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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中国人说话玲珑圆滑，以至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左右逢源，两面讨好，实在是叹为观止。一张嘴两张皮，向上翻可以这么说，向下翻可以那么说，当还是不当，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全看你怎么说了。明太祖杀人，太子救人，太祖问大臣袁凯：“朕与太子孰是孰非？”袁凯连眉毛都不皱一下，随口便答：“陛下法之正，太子心之慈。”答得真是妙不可言，滴水不漏，全无破绽。可到底那人该杀不该杀呢？大概是杀了也就杀了，不杀也就不杀了。杀了是正法，不杀是慈悲。
       官场的神秘怪异，深不可测，其实玩在嘴上，看说功是否修炼到家。常在各种会议报告上听到“原则上”云云，而少见具体措施办法。盖因讲原则容易，讲办法难，讲原则无需动脑劳神，人人会讲，只要看报看电视，原则性的话每天都能学几句；讲办法就不同了，遇到困难问题要拿出一个真正管用的办法，非得有脑子，有见识，有经验，花费一番苦心才行。讲原则还保险，报纸电视上的话是大家讲滥的话，放之四海而皆准，无需担风险；而具体办法要求新求变，标新立异，难免疏漏，授人以柄，而且讲原则可以藏拙，讲办法要有真才实学。讲原则既保险又省心，何乐而不为？故尔原则挂在嘴上，表演给群众看，以不变应万变，永远唱着“原则”的主旋律，长久不衰。
       二
       常听到一些“公仆”遮掩自己的错误时说：“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了。”甚至一些犯罪“公仆”也用这句话开脱罪责。难道老百姓都是劣迹斑斑，成了滋生错误、罪犯之源？混同老百姓怎么了，领导干部就要同广大群众同甘共苦，与群众一起摸爬滚打。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只有真正混同于老百姓，才能保持公仆本色，体验老百姓的疾苦，更好地为老百姓办好事。只有不愿混同于老百姓，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的“公仆”才会沦为阶下囚，为老百姓所不齿。
       三
       古罗马的恺撒曾向支持他的罗马平民申明：我死之后，棺木两侧各开一个洞，伸出我的双手，让大家看见我是空手而去的。我们的“公仆”是否有这个勇气？
       四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够举起地球。然而，这个系天地于不坠的支点只能在尘世万物之外去寻找，是我们凡人所不能的。但是，如果坚守思想的自由和人格的尊严，在心灵深处建构一个不为权势和私欲吞噬的支点，就能像阿基米德说的那样举起世间的万物。
       五
       年轻时，以为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他写的《离骚》是伟大的爱国史诗。而今读《离骚》觉得是屈原写给楚王的情诗——那失恋的被遗弃的哀鸣：“惟草木之零落兮，美人芳草之迟暮。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齐怒，余同謇謇之为忠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天惟灵修之故也。亦余心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好一个可怜兮兮楚楚动人又酸溜溜的女人！“已矣哉！国无人，莫知我者”，当他听到楚的首都郢为秦所破，他一心当“情妇”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便一头投进汨罗江殉情了。屈原爱的是怀王、襄王的一人之国，又谈何伟大？！
       六
       一场事故发生之后，对事故所造成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对造成事故的人的责任，常常讳莫如深，轻轻带过，而对事故发生以后的抢救却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结果是一次重大事故反而成了一曲响彻云霄的英雄主义的凯歌、一次伟大的胜利，成了领导者的光辉业绩，优越性的展示。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叫做丧事办成喜事。当人们沉浸在响彻云霄的凯歌之时，还有多少人想到从事故中吸取教训呢？从六十年代《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一直唱到现在，我不知道这“凯歌”还要唱多久？
       七
       搞调查研究，就要像孔子说的那样“每事问”。向谁问？比如，农民负担减轻没有，问县长还是问农民？公仆是否廉政，问书记还是问群众？房子质量好不好，问包工头还是问住户？孩子能不能交上学费，问校长还是问家长？孔子又说要“不耻下问”，但我们的调查者往往是上问而不是下问。结果是：皆大欢喜。
       ［选自《围城杂文》／草　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