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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邬海静
       文：[美] 玛丽安·丰塔纳（Marian Fontana）
       当天是她的结婚纪念日。她将儿子送到幼儿园，他五岁，入园才两天。十分钟后她将与丈夫戴夫在当地咖啡店里碰面，他是布鲁克林的消防员，刚结束轮班。那是2001年9月11日的早晨……四年之后，在玛丽安·丰塔纳新创作的惊人的回忆录选摘中，她讲述了那个早晨之后的数小时和数周后的经历，以及她陌生的新身份，这身份已成了痛苦的象征。
       2001年9月11日是我结婚八周年纪念日。我的丈夫戴夫喜欢告诉人们我们是“9·11”那天结的婚，他是布鲁克林第一中队的消防员。那天早晨8点15分，我一下子就睁开了眼睛，在我们的公园坡公寓里心急慌忙地叫醒儿子艾丹，生怕他才到幼儿园上学第二天就迟到。为我往消防队打了个电话约戴夫碰面，他的轮班即将结束，我们打算去惠特尼博物馆待上一天。那会儿他正准备出发，我感到很兴奋——作为队里惟一家住附近的消防员，他常常让别人先下班回家，以便他们能赶上去长岛、洛克威和斯坦顿岛的车。
       “好，十分钟后我们在康涅狄格松饼屋见，”说完，我便挂上了电话。就是这样。没有深奥的讨论。我甚至记不清有没有告诉他我爱他。
       令我惊讶的是，当我到达康涅狄格松饼屋时，戴夫竟然没有在那里等我。我在外面等着，想到整天都可以单独跟他在一起，不禁又愧疚又高兴。我注意到周围的人正在热烈地说着什么。我听到了“飞机”和“世贸双塔”几个字。人们开始指着一缕烟，它像个黑色箭头穿过天空。
       我的邻居，也是我的好友洛里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有架飞机撞上了世贸双塔，”她说。
       我想象一架小型双翼飞机楔入塔顶，就好像一支蜡烛插进蛋糕里。我立即猜测戴夫是否去灭火了。毕竟，他从不愿错过任何一场火灾，我确信第一中队会去。第一中队是七个中队里的第一队，携同另五个援救队伍，一道负责处理受困援救、坍塌、危险物质泄漏、恐怖袭击等任务。
       不，他不在那里，我告诉自己。他说他已经下班了，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想戴夫也许正在家里等我，”说完我就返回公寓。洛里坚持陪我同去。“戴夫？”我在楼下大喊，但除了阴森森的寂静外，我什么也没听到。洛里打开电视机，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其中一座建筑物的顶端被烟雾吞没了，就像一根巨大的金属火柴棍。当我注意到第二幢建筑物也着了火时，心跳得更快了。
       电话铃响了。谢天谢地，我想，一定是戴夫。但那是我住在附近的朋友米拉从学院打来的。“玛丽安，请告诉我戴夫和你在一起。”
       “我不知道戴夫在哪儿……我想他也许在那儿。”我的声音因为恐惧疑惑而颤抖。
       “他正在那儿做什么呢？”
       “他跑进去，我猜……上楼……救人。”我想象着他的奔跑，他疲惫的双腿负荷着一百磅重的设备，建筑物的热量像条厚毛毯似的倾覆下来。
       突然间，电视机里传来一阵低沉的隆隆声。灰白色的塔尖倾泻四散，就像是由尘土、灰烬和金属制成的烟花。南塔坍塌时，我丢掉了话筒，不可置信地看着。我的心脏开始剧烈跳动，仿佛要从胸口炸开。我紧紧按住心房，但这就像妄图让海洋停止波动，根本做不到。
       “天哪。他死了。他走了！”我尖叫着，瘫倒在地毯上，试图抓住脑海里飞逝的百万个念头中的一个。
       “不。你并不知道情况，”洛里无助地说。“我确信他好好的。也许他正在帮助别人。”洛里努力想使声音平稳些，但她捡起话筒的手却在不停颤抖。我愿意相信她，但我知道他已经不在了。
       我害怕将视线从电视机上移开，好像电视机是我和戴夫的惟一联系。洛里和米拉说着话，我眨着眼睛，不让眼泪模糊了电视画面。记者在镜头里喊叫着表示震惊，他们满脸都是灰尘末儿。戴夫的形象在我头脑里飞速转动：琼斯海滩，我们在绿条纹伞下接吻；看电视时，他为我做脚部按摩；R列车上的那场争论；宿舍前的那场雪仗；后院里喝的冰咖啡；爱尔兰海滨的大黄馅饼；他肩膀上的皱纹；他手指触摸的方式；他的酒窝、瑜伽、手和腿。我停止了脑海中的画面，我脸部发烫，泪水也打湿了面庞。我感觉到洛里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冲向厨房里的红色话机，话机表面印有“911”字样，那是戴夫第一次领薪水时买的。我拉开门，慌乱不安地打电话到消防局，电话占线，我并不吃惊。我按下重拨键，希望听到戴夫的回答。只要能听到回答，而不是死寂与沉静，我愿意做任何事。
       快点回答，该死的。戴夫，你怎敢待在那辆车里。我挂上电话，穿过起居室，眼睛疑惑地死盯着电视机。我的想法像我的步子一样疾速，前前后后，越来越快。我踱着步，好像我的脚步可以使时钟倒走，发生的一切可以重头再来。电话铃响了，我冲过去接听。
       “喂？”我充满期待地说。“我是贾森，”一个男人低沉地回答。贾森在学院工作，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也是邻居。
       “贾森！”我喊道，这声音听起来像是一个歇斯底里、神经紧张的女人发出来的，而不是我自己的。“你一定得帮我！我不能……”我尖叫着，透不过气来，就像刚刚参加完长跑。
       “玛丽安，冷静点，他也许根本就不在那里。你必须冷静下来，我这就过来。”
       我挂上电话，又踱起步来，我的双手像两块窗帘，紧遮着眼睛。我试图抹去我所看到的。我又一次跑向电话，拨了消防局的号码。还是忙音。尽管是站在那里沉思，但我仍感觉到仿佛有人从背后踢我的双膝。
       “你觉得学校安全吗？”洛里问，她脸上泛出忧虑的神色，这下我才意识到我完全没有考虑到艾丹。“也许我应该去接孩子们，”她说。尽管我试图集中注意力听她说话，但心里的感觉好像是有十二个电台正在同时播放节目。我把手压在头上，努力回忆昨晚戴夫究竟和谁一起轮班。如果是和某个有经验的人在一块儿，那么他将是安全的，我告诉自己。副队长迈克·埃斯波西托，副队长埃迪·迪阿特里。博比·韦斯特怎么样？同样很棒，他在工作量很大的局里积累了二十二年的经验。这些天才消防员懂得保护他们的属下，从不将属下置于过分危险的境地。戴夫也许没有碰到电话。那才是他没有打来电话的原因。两个多月前他曾允诺会经常跟我通话的。那天是2001年6月17日。
       那是父亲节晚上的五点钟，戴夫一直没打电话回来。在他十二小时的轮班中，他总要至少打一次电话回家。最先我是从新闻里听到了报道。一些消防员失踪了。皇后区阿斯多利亚的一家五金店发生爆炸后，一堵墙倒塌了。至少有一名消防员被困于燃烧的建筑物中。另两名消防员埋在瓦砾堆中。线路中断时，本地有线新闻频道NY1的记者正在营救现场，我隐约记得戴夫告诉我那天他会在别处工作。房东听到楼上我传出的哭声后，便让她女儿来照看艾丹。她把一小杯威士忌放在我颤抖的手上，而她的丈夫则帮我修复线路。我们等啊等啊，最后电话铃终于响了。
       “这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天，”戴夫说，他强忍着眼泪，话音断断续续。我几乎说不出话来，我如释重负。感谢上谢。我告诉戴夫我爱他。“我要走了，我用的是同伴的电话，他还没给妻子打过电话。我们发现了两个小伙子……我要走了。”
       “你没事，我感到很安心，”我啜泣着说。
       “我也是，抱歉，吓着你了，我保证以后再发生类似事件时，会打电话的。如果你二十分钟以内没接到我的电话，你再开始担心好吗？”
       上午10：08
       南塔坍塌已经过去了九分钟。我还剩十一分钟时间来希望他去给我买件结婚纪念礼物，但愿他千万别跳上消防车。我再次跑到电话前，按下重拨键，不可思议的是，有个人在接听。
       “是谁？”
       “我是吉米·洛佩斯，玛丽安。”他是新同事之一，矮个，敦实，红褐色皮肤。
       “戴夫在吗？”我问道。说在，请，请说在。
       “我想他们跑步出发了，”他很不情愿地说。
       我害怕把我的视线从电视机上移开，好像电视机是我和戴夫的惟一联系。
       “戴夫死了，”我告诉吉米。“我想戴夫死了。”我拼命不让自己歇斯底里，不让自己流泪。
       “不。不。他好好的。虽然我不知道事态将如何发展，但我们会找到他的——好吗？”
       他挂断电话，我耳朵里还有声音在嗡嗡作响。
       上午10：26
       门铃终于响了，贾森进来了，他棕色的眼睛因为担心而大张着。我不相信地摇着头，瘫倒在他怀里，抽噎起来。他是少数几个知道我跟戴夫相识十七年来感情笃厚的人。
       “我知道情况不太好，但究竟怎样你还不知道呢，”他说，我不停摇头，拼命捂着心脏，不让它裂成碎片。他把我扶到沙发上，看电视时他紧握我的手。
       “你给消防局打过电话了吗？”
       “戴夫走了，”我哭了。
       “他或许根本就不在那里，我确信那里交通堵塞。”接着，就好像某种可怕的伏笔，第二座建筑物倒塌了，简直难以避免地模仿了上一次的倒塌，目睹这一切，我们陷入了恐慌。
       我要亲自去寻找戴夫。我要徒手在瓦砾里面挖掘，直至找到他为止。
       “天哪！”洛里尖叫起来，而我已经跪在我的紫色厚毛毯上，这一刻，除了拼命祈祷外，其他什么也做不了。经过一段令人手足无措的时间后，洛里、贾森和我跪在一起，手拉着手围成一圈。电视机里回响着受惊者的尖叫，我们低着头，默默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为了能换回戴夫的生命，我跟上帝订契约、谈条件，并许下了诺言。
       电视机里，浓重的烟雾升起在倒塌的第二座建筑物的上空，就像波浪一样，与第一阵烟雾汇合在一起，燃烧的塑料的酸味透过我的纱窗飘进来。我坐在长沙发的边上，凝视着电视机，无法动弹。摄像机拍到的消防员神情茫然、血迹斑斑、满身尘土。摄像机拍下了站在毁灭之地的围观者，他们的手紧紧捂住嘴巴。我意识到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沉浸在集体的恐慌中，见证这个世界永久性地发生变化。
       下午2：12
       我们给三州地区的每一个急诊室打去了电话。虽然他们严阵以待，却告诉我们几乎还没有一个病人被收进来过。房间大都空着。我向花园走去，它笼罩在细小的白灰尘里，那灰尘仿佛天上下落的雨水。我试图想象一下没有戴夫的生活，但每回想一到，心就一沉，好像正在摩天轮的顶端一样。贾森在厨房里打电话，他安排艾丹去街角附近我朋友卡伦的家里。
       “卡伦说只要艾丹愿意，他可以一直待下去，”贾森对我说，然后走到外面。洛里动身去接她的孩子了。“如果你愿意，卡伦说艾丹可以在她家里留宿。”我点头同意，眼泪再次淌下来。我不能让艾丹看到我的崩溃状，一两个钟头的健忘是件美丽的礼物。贾森来到我面前，我趴在他削瘦的肩膀上呜咽，每块肌肉都绷紧了。“我该怎么做呢？”想到要告诉艾丹他爸爸已经离开了人世，我就不由地哭起来。
       上午12：24
       第一中队的消防员托尼·爱德华和副队长丹尼斯·法拉尔来到我家时，看上去有些疲劳，却没有官员的架子。我曾经设想过会有这么一天。我想象自己去开门，对消防局的来访表示困惑。一名队长走上前来，突然间，我明白了他们的来意。我用手捂住自己的嘴。队长告诉我，戴夫为救一个孩子而殉职。我能看见自己大声哭泣的情景，简直栩栩如生。我能感觉到我瘫倒在客厅时的痛苦，腹内肾上腺素在奔涌，胃部在下沉。再没有什么比这让我更震惊的了。
       托尼在我身边坐下时，长沙发陷了进去。跟戴夫一样，他有着像小孩身体那么粗壮的胳膊，托尼是队里最强壮的男人。他无法看着我，他的棕色小眼睛充血了，他的装备箱上覆盖着白色的粉尘。法拉尔副队长叹了口气，静静地坐在我那把蓝扶椅上。跟托尼不同，丹尼斯身材矮小而结实，金黄色的头发，晒黑的皮肤令他看上去比实际五十一岁的年龄小得多。
       “我们连一个小伙子都没找到，”托尼扭着双手开口说，“全体队员都失踪了。消防车留在西街，但我们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这真叫人无法相信。没人知道谁在哪儿。我们花了几小时才弄清谁曾经在那里。那地方看上去就像月亮。”他停了一会儿，擦了擦眼睛。我无法看清他是在哭还是想把眼里的灰尘弄出来。他挺直腰板，接下去说，“我认为迈克·斯塔克波尔失踪了，然后我掉转了方向，他就在那儿。”托尼吸口气，咬住下嘴唇。他看上去如此悲伤和生气。尽管我去想安慰他，但我只是盯着他的侧面，摩挲我的下唇。“现场什么样很难解释。”
       “他们那儿有值勤人员的名单，对吗？”我问，费劲地盯着他头部的一侧。
       “对，但有些人是从家里赶来的，要么是改变出行计划留下的。”
       “有多少人？”我问道，托尼抿了抿嘴。
       “十一个或十二个。”
       “但是……我不明白——即使算上另外一个，这儿最多也只有八个，不是吗？”我气愤地说，一定是他们把数目搞错了。怎么可能有差不多半个中队的成员都去了呢？
       “没错儿，但是改变出行的，你知道，像戴夫，他并不在工作时间，还有一些小伙子是从家里赶来的——斯蒂芬·西勒在回家的路上，从他的扫描仪上得到消息以后，中途折了回来——你明白吗？”
       “一共有多少名消防员失踪了？”我问托尼，他第一次瞧着我，因为疑惑迷茫显得面无表情。
       “很多，”他说。
       人数之多开始使我震惊。我只考虑自己，但还有其他人，数不清的其他人，或许还有像托尼和丹尼斯一样的消防员，此刻正遍布于三州地区，站在失踪消防员们的妻子的家中。
       上午10：48
       我终于父母来了，他们表情绝望、面孔浮肿。我母亲瘫倒在客厅里，张开手臂。“我们一夜没睡，”她说，“你爸爸哭个不停，”她说。“我从未见过他这个样子。”她叹息着。当我父亲走进客厅时，她从口袋里掏出面巾纸擤了擤已经发红的鼻子。她一屁股坐下来，筋疲力尽。
       “艾丹在哪儿？”我母亲问，并用手在粗糙的黑发中擦拭着。
       “他睡在一个朋友家里。我得去接他……”我突然惭愧地发现，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我想到艾丹的时间是多么少。
       上午11：15
       户外没有阳光，我吃惊地看到人们还在四处走动，买咖啡，上班。在那么多人遭受痛苦的当口，世界怎么还敢继续运转？父亲用手臂拥抱我，再次流下泪水。他把头深深埋进一只手里。
       “对不起，”他说道，嗓音沙哑，声调比平时高。“我停不下来。”
       “不，没事，”我说，递给他一张面巾纸。“真他妈的难过。”
       “对，但我们要为艾丹着想。你打算怎么说？”他问，我停下来点上一支烟。谢天谢地，我父亲对我这个新养成的习惯什么都没说。
       “我准备告诉他真相，”当我们拐到第七大道时，我做出了决定。
       “行。你得消除他的疑虑，让他觉得自己是安全的，我们所有人都在这儿。你知道该怎么做的，”在去卡伦家的公寓楼梯上，我父亲对我说。
       进到屋内，艾丹叫着“妈妈”，一下子跳进我的怀抱。他五岁了，长得很高——超过四英尺——我摇了摇艾丹，试图举起他接近六十磅的身体。走到街上时，他就像只小老虎似的在我们前面蹦蹦跳跳。不能再拖下去了，我在他面前伏下身子。
       “艾丹，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些可怕的事，”我开口说，他那双大眼睛是棕色的，看上去就像星星和地球的结合体。
       “你知道世贸双塔发生了什么吗？”我问。当我默默请求戴夫让我更坚强一些时，强忍着的眼泪犹如卡在嗓子眼里的鸡骨头。无论他在哪里，都得让更我坚强。
       “在学校里，他们说有架飞机撞进了大楼，那儿着火了，”艾丹说道，并没有抬头。他正用鞋踢突起的人行道。
       “没错，爸爸就是在那儿灭火救人的，那会儿，大楼倒下来压住了他。”艾丹继续盯着人行道，踢得更猛更快了。
       “哦，他能推掉压着他的砖头站起来的。”艾丹耸了耸稚嫩的肩膀，好像这就如同系鞋带那么简单。
       “我不那么想，”我父亲说，声音小得快听不见了。
       “爸爸的朋友去找他，当他们发现他时……”我说，艰难地忍耐着，“他也许死了，要么身体受了伤。”
       艾丹疑惑地看着我。“我认为爸爸会推开砖头站起来的，”他果断地说。
       “爸爸不会站起来了。”我说的每一个字都软弱无力。
       “但我们会好起来的。我们会好好地照顾你，让你确信自己是安全的，”我父亲帮我说，我希望自己依然年轻，并始终相信父亲告诉我的一切。
       下午5：43
       过去十年，我一直居住在邻近布鲁克林区的公园坡。它古朴雅致，如今看去却突然显得陌生而奇怪了。第七大道的每家店铺都为伤者和失踪者张贴了旗帜和标识。所有书摊都铺满了燃烧着的世贸双塔的不祥照片。卡罗尔大街上，一个坐在折叠椅里的身材魁伟的女人，用一个咖啡罐为第一中队募捐。古老的第一新教归正会教堂平日只在周日开放，如今它的门敞开着，并为白色的纸所覆盖，纸上是人们给失踪者的留言。
       戴夫最小的弟弟爱德华拼命想跟上我前往消防局的飞快步伐，我想了解一些情况。巨大的人群逗留在第一中队的办公楼前，这是一幢三层楼的窄砖建筑，夹在一家日本餐馆和一个食品消费合作社中间。我们慢慢靠近消防局，凝视着每扇红色设备门边上的那些灵堂的蜡烛，它们数以百计，长而苍白，烛火在风中摇曳。二楼带花纹的屋檐处，悬挂着紫色和黑色的彩带，忧郁的消防局标志已经面目全非。取而代之的是几个斯派克牌的桶，里面装着用透明塑料纸包装的一束束鲜花。当我们接近入口时，我认出了不少邻居：瑜伽工作室的女人，我学生的父母，在百吉圈店工作的男人。我一直低着头，人群自动地让出一条小道，以便爱德华和我通过。宽敞的机械门升起来，停放消防车的地方空荡荡，我站在那里，就像是站在排干了水的池底。
       穿过房间，我来到大厅另一边，那里的一块粉笔写字板上写着当班人员的名单：埃斯波西托、加维、贝尔彻、巴特勒、卡罗尔。写字板旁边立着个架子，十二张8×10的失踪人员的照片整齐地排列成行，粘在白色招贴板上。头部快照是从一张合影中弄下来的，照片摄于那年的一场火灾，每张照片下都附着各人的名字：皮特·卡罗尔、汤米·巴特尔、吉姆·阿马托……加里·博克斯、戴夫·丰塔纳。一看到戴夫的名字，我的胃就抽搐起来，似乎要跌倒似的。戴夫·丰塔纳。戴夫，你在那儿做什么？你应该回家的。你说过你会当心的。你答应过的。
       下午7：10
       中队的消防员乔·奥唐奈把爱德华和我带上陡直的楼梯，来到消防局的顶层，这里放着消防员的小橱柜。房间里光线昏暗，墙壁漆成工业绿。黑色的小木橱柜排在墙壁四周，远处的尽头摆了一些健身器材和杠铃。
       “情况不妙。那会儿我们正好不在，”乔歉意地说，一路捡拾着衬衫。每个小橱柜都饰有名信片、图片、色情图画和妙语录（注：bumper stickers, 在美国，人们常在汽车后面的保险杆(Bumper)上贴些标签(Sticker)。）这些标签字里行间充满了美国人的幽默，例如，写着“如果你能看清这些字的话，那就表示你离我太近了。”我们在戴夫的柜子前停下来，它处于右边的中间位置；柜门上除了一张琼斯海滩的名信片外什么都没有。柜子里面，艾丹和我的照片排成一行，镜子下面挂着一面爱尔兰国旗。低矮的书架贴墙站立，上面整齐地摆着他参加中尉考试的学习用书。每个架子的顶部都放着四个咖啡罐，并根据硬币的种类区分开来，里面装满了零钱。想起戴夫是多么喜爱零钱，我不禁笑起来。我眼中那些可以丢掉的美金小钱，在戴夫看来，却是大学基金、可能实现的度假以及我们梦想的房子。我把他的斜纹粗布外套从挂钩上取下，披在自己身上，让自己沉浸在他的体味中。衣服很大，像块地毯，背部绣着土黄色的“第一中队”字样。在其中一个口袋里，我找到了他的棕色旧钱包，当我从另一个口袋里摸到他那枚又大又圆的结婚戒指时，我的心怦怦直跳。他告诉过我，救火时他从不戴戒指，因担心它被求救者伸手乱抓而滑落，又或者在高温下融化。戒指式样简洁，牢固结实，厚实闪亮的标牌刻着“永在我心”，深深镶进银子里。
       9月23日，晚上11：30
       消防处给我一部移动电话，用于紧急呼叫。我为更多坏消息的到来做好了心理准备。电话那头说话的是中队里的一员。
       “听着，”他声音非常严肃，不由得使我喘息起来，“以此事打搅你，我表示抱歉，我知道你就在附近，一切……”
       “什么？”
       “一名主管接到通知并告诉我们，他们准备关闭中队。”
       “什么？！”我尖叫一声，义愤填膺，胃里像喷出了熔岩。“为什么？”
       “我不知道。特别行动组损失过多，他们说已经没有那么多训练有素的人去增援搜救现场了。他们准备把我们派到曼哈顿附近的消防局去。”
       “他们不能那么做！”我大声喊道，怒火蹿得更高了。
       “是消防处让我通知你的。我们走后再骂我们吧。”
       “我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清理他的橱柜！”我说。
       “谁都没来得及，这是极不寻常的两周。”
       “这是谁告诉你的？”我问，脑筋飞速旋转起来。
       “诺曼主管，他是昨天晚上接到通知的，然后告诉了我和其他人，说他们准备关闭中队。我们现在要往林恩·蒂尔尼家打电话了。”
       “你有诺曼主管的电话号码吗？”我问他，然后写下来。“瞎扯淡。我要喊上两三个朋友。看看我能做点什么。”此刻我踱起步来，又快又猛，踩得铺着油地毡的地面噼啪响。“我想明天我们该有个抗议。”
       “我们都要去参加蒂姆·斯塔克波尔的葬礼。”
       “他们找到汤米啦?”
       “是的，就在不久前的一天。我以为你知道了。消息已经见了报。”
       “他是在哪儿给发现的？”
       “南塔，我想。”我心里猛地一震。我知道戴夫在南塔。他们正在那儿做最后的遗体搜寻。
       “他的葬礼安排在什么时间？”我问。
       “十一点。在海洋公园。明早打电话叫你。我们会派人开车来接你。”
       我挂上电话，怒火再次袭上心头，正是愤怒使我下定了决心。我打电话给戴德，家住在第三街的我朋友。我们决定在邻里间互相保持电话联络。“我们要集合两次，”我突然决定。“一次在3：30，孩子们可以回来。一次在6：30，新闻界能听到有关这事的消息。”肾上腺素的急速分泌像咖啡因一样使我兴奋异常。
       那晚，我在电脑上把诺曼主管的电话号码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给了我七百八十六个朋友、家庭成员和业务熟人，他们都列在我新近整合好的一份名单上。
       凌晨两点，我姐姐生气地大声叹了口气，问：“你基本上结束了吧？”她从十二号那天到达以来，一直陪在我身边。我仍在猛烈敲击着键盘，撰写那份准备在早晨张贴于邻近地区的传单。
       未亡人的恳求
       我的丈夫戴夫·丰塔纳——第一中队的消防员——在“9·11”袭击事件中失踪。昨晚，第一中队消防员通知我说，消防局将从明日起关闭。消防局不仅是我悲伤的避难所，也是公园坡社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第一中队的消防员正在不知疲倦地找寻他们倒下的兄弟，离开家园他们同样感到心碎。请不要关闭我丈夫热爱的并为之服务的消防局，而让他白白地死去。
       消防员和我已经受到触动并充满力量，是社区洋溢的强大支持使然，我们现在确实需要你们的帮助。请打电话给特别行动组的诺曼主管，让他听到你们的声音！谢谢！
       我印了四十五份，并找来一大捆绳子。捆好后，我吃了两片安眠药，躺在长沙发上，眼睛一直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终于，我沉入那深而空虚的睡梦中。
       
       9月24日，上午9：15
       “玛丽安，我是唐。”电话里传来局长海德响亮的声音。“你今天要去参加汤米的葬礼，是吗？”
       “是的，”我说。
       “我能来接你吗？”他问。我想知道消防处是否已通知他来制止我，不让我发动邻居振臂抗议。
       “好，”我简单地回答，随即，一阵沉默。
       “那么，我半小时后到，”最后他说。
       我登上运动型多功能车的踏板，让自己坐进宽大的皮座位里，为了坐下来，我移开他那顶白色局长帽。我记得戴夫曾告诉我局长如何一年内六次身先士卒的，他在火灾中表现卓著，指挥着男女属下，好似战场上的将军。
       “你打算做什么？”海德局长问。
       “我很烦恼，”我说，视线直盯着前方。他叹口气，很显然，这话听着不舒服。
       “听着，玛丽安，”他平静地说道，“我一直都很了解诺曼主管，他是个好人。你不该向信使开火。”
       “信使在传递信息前应该读一读，”我唐突无礼地说。
       “瞧，你不需要把它当回事儿，有人告诉我你正号召集会——”
       “两次，确实，”我一边说，一边从弯曲的后视镜里检查我的口红。
       “其实你不必那么做，”他更加小心地说，眼睛抽搐了一下。
       “那你为何不告诉特别行动组的长官们，请他们不要干预中队的行动？”
       “他妈的，”他在一辆运输卡车后猛地踩下脚刹车。“对不起，”他咕哝道，不舒服地转移了话题，想把说过的某些字眼擦去。
       “戴夫是个了不起的男人，”一阵长久的沉默后，他说。
       “最棒的，”我说，看着玻璃窗上自己变了形的影子。
       “我们过去常常就历史和书籍谈论好几个小时。你可以跟他说任何东西。”
       我一言不发，从玻璃窗里看着自己被放大的眼泪从脸颊上流过。
       “我真的喜欢这个小伙子，”他温柔地说，车子再次发动起来。
       “如果你真的喜欢他，”我说，坐直身体，面朝前方，“那么你就不应该让他们关闭中队。”
       下午3：30
       我回到第一中队时，朋友和邻居已经到了，新闻采访车沿着街道一字排开。一个驼背女人站在靠近抗议者的桌子旁收集签名。我朝反方向走去，消防员就藏在那儿，他们对骚乱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一些记者站在四周，手里拿着长而窄的便笺本。消防员看上去局促不安且小心翼翼。
       “嗨，伙计，”我屏住呼吸说，扑通一声把我的包扔到后面房间里的长沙发上。“多不寻常的一天。”
       “我听说，你今天早晨跟唐通过电话，”托尼说。
       “希望会有所帮助，”我开口说。“我一生中从没像现在这样生气过。”
       “我并不想跟你上床，”消防员比尔·斯派斯取笑说。
       “别。我是个生气的寡妇。”言语让我卸去了防卫。
       “我也不想把你弄得一团糟，”记者中的一个用疲惫的声音说。“我是《新闻日报》的迈克尔·戴利。我问几个问题你不介意吧？”他翻开便笺本中的某页。
       “几分钟后，我有个集会，可能要过会儿，好吗？”他点点头，我伸出头去看停放消防车的地方。更多的人来了，在街道上满怀希望地等待着。
       “你要跟这些人谈谈吗？”消防员埃里克·林奇问，竖起前面的麦克风。
       “不，应该是你说，”我建议。
       “我们不行，我们会陷入麻烦的，”他说，他的头发垂在眼睛上，这让他看起来像个小男孩。“来吧，你才是女演员，”他说着得意地笑起来。（在切尔西的一个小剧院里，一群消防员刚刚加入了我这个女人的悲剧表演。）
       “这不一样，”我对埃里克说，环视人群，我发现比先前看到的又多出不少。
       伯尼·格雷厄姆，附近的一名律师做完简短的发言后就转向我，他扬了扬红眉毛。“你想说点什么吗？”我瞥见了我的姐姐，她牵着艾丹的手，在听众中焦急地盯着我。
       “为什么不呢？”我说，来到麦克风前面，把戴夫的斜纹粗布外套紧紧裹在身上。我嘴里像是咽下了灰尘似的。我把双手塞入口袋，这样双手就没法颤抖了，我向人海放眼望去，人们都静静地站立着。
       “我叫玛丽安·丰塔纳。我丈夫戴夫是归零地（注：Ground Zero，原指常规导弹瞄准的目标或核设备爆炸点，此处是指“9·11”灾难现场。）失踪的十二人之一，”我开始说话。
       “我们听不清你说的！”后面有人喊道，我把麦克风往嘴边凑了凑。“我丈夫爱这块地方，他也爱消防局，”我继续说，清了清嗓子，试图不让声音颤抖。“这是他的第二故乡，现在它也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看到记者们在奋笔疾书，有人在拍照片，而我以前的学生则举着标语，上面写着：拯救第一中队。
       “关闭第一中队，不仅是扇了失踪者一记耳光，同样也是让他们那些幸存的、正在寻找他们的兄弟蒙羞。”我突然停下来，音调失控，声嘶力竭，紧闭嘴唇不让自己哭出来。当我试图深吸一口气时，我感到伯尼的手搭在我的背上，但我的胸口好像被一根拉紧的绳子束缚着。我能感觉到戴夫就在我周围，在我体内，与我同在。此时，眼泪流了下来，静静地、有力地滴落在戴夫斜纹粗布外套的袖子上。
       我再次抬头看看，只见我的邻居们也都哭了。我回到麦克风前接着说下去。“消防局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而我们身边的这片土地又是多么需要这个故乡啊。这是这一特殊社区的特殊组成部分。谢谢。”
       “我们爱你！”一位听众高喊道，随之而来的是逐渐热烈的掌声，这掌声实实在在、震耳欲聋。人群中响起有节奏的反复呼喊：“第一中队。第一中队。第一中队。”其能量势不可挡，好像爆炸的威力，我什么都做不了，只是默默注视着，淹没在人海中。最后，当城市主监察官艾伦·赫维西和一大帮当地政客拿走麦克风时，有人把我带到了一边。
       姐姐紧握住我颤抖的手，把我拉向消防局后面的会议室，但一个金发女郎拦住了我们，她牙齿白净，有如口香糖一般。
       “嗨，我是美国广播公司的。可以打搅你一会儿吗？”我示意利厄先走，并尴尬地站着。“我只想说对不起，此刻是如此艰难，我的祈祷与你同在。”
       “谢谢，”我喃喃地说。
       “请问你的名字怎么拼写？”说完她向我又走近了些，摄像记者从她后面窥视过来，就像个害羞的孩子。我注意到其他记者也慢慢向我这边靠近，他们有的拿着麦克风，有的拿着笔记本。
       “玛—丽—”
       “别看摄像机，看我这里，”她提醒道，我再次转向她，尽量不去看那个又宽又黑的正对着我脸的镜头。
       “为什么保留中队如此至关重要？”她问，头倾向一侧。
       “好吧，我们还没有——共有十二人失踪。”因为生气，我有些结巴，磕磕巴巴的话语好似出自醉汉之口。
       “你丈夫是其中之一，”她试探着说。
       “没错，”我放慢语速，稳定一下情绪。“我丈夫的小橱柜还装得满满的。我要一直等下去，直至得到他的消息，我觉得如果我丈夫要是第一中队要关闭，他肯定会从坟墓里爬出来，如果他有那么一个坟墓的话。”记者用力地点点头。
       “你丈夫叫……？”她问。
       “戴夫。”
       “年龄？”
       “再过三星期他就三十八岁了。”说到他时，我用了过去式。我猜现在我必须这么做。感觉有点儿不对劲，就像一个有语法错误的句子。
       “三十七岁，”她对着自己的麦克风说。
       “他们有没有找到你丈夫呢？”
       “没有。”
       “你丈夫做消防员几年了？”
       “十年九个月零八天。”
       “能不能看看你丈夫的小橱柜？”有记者无礼地问。谢天谢地，多亏另一名记者及时赶到，手里还拿着台微型录音机。
       五个采访结束后，埃里克把我拉进里面的一间屋子，八个人已经坐在那里了。
       “什么？”我看着托尼，戒心十足地说，他笑得面部有点扭曲。
       “没什么，”托尼说，“戴夫会为你感到自豪的。”
       我咬着自己的嘴唇，不让眼泪再次落下。
       “你不必非得这么做，”休伊说。
       “但我们欣赏它……我们不能什么也不说，或许工作自己会找上门来，”另一名消防员说。
       “好，”我边说边拭泪。“我知道如果戴夫在这里，这将置他于死地。”埃里克手执一份传真走进来。
       “冯·埃森说这只是个谣言。我们从未计划过关闭中队，”他咕哝道。
       “谣言！”我说，从他手中一把抓过传真来读。“他们在变卦,”我补充道，心里惦记着戴夫。戴夫，跟大多数消防员一样，骨子里对在那里工作的“首脑”、领袖、长官天生缺乏信任。
       “你还要再组织下一个集会吗？”埃里克问。
       “是的，”我慢慢说，继续看着传真，“因为这上面并没有说你不能在全城散播。嘿，利厄在哪儿？”我问，突然发现她不在场。
       “她和贾森去了伦托斯，”托尼说。
       为躲避记者，我也向伦托斯走去，这是街对面一家昏暗的比萨餐馆。
       “怎么耽搁了这么久？”我姐姐问，她正饮着杰克·丹尼尔牌威士忌和姜汁酒。我点了杯大都市伏特加。
       “艾丹怎么样？”我满怀期待地问。
       “他很好。跟爸爸妈妈回家了。他们会照顾他的。”我深吸了一口气，抽出一支香烟。
       “你让我觉得吃惊，亲爱的，”贾森诚恳地说。“我不清楚你这是怎么了。”我姐姐向我靠过来，夺走我手中的香烟，点着了它。
       “男人，我喜欢，这人是谁？”她拖延了很久，还是把烟还给了我。角落里摆着的电视机中出现了中队前面先前站着的那个金发女主持。
       “哦！可以把声音调高点吗？”贾森对站着的酒吧服务生说，当我在电视里看到自己的形象时，简直不能相信，看上去与照片上的我是多么不同，悲哀的轮廓清晰地显露在我脸上，我的缺点未经粉饰，完全暴露。
       “哦，上帝啊。我看上去糟极了，”说着，我把手指插入头发理了理，有点难为情。
       “闭嘴，你看上去很美，”贾森说。
       11月1日，上午8点
       万圣节第二天，第一中队的未亡人之一马莎·巴特勒打来了电话。“玛丽安，你有没有听说发生的事情？”她温柔的声音里充满愤怒。
       “没有，”我虚弱地说，拉了拉床上的被子。
       “朱利亚尼市长和冯·埃森局长削减了归零地的消防员人数。”
       “什么？”说完我直起了身子。
       “他们让消防员离开搜救地点。我想那儿只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几个人。”
       “为什么？”我问，被激起一阵盛怒。
       “我不知道。你以为你会知道。这才给你打来电话，”她心烦意乱地说。
       “我不知道……我还没睡醒……我会查出真相的，”我满腔愤怒地说。“我无法相信妈的这是真的。我希望这些人继续寻找戴夫。”挂上电话，我在起居室里来回走动。这样的步伐已经太熟了。这没完没了的等待。我把自己的大脑想象成一种旋转艺术，在离心力作用下的念头绕着我转个不停。我想用别针把它们固定住，再按序排列。
       1. 我要亲自去寻找戴夫。我要徒手在瓦砾里挖掘，直至找到他。
       2. 我要组织多个家庭。我们要去政府大厦抗议。
       3. 我要逐个儿地跑消防局，把消防员聚集起来，然后一起来到搜救地点。
       4. 我要放大所有受难者的照片，把它们放到政府大厦的各个角落。
       5. 我要打电话给市长办公室和纽约消防部门的总部，并安排一次会晤。
       11月5日，晚上12：43
       我独自开着车去参加迈克·拉索的守灵夜，大脑里一片空白，我的思想无法集中到任何事物上去。我甚至都无法接听手机，它正在副驾驶的座位上丁零零地响着。
       殡仪馆的前门厅很是宽敞，铺着褪色的蓝地毯。前面的公告板上用弯曲的白色塑料字母拼成迈克·拉索——第二室的字样。我把中队的臂章钉在了公告板上，然后跟着几个消防员走进右侧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里。
       特里萨·拉索正站在她丈夫的棺材前。她带着十八个月大的小迈克。他是个严肃的小男孩，小小的嘴巴和笔直的红发很像特里萨。而其他部分则长得像他爸爸；消瘦的身材，眼睛像两个蓝色的万花筒。迈克的父母站在特里萨旁边，他们的脸拉得老长，阴郁而悲伤。特里萨认出了我，微笑着示意我走到前面去。我问候了迈克的父母和他的长兄托尼，托尼跟迈克看上去非常像，这种相似不由地让人倒抽一口凉气。
       “你来看这个，”特里萨把我拉向后面的屋子，这儿的一个花圈，是用灰色和黑色的康乃馨扎成的高尔夫球棒，有五英尺多高。我拢起手来，覆盖在嘴巴上，抑制住咯咯的笑声。“等一等，看看这个，”她吃吃地笑着说，又把我拉到另外的角落，这里有个花圈做成巨大的哈雷摩托车，要三个架子才能撑住。这旁边还挤着另一个花圈，尺寸跟黑板相当，做成足球运动衫的形状。
       几周前，特里萨和我参加了守灵夜，守灵夜看上去像是为一个高音章节挑选演员。我们站在一长列男人的后面，这些男人穿着黑色、闪光的外套，脑后的头发涂了发油，戴着金色的链子。他们正用浓重的斯塔藤岛口音谈论着有关肉的话题。
       “罐头是”，一个人说，“人们认为肥肉不是好东西，但要想把肉烤好的话，还必须带点肥的。”
       “是的……要肥瘦相间的。”第二个人说。
       “什么？”
       “要肥瘦相间的。肥肉。如你所说，得是五花肉。”
       “你们他妈的在说什么啊？”
       “肥肉！你没谈论过肥肉，我正巧知道一些，就这样。”
       “你得到的是个肥头肥脑的骗子，”第三个人说。特里萨和我在他们后面没有笑得太大声。他们继续这样谈下去，直到蛇形队伍穿过两间屋子，最后来到停放棺材的最大的那间为止。室内摆满了有如轿车大小的花圈。用红黑两色康乃馨做成的巨大的救火龙立在角落里。在大部分守灵夜中，我看到过这些花圈，它们是按失踪消防员的喜好做的：足球、美国国旗、冲浪板、篮球、雪茄、各种牌子的商标和电影。
       “我不想这些出现在迈克的葬礼上，”特里萨说，她指着我们右边的一个巨型足球。当我们一路经过所有的十二个花圈时，我俩一直吃吃笑个不停。
       “我猜测没人拿到小册子，”我在开始笑出声前，对特里萨说。特里萨也笑了。
       “我们已经陷入了困境，”特里萨说，当一些白发亲戚出现的时候，她把我们拉回了大厅。
       “你们俩在笑什么呀？”马莎笑着说。我擦干眼睛，试图屏住呼吸。
       “那些花圈，”特里萨说，用面巾纸擦擦自己的眼睛。
       “它们不好吗？”戴比说，特里萨和我再次大笑起来。“你们两个坏蛋，”戴比笑着说，“它们太棒了！我喜欢。”
       “真是活见鬼了，”我说。
       “我已经拿到了我的护照，”戴比现在笑着说。小迈克要爬上一张椅子，特里萨跟到了他面前。
       “我可以组织一个寡妇狂欢夜吗？”我问。
       “别那么说，我恨那个词，”马莎说。
       “那么，来点更好的，”我逗了她一下，过了一会儿，我做手势让马莎从另一个女人身边走过来。当我们在角落碰到时，我靠着她低语。“马莎，我们必须谈谈，”我说。
       “行，对于归零地，我们能做点什么？”
       “我去通知我联系得上的媒体。我认为我们需要一次集会。我们需要把寡妇们聚在一起。”
       “别再提寡妇这个词！”她说着假装捂住自己的耳朵。
       “我知道，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那么做，我们能获得一些政治影响力，并且使消防队员回到归零地。”
       “对，毫无疑问，它会起作用的，”她说。突然，我微笑着咬了咬自己的嘴唇。
       “什么？”马莎问。她能看见的我脑筋在转动。“什么？”
       “今天我去印一些传单，明天的葬礼上发给在那儿的政客们。”
       “你不能那么做！那是迈克的葬礼！”
       “我会问特里萨的。她不会介意的。我们要让他们知道家庭需要关心，需要对话。”
       “玛丽安！”
       “来吧……你还有什么更好的主意？”马萨摇了摇头。
       “好吧，就这样，”她轻轻地说，我俩回到灵堂，跟特里萨待在一起，传单上的文字我已经打好腹稿了。
       
       11月6日，上午9：47
       我快速向湾岸的教堂驶去，黑包里塞满传单，我的静脉在咖啡因的作用下强烈而有规律地跳动着。当我到达时，中队里的寡妇们在台阶上排着队。我在她们中间踮着脚尖悄悄地走动，亲吻她们的面颊并分发传单。街道对面，政客们已经排成六排，在消防员前面站好了位置。副委员长林恩·蒂尔尼进入了我的视线，我拨开人群走过去同她打招呼。我觉得人们都在看着我，但我不在乎。我需要在她离开之前跟她谈谈。
       “我们需要开个会，”我说着递给她一张传单。
       “我听说你准备把寡妇们聚在一起，形成小组。我想那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林恩说着把传单递还给我。这话听上去，就好像她正想象着有一群女人边喝茶边为她们的丈夫哭泣。
       “我们确实为消防员感到难过，”我注视着州长乔治·帕塔基的妻子利比，继续往下说，利比正转过头来听，而林恩正转过身去。“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准确的消息告诉各位家属。”
       “我完全赞同，”林恩说，她的蓝眼睛闪闪发亮。“我干吗不明天打电话给你，把这个组织建立起来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已经打算这么做了，到时候还要请你帮忙，”她补充道。
       “好，”我说。远处传来阵阵风笛声，我跑过街道，站在台阶上，擦去脖子后面的汗水。
       11月9日，晚上7：05
       林恩住在第十二街的一间大型厂房里，一个世纪以前，这儿是生产时钟的地方。她的公寓外墙是白砖，房间黑暗而深远，天花板很高。昨天林恩打来电话时，她的声音听上去好像灰渣块一样浓重。“市长说他想约见你。安排在我的公寓里，是一次非正式会面，还算上你们在公园坡见的那次面。”
       “太好了，”我说。“到时候就我们几个。”
       “在家等着，”此刻她说，很快地从百货商店运回几个塑料包。她在厨房里忙忙碌碌，拿出酒杯和酒瓶。
       “市长喜欢红酒，所以我多买了那个，”说着她从塞得满满的抽屉里翻出个启瓶器来。马莎和我面面相觑，我怀疑她是否也跟我一样正在考虑这完全是出闹剧，市长根本就不会来。城市正在破碎——市长为什么要来听一群极度悲伤的寡妇抱怨呢？
       “我猜他会迟到。今天他要参加两个葬礼。时间表排得很紧凑，”林恩边说边从她的卧室里走出来，她在卧室里已经迅速换好了牛仔裤和长袖衬衫。
       “我知道，太多的葬礼，”我说。
       “是啊，我们不能参加他们每个人的葬礼真是太糟了。市长其实很想都去，但有时一天有六七个。你能怎么办呢？我的意思是——”
       电话铃声打断了她，林恩按下了接听键。我坐在一个座位上，吃了些萨拉米香肠，等待着。门铃响了。两个身材高大、穿灰色衣服的男人走进公寓，把我们审视了一遍。他们对着衣服翻领上的微型麦克风低语了几句，没过多久，汤姆·冯·埃森紧跟着市长走了进来。
       当市长热情的微笑时，他宽大的额头上就会出现皱纹，他慰问了每个人，并同大家握手。汤姆·冯·埃森扑通一声坐进了一把带扶手的椅子，他红色的脸上显出了疲惫之意。市长在厨房里跟林恩闲聊了几句，还自己取来一瓶酒。他舒适地坐在汤姆旁边的椅子上，倾靠在椅背上，用期望的眼神看着我。我挺直腰板，开始说话了。
       “谢谢你来，市长先生。”
       “在这儿看到你我很高兴，”他说着倾身向前，取了片面包。
       “我确信你知道这事了，不过家人们关心这地方如何处理，尤其是考虑到消防员。”他点点头，眼睛凝视着我，于是我继续说下去。“当我跟你说话时，我认为我代表了每一个人，我们想让那些上周从归零地撤出的消防员回到那里。我们不想让我们的丈夫被铲起来扔进卡车，并在垃圾堆里被找到，我们知道他们的兄弟可以在那里找到他们。”我咬了咬下嘴唇，靠在椅背上，好让他知道我说完了。
       “嗯，首先，我们不希望你们中谁的丈夫在那儿被找到，”市长开了腔。他随意地说着，好像我们是老朋友。“我们之所以选择撤离，是因为与我们一起工作的安全组织认定那个地点不安全。现在，也许他们错了，但我们不想在没必要的情况下再有牺牲。”
       “我并不认为我们有人会希望再多一个受害者，但那些人都是受过搜救训练的。你曾出资让他们学习在有限的空间里如何施救和处理坍塌的知识，而且实际上，从恢复开始以来，除了一个建筑工人断了胳膊之外，那个地点还没有人受伤。”
       市长摇摇头继续说下去。“今天我在现场，一个抓钩差两英寸就击中了一名消防员，他当时就在下面的某个坑里，并不知道那儿会有抓钩。现在，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我也许会同意你的观点，但那些营救人员又疲劳又沮丧。”
       “可是还没有人受伤，”我重复道，汤姆用一种既轻微厌恶又精疲力竭的眼神看着市长。我感到自己的手掌出了汗，在椅子柔软的扶手上擦了擦，我一会儿交叉着腿，一会儿又放下来。“我确信你知道消防局有个长期存在的传统，即只要还有人没出来，消防员都不可以离开。你不能在这些人的朋友还埋着的时候，就把他们撤走。更不用说我们需要他们留在那儿了。把他们撤走是不正确的。”
       “听着，我不认为任何人比我和汤姆更理解这点，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做法不妥，我们是不会做出这个决定的。汤姆？”局长在他的座位上移了移，把他的头向后转过来，眼睛因为疲劳而耷拉下来。
       “瞧，你要求留在那儿的人，自从九月十一日以来还没有回过家，他们参加葬礼，然后再回现场。那儿有父亲寻找儿子，兄弟寻找兄弟。人们没有清楚地意识到——那里并不安全。我是说，我们那些在废墟下工作的小伙子，他们——瞧，我甚至没有参与其中。他们并不习惯于在准军事化方式下工作，那是警察的工作方式。”
       我感觉到坐在我旁边的马莎被激怒了。
       “我完全不同意。消防局的整个装备和训练都是准军事化的，”我欲言又止。
       “是的，而且消防局的许多小伙子都是留着备用的，”马莎说着站了起来，她那小小的身材变大了一点。“我丈夫是海军，汤米热爱消防局，因为它是准军事化的。”
       我对马莎的话明确地点点头，她的这席话使汤姆和市长都沉默下来。
       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反复陈述着自己的观点，拒绝妥协。汤姆渐渐沉默下来，但市长继续说着，并卷起了他的袖子。我们谈到健康问题、交流问题，提及归零地需要辟出一块家属可以去的地方。
       “瞧，我们失去的人——这些人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我觉得保护这些在废墟下工作的消防员是我对于你们丈夫的一种责任。他们是我的雇员。我是说，那天我失去了很多人，”市长说着看了看汤姆，他正盯着地板，面色凝重。“我想我们能安全地撤出一些消防员。汤姆和我已经在考虑这事了。也许可以增加五十名消防员。”
       “原来那些人该怎么办？”我问。“我想他们应该撤离。”
       “先来五十人吧，看看事情的进展，”汤姆说。
       11月23日，下午2：45
       自从把电话号码公布在传单上以后，我的电话就一直响个不停。我努力解答家属们担心的问题，消除那些谣言的影响，谣言说从纽约市的垃圾填埋场飞来的海鸥嘴里衔有尸体碎块。我接到的电话越多，产生的问题也就越多。消防员的未婚妻还没有获得一分钱赔偿。归零地的空气质量不断恶化，消防员开始生病。红十字会找不到卷宗。火仍在燃烧。消防员开始同警察争吵。参与营救的工作人员的富余吗？福来雪基尔斯的人手足够吗？医疗化验办公室采集到的DNA样本充分吗？我边列清单边答复电话，我的世界高速旋转，以至于几乎无法思考，同时，感恩节也被我遗忘了，在我视线的边缘，它如同月亮般森然隐现，这是我的第一个没有戴夫的节日。
       差不多每个星期，第一中队的消防员都会打来电话，邀请我去世界各地那些我没去过的地方免费旅游。当我婉言谢绝时，我无法理解人们如何在那些永无止境的、飘洋过海的慷慨中转变心情。
       一天下午，当我疯狂地寻找无绳电话时，我把手放在心脏上感受其跳动。是不是喝了太多的咖啡？是不是跑得太快？为什么这种感觉是如此熟悉？我按下了电话基座上的翻页键。什么也没有。我叹气。放弃了，我走进卫生间，这是惟一一间我能够接听移动电话的屋子，我开始检查我的信息。当我从抽水马桶上站起来，提起盖子时，我注意到马桶底部的电话，它像艘沉船。这是来自一个五岁小孩儿的求救。自从戴夫离开之后，我发现独自做家长是多么艰难，就好像我们这个三角形缺了一角似的。我们在母子二人的日子里过得磕磕碰碰，艾丹夜里因为害怕而无法入睡，白天又活跃得反常。我觉得一股熟悉的罪恶之波向我袭来。我打电话去了消防局。来自中队的一些家庭下周将把他们的孩子从学校里接出来带去夏威夷。“把我们也列入名单吧。”
       12月2日，上午8：07
       夏威夷航空公司为消防员、警察和营救人员的家人包了架747。我环顾四周，看看有没有来自中队的朋友。我立刻认出了些未亡人，她们正向后排坐去。当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我们都沉默下来。我知道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我们的爱人，正是有如子弹的飞机将他们杀害了。恐惧再次使我呼吸加速。我手里需要做些什么，于是我紧了紧艾丹座位上的安全带，视线穿过通道注视着我的姐姐利厄。她看上去跟我一样恐惧，她的后脑勺压着座椅靠头，手指牢牢抓住座位的扶手。我们在加速，离开了跑道，也不知为什么飞机升高了，当它的巨大重量在空中越升越高时，飞机反抗了一切逻辑。感觉就好像整个飞机都屏住了呼吸。
       “我在云里看到了爸爸！”当我们沿着一块白色地毯般的云航行时，艾丹叫道。“看，妈咪！我能看到他！”人们转过来看，他们的脸因为同情而扭曲了。我咬着我的嘴唇，从椭圆形的小窗户看出去。我很想看到戴夫，但所见的只是远到与地平线相接的云海。“看到他了吗？”艾丹急切地问，我拼命地想从大脑的档案中搜索点适合的话语出来。
       “我什么也没看见。”我告诉他，尽管我竭力控制，但还是流下了眼泪。
       “他就在那里，”艾丹指着那里坚持说。我的手臂旁递来一张面巾纸，我转头看到了赫策尔夫人，一名已故消防员的母亲。她和儿媳黛安娜以及三岁的孙女坐在我后面。
       “谢谢你，”我低声说道，她点了点头，灰色的眼睛也因为泪水而湿润了。她靠上前来，把手伸给我握住。当艾丹对着云海中他想象的爸爸招手时，我们就这样流着泪，坐了很久。
       12月6日，上午9：30
       托尼·爱德华劝说我跟其他家庭一起参加冲浪课程。我一直都害怕大海，海浪像醉酒的男人，强健有力且反复无常。我曾经嫉妒过戴夫在水里的无拘无束，他游泳时身体轻巧灵活、熠熠生辉，像海豚一样轻松。我把戴夫的那些事告诉我们的教练约翰，关于他如何在琼斯海滩做救生员，如何游泳，如何把大海作为老朋友一样热爱。
       我尝试了多次，最终站到了船板上，骑上浪头。我深吸一口气，笑了，保持住平衡，享受着这种感觉。我一遍遍地实践着，不想让这种轻盈的感觉就此终止，海水本身似乎可以使人解脱。
       “我丈夫会为我感到骄傲的，”我对约翰说。
       “为什么不带上艾丹呢？”他问。“他会爱上这项运动的。”
       “我不想……他还只有五岁……他泳游得还不算好。”我没有告诉他我同样多么害怕失去艾丹，他是我留在这世界上的全部。
       艾丹学着如何蹚水和站立，他和约翰至少有五分钟是在水里的。他站在船板上，双手张开，脸上漾着微笑。我的心脏因为兴奋而跳动加速，约翰鼓励着他。我拍下了照片，悲喜交加。似乎每种可能的情绪都填满了我的心，把它撑成一个过分膨胀的气球。我处处都能感觉到戴夫。温暖的海滩空气是他的呼吸，他的声音在浪花上低回。我第一次听到了他，我的耳朵准备听他的男高音说：“我与你同在。”
       下午5：48
       我淋浴的时候利厄来敲门了。
       “怎么啦！”
       “出来一下。”
       “就来！”我不高兴地说。我转开了门，身上还滴着水，裹着一块不大的浴巾。托尼、休伊、迈克·斯塔克波尔正站在门廊处，他们面容严肃。
       “他们找到了戴夫，玛丽安，”迈克·斯塔克波尔说。我紧了紧身上的浴巾，好使自己支撑住。
       “他在哪儿？”我问。
       “我不知道细节。我想是在南塔。”
       “他的身体还完好吗？”男人们不自在地动了动；休伊强拧着自己嘴巴不哭出来。
       “已经过去三个月了，玛丽安。乔·奥唐纳在那儿，但他不知道是戴夫。他恐怕已变形了。”所有的人都沉默下来。他们都看着我，等待我的反映，而我却凝视着地毯的一小块绒毛。我感到迷惑。我应该为找到他而高兴。这是我努力争取的成果，同时痛苦的感觉一如他离开那天向我袭来。
       “这是好事啊，玛丽安，”迈克·斯塔克波尔说。“这是你奋斗的结果。”
       “是的，我知道，是好事情。”我点着头，因为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你们到这儿来我很高兴。”我与利厄四目相对，我知道我正要失去它。我迫使自己把嘴抿紧，强忍眼泪。“谢谢你们告诉我，”我说。消防员踮着脚尖离开了，好像我是个熟睡的小孩。门关上后，我泪如雨下，想象戴夫变成一个个部分，身体碎块像种子一样撒在那儿。“我英俊的丈夫，”我痛哭着，把手拢起来伏在眼睛上，这样就能看到事发地点了，营救工作人员挖掘出戴夫碎裂的头颅骨，他的尸体腐烂了，无法辨认。在我的眼睑后面，我能勾画出戴夫身体的碎块，他们把他放进装尸袋并拉上拉链，然后把他放上斯塔克斯担架。当他覆盖着美国国旗被抬出归零地时，营救人员脱下他们的头盔和安全帽，关注着这个肃静的仪式。
       2002年1月3日，下午12：34
       我步行在政府大厦前面的鹅卵石街道上，我将和朱利亚尼市长进行最后一次会面，即使面对自己，我也不愿意承认，对他的卸职，我深感悲哀。最后一轮投票中我并没有选他。虽然我很怀疑，但我还是喜欢上他了。尽管我听说他顽固、霸道，但对于我们这个团体，他还是挽起袖子予以了帮助。即便我常常经不住要插话，“那么你为什么不向他们的价值支付报酬呢？”我仍旧喜欢他说到消防员时使用“我的人”这个称谓。我发现他有号召力，容易沟通。
       会议在建筑物西翼中我最喜欢的房间里举行，内有高高的前任市长的油画和巨大的圆形会议桌。我问候了普通“9·11”家属团的领导。朱利亚尼市长、汤姆、林恩以及所有工作人员一起进来了。就连市长的女友朱迪思·内森也来道别。朱利亚尼市长吻了我的面颊，像通常那样撞上了我的面孔。我想知道戴夫，甚至是比我更迷惑的政客是否也会喜欢上朱利亚尼市长。他或许会觉得我很天真？我知道这对政客们善待家人是有好处的，“9·11”事件也使市长真正地改变了。
       每个政客都认领了一个家庭，并作为其首领，跟养宠物似的，这看上去很有趣。查克·舒梅尔议员和帕塔基官员选择了卡蒂埃家。艾略特·斯皮策喜欢安东尼·加德纳。希拉里·克林顿和朱利亚尼市长认下了我。朱利亚尼市长邀我参加慈善活动，去双塔基金咨询委员会工作。希拉里·克林顿请我去吃午饭，还让我有困难就给她打电话。我谨慎地接受他们的邀请，小心地避免与任何人结成特别的盟友关系。历经演讲、记者招待会、会议，我不能摆脱这种感觉：我一直在抛头露面。我环顾家属团的带头人们，他们围在桌旁正襟危坐，翻阅着材料，我们已变成了悲伤的外交家，变成了“9·11”的面孔；我真不晓得，我们当中还有没有谁能够回到以往熟悉的生活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