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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
       文：【英】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和戴安娜·维邦(Dianne Vipond) 　译：徐慧玲
       戴安娜· 维邦：您把它称为一次“过分的盘问”，如此详尽地回答我的问题，您是否不太乐意？
       约翰· 福尔斯：和一个拒从者否定盖世太保（德国纳粹时期的秘密警察）的讯问，或者一个无神论者拒绝（天主教镇压异教徒的）宗教法庭的审问一样。小说的创作过程，好比昔日风流韵事，即使算不上不雅，总也有许多是人们不愿也不能提起的。对作家而言，小说的优美和激动之处只存在于它们被创作的那个瞬间。
       戴安娜· 维邦：在千禧来临之即，您如何评价当前的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发展状况？
       约翰· 福尔斯：我想我比大多数人都要乐观。我不欣赏悲观主义。但是通过所谓的黑色荒谬主义来证明艺术家对世界的真正理解在本世纪相当流行。我并非排斥其过于真实和繁多的残暴举动和恐惧描述，我只是质疑这种黑色观点是否拿来被利用。因为相对它的对立面即乐观主义，维护黑色的悲观主义观点要容易许多。也因为无论多么微弱的乐观主义，都依赖于理性和现实因素。我认为，仅凭无形主义和冲动思考，我们的艺术不可能得到认可。我们要减少所谓全能的视角想象，更踏实地提高自身的写作技艺。
       达尔文，佛洛伊德和尼采通过一次次风暴让这个世纪充满误解和争论，但是有迹象表明世界正在努力纠正错误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在回顾中我们已经发现许多方向的改变是错误的，现在人类更加确信自己是多么危险并且对邪恶痴迷的物种。我相信艺术必定会发展和进化，任何试图的阻碍都将是徒劳的。目前我正在读一本非常好看的新诗体小说，马士丹（Philip Marsden）的《伯朗斯基房》（The Bronski House）。这本书是描写本世纪波兰的历史，包括无休止的侵略和灾难，和安稳家庭生活的毁灭等等。不过，在恐惧和屠杀中一些事物依然幸存。在某种程度上，这段历史和旧时小说的经历非常相似，数经视觉艺术的冲击，我经常听到这样的问题：“小说艺术消亡了吗？”和波兰一样，没有消亡！
       戴安娜· 维邦：过去您曾提及好几本未完成的小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丹尼尔·马丁》也曾在此列。您是否有计划修改并出版这些作品？您的读者们正热心期待下一部福尔斯小说呢。最近有新小说的计划吗？
       约翰· 福尔斯：我不会假装坐在一堆未完成的作品上一门心思地想着出版。我不喜欢被强求受缚去做什么事。在公众场合我曾提及其中一个原因，通常是中止任何计划的必然原因。这是一本虚构背景在巴尔干半岛上的故事，过去近十年我一直在构思，至今思路仍没有确定，几乎每个月我都会重新构思它。这对唯一的读者（我本人）而言是非常愉快的经历，但是对其他人如出版商就是恶梦。我创作这本书（暂定名为In Hellugalia）就如同在做一个梦。还有一本书Tesserae，存在主义的思想和镶嵌画的风格，可以归类于那种50年代可怜的不引人注目的也不会被出版的作品。不过我认为凯鲁亚克（Kerouac）比我更强。我确实没有过多的所谓文学虚荣心，也或许是我潜在的期望遗憾地没有成为现实。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希望一写成名，成为与众不同的一派，我想我更希望成为能纠正这种不良风气的一类作家。
       戴安娜· 维邦：您作品中的女性角色有些什么作用？
       约翰· 福尔斯：我认为自己在性别意识方面是个会根据现实灵活调整自己看法的人。我作为一名作家，有一部分的女性特质，处在介于两性之间的某个位置。而且我确信大多数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与性别意识方面不确切的定位也有相当的关系。我正在读德莱伯（Margaret Drabble）的关于英国作家威尔森（Angus Wilson）的完美新生活。他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两性气质作家。
       戴安娜· 维邦：艺术家似乎总有一股冲动和需要去创作。就作家而言，就是想写作、想讲述、想揭露、想记录、想要留下语言痕迹的冲动和需要。您个人有这样的感受吗？如果有，可以解释一下吗？
       约翰· 福尔斯：这种想要留下痕迹的冲动曾经使我感到困扰。这些日子以来，我更着迷于品味“现在”。我很欣赏那些和我一样对重新体验飞逝的“现在”有狂热追求的作家。当然，在这方面诗人做得最好。我人生的可悲之处在于我不是一个优秀的诗人。艾略特（T. S. Eliot）和拉金（Philip Larkin）是我非常羡慕的对象，尽管我不太欣赏他们二们其他方面的气质，但是他们的确是本世纪英国艺术造诣最好的诗人。另两位我更满心欢喜的英国诗人是希尼（Seamus Heaney）和麦凯格（Norman MacCaig），后者本应比他现在更加著名。
       戴安娜· 维邦：您作为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作家，语言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是为了揭露还是掩饰？或是赋予混乱以秩序？
       约翰· 福尔斯：我非常喜欢语言，尤其是无比丰富的英语。我认为这种丰富与其说用来赋予混乱以秩序，不如说是尝试放大现实。我不赞同旧时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必须避免所有罕见的词语，仅用最低级的最普通的词汇来交流。这等于限定了只能使用低级工具。
       戴安娜· 维邦：您曾提及佛尼埃（Alain-Fournier）的《Le Grand Meaulnes》对你的主要作品《魔术师》，以及杜拉斯（Claire de Duras）的《Ourika》对您另一部主要作品《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影响。作为一名法国文学的学生、翻译者和英国作家，您是如何从一个艺术家的角度看待两种语言之间最显著的区别呢？
       约翰· 福尔斯：我一直很荣幸曾经在牛津学习过法语。在那里我接触了罗曼语，也了解了欧洲和美洲的其他伟大文化。作为英国人，我想我比其他大多数英国作家更亲近欧洲的另外一边。当然个别特例除外，如芭尼斯（Julian Barnes）。同样地，我又感觉自己处在介于在两者之间的位置，并且很乐意这样的处境。这并不表明我的法语说得很好，只是我能流利地阅读罢了。在散文“一个现代作家的法国”（A Modern Writer’s France）中我曾有过相关阐述。
       戴安娜· 维邦：您觉得写作的哪个方面最有挑战性？过去您曾提过写作的语气和对话。
       约翰· 福尔斯：无疑最困难的事就是说出你的感觉，部分原因可能是很少有人能真正清楚自己的真实感受。这显然与语气有关系。不像其他一些著名作家，我并不擅长模仿。因此我一向认为剧作家创作对话的才能非常重要。我非常钦佩如品特（Harold Pinter）这样对口语对话和沉默有着非凡模仿才能的人才。小说最重要的艺术之一就是省略，给读者空间去想象和继续作品的完成。
       戴安娜· 维邦：您在小说中常常引用其他艺术形式，例如《收藏家》和《乌木塔》中的画，《法国中尉的女人》中Pre-Raphaelites的作品，和《丹尼尔·马丁》中林布兰特的自画像。在《魔术师》中有非常多的音乐成分。您是如何评价作品中对其他艺术形式的引用呢？
       约翰· 福尔斯：从电影到图画等的视觉艺术最能吸引我。尽管生活中也喜欢一些音乐，但音乐对我的吸引远不如视觉艺术。现在我在听一张新唱片康登（Condon）的芝加哥爵士，另一张非常棒的磁带来自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希腊（Turko-Greek）音乐，还有一张新唱片是巴哈（Bach）的无伴奏大提琴奏鸣曲。我几乎对所有的音乐都感兴趣，但尤其（只）对独奏乐器感兴趣，管弦和合唱则一般。
       
       戴安娜· 维邦：您在《树》中写到您父亲对哲学的痴迷。您是否认为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思考兴趣和《高论》（The Aristos）有来自您父亲的影响？
       约翰· 福尔斯：我想是的。我父亲作为律师，一向如同检察官似的审视所有的哲学思想。但是最重要的，他使我明白对人生采取平庸的观点是极其欠缺和不利的。
       戴安娜· 维邦：您的文章“哈代和巫婆”（Hardy and the Hag）引用了罗斯（Gilbert Rose）的精神分析理论，他指出了大多数小说中的爱情----即，男主角追求一个理想中的年轻女性---只不过是小说家用来遮掩自己分离和失去自己最初的母子情结的面具，这种情结从佛洛伊德学说解释就是恋母情结。您在《树》中提到您的父亲，但是我没有印象您曾提及过您的母亲。您在艺术发展的某些方面有没有受到过您母亲特别的影响？
       约翰· 福尔斯：我认为罗斯的分离和失去理论有一定的道理，但并非给我带来很深的影响。我总是尽可能保持自然的历史的形象。经历和了解了无数关于存在和文学的理论及观点后，我把它们变成自己的一部分，但是永远不可能是我的全部。
       至于我的母亲，至今已去逝多年，我渐渐意识到我亏欠她很多，最主要是因为她的母爱，一种极其传统的母爱。一直没有对她说出这份歉疚也使我感到不安。我一直没有耐心地面对她的缺点，哦，可怜的女人，尤其是她的唠叨和琐碎。她坚信人生就是由琐碎的细节组成。我的母亲在艺术方面基本没有影响过我，做为一名自以为是的年轻牛津学者，我认为母亲关于艺术的观点不足一提。但是现在我从内心意识到，她几乎影响着我人生的每一天。我，就是她。
       戴安娜· 维邦：很显然您对词语的语义和语音都很敏感。根据观察您不少作品的题目里都有字母“MA”----《魔术师》（The Magus）, 《丹尼尔·马丁》（Daniel Martin）, 《尾数》（Mantissa）, 《蛆》（A Maggot）---似乎另一些词汇在您作品中也很重要，如迷宫（maze）, 面具（mask）, 魔术（magic）? 这是一种母性的灵感吗？
       约翰· 福尔斯：作家自己通常意识不到作品中的这些线索。我以前从没想过。但是，我发现我的确有M-情节。也许部分是缘于我对女权运动的支持吧。
       戴安娜· 维邦：您曾说荣格（Jung）的理论与文学家的目的非常契合，同样您的作品中也多次引用了佛洛伊德。您也观察到艺术家的儿童心理。英国儿科医生威尼卡特（Donald Winnicott）基于对母亲、婴儿和儿童的观察，发展出关于“真我”和当代精神分析文学中的“内在童心”理论。您认为这些假设与您的艺术家人格特征概念相关吗？
       约翰· 福尔斯：佛洛伊德和荣格（尤其是后者）的部分理论对理解我的“蛹理论”很有帮助。我一直认为，如果我内心深处有心灵困扰，我一定会去求助于佛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学家。而荣格对艺术家则更有价值。一本Eranos年刊对《魔术师》的创作非常重要。我不太了解威尼卡特。
       戴安娜· 维邦：您如何决定小说的题目？又如何为您的角色选名字呢？
       约翰· 福尔斯：我想一般都是潜意识吧。这一点又和佛洛伊德与荣格的领域相关了。我记得给艾丽森（Alison）取名之后很久才发现Alison(或者Alysson)在古希腊文学中指的是“没有疯狂”，而她会是《魔术师》中的主要人物。这只不过恰好证明了我最初选的名字是正确的。
       戴安娜· 维邦：当您接受巴布尔（Michael Barber）采访时，他认为《丹尼尔·马丁》是二十五年后的鄂尔弗（Nicholas Urfe）；而这正是您所想的。布里斯利（Henry Breasley）是否是这个人物在其人生后期的一个投影呢？所有的角色一起构成了青年的，中年的，和老年时期艺术家的不同肖像？
       约翰· 福尔斯：不是这样的。布里斯利与此无关，而且也不是自传性质。他只是一个独立的性格素描。几年前当我还是一名法语学生的时候，La Bruyere的《性格论》（Caracteres）及其整套进入思想空间和评论社会风俗的方式和理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我可能有些自相矛盾：即在另一种意义上，他们都是自画肖像。
       戴安娜· 维邦：您对《高论》（The Aristos）和《魔术师》都做过修改，这对一位作家来说是不常见的。这两部书在您全部作品中各自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前者作为一本非小说清楚地概括了您个人的世界观。后者是您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小说。您对它们的修改其实也确认了它们的地位。您这样认为吗？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观点，即一部文学作品永远不会真正完成，只不过是在某个阶段放弃而已。
       约翰· 福尔斯：我认为销售的需要和经济的需要，使绝大多数作家回避修改作品。但是在完美和理想的世界里，我们肯定对自己的作品永不满足。就好比总是在期待再抽中一次奖，总是对印刷的精致无误极尽讲究。
       戴安娜· 维邦：沉默一词经常出现在您的作品中。音乐家用沉默作为作曲的背景，您使用沉默也是同样的目的吗？这些留白出来的沉默表达，或明确或含蓄，在小说中起着怎样的作用？是邀请读者参与故事，从而在启发式过程中让读者真正地阅读吗？
       约翰· 福尔斯：我一直非常肯定沉默的重要性----消极的“积极”作用。当然沉默也是一种让读者一起参与完成故事形式并亲身经历感受故事的方式。尽管我并没有野心去成功地模仿他们，但是一直以来我对贝克特（Beckett）和品特这样的作者深怀敬意。阅读就应该是启发式的过程（即通过展示来教育）。 中世纪时，文学是专属牧师和文员的领域，这一点我是比较认同的。当然，宗教教条可能仅为布道或者枯燥的教导之用，但是从中我们至少也应该知道，作为作家的我们理应继承道德和伦理的教育使命。
       戴安娜· 维邦：很多读者认为您作品中含有性欲成分。在《文学的作用》（The Uses of Literature）中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这样写道，“我们通常可以在直白性欲描写的作品中发现一些性的标志，这些标志想表达的别样事物，总是在一系列哲学和宗教角度的定义之后，在最后一刻被重新定义为又一个终极爱神（Eros），原始、神秘，却又无法启及”。您认同这样的解释吗？ 比如《尾数》?
       约翰· 福尔斯：我承认你说的“性欲成分”。曾经（当然非常短暂地）我收集过十八世纪的色情作品。法国让我知道了英国人和美国人在性问题上的矛盾（一方面极度地痴迷一方面又清教徒般地拘谨）是多么荒谬可笑。我自己也比较喜爱卡尔维诺的作品，把他和包赫斯（Borges）和贝娄（Saul Bellow）同视为我非常欣赏的作家。不过我并不清楚他的“另一个终极爱神”指的是什么。
       戴安娜· 维邦：在《魔术师》里，您认为“很显然，二十世纪从内容回到形式，从意义回到形象，从道德回到美学”。您指的是许多后现代主义作品所展示出的“具体化”倾向吗？这和您做一名作家的出发点有关吗？
       约翰· 福尔斯：我想我更推崇的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态度。的确我不喜欢对形式，对“事物的外貌”过于追求。“内容”指的是庄重的态度。
       戴安娜· 维邦：您曾不止一次谦虚地表明自己对法国批评理论不甚了解。这对一名学习法国文学，阅读法语的人来说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尤其您自己还写过哲学著作，对巴特（Barthes）和罗伯-格里叶（Robbe-Grillet）也非常地熟悉。您的小说似乎一直在挑战和突破小说形式的固有界定。您如何理解写作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动态辩证关系？理论对您的作家身份有何影响，或者对您理解当代小说是否也有某种程度的影响？
       约翰· 福尔斯：我一直认为我不能算是一个学者。我几乎不了解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但是我相信我对巴特和克里斯地娃（Kristeva）等了解的一些知识，就如同高尔夫球场上的沙坑-----它们就在那里，或多或少都会指引你的方向。但我知道没什么人会为了沙坑而去玩高尔夫。我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些理论，只是我认为它们并不会和我的创作有多大的关系。我不欣赏小说中明显的理论使用痕迹。我想说在下一个世纪我们需要的不是幻想，科幻或是别的，而是写实。
       戴安娜· 维邦：小说一直被形容成精心的谎言。但是大多数认真的作家似乎一直在努力通过写作反映某些言语难以表达的事实。您想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事实和真理呢？
       约翰· 福尔斯：每一位作家都能体会到这样的窘境----作为作家，他或她的专业要求具备说谎的能力；而内心又渴望表达人类生存的事实。我理想中的模式是苏格拉底式的：持部分怀疑态度，通常可以是愤世嫉俗的；但同时并不放弃道德真理的追求。
       戴安娜· 维邦：在《海岛》中，您写道：“事实是，从迷宫、旅行、神秘的岛中得益最大和学到最多的人是作家、艺术家，即创作者自己。”通过创作和虚构角色的介入，这种性格分析式心理自我探索是一种创造自我的形式吗？是“包法利夫人，这是我吗？”（Madame Bovary, c’est moi?）的另一种诠注吗？
       约翰· 福尔斯：是的，我同意。最重要的是你在寻找自我。可问题是你经常会在名利场中迷路。名利是牵缚每一位作家创作步伐的绊脚石。当然，大多数读者是无辜的。他们把作家的自我投入也视为自身的特点。
       戴安娜· 维邦：您相信完全的自知之明吗？这和《丹尼尔·马丁》中的“全景”是否相似？寻找自我、自我发现之旅，与主人公们在小说结尾所得出的试探性结论同样重要。这是不是表明您重视过程多于结果？
       约翰· 福尔斯：是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全景”。视野的全面比其他任何所谓的人生成功秘诀都重要。我们仍然不得不接受苏格拉底最著名的建议：了解自己。
       戴安娜· 维邦：在《丹尼尔·马丁》中，简妮（Jenny）发现丹尼尔(Daniel)的真实情人是“失去”。您也经常提起佛尼埃的《Le Grand Meaulnes》（另一个有关“失去”主题的小说）对您创作《魔术师》的影响。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查尔斯(Charles)的追求正在于他失去了莎拉(Sarah)。在《海岛》和其他一些文章中，您认为“所有艺术都源自对永恒失去的追求，现在关系分析学家称之为象征修复”。您如何评论？
       约翰· 福尔斯：我同意这样的说法。显而易见的道理，所以无需再评论。退一步说，今天我创作，因为明天我就要死去----即终极的失去。
       戴安娜· 维邦：《丹尼尔·马丁》出版时，您说自己是一个人本主义者，而存在主义的观点也在那部作品和其他早期作品中有所体现。在您运用这两种世界观时，两者的关系是什么？您的“人本主义”从广义上还是狭义哲学意义上来理解？人本主义对您而言是什么？
       约翰· 福尔斯：对我而言，人本主义主要是反对和鄙视暴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妥协哲学。当今世界无论是从社会角度，政治角度还是个人角度来说都好比一个混乱的蜂窝。我认为，先不提人类对其他种类的残忍态度，人类本身最大的错误就是缺乏人本主义。
       戴安娜· 维邦：您是如何看待作品中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矛盾关系？
       约翰· 福尔斯：我无法做出回答，也回答不出。但我知道这种矛盾关系是存在的。
       戴安娜· 维邦：在您诗集的前言中，您说现代小说的“危机”是它的自我意识过强。您认为“另-小说”（metafiction）是文学风格和形式进化过程中的一个自然阶段吗？
       约翰· 福尔斯：我觉得直到最近方才显现这样的危机。至于是不是一个自然的阶段或者是导致最终消亡的阶段，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坚信小说不会消亡，并且因为更多的自我意识而变得愈加复杂的写作技巧确实会达到解释和教育的双重终极目标。
       戴安娜· 维邦：您被称为多变的小说家----总在打破传统尝试新事物。您是运用各种不同的小说形式来证明这个单词“小说“(Novel)的原意---“新”吗？您是有意识地试验不同的叙述方式还是叙述本身决定了它的结构和形式？您在形式上的试验是反映了艺术创作的自由，还是拒绝被归类的表达？您对多重结局的偏好，一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结合，是否反映了拒绝受限于单一喜剧或悲剧形式的独裁？
       约翰· 福尔斯：我非常崇尚自由。但我并不欣赏彻底的疯狂或者混乱。记得学法语时，我并不认同多数老师所推荐的伟大作品如拉辛（Racine）和高乃依（ Corneille）的作品。我倒觉得莫里哀（Moliere）很有深度。我就是不喜欢非常狭窄受限，极端对称的形式。选择不去相信这些固有的形式让我感到自由。
       戴安娜· 维邦：相似人（Doppelganger）的主题在您小说中非常普遍。双胞胎，姐妹，相似的角色，影响两性关系变化的因素等等都显示出“双重”含义。您的诗“两个我”（The Two Selves）说的也是双重人格。您能谈谈您对“双重”的运用和理解吗？
       约翰· 福尔斯：坦率地说我并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但我想应该是对不存在的自由的一种渴望吧。我非常同情那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许多人称之为多重人格混乱。我也经常把自己想象成另一个人，甚至某一种非人类。
       戴安娜· 维邦：您的女性角色有特别的生活原型吗？记得您曾提及您妻子伊丽莎白(Elizabeth)，说她带给您一些角色的灵感。
       约翰· 福尔斯：我总是认为我的一生只写了一个女性。在写作时我总是感到正在创作的这位女主人公俨然就是另一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她们也许有着不同的外在个性，但是对我而言都是一个家庭，一个唯一的女性。在我自己的生命中，这个女性就是我的妻子伊丽莎白。她逝于1990年。我一直想为她写些什么，但至今没有。可是我知道在创作的那么多角色背后都有着她的影子。
       戴安娜· 维邦：您一直宣称自己有女性的思维方式，能详细谈谈吗？
       约翰· 福尔斯：我还是引用1977年的回答吧：
       我作品中的女性通常代表着另一些事物。在《丹尼尔·马丁》中我曾使用了这样一个词“正确的感觉”。它来自奥斯汀（Jane Austen），在她创作的作品中每一个场景都充满这样的中心道德感。女性比男性更能坚守正确的感觉。就因为我是男性作家，所以如此描述我的女主人公是最合适不过了。如果我是一名女性作家，我可能会和大多数女性作家一样，如艾米丽(Emily Bronte)在《呼啸山庄》中那样，做出相反的描述。理性和正确的感觉是不完全一样的。
       戴安娜· 维邦：《法国中尉的女人》被形容成女权主义小说。您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作家吗？如果女性角色不是凭自己实力成为完整个性化的角色，只是象征的符号，如何理解您的女权主义者身份？
       约翰· 福尔斯：我希望在一般意义上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是我不会把自己和那些优秀的女性作家相提并论。我依然保持部分的男性气质，它如同幼时以来一直记在心中的古老的淡青薄雾。一个人要花相当多的时间才能知道自己在哪儿和应该在哪儿。真正的人本主义应该是女权主义的。
       戴安娜· 维邦：您的角色经常会困扰于寻找过去的意义。本质而言您创作的不是历史小说，而是背景设在历史早期但必须从现代意义上理解其关系的小说。从这点看来理应是现代小说。您是否认为自己的小说创作有历史意义？
       约翰· 福尔斯：我认为如果一部历史小说不与其所在时代有相当的联系，那么它就没有意义。真正的历史属于史学家的领域。
       戴安娜· 维邦：在您的文章“未完小说的笔记”中，您说“历史是水平的”，能解释一下吗？
       约翰· 福尔斯：我想试图强调“现在”的重要性。任何时候的“现在”都是纯洁且珍贵的。如果没有对“现在”及其永恒性和瞬间性的基本理解，是不可能懂得什么是历史的。
       戴安娜· 维邦：在《海岛》中，您写道，“对任何一位成熟的作家而言，过去的作品一直有很深的影响。”以您为例，过去的作品是如何影响您的创作的呢？
       约翰· 福尔斯：学者们似乎总试图解释过去作品对作家的影响。当然这样做会有很好的教育意义。但随着我年岁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人，而不是解构主义者的什么焦点。在多变和复杂的生活中，把任何一位作家或者思想当成所谓的“主要影响”，在我看来都是不太现实的。是过去我所接触到的无数艺术家和理论才造就了今天的我。
       戴安娜· 维邦：随着时间的流逝，您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变化？
       约翰· 福尔斯：随着年龄增长，某些观点固定不会改变了。但是我也清醒地意识到，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才行，即保持在文学和日常经验上对其他观点做出判断的能力。
       戴安娜· 维邦：您是如何看待您的小说在英语课上被讲授？
       约翰· 福尔斯：哦我可怜的学生们。不过说实话，我认为文学学习过程从根本上讲，对作家本人和读者都是有益的，尤其是当文学从社会和个人角度拓宽了他们对自由概念的理解时。我觉得在我之前和之后都有很多艺术家。人不能只站在岸上旁观，无论如何要投入河流中，成为河流的一部分。这里的人指的是不仅是作家，还有读者。
       戴安娜· 维邦：近来您似乎创作的多是散文而不是小说，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约翰· 福尔斯：我对小说中的谎言部分感到厌恶。我希望自己要是一名优秀的诗人该多好，或者是内心期望已久我父亲那样的哲学家也好。
       戴安娜· 维邦：是信任讲述者还是故事本身？
       约翰· 福尔斯：都不要相信。在这个宇宙中被赋予个性的本质，人类生来就是易犯错误的。所有的事都是相对而言，没有绝对，除了我们的----你的，我的最终的无知。我们可以假装我们知道，可是我们从来不曾知道。至少我们依然幸运地活在当下。
        依然…..依然。因为我写了这些，所以我依然存在，因为你读了这些，所以你依然存在。你难道感觉不到“依然”这个词的神秘和珍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