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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
       文：[英] 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　译：许冬平
       我只遇到过戈尔丁一次。那是1983年秋季，离宣布他获得诺贝尔奖仅三个星期的一次小范围的愉快的私人聚会上。他一定已经知道了这即将到来的荣誉，但午餐时却不露一丝口风。戴维·塞西尔（注：英国文学评论家和传记作家。）那一天也在场，我们都在他光芒的照耀之下。当时有人妙趣横生地回忆起曾经在自己的客厅被弗吉尼亚·伍尔芙冷落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你想在这样的人面前表现得更出色是相当困难的。可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位趣闻逸事信手拈来、谈锋甚健的人面前相形见绌，大多数遇到这种情况的小说家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我们的天才并不表现在你能说起这种随随便便的见面，或者这样的见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急着要加上一句——对我这位大名鼎鼎的作家朋友我并不感到失望，何况我当时还觉得对那样的场合我有轻微的不适应呢。但不管怎么说，戈尔丁其人——就是那天到场的那位——和我根据他的著作或听到有关他的流言蜚语所料想的不是十分一样，区别于我放在引号中、一个纯粹由标点符号造就的一个存在体——‘戈尔丁’。
       我这样做，在别人看来肯定是不谙世故，愚蠢不堪，因为我早就不得不意识到，我和‘戈尔丁’这样的存在体过着相同的生活。某种被称作‘福尔斯’的东西，非常不公平地，已经成了我在公众世界中的代表——这是一种粗俗不堪的蜡像，在我看来只是原物的粗略、滑稽模仿的东西。我认为日本人在他们工厂的健身馆里摆放填充人像，让工人泄恨。那就是我所说的‘福尔斯’。这种魔鬼一般、与真人相去甚远的的替代物偶尔也会激发人们另一种不同的感受——一种愚蠢的偶像崇拜，像天主教国家里某些不为人所知的地方的圣者……但是偶像和圣者这两种幻像距离人们所能认知的现实生命都非常遥远。
       真实的戈尔丁是：从外在所有的方面看来，他都是一个和蔼谦恭、温文尔雅的人，尽管不时也会有一点虚张声势、脾气粗暴或不大合群。如果我不知道他是谁，可能会把他当作是一个精力充沛的退休商船队长，而他在最近的《一个埃及人的旅程》中的一张合影里看上去（明显是为了搞笑的目的）确实也是那样。他真人表现出威严和拘谨，还有一种不露声色的幽默；他又是一个有旧时小学校长风范的人，又像多年前海军里的水手……正如任何一个看了他的某一本书封底那简略的介绍后所能想到的那样。他看起来比我想的要老些。我一直以为他和我年龄相当，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那个比我大三十岁的白胡子老头。
       不知什么原因，那天他一方面让我想起——这看起来一定非常滑稽——一位伊丽莎白时代有着宽容人文精神的、像主教那样的学者，想起某个从未存在过的寂静主义盛行的塞勒姆（注：英国索尔兹伯里教区的古罗马名，曾是古代的军事要塞和繁盛的市中心。）；另一方面又让我想起斯洛克姆（注：（1844—1909）美国航海家。），一个孤身远航的人（至少是在比喻意义上说），但现在已经不想旧事重提了。我们说了一两句奉承的话，而此时大家的注意力也不在这个上面。他告诉我他的新小说（指《纸人》，那时还未出版）是关于一个深受文学研究者纠缠之苦的小说家。我们就生活的那个方面简单谈了几句：往来的信件，来访的学者，写论文的人。我们聊到了他对小船和航海的兴趣（这我能理解），以及他对马和骑马小有兴趣（这我就不能理解了，对喜欢这种动物的人的怀疑超过了我对这种动物的厌恶）。对任何一个在场的人，如果他相信那个古老的神话——写小说的人谈起话来肯定同样出色，因为话里充满了智慧、耸人听闻的流言、发人深省的智者的话语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东西，那么他会觉得我们的这次会面是非常平淡无聊。按照上面的标准，我（原来是脾性使然，现在又好像是我的天性）完全是一个失败者，而且我感觉戈尔丁也没有觉得在那些方面要胜人一筹。但这次会面最让我有深切体会的是，我对戈尔丁，这个在我身边的和蔼的老人，所知甚少，而对“戈尔丁”这个半是神话、半是虚构的人所知甚多。简单说吧，我了解的不是他本人，而是我所想像中的那个“他”。
       我知道那些朋友热情邀请我们和我们的妻子，还有戴维勋爵，让我们相聚一堂完全是出于善意。但我得坦白说，对文学界的任何聚会，不管是如何出于好意而且大家兴味相投，也不管在旁观者看来是让人如何心驰神往，我一直就很不喜欢。我承认，在我为数很少的几次这样的体验中，这样的聚会要办成功，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那就是，两位作家都是一个人来的……不带丈夫或妻子，也没有第三方，特别是没有别的文学圈子里的人，也没有喜欢看书的人在场。也许，有些作家的确带着兴奋和愉悦的心情第一次和对方见面，但请允许我对此表示怀疑。
       首先，双方对他们共同追求的特别之处了如指掌。他们可能对对方的胜利和灾难、黑夜和晴天、顺风和逆风、航程中的经历所知甚少，但至少他们知道是和一个曾经也在海上茫然过的人在一起。他们知道他们这个孤独的职业对自己的精神造成了什么样的灾难，知道这个职业的罪行和焦虑，它的罪恶和自我中心，它的不为人所知的快乐，它的沮丧，它那常常让人惊愕的代价；知道现实世界中他们是什么，他们变成了什么。我记得多年前曾经遇到过一位年轻的美国作家（不用说，是一位未来的海明威），他想知道，我每天自我满足几次。他的意思是，我每天花几个小时写作。他的这个形象的说法，正如每个作家都知道的，尽管某些地方有欠缺，但还是有某些正确的地方。没有自我满足，或者为自己考虑，人们就不会想到创作小说，就像一个人想到大海不可能不想到波浪一样。
       我们这些作家相互见面后通常不会毫无竞争感，尽管这种感觉受到了掩盖。那样的时候常常让人想起选美或运动员赛跑那荒谬的模式；也许我该把这幽灵和一个毫无理性的足球联盟相比拟，因为在那儿，某个球员所在俱乐部的比赛地点、甚至分组从来就是不定的，评判的标准从来就不明晰，而且标准本身在任何时候都是飘摇不定。大部分年老的作家， 我认为，已经智慧到不会为此而失眠；他们知道自己将远离体育馆，在决赛结果已定之前就永远长眠不醒。只是当作家们面对面的时候，因为比较而产生地位高低的这个问题才可能抬起它那丑陋的脑袋。
       戈尔丁和我以彼此各不相同的方式体验过——这种体验是大部分作家所没有的——文学评论界、经济上以及世界范围内某种程度上的成功。我们在美国都是畅销作家，但我们看到我们在英国的地位反而深受其害。我们都看见我们的作品被人无穷无尽地讨论、分析、肢解，被人捧上了天或被人吹毛求疵，成为20世纪特有的那种把活着的艺术家当作死了一般研究的癖好的牺牲品——这个过程可能让大学校园的教师和学生兴奋，但这对那些躺上解剖台还在呼吸的个体（至少我是这样的）而言，则是另外一码事，尤其是别人还希望这个个体怀着感激之情欢迎这样的肢解，乐意扮演尸体。我想，有一次戈尔丁本人了解到研究他的书居然比他本人真正写的书还要多的时候，曾经说过他觉得这样做如何荒唐。《纸人》里对被纠缠者以及纠缠者所表现出的蔑视已经是不言自明了。
       到现在为止， 我一直客观地谈论“戈尔丁”，但这是假相。尽管我们的这次会面非常普通，但问题不在于我对他的感受。我认为我的感受既不同于普通读者、又不同于学者所想的那种作家与作家之间的感受。我常被问及采访者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英语国家里哪一个活着的作家对你影响最大？对这个问题，我通常恶作剧地回答：笛福；在简单争执 “死”和“活”在文学这一语境下的真正意思之后，我不得不回答那个问题，在采访人同意不用“影响”这个词，应该用“榜样”或“保护神”更为恰当之后，我多年来一直说是威廉·戈尔丁，但即使这两个词也不准确。
       原因很简单：对“戈尔丁”，我一直有着一种热烈的感情， 一种类似于兄弟、亲属般的感情。他获得布克奖时，我几乎像自己的家人获了奖那样兴奋；他被授予了诺贝尔奖，我更是如此，但在我而言，这恐怕不是对所有获得这两个奖项作家的常见的反应。更为常见的是，我对这些非常冷淡。诺贝尔奖宣布的时候，我吃惊地从舰队街一位知名的文学编辑（他打电话听听我的反应）那儿听说，从他采访过的各种各样的英国作家（多萝丝·莱辛是个例外）那里，他很难听到对获奖者热情而又得体的反应。我再次觉得这几乎是对获奖者的大不敬。他们如此吝啬溢美之词，当时让我（还有那位编辑）困惑，而且我现在仍然困惑。
       看到别的作家吝啬溢美之词就这样大惊小怪，犬儒学派的人的人可能会说，这么做简直孩子气，不够坦诚。或许是这样。但是我认为这只是某种盲目的眼光偏狭，无法看见戈尔丁（我只简而言之）以其自成一体、为自己而写、自成一派而且一直如此，并因此在当代小说领域起了重大作用，这让人不可理解。我只能把这种冷淡看作是英国人恪守学派和传统的又一证据——与我们暗地里一直喜欢划分社会阶层（我们对任何无法立即融入我们那个体系的人都心存怀疑）多么相像啊。类似的还有，中产阶级的许多评论，甚至是平时交谈时谈论到书时的口吻，也常常把作家说成是永远落后的的小学生，而评论家——无论是业余还是专业——则常常是一位带着嘲讽口吻报告或者带有施虐倾向的挥舞着棍棒的预备学校的校长，以我的经验，在非英语文化中，即使是最含敌意、辱骂最厉害的评论至少都是发生在成人与成人之间，而不是像我们文化中的评论那样，隐隐约约好像发生在教室里，出自小学校长之口，身后有着地位应该是无可置疑的机构的全部重量和权力，居高临下地抛到某个可怜的、让人看着就生气的小笨蛋身上。爱好不容争辩（注：指各人有自己的爱好和趣味，争辩是没有用的。）。一个人当然可以不喜欢，甚至恨一本书，然而这种没有个人判断就无端产生的反对的意见，正是整个国家的疾病。
       我能明白“戈尔丁”作为一个作家，除了有自己的突出的优点，也有错误和弱点。（任何作家看别人的作品都会有同感。所以我不会让最伟大的作家——是我认为最伟大的——毫发无伤地走开：笛福、奥斯丁、被奥斯丁名声淹没了的皮科克（注：英国小说家，诗人。雪莱的密友，主要作品有《噩梦隐修院》《诗歌的四个时期》等。）、哈代， 甚至福楼拜也难以逃脱。）我觉得我和他对生活的一些看法不尽相同，我看不上的东西他却喜爱有加，正如我上面解释的，我不能说已经给了他传统意义上最高的赞誉——也就是说，我没有觉得我是在文本方面受了他的影响。但一般来说，如果不是特别指出的话，他仍然是我最想做的那一种作家。我们见面时握手，就像传统的英国中产阶级（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部分这样的血统）那样，但我内心深处希望，如果条件许可，我可能会找到某种比较拉丁化、更加外露的东西：先是一声“亲爱的大师”，然后是法国式拥抱。在英国，天哪，一个人要这样就做必须小心行事，否则就要被看作是怪人了。
       另一个让我恐惧的是将作家和流行歌星、体育明星和电影演员混为一谈。所有人都这样猜测，为公众写作这一行为肯定就是渴望经常得到公众的注意，总是希望更多的名声。我们写作是为了让公众阅读，任何一个小说家，或任何一个写作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我真想把这种以为我们对任何荣耀都非常渴望的猜测扔到中国去（像那篇枯燥的小寓言《特使》中的那个非常聪明的希腊发明家法诺克斯（注：在戈尔丁的这篇小说中，法诺克斯向罗马皇帝推荐了像蒸汽机，枪炮，高压锅等许多发明。））。
       当然，面对着现实的寒风，有些小说家的确增强了人们的这种幻觉，他们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天分，相信自己是天才（或者相信他们作品的销量，出版社会给他们高额的预付稿酬），任何一本关于文学界蠢行的辞典都应该立即将他们收入词条。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某些作家真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演员、成了半知半觉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成了追随大众心目中的那个公众人物形象的高手，或者让自己随波逐流了。到了这种疾病的晚期，他们远离了自己真正的心态和自我，靠那个假面具更近了。几乎没有什么能够使这种自我膨胀的过程停下来，出版商、代理人和广泛意义上的文学界肯定不会，因为对他们而言，作家那逐名的心态，他的势利和愚蠢，一直是他们最好的饲料，作家的文本不是。
       拒绝成为上述意义上的“人物”，让戈尔丁和“戈尔丁”飘然世外，是我一直喜爱戈尔丁作品的首要原因之一：此处奇迹般的感受是，一个作家因为自己而心满意足，对自己的评价只是建基于自己所写的东西，不是根据他在公众面前表现得如何拿腔拿调，古里古怪。在这一点上，对我而言，他是典型的业余作家，不是专业的。
       可预见性既是英国小说的大缺陷，也是其一大优点。缺陷是因为，有时它太殷勤、急于遵循这种文体的传统（在社会生活中也是这样），甚至是那些作者自己本人在自己早期的作品中建立的传统，有时他或她据此以为是自己的特长（自我戏仿是每个作家都害怕的暗礁）。优点是因为，它能从外表看来范围很窄、严格限制的一组颜色中生出色彩斑斓。如果要把小说写在一只仅有几英寸大小的象牙上，在英国这肯定没有问题，因为除此以外，还有神圣的三角结构、对极端的憎恶、尊重过去以及良好的品位来保障。英国小说传统的追随者从理查逊（注：英国小说家（1689—1761），他的《帕米拉》被称为英国第一部小说。）开始，在简·奥斯丁时达到一个高潮，到今天还在伊丽莎白·泰勒、巴巴拉·皮姆这样有天分的女小说家身上流传。与此对照的另一方，首先在笛福和斯特恩身上宣告出现，到这个世纪在乔伊斯和D.H.劳伦斯身上到达顶峰。
       所有后面提到的这些作家都是他们那个时代既定传统的异见分子。一些人比较温和，一些就像公牛进了瓷器店，但他们都以某种方式“打破”了传统，无论是在语言、人物描写、叙述技巧、情感或性描写的直露还是在其他的许多方面。打破传统的人和的人， 两者的界限非常明显，而且与作品的质量无涉，因为传统遵循得好的人总比传统打破不够好的人更胜一筹， 反之亦然。然而，我一直喜欢戈尔丁的另一点是，他的主题总是难以预料，（这和让人尊敬是紧密联系的），即使他的写作手法并无出人意料之处。我敢肯定，这是发自内心的诚实和独立人格，放任自己天马行空想象的意志。出版商的审稿人可能对此叫苦不迭，这儿就有一个。她曾经向我讲过当时她退稿的许多手稿中无处不在的错误：“想像有余，技巧不足。”这种“想像有余”，或拒绝写得中规中矩，有时可能让戈尔丁迷失了方向。但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新手犯的错误。这在小说中很常见，即使到了写作的最高层次， 而且这也是小说主要的能量之源。想像相对于用以表达的技巧而言，总是更加重要的，写作的一大快乐是让那些迟钝懒散者迎头赶上——小说家如何很好或多变地努力做到这一点，肯定也是阅读的一大快乐。这也是我喜欢“戈尔丁”的地方：他看似在每本书里以新鲜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且决不总是依赖过去取得的成就。他是一个寓言大师，当他愿意时又是一个对远古历史有杰出创造力的阐释者（比如《遗产继承人》），这一点无可争辩，但是他从未依赖一定之规，一定之法。
       在我看来，能够具备自己的想象，有勇气让想象决定技巧而不是相反，尽管有这样或那样明显的危险和惩罚，这是小说家能够拥有的让人妒嫉的天分或所处的状态。这自然会引来各方的敌人，一方敌人来自出版业本身，它对作家和收取佣金的编辑所写的那些所谓的菜单式小说的极端形式宠爱有加。现代出版业的让千思万想之后的商业考虑凌驾于任何自然的艺术的考虑这一病态的趋势，另外的一些敌对势力，不假思索盲目崇拜既定传统的人，他们对小说固定看法就像正统的信徒坚持自己的信仰一般，对那个理想的任何侵害，对此的任何不尊从，他们常常看作一种亵渎（不惜一切代价以恶毒的言行来攻击冒犯者），对以上这些，“戈尔丁”一直不容置疑地予以否定。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戈尔丁”是一位典范和榜样。看，他成功地经历了这些，这可以做成，而且是靠自己一个人。
       我不认为我那有着自己烙印的、对其他作家的看法——主要是以自然–历史这一方式（这一方式在道德层面上以及评估功能上面，是远远不如所有物种都是平等的这一原则——或者，如果误用一下奥威尔的观点，自然–历史这一方式比我们通常想的还要平等）来考量其他作家（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去的），对他们提出有自己浓厚特征的观点，别人又能够理解多少；但是，我想，别人同样不能理解这个让人不快却又非常流行的对立的观点——这个观点和我在多塞特不止一次被问过的这个问题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你们这些现代人不能像哈代那样写作？我有一次因为不堪其扰，的确回答说我非常高兴不能像哈代那样写作——马上就因为自大和说了这大逆不道的话而无法挽救地遭到谴责。读者诸君，啊呀，全世界的人都忽视了“小说”这个词的来源（注：英文的小说这个词还有新奇的意思。）；对他们来说，过去的东西就是好。在这一点上，“戈尔丁”对我来说就像一快古代的巨石或磐石，坚持证明了世上还有其他信仰、其他宗教。
       或许戈尔丁和“戈尔丁”都不会喜欢把他说成英国文学这一圣殿中反对偶像崇拜的人；但对我来说，那次午餐没有言明的意义在于戴维·塞西尔也在场。如果一位火星人在的话，我想，他肯定会以为戴维勋爵是位著名的小说家，我们其余的人是他的崇拜者，对这一点我得说我不是——或者曾经不是。我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新学院（注：牛津大学新学院是牛津大学中规模最大、资金最充沛的学院之一，位于牛津镇中部。）读书的时候，我们就因他争得不可开交，而且这种纷争远远超出了英语系。对一些人而言（清教徒）他是一个让人忍无可忍的无足轻重的家伙，一个在河道的芸芸众生之上飞舞的豆娘；对另一些人来说，他就代表了文学生命，了解万人万物；但最重要的是，在战后不久牛津那沉闷而枯燥的环境里，他特立独行。人们可能会看见他在晚上优雅、自得其乐地地斜靠着一面墙——上方是一些俯瞰着大学花园的紫藤——看着薄薄的书，似乎浑然不觉我们这些在草坪上玩滚木球游戏的学生大声喧哗；人们也可能听见他说话，如果在新学院。。。的角度合适，你会不见其人，但闻其声，听见他那古怪的嗓音大声背诵丁尼生的作品， 然后才进入你的视线。用他那容易戏仿的、洪亮而又含糊不清的声音可以讲述许多有关的他的杜撰的佚事，这样的逸事另一位教师也有很多——以赛亚·伯林爵士。他碰巧也是我的精神导师（“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别带着任何问题来找我，我亲爱的朋友。我对年轻人的精神肯定是一无所知。”）
       记得我曾经见过他们其中一位（我忘了是哪一个了），手臂上有一个装束怪异的西特威尔夫人（注：英国著名女诗人（1887—1964）。）进入院子，比现在的女王（她不久前才来过）还要让人印象深刻（我几乎要说比女王还要像女王）。那就是文学，有了她的陪伴要比任何社会给与的官职或头衔——或者真正的学术名誉——要让人感觉荣耀得多。这是我对牛津大学里还在世的文学大师们常有的想象：这是一个对独来独往极为推崇的职业，几乎和天堂里的咖啡馆一族一样脱离普通人的生活。所有人都依赖“名人”，希望认识他们，希望被人看见和他们在一起。在我成为作家，直接了解了公众认为的“成功”的文学生活（几乎没有公众所想的那些快乐，而对于他们想到的大部分痛苦，我们则必须敞开怀抱迎接）是怎样的一个幻觉之前，对这种认为从事文学就是为了出名的观点我并不反对。的确，有人可能会举出牛津和剑桥的某一才俊，或者写作高手（但是即使这样也不一定就是好运；漂亮的手镯——就小说创作而言——会变成枷锁）。但我认为大学绝对不会使我们了解写作生活的现实状态。
       我担心，在我的头脑中，牛津过去文学华而不实、让人如梦如幻的一面已经和戴维。。这个人（还有与我同期的最让人羡慕的同学——肯·泰南（注：英国戏剧家。）），不，这种氛围紧紧联系在一起了。那种氛围几年前又再次出现了——托马斯·哈代研究会的秘书郑重向我指出，他准备告我诽谤罪。一本杂志上登了我的一句话，话中我把该研究会的某些非常崇拜哈代的会员比作流行音乐团的追随者了。这位秘书勇担重任，通知我说这样的作比较让人非常气愤，对“戴维·塞西尔勋爵这样的会员”构成了严重的伤害。当然，这样的自以为是并非戴维勋爵的错；我敢肯定，别人没有征求过他的意见，而且我绝对不是针对他这样的学者。对于在牛津的一切不理性的怨恨在这次午餐会的现实面前很快就烟消云散，这几乎是四十年之后了。然而……
       我想，我之所以有这种感觉，决不是因为戈尔丁和我碰巧一起坐在桌子一边的靠壁炉的长凳子上，而戴维勋爵就在我们对面，在另一张凳子上。显然他和戈尔丁相互友好和尊敬。但我们在那儿坐着的时候，我的心里还是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这颇似以前著名文学大家和自我奋斗成功的作家（所有的小说家都是自我奋斗成功）之间的由来已久的尖锐对立；这可能只是微微低语提到某次交锋，完全是象征性的，发生在眼光独到的教授（其背后有着他那让人尊敬的群体若隐若现，深不可测）与屡犯错误的在世的小说家（这种人类中的异数在文章的开头我就提到了）之间。所有这些都只是在我的，不是他们的心里；我描述了一个绝对无人说过的东西。这样的对立，当然，只是我个人让他们——我的两个虚构之物：“戈尔丁”和“戴维·塞西尔勋爵”——这样的；那次交锋发生在一个阅读文学、教授文学、思考文学和研究文学并由此具备了文学知识的人，和一个因为创作文学而且构成文学、除了文学别无他求的人之间。或许我该更加体面地说，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即使是最敏感、知识最渊博的评论家及评注家和原创者，他们之间也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他们的生活似乎相互交错，在许多方面也的确是这样。他们只有在本质上才是永远分离的。
       我现在想说，只有在那种自我造就的交锋中，我觉得自己，无论是形象地说还是具体地说，都是非常坚定地站在戈尔丁一边。其他活着的、我以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敬仰的英国小说家有很多，但没有一个能像他那样让我感情上几乎、心灵上绝对认同他；或许——这一点谁也无法肯定——如果我们像普通人那样相互有一定的了解，我们就根本就不会成为朋友。戈尔丁可能会变成比“戈尔丁”更难对付的家伙。我们都有一些可怕的怪癖。他永远不会让我穿上马裤，或者让我到尼罗河上那“漂浮的希尔顿酒店”去。但毕竟，我并不认为不认识他有多重要。戈尔丁会死的（尽管我希望不会过多少年）；“戈尔丁”却不会死。未来的人们必须认识他，我也一样。
       精力充沛的商船队长，乔舒亚·斯洛克姆……我想他可能不喜欢所有这些和航海有关的意象，所以我不敢加上“私掠船船长”。但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自由之航，这是他成了一位先驱， 而且以他自己这个榜样，助我（肯定还有其他作家）穿过许许多多自己的风暴和低潮；他向我们表明，相信自己的直觉（或想像），让它们指引着你航行（哪怕那是一条歧路），面对传统、时尚、评论界的褒贬、商业“智慧”以及所有的东西，能够保持自我，无论如何，这些我都应该感谢他。现在让所有的尴尬不快，他或我的……见鬼去吧——他曾经在报刊上称我为“小福勒斯”，这深深伤害了我。为了报复，我喊他亲爱的大师，非常热烈的拥抱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