国则一直指责中国向伊朗出售核能和导弹技术。
       中国和伊朗在二○○三年已达成四十亿美元的双边交易。其中包括由中国负责德黑兰地铁的首期工程，并建造价值八点三六亿美元的第二条支线。中国还是另外四条线路招标的最有力的竞争者。二○○三年二月，中国第八大汽车制造公司奇瑞在伊朗开建了第一个海外生产工厂。今天，它在伊朗东北部每年生产三万辆奇瑞汽车。北京还和伊朗商谈修建从伊朗到里海北部的长达二百四十英里的管道，以连接从哈萨克斯坦到新疆的长管道，后者已在二○○四年四月开始动工。哈萨克斯坦管道具有每年向中国运输一千万吨石油的能力。无论美国如何威胁与好战，伊朗在今日世界上绝不孤立。
       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是欧盟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一九八九年，欧盟禁止了对中国出售武器。其他受到如此待遇的国家还有缅甸、苏丹和津巴布韦等。即便是朝鲜也没有被正式列入欧洲的武器禁运名单。现在，作为一种善意的姿态，欧盟宣称它倾向于解除此禁令。法国总统希拉克是“多极世界”的热烈倡导者之一，他希望以此取代美国霸权。他在二○○四年十月访问北京时说，中国与法国有着“对世界的共同看法”，而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将“树起一个里程碑：欧洲必须在美国和中国的战略影响之间作出选择——而欧洲选择中国”。
       二○○五年二月布什访问西欧时反复表明，“美国的一个深切关注是，武器的传递将导致技术的传递，这将改变中国与台湾之间的平衡”。二月上旬，美国众议院以四百一十一票对三票通过决议指责欧盟可能采取的步骤。欧洲与中国则认为，美国极大地夸张了这个问题，任何武器都无法改变现有的权力平衡。欧盟的目的并不是和中国签订新的防御合约，而是加强互相的经济关系。而当布什一离开欧洲，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立即对北京进行了他的首次正式访问。他说，此行的目的在于强调创建中欧之间新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必要性。
       华盛顿的强硬姿态基于很多新的情报估评，这些评估把中国描述为令人生畏的军事威胁。他们的论点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主要目标是对抗美国海军的航母战斗群，而这些战斗群无疑将用于可能发生的台海战争。中国确实正在建造大型的核潜艇舰队，而且还是欧盟伽利略计划的积极参与者，这一计划将创建一个不受美国军事控制的卫星导航系统。美国国防部担心北京将伽利略技术用于非民用目的。美国军事分析家还注目于中国二○○三年十月十五日发射的载有一位宇航员的太空船，这一飞船第二天成功地返回地球。此前，只有前苏联和美国曾经将人类送上过太空。据美国防御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费什的分析，“中国目前投入的军事力量远远超出了应付一个美国航母战斗群的需要”。宾州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劳德尔有同样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军队“是当今世界上惟一正在发展的、为与美国作战而特别配置的武装力量”。
       美国自然无法祈望中国的这种能量自行消亡。不过，它也不能证明中国的这种军事配置除了对付来自布什政府的威胁以外另有所图。中国大陆试图避免与台湾地区和美国作战，其手段是阻止他们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因此，二○○五年三月，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反分裂国家法》——译者），确定分裂中国为非法，并授权在一部分领土试图脱离中国的情况下使用武力。
       日本政府无疑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认为中国这一法律的制定是对整个地区的军事威胁。有趣的是，作为美国忠诚盟友的澳大利亚霍华德政府在欧洲对华武器解禁问题上公然反抗布什。澳高度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希望与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堪培拉因此决定支持欧盟解除对中国实行了十五年的武器禁运。法国的希拉克和德国的施罗德都认为，“它[武器解禁]的实现只是时间问题”。
       美国长期以来声称拉丁美洲是它的“势力范围”，因此，历来与拉美打交道的国家大多谨慎行事。然而，由于高速发展的经济对燃料与矿物的需求，中国开始公开地接近很多拉美国家。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胡锦涛结束了他对巴西为期五天的访问。此次访问中，胡签署了十多项协议，意在增强巴西对中国的出口与中国在巴西的投资。仅其中的一项协议，巴西就将每年向中国出口八亿美元的牛肉与家禽。作为回报，中国向巴西国家控制的石油公司提供十三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技术研究完成后建造从巴西的里约热内卢至巴伊亚（Bahia）的天然气管道。中巴还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计划将双边贸易额从二○○四年的一百亿美元提高到二○○七年的二百亿美元。胡锦涛指出，这一合作关系象征着“一个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新的国际政治秩序”。
       在随后的几周里，中国与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维亚、智利和古巴签署了重要的投资和贸易协议。二○○四年十二月，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访问了中国，承诺中国可以大规模地利用其石油储备。委内瑞拉是世界第五大石油输出国，以往一直向美国出口约60％的石油。然而，在新的协议下，中国可以直接操作委内瑞拉东部的十五个成熟油田。中国将对抽提石油投资约三点五亿美元，另有六千万美元投资于天然气井。
       中国同时致力于整合东亚一些较小的国家，以组成新的经济政治社群。这样的结盟一旦形成，将无疑逐渐抵消美国与日本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二○○四年十一月，东盟十国（文莱、缅甸、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在老挝首都万象召集会议，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领导人出席了会议。美国未被邀请，而日本代表在那里感觉不自在。会议的目的是筹划在二○○五年十一月召开一个东亚峰会，从而创立“东亚社群”。二○○四年十二月，东盟与中国商定，二○一○年之前在这些国家之间创立一个自由贸易区。
       据《华盛顿邮报》的库迪说：“自一九九○年以来，中国与东盟十国之间的贸易每年增长约20％，而晚近数年，这一增长率提高得更快。”这一贸易在二○○三年达到七百八十二亿美元，到二○○四年底则达到一千亿美元。日本资深政治评论家船桥洋一发现，“二○○二年，东亚的地区贸易与其全球贸易之比例接近52％。尽管这一数字低于欧盟的62％，却超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46％。由此，东亚在贸易方面对美国的依赖大大减低”。
       中国是这些成就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据船桥的观察，中国领导层的策略是，利用本国飞跃发展的经济和与本地区贸易伙伴之间的强韧纽带，边缘化美国，孤立日本。他认为，美国低估了这一地区对它的极度不信任，这要感谢美国对一九九七年东亚经济危机的狭隘心态与意识形态化的反应，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目前这种状况。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美国国务院政策制订主任瑞斯在东京说，“美国作为西太平洋的强权，在东亚也有利益。因此，任何把美国排除在这一地区的对话与合作之外的计划，都会使我们感到不快”。
       日本面临的抉择更为困难。中日之间的敌意在东亚史上已非一日，由此带来的结果也总是灾难性的。“二战”之前，日本最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作家之一尾崎秀富预言性地警告说，日本不但拒绝接受中国革命，而且向它开战，其结果将使得中国人更加激进，最终将帮助革命获得成功。他以毕生之力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革命的成功会成为日本的不利因素？”一九四四年，日本政府以叛徒罪将尾崎处以绞刑。然而，他的问题在今日的重要性仍不亚于在三十年代后期。
       为什么中国作为一个富裕而成功的国家之崛起将成为日本或美国的不利因素？历史告诉我们，对这一发展最不明智的回应是企图用军事力量阻止它。香港有一句俏皮话说，中国只是经历了一两个倒霉的世纪，今天，它回来了！整个世界需要平和地接受中国的正当权利——其中包括任何其他国家须停止使台湾问题军事化。同时，我们亦需要注视中国在这一地区的任何不合理操作。不幸的是，从目前的东亚情势看，我们可能将看到上世纪中日冲突的重演。所不同的只是，这一次美国将未必属于赢的一方。
       （周勤译）
       译者附记：
       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教授是美国日本政策研究所所长，东亚问题专家，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和圣地亚哥分校任教三十年，曾任这两所大学亚洲政治学领域的讲座教授，在伯克利还任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和政治系主任。其新著《反弹三部曲》之第一部《反弹：美利坚帝国的代价与后果》（Blowback: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Empire，2000）和第二部《帝国的悲哀：军国主义、机密体制与共和国的终结》（The Sorrows of Empire:Militarism,Secrecy,and the End of the Republic,2004）已由纽约国际都市图书公司（Metropolitan Books）出版；第三部正在撰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