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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闻人菁菁
       文：[英] 麦克·缪肖（Michael Mewshaw）
       保罗·鲍尔斯和他所居住的这个城市一直被视作同义， 彼此都存在于哈希什(注：从印度大麻的花和叶中提炼出的、可供吸食或咀嚼的麻醉品。)、烟雾、幻象和存在之痛苦的虚无缥缈中， 直至1999年他与世长辞。虽然丹吉尔的“国际地带”的地位已不复在，当地的妓院、“同志”酒吧亦纷纷关闭，这座城镇仍以其浪尖弄潮儿的魄力、性开放的尺度、奇特另类的生命律动而声名在外。杰克·凯鲁亚克、威廉·巴勒斯、布莱恩·吉森、尚·吉内、艾伦·金斯伯格、田纳西·威廉斯、杜鲁门·卡波特及滚石乐队均在此地居住过。但保罗·鲍尔斯和他妻子简却长久地扎下根来。
       在自传《马不停蹄》中，鲍尔斯这样写道：“我总是隐约地确信，在生命中的某一时刻，我会来到一个奇异的所在，对其奥秘的揭示会让我醍醐灌顶，让我欣喜若狂，甚至让我万劫不复。”对他而言，丹吉尔正是那个三者兼备的地方。将保罗·鲍尔斯称作“美国侨民”的见解稍嫌浅薄，以至无法一语破的，作为造诣臻极的域外来客，他正是清心寡欲、淡薄名利的榜样。他的人生历程可用其自断的后路来丈量。他以其背弃之物来定义自我：他的国家、西方文化、以及接踵而至的成功事业。
       他是从超现实主义诗人起步的。16岁那年，他的作品在《变迁》（Transition）杂志上发表。而后，他游历欧洲，先后在巴黎结交了格特鲁德·斯坦因和艾丽丝·B.·托克拉斯、在柏林结交了克里斯托弗·依修伍德。回到美国后，他开始在阿隆·柯普兰的指导下研习作曲，为包括《玻璃动物园》等百老汇剧目在内的6部剧作谱曲，并创作出以加西亚·洛尔加的《耶玛》为蓝本的音乐剧剧本。他将让—保罗·萨特的《无路可出》译成英语，在完成妻子简·鲍尔斯的《两个正经女人》的编辑工作后，他开始了自己的写作。
       简是女同性恋者，而鲍尔斯是双性恋，这对他们的感情生活造成了许多纷扰。然而对一场走一步算一步的婚姻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战胜的。“我们总是很随兴。”鲍尔斯说，“各自干自己喜欢的事。”于是，1947年最让他喜欢的事，就是以梦想为基础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并迁居丹吉尔。在那里，他写出了《被遮蔽的天空》等一系列小说及几十篇短篇。在其后另一次例行的蜕变成长、诀别往昔的过程中，鲍尔斯不再撰写自己的小说，转而开始录制沙漠和高山族音乐，以及笔录民间传说和摩洛哥文人的生平轶事。
       1972年冬，当我携妻子琳达来到丹吉尔，便开始了对保罗·鲍尔斯的寻访，仿佛他是海关长官，只有他能证明我们的到来。因为手头持有他在丹吉尔的地址，我认为要找到他决非难事。我们漫步在银匠大街，寻找着一个顶着一蓬白发的小个子。很可能他已经同化，和当地人一样头戴阿拉伯或穆斯林头巾、身穿阿拉伯式呢斗篷。但我们仍然自信能够认出那张我们曾在他小说封底上见过的、凝神专注的脸——薄削坚毅的唇部线条，贵族般的鼻子，以及淡蓝色的双眸中那若有所思的眼神。
       然而却有那么多的东西让我们分神。在那一个个小摊小铺、洞穴般的小店里，小贩们吆喝着叫卖刚解宰的肉块、扑鼻的辛香调味料和一匹匹闪着亮片的布料。一派异域风情而又时尚前卫，甜美婉约中却又透着邪气。丹吉尔，诚如鲍尔斯的描述，有着幻境一般的光怪陆离以及歪曲变形：“街道如门廊一般，推开门去，通往一间又一间的屋子；掩蔽的天台高悬于海洋之上；仅由台阶构成的街道；阴暗的死角；建筑在斜坡上的那些小广场，看似透视关系错误的芭蕾舞剧布景，一条条小巷向四面八方伸展……隧道、城墙、废墟、山丘、悬崖……经典而梦幻……好一座玩偶之都。”
       置身城内，我们发现鲍尔斯在丹吉尔的住址不过是个通信地址。他并不住在旧城露天集市附近，而是住在情侣街、美领馆对面欧洲角的一幢高层大厦内，那大楼只不过是幢普通的美式公寓建筑。我按下入口对话机上他名字旁边的按钮，和琳达登上电梯来到十四楼，按响了他家的门铃。
       一位年逾六十、修饰齐整的正统绅士开了门，他身着一件粗花呢运动外套，V字领的套头线衫，打着领结，活脱脱保罗·鲍尔斯短篇小说中的人物——一头无辜的羔羊，注定要冲破尘世贫瘠虚伪的浮表，返回到狂野的谵妄中——让人不禁联想到他那部长篇小说中的语言学教授——前往北非研究游牧部落，却被后者囚禁，惨遭割舌，并贩卖为奴。
       对于邀请两名陌生人来家做客，鲍尔斯并未显出丝毫不安，他礼数殷勤、待客周到，仿佛我们同为撒哈拉的路人，不期然地交会于旅途。
       较之大厦那城郊式样的外表，他将我们领入的那间屋子则有着以阿拉伯风格为主题的壁龛，大家可以坐在那里的草垫上品薄荷茶。屋子灯光昏暗，用深色的护墙板装饰着，弥漫着壁炉的烟火味，还有——绝对错不了——大麻烟的气味。我们在一张镶拼的丝绒地毯上席地坐下。一名男子端进一只黄铜打造的托盘，摆放好玻璃杯及一把银茶壶。鲍尔斯提壶高冲低斟，让茶水与空气充分接触。身后，一台录音设备里轻柔地传来福特基金会资助鲍尔斯采录的摩洛哥音乐。
       那名端茶的男子在我们身边坐下。他不怎么说话。但凡开口，便是巴巴里语。鲍尔斯解释说，他抄录出版的民间故事有一部分就是出自这位仁兄口中。尽管评论家们认为，鲍尔斯杜撰了这些故事，最最起码作了大幅润色，但鲍尔斯赌咒发誓，决非如此。他坚称，他只是把这些口耳相传的趣文轶事变成了文字，与记录部落音乐的方式无二。
       当我问及简，他说，不得已之下，只好将她送入横跨马拉加海峡的西班牙收容所。她由看护们照料着。人事已尽。她疯了。他说，或许是被摩洛哥女仆在食物中下了毒，又或许是因为那女仆下的诅咒。他以一名护理医生的客观态度陈述了这两种非此即彼的理论，但对于是否出自真正的医疗诊断，便没了下文。这时，另一名男子现身了。与前一名男子那宽大的棕色耶拉巴斗篷（注：摩洛哥男子的宽大毛呢斗篷。）不同，他身穿一条紧身牛仔裤，黑底T恤，袖子挽过发达的二头肌。他自我介绍叫穆罕默德·穆拉贝特。
       鲍尔斯众“作者”中最负盛名的这位——《向前瞻望》和《青丝之恋》是其最为知名的作品——穆拉贝特兴致勃勃地用英文和他的译者说着话，把另一个摩洛哥人冷落在一旁。鲍尔斯弄开一支麻醉剂的当口，穆拉贝特对我说：“他抽得太多，总是弄得自己云里雾里的。这对一个老人可不好。”
       鲍尔斯并不理会。他清空了一支万宝路香烟中的烟草，装入麻醉剂并捣实。我觉得有必要为他出头，对这番听似双簧表演的台前替身针对幕后口技者的报复性言论予以反击。“小剂量的摄入显然不会对他的写作产生影响。”
       “他已经不再是作家了，”穆拉贝特郑重声明道。“他只是翻译。我才是那个作者。”
       “你意思是你给他讲述故事。”
       “是，然后他给打出来。”
       “你真是幸运，能有个这么棒的打字员。”
       穆拉贝特大笑起来。“我向来都很幸运。”
       鲍尔斯仍然不动声色。虽然不甚明了另一个摩洛哥人对我们的谈话能理解到几分，但他鄙夷地瞪着穆拉贝特，而后者依旧对他视若无睹。这似乎是个文人相轧的罕见例子。
       鲍尔斯点了支大麻烟，递给琳达。她吸了一口，递回给鲍尔斯，而这个殷情周到的主人又把它转递给了我。我一辈子都不抽烟，从未学会吞云吐雾，本人不甚光彩的经历证明即便浅浅一口也会让我呛死。正当我招认云云，鲍尔斯取过一把匙子和一只威尔金斯咖啡罐，看上去罐子里好像装着凝固的机油。
       “这是大麻，”他说。“一种哈希什糖。尝一尝。但小心，很冲。”
       我像是服药似地吞了一匙，吃上去有杏仁蛋白糊的稠度，带着草药的味道、黏裹着我的牙齿。由于药效没有立现，我又舀了一块送入口中，置后地想起了鲍尔斯那本小说《沉沦》中一人物因服食了大麻，结果在迷糊中将一枚钉子敲入了一个阿拉伯人的耳中。
       “给我说说你那本打算以这里为背景的小说吧，”鲍尔斯向我发出了邀请。
       “不是这里。”我可不想让他觉得我要入侵他的领地。
       “是关于摩洛哥南部的一起越狱。”
       “马拉喀什？”他在两口烟的间歇问道。他的外套、领结和V字领与他摊在地毯上翘着二郎腿、呼着大麻烟的景致颇不协调，令人捧腹。
       “不，”我说：“是在阿特拉斯的另一头。”鲍尔斯呢喃低语道：“我明白了，”然后视线停滞于我肩头上方，仿佛在想像书的情形。“一名男子追寻人生，却邂逅了死亡。”
       听上去更像是他的故事，而不是我的。我尝试着纠正他，但又一匙大麻送入了我的嘴里。
       穆拉贝特说：“在摩洛哥，可千万别对其他人提及这个故事。光是说说‘越狱’，就会惹祸上身。”
       “我可是在构思一本书，”我说，“又不是谋划一起越狱。”
       “这里的警察对文学全无概念。他们可分辨不出二者有何差异。”
       我提到希望参观一下摩洛哥的监狱，穆拉贝特咯咯笑了。“和你的老公吻别吧！”他对琳达说，“你会有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见不着他了。”
       在大麻的麻醉下，我觉得他的警告只是一派胡言。但鲍尔斯说：“最好还是听穆拉贝特的吧，他清楚‘监狱’是怎么回事儿。”
       穆拉贝特把手举到离地一英尺高的地方，“在我还是个这么大的孩子时，就在很多所监狱中呆过。”“因为我流浪街头，他们就把我关了起来。这儿的监狱脏、乱、差。单是里头的食物就能叫你作呕。”
       随着话题渐渐贴近“危险”和“疾病”，鲍尔斯提醒我们，摩洛哥是个危机四伏的地方。从他对孩提时代的描述来看，他的父亲曾企图弄死他，把他剥得赤条条的装在篮子里，弃置在冰天雪地的户外，随他自生自灭。无论是真是假，这一事件似乎让他处于一种偏执状态，老疑心自己身染疾患。他饶有兴趣地描述着他在撒哈拉、中美洲、锡兰接触过的疾病。“你有医保吗？”他问道。
       我告诉他，我们有。突然，我的牙齿开始发麻，脸部变得僵硬。
       “好！”鲍尔斯说“无论去哪里，务必带好你的保险卡。开车时要把它放在别人能够看到的挡风玻璃上。否则一旦有意外发生，你不省人世，医生在无法确证他们能否得到诊金的情况下，就会不顾你的死活，拂袖而去。”
       虽然他所说的事关人命，但他的声音可能由于大麻的作用，低沉而冷漠。又抑或是大麻麻痹了我的听觉？他继续嗡嗡地说着，提醒我要在驾车时保持警觉。即便在市里，摩洛哥人总是喜欢走在马路当中。在郊区，到了晚上，当地人时常摊身摊手地睡在柏油路上来取暖。如果稍事大意，就会沦为杀人凶手。而受害人的亲友们将会群起而攻之。轻则花钱买个私了；重则不免身陷囹圄数月，等待法院审断。万一面临严重冲突时，他的建议是奔赴最近的机场，逃离这个国家。
       我原本从其作品推断，他会鼓动我冒险一搏，逃至绝壁，纵身跃下，品味坠落。然而，他却问起我们在丹吉尔下榻何处？当我告诉他后，他嚷嚷起来：“怎么住那儿？那可是个很差的地方。你们应该搬到明扎（Minzah）宾馆去。”
       公寓的窗户都拉上了帘子，加之大麻的影响，我的时间感被淹没了。甚至当饥肠辘辘时，我还未意识到夜幕已经降临。然而，尽管鲍尔斯一支又一支地抽着大麻烟，他却从未游离于谈话之外，也不曾丧失时间观念。突然地，他中断了忠告，并向我们表示歉意，因为有约在身，他必须得走了。穆拉贝特和另一个男子乘电梯下楼去车库取鲍尔斯的车。鲍尔斯、琳达和我几分钟后跟了过去。我的脑袋像氢气球般地忽忽悠悠。
       下了楼，来到了街道上。我们等在一个以煤油灯笼照明的水果摊前。灯笼周围小虫蜂拥。飞蛾爬满了球形灯笼的内壁，狂乱地扑腾着，绝望地作着挣扎。那些翅膀忽闪着，放大了的影子投落在琳达和鲍尔斯的脸上，当他们开口说话时，我觉得在看一部音轨图像脱节的电影。随着一辆1964年产的“悍马”敞篷车在路边滑靠，那电影胶片也从卷轴上飘落。那个耶拉巴族的摩洛哥人坐在驾驶座上，穆拉贝特则坐在后面。鲍尔斯躬身上车。然后这一行人消失于夜色中。一切都像只是我大麻抽到麻木过头后的幻象而已。
       1997年我和琳达带着小儿子马可重返丹吉尔。鲍尔斯已入耄耋之年，足不出户，长期卧床不起。那时，鲍尔斯已由倍受追崇的热点人物转型为文化偶像，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伯纳多·贝托鲁奇将《被遮蔽的天空》搬上大银幕。然而，他仍住在原先那间公寓，仍旧排斥安装电话。我们一名共同的朋友、小说家约翰·霍普金斯向我们保证，鲍尔斯愿意见我们。（我们和约翰·霍普金斯在这十几年中一直有着书信往来。）我们和约翰在晚上一起来到他家门口，按响了门铃。数分钟后，听到鲍尔斯喊：“就来了。”随着他沉重的呼吸声渐渐挪近，又过去了几分钟。然后是为关节炎所苦的手指在门锁上一阵笨拙的摸索。门开了，他身着一袭深色羊毛长袍，如军大衣一般厚重。“我得从床上爬起来，”他说“这得耗上很长时间。”
       从约翰处得知，他要从起居室原路返回更费周折。屋子里依旧闻得到木碳和大麻烟的气味，地板上的地毯还是原先那张。但看起来已经有很多、很多年，没人在这儿听着柏柏尔音乐、享用大麻了。书本、报纸、剪报，信件，散落在壁炉边的软凳上、蓬松的皮膝垫上，满地都是。卧室内一片狼藉，一块黑色帆布遮盖住窗户，加深了幽闭的恐怖。从书架散落的书报、杂七杂八的药瓶、破碎的小药水瓶、用过的邦迪创可贴、鼻腔扩张条、黏着纱布的润喉糖、丢弃的面巾纸、小棉签、药用刷子、塑料吸管、药膏软管，把地板弄得零乱不堪。
       约翰扶他在床上躺好，鲍尔斯仍懒得脱去长袍。这是个怡人的三月之夜，恰逢斋戒的最后几小时。当伊斯兰教世界屏息等待新月的出现，这个脆弱的老人却是这般死气沉沉。他仰面躺倒，背后支着睡枕，俨然一具玩偶——在这座曾被他形容为“玩偶之都”的城市中，一个渺小而又苍白的公民。
       他指指鼻翼上的一块植皮，“一个肿瘤，”他解释道，“是恶性的，我在巴黎动了手术。那医生只说了一句：‘费用为9千法郎。’”
       近年来，他又前往美国动了若干次手术。臀部和一条腿的股动脉已被修复。他希望再不要回美国了。“如果我喜欢那个地方的话，当初就不会离开，”他说。
       他要在这里终老——这个事实萦绕于他纳入的每口气息，他吐出的每个单词，他为拿、放床头柜上的水杯所做的每一次的颤巍巍的努力。在头顶卤素灯眩目的灯光下，他阖着双眼，宛如一个迷途的旅者。历经了撒哈拉的壮阔宽广，锡兰海岸那片环岛海洋的浩瀚无垠，现在的他却迷失在一间斗室。密不透光的一张帆布将窗户捂得严严实实，让他昼夜不分。
       一抹悲凉袭上心头。我想说些慰藉的话，但力所能及的只是告诉鲍尔斯，我那年方16的儿子回到旅馆读《被遮蔽的天空》。然而鲍尔斯并不因此买账。“在我作品中，那可能是他惟一会去读的。那是任何人都会读的。”
       我借故离开，朝盥洗室走去。那儿更糟：污秽的医用器具，零乱的废瓶废盒，水槽上那只生锈的笼头漏着水，宛若瓷槽上的一斑血渍。在我看来，这样孤独、凄惨地终老，比起《被遮蔽的天空》中伯特之死似乎更加不堪。因为像鲍尔斯这样的人，绝不会允许自己像伯特那样全神贯注于“那条壁脚线，将它固着于头脑，以求待到眠目之时有所执持”。这种解脱，他片刻也不要。
       鲍尔斯是执著于无物的，又抑或只是不为我所能了解。目光胶着在水槽边缘，我对自己说，鲍尔斯并不想老死在佛罗里达的某某养老院或瑞士的哪个无菌诊所。如果是这样的了无新意，现在他人早在那儿了。执著于无物才是鲍尔斯真正向往的归宿。
       回到卧室，一个20来岁的摩洛哥人已经在那里了。他犹如穆罕默德·穆拉贝特的转世灵童。男孩为他弄了一碗清汤，鲍尔斯的情绪随即愉悦了起来，他用吸管从杯中啜了一小口。接着，男孩为他卷了一支大麻烟。
       男孩告诉我们，他是个杂耍演员，来自提兹尼特，那是个南方小镇，直面小阿特拉斯山脉，摩洛哥最好的杂耍演员都是打那儿来的。当我问起他是在哪儿学的一口英语，他说，“在纽约，我每年在那儿表演。”
       “是纽约的哪里？”
       他是那么聪明伶俐、从容自如地周旋于外国人里，我认为他可能是某个文化交流项目中遣往美国的公派剧团成员。他却说，“华盛顿广场。你知不知道那儿？”
       我当然知道。很有可能我曾在那一扎街头艺人中见过他，为了几毛硬币在柏油舞台上瑟缩。
       “你有没有去过提兹尼特？”男孩问。
       “去过，在往返古拉满（Goulamine）的途中。”
       “那么你应该知道那个沙漠。”
       我告诉他我们只是沿齐兹山谷开往艾尔芙，最远只到达阿尔及利亚边境附近的梅如卡沙丘。
       在两口烟吞吐的间隙，鲍尔斯扬起了头。“你没穿越它吧？”
       “没有，真希望我们有过。我有20年没去阿尔及利亚了。真想再去看看。”
       “我也想去，”鲍尔斯说，“但那里如今很不安全。他们谋害外国人。”他追忆起40年代的一次高龙贝夏（Colombe Bechar）的沙漠之行，那是他第一次注意到撒哈拉的变化。“他们敲了块牌子在骆驼区，上面写着‘骆驼禁入’。”鲍尔斯干笑道。“骆驼不得进入骆驼区。”
       当琳达提及我们已经看过伯纳多·贝托鲁奇拍摄的《被遮蔽的天空》这部影片，鲍尔斯不等我们“裁定”，就专断地给出了自己的意见：“真是糟糕透顶。”“我并不觉得有那么糟。”琳达说。“视觉效果棒极了。”
       “从来就不该被拍成电影，”他说。“这不是部适合用电影形式来演绎的小说。情节几乎都在人物内心展开。我试过说服贝托鲁奇拍摄我的另一部小说。显然他没听进去。我认为他拍《被遮蔽的天空》是因为价格低廉。约翰·马尔科维奇告诉我他厌恶他的角色。我问他那又为什么接拍。他说，‘我是为了钱才演的——100万美元呢。’我想为了那个我也会演的。”
       当那个摩洛哥男孩收起汤杯和大麻盖子，我们很识趣地告辞。约翰·霍普金斯许诺他还会再来的。琳达和我接口说我们也会的。
       “你们知道上哪儿能找到我，”鲍尔斯说。“我会在这边的。”
       我对此持怀疑态度，觉得我们四个都在说谎。琳达、约翰·霍普金斯和我都不会再来；就算我们会，鲍尔斯也决计活不到那个时候。但数月之后，冥冥之中的一系列事件又将我带回丹吉尔。弗吉尼亚大学校长约翰·卡斯特要我将他引见给鲍尔斯。奥尔德曼图书馆有一些鲍尔斯的论文，并想要收集更多。即便这一想法未果，卡斯特也要借此机会向鲍尔斯说明一下弗吉尼亚大学的档案馆藏内容及资料管理情况。
       其时，鲍尔斯那里已经有了台传真机。他发来传真说，很高兴接待我们。但一场急症迫使卡斯特临行变卦，而改派弗吉尼亚大学负责特别馆藏的图书馆馆长凯林·威登伯格代为出行。为打发见面前的那几小时，未来过摩洛哥的威登伯格先生和我在丹吉尔转了转。较我1972年前的首度来访，这里已面目全非。去年一年里也发生了诸多变化。现代高楼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于城市郊区，错落地林立在巴斯德大道的下坡。传闻这一排场是靠贩毒的收入建筑起来。倘若如此，这一财源一定已近乎枯竭：许多大厦尚未竣工却半途而废，钢筋主梁滴落的铁渍弄花了建筑外墙，如同登山者遗留下的铁拴。
       在新城区之外的露天集市，能收到传真信号，并有影印服务提供和因特网设施。我们喃喃祷告着离开了大清真寺，信步游走在“先知之城”的错落有致中。电视天线将白屋绿瓦密密麻麻交织在一起，如蛛网一般。马蒂斯在其摩洛哥之旅中留宿的那家法国假日别墅大酒店已经停业，颓靡不振。他画笔下25号房间窗外的那幅景致，如今被破碎的窗玻璃绞得参差不齐，而那花园早已杂草丛生。我用力拍打固锁重重的大门，想要唤来门卫，要求让我们进去看看。大门被我拍得砰砰响，但始终无人应声。
       威登伯格先生和我七弯八拐地转到了“哈发”。那是悬崖边的一座咖啡馆，尚·吉内、布莱恩·吉森及其他的一些侨民过去常常聚集于此。那时这座城市的半数人口皆为外国人士，而近年来，外国人的比例只占到永久居民的百分之一。
       威登伯格先生和我思忖着以往是什么吸引异域人士到丹吉尔来，以及为何而今这城镇对他们不再具有吸引力。难道只是因为这座曾经的“罪恶之城”已走向世界，丹吉尔风格的娱乐不再限于北非地域？
       前往鲍尔斯公寓的途中，我们买了一盒巧克力。约翰·霍普金斯提示过我鲍尔斯嗜吃甜食。一个叫做阿伯德洛哈迪的人把我们领进公寓，寓所里的烟草气味较之昔日更为浓重了。晚风从烟囱呼啸而下，将壁炉里的余烬吹了满地。
       鲍尔斯躺卧床上，裹在睡衣里，安睡于一袭紫色羽绒被下。我示意我们可以等他醒来。但阿伯德洛哈迪摇摇他的肩膀，他立刻警醒地抽搐了一下。他脸孔憔悴，上唇有条新近的疤痕，下颌的络腮胡一片霜华。
       他头顶的那盏卤素灯一直烦扰他。他举着颤抖的手挡在眼睛上方遮避灯光，解释说，他患有青光眼。威登伯格先生呈上一份弗吉尼亚大学保罗·鲍尔斯档案的稿件、书信、论文的案卷目录。鲍尔斯就任由特别装订的文件夹落在羽绒被上而未看上一眼。我将那盒巧克力放在他的床边，临着一盒还没开封的糖果，许是我们之前的某位拜会者或叨扰者赠送的。我开始后悔造访。我们的现身似乎有那么点揩死人油的别有用心。尽管威登伯格先生行事极为审慎，不曾对鲍尔斯施加压力，但我觉得自己是《阿斯朋文稿》中的那个入侵者，虎视眈眈地窥视着老人垂死的床席，伺机而动。
       当威登伯格先生为约翰·卡斯特没来而致歉，并解释他被火速送往医院做疝气手术，鲍尔斯说数年前他在丹吉尔也做过相同的手术，由一名波兰医生主刀。该医生开出的条件是鲍尔斯必须在一小时内结账离开医院，否则不予医治。因为待的时间再长，医生怕鲍尔斯会被葡萄球菌感染。为确保鲍尔斯在短时间内就能走动，医生使用了局部麻醉。随后，他把鲍尔斯赶下手术台，推进一辆等在那里的出租车。
       “但一场暴风雨让整个丹吉尔断了电，”鲍尔斯说着，人也有了生气。和许多作家一样，讲述故事的时候，他很少会显得那么高兴。然而那可是一次垂死挣扎；他的声音听上去如同装着卵石的干葫芦哗啦啦地直响。“我楼里的电梯无法运作，而我绝对爬不动四段楼梯。那时局部麻醉逐渐消退，很是疼痛。我知道如果不躺下，情况会变得更糟。最后是由四个男子用椅子把我抬上了楼。但当我们来到我的寓所，却发现屋顶漏水把床都打湿了。他们只好把我抬到长沙发上。然后他们……”如同一个窘于笑场的喜剧演员，他竭力使自己恢复平静。“……然后两个美国女人，是电视人，出现了，来录制专访。当她们目睹我所经受的折磨，就不住亲吻我。真不明白是为什么。我招架不住，我的司机只好陪同她们离开。后来她们又来拍那部片子，可是没有付足我酬金。”
       这最后一句话，也许是他打下的伏笔，暗示对于自身价值，他可是了然于胸的。其后的一则轶事中，他描述了过去佩吉·古根海姆常常去他锡兰沿岸两英亩大的小岛看他的情景。“退潮的时候，你可以蹚海上岛。但在季风时节可走不过去，风大得把屋顶的瓦片都刮了下来。佩吉·古根海姆抱怨来看我的代价就是让她屁股都湿了。”
       除了那盒巧克力，威登伯格先生和我未曾付出什么来换取以他为伴的乐趣。那一时刻，能有人听他说说，鲍尔斯显然已经满足了。但当话头转到弗吉尼亚大学有意获取他其余的论文，他只敷衍说他这里应该没有了。贾股和中介已经将他的家私兜底掏给了美国几所大学。由于说不清人名地名，很快他便对这一话题兴味索然了。
       威登伯格先生提及奥尔德曼图书馆正打算举办以“迷幻的六十年代”为题的展览。鲍尔斯档案里的照片和手稿的将与艾仑•金斯伯格、劳伦斯•费林迪、威廉•布罗的馆藏物品一起列展。
       鲍尔斯说他可看不出自己和“颓唐派”间有何关联。他们年纪相仿，那是唯一的相似之处。
       “但他们都住在丹吉尔，”威登伯格先生指出。
       “那纯属巧合。他们是仰慕贝托鲁奇才来这里的。人们说他们来这儿是为了见我，但那是个误会。”
       “但那实在是个让人受宠若惊的误会。”
       他皱起了眉。“让谁受宠若惊？”
       “让你受宠若惊。”
       “我不觉得一个错误的假设有什么可受宠若惊的。”
       为了让我们回到公平的起点，我对他说，“我们今天在镇上到处走了走。我们还参观了马尔科姆·福布斯的府邸。”
       “现在是座博物馆，是不是？”鲍尔斯问。
       “是，陈列他的玩具士兵。那里还有些有趣的照片，其中一张马尔科姆一身机车皮衣的劲装打扮。”
       “我听说那栋房子要卖掉，”鲍尔斯说，“谁知道接下来它又会变成什么!”
       “我想你见证了摩洛哥很多的变化，”威登伯格先生说。
       “我已经有很久没怎么看看了。但我知道这国家的每个年轻人都想逃到欧洲或美国去。这儿没有钱，也没机会。对他们来说，这地方像个监狱。”
       然而鲍尔斯，拥有的金钱和自由足以让他居住在任何地方，却滞留在一间密不透光的屋子里，困卧于一张陷在浮生沉渣中的单人床上。他的世界像是萎缩到只剩下头脑。他打着示意的手无力地垂落于紫色羽绒被褥上。他的眼睑耷拉着合拢。凯林·威登伯格和我向他告辞。当我们走出屋子时，他对我们的到访表示感谢，闭着双眼挥手作别。
       保罗·鲍尔斯之后又活了近两年。油尽灯枯的时日里，他已双目失明，无法读写。1999年11月7日，他被送进医院，11天后卒于心脏病发。约翰·霍普金斯在伦敦给我打来电话，说：“丹吉尔的最后一盏文学之灯熄灭了。”保罗的公寓封闭了，锁也更换了，正如摩洛哥谚语所云：“盗贼最爱是遗骨。”
       “最后有个追悼会，”霍普金斯说。“但他的遗体会用船运往欧洲。保罗要求火化，但在摩洛哥那是做不到的。他会被葬在美国。”
       这些似乎都于理不合，尤其是他不打算在摩洛哥留下些什么。但另一方面，鲍尔斯这样描述过其书中的典型人物：某人“悄然度过一生，可能的话，而不触动任何事物，亦不触动他人。”在使其存在方式和小说达到严恪同一的努力上，他声称确乎那般地经营了自己的人生。“如若你发现自己正在影响他人，你就得罢手，无论你干的是什么。”
       然而每每回想起这个居宿于美式高层公寓的异域客，这个气质温文尔雅、却专事纪录混乱与暴力的编撰者，这个躺卧地毯上、与我夫妇俩一起聆听部落音乐的精干小个子，这个大学教授打扮、驾着敞篷“悍马”在镇上到处转悠的波希米亚人，我意识到，一如芸芸众生，他是各种矛盾的集合体——这一点在如下事实中得到了最好的印证：尽管公开声明并无愿望去触动任何事物、任何的人，也从未对任何人产生过影响，保罗·鲍尔斯却以他的作品触动和影响了这许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