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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中国有一个思想文化的平流层。这个平流层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决定了中国的命运，一大批著名的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不可避免地受到它的影响。这个平流层就是一个独立于社会的知识阶层，其社会职能主要有三个：建立西方新文化知识经营市场，省视中国民族文化，创造当代社会文化知识。处于这个平流层中的人，又有几种状况：留学而获得学位者。他们的学位赋予知识以品牌的重要性，如蔡元培、胡适之等。留学而未获得学位者。其中有一部分是天分极高的人，他们的智慧超越了学位，赋予了知识以崇高感。如陈寅恪、郭沫若、钱锺书等。未留学而接受外来知识者。他们是用智慧赋予知识以品位感。如钱穆、顾颉刚等。
       陈寅恪是平流层中的一分子。他先后在四所西方大学学习，但未获得博士学位。一般人解释说：他为了学习知识、研究学问到西方，无需学位。这不符合当时留学人的时尚，难以说明问题。问题是当时的西方学位制对学生有一个十分严格的学术、思维训练过程。要求学生在极其严格的条件下朝着既定的目标作艰辛的跋涉。这个要求对陈寅恪、钱锺书这样习惯于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式的学习又天分极高的人来说，无异是一个使人为难的问题。这等于说是让猴子借助器械爬树，让雄鹰乘滑翔机飞行。陈、钱等人正是不能把耐心集中在苛刻的学位训练上而放弃了学位。
       天才放弃学位，而许多资质平平的人选择学位，这反映了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深刻问题。就是智慧与知识的关系。人类通过长期摸索、积累，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育才方法、学位训练制度，通过这些方法制度成才的人可以成为杰出的学者，这是知识；而有人则不需通过这个既定通道也可成为杰出学者，这是智慧。事实上，在大多数学术领域，自学成才的人与学位制培育的人同样取得重大成果。而前者往往更为璀璨和引人注目。在许多情况下，天才是不受既定条件限制的。他们不遵循于常蹊——即人们所认为的科学、系统的方法去搞研究，他们所用的方法是个性十足的。这也说明，人类长期以来，在学术领域有两种系统：一种是有承续、有一整套明确的方法和既定条件的学术研究路数。一种是依靠人的天然资质，通过自学形成的高度特化的研究路数。这两种系统并存，互相竞争，互相补充，互相促进，构成了人类求知的全景。
       陈寅恪提倡的自由独立精神恰恰与他的经历有关。陈寅恪超人的颖悟足以支撑他独有的研究，也使他敢于渴望超越一切羁绊的自由与独立。他的独立精神，我们认为至少有三层意思。一层是学人必须“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独立于政治和党派，这一层有许多人已经认识到了。第二层是学术可以独立于既定研究系统。就等于说，学术研究者，不必要一定按什么“系统、科学”的方法，取得重大成果可以有别于他人的方法，另辟蹊径。陈寅恪用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没有人能认定他的研究方法来源于哪家哪派，但他卓有成就。我们认为还有一层意思，也就是最深的这一层：智慧高于已有的人类知识，智慧必须独立于知识。这一点对于我们从一个侧面认识科学主义和知识独断的危害，使人类避免被已有的知识、暂得的认识所奴役是何等的重要！人只有独立于任何政治、任何党派和任何知识，才能不泯灭人类独有的智慧，才能充分发挥创造性。
       历史的回望往往是令人心悸的，从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墓志至今，民族的灾难、社会的混乱、个人的悲剧往往源于政治上、主义上、学术上失去独立和自由。失去自由就意味着盲从和被奴役。正是这个一生都在维护学人最高境界的老人，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被一群盲从极左文化的流氓冲击，导致几乎是灭顶之灾。许多人总会在历史倒退时期死去，包括天才和伟人。陈寅恪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他生前的无数珍贵手稿、文献资料也七零八落。现在终于有那么三两个有心人，把他的八种遗稿结集出版。书是影印的，装帧也体面。历史对不起这个享誉中西、饱学隆德的老人，现在稍稍还回了老人一点点尊严。在当今垃圾知识、理论创新的烟雾迷漫，一群群盲从的人蝇营狗苟的时代，我们对出版老人的手稿，多少有一些历史在还愿的感觉。他的精神和学术是伟大的，历史欠他的太多，就让《陈寅恪先生遗墨》（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出来解释这一切吧。
       ［选自《中华读书报》2005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