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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安期生、壶公、槎客
       编者按：对于那两个揭露了水门事件的新闻记者来说，《名利场》5月31日声称马克•费尔特就是他们的“深喉”线人这一事件促使他们整整一天都心绪纷乱，思前想后，并与《华盛顿邮报》的高层人士就互相抵触的忠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到底是加以证实还是保持沉默？卡尔•伯恩斯坦在为鲍勃•伍德沃德刚出版的有关费尔特的新书《秘密的人》撰写了后记之后，记述了这些关系重大的讨论，三十年后仍然叫他颇感惊异的水门事件报道以及他和伍德沃德所展开的调查在今天是否可能。
       
       深喉证实了记者的其他消息来源所暗示的行动。联邦调查局和大陪审团的调查仅限于水门事件的活动——而不过问其他刺探和破坏活动……接着深喉发出了明确的警告。“他们想要挑出《华盛顿邮报》作为对象。他们想要到法庭上去查明你们的消息来源。”
       ——《总统班底》
       “莱恩并不赞成这样，”伍德沃德说。那是下午一点，也就是《名利场》的一个编辑给我们俩打电话说他们的杂志要刊载一份“明确披露深喉就是马克•费尔特”的报道三个小时之后。美国广播公司中断了对总统记者招待会的现场报道，播送了《名利场》的报道以及我发布的我们只会在深喉死后才会披露其身份的声明。
       “你和我得采取一些行动，”伍德沃德说。当时他在华盛顿自己的家中；我在纽约自己的家中。“莱恩作好了一切准备，认为《邮报》必须刊登一些文章。布拉德利想要公开发表意见。”
       莱恩•唐尼继本•布拉德利之后成为《华盛顿邮报》的主编。他相信费尔特的家人事先取得了马克•费尔特的同意，才由他们家的律师正式说明马克•费尔特就是深喉，而《邮报》除了证实《名利场》所刊载的报道准确无误以外，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布拉德利同意了。
       伍德沃德说他正试图与接替其母、已故的凯瑟琳•梅雷厄姆成为《邮报》出版发行人的唐•格雷厄姆取得联系，听听他的看法。
       结果就像开始一样，陷入一片混乱。接着相互商量，趋于平静，等着观察会有什么后果。最后，编辑们大概把一切都商量停当。经布拉德利投出决定性的一票后，伍德沃德和我只得十分勉强地表示赞成。
       在水门事件发生时，通常总是我和伍德沃德闹着说要刊登一篇报道文章，而布拉德利则对我们加以劝阻。这回情况可不是这样。
       三十多年来，我和伍德沃德以及布拉德利始终对深喉的身份保密。这种情况要改变了。下午五点，我和伍德沃德发表了一项声明：
       “W•马克•费尔特就是‘深喉’，他在我们有关水门事件的新闻报道中给了我们巨大的帮助。然而，正如记录所显示的那样，别的许多消息来源和政府官员也为我们和别的记者在《华盛顿邮报》上所撰写的有关水门事件的数以百计的报道文章提供了协助。”
       “伙计们，这是最后一章，”布拉德利后来说。
       我和伍德沃德在看了《名利场》上刊登的那篇文章后，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马克•费尔特的家人受到一个律师的怂恿，希望看到马克•费尔特在水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得到承认，也许还可以通过以后的书籍或影片交易赚一些钱。这种情况看来似乎可以理解，也许甚至无法避免。我们因为水门事件而出了名，获得荣誉，变得富有，而马克•费尔特却并没有。他是一个身体虚弱的老人，一个受到赦免的重罪犯，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圣罗莎他女儿的家里，一个被改建成套房的汽车间里。
       撰写那篇文章的律师约翰•奥康纳是否确凿无疑地知道费尔特就是深喉这一点光看那篇文章似乎值得怀疑，至少我和伍德沃德两个人在没有看到另外事实的情况下都这么认为。我们看了《名利场》上的报道后对头脑完全清楚的马克•费尔特曾经毫不含糊地向他的家人或律师承认他就是深喉这一点都拿不大准。在那天上午《名利场》给我们打了个电话之前，我始终很有把握地认为这个秘密会给一直保守到费尔特去世以后。伍德沃德也这么认为。我们曾为自己把深喉的身份隐瞒了三十多年而自鸣得意，但却忘了新闻工作的一条最基本的准则：记者可能以为他们掌握了新闻报道的题材，但新闻报道题材却总支配着记者的行动，或者正如我给伍德沃德《秘密的人》所写的后记中所说，新闻报道的题材应该支配着记者的行动。
       以前也有其他许多有关深喉的确切身份的颇有根据的推测和断言——有的人把目标集中在费尔特身上，其他人则把目标集中在尼克松政府的官员身上，从亨利•基辛格到帕特里克•布坎南，从伦纳德•加门特到威廉•伦奎斯特。面对《名利场》的报道，我们仍然以为可以就像面对上述这些的揣测和断言那样做出反应。我们一直对为什么我们只有等到有关人士去世后才能揭密怀有深刻的信念。这涉及新闻工作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也就是就算在有入狱威胁的情况下，也决不泄露一个秘密的提供消息的人士的身份。
       当我们的电话线上开始充满了媒体打来的电话，表现出对《邮报》的一种狂热时，我们认定这仍应该继续是我们所持有的立场。
       我们仍然希望，在未经我们证实的情况下，没有什么信誉卓著的新闻机构会把这条最新消息当真。鉴于几十年来，别的人经常说出有关深喉的传闻，如果我们保持坚定，这一次也一定会过去。
       尽管我是《名利场》的撰稿编辑，但跟伍德沃德一样，我完全没有觉察这份杂志对深喉这项计划差不多已从事了两年的准备。在共有八页的那篇文章里，只有一处直接引用了费尔特的话语：“我就是被他们称作深喉的那个家伙。”奥康纳在提到“费尔特的健康和智力衰退的时候”承认费尔特的记忆力已经很差。
       伍德沃德给布拉德利打了个电话。他也收到了转发给他的那篇报道。
       “他们查清楚了!”他说，口气始终像个主编，他目前八十三岁了，几乎仍然没有脱离他年富力强时在新闻编辑室中所采用的那种策略。他仍然把许多个周末的时间用于清除他在马里兰州波托克河畔的乡间庄园中的灌木。他并没有失去他那干净整洁的模样，也没有失去多少体力或者那种大摇大摆的样子。他远比伍德沃德和我更乐意承认这件事的内幕消息。他坚持认为律师和家人的愿望就完全足以解除我们对费尔特所作的承诺。在我和伍德沃德看来，布拉德利对于最终可以说出全部实情的前景显然相当兴奋——太兴奋了。
       布拉德利似乎是说，不管怎样，费尔特已经表示同意，鉴于我们对费尔特健康的了解以及《名利场》的相当有保留的断言，我们觉得这种看法不大可能。
       伍德沃德完全凭着他和布拉德利的密切友谊，对他们经历水门事件时所结下的友谊纽带施加了少有的压力。他在电话上争辩说我们唯一体面的行为就是保持沉默。他要维护名誉的明确表示和祈求似乎叫布拉德利感到十分意外。
       伍德沃德请布拉德利在电话上稍等片刻，接着他就跑到一个档案柜前，从里面抽出三年前他撰写的有关他和深喉关系的一部书稿。撰写这部书稿部分也是布拉德利的主意。他建议伍德沃德记录下一些事实，以备在深喉去世或者万一伍德沃德先遭到什么不测后发表。一旦深喉去世，就可以出版一本说出当时所有实情的书籍，而《邮报》也可以选载书中的某些章节——用的就是鲍勃三十多年来为他撰写的书籍(包括我们一起撰写的《总统班底》和《最后的日子》两书)在报上所作的同样安排。
       从书稿的笔记中，伍德沃德援引了三年以前布拉德利自己所说的话，当时布拉德利看了有关费尔特记忆衰退的叙述，就提出一个假想的问题：“对于一个已经变得不是你所认识并向其作出保证的人，你还应该对他守约吗？”伍德沃德提醒布拉德利当时自己对他的这个问题所作的回答：“当然应该守约！”鉴于费尔特的头脑衰退，无法确定他的真实愿望。目前他的精神状况显然要比伍德沃德上次在2000年拜访他的时候更糟。我们大家必须坚持下去。四处充满了有关这个题目的文章、书籍、以及推断猜测的各种形式，甚至包括大学研究。我们以前也曾见过这种情况。只要我们坚守阵地，《名利场》上的那篇文章就会跟所有其他那些没有结论的搜寻深喉的文章一样被搁置在一边。
       布拉德利十分犹疑地——一个在决策时显得那样确定无疑的人的不同寻常的反应——同意保持沉默。“唔……好的……行，”他最后说。伍德沃德看出这么做与布拉德利身上的各种本能相左。可是担任了十四年执行主编的唐尼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向他的前任发出通知。
       莱恩•唐尼六十三岁，他跟我几乎同时都在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在报社工作。我们和《大都会报》主编史蒂夫•艾萨克斯所聘用的别的五六个二十来岁的记者被人称作“艾萨克斯的追随者”——尽管彼此之间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但我们却是一群紧密团结的同事。
       在凯瑟琳和唐•格雷厄姆1990年选择唐尼继布拉德利成为主编后，伍德沃德和唐尼建立了一种顺畅的工作关系；然而他们几乎不能被说成是密友。伍德沃德完全相信唐尼担任主编的能力，并且跟我一样认为他仗着非凡的才能和卓越的眼光引导报纸度过了美国新闻工作的特别艰难的时代。
       唐尼坚持认为报纸应为深喉(不管他究竟是谁)的去世做好充分的准备。去年，他曾逼迫伍德沃德告诉他深喉的姓名，争辩说目前的主编应该知道我们的消息来源的身份。伍德沃德没有同意。
       在水门事件发生时及以后，我们曾要求费尔特允许我们披露他的秘密，始终受到他的拒绝。可是，鉴于他对《邮报》的水门事件报道所起的重要作用，应该在他去世后让大家知道(为了历史以及正当评价我们的工作)他所起的作用。费尔特似乎同意了。
       二月里，在伍德沃德向费尔特的女儿探询费尔特的身体状况后，我推迟了为了阅读伍德沃德的书稿去华盛顿的行程。他说深喉还没有濒临死亡，但年纪已经九十一岁，身体虚弱，他的记忆力几乎完全没有了。
       三月里，布科德利告诉伍德沃德说唐尼说得不错：如今到了该告诉《邮报》的现任主编究竟谁是深喉的时候了；那样就可以对报道深喉去世的消息做出适当的规划布置。担任报纸总编助理的伍德沃德心神不安地表示同意。2005年3月3日，唐尼来到伍德沃德在乔治城的住宅，开始阅读书稿。知道深喉就是马克•费尔特，他并不感到意外。在2002年11月，唐尼曾经把一封装在封好的信封里的手写的短信交给伍德沃德。短信上说自从我们在1972年对水门事件报道的初期以来，费尔特就一直在他所列的候选名单的首位。伍德沃德对唐尼的有根有据的正确的猜测不管怎样没有作出回答。
       唐尼一贯为伍德沃德所写的文稿进行编辑。他对伍德沃德如何以书的形式起草讲述所有情况提出了不少建议。伍德告诉唐尼他那本书要在费尔特去世后数周内出版，《邮报》上可以刊登一期书稿出版前的摘要，并在那时发布消息。如今回想起来，未经我和伍德沃德出面证实或否认，鉴于在费尔特去世后立刻不可避免地所会产生的兴趣，这是一个荒唐随意的方案。针对费尔特已经做出了太多的猜测。伍德沃德争辩说重要的是说出关系的整个背景情况，哪本书也不会像在费尔特去世后出版得那么快。他生怕如果他们关系的详情以及我们和费尔特的交往以片段的形式刊载出来，很容易受到人家的误会和曲解。
       唐尼不以为然。他坚持认为《邮报》必须在接到费尔特的死讯后立刻作出披露。因为首先，信息可能泄漏出去，他不希望被人抢先报道。其次，既然他已确切无疑地知道深喉的身份，他就不会让一则不包括这条相当重要消息的费尔特的讣告刊登在《邮报》上。如果费尔特的深喉身份在其去世后好多个小时仍然给隐瞒着不说出来，则《邮报》、伍德沃德、布拉德利、我——如今唐尼——都会受到严厉的批评。除了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以外，看来拖延与一项商业方面的提议——书的营销有关，唐尼宣称说他不想参与这一切。他不想推迟公布消息，他说：“这会成为新闻，就是这么回事。“老实说，他无法理解伍德沃德怎么会考虑任何拖延——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无法理解。
       “你一直说深喉的身份在他死后就会予以披露，“他说，强烈地(也许在这方面是正确地)暗示伍德沃德正与新闻的日常潮流失去联系。
       唐尼指示在费尔特去世后，另一个与水门事件的报道全然无关的记者来写报道文章，而伍德沃德则可以就他和费尔特的关系写一篇五千字的文章——不超过唐尼先前阅读过的那篇篇幅很长的文章的百分之十。随后这篇长文可以依照伍德沃德和他的出版商所希望的无论何种时间安排作为书籍出版。
       我和伍德沃德在那个星期二的十二分钟内彼此都接到从《名利场》打来的电话；在那之前，我对新近来来回回所发生的这一切一无所知。我在1977年离开了报社，但我跟伍德沃德仍然关系异常密切。众所周知的那个两个汉子一起呆在一个藏匿场所的故事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一部分原因，但多年来，也有我们俩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相互商议的时刻。彼此也曾出现一些争执——在水门事件发生时及之后，有些争执还相当激烈——但维系我们之间的纽带仍然十分牢固。我清楚伍德沃德几年前曾经见过费尔特，而且定期得到他跟费尔特的女儿琼往来联系的报告。他们每年要交谈两三次。他说了琼•费尔特许多好话，在整个这段时期一直如此，没有什么变化。
       随着《名利场》的文章在报界发布，我们有了新的非做不可的事，唐尼当时正在马里兰州圣迈克尔的一个公司休养所，当伍德沃德与他取得联系的时候，这位主编显然急切地要《邮报》立刻对这项报道加以证实。
       伍德沃德强烈表示反对。唐尼是否已经看过《名利场》上的那篇文章？不，他没有。
       在伍德沃德告诉我唐尼坚定不移的立场以及来自布拉德利(也许暂时中止的)压力后，我坚持说，“着根本改变不了什么。”《邮报》究竟会由谁来证实一项报道？由布拉德利吗？由唐尼吗？肯定不是我们。
       伍德沃德表示同意。难道《华盛顿邮报》真能允许我们背离最最基本的新闻工作原则？我们反复思索。如果我们低头屈服，那就应该受到我们同事的轻蔑。目前新闻工作者为了保护自己的信息来源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难境地，在这种气氛中上述原则特别显得重要。七名记者因为不肯和联邦大陪审团或检察官谈论向他们提供消息的人士而被认为蔑视法庭，从而面临入狱或罚款的处罚。在过去六个月里，还有数量更大、未被发现的人士被传票传唤。保卫对消息来源保密的原则以及维护我们对费尔特所负的责任，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我们即使对《邮报》所负的任何其他义务。
       我们在挂断电话前同意我们将竭尽所能地去劝说唐尼、布拉德利以及《邮报》不要对《名利场》刊载的那篇报道加以证实。“我要做得合适妥当，”伍德沃德说。“我不知道《名利场》在做这项报道。这当然不会改变我们所订协议的条款。”
       可是由于那篇文章与事实显得相当接近——实际上已经到了靶心当中——尽管我们想要装着这颗子弹远未命中目标，但我们两个人都明白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在不久的将来，假如我们可以被解除我们所作的承诺——不是通过显然头脑清醒的马克•费尔特就是通过他的家人所发布的一项表明他想在其身前揭密的明确声明，我们将不得不证实深喉就是马克•费尔特。
       我对伍德沃德说道，“我们可不能当傻瓜，独自呆在一边，否认在所有别的人看来明显不过的事。”我们相信自己是在维护一项基本原则，但却冒着违反另一项基本原则——也就是忠实于更重大的事实的危险；这种过错会损害牵涉到的所有各方：《邮报》、费尔特和我们的名声。也许我们要开始承认一个同样重大的因素的意义：“有控制的时间，也有放手结束的时间。”
       我动身前往机场。我要到《邮报》去商讨决策。在飞机上，我打开新的便携式电脑，开始打了下面这段话：
       三十多年来，我们始终为被称作深喉的那个线人的身份保密，以遵从该线人——ⅩⅩ的明确愿望。
       在那段时间里，他反复表达了只能在他身后我们方可披露其身份的意愿。
       然而，由于相互关联的各种情况，显然费尔特的家人(他向他们证实他就是深喉)代表他希望目前就显露他的身份。我们相当勉强地证实费尔特先生就是深喉。
       我想这是三十三年来头一次我把马克•费尔特的姓名打在有着“深喉”字样的同一个句子里。
       当飞机在华盛顿降落的时候，我给伍德沃德打了个电话。当时他正同布拉德利与唐尼坐在一起。他说他们正在对他加以劝说。唐•格雷厄姆跟他们的意见相同：琼•费尔特和约翰•奥康纳是伍德沃德多年来为这件事一直保持联系的两个人。他们并不是背着我们偶然出现在舞台上的人物。他们是照料费尔特的生活起居的费尔特的女儿及他们家里的律师。唐尼争辩说他们的行动“清清楚楚地”解除了我们的保密义务。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难道我们就让这几个家庭代理人和《名利场》来为我们作出决定吗？”伍德沃德问道。
       “他们已经这么做了。”唐尼说。“鲍勃，一切都结束了。”
       “好吧，”伍德沃德最终让步说。可是首先他得和我商量一下，弄清楚我也同意。那样他才会表示赞同。
       我在飞机跑道上跟伍德沃德打的电话上告诉他应该以我们自己的名义，由我们而不是《邮报》来出面证实。他表示同意。
       我在将近下午六点赶到《邮报》大楼门前的时候，也许有十二三名摄影师和记者正守候在那儿。七十二岁的华尔特•平卡斯仍然是报纸在情报工作事务方面的一个首席记者，我进去的时候他显得很兴奋。他和我曾一起为《华盛顿明星晚报》工作过。1960年我十六岁时被那家报社聘为勤务工，那是我去《邮报》工作的前六年。
       华尔特是布拉德利所中意的一个人。我问华尔特他是否认为我们做得对。他说没有问题。鉴于《名利场》的那篇报道，没有什么别的选择。
       五层楼上的新闻编辑室有一片很大的空间，在一英亩的工业地毯上面对称地排列着色彩协调的书桌，四百个人就在书桌边工作，中间也没有什么分隔物；我走出电梯的时候，那儿出奇地寂静。几乎没有哪个人似乎在交谈，也没有谁在打电话。是因为正在临近首版印刷的最后期限还是这个陌生的时刻，我不知道。我在《邮报》工作的时候不停地可以听到打字机的嗒嗒声。我和伍德沃德(他和跟在他后面几步的唐尼正穿过房间朝我走来)用打字机在六层厚纸上打出我们所有关于水门事件的报道。如今唯一的声音就是从电脑的键盘上传来的几乎听不到大到的嘀答声和硬件那低微的嗖嗖的白噪声。
       多年来我回到新闻编辑室也许一共有十二三次，但这次明显不同——部分原因是由于唐尼抓住我的皮包，把它拿进了他的办公室，那间办公室里面的陈设风格要比布拉德利坐在里面的时候更新式一点，但并不厉害。伍德沃德和我互相拥抱了好久，随后交换了一个眼神，意思说“唉，我们打了很出色的一仗。”不过我们表现出的庄严神态十分明显，如同我们在从事新闻工作的一生中对我们那独特的不寻常的经历所具有的共同情感一样。
       他们让我了解上午和下午所发生的种种详情。报纸的摄影编辑和一个摄影师走进房间以便记录下这个时刻，随后布拉德利大步走了进来，皮肤晒成深褐色，身上是一件蓝色的工作衬衫，系着一根漂亮的领带，外面套着一件花呢短上衣，显得生气勃勃。
       “唔，他们这几个家伙怎么样？”我记得这是他当时说的话。可能我记得不对，不过要点肯定是这样。接着就像熊似的跟我拥抱了一下。
       我们谈论了一下自己妻子的情况。又拍了几张照片。随后布拉德利谈到了真正的问题。他说根本没有逃脱回避的希望，除了加以证实无路可走。我们让自己的报道处于下风。我们又变得十分幸运。结局对我们所最关心的一切：即职业、原则、报纸以及我们一起通过三十三年的沉默设法保守的秘密都很完满。这个秘密给保守了几乎不止一代人。布拉德利说在这座城市里谁也不曾见到这样的事，谁也不会再见到这样的事。
       我朝那个刚好过了晚上七点的时钟瞥了一眼，提议我们在伍德沃德的办公室里打开电视看看新闻。屏幕上出现了我们每个人的年轻得多的形象——如今我们的年纪分别是83、62和61——随后全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四十六岁的布赖恩•威廉姆斯讲了各方对此所作的反应。接下去我们所看到的画面使我们三个人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了：原来是对G•戈登、查尔斯•科尔森和帕特里克•布坎南的采访，他们反复说着下个星期势头会变得很强的那一番话，这是那些忠于尼克松的死党新的应对方式，他们把费尔特摘下面具的行为看作恢复他们那不光彩的领袖的名誉的又一个机会。
       尼克松的盗窃小组的行动首领，本人一度也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利迪说如果马克•费尔特是一个敢说敢干的联邦调查局人员，他就应该把他的忧虑告诉有关当局，而不是《华盛顿邮报》。
       “(费尔特)是一个地位很高、很高的执法官员，是联邦调查局的二号人物。”利迪发出嘲讽的笑声。“如果这样一位官员知道有人把犯下一件罪行，并取得了有关证据，那他合乎职业道德所该采取的行动就是将其提交大陪审团，获得一项起诉，而不是把有关信息有所选择地泄漏给一个消息来源。”
       布拉德利注视着利迪的脑袋，摇了摇头。“他不是刚出监狱不久吗？”他说道。
       如果费尔特不向报界求助，那他又能去找谁呢？难道去找受到约翰•迪安操纵的检察官吗？去找烧毁证据的联邦调查局的头儿吗？去找安排布置掩盖真相的尼克松吗？
       科尔森在其因水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而入狱前十一个月成为一个面貌焕然一新的基督教徒，如今他是全国一个十分重要的福音传道的喉舌，他并没有甘受侮辱。在对水门事件进行报道期间，我觉得最富有象征性的时刻就是我们了解到尼克松曾经一再指令科尔森和其他人安排布置摧毁布鲁金斯研究所，华盛顿的一个有着自由主义倾向的智囊团体——它可能也受到利迪以及闯进水门大厦的白宫“堵漏人员”的同一组人的轰击破坏。
       关于马克•费尔特，科尔森说，“他不会被视为受到同事高度尊敬并有着称职名声的联邦调查局副局长，而会永远被称作——称作——深喉。我看这大概就是一份——一份很可悲的遗产。”
       布坎南曾经担任过尼克松的演讲稿撰写人，也是抵抗研究专家，并曾建议总统在白宫的草坪上把那些录音磁带焚毁。他明确认为费尔特如此行事是出于“恶毒的动机”，因为他没有被考虑任命为联邦调查局局长。“我并不认为深喉是一个英雄人物，我认为深喉是一条毒蛇。”在下一天晚上的广播节目中，布坎南说，他多年来一直在不断撒谎，因为他为自己所干的事感到羞愧。他所干的就是帮助把一个非常欢迎的总统毁掉，这样做的部分结果，就是58000个美国人在越南为之献出生命的事业都给付诸东流。”
       佩姬•努南6月2日在《华尔街日报》的专栏版上添加了一项新的罪状，她暗示说费尔特的行动不但造成了越南战争方面的损失，而且他也应该为柬埔寨波尔布特所开展的灭绝种族的大屠杀负责。尼克松以前的演讲稿撰写人本•斯坦，也是我的密友及童年时的隔壁邻居(而且也像布坎南一样，一度曾是深喉彩票的候选人)，也把手伸进这个经过修正的印度支那旅行袋，在网上写道费尔特扰乱了尼克松作为“调停者”的议事日程并为波尔布特铺平了道路。
       深喉真面目的显露触及到千禧年后文化战争中一根外露的神经。“水门事件将永远不会终止，”布坎南断言说。如今尼克松的辞职看来似乎可以被那些斩尽杀绝的新右翼人士归咎于深喉而不归咎于尼克松所犯的罪行。利迪、努南、斯坦、布坎南以及其他人的这种诡辩没有考虑到《华盛顿邮报》有关水门事件的报道中最重要的事实：即伍德沃德和我所报道的信息几乎没有多少最初来自深喉，更多则是来自白宫和尼克松竞选运动的大小官员；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在接下去的两三个星期中对马克•费尔特大肆抨击。
       时代已经变了，深喉真面目的显露出现在一个新的传媒时期，也就是电视访谈的顶峰期，它奉行一种取决于谁能把简单化的推论喊得最响及提出最希奇古怪、不顾史实的看法的价值体系。新的传媒模式惯常对两种对立的观点给予同样的时间，把它们视作同等重要，而不考虑是否一种观点凿凿有据，可以论证，而另一种则草率随意，站不住脚。因此，在深喉揭下面具的那天，曾经入狱的水门大厦窃贼之一的伯纳德•巴克也加入了行列。说他可以说出深喉是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深喉长着一个虚弱无力的下巴。
       波尔布特？深喉？谈论环境所形成的道德准则的戈登•利迪？尼克松手下的人再次设法用别人的行为而不是犯罪的总统的行为挑起有关水门事件的争论。1972年是我们在《华盛顿邮报》的行为；如今是深喉的行为。
       在我阅读伍德沃德叙述他和深喉关系的那本书《秘密的人》的时候，有一点我感到十分吃惊，那就是即使在我们开始从事对水门事件的报道前，费尔特已经透露出尼克松白宫中所弥漫的“弹簧刀心态”的程度；费尔特对此的看法十分强烈，因而他敢于把尼克松手下人士所采取的策略与纳粹分子所采取的策略相比。
       1972年夏天，我头一次听说伍德沃德那个秘密的提供消息的人，伍德沃德把他称作“我的朋友”，并说他在司法部门工作，他的职务使他可以看到放在联邦调查局局长书桌上的所有文件。伍德沃德说他是自己在海军服役时所结识的一个老朋友——我想是一个整洁好看、新簇簇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后来当我告诉伍德沃德我需要知道他的线人的姓名时，他说那个人叫马克•费尔特。这个姓名在我看来并不像他是部门中二号人物这一事实那么重要。那意味着我们的线人可以提供所有重要的有关情况。然而就在那时，伍德沃德和费尔特的联系次数也很少，而且主要是为了证实从其他消息来源处所获得的信息。
       伍德沃德直到过了很久以后才告诉我深喉对尼克松下属官员以权谋私所怀有的愤怒，当然词句决不像《秘密的人》中引述的那样情绪激动(与具有职业态度相对而言)。在破门闯入事件后的第一个星期，一个以前尼克松最高领导班子的官员(另一个后来被提到可能是深喉的人)告诉我说，“我对总统十分了解，要是他需要完成这样的事(水门大厦窃听)，那肯定不会是一件做得很差的活儿……白宫一直对所有这种搜集情报的胡言乱语极为关注。有一些人竟然愚蠢地以为其中会有什么名堂……米切尔不会对这样一个决定放手不管” ——为总统的连任委员会聘用保安主管。
       当我们艰难地进行报道，了解到总统和他的助手犯下了一件又一件难以置信的罪行时，当每件新的事实促使我们走向水门事件的结局时，我不愿意——我想鲍勃也是这样——相信尼克松和他手下的人会那么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正如我们在《总统班底》中所写的那样，“白宫的这种状况与伯恩斯坦习惯在报上所读到的那架平稳的、运转顺利的机器形成鲜明的对照。”
       总统身边不少人手里都保管着一笔秘密基金，用于支付水门大厦的窃贼及资助其他的情报搜集活动。当我们在1972年秋天听说总统以前的法律合伙人、司法部长及竞选运动主管约翰•米切尔是其中一员的时候，我转向鲍勃，几乎好像受到电击似的说道，“哦，天哪，这位总统要受到弹劾了。”那时，在破门闯入水门大厦后才过了三个月，离开国会提出弹劾的决议还有一年，但伍德沃德——令我感到十分意外——竟然赞同我冷不丁所产生的这个念头。“天哪，我想你说得不错，”他说。我们发誓决不在新闻编辑室里提出这种看法，唯恐我们的编辑或其他人以为我们除了进行新闻报道，还有别的议事日程。
       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深喉已使伍德沃德充分了解了白宫中的犯罪活动和疑神疑鬼的气氛。还要再过八个月，就在参议院水门事件委员会的听证会的前夕，我才首次意识到费尔特在这个问题上的感情强烈程度。随后，费尔特发出警告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危险，”令我们大为震惊，并勾勒出尼克松的阴谋活动的惊人范围。
       我终于把马克•费尔特看作一个备受折磨的人。费尔特经过密切注视，看出存在着一个胡作非为的总统任期，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不受宪法控制的、犯有罪行的总统任期(尽管别的总统偶尔也脱离合法的行为方式，与法律的某一方面发生抵触)，于是他认定唯一可以把他所了解的情况托付安置的场所，无可置疑地是在犯罪的总统本人那腐败的圈子以外唯一的社会公共机构：新闻出版机构。然而费尔特曾把他的职业生涯用于攀登另一个胡作非为的机构，也就是约翰•埃德加•胡佛的联邦调查局的阶梯。确实，在费尔特履行了其为司法和国家服务的非凡行为后，他跟水门公寓的窃贼一样在同一幢法院大楼里因为准许胡佛所授意的最具象征性的犯罪活动，即表面上以国家安全的名义破门闯入而名声扫地地被判有罪。在这件事情中，是破门闯进“气象”地下组织成员（注：此组织成员自称“气象员”，系取自歌手鲍勃•迪伦所唱一首歌的歌词）的家里。费尔特声称他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这种说法所依据的也是尼克松为了阴谋掩盖水门事件真相而试图搅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时所利用的那种同样不具说服力的秘密错误的情报。正如深喉的身份被弄清楚后布拉德利在一次访谈中所说的，“根据我的经验，多数有关国家安全的说法都是旨在避免道出实情的宣传活动的一部分。”
       在费尔特接受审判时，一小群跟他一起工作的联邦调查局探员也在法院露面，支持他作为胡佛的一个忠实、违法的代表所批准的处理方式：他只是奉命而行；非法秘密搜查只是胡佛民意调查的另一部分。他们争辩说他只是在执行“政府的”政策，不让国家受到极端分子的影响。
       在我阅读伍德沃德的书稿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去调查一下水门事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笼罩着约翰•埃德加•胡佛的魅影。胡佛不但通过痴迷地集聚有关各位总统个人生活和（非）总统职务行为的档案材料而掌握了对从罗斯福到肯尼迪到尼克松各位总统进行要挟的手段，而且他自己也犯了不少狡猾的违反宪法的罪行。胡佛认为对于那些被他看作是国家或联邦调查局的敌人，或仅因其对当前的目标有碍或不便的个人、机构甚至所有政治和社会运动团体——包括民权运动团体可以进行搭线窃听、破门而入、电子监控、制造“证据”以及其他法律管辖以外的手段。
       这也成为尼克松的支持者的心态。胡佛四十多年来一边从事他自身的国家议程，一边密切注意国会成员和内阁部长的私人活动。以前各位总统因为惧怕胡佛在他们的档案里所掌握的材料而心虚气短。他们要么在政治上十分胆小，要么作为个人十分畏怯，因而不敢把他除掉，甚至不敢反对他或他所采用的手段。尼克松实际是把胡佛那套常规的自行认可的违法方法和价值体系带入白宫的头一位总统。戈登•利迪、霍华德•亨特、查尔斯•科尔森、其他助手以及尼克松所选择的对象都是真实的可以觉察到的总统的敌人：新闻记者、民主党人、肯尼迪家族成员、智囊谋划机构、战争抗议者、自由派人士。胡佛在水门大厦发生破门闯入事件前六周方才去世。要是他知道了这些活动，他可能会怎么做呢？与马克•费尔特相比，他手里的权力要大得多。
       “唔，我根本不知道尼克松是否认为胡佛掌握的所有那些档案里有他的什么材料。不过，无疑胡佛会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威廉•萨菲尔在对深喉身份的揭露作出反应时说，他以前担任过尼克松的演讲稿撰写人，如今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
       “尼克松是否妄用和滥用了他的权力？当然如此，”帕特里克•布坎南1997年在水门大厦发生破门闯入的25周年纪念日写道。“他不该在白宫设立一个‘堵漏’单位查找泄漏国家安全消息的途径，而应像他的前任一样，把秘密搜查工作交给约翰•埃德加•胡佛去做。”
       对尼克松持修正观点这一新兴领域的人士——约巴林达的总统图书馆就主要专注于这个方面——认为理查德•尼克松是一个品行完好的人，一个在对待中国的方式上有着一些失误的伟大爱国者，他以某种“体面的和平方式”结束了越南战争，却因水门事件而失去重要地位，他被他的敌人，特别是新闻界和民主党中的那些仇敌搞得名声扫地。
       争论的任何一方对于尼克松出众的智力（就一位总统而言）、他那异常出色的写作能力、他在分析国内政治事务时的敏锐（真堪与比尔•克林顿的敏锐匹敌）、他对外交事务的老练精通（与成功的外交政策相对，但开辟了中美关系除外）、他对美国南部心怀不满的民主党白人及铁锈地带（指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逐渐衰落的工业中心地区）蓝领工人那具有先见之明的争取劝说（凭借上述各项，他的党得以建立起——正如他所预见的那样——正在形成的共和党的多数，后来确实出现了这种情况）都没有什么异议。
       可是他那遍及各处的犯罪行为怎么说呢？那些违反宪法的犯罪活动？那个为了延续总统政策而策划罪恶的阴谋活动，向白宫聘用的窃贼支付封嘴钱的总统幽灵？尼克松最亲密的那些助手为了破坏自由竞选的真正概念——确保在1972年成为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不会是爱德华•肯尼迪或埃德蒙•马斯基而是乔治•麦戈文，进行了大规模的包含政党刺探及破坏的竞选活动。尼克松是否应为他希望产生的那个结果——麦戈文的获得提名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负责并不像其试图破坏竞选程序本身那么重要。查尔斯•科尔森和霍华德•亨特除了其他事务，主要负责在新闻界制造流言，造谣中伤，及散布虚假的信息。由亨特和利迪指挥、并由尼克松的国内政策顾问约翰•埃利希曼领导的同一个水门大厦盗窃小组实际上也对反战示威者发起攻击，并闯进了精神病学家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办公室，因为他曾把五角大楼的文件向新闻界透露。
       尼克松非但没有终止那个漫长的秘密搜查工作的时期，反而使这类工作成为美国总统的工作，并企图以越南战争及为国家安全担忧的虚假借口来为自己的犯罪活动辩护。正如深喉对我们所说，“所有美国的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军队——都被用作尼克松的个人秘密活动的工具。
       后来大家发现尼克松实际上把他在会议上及电话中的所有话语都用磁带录了下来，当时所披露的谈话内容（还有继续披露出来的大量谈话内容）显示出一个充满怨毒和仇恨的总统，表现出对民主原则惊人地缺乏信念。而且——正如伍德沃德经常指出的那样——实实在在对民众的不安和轻蔑。这可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所应有的素质。
       “尼克松对人类的各个阶层都有带侮辱性的称谓，”在伍德沃德和我为撰写《最后的日子》一书进行研究时，尼克松的头一个总统顾问、后来被其任命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阿瑟•伯恩斯告诉我说。我曾向伯恩斯询问总统那种为其众多的工作人员所知、但尚未在磁带上公开显示的反对犹太人的用语。
       伯恩斯肯定尼克松的精神受了什么损害。尼克松在接近完成他毕生所追求的成为总统的选举目标时却向着坏的方向转变。等他最后坐进总统办公室时，到处就都充满了邪恶。
       那些录音磁带是他最终垮台的原因——它们不单在水门事件时期，而且在他晚年，甚至在他死后（因为更多的录音磁带正被播放出来）显示并暴露了他的为人究竟怎样，它们的特征可以为他的性格编出一份目录。
       好几年后，伍德沃德迫不得已地写到这些录音磁带最令人困惑不安的方面：实际上谈话内容中从来没有提到什么国家的崇高目标，提到自由民主，提到在越南阵亡的美国年轻士兵的悲伤家人，提到正义或对穷人的同情。只有一些重大的地缘政治学的战略计划，但多半都是一些琐碎的、显得心胸狭窄的最终涉及他个人的事情：尼克松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被看作完全一样。录音磁带也表明总统对我们刊登在《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以及我们的消息来源非同一般地有多关注。
       1972年10月10日，我们写了一篇三千字的、可能算作我们最重要的新闻报道，因为它使“水门事件”变得言之成理；破门闯入并不像白宫新闻秘书罗恩•齐格勒所叙述的是原因不明的“三级破门盗窃”，实际上只是白宫指挥的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刺探和破坏性的竞选运动的一部分。九天以后，总统在和他的陆军参谋长H•R•霍尔德曼谈话时揣测《华盛顿邮报》究竟从何处获得这一信息。
       霍尔德曼说他从自己的秘密消息来源——他并没有提名道姓——处相当可信地听说这个消息是联邦调查局里的人泄漏出去的。
       “格雷身边的哪个人吗？”尼克松问，他指的是由他挑选接替胡佛的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L•帕特里克•格雷第三。
       “马克•费尔特，” 霍尔德曼说。
       “唉，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总统问。
       “你对这件事什么都不能说，因为那样会损害我们的消息来源，并会造成真实的忧虑。米切尔是唯一知道这件事的人，他十分强烈地认为我们最好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因为——”
       椭圆形办公室的录音磁带给继续往下播放。
       “采取任何行动？绝对不要？”尼克松表示怀疑地说。
       “如果我们把他打发走，” 霍尔德曼提醒说，“那他就会跑到外面去，把所有情况都说出来。他知道在联邦调查局里所能知道的一切情况。他无疑可以接触到一切。”
       霍尔德曼曾经问过约翰•迪恩对费尔特该怎么办。“他说你无法对他提起公诉，因为他并没有犯下什么罪行……迪恩担心假如目前让他知道的话，他就会跑到外面去，出现在电视网上。”
       “你知道我会怎么收拾他的，这个嫖子养的，”美国总统说。“唔，这就是我想听到的所有情况。”
       霍尔德曼着重提到费尔特曾想接替胡佛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
       “他是天主教徒吗？”尼克松问。
       “不，阁下。他是个犹太人。”
       “天哪，把一个犹太人放在那儿？”尼克松答道。
       “哦，这种情况也可以解释清楚，” 霍尔德曼说。
       “费尔特的传送带是什么？”尼克松后来问道。
       “《邮报》。” 霍尔德曼说。
       在约翰•米切尔要在参议员萨姆•欧文领导的水门事件委员会前作证的那一天，我预先在一张覆盖着绿色台面呢的记者席前坐下。在欧文宣布听证会开始前，米切尔的律师威廉•G•亨德利，也是我的一个老相识，问我是否想要见见米切尔先生。
       我听说米切尔是一个随和的富有幽默感的人。我说如果米切尔先生不会感到有什么不自在的话，我很乐意被介绍跟他认识。在我跟伍德沃德撰写有关米切尔手里掌握着秘密的刺探行贿基金的报道文章时，我曾在电话上跟米切尔谈过一次，结果大家都很清楚。
       我给他打了电话，把报道文章给他念了一遍，请他加以评论。他厉声说道：“所有这些胡说八道的话，你们都准备登在报上吗？所有这些情况都会被予以否认。如果这篇报道在报上发表出来，那凯蒂•格雷厄姆的胸部就会受到狠狠的挤压。”随后他说一等水门事件的情况过去以后，“我们也会立刻对你们所有的人进行报道，”说罢就砰地一声挂上了电话。我认为他指的是我和伍德沃德。
       亨德利把我领到米切尔面前，他热情地跟我握了握手。“约翰，我想你从来没有见过伯恩斯坦先生，”他说。
       “没有，”米切尔答道，“但我们在电话里谈过。”
       其实，米切尔和别的总统代表曾试图让凯瑟琳•格雷厄姆和她的报纸经受种种磨难。深喉告诉我们白宫打算通过传票和法庭审判来迫使我们说出我们的消息来源。有天下午，一个传票送达人来到《邮报》报社，把传票交给我，要我在支持尼克松连任委员会提起的诉讼中出庭并交出我的笔记，这时布拉德利和霍华德•西蒙斯催促我马上离开办公室。
       “离开大楼。出去看一场电影吧，”布拉德利指示说。（我去了一家实际正在放映影片《深喉》的剧院。）布拉德利早已说明了应付的策略。在我那天收到传票之前，他就要把对伍德沃德和我的笔记的法定保管权正式转交给凯瑟琳•格雷厄姆。伍德沃德不在市里。我告诉布拉德利保留着我们笔记的那个档案柜的地点。这个场面在《总统班底》一书中有所描述。
       “当然，我们要为此一直战斗下去，如果法官想要把哪个人送进监狱，那他就得把格雷厄姆太太送进去，”布拉德利说。“天哪，那位女士说她会去的！这样法官就会为此而感到良心不安。难道你眼前就没看到这样一幅画面吗？她的小客车在妇女扣留中心前停下，接着我们的这个了不起女子走下车来，走进监狱去维护宪法修正案第一条（注：即人权法案第一条，规定人民享有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和向政府情愿的自由。）。这是一幅会在全世界的每份报纸上都刊载的画面。可能会发生一场革命。”
       “主要的是《邮报》会从这桩事中找到该死、该死的问题，”在1972年9月的录音磁带上总统对约翰•迪安说。“他们有一个电视台……他们会让它不断延续下去……唔，这场较量不得不给搞得动作十分粗野。”
       除了想要发现我们的消息来源外，尼克松的白宫还试图由联邦通讯委员会吊销公司的电视许可执照，希望以此在财务上搞垮《邮报》。《邮报》的电视台是刚刚挂牌上市的公司的利润中心。
       股票在我们对水门事件的新闻报道达到高潮的时候进入市场，迅速走向南方。
       尼克松的白宫在一段令人不安地很长的时期相当成功地让新闻界的行为而不是总统和他的手下的行为成为水门事件的问题。如今对事实真相往往显得漠不关心的整个政治运动团体在新闻界很容易就能找到一个替罪羊，他们对其所察觉的仇敌充满怒火，对其在所有三个政府的分支机构中所具有的空前力量感到欣喜万分，正如另一个总统时的白宫一样，十分成功地做着同样的勾当。
       约翰•米切尔对于水门事件委员会的证词主要集中于他所谓的“白宫的恐怖活动”，其中包括总统指令的破门盗窃、（除对其他人外，新闻记者的）非法搭线窃听、政治刺探和破坏、使用国内税务局惩罚尼克松想象中的仇敌以及通过虚假的报道文章和制造伪证对总统的对手诋毁中伤。米切尔把这一切都归咎于白宫里的那些呆在总统身边的人。
       不管在理查德•尼克松（他的行动显然具有犯罪性质）和更为随和的乔治•W•布什（他在三十年后表现出仔细绕开法律的心机）的心态方面存在多少差异，但取得更大成功的布什行政当局（更不用说其同盟者）却出现了极度危险和令人惶恐不安的现象，因为它又使新闻界的行为成为问题所在——又在战争时期为了所谓损害国家安全而对政治对手、新闻记者、报刊杂志和电视广播机构进行诬蔑中伤。这个总统和他身边的那些人设想出一种基本策略，用圆滑的答复和凶狠的攻击来破坏真实的报道。说也奇怪，有些评论人士曾经为一位小心安全地避免到越南服役从军的总统和副总统作出了也许难以想象的牺牲，而他们却受到特别恶毒的攻击。其中包括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参议员约翰•克里、前参议员马克斯•克莱兰、辛迪•希恩以及军事专家托马斯•威尔逊，那个竟敢就在伊拉克部署的装甲车辆不够充足的事宜向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提出质疑的年轻军人。
       布什的白宫在攻击和诋毁新闻界和政治对手方面要比霍尔德曼、埃利希曼、科尔森和齐格勒所领导的那个小小的机构控制着一个复杂得多的宣传机器。（白宫雇佣的人士范围目前已扩展到了新闻界，布什行政当局为了促使通过布什所提出的不丢弃任何一个孩子的法案而对黑人保守派时事评论员阿姆斯特朗•威廉斯的使用就可以用作例证。教育部通过一家公关公司向他支付了二十四万一千美元。卫生和公众服务部也向保守派专栏作家玛吉•加拉格尔支付了另一笔钱款。同时，布行政当局炮制出一种所谓“预先包装新闻稿”的观念：白宫制作了旨在显得好像合法电视广播时段的“电视新闻”，并在全国各处数以百计的没有主见、愚昧无知和/或不讲道德的地方电视台上不加删节和编辑的播送，这种做法可能违反有关禁止政府机构散布自己制造的宣传资料的法律。）
       布什的白宫在K街（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条街道，以设有许多法律事务所和咨询公司著称，全国不少企业、团体和机构通过他们进行游说活动。）游说活动走廊及全国，在共和党的可靠和专业的公关公司所操纵的前哨基地战略性地布置了大批部队，（应该公平地说，与他的对手并无多少不同）并且凭借上述部队以及（与其对手不同）来自宗教右翼的一大批应征入伍的人来控制意识形态领域。
       正像尼克松在越南战争的年代那样，乔治•W•布什和他周围的人往往凭借断然的否认和巧妙地操纵媒体来应对一些令他们感到头疼的真实情况。如果在一个更为简单的时代和环境里，如果没有对总统（副总统）任期的润饰渲染以及公民对他们在战争时期的领袖表示信任的愿望，他们这种精神状态本来在早些时候就会变得格外明显。征兆早已明摆在眼前，从在9•11事件前的（缺乏）准备到（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萨达姆•侯赛因（没有）参与对世界贸易中心的攻击到（没有）完成的任务以及美国阵亡士兵（无法）见到的棺木。自那以后，闪闪烁烁的红灯已经很难再被置之不理，从最高层在一系列指挥方针政策上的责任到阿布格莱布监狱和关塔那摩湾的虐囚事件，再到卡尔•罗夫、斯库特•莉比、阿里•弗莱舍和斯科特•麦克莱伦围绕约瑟夫•威尔逊、他的妻子瓦莱丽•普拉姆和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所说的迂回曲折的言辞。
       本届总统任期不受谎言后果影响的状况其实早就应该变得分崩离析，目前这种瓦解状况的讽刺意味就在于它只触及了白宫的欺人之谈（相对而言）的份量最轻的那一桩：也就是试图逃避在威尔逊事件中的责任。
       正如在水门事件发生时那样，那个叫皇帝的衣服眼看就要脱落、同时又玷污了总司令的高级助手制服的问题就是好几个月都对如今已被确定无疑的事实断然加以否认。在他们经过几乎两年的一再坚持声称“无人参与”以后，结果发现椭圆形候办公室周围的一些人早已知晓并参与其中。在掩盖罗夫－威尔逊事件的真相上，就像在1972年一样，原先的层面本来不会像最终所渗漏出的事实真相那样造成很大的损害。
       目前，正如在水门事件发生时那样，布什总统任期造成出现一场“完美风暴”的种种无法预测的条件（请允许我援引伍德沃德最近的评论）。该等条件包括对政府机构自上而下的欺诈行为超乎党派的确认，任命不受白宫控制的特别检察官，以及公众愤怒的增长（尽快势头十分缓慢，但在总统所在的党内甚至也出现了愤怒情绪）。驱散种种谣传就是在受到多年的谎骗和愚弄之后想要澄清事实的重新获得生气的白宫记者团所要做的事情。
       正如白宫对参与水门大厦的破门闯入事件加以否认那样，布什行政当局在威尔逊事件的纠葛中所说谎言的暴露也使得大家发现他们对于更大更重要的事实真相普遍予以否认。
       对于白宫——任何总统的白宫而言，在这种气氛中出现一个超越党派的特别检察官的危险在于他的身份所具有的几乎无限的调查范围以及他想不负众望的相关愿望。尼克松并非由于在水门大厦窃听而声名扫地，主要因为掩盖“白宫的恐怖活动”才使他垮台。
       白宫对于可能有害的断言和指控所作的否认一向十分有力和有效——直到这种否认竟被证明是不真实的。布什担任总统时的问题并不是卡尔•罗夫可能犯了什么罪（也许他并没有犯罪）；而是白宫没有说出实情。总统的高级助手那否认的毛毯如今给啃得满是窟窿。更糟的是，白宫和它的同盟者一边重复这些否认的言辞，一边在新闻记者不肯转换话题时（正如在水门事件发生时那样，长期成功地）试图对新闻界进行攻击。接着真相被发现了，白宫看上去好像时时刻刻都面对着全国广播公司戴维•格雷戈里的电视图像，它使斯科特•麦克莱伦及其拒绝谈论白宫在其被捉出撒谎前急于想要谈论话题的情景显得糟不可言。罗恩•齐格勒使他先前的否认“不起作用”的实例即使在好几代人之后在华盛顿，特别是在记者团里不会被轻易淡忘。
       
       本届总统、副总统以及他们的助手（经过占领伊拉克后的种种灾难），对待战争的那种不够真诚坦率的态度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们将其与越南战争年代的尼克松、林登•约翰逊、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休伯特•汉弗莱和亨利•基辛格等人所说的虚假不实的言辞进行比较。
       也许与尼克松相比程度要轻一些，但布什也试图小心戒备地对宪法加以歪曲。当他的手段和诚实受到怀疑的时候，他用报复、谎言以及所有尼克松式的暗示作出回应。
       “总统究竟知道什么？他什么时候知道的？”共和党参议员霍华德•贝克在参议院水门事件委员会的听证会期间郑重其事地问道。就尼克松来说，是共和党人——特别是由巴里•戈德华特、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鲍勃•米歇尔、参议员少数党领袖休•斯科特领导的特别保守的共和党以及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中的共和党成员——他们认定尼克松必须为所犯的各种重罪和轻罪负责，不宜于再担任总统。可是远在尼克松辞职以前，不少忠实的共和党人就暂时抛开党派偏见，开始探询了解尼克松的白宫及总统的政策和活动。民主党人在越南战争时期针对约翰逊还和他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也曾采取同样的行动。
       可是如今在共和党人中间，似乎并无什么兴趣提出棘手的问题——或对勇敢的国会领袖作出的榜样表示敬意，他们不久以前，挺身而出，把原则放在党派之前，认为各位总统都应对其所作的行为负责——这倒并非打算弹劾总统，而是认为他应对宪法和事情的真相负责。
       首先使用“事情真相的最好的可获得的说法”这个用语的是伍德沃德——最初是在《总统班底》中为了描述深喉对尼克松的白宫所了解的情况，其后1978年，在夏洛茨维尔的弗吉尼亚大学为了回答人家向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他几乎作为题外话而对真实的新闻报道作出定义的时候。正像出自我们两人中的一人之口、又被对方所挪用的许多用语和想法一样，我同意这种说法，已经说了不少次。“事情真相的最好的可获得的说法”仍是出色的新闻报道的基本目标。
       1992年，在水门事件发生二十周年的时候，我用“愚蠢的文化”这个并不巧妙的标题试图就水门事件以后新闻工作的变化情况写份类似形势报告的文章。回想起来，我为《新共和》周刊写的这篇文章也许有一点夸大其辞，自命不凡，但也预示了如今环绕在我们周围的那种格调俗艳的传媒文化。当时我写道，“最低形式的通俗文化——缺乏信息、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并对大部分人生活的真相或实际情况不屑一顾——压倒了真实的新闻工作。”
       2005年，我们生活在一个像温室一样的传媒气氛中，在这种气氛中，围绕深喉的爱国主义、丹•拉瑟的“错误”或《新闻周刊》有关关塔那摩的穆斯林囚犯待遇的“错误”（后两项是新闻工作差错的真正的实例）那过于激烈的争论被白宫及其意识形态的盟友用来掩盖新闻报道试图讨论的更大的问题。2004年总统选举中最值得注意的“新闻报道”就是（在候选人本身的大力协助下）帮助击败约翰•克里的竞选运动的那阵势不可挡（大半也是不真实）的针对斯威夫特船上越南士兵的事实真相所发起的攻击。
       在我们证实马克•费尔特就是深喉的三天后，我来到我在长岛的那个生活区，到大街上去购买报纸，碰到了《纽约时报》的新闻记者朱迪丝•米勒。“你们的时间选择得很好，”她招呼我说。“也许深喉的报道会有所帮助。”但结果并不是这样。
       过了几个星期，在最高法院拒绝审理她的案子后，她因拒绝在联邦大陪审团前作证而被关进监狱，该陪审团正为白宫助手确定一名中央情报局的秘密特工人员是否违反法律而展开调查。据报道说，中央情报局的雇员瓦莱丽•普拉姆和其他人一样，被卡尔•罗夫确定了她的身份，因为她的丈夫——以前的大使——为《纽约时报》的专栏版写了一篇文章，对布什总统声称萨达姆•侯赛因为了满足拥有核武器的野心，曾经试图取得尼日尔的铀表示怀疑。（同时，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非但不作真实的报道——白宫官员不顾一切地设法捣毁中伤那个对布什在开战前那段时期言辞的真实性及其行政当局侵入伊拉克的理由作出批评的专栏版文章的作者——反而急切地站在白宫一边，诽谤中伤。）
       我们对下面这一点必须完全清楚明了：即如果我们不使用匿名的消息来源的话，那就可能无法完成有关水门事件的报道。事实上，在我们撰写的最初一百篇报道文章中，没有一个列出姓名的消息人士披露出任何有关尼克松的白宫所进行的秘密活动的材料。只有几篇报道依据的是由深喉所证实或提供的消息。而尼克松行政当局中少数几个被提名道姓地引述他们所说的话语的人士几乎总是说谎欺骗或加以误导。
       在华盛顿进行新闻报道——好的新闻报道和坏的新闻报道——的基本方法就是凭借你对匿名的消息人士的使用。确实，在这种文化中有一点十分可惜，但也不可避免：即连最合乎人情的错误、失误或失态都会使一个人失去工作，无法重新当选或保持原来的气派身份。2005年7月17日，在我们证实费尔特本人就是深喉后不到两个月，我和伍德沃德出现在《会见新闻界》（注：全国广播公司所办周末新闻时事访谈节目。）的电视访谈节目中。伍德沃德说在所谓卡尔•罗夫案件中的特别检察官“已发现在华盛顿有一条传播信息的地下通道。依我看……这场调查，尽管经过正规的授权，却是对我们不光在华盛顿，而且在我国任何其他社区都享有的程序的侵犯，我们在全国各地都享有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赋予的权利，但是特别检察官却迫使新闻记者来到大陪审团前，以此来最终破坏这种程序。我不知道他和法官是否会真的坐下来说，‘哎，与我们所失去的事物相比，我们究竟会得到什么呢？’损失可能是巨大的。”
       是否每个提供消息的人士，不管他在品德上多么令人憎恶或甚至犯有罪行，都应受到新闻记者的保护？一点不错，只要他始终信守他那一方的协议条件，并且忠实坦率地与新闻记者相处。即使对卡尔•罗夫也一样如此。
       1972年，当尼克松争取连任委员会向《华盛顿邮报》派出传票送达人的时候，凯瑟琳•格雷厄姆的行动跟《时代》周刊总编诺曼•珀尔斯泰恩在2005年所采取的行动截然相反。她正式掌管了我们的笔记，并且（像我们一样）毫不含糊地宣称她宁可入狱，也不愿把这些笔记交上去或披露其中的内容。珀尔斯泰恩却把《时代》周刊的记者马特•库珀的笔记交了出去，让库珀在特别检察官和大陪审团前独自照料自己，无法得到他的上司的支持。珀尔斯泰恩的行动表明他负责首先保护时代华纳公司的收益和公司权益，其次才是新闻工作的原则。《邮报》的财政前景曾受到约翰•米切尔的刁难，但新闻工作的原则却是格雷厄姆的基本论点。
       当时代华纳的传媒联合大企业为罗夫一案而收到传票时，该企业正在等待联邦通讯委员会对其与康卡斯特联合收购一家破产的有线电视公司进行审核——与《华盛顿邮报》在1972年为电视许可执照而面临的审核类似的联邦通讯委员会的一种审核。
       “这到底是一家新闻业的公司还是一家娱乐公司呢？”戴维•哈伯斯塔姆在另一个时代谈
       到时代公司时张大其辞地问道。在时代华纳公司的珀尔斯泰恩时代，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明确的回答。
       大部分了不起的新闻报道都是由材料充足的记者完成的，他们所依赖的是匿名的消息来源，同时又对其加以保护，其中包括哈伯斯塔姆从越南所作的新闻报道。当我们1976年出版《最后的日子》时，我们因为如此广泛地使用匿名的消息来源而受到不少新闻业同事的抨击。他们断言我们在从事某种不负责任的“新式新闻工作”。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尼克松和基辛格确实在总统办公室里跪倒在地，一同祈祷？也许这种情况是我们编造出来的，或者我们听说的是转了好几次手的材料，于是采用匿名的消息来源的花招来遮掩我们的粗疏轻率或虚构捏造。（后来，尼克松和基辛格在他们所写的书里都证实了我们的记述。）
       为了对在《最后的日子》中使用匿名的消息来源所引发的争议作出回应，我和伍德沃德在1976年5月出现在《会见新闻界》的电视访谈节目中。我随身带着一本新闻工作的经典之作：一本由另一个时代的两位杰出的新闻记者——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和《纽约时报》的特纳•卡特利奇撰写的有关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改组最高法院的书籍。此书如今仍然是最信实可靠的记述。我在电视上念了书里的一个片断。书中作出的披露所依据的几乎完全是匿名的消息来源。
       如今，新闻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特别因其依赖匿名的消息来源。布什行政当局反对保护新闻记者的联邦新闻保障法。往后必然会出现这样一个时期，那些如今发起攻击的人——通常真实的报道会让一些理论家或坚定的党派人士感到不快——会成为不公正的行为、诽谤中伤或某种别的攻击的受害者，从而希望新闻记者忠于事实真相，并且具有发现事实真相的手段（包括使用秘密的消息来源）。我们希望新闻界的可信性那时不会变得荡然无存。
       在水门事件和深喉的故事中引人注目地出现了各种意外的传闻，《华盛顿邮报》或整个新闻界要把理查德•尼克松除掉的传闻；其他总统也曾犯下尼克松那样规模的罪行的传闻；深喉是我们的主要消息来源的传闻。
       一个人要是把《秘密的人》或《总统班底》看上一遍，就会发现在我们对水门事件进行报道的两年中，伍德沃德和费尔特一共联系了还不到十二次。并不存在什么“泄密的途径”。从费尔特那儿得到信息，就像从大多数消息来源处取得信息一样，也涉及到引出一个不情愿的证人。其实费尔特透露的大部分信息只是为我们已经从别处所取得的信息提供背景并加以证实。也许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使我们对我们所作的大部分报道有了自信。他使我们和我们的编辑充满信心地认为报上所刊载的消息是凿凿有据、完全可靠的。
       我们通过从尼克松的白宫和竞选运动的各级原始证人以深喉处所会聚的信息才得以洞悉了解尼克松担任总统时的秘密。
       自从水门事件以后，很多人都批评新闻记者与他们的消息来源“过于接近”，特别在华盛顿，那儿老在进行着供应者与被供应者之间的显得十分愉快的对话。伍德沃德和我在水门事件发生期间赞同这样一种看法，当时认为在华盛顿记者团的那么许多记者，特别是我们《邮报》国内版编辑人员中的资深同事对我们报道的事实之所以表示怀疑，是因为我们的前辈与他们所报道的人的那种亲切友好的关系。
       如今，其他更为暗中作祟的习惯可能使那帮人感到苦恼，引起联合报道组的不安：出现对一项报道的先入之见不肯变通的危险，不愿在体制惯例的正常范围以外进行设想；这往往因为新闻记者不够接近他们的消息来源，没有经常跟这些人呆在一起，倾听他们的言辞，找出线索，不断缠着他们，发现那些促使公共机构运行的人士——包括处理报纸流量及观察上司动静的人士。
       在《秘密的人》一书的后记中，我指出数十年来我们一直强调，在一个新闻记者看来，大多数出色的报道都是在不服从管理部门的情况下完成的。这意味着一个新闻记者必须制定他自己的行动方针，有时要推动编辑，还得四处漫游，随意探索，必要时对因循守旧的看法提出挑战，而且找到那些可以帮助他探明事情底细的消息来源，并对其加以保护。同时，伍德沃德和我也知道新闻记者需要出色的编辑和有胆量的出版人以及勇敢无畏的广播管理人员。总之，这样的合作才能使新闻界具有可信度。
       目前出现一种把新闻界看作与美国文化中的其他社会机构不同的倾向了。很有可能，我们反映了社会本身所具有的更大价值。当我开始在报社工作的时候，主流新闻工作的文化被牢固地建立在下面这种观念的基础上：即通过报道“事情真相的最好的可获得的说法”为公众利益服务。我到《华盛顿明星晚报》工作的时候，那儿充满了这种职业道德规范，正像在城那头的《邮报》一样——不过当时那还是一份档次不高的报纸。
       在本•布拉德利到来之前，情况会始终如此。布拉德利给《邮报》带来了伟大的报刊特有的价值，并使其渴望得到在特定的环境中小心取得的重大的新闻报道题材。
       布拉德利也带来了对他生活的时代的全面的认识，愿意听取年轻记者的意见，而又十分尊重年长记者所有的经验。在《邮报》中，这两群人心神不安地共同处在“创造性的紧张”状态之中，我们不妨使用一句经常在布拉德利的新闻编辑室里听到的用语，但通常相互都十分尊重，充满敬意。
       报纸的存在无疑是为出版商赚钱赢利，但至少这两家华盛顿的报纸，还有《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洛杉矶时报》，以及许多更小的、独立的家乡报纸，不会为此而牺牲对公共利益的服务。代价高昂、困难艰巨的报道工作应该成为预算的一部分，而且也不容亵渎。
       如今，在新闻业的几乎所有方面，公众利益都不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的因素本身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只消看一眼通俗小报似的电视或充满陈词滥调的地方广播新闻（“只要流血，就会成为头条新闻”，正如行内人士所说），或者由总部设在偏远城市的联号所拥有的朴素的报刊。
       一个记者或新闻机构所作的最重要的决定就是确定究竟什么是新闻。在今天的传媒环境中，“事实真相的最好的可获得的说法”越来越成为一个落伍过时的观念。因此，似乎有更多的美国记者报道迈克尔•杰克逊的杂耍表演，而不去报道伊拉克战争，而有线电视的大量广播时间都用于播放对杰克逊的审判，而不用于对任何专题的严肃报道。最近几个月收视率最高的有线新闻节目是福克斯广播公司的“在格蕾塔•范•萨斯特伦的记录上”，因为她对一个亚拉巴马州的少女失踪的开拓性的无处不在的报道——经常在阿鲁巴岛的现场而大受欢迎。
       自从水门事件以后，新闻业的压倒一切的趋势有利于耸人听闻的、粗野的、愚蠢的、怪异的新闻报道，特别是虚构、夸张的争议和极为激烈的争论，就像在“交叉火力”（注：有线新闻电视网始办于1982年的辩论节目。）及其突变的产物上出现的那种情景。然而，最好的美国报纸的内容，不论它们有何缺点——其中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广泛全面。它们的大多数报道都变得更加完善。可是这只是一些例外，因为整个美国的报刊为了停留在行业以内或给经营报刊的联号提高利润都变得价廉质次。大部分报纸算作收入百分比的新闻报道的预算都是空前的低微。
       广播时代的三大新闻网——美国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今天都归巨大的联合企业所有，并且失去了那批以前保护其新闻部门不受政治威胁、小报影响及不把利润作为衡量新闻价值尺度的管理人员。
       水门事件的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出现在1972年10月，当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由沃尔特•克朗凯特主持的晚间新闻节目把夜晚广播的一半时间（十五分钟）以及接下去节目的七分钟都用于报道不断累积的被揭露出来的内幕。在此之前，这些内幕几乎仅局限在《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杂志的范围之内。这两次广播着重报道了《邮报》先前专门在版面上刊登的内容，在此之前，白宫在破坏我们和别人的报道的可信度方面针锋相对地十分有效。在播送了克朗凯特的特别报道后，水门事件才成为真正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事件。查尔斯•科尔森曾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总裁威廉•佩利施加压力，他个人试图以此阻拦播送晚间新闻节目中的那两个很长的时段。他没有取得成功，不过克朗凯特的第二次报道从原定的十五分钟给缩短成七分钟。
       我们应该把那个时代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很有骨气的管理人员及其对真实的新闻价值的支持与如今广播电视网的公司行政管理人员加以比较，今天这些行政管理人员显然惧怕受到布什白宫的批评以及着手用“自由主义倾向”的虚假称谓来给广播电视网抹黑。
       同时，在美国广播公司，拥有广播电视网的迪斯尼娱乐帝国的管理层相当自信地认为如果他们摒弃特德•科佩尔和《夜间消息》——二十多年来最好的电视新闻广播节目，而换上一档午夜的喜剧节目，2001年就不会出现公众的强烈抗议。只是因为科佩尔不肯屈服，而戴维•莱特曼也支持科佩尔，拒绝为这个广播时隙与美国广播公司谈判，从而公开羞辱了迪斯尼，科佩尔才得以继续出现在电视广播中。他决定一旦他的合同在十二月满期后，他将离开他已经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广播电视网。
       《情况比水门事件还要糟糕》是约翰•迪安2004年谈论小布什总统任期中的方针政策、支吾搪塞和办事人员的一本书籍的标题。
       真的如此吗？我倒想说像苹果跟橘子那样大不相同：不同的时间（冷战/恐怖主义）、不同的地点（越南/伊拉克）、不同的政治文化（仍然明白道理/盲目的空想）、不同的传媒结构（独立的报刊和理智的专栏作家处于主导地位/联合大企业和不和谐的意见处于主导地位）。
       要把今天的传播媒体与当代文化的更为广泛的精神实质分隔开来是不可能的。在十二三个大型公司拥有世上的大部分传媒及娱乐广播电视机构，并且鼓励将新闻和娱乐两者往往对立的价值融为一体的时候，这种情况尤其变得确切无疑。同样，要把传播媒体与政治文化分隔开来也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政治文化中，事情的真相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特别对于那些其基本论点往往是为其连任筹款、思想体系或获胜而与公众利益并无多少关系的当选官员。
       新闻界在一种斩尽杀绝的政治环境中动作，在这种环境中，国会议员花费在跟党派或意识形态的敌人争斗上的时间和智力远远超过了比如说反对恐怖主义方面的时间和智力。在这些争斗中，新闻界成为文化战争双方的创作素材：一个受到腐蚀的可被牺牲的对象，因为无视其对公众利益的承诺而相当驯服，易受影响。第一流的报道需要付出很高的金钱代价，而在今天的环境中，这往往成了一个过时的观念。同时，一个新的成分已经在主流传播媒体扎根：意识形态成了整个新闻电视网（福克斯广播公司）和一个独立行业（“脱口”广播）的基础，上述两者在传统的主流新闻界（大概是指《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其他广播电视网）中传播着一种流行的“自由主义倾向”的虚构信念。
       专栏作家理查德•里夫，一位曾经撰写了尼克松和肯尼迪总统任期中的不少重大事件的《纽约时报》以前的政治记者，参加了2005年2月在德克萨斯大学举办的有关新闻界和尼克松白宫的专题报告会，当时也附带公开了伍德沃德和我手里的有关水门事件的文件。
       “不论这些文件表明了什么……报道的关键部分并不在打开的箱子中的任何地方，”里夫在随后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
       “关键在于《华盛顿邮报》（以及后来其他的新闻报道途径）愿意继续不断地发表抨击和削弱政府权力的并不怎么耸人听闻的报道——一周接着一周，一月接着一月。这是在政府否认一切并威胁《邮报》的业主说他们会丧失诸如联邦通讯委员会对《邮报》拥有的电视台发放的许可执照等事物的情况下完成的。
       “……在那些往往感到困惑、有时也会犯错的年轻人（说的就是我们，描写得十分正确）的上面和背后，是《邮报》的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和主编本•布拉德利，他们在关键的时候寸步不让。
       里夫接着问道，“这样的事在今天会不会发生？”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记者们会得到信息；《邮报》或其他六七家有名的新闻实体会日复一日地刊载报道。上述报道是否会出自一家大型联合企业所拥有的报纸、杂志或广播网？我表示怀疑。
       假如此类信息在报上刊载出来，它是否会像水门事件的报道那样促使启动政治、司法和立法程序，并取决于平民百姓的态度？我表示怀疑。
       可是这些并不是新闻记者所关心的事情，新闻记者所关心的是新闻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