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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金冉
       枯花
       开始我只看了他的手。
       是戴着戒指的手。我一眼认出了镶嵌在白金戒指上的青蓝色石头是“阿夸玛琳”，那石头不很昂贵，但也不常见。我对钻石不是很懂，也没有独到的眼光。是的，我没有理由懂钻石。我有一个朋友曾经在五星级宾馆地下商场做过钻石生意，现在已经不做了。因为她的好口才我经常去那儿玩儿，可和她聊的那些话与辨别钻石的真伪、判断钻石质量的好坏等实用性的东西相去甚远，净是一些没用的。如同美人不知不觉的因为自己的美貌而不甘寂寞一样，钻石似乎也在干预受其诱惑的人的命运。对于每颗钻石背后或悲伤或神秘的传说，还有那些围绕名贵钻石的人们的贪婪，朋友如数家珍，她能用最蛊惑人心的言语讲述那些故事，听的人会马上陷入其中不能自拔。朋友似乎并不是为钱，也不是喜欢钻石，而是被那些故事吸引住，才去做钻石生意的。
       关于“阿夸玛琳”的传说，我所听到的与朋友津津乐道的其他传说有所不同。她说名贵的“阿夸玛琳”颜色应是深海的颜色，但这种钻石非常罕见。她解释原因是这样的：有个年轻人在海上失去了深爱的人，在他的余生，他用挣到的钱统统拿去买“阿夸玛琳”，临死时能装满满一袋了。深海吞噬了他的爱人，他也同样把自己的灵魂抛向那海蓝色的结晶体。朋友讲这故事时口气很淡薄，故事也很简短，或许，这种无技巧才可算是达到了极致的技巧吧。虽然我也心不在焉地听着，可听了故事之后，看到石头的青蓝色仿佛像刮胡刀锋利的刀刃一样，冰冷地刺向我的胸口，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错过了最后一趟火车，我只好到长途客车站看一看。当我气喘吁吁到达车站时，里边已经没有了落脚的地方，最后一趟车的车票也已销售一空。离最后一班车的发车时间还有两个多小时，并且每隔十分钟就有去往汉城的车，售票口却说没票，“啊，原来是周六下午。”我错过的不是车而是买票的时间。
       我来参加娘家侄子的婚礼以后要返回汉城。不管怎么说，我也是家里的长辈，侄子竟然就发了一张请贴，连返程票也没买，我越想越窝火。在汉城没买往返票是我的失策，但没预料到会在婚礼当天返回。我的大侄子因为工作的关系，五年前已在那个城市安了家，每一次我打电话，大侄子都不忘记说让我一定去他家看看，所以，我想这次他肯定会在弟弟的婚礼之后留我在他家住一宿。我娘家是老汉城人，但在大哥大嫂相继去世之后，四个侄子各自找了工作，分散在全国各地。唯一在汉城找到工作的小侄，也因为和大邱的姑娘有缘分，连婚礼都要在那儿举行。我觉得如果仅仅因为女方家在本地有势力就在女方家举办婚礼，实在是别扭，可因为大侄也住在那儿就不再多想了。小侄找对象不是很挑剔，但特别不顺利。他大嫂一直张罗着给他做媒，所以，我觉得最后找的媳妇不是大邱人才怪呢。
       举办婚礼的宴会厅里到处能听到那边的方言。我本来就因为侄媳妇不会接待长辈而感到不太痛快，这下心里更觉得憋得慌。我以为婚礼之后会办币帛（注：指婚礼后新娘给婆家人赠送礼物的仪式。），所以是穿着韩服来的，觉得这样能显得体面点儿，谁料侄媳妇已经和女方家打好了招呼：“币帛可以省略。”侄媳妇也简单辩解了一下：“家里也没有因为不办币帛而感到遗憾挑剔的长辈，所以我们就省略了。”“没有长辈，姑姑难道不是长辈？”我心里这么想，但还是被侄媳妇目中无人的气势压倒，没有说出来，我开始四处寻找我的“同伙”。
       “天那！他们连币帛也不搞，还披婚纱干什么？干脆就那么过算了。这种事我可是头一次遇见。怎么说也是有点体面的家庭，能这样吗？”
       “当然，这实在不成体统。这边说不搞就不搞了，女方家也真是的。这往小里说是家事，往大里说可是有损我们的传统美德。”
       我想找上年纪的对这事看不过眼的人絮叨这些，借此也发泄我对侄媳妇的不满，可一看周围全都是些陌生面孔。“姑姑算什么？充其量不过是出了嫁的外人。”我觉得侄媳妇不给我安排合适的位置，让我像个局外人，也许就是出于我是“出嫁的外人”的考虑。我对自己没有了信心，忽然又觉得公公婆婆都不在了，他们不弄币帛也许是对的。我能自信的是什么呢？眼看明年要过花甲，但她们竟然不把我这个长辈放在眼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宴会桌上放着冰雕的凤凰，在云雾缭绕之中（宴会厅释放了干冰），新郎新娘切蛋糕、开香槟，掌声、欢呼声震耳欲聋。在喜庆气氛达到高潮的宴会厅里，我又听到了那边的方言，被侄子们欺负的感觉马上变成了被说那边方言的人孤立的惨淡的孤独感。我穿了在女儿婚礼上曾经穿过的粉色韩服，那韩服不知有多宽、多肥，别扭极了。不仅如此，因为走路时拖曳在地上，还要小心照顾着。也不是什么重要客人，却穿着别人看一眼不够，还必须看两眼的衣服，就像受罚一样。我小心翼翼地夹菜，食不知味。
       “对啦，姑姑您买了几点的票？”
       坐在我旁边一直对我不管不顾，忙着给自己的孩子喂饭的二侄媳妇用平静淡然的眼神望着我，但我没有觉察出她关心我的初衷。
       “票？什么票？”
       “回去的票呀！哎呀！是不是没有预订？今天可是星期六。”
       我没回答她，眼睛不停地在人群里寻找应酬客人的大侄媳妇。但在我之前迅速找到她妯娌的二侄媳妇就像出了什么大事似的，替我担起心来，我仍然在那儿像个傻瓜似的慢腾腾地切牛肉吃，似乎并不为怎么回家操心。
       “还不迟吧，现在赶紧去买……”
       大侄媳妇一边看表一边说。这是她第一次明确表示我当天得回去。哪怕她出于礼貌嘴上挽留我住一宿，也不至于让我这么失望和寒心，我好不容易忍住没让眼泪流出来，赶紧把大概切好的牛肉塞进了嘴里。
       “姑姑您慢点吃吧，不是还有时间嘛。”
       “也不是。从这儿到车站也得一会儿。”
       “我们回去的时候，捎姑姑一程吧。不能留下来帮嫂子收拾真过意不去，可是怎么办呢？还是我们先走吧。”
       “可以吗？你考虑得真周到，留下来也没什么活儿可干，你把姑姑送到车站就是帮了我大忙。那么，拜托啦。”
       把我撇在一边儿，大侄媳妇和住在蔚山的二侄媳妇旁若无人地说着。住蔚山的老二看样子是自己开车来的，那车是稍旧一点儿的“爱可塞儿”。除了新郎新娘之外，侄子们和媳妇们一起送我们到了车旁，侄媳妇领着孩子们坐后边，我坐副驾驶的位置，仔细地端详着侄子的脸。
       “看什么呀，姑姑？”
       “你好像最像你父亲……”
       “小时候大家都说我随姥姥家的人。”
       “不对。”
       我也没十分的把握，但还是顽强地否认。
       “很久没有见衡锡啦，我还以为这次他能陪姑姑来呢。”
       “碰巧出差到国外了，他媳妇也得上班。”
       “你什么时候去国外出差呀？”
       后边传来目中无人又唐突的声音。
       “怎么，你想独守空房吗？”
       “我也想少参加这样的活动……”
       “你看你，亲兄弟和表兄弟一样吗？”
       嘴上虽这么说，侄子的嘴角却挂着微笑，似乎在说，我媳妇真可爱。
       “也没什么不同，我也没得到礼单呢。嫂子是不是没让老四他们准备礼单，我嫁过来的时候，可一样也没省。你瞧瞧我，是不是长得特讨人嫌？”
       “好啦，好啦，我看着顺眼就行，管别人干什么？”
       他们俩你一句我一句一直说到车站，我都没有插嘴的份儿。在大邱站因停车场车满，管理员吹着口哨，不让进入。他们似乎终于找到了摆脱我的借口，把我像行李一样卸下来后马上走了。我能想象出他们俩夫唱妇随高兴的样子，我也同样有种被解放的感觉，不用再看他俩的所作所为，让我长舒了一口气，反倒不担心能否买着票。衡国、衡锡哥俩和他们的媳妇在我面前从来不会这么没大没小，想到自己的孩子也就觉得好多了。“新村号”的票已经售完，“木槿花号”也只剩下站票了。我费了好大劲才把缎子质地的裙下摆握在手里，急匆匆地跑进高速客车站。往常没注意，可今天觉得这裙子好像忽然变肥、变大，夸张点讲，足够五六个人坐在上面打扑克牌，身上还不会粘一丁点土。所幸，高速汽车站离火车站不远。我去的时候，还雄赳赳气昂昂的，但一看汽车票也没得买，就不能不垂头丧气了。
       密密麻麻的人群，污浊的空气，当地方言混在一起，大家都像在吵架。和这些相比更让我不能忍受的，还是我那件粉红色的韩服。为了换掉这怎么看怎么扎眼的韩服，我今天再怎么也必须回家。或许我脸上流露出这样暗淡的心情，有人问我是不是一个人，我只点了点头，他告诉我，不应该站在售票口，等也是白等，应该去乘车的地方。要是一个人，在汽车临出发之前，也许就能坐上事先买好票而没赶上车的乘客的座位。天无绝人之路，在这种乱糟糟的地方，还能有这样的招数，我没来得及好好谢谢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给我提供这样宝贵信息的人，就跑到坐车的地方去了。
       但是聪明人不止我一个，在等坐车的地方，心存侥幸等待空座的人另外排了一个很长的队。幸亏不是用吵架或夹塞的方式，而是按顺序坐，倒让我感到了一丝安慰。十分钟一趟的车在我看来不能再慢，但每次都有一两个人弄到了座位。可是今天之内能够离开这地方的希望正在变得渺茫，因为车长每次都把优先权给了那些没赶上车的人，而不是我们这些没买着票的人们。我没耐心去等待那渺茫的幸运，我穿的缎子上衣尤其使我焦躁，从前的绸缎穿在身上既暖和又贴身，可现在的缎子不知为什么起点儿风就往里灌，再加上乘车场在室外，秋天的夕阳一落山，气温的变化非常明显。
       我跟排在我后边的小姐做了去卫生间的手势，让她帮我留个位子。“进候车室说不定就会有什么办法。客车公司如果有良心，星期六下午就应该加几趟去汉城的车次。和我差不多遭遇的人也许可以一起向汽车公司呼吁。”想到这儿浑身又有了使不完的劲儿，我飘舞着裙摆一进候车室就发现不可思议的幸运等待着我。对面出入口处，有位老人手里举着两张票往售票口方向走去，我立刻明白他是过来退票的。车票，那是我做梦也想得到的。我马上挡住老人的去路问是去哪儿的票。
       “是去汉城的，三十分钟以后出发。”
       “大爷，那票卖给我吧。多少钱可以呢？”
       “我要是去退票口也能退全额……”
       我的原意是可以加点儿钱，但老人看到我一边打开钱包，一边说话的急切样子，以为卖不了原价，戒备地攥着票。我说可以按原价买，他却说必须两张一起买。他觉得卖了一张，另一张还得去退票口退，麻烦。买下两张也没有问题，那一张我可以去退，没等我开口，有一只手伸过来，“和我分一张吧。”是戴着“阿夸玛琳”戒指的手。我没来得及细看他的脸，因为腾不出工夫，也没什么好奇的。我手里握着一张高速客车票，就如同拿到了中奖的彩票，心里激动不已。
       我为了放松一下紧张心情，也为了庆祝我的好运气，到自动贩卖机那儿买了杯咖啡。余下的半小时对喝咖啡来说是不多也不少的时间，在候车室能找到座位简直不敢想象，但在角落里靠墙喝着暖暖的咖啡，心情也还不错。我也无暇顾及自己的穿着与靠墙喝咖啡的姿势多么格格不入。咖啡的浓香使我的舌根酥酥麻麻的，我也许不是在品咖啡的味道，而是打开记忆之门回味有关“阿夸玛琳”的传说。
       发车前五分钟我上了车，靠窗坐下了。他在临出发前才上车。我没有正面看他。他脱下卡其色风衣放到行李架上，我瞥见风衣里子有“伦敦雾”商标。风衣精细的做工和脱俗的样子，给人的印象还不错。独自坐高速汽车时，最令我左右为难的是，坐在旁边的人不停地喝牛奶或是吃面包、桔子之类的东西还让你吃，至少我不用担心发生那样的事了。但那时，在我意识中的“阿夸玛琳”和“伦敦雾”还在各自不同的角落里。车窗外的夜幕从雾色变成了淡淡的墨水的颜色。汽车终于把大邱的雾色抛在后边，进入了高速公路。他翻报纸时不小心碰到了我肩膀，“对不起”，他语气郑重却不失温柔。我没有正眼看他，只是点了点头，表示没关系。我没仔细看，但他拿着报纸的手所戴的戒指映入了眼帘，那戒指与骨骼粗壮而有力的男人的手很相配，简洁厚重的设计也很耐看。我竟然对别人的衣着打扮和首饰发生了兴趣，并且有些心潮起伏，这连我自己也感觉很意外，我不想再往下想了，所以把椅子往后靠一靠，闭上了眼睛。甜甜的睡意在脑海里打转，一天往返了相当长的路程，应该身心俱疲，但对他的好奇一直牵动着我的神经，让我无法入睡。
       我装作从熟睡中惊醒的样子，挺起上半身想望一下窗外，但玻璃上有雾气看不清楚。我想用窗帘擦掉雾气，这时他递过来一团面巾纸。我还是没说谢谢，只是点了一下头表示感谢，接过面巾纸擦了玻璃。窗外是一片旷野，沿途上以五百米为单位写着离汉城距离的路牌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又消失，可我更想知道的是剩下的时间。但是在星期六下午，把距离换算成时间似乎没有什么意义。“马上就到金刚休息所。”他跟我搭话，我只是简短地说了声“啊，是。”表示我知道了。
       车在金刚休息所停了二十分钟，他下车后，我耽搁了一会儿才下了车。厕所不脏，但地上有很多水。我上厕所时，有人还在那儿泼水，“这也叫打扫？弄得满地都是水。”裙子不好摆弄让人烦躁，我走到外面，想找刚才那辆车，看到站在路灯下喝茶的他在冲我微笑。那微笑沁人心脾，我赶紧避开了他的视线。他站着的姿势就像电影里最后一个镜头使人印象深刻。他在蓝色衬衫上面穿了件葡萄酒色的V领毛衣，在胸前随意系着绿豆色的毛围巾，他的打扮和新生代歌手相比也毫不逊色，与他的银发也很相称。我赶紧把提到膝盖的裙子放下来，一脸不痛快地往汽车的方向迈起了小碎步。自己在没有水的地方做了淌水过河的样子，这令我觉得非常生气、丢脸。
       我坐在汽车里继续凝望着窗外的他，他不仅很时髦，对体形似乎也花了不少心思。肚子没有鼓出来，腿也修长，步伐很矫健。我看了一眼整齐地叠放在行李架上的他的风衣。虽不是相同的牌子，但我也有一件不错的风衣。“要不是那要命的币帛，我也会穿着那件风衣来的，那么，我至少会比现在看起来年轻十岁。”
       我不知不觉想象两人都穿着风衣，身上带着清新的寒意，到气氛高雅的酒吧喝洋酒的样子。我能够这么想象肯定是与“阿夸玛琳”有关系。不，也许是因为认识一家能够展开这种想象的酒吧。有段时期我经常出入朋友那位于酒店地下商业区的钻石店，那时候我比现在年轻许多，但也不十分年轻。那时整天忙着伺候上班的老公、给孩子辅导功课，对走过的日子有些自豪，又有些失落，那么应该是过了四十岁吧。心灵感到空虚之后，我看着各方面成长得不错的孩子，事业有成的老公却提不起精神。有了这种情绪的困扰，就觉得浑身上下都没有劲。忽然有一天，有点闲钱的朋友开了钻石店，我不买什么却成天往那儿跑，也与这种失落的心情有关。我们对只剩下衰老的年纪怀着恐惧的心情，觉得年龄的增加比死还可怕。
       那时从那钻石店去往“饭店一条街”的拐角处有个叫“卡萨诺瓦”的酒吧。我们偶尔在那儿喝一杯红酒或鸡尾酒，并非觉得酒的味道特别，而是感觉那家的氛围十分幽雅。刚开始觉得两个女人去喝酒有些不好意思，也觉得对老公们不好交代，就把他们也叫出来一起喝，他们俩也是同学。“今晚有些心烦意乱，给我买一杯酒好吗？”这样的撒娇对我老公和同学的老公都行不通。如果换一顿骂我们也许会乖乖地回了家，可他们都大方地说，晚上已经跟人家约好了，让我们俩去。男人们的中年看起来比我们还惨淡，和他们在一起我们也倍感凄凉。老公们也对我们不管不问，让我们本来就缺少自信的年龄显得更微不足道，以这种心情去氛围高雅的酒吧，喝富翁朋友给买的酒，享受那种气氛，就像戴着借来的别人的钻石赴豪华酒会一样，让人心酸，但又是一个不能拒绝的安慰。
       当时我们更喜欢的不是红酒或威士忌的味道，而是那家的氛围。提起那家的氛围，不得不说那家的老夫妻常客。斯文庄重的老绅士和老夫人每次都坐在吧台边的长椅上。没有椅背，腿却很长的椅子就像他们身上昂贵的手饰一样与他们很相配。酒吧里专为恋人们准备的光线暗淡又安静的座位很多，但是他们每次都坐的那个座位虽然光线明亮、反而显得很隐秘，他们先坐下后，其他常坐在吧台附近的人们也会挪地方，因为他们所散发的隐秘感有种安详，让人们不忍去破坏。
       尽管这样我们宁愿相信他们俩是恋人关系，但那是我们的愿望而已，到最后我们也没搞清这二人真正的关系。我们喜欢在黑暗角落里观察俩人的举手投足。我们就像看电影，如痴如醉地看着长相英俊的服务生给他们端来奶酪和点心，或给他们斟满琥珀色威士忌的水晶杯里放入冰块儿。我们听不到他们说什么，看不到两人的表情，但人到老年还能保持这番风度，自然令我们感到安慰，也成了我们憧憬的对象。两位老人几乎只用舌头舔一下酒杯，却频频碰杯。看到他们轻轻碰杯，我又有了平时从未有过的想法：人与人之间是否到了那个年纪才会真正的和解。
       那时我的生活还算稳定。可夫妻间、亲戚间、母子间不时传出不和谐音符，我觉得这一切就像过早找上门的关节炎一样让人着急和心烦。现在回过头来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当时觉得十分严重。朋友也常对我说不知道为什么活着，我也用一声声叹息表示同感。我们极力美化那对老夫妻，可能也是为了掩饰我们内心的失落和对即将到来的老年的恐惧。朋友的钻石店倒闭，我们的好时光也到了头。幕布本该徐徐降下来，给人留下一丝惋惜和遗憾。难以置信的是，富翁的倒闭发生在一瞬间。朋友的老公破产后跑到国外，朋友独自留下来，为了还债，把钻石店盘给了别人。过了几天乞丐般的日子之后，她没和我道别，便随老公移民走了，我也手忙脚乱地重新投入到我的生活，我一边感谢自己彷徨的这段时间，家庭还完整的事实，又变成了与从前毫无二致的好主妇。
       不出入那家酒店似乎有几年时间了，曾经的一切仿佛发生在遥远的昨天，也像是前几天的事。“卡萨诺瓦”还在原来的地方吗？即使“卡萨诺瓦”随着岁月的流逝和老人们一同消失了，但幻想仍在，我梦想着和他在异国情调的酒吧用美丽的水晶杯干杯。因为往事，所以我一直盼望着有这样的机会，但苦于没有同伴没能如愿。他给我递过来了纸杯，是薏米茶。我这才看着他，对他说了声谢谢，仔细看着他的脸。他五官端正，脸上没有赘肉，显得十分刚毅，目光也温和。我仿佛能听到我心跳在加速，谁能相信这把年纪还能有这样的感觉。
       过了金刚休息所，车开始缓慢前行。司机没和乘客们打招呼就离开了高速公路，所以路上也看不到标着离汉城多少距离的标志牌了。不知是国道还是司机熟悉的近路，汽车一直在黑暗中行驶，偶尔出现类似县城一样的能看到灯光的地方。每当此时，我总想找到能够说明窗外是何处的线索，便使劲朝外看，他也不忘给我递面巾纸。小县城的商业街也都挂着“汉城美发店”、“明洞洋服店”、“德国面包房”的牌子以及“义政府泡菜炖汤店”，“英才读书室”之类的招牌，所以仅仅看这些招牌，我难以判断自己所处的位置。一直行驶在原野和山路，偶尔看到那样的招牌并不能让人感到高兴，反而怀疑是不是在做梦，没有现实感。我一直感觉到车不是前进而在原地打转时，车驶进了像汉城一样繁华的城市，从马路上驶过的车牌看，我知道是到了大田，这时，已接近十点了。
       “大田？车还是在往汉城去呀。”
       这一次我先搭了腔。
       “那您一直以为是去别的地方吗？”
       “不走高速公路让人挺不安的。我在想是不是熬夜地赶路也到不了哪儿。”
       “没有终点的汽车……有意思，比我的想象更有诗意。”
       “您想到了什么？”
       “我在想这个车上也许有身负重要使命的人物或携带巨款的人，不相干的人也一同被劫持到某个地方。”
       “客车司机如果听到了我们说的话，肯定会说什么糟糕的人都有，说这样不吉利的话，他可是为了早点到汉城而在陌生的路上辛苦呢。”
       “醒着本身就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您看看，别人睡得有多香，像那些人相信司机自然能把我们平安带到目的地，就不会想那些没用的。”
       听了他的话，我这才发现其他人的确都早进入了梦乡，醒着的只有我们俩，但不知怎么因为这个我更加兴高采烈。
       “您家在汉城？还是在大邱？”他问道。
       “我是去参加娘家侄子在大邱举办的婚礼。”
       “怪不得您穿着韩服。”
       “对，婚礼上行币帛之礼，还得有个长辈的样子，所以穿了韩服。”
       我故意没讲币帛省去的事，但总算能对与长途旅行格格不入的韩服进行一番辩解，心里痛快极了。
       过了大田之后，路开始堵得更厉害，午夜时分车才到了汉城。一路上别的乘客们继续睡着，我们俩继续醒着，像年轻人一样不停地说笑。我们一概不讲“六·二五”（注：指的是朝鲜战争。）时有多大，受了多少苦，去哪儿避难之类老掉牙的故事，净聊一些老片、喜欢的演员和音乐、美味又气氛好的餐馆，和一些人们关注的事情。我第一次发现自己能言善辩、性格开朗、博学智慧，这让我感到很满足。但我们并非对每件事都意见相同，我们激动地说起经历维新时代或军事政权时代，以致认为那是多么的耻辱的年代。但是当他提到被他视为家人的珍岛狗，我就像连听“狗”字都能过敏的人，表示出了惊吓和厌恶。这一切再有趣儿不过了，不然怎么能在午夜到达汉城时不觉得时间过得那么快呢。
       偶尔有几辆市内公交车驶过来，地铁已过了时间。从高速客车上下来的人们几乎都在出租车站排着队。夜晚空气冷冷的，他把风衣脱下来披在我肩膀上。我没有拒绝，非常温顺地把身体蜷缩在风衣里边，早已把年龄抛在了脑后。
       “您家在哪儿？”他问我。我回答说在高德方向。“怎么这么巧，我们住在一个小区。”那不是一个很特别的小区，但他也住在那儿，怎么能说是一个平常的地方呢？我的心像少女一样突突乱跳，不禁联想到了小区周围那美丽的树林和散步路。我们很自然地坐了同一辆出租车，虽然是同一个小区，但他住的楼离我们家还是有一段距离，他先送我到家门口，并递给我一张名片。
       高中生住的二楼灯还亮着，让人感到欣喜，那个学生我见都没见过，他的妈妈——二楼女主人看起来人品不错，所以我交税费和去银行取钱都没少麻烦她。她曾说家里有高三学生，所以电费比我家多一些，这样我才知道他家有个高中生。
       我们家是三层楼，当初设计时就想把一二层租出去。作为房东，我住在三楼，与其他层各住两户人家的设计不同，我住的三楼是按一户设计的，有一百二十多平方米，一个人住显得空旷了一些，但在午夜时分，一个人开锁进房门的感觉一点儿也不凄凉，反而觉得心里挺甜美。虽然一个人住，但客厅里挂着一家十四口的全家福。这是大儿子去美国分社之前为留念而拍的照片，有半个门那么大。我们夫妇和老大，老二和女儿每家四口一起照的。我的老公先走，但差不多时间我又添了一个孙子，所以我计算的家人依然是十四口。新添的孙子在美国出生，我没有见过，大儿子不心疼电话费每周都打来电话，有时让我听听小孙子呢喃的声音。离我不远的女儿和住在分堂的儿子也每天都打来电话问候。电话线就这样把我家与我的血脉紧紧连在了一起，他们也是我生活的力量。打开玄关门玄关里的灯就自动亮了，灯灭之前我开了客厅的灯，像往常一样向全家福微笑致意。屋里的空气，就像我刚脱下来的衣服一样熟悉，我呼吸着屋里的空气，看了看他的名片。简单的名片上什么头衔也没有，只写着名字以及住宅、办公室电话。我不是很了解他。但我觉得他的名片本来就应该如此，并且对此也产生了好感。我对他的职业不是很好奇。
       眨眼间到了深秋，从三楼望下去，小区周围的枫林也十分壮观。听说雪岳山一些地方已经过了赏枫叶的时节。“他牵着他俊美的珍岛狗散步是在一天中的什么时间呢？”他说因为狗身量不小，在楼房避开左邻右舍的耳目有些困难，所以与住在独幢楼的老二轮换着养。他还说，他一直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没做过违反法规的事，可因为这只狗还违反法规，所以见到邻居大嫂们总是抬不起头。他应该是很有生活情趣和善良的人，他似乎也很通情达理，他的名片静静地躺在电话机旁。我从没告诉过他我们家的电话，可电话铃响时很多次我都猜想是他。电话应该是知道号码的人打过去，但我没有打过。从来没有犹豫过打还是不打。他知道我们家地址，但那对实现我的期望——与他重逢，没有帮助。因为如果他知道我们家住哪儿，因此来造访，就与他的绅士风度不协调。所以我这边应该有所行动，让人意外的是，这种机会来得那么快。
       独自留在老家生活的二媳妇的母亲，我的亲家母去世了，他们全家都去了那儿，孙子们养的小狗便寄养在我这儿。狗小得像个布玩具，一把就能握住，每次动弹都不像在用自己的力气，毛茸茸的身上藏着使它动弹的弦。因为不太像活的动物，所以我也没什么讨厌不讨厌的就留下了。但他们把狗托付给我时，却没交待应该喂什么、在哪儿拉，怎么照顾就急急忙忙地走了，可能因为突然发生变故而忙乱得无暇顾及那些琐事。我想试试看，打开厕所门，结果小家伙竟会自己上厕所，我觉得挺神奇。但问题是它不吃东西，牛奶、饼开、粥统统连味儿都不闻掉头就跑。再这样下去该让人家说是我饿死了狗，我想尽办法还是不行，于是去找高三妈妈商量。她说小狗可能一直吃什么饲料吃惯了，她说第二天上街时会去专门卖动物食品的地方打听打听。那天晚上我把剩饭剩菜倒在汤里拿到了它跟前，我以为它一定又会歪着脑袋不肯吃，谁知小狗急不可待地吐着舌头开始舔汤水。我想，“这就对了，人都是一顿不吃饿得慌，何况你这个小东西呢？饿得难受了吧，别再挑食了，挑也白搭。”我正得意地笑的时候，狗突然像被针扎了一样，痛苦地尖叫，拼命挣扎。我来不及考虑什么原因，只是一个劲儿地担心，这下没脸见老二夫妻了，还有那个和小狗亲得不得了的孙女，我急得快要疯掉。我想请教别人该怎么做，首先想到了他。我用颤抖的手拨了电话号码，听到他的声音我无法自制，话也说不好。但他还是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立刻开车过来，迅速把狗送到附近的宠物诊所，这一切没花多少时间。
       看到赶过来的他我又想哭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有那么多眼泪，他一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拍着我的肩膀安慰我。在兽医诊治的时候，小狗一直哀鸣不断，我也靠在他怀里捂着耳朵抽泣着。自己也觉得自己像在演一出拙劣的戏，但我的哭泣一直没有停。兽医给我看从小狗的喉咙里夹出的鱼刺，说狗病了陪着哭的小孩儿他没少见过，可老太太还是头一次。
       小狗安然无恙，没过几天就回了自己的家，我当然也没什么可留恋的，因为我不曾喜欢过狗。但是从小狗在我家时打电话问候小狗开始，我们的电话聊天变成了见面喝一杯茶。为了见他，我早晨出去散步，下第一场雪的那天，也终于在类似“卡萨诺瓦”的气氛高雅的酒吧碰杯喝了威士忌，那次是我买单的。后来他在非常古朴的木路酒家买了米酒回请我，那是个不亚于西式酒吧的很气派的地方。我请他吃韩食，他下次就请我西餐，我请便宜的，他却请贵的，但我们之间并没有为了省去负担的协议之类的东西，我们相互有默契，视乎心情而定。我和他那条俊美的珍岛狗也混熟了，偶尔还载着它一同出去兜风。我第一次感到汉城近郊竟有那么多美丽的景色。自从为了小狗流泪，我发现自己变得十分“狡猾”，因为我发现新的美丽景色，又会欢呼，又像十六岁少女那样蹦来蹦去。我发现我内心深处有着像乒乓球一样轻浮、敏锐而有弹力的东西。我不是没有演戏的嫌疑，但内心感受到了浅薄的愉悦，像游戏般的快乐。没有真实感，什么都能随心所愿，这一切不能不说是梦幻。
       以致于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天，我正在洗澡的时候来了电话，我家的卧室有个电话机，客厅也有一个，我当时还没有子母机。这时，可以一丝不挂地从容走出去接电话也是独身生活带来的方便。浴室和卧室是连着的，电话放在梳妆台旁的门柜上。我怕身上流下来的水弄湿地板，在脚下铺了浴巾去接电话，讲电话的时候，我忽然发现镜子里站着个老太太，我吓得差点儿喊出声来。梳妆台是我嫁过来时带来的旧式梳妆台，镜子不是很大，却能把我的下半身照得清清楚楚。我怀了三次孕，养过三个孩子，其实是生了四个，养了三个，第三次是双胞胎，其中的弟弟周岁之前夭折了。不光怀过两次孕还怀过双胞胎的凸起的下腹，就像没拧好的丝绸一样难看，有很多皱褶，还下垂着。这不会是一两天发生的变化，但那种丑陋之所以使我受到很大刺激，是因为平常浴室雾气腾腾的镜子照出的我的上半身还说得过去。也不排除我不管是泡在浴盆里还是从浴盆里走出来都只看想要看的地方。那时，我用脚下的毛巾慌忙挡住丑陋的部分，下了决心：“到死的那天，即使是镜子我也不会让你再看到的。”
       圣诞节我为他准备了围巾，他为我准备了丝巾。两件礼物都比较新潮，我们考虑的是怎样给对方一个惊喜，而不是实用价值，这一点我俩很相像。但是不同之处也许更多，我没有问他，但他却主动告诉我，给女人送礼物是很久以前的事情，隔了三年的时间，他还轻描淡写地说三年前妻子去世了。其实在我们走得这么近的时间里，有很多机会可以流露彼此是鳏夫寡妇，但是提到确切的时间这还是第一次。我以不感兴趣的口吻改换了话题，我觉得交换礼物不一定还要交换身份证明书。
       一年之后我已是花甲之年。生下来那一年的六甲转一圈回来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做六甲”并不是赞美之辞（注：在韩国语里“做六甲”有犯痴呆症的意思。），但孩子们都想在我面前提“六甲”的事。春节那天，大儿子打电话给我拜年也提起了过六甲之事。大儿子让我去一趟美国，以此代替过六十大寿。他们好像商量好了只要我同意七十岁时给我补办寿筵。
       “是啊。花甲不用你们操心，不用给我操办什么寿筵，也不用补办，也不必说那什么来补偿，我不会放在心上的。还过什么六十大寿呀？让人心烦意乱的……”
       我以不感兴趣的口吻含糊不清地回答，不是客气，我从内心真不想操办花甲。
       “所以，您不用心烦，咱们一起出去旅游一趟吧。我先请了假，去欧洲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咱们一起去欧洲吧。我们呆在这儿的时间也只剩下一年了，错过这样好的机会您会后悔一辈子的。”
       儿子的口吻像是在逼我。他的心情我也能理解，自从儿子去美国分公司，就一直想让我过去看看，但如同我不愿过六十大寿一样，我也看不惯因为子女在国外，就婆家一帮人娘家一帮人地就像捡到了什么大便宜轮番坐飞机。我未置可否地挂断电话，打国际长途每次都是怕儿子多花钱我先挂断电话。
       花甲不仅对我本人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也让子女们也非常操心。我不愿意去旅行，他们就想知道我是不是希望操办庆祝一下，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他们为打探我心里的想法而绞尽脑汁，可我也不知道自己心里在想什么，他们怎能知道呢？我心里觉得可笑，但心情还不错。天底下哪有父母不希望子女孝顺呢？看着孩子们为我着急，其实我心里还是很欣慰的。充当情报员非女儿莫属，是长女又是同性和我岁数也差得最少，所以我们俩沟通起来更方便。女儿从小性格稳重，我对她就像朋友一样，儿子们也尊重他们的姐姐，有什么事都和她商量，她无法忍受对她隐瞒娘家发生的任何事情。
       那种习惯让她对这件事也插手干涉。她隐约知道妈妈有男朋友的事，后来才开始怀疑。在我们这个社会，除非从天上掉下来的种，否则便不能逃脱像网一样纵横交错的血缘、学缘、地缘等关系，既然女儿下决心打听，我知道的和我不知道的部分都不可避免地暴露在女儿面前了。他是去年退休的地方大学的教授，和曾经教过韩国史的退休教授们一起创办了一个小小的研究所，妻子死了三年……这些我也大概知道一些，但夫妻俩特别恩爱，除了住着的房子另外还有一处房子，在农村有点地；一起生活的大儿媳是富人家的女儿，貌美并且聪明，关于这些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女儿对他的大儿媳非常了解是因为长女和她同岁。她们从小在汉城长大，虽说从没同过校，但在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汉城从小学念到大学，通过什么渠道肯定能扯上点关系。打听到这些之后，女儿一脸严肃地问我，和那老头怎么打算的。这态度像在教训在外边不正经的女儿。
       “你说那老头？”
       “那，你还指望我叫他什么？谁让他打我妈妈的主意？”
       看到女儿眼眶里的泪水，我后悔自己不该一开口就站在他一边。实际上我和他的关系，谈不上被子女们发现后会发生什么变化。
       “谁打谁的主意？你不怕被人听见？”
       “衡国、衡锡还不知道吗？”
       “知道又怕什么？”
       “妈妈也真是的，他们知道有什么好处，您再上年纪就，这件事就会成为他们嘲笑你的把柄。”
       “你的嘴紧一点儿，他们怎么能知道啊？”
       “知道了，我把嘴缝上什么也不说，您自己多加小心不要说出去就行了，子女们也要面子的呀。”
       女儿又在“越位”了，像在对不正经的女儿说，“我不会对你爸说，你自己看着办吧。”但女儿的干涉并没就此结束。也许是因为我们俩没有遮遮掩掩，也没有试图使我们的关系与从前相比有所变化，或许更大的原因是从他们家传出来的信息。他的儿媳是女儿最要好的高中同学的大学同学，再加上他的儿媳妇和我女儿住在同一个小区。她们之间一旦有了联系，只要有心去打听，双方就像成了亲家的两家人没有秘密可言。女儿的朋友充当中间人，自称自己对双方情况了如指掌。她也许在传递信息时有所夸张或歪曲，但对神经紧张充满戒备的女儿来讲，陆续掌握到的那边的条件也算不错，她不时还没大没小地说，妈妈实力不差之类，当另眼相看的玩笑话。有一天她很严肃地问我。
       “妈，你爱赵博士吗？”
       那时，我正在喝咖啡，被她这么一问，我笑呛了，差点打翻拿在手中的杯子烫了手。我感到好笑的是“那老头”竟变成了“赵博士”，其实他很讨厌别人这么叫他。有一次他和偶然遇见的年届中年的学生打完招呼说，“以前的学生都叫老师、老师，感觉挺亲切的，可现在的人们都喜欢叫教授、博士，让人感到生疏。”他的性格很有些怪僻。
       “妈，什么事那么好笑？”
       “‘老头’变成了‘博士’难道不好笑？”
       “看妈妈高兴的样子，是爱他的，对不对？”
       女儿边说边撇了一下嘴，但不是那种厌恶的表情。但是，女儿分明有一些失落，就冲这一点，我也必须表明我的态度。下决心不再沉浸在这种状态里，也许会比看到女儿失落的表情更痛苦几倍，但是总不能逃避现实。
       “那老头”变成“赵博士”后不久，女儿说她已正式和他家儿媳妇打了招呼。是女儿的朋友安排见的面，见过之后才发现和那儿媳妇挺面熟，好像在超市等地方经常碰见过。我能感觉到，女儿不通过中间人，直接接触他家的人，这表示女儿对那边有好感，我看着越来越喜欢替他们家说话的女儿，心里反而有些不是滋味。
       “妈，是不是因为衡国衡锡他们所以定不了。如果是这样，您放心，我一定能说服他们，又让您不丢面子。”
       她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周密的预谋，如此这般地“肆无忌惮”，我早已猜到了七八分。一定是他的儿媳妇在积极促成这件事，想到这些我不免替他难过了一阵儿。
       “怎么，你想把你妈给嫁出去呀？”
       “您不是爱他吗？您两位不是因为生活困难，也不是子女不愿意侍奉。是因为爱而结合，多浪漫啊。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会替妈妈辩护，为妈妈自豪的。”
       我呆呆地望着口口声声谈“爱情”的女儿。心想，“小样，还懂什么爱情。爱情有什么特别的？人生本身就是爱情。”我虽然心里满不在乎，心情却压抑得很。
       他的儿媳不知不觉间也成了我和他的话题。我问他：“那外套是买的吗？颜色太跳了。”他就告诉我是儿媳给买的，“最近儿媳总是想方设法把我打扮得年轻一点，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他腼腆地挠着头说。未曾谋面的他家的儿媳总能成为我们谈话的主题，使我觉得压抑。之后，他说儿媳想在家里招待我，不知什么时间合适，让我决定。听到这句话我忍不住要和他发脾气，我差点说，以后少提你那个儿媳妇。他并没有强迫我马上回答他，可他的表情实在显得很卑微，虽然他的脸上还散发着护肤水清新的味道。他家儿媳向女儿也传递了同样的信息，女儿也不问我有什么想法，就替我担心穿什么衣服才能不被他的儿媳看不起。
       “他儿媳看样子真是最近难得的孝顺儿媳妇，是吧。”
       “那是，妈。她做得不知有多好，但是伺候一个老公公容易吗？累的时候她就安慰自己权当作义务奉献。”
       我鼻子发酸，但又觉得一时的愤怒和怜悯是不能决定大事的。我明确地对女儿说：
       “孩子，衡淑，我想和你父亲埋在一起。”
       女儿听了这句话也感觉心情沉重，不再说下去了。虽然不是在先山，但公园的墓地，丈夫的墓旁已经为我准备了附墓，以便让我和丈夫合葬在一起。墓碑上整齐地刻着我和丈夫的名字，我已经有了墓和墓碑，只是在生年月日下没有刻上我去世的日子。我喜欢去扫墓，即使在和他交往的时候去扫墓我也没有歉意。日常生活中，只有去丈夫的墓地才是最能自由表达我的意志的举动。与在那儿感受到的平静安宁相比，生活中的大喜大悲仅仅是一点点小浪花而已。墓地并不是死一般的寂静，那里有好看的草，在草丛里栖息的蚂蚁、蟋蟀也同样可爱。他的身体在养育着它们，我一想到不知哪一天也将和他一起养育它们，尽管不相信灵魂存在之类的说法，但也不惧怕死亡了，对这些小动物也倍感亲切了。我打算拜托我的子女，让我的身体也养育它们，之后把骨灰渣滓火葬让它们周游山河。没有什么能诱惑我逃离有保障的和平和自由。
       那天谈过之后，女儿还有些收敛，但后来又不知从那边听到了什么，说了这样的话。
       “妈，即使您再婚了，我们也会把你和爸爸埋在一起。别担心，他也肯定得去他老伴那儿……”
       我怎能说明白我所希望的宁静与那些庸俗的想法是有区别的。我觉得连解释的必要都没有。
       “到此为止吧。我都替你不好意思，那是女儿该对妈妈说的话吗？”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没看见杰奎琳埋在肯尼迪旁边了吗？亲戚或弟弟们说什么都没关系，只要我坚持就没问题，谁也没权利让爸爸孤零零的。”
       “好了，我不想听了。你到底怎么回事儿？”
       “妈妈，该我问您怎么回事儿，每个人都知道妈妈热情奔放，只要您还拥有当年的热情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女儿现在说话已没什么顾忌了，但她说的不无道理。透过女儿直白的话语，我也不知不觉回头看了看我走过的路。长女不愧是长女，对我年轻时候的事知道的不少。女儿出生在人口众多，连一处像样房子都没有的家里，从小学到高中交学费都是拖到最后一天，她从小目睹了家里困难的状况。她姥姥看到我受穷受累，说是自作自受，虽有些可怜我，但从不忘记把责任说得清清楚楚，姥姥的唠叨她听得也最多。现在两家的情况变得不相上下，但那时，娘家算是体面的中产阶级，婆家除了丈夫之外，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也许是因为如此，不仅贫穷，又粗鲁俗气。当时，正值敏感年龄的女儿不会不对此奇怪，姥姥的絮叨肯定给了她满意的答案。
       我和老公热恋时，妈妈对女婿本人还是比较满意的。还说山沟里出了“凤凰”，但是坚决反对我嫁给“凤凰”。妈妈大肆哭闹来阻止我，说嫁给他等于是调进“山沟”里，但我眼里只能看到“凤凰”，看不见“山沟”。妈妈的预言不幸言中，我和“山沟的”奋战一直持续到小姑子嫁出去为止。但是，别人眼里的“山沟”，对我来说是活着的意义，是能够挺起胸脯的源泉。女儿现在把那种盲目的力量说成是热情，说是热情也好，说是情欲也罢。
       总之，现在喜欢赵博士的感情里少了这些东西。恋爱的感觉与年轻时相同，但没有情欲，我认为仅仅在情绪上得到满足的恋爱只是给别人看的，看来我只是和他演了一出戏。没有情欲遮住眼睛，任何事情都看得很真切。他虽然依旧风度翩翩，但我却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他不久将衰老的本质。他也一定具备了其他老头所具备的毛病：换内衣时露出的不光滑且下坠的肉和扑簌簌落下的皮屑，爬过崇山骏岭般的打呼噜声，随处掸掉的烟皮，似乎马上要断气的吐痰的声音，抬着屁股连着放的屁，夹杂着胃酸味的饱嗝，只知道填饱自己的肚子，多疑症和健忘症引起的唠叨，似乎要活到一百岁的吝啬小气。这些我都能想象得到。对此不在意，想忍受下去，仅有爱情是不够的，如果不在一起生孩子养孩子，度过那些动物般的时间，否则怎么能忍受得了？我这才感觉情欲是多么美妙的东西。没有再考虑的余地了。也过了为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而冒险的年龄了。女儿又画蛇添足地说了一句。
       “妈妈如果您不接受这个求婚，赵博士可怎么办呢？他太可怜了。他儿媳说不能再伺候了，她说老公公和喜欢的人结合当然好，否则她也会随便找个人撮合的。要嫁过来的人多得很，因为不用担心老了吃不饱，穿不暖。但她说，太年轻的可不行，可能考虑彼此间现在相处起来也别扭，以后还得照顾很长时间，去哪儿找一个饿着肚子的老太太也说不定。妈，您所爱的人变得这么可怜也没关系吗？”
       女儿的口气就像是和朋友开玩笑很放肆。我火了。
       “肚子饿有什么不好？不要瞧不起人，比义务奉献好多了。”
       “比演戏给别人看也更高尚。”在我脑海里从未见过的他的儿媳和我女儿的脸重叠出现，我对着她们畅快地说道。我再也不想让他儿媳或我女儿插手我们之间的事了。最后一次见他，我对他说正在办去美国的手续，并说会再那儿呆长很时间。我诚恳地把手搭在他那戴着戒指的手上又说道，当了一次寡妇够委屈的了，我不想再犯下也许会使自己第二次做寡妇的错误。我想表达得委婉一些，但不知说得重不重，对他察言观色一番，但终究是什么也没读懂。
       孤独的你
       她所经历的毕业典礼如出一辙地冷，不光是她自己的毕业典礼，连儿女们各级学校的毕业典礼都是在刺骨的寒冷中举行的。但是感觉最冷的还是那回在校长馆舍的温暖的炕上只用耳朵听的农村小学的毕业典礼。同样的气温，在农村觉得比城市低3～4℃，并且农村的孩子们穿得也比较单薄，但校长似乎对此没有太多的考虑。他在典礼上的致词持续了半个小时以上，内容年年都是老一套，声嘶力竭而又毫无热情可言的呐喊也丝毫没有变化。孩子们一边跺着脚，一边在想什么呢？她能感觉到一股杀气，如果把她的愤怒也算上一份的话。她把耳朵给堵住，使劲儿摇摇头，但对付那声音仍无济于事。就像冻僵的脚终于失去知觉，孩子们沸腾的愤怒渐渐平息下来时校长的致词才总算结束。她感到令人绝望的厌恶，因为她住的地方与丈夫的单位仅有一墙之隔。
       校长是她的丈夫。
       她还是头一遭参加后期（注：韩国三月份新学年开始，一月份举行毕业典礼，后期毕业典礼指的是八月份举行的毕业典礼。）毕业典礼。以前在哪儿听说过后期毕业典礼也叫做秋菊毕业典礼，但秋老虎连一丝风都不肯送过来，不免让人担心那脆弱的花能不能开放。在一家名为“帕瓦洛蒂”的明亮宽敞的咖啡店里，开着足够的冷气，那恍如隔世般突然扑面而来的冷气像打在焯过的西红柿上面，让她有些晕头转向。服务员都穿着像紧身衣的黑色工作服， 看上去让人根本分不清是男是女，这就叫做中性服装吗？她们赤裸裸地显现出来的身材与其说是青年，不如说是少年，她们的身上没有赘肉，显得清纯干瘦。每个人脸上都没有施脂粉，但脸色又白又好看，有的梳着短发，有的在后脑勺扎了一个辫。她们穿着比裤子稍微宽松的上衣，胸一点也不丰满。她突然有一股强烈的冲动——想摸一摸她们中性的屁股或大腿。那儿一定会像冰棒一样坚固而又冰凉。如果对方是男孩儿，那么她或许会涉嫌性骚扰。透过弥漫的寒气浑身上下释放出来的热望让她禁不住哆嗦了一下。
       这种奇怪的感觉是隔了多长时间才有的呢？似乎是平生第一次。听别人讲大学附近的咖啡店不是年纪大的人去的地儿，她对此早有耳闻。但这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诡异或颓废，音乐也没有响到听不清同伴说话的程度，是无可挑剔的健康、整洁和舒适的环境。音乐似乎是大提琴曲调得很低，旋律若隐若现向各个角落散去。如果执意要让她挑出毛病，那就是服务员身上的黑色工作服有些刺眼而已。尽管如此，她一想到即将到来的丈夫那土里土气的样子，就觉得丈夫的样子和咖啡厅几近完美氛围和装饰将会是多么地不和谐，于是难免有了丢人的担心。
       是女儿采静安排她和丈夫在“帕瓦洛蒂”见面的。采静毕业时他们也是分居的。那次她和丈夫说好了在毕业典礼会场附近的第一任校长铜像前见面，但那个大学除了那座铜像之外还有很多铜像，丈夫连瞅都不瞅是谁的铜像，看到一个就一直在那儿傻等，怎么能见到家人呢？况且那天又是原定和采静男朋友父母见面的日子，采静和男朋友已经处了好几年。典礼之后，全家找遍了整个校园才找到了他，当时丈夫的土气和寒碜样，现在想来都让人气不打一处来。和未来的亲家相比本来就没有什么值得显耀的而总觉得比人家矮一截子，所以到处找丈夫的那种焦虑更是火上浇油。但是在人群散去大半之后找到的丈夫，让她后悔还不如找不到。大冷天的，丈夫连个大衣都没穿，只穿了件没洗好走了形的单风衣，裤子还是褪色又短了半截子的休闲裤。即使不顾及要见亲家一家人，丈夫的样子也是让人不忍目睹。采静哭丧着脸在妈妈耳边说，“怎么办好？爸爸是不是因为讨厌我，所以才弄得像乞丐似的……”平常采静也有把自己不满意的东西都比作乞丐的坏习惯，但那天她不觉得女儿的话刺耳，如果不是当着亲家人的面，她自己就说不定说出了更恶毒的话。
       她觉得采静的毕业典礼像一场噩梦，是因为丈夫土里土气的打扮。但让女儿采静记忆犹新的似乎是因为找不到爸爸，全家人团团转的情形。眼看弟弟采勋要毕业，女儿担心这次毕业典礼父母又见不着，所以事先在学校附近踩好了点儿，采静认为“帕瓦洛蒂”容易找，并且老人们也可以随便进出，所以安排父母在此见面。她虽然听从了女儿的安排，但心想后期毕业典礼应该不会有很多人，嫌女儿多此一举。
       采静可能不是怕父母见不了面，而是更担心他们一个一个过来。女儿很可能是出于这种考虑，她忽然想到了这个。女儿嫁了人，又生了孩子，小日子过得很安稳，人也越来越懂事了。但是因为这次和女儿毕业时毕竟有所不同（注：在韩国女方家的地位稍低于男方家。），她也就没对亲家那边十分在意。她越来越觉得还是养儿子好，因为不用怎么看亲家的脸色，不用像犯了错似的低姿态地讨好亲家人，她觉得兴高采烈。而且儿子婚礼都已经举行完了，那边挑毛病也是白挑，她觉得主动权掌握在她们这边。儿媳妇和儿子是大学同届同学，儿子去服兵役儿媳妇也没变心，一心一意等来了退伍的儿子，但是作为婆婆，她并没有因此而觉得应该感激儿媳妇这么做，当婆婆的她反而是特别想流露出因为两个人同岁而有些惋惜的心情。现在他们虽然住在丈母娘家，但那也没有什么让人抬不起头的。他们办完婚礼后刚过了一个月，而且两个人马上要出发去留学。这段时间，没让儿媳侍奉公公婆婆，那边应该感恩戴德，这边没有什么理亏的。
       穿黑色工作服的少年，或许是少女，端来了一杯冰水后，在那儿稍微停留了一会儿，看样子希望她点点儿东西。她想听听他（她）的声音，但少年似乎觉得问她喝什么会有催促之嫌，并没有说话，而是面带着与年龄不符的宽厚的微笑过去了。离典礼时间还有将近一个小时，采静嘱咐过她，爸爸肯定来得早，妈妈也不要晚。她认为女儿对爸爸的这种自信并不是出自对爸爸的爱或信任，而是很大程度上是把爸爸当成了乡下人。
       她漫不经心望着门口的时候，丈夫进来了。他穿着西装，一条红不棱登的领带把脖子勒得很紧。她一边站起来一边想用手势告诉他：“是这儿，这儿。”但丈夫干巴巴的高嗓门早已均匀地响遍了整个大厅。
       “这儿是帕斯瓦搭洛咖啡厅，对吧？”
       服务员和客人们的视线齐刷刷地投到了他身上。大部分客人是还没完全退掉高中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什么帕斯瓦搭罗？”周围传来捂着嘴发出的笑声。她不再喊“是这儿”，而是走过去慌忙拽了拽他的袖子。看到老婆，他好像多少有些放心，嗓音也低了好几度。
       “我还是找对门了，你等了很久吗？”
       但是面对面落座之后两个人又无话可说了。到典礼开始，时间还很充裕。丈夫掏出皱巴巴的手绢擦了擦汗，每几根头发的脑门锃亮，汗珠就像泉水一样渗出来。当校长时，他的外号就叫“汗缸”。他原来汗就多，但并不是刚开始就是秃头。年轻时的他，黑发竖起来倒显得有几分威严。那时他一边喊热死了，一边甩头发，汗珠就像淋浴喷头的水一样四处乱蹦。那时候爱过他吗？她紧锁眉头想要抓住若隐若现的对往昔的回忆。曾经拥有过的东西，不管它是爱情还是瀑布般的黑发，消逝之后应该留有一丝忧愁之类的东西，但好像又没有。
       “我们不能碰撞，彼此没有保护膜而互相碰撞是件残忍的事。”她在那儿没头没脑地想着这些，丈夫已把汗擦干，大声地点了东西。
       “这儿来两杯热咕啡（注：“丈夫”发音发得不准，所以用了“咕啡”这两个字）吧。想让你们卖点儿贵的凉咕啡，但这儿这么凉怎么能再喝凉的呢？”
       干涩的高声立即传到各个角落，她就像被人击中了要害，缩了一下身子。她仿佛又听到刚才因“帕斯瓦搭罗”引起的笑声又回响在耳畔。
       “哎呀，他们自然会过来让你点的。”
       “在这儿干坐着干啥呀？赶紧留下座位钱，起来吧。”
       “还有很长时间呢。这儿不好吗？凉快，还能看现在的小年轻是什么模样……”
       “一滴油都不出的国家，为了大白天玩乐的小子们这样浪费电，太不像话了。”
       丈夫只要一张嘴就能上纲上线，她把脸背过去，心想这样可不行，但如果问她什么不行，她也说不上来，她的心思纷乱而又模糊。咖啡来了，丈夫说最近他也喜欢上了黑咖啡，味道还可以，边说边发出喝牛肉汤的声音。
       “什么时候走……他们？”
       “他们得按美国的开学时间到，这几天应该走吧。”
       “你让他们在咱家呆到那时候多好，有儿子的家应该有这样的特权吧，至少……”
       “你倒挺喜欢儿子。”
       她因为心底窜上来的反感用嘲讽的口吻说道。
       “难道我说错了吗？”
       “你什么时候说错过话？”她本想顶他一句，但后来就笑了。到七十年代末，丈夫还只是个普通教师，等当上了教导主任、校长之后，丈夫还是觉得那时候——当普通教师的时候，才是他人气顶旺的时候。她怀疑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能有多大的人气，但是丈夫在那个位置上有当校长或教导主任的盼头，也就是按丈夫的理解，从那时候开始自己踏上了仕途。那时是连儿童的意识都被新村（注：新村运动指的是朴正熙总统发起的改变农村面貌的运动。）精神左右的维新年代。那段时间，现在去回想一下都有些喘不过气。丈夫当班主任的班级里满墙都贴着“国民教育宪章”，孩子们也因为连落后生也无一例外地能把“国民宪章”倒背如流而名扬全校。为了检验学生是否光有嘴上功夫，到底有没有真正理解宪章的意义，在全郡范围内举行了比赛，他们班也拿了第一名。他当上教导主任、校长、历经了全斗焕、卢泰愚政权。每次换总统，校长室的正面墙上就煞有介事地挂上总统的大幅照片，那并不是因为农村学校才这样，可能政府的部长室也如此，问题在于无条件的追从。就像换了主人的奴隶，主人的姓名或人品无关紧要，关键是人家是你的主人。换上照片之后，他的表情和语气也跟着照片发生变化。每次在早会时发表的喋喋不休的言论多半也是从最高权力者的语录中抄下来的。如果丈夫是一心只想往上爬的高官显贵的随从，那么她也不难理解他的所作所为。或者如果丈夫是在最底层如履薄冰的教育公务员，所以小心谨慎地行事，而回家后哪怕对老婆流露出那么一点点的难以忍受和厌烦的情绪，那么她也一定会好好安慰他才肯罢休的。因为她能理解，丈夫作为家长肩负着养家糊口的孤独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也许比正义感显得更加悲壮。
       但丈夫是个无需安慰的人。哪有比无需安慰的人格更加让人忍无可忍的呢？他的这种对权利的顺从，不是强加的，也不是有意的，而是与生俱来的，是他毫无魅力可言的本质之类的东西。她从来想都没想过和他再在一起，不愿去想。但今天是表面上的分居理由完全解除的一天。
       她把丈夫独自留在校长馆舍，领着兄妹俩来到汉城是采静考上大学之后的事。采静念的农村高中还是第一次有人考上了汉城的名牌大学。因此，学校在正门上挂了横幅，大张旗鼓地宣传学校出了个大学生。父母有多么自豪不用多说，为此她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但是在伺候应试的孩子方面，有了一些心得和自信。女儿终于能离开那个农村旮旯，她心中充满了喜悦，激动的心情难以抑制。采静下面有正在念高中的采勋，她希望儿子能上更好的大学。丈夫的想法是不能让已成年的女儿一个人在外地，他们俩的想法不谋而合，顺理成章地进入了不管是他们俩人还是在别人看来正常不过的分居生活。她第一次在汉城租的房子是地下室，楼上上厕所的声音，打哈欠的声音都声声入耳。但是这些声音，反而让她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离开校长馆舍的事实，这使她无比欢畅。在校长馆舍仅隔着一堵墙天天听到的一百年都不变的校长的早会训话曾经让她的耳膜发麻，学生们背后议论的不满的声音也还余音袅袅，那种生活像严刑拷打一般让她不堪回首。
       伺候孩子们只是她的借口，她猛然领悟到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不再当自己曾经梦寐以求的校长夫人。分居之后丈夫的工资每月几乎全部汇到了她的户头，丈夫给自己留下的钱，少得可怜，以致于让人怀疑用那点可怜的钱他是怎么生活下去的。但是她带着两个孩子，用那些工资在汉城生活也是紧巴巴，所以也就视它为理所当然的事。这样过了不久，为了给采勋找家教辅导功课，她也开始找活儿干了。刚开始时，她在居民小区附近的商业街给做化妆品生意的朋友帮忙，后来把朋友的生意接了过来，除了卖国产的化妆品，还卖一些进口的，慢慢收入开始增加了。有时候她都有些不相信自己有这种挣钱的手腕，而且她做生意运气也不错，也许是托孩子们的福。两个孩子的学费开销最大的时候，她的收入也曾经达到了高峰，后来附近建了大型商场之后她的小店也开始走下坡路，同时孩子们的学费负担也减轻了许多，后来也就干脆不做了。她自己没有收入的时候，三个人全都依靠丈夫的工资生活，因此没有更多地去想过丈夫的处境，挣得多了，又觉得丈夫的汇款实在是微不足道，还是没担心过丈夫。对历代政权都竭尽忠诚的丈夫，不知何故，还没到退休年龄，就被提前退休了。
       与这个消息同时传来的还有丈夫在和学校毫不相干的地方（三·八线附近）买了一些地和旧房子，要去那儿住。因此她也免去了丈夫退休后怎么和他一起生活的担心，只是心里想如果丈夫犯了瘾——对着麦克讲话的瘾——该怎么办，忍不住笑出了声。退休后，丈夫的退休金还是悉数进了她的户头。孩子们似乎偶尔去那边看看，孩子们说，他们临回来时跟爸爸讲过再坚持一段时间之类的话，看样子丈夫的“田园生活”不是很惬意。孩子们时常也对她也说再坚持一段时间，他们总觉得妈妈因为他们才和爸爸分开住，很对不住妈妈。但她又想，孩子们或许是因为别的原因，为了不让父母在他们各自结婚后让他们分心或成为小家庭的负担，也许是在防患于未然呢。他们或许在想，把爸爸妈妈拴在一起让两个人相互抵消能量才是上策，他们就此也能把自己解放出来。
       她故意从来也不去看丈夫过着怎样的“田园生活”，想让孩子们感觉到自己对丈夫的冷漠。并且觉得既然丈夫没和自己商量一句就如此“周到”地安排好了日后的生活，那么丈夫也许和她想的一样，把分居状态延续下去。所以她和丈夫之间也有类似于自尊心比拼之类的问题。和丈夫继续分居是她求之不得的事情，她更没有理由去看他。他们俩的分居就如同破败的茅草屋坍塌下来一样，是平静的散伙，连整天顶着一个屋檐生活的孩子们的耳朵也没有听到。
       “你就那一套西服吗？今天穿别的西服多好啊！”
       她看见丈夫的棉麻料裤子有很多褶皱，上衣的领口上好像有吃泡菜时不小心溅的污渍。
       “怎么，这西服怎么了？不是说最高级的吗？”
       “最高级的也不能每次都穿。这不是儿媳妇的礼单（注：结婚时儿媳妇给婆家送的礼物，通常是衣物。）吗？结婚那天穿一次就得了，成天穿着她们家会怎么想？”
       “什么成天穿？婚礼那天穿了一次，今天是第二次。夏天扎领带的西服倒贴给我钱都不想成天穿。”
       “亲家人看不是成天穿嘛。婚礼之后这次是和他们第一次见面，你应该多花点心思。”
       “这还不够让我花费心思？采静那丫头从几天前就开始打电话说一定让我穿西服，但是夏天能系领带的西服就这么一套，让我怎么弄？”
       “哎呀，知道，知道了，别说了。”
       她觉得再说下去，看样子连本儿也捞不回来。
       “比起西服，能让亲家感觉我们俩与普通夫妻没有两样，可能更重要吧。”
       丈夫以平静的声音说了一句，然后起身去付钱了。她从丈夫的一瞬间的眼神中读到了怜悯，这让她不知所措，心想，“我可怜你还差不多，你凭什么可怜起我来，真讨厌。”她看了看表，毕业典礼的时间快到了。
       后期毕业典礼可能是因为参加的学生比较少，举行典礼的场所不是在露天而是在大礼堂。亲家除了亲家夫妻俩之外采勋的小舅子、大姨姐、连襟等亲戚来了十多人在门口等着，却看不到采静。他们说采静为了占座，先进去了。多亏采静先占了座，双方亲家父母并排坐在了最好的位置，其他亲戚们也都坐在了一起，没有东一个，西一个地散开。两位亲家母坐在了中间，亲家公则坐在了自己老伴旁边，典礼进行的过程中采勋的丈母娘在她的耳边不停地絮叨，亲家母带着女婿过了将近一个月，肯定有不少话要说。亲家母主要是说小两口多么恩爱，似乎在责怪他们，其实是在炫耀，像是在表白自己有多累，其实是在说和他们在一起其乐无穷。
       “老话说的一点没错，姑娘养大了也白费，因为迟早要嫁人。养大女儿时我们没有格外地上心，但对小女儿我们家那位真是疼得不得了，我也跟着没让孩子洗过一次碗，结果这孩子嫁了人，整天进出厨房为采勋弄吃的，忙得不亦乐乎。还不止这个呢。她爸爸每天早晨都喝蔬菜汁，她问我为什么不给采勋也弄一杯，后来干脆每天下来得比我都早，自己弄一杯跑到二楼去。把她爸的一块儿弄出来又什么不好，我有点看不惯，可您猜她爸说什么，说这丫头现在才算懂点事，还一个劲儿表扬她呢。反正我们家那位一提到二女婿不管是什么事都高兴得合不拢嘴。我们秀静嫁得不错，但小郑找我们家秀静也真是好眼力。不是吗？”
       “是啊。”
       她不得不这样附和着亲家母，但心里却气鼓鼓地想，这个女人到底想让谁上火说这些话。让人更奇怪的是，亲家一家人和小两口在一起过得有滋有味的日子让她联想到的竟然不是她自己寒酸的生活状况，而是自己未曾去过的丈夫在农村的家。一个孤苦伶仃的男人冷冷清清地过日子，就像老电影发黄的片段一幕幕浮现在她的脑海中。
       “那也是，您该有多辛苦啊，不是说女婿是一百年的客人吗？住到我们家其实也没关系的……”
       她应付似地这么说着，但没把话讲完。对自己只能这么敷衍了事的处境，她也忍不住要生气。丈夫似乎全然不知两个亲家母之间这种微妙的心理战，在那儿伸长脖子全神贯注地看主席台上进行的毕业典礼。
       “不是，才不是呢。小郑懂事，又体贴人，他进出我家也不是一两年了，新生时他们俩就形影不离，没想女婿不女婿的时候就像待自己的儿子一样直呼其名，然后就经常加一副碗筷一起吃饭。真成了女婿之后我们不知有多踏实多高兴。我们家那位就更不用提了，几天前是我家老公公的忌日，我家大儿子去了美国，好几年都没参加祭祀，但是家里有小儿子，可我们家那位先让二女婿敬酒，说是先给祖宗们介绍新人。我们家那位不拘小节，祭祀也没太多讲究。祭祀用的东西也都是买些故人平时喜欢的，但是他会和祖宗们仔细讲一些家里最近的情况，还拜托他们多保佑我们呢。这次介绍新女婿时也滑稽得要命，本该严肃的场合却让人笑得一塌糊涂。”
       亲家母好像至今都意犹未尽似地吃吃地笑着。“‘新人’，就算整个世界已经彻底的变了样，不问那些繁文缛节，但秀静才是我们家的新人，怎么采勋反倒成了你们家的新人呢？”论没有讲究，其实是她们家这边更没讲究。她都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参加的婆婆家祭祀。丈夫不是老大，大伯哥家又在偏僻的山沟，所以除了刚结婚的时候，其余都是丈夫一个人去的。丈夫有时候也怕耽误第二天给孩子们上课不去人，只寄钱过去，那习惯一直延续到他当上校长，没有上课的后顾之忧之时。祭祀时带采勋过去的次数也少得数都数得过来，因为丈夫主张只祭祀自己能记住的老人就可以。
       采勋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因此对祭祀可能不太在乎，虽说是这样，一想到儿媳妇还没有参加自己家的祭祀，儿子就冲他丈人家的祖宗们磕了头，她的心情很是糟糕。“唉哟，没出息的小子、无聊的家伙……”她越想越生气，气得都要发抖。她也许是把对喋喋不休的亲家母的敌意变成被儿子背叛的感受，她恨不得马上离开礼堂。她握住了坐在旁边的丈夫的手，她需要一个牵着手走出去的人。丈夫没有意识到手被别人握住，全神贯注地看着上边进行的仪式，像左等右等上台领奖的优秀生很激动，她又悄悄地把手收回来了。
       她知道主席台对于丈夫意味着什么。丈夫喜欢主席台，他一上主席台，声音就不知不觉多了几分威严的腔调，嘴里就能滔滔不绝地说出一大串无可挑剔的话。就算再小的集体里主席台也是权威的象征。他不能忍受自己在台上的时候别人不注视自己，不仅仅是注视，也许他在台上要求的是台下的人仰视他。谁能阻挡他在台上忠诚于自己的权威一样忠实地履行自己在台下的义务呢？
       这样的他对家里人一点都不严厉，那不是因为他慈祥和蔼或特别顾家，而是因为他相信把工资袋原封不动地交出去，家长的权威就自然会树立，会得到提高。毫无疑虑地接受不得不分居的事实之后他也是如此，退休后也只留让人难以相信的一点钱，其余就全部留给了家里人，他的这种努力近乎固执。他最近在什么环境里吃些什么呢？她看了看刚刚拉过的丈夫的手，是指甲里有黑色污垢的粗糙的手，握在手里的时候都不曾感觉到的陌生，让她心里像踩空了一样咯噔一下。
       博士、硕士学位授予仪式结束了，轮到授予学士学位了。她想仔细地看儿子授予学位的瞬间。照片由采静来照，不光是采静，那边也有好几个人拿着相机出去了。比毕业生还多的照相师们挡住了主席台，什么也看不见。亲家母又开始咬耳朵了。因会场内嘈杂，亲家母的声音显得越发柔细，呼出的气也使她耳根发痒。
       “您不用费劲去看，照片照得好不就得了吗。不管是什么仪式最后留下的只有照片。对了，孩子们的结婚照照得漂亮吧。除了摄影师照的，我们自己照的也给您拿去了。”
       “是，我们收到了，我们自己也照了不少，您那儿又送来那么多。”
       “我家把孩子们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有意义的瞬间都拍下来留作纪念，也可以算是一种爱好吧。获奖或毕业的照片也没落下，结婚是大事，更少不了照片。这样算来，大事差不多都有纪念照，但前两天整理相册时发现少了新婚旅行照，别的都不少，就差这个，觉得没让孩子们去新婚旅行有些遗憾。”
       “怎么是没让去呢？是他们坚持不去的嘛。”
        因为不能一直让人家占上风，这次她绷着脸追问了。孩子们的婚礼是在旅游旺季举行的，再加上离留学只剩下一个多月，采勋和秀静各自都有好多事要办。办签证，行李也得先托运，变更驾驶执照，因为很多事情没落实，也没有闲心，所以两个人说好去美国的途中在夏威夷停留几天就当是新婚旅行，他们把商量的结果告诉了双方的父母，当时双方都同意了，她想，亲家母现在挑这个茬是什么意思？
       “那是，那是，但是父母的心情毕竟不同。再说两家不都是最后一次给孩子们办喜事嘛！我不想被别的人家比下去。所以呀，我们已经把机票都预定好了，等毕业典礼结束后让孩子们抽出三天的时间，去济州岛旅行，他们还不知道呢，想给他们一个惊喜。棘手的手续也都办好了，难得有这样的空闲，他们一定会高兴的。虽然旅行回来就得又坐飞机去出国，的确让人于心不忍，但无所事事地在汉城呆几天也不是个事儿，肯定会让朋友们叫出去喝酒，不是吗？”
       “那倒也是。”
       她感到自己的忍耐已到了极限，苦涩地回答着。亲家母不知打什么算盘，从包里拿出个白色的信封，并给她看了一下信封里的东西，是往返的机票和酒店的礼券，之后把东西轻轻地放在她的膝盖上细声细语地说。
       “待会儿您给他们吧。”
       “为什么？”
       她马上感到耳朵根发烫，惊讶地问道。
       “谁……谁给不都一样吗？也没写着谁的名字，亲家母给的话，孩子们会更高兴的。我们这边给他们点儿旅费不更自然吗？”
       这个女人无比亲热又不露半点声色，她的本意到底是什么呢？她觉得亲家母有那种本事，就是能让本来没做错事的人变得卑微和低贱。她感到自己被亲家母作弄而无地自容，她惊惶地伸出颤抖的手把膝盖上的信封胡乱推到了亲家母那儿，但是没等她反应过来，那白色的信封就被塞到了她的皮包里，亲家母手头上的动作既敏捷又优雅。说不上是因为愤怒还是羞愧，她的脸变得滚烫滚烫。在这节骨眼上毕业典礼结束了，人们争先恐后地往外走，她怕被人推倒，小心翼翼地挪着脚步，但还是被人流迅速地挤到了外边。下午的热气就像棉花糖一样黏在一起，她连说几声烦死了。人群像慢慢溶化的冰块，她被人群挤来挤去，觉得丈夫、采静两口子和亲家人都找不到了。最后她总算离开了人群，找到落脚的地方，但那儿连一点遮挡的东西都没有，她像受拷问一般任骄阳暴晒，自暴自弃地站在了那儿。
       最先找到她的还是丈夫，丈夫指着远远的杨树下的一群人，大声责怪她在这儿干什么。她一看见丈夫就想起黑皮包里硬邦邦的信封，那信封像手绢一样折成了三角型。她马上伸手把信封塞到里边去，免得让丈夫看见。她跟着丈夫到了杨树下，他们都在那儿，只有采静夫妻俩和他们打招呼，其他人忙着轮番和采勋照相，根本无暇顾及他们。采勋埋在鲜花和礼物中间，像个傻瓜似地笑着。在礼堂看到亲家公手里拿着包装得很扎眼的礼物，心想，“既然住在一起在家给不更方便？”但看来别的亲戚们也准备了礼物。“难道对子女也因空手而该感到羞愧吗？”她努力说服自己用不着羞愧，但周围的情形让她无法不羞愧，不脸红。也许刚才亲家母递过来的白色信封就是对她们家什么也没有准备而表示的一种揶揄和同情。
       儿子和亲家人一会儿是照集体照，一会儿又三三两两地照相，一会儿又问候寒暄，忙得不可开交。自称是这边照相师的采静，似乎也对嗜照相如命的亲家人举起了双手，从中间挤到了外围观望着。
       采静的毕业典礼时也是那样。双方父母第一次见面，但亲家把这边抛在脑后，他们一家人围着采静又是拍照又是左看右看品头论足，既对未来的儿媳妇表示疼爱，又显示作为婆家的威严。但那时她没觉得委屈，因为是女儿，所以觉得人家那么做不过分。心里想着下边还有个儿子，这会儿好好见识人家怎么显威风，打算轮到儿子毕业时也好好地耍一番威风。也就是说，当时只要下决心，日后就能有加倍“报仇”的机会，所以没觉得屈辱。而且看到周围的一些人向采静投来羡慕的眼光，心里不由得美滋滋的。人们可能是羡慕女儿在大学就有了男朋友，并且在毕业典礼上就被婆家人宠着哄着。“但是现在成了什么样子？怪谁都没有用，自己生的儿子都那个样。”她似乎要把被夺走的权力夺回来，瞪大眼睛盯着儿子。
       采勋终于感觉到了妈妈的视线，她一下子把儿子四处张望的目光给盯住了，采勋乖乖地过来了。儿子似乎补偿对妈妈的冷落，赶紧把学士帽摘下来，要给妈妈戴上。采静好像也在说总算轮到了自己，拿起相机开始拍照了。但是她使尽浑身的力气摆脱儿子给她戴上的学士帽。“你眼里还有没有你妈？”话未出口就听到了丈夫的声音。
       “怎么了，你，好就说好呗。装什么呀？这么好的日子……儿子，你妈不喜欢，让我戴戴看，叫什么？学士帽还是什么？”
       满脸不自在的采勋好像遇到了救星，马上把学士帽放在了爸爸的头上，亲热地挽起了爸爸的手。不光是采静，亲家人中所有拿相机的人都对准这对孝子和自豪的爸爸摁下了快门。刹那间丈夫变成了明星，丈夫像七十年代卖牛卖地供儿子上大学的农夫一样，又憨又呆地让人们照了一张又一张。大家你一言我一句地说，看到小郑父亲那么高兴，小郑应该在美国尽早拿到硕士还有博士学位，邀请父亲去美国之类的祝福的话，气氛又变得融洽和温馨，时间缓缓地流走了。
       不知是谁说了一句，“荷花池旁也可以照相，民主学生纪念塔旁边的露天剧场附近也相当不错，怎么这么没有眼光，这儿有什么好，同一个背景照了那么多相。”如此一来，他们才总算告一段落。大队人马有说有笑地向人更多、景色更美的地方移动了。自然而然这家人在一堆儿，那家人在一堆儿地走，采勋为了两边都讨好，一会儿在妈妈跟前，一会儿又跑到丈母娘旁边，尽可能地调整自己的步伐。两家人虽然往更喧闹的地方走去，但因有采勋在中间拉拢，没有发生走散的闹心事。采勋刚还和丈母娘叽叽咕咕谈笑风生，这会儿又跑到她旁边挽起了她的手，她心想儿子跟谁学的这么会察言观色，使劲白了儿子一眼把他给甩开了。露天剧场正好有在校学生练习鼓乐，纪念塔附近也人山人海，她认为这儿是偷偷溜掉再好不过的地方。亲家母可能还以为这段时间她已经把信封给了采勋两口子。
       她也并没有忘记还在包里的信封，也不可能忘记，因为它就像个内衣上刺儿一直让她心里不舒服。她趁亲家人和采勋不注意，用力拽了拽丈夫的袖口。“突发奇想再加上天赐良机。”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那种想法。她被自己的想法惊呆了，心里七上八下，腿脚发颤还打晃。她意识到成功逃脱了之后，觉得自己就像偷了钱逃跑的坏蛋一样，那场面有扣人心弦的快感，浑身都要飘起来了。有了能够打败别人的力量，那种感觉不知有多么美妙，她怕自己忍不住要笑出来，咬了咬门牙。
       丈夫被她拽着，问了她好几次去哪里，她没有回答。丈夫以为她在找卫生间乖乖地跟过来了，到了校门口，她才把兴奋的心情平静下来，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想给他们让出地方，亲家今天要送采勋两口子去济州岛旅行，意思是祝贺他们毕业再顺便给他们补上新婚旅行。如果我们在那儿，没剩多少时间，两家人还要互相客气一番。他们两口子走了，剩下两家亲戚说不定还要在一起吃饭，才能各走各的，现在两家互相还不算很熟，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
       “是吗？亲家真是费了不少心。那也应该和亲家打个招呼出来才对。他们以为我们迷了路四处找怎么办？”
       “不用担心。我一直给采勋使眼色，他应该能预料到。他能编个话圆场吧。”
       “我们是不是应该给采勋他们一些零用钱？我当然知道你会处理好，但是……”
       丈夫的话多少带点嘲讽的语气。当初不是和丈夫一拍即合才逃出来的，但丈夫的态度让她有些伤心。之后也觉得自己刚才为给儿子儿媳的快乐暂时添乱或延期一天而耗费了浑身力气，真是让人难以理解。那种似乎被自己抛弃的孤独是与曾经经历过的任何孤独都不能相提并论的奇怪的感觉。剩下的时间足以挽回这个错误，但她今天就想将逃跑进行到底。让身心沸腾的热情像幻觉一样消失得无踪影了，但她心底里想破坏好事的企图仍然还在。
       “反正只剩下我们俩，吃完晚饭再走吧。”
       丈夫的提议一点也不温柔，只是“公事公办”。
       “太阳还那么高呢。”
       炎炎的烈日不知疲倦，还在那儿冒热气，难以相信立秋和处暑都已经过去了。
       “简单吃一点回去不好吗？一个人做饭吃，不知道有多凄凉……”
       这男人是怎么打算的？这么直来直去？她忽然觉得丈夫的土气似乎是独自一个人做饭吃才落下的痕迹，不愿意正眼瞧他。
        “我今天想和你一起去巴拉尼。你怕什么？我也没说什么不该去的地方。”
        巴拉尼是丈夫住的村子，采静告诉她的。采静说村子的名字很好听，但她第一次听到时心情不太好。听到村子的名字，她仿佛就看到了一群老人怀着侥幸，伸长脖子望着村口，盼着去城市打工的孩子们回来。
       丈夫惊讶了一会儿，但马上又变得平淡，然后告诉她，去他那儿得坐地铁。她默默地跟在丈夫的身后，她也觉得为抚平心里的失落感而彷徨的自己很可怜，但今天既然已经弄糟了，她想一直错下去。刚开通不久的地铁要比老线路宽敞、整洁。丈夫似乎在求得她的谅解，告诉她在“往十里”换乘火车，在终点又要换公共汽车。她在听，但脑子里一片空白。她对汉城比丈夫更不熟悉，她在汉城开化妆品店时，怕失去好不容易招揽的回头客，第一次开店之后从来没有搬过，生活在公寓楼的回头客当然是经常换的，回头客失去多少就能补上多少，因此关键在于回头客的人数，而不是哪一个人是回头客。她觉得自己多少了解天下大事也是托回头客们的福。她挖空心思把窄小的店面布置得整洁舒适，客人们即使不买东西也愿意走进来聊上一会儿。附近建了大型商场，她的店前面变成了到商场的公共汽车的终点站。那些原来的回头客刚开始还到店里佯装买货，等车一来就跑出去坐车，现在是上车下车都对她的店视而不见，好像那儿从来就没有过这个店。
        为了坐火车要爬几次楼梯。最后一个通向地面的楼梯狭窄，仿佛隐蔽着，在很偏僻的地方。外边太阳还没有落山，挂在高楼大厦一角的夕阳像燃烧着的炭火喷着烈焰。火车站台是没有遮阳棚的露天站台，不像是为等车的人们准备的。但是人们站在被晒了一整天的水泥地上，像一群不管遭遇什么都不会介意似的，脸上带着万念俱灰的表情，木然地站着。丈夫的秃头泛着笨拙的油光又开始渗出了汗珠，汗水像松汁，似乎一摸就能粘在手上。她想都不愿想，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火车不像电车，车次那么多。水泥柱子上写着列车时刻表，是二十分钟一趟，她想这不是忍受炎热，而是忍受屈辱。
       漫无目的的等待和忍受终于换来了些许回报——国铁里也和地铁里一样无比凉爽，但是窗外掠过的风景陌生得让人不敢相信汉城也有这样的地方。说农村不像农村，说城市不像城市的地方。像被人遗弃在荒野上的小河上污水横流，笨重的水泥柱子扎根在污泥里支撑着不知伸向何处的弯弯曲曲的大桥。生锈的铁片、朽烂的木板胡乱被堆起的垃圾堆上，长着一堆堆固执而顽强的杂草，这些草像毒草一样，威胁着大门紧闭没有人气的空房子。突然又有方方正正的平房映入眼帘，屋顶上晾着衣服，院子里开着百日红，像有人住，但看不到朝火车挥动拳头的孩子们让人有些惋惜。
       她突然有所领悟，觉得这铁路沿线的风景竟然和丈夫很相像。想到这儿，她觉得列车里的人都很奇怪，好像和她是不同的人种。丈夫不知是睡着了，还是装睡，在那儿舒服地闭着眼。“我这是想干什么？”被亲家母夺走儿子的失落像是突然踏空了的感觉。在这个年龄即使是走在平坦的路上也会摔倒，哪曾想隐藏着这样的陷阱，而且这个陷阱还很深。她仿佛看在掉进陷阱时抓到的一根救命稻草那样，看着睡着的丈夫，觉得自己真是不可救药。
       列车到了一个车站，很多人都下车，她忽然忍无可忍地摇晃丈夫。丈夫糊里糊涂跟着她下了车，下车后看了看站牌说，还得坐一站才能到终点，说着他又想坐上去。她用力拽着丈夫往天桥方向走。
       “我想去一个地方。”
       “要去哪儿？突然……”
       “他们今天去新婚旅行，一定会很滋润，我们也去潇洒一下，别去巴拉尼了，去巴拉尼也只会有蚊子欢迎我们。”
       她想起了采静每次去巴拉尼都不忘买点灭蚊药。
       “说要去巴拉尼的是你。”
       丈夫沉着气说了一句话。然后大步流星地往前走了几步，走进了一个烤猪排馆，屋里没有空调，屋顶上挂着的电风扇像老式飞机的螺旋桨。每个桌上都有排烟机伸到冒着油烟的炭火上，但整个屋里仍充满着让人难以喘气的煤烟味儿。不知是因为恰好赶上晚饭时间，还是本来就生意兴隆，几乎没有空位子，饭馆显得热闹而有生机。看着丈夫动作麻利，一副对店里熟悉的样子，她觉得很顺眼。丈夫把“潇洒”理解成为吃一顿猪排，让她有些哭笑不得，但她没有提出异议，跟着丈夫进来了，因为她感到饥肠辘辘。服务员拿来了论斤点的猪排和炭火，还有小菜，剩下的活儿需要自己动手。丈夫的“服务”很周到，他把烤好的猪排剪好放到了她的盘子上，又让服务员给他们换新的烤盘。丈夫一边忙着一边说，这家便宜而且味道也不错 他偶尔来这儿打打牙祭补充营养。
       两个人吃得饱饱的，从衣服到头发，满身都是猪排味。出来的时候丈夫又不忘说，就算吃得再多，也花不了多少钱。她没有看丈夫，她先于丈夫出来，看到有一辆出租车正好在饭店门前停下来，就叫了那辆车，然后向丈夫招手把他塞到了车里。她坐在还没有缓过神儿的丈夫旁边，眼都没眨下就对司机说去景色好一点的情人旅馆，说的时候对“情人”两个字格外用力，紧接着对丈夫说。
       “你第一次去那种地方吧。”
       “看你的样子，好像不是第一次去。”
       “是吗？我也是第一次。”
       她斩钉截铁地说。他们彼此相信对方没去过那种地方，即使亲眼看到对方出入那种地方也不会相信对方是进去风流的。“对，我们是那种人。但那样就是好夫妻吗？怎么会到了这个地步。”她觉得自己一败涂地，把耸起的肩膀耷拉下来了。但司机却毫不掩饰对他们的轻蔑。司机好不容易把他们拉到一栋别墅模样的楼前，那楼是能看到汉江风景的三层楼。
       丈夫在她之前付车钱又去了前台。
       “两位休息一会儿吗？”
       “不，想住一宿。”她红着脸转过身。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看到太阳已下山。
       “你钱挺多呀。”
       她跟在了拿着钥匙的丈夫后面，在去二楼的楼梯拐角处找碴似的问丈夫。因为她看到抠起门来算不上第一也能算上第二的丈夫痛快地买了晚饭又付了旅馆费。她知道丈夫手头没有多余的钱，所以对丈夫吝啬只是觉得很难为情并没有厌恶过。她不禁惊讶和羞愧，对方是否忠诚都懒得怀疑的冷漠的夫妻之间，对钱的问题还是那么敏感。
       “今天不是采勋的毕业典礼吗？想和亲家人一起吃顿饭，从很早以前开始攒下的。”
       丈夫孤寂而淡淡的回答让她无言以对。室内有些昏暗，还算舒适，没有想象的那么花里胡哨。汉江和对岸山丘上散落的不知名的漂亮房子映入眼帘。旅馆前的草坪修剪得很整齐，草坪一直连到汉江边，站在草坪中央好像就能把脚伸到汉江里边。她听着丈夫冲澡的声音，久久地站在窗前望着窗外。
       “哎呀，真凉快。”
       她转身瞥见从浴室出来的丈夫吓得差点叫出声来，赶忙把脸转过去。丈夫只穿着裤衩的下半身不堪入目，大腿上剩下的一些肉像水袋一样泻了下来，凸出来的膝盖下面长着稀疏的汗毛，小腿干瘦如柴。刹那间，她感到厌恶得浑身要起鸡皮疙瘩，那种厌恶与恶心有些不同，恶心的感觉好像还有些润泽，但这是彻头彻尾的厌恶。这是在同床共枕过的夫妻之间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回忆从前在一起的日子俩人好像也算不上恩爱，丈夫那时一到夏天就经常穿着裤衩在家到处乱窜。她常常担心地说，“以后有了儿媳，因为你的这个毛病想住一块儿都不能住。”但是她没觉得那个样子多难看，或是有什么魅力，只是像望着家里老掉牙的柜子或饭桌，觉得该有的东西放在原处，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突如其来的惊吓让她想起了从亲家母那儿拿到的白信封。眼前就有电话机，今天之内打电话是她早就计划好的，但就像刚刚才想起来一样心里一阵狂跳。接电话的是亲家母，她省略了问候。
       “这该怎么办才好？亲家母，忘了给孩子们那东西。我们家那位总催我，所以……他说什么像今天这样的日子应该把儿子让出来给丈人家独自享有，怕我们在场亲家不方便。他就是这样不讲什么礼数的人，原来他有他自己的计划，我们这会儿在清萍他朋友的别墅里呢。他一个人独自呆在农场的时候比较多，所以一到汉城就想想方设法地补偿我。哎呀，这可怎么办？看我扯哪儿啦？孩子们现在干什么呢？这东西让我拿着，他们也没法去旅行……是吧。明天也有效吧，这机票还有礼券。明天一早让采勋来一趟我的铺子，就算再着急出来也不该把这个给忘了呀。我自己想来都觉得不可理喻。说一千道一万把孩子们的事给弄泡汤了，怎么办好呢？”
       “哎呀，亲家母，没有什么泡汤的，他们按计划旅行去了。没有票吧，但预定好的，也跑不到哪儿去。您可要放一万个心，好好享受吧。”
       亲家母也不拖泥带水，简短地说了几句把电话挂了。虽然简短，但瞧不起这边的态度变成余音依然在她的耳畔缭绕。
       “怎么可以这样……难道为了破坏他们的幸福安排，处心积虑和付出的努力付之东流了吗？”策划阴谋时令人颤栗的快感，只是变成了简短的嘲笑投向了她。失落感、雪上加霜的自卑感让人忍无可忍。丈夫不无担心地问道：
       “你对亲家那边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不成体统。”
       “我有什么不成体统的？你知道什么？”
       她怕自己哭出声，狠狠地回答。
       “对呀，你多聪明呀？聪明透顶，我一直是那么想的，但和采勋的丈母娘在一起，就觉得人家把你给比下去了。”
       她想回敬一句，可是觉得一说话肯定掉眼泪，所以没有吭声。丈夫重新以商量的口吻问她。
       “听说采勋学的专业如果不去留学以后饭碗都找不到，所以我也没拦他们去留学，但一想到要给他供学费就犯愁。我只有省的本事，想到你辛苦的日子没有头儿，我真是过意不去。”
       “有什么过意不去的。我们为什么给他们学费？该做的我们都做了。”
       “我们做了什么？”
       “儿媳嫁过来的时候嫁妆和礼单不都免了吗？现在你知道置办像样的嫁妆和礼单的行情吗？她们家也立马明白了我们的意图，要把那些钱兑换成美元给他们。这一大笔钱用完了儿媳妇也能出去挣钱吧。是她张罗着非要去留学，不会连这点儿吃苦的准备也没有吧？”
       “那也是，那样恐怕说不过去。我们每天省省，哪怕不多，多少也给他们寄点儿过去吧。”
       “你倒挺愿意省，我不能再省了。铺子的生意不好，想兑出去，你别指望我这儿能挣钱。你非要这么做，我也不拦你，不管省下的钱是寄给他们，还是你自己去美国逛一圈。”
       “你难道不知道我有多省吗？”
       似乎和那个哀伤的声音形成和音，她像被弹了一下，“呼”地站了起来。
       “你歇着吧。我去透透风，再回来。”
       她对躺在床上的丈夫视而不见，逃脱似的离开了房间。她想逃，但又怕自己真的一走了之，所以把包留在了房间。二楼的走廊像空房子一样安静，走廊尽头的非常出口开着一道缝，那外边有可以吸烟的空间和通向院子的螺旋形铁制楼梯。她下到院子一看，有小荷花池，树阴下面对着汉江还摆着长凳。但院子里没有散步的人，很静谧。
       她抬头看了一眼，旅馆是三层楼的建筑，有的房间开着灯，有的房间漆黑一片。亮着灯的房间，灯光也柔和不刺眼。“今天算白忙活了一天。”微微的失落感变成了一生都好像白活了的巨大的失败感，让她变得极其微不足道、无比寒醦。自己是否早就知道了结果而想填埋心中的不安才彷徨的呢？像抓住救命稻草般拼命抓住的竟然是丈夫的膝盖，那是一个让这种绝望有现实感的活生生的实物，似乎在告诉她永远都不能再和他生活在一起。
       今天“勾引”丈夫到这儿并不是因为对夫妻生活有什么期待。已过了那个年龄不说，正当年的时候他们也并不很热衷于那件事。勉强维持着例行公事般的生活，后来分居了，也没有哪个人说出来，但彼此都不再需要或迷恋对方的身体了。他们现在连手都不拉，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路人。她想，哪怕平时有身体接触，也不会觉得丈夫的膝盖那么丑陋。
       她呆呆地望着流淌的江水，心想这段时间丈夫早该入睡了。她回到了房间。屋里比凉风习习的江边更凉快，丈夫躺在床罩都没拿下来的床上，只穿着旧得不像样的裤衩打着呼噜。且不说难看，怕丈夫感冒，她拿起了被单的一角要给他盖上，不得不看到了他那双裸露的腿。被蚊子咬得有的地方是红红的，有的地方结了痂，数不清。就连这样皮包骨的膝盖都不放过，即使是不通人性的动物也不能这么残忍吧？他到底是怎么生活的，把自己的身体弄成了这样？丈夫布满污垢的指甲和过于拮据和艰难的生活状况重叠着一同浮现在了她的眼前。“以他的退休金，不至于过这样的日子，他心甘情愿把自己置于家长的繁重枷锁中。”对丈夫的怜悯使她喉咙哽咽。她像抚摸旧家具一样，轻轻抚摸着那被蚊子叮咬的丈夫的膝盖。
       戏球的女人
       车到了终点，亚兰从公共汽车上下来，但是并没回家，路过自己的房子向雕刻公园的方向走去。她的房子小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谈不上放松疲惫的身心。被小区的人们称作“雕刻公园”的地方只不过是一大片宽阔的草地，与它响亮的名字相比有些寒碜。据说当年有位雕刻家把邻近的农舍修缮改造后开了家茶馆，还在周围的空地上放置了雕刻作品，于是这地方就有了公园。当年曾是茶馆的地方没留下往日的痕迹，但空地上到处散落着雕刻。有人说雕刻家死了，也有人说他移民走了。公园里剩下的雕刻几乎不是破损难看就是怪异丑陋。所以，每次经过此地，亚兰都会想雕刻家是租了这个公园还是非法占据的？
       人各有命，地似乎也如此，这个地方离市中心不远，交通还算便利，但地价怎么也涨不起来。想当初，这儿是汉城近郊一块儿不起眼的地盘，管城建的部门在这儿给每个动迁户后辟出了十坪左右的地方，然后把他们拉到这儿，像垃圾一样卸下来，才形成了这个小区。起步如此糟糕的小区，后来就算发展了也只能是租赁公寓或者造联排住宅，这两种房子都是十坪左右的小户型，供那些没钱的人们居住。亚兰最初买下的房子是连排住宅，位于小区边缘，离车站又远又偏，所幸在屋里还能看到公园一角，能让她稍微喘得过气来。
       公园里连长椅之类的东西也没有，四处散落的雕刻残骸就成了“长椅”。偶尔也能瞥见刻有作者姓名和创作意图的牌子。但几乎找不到和牌子和作品相配的雕刻。没有作品陪伴孤零零地立着的牌子，就像空坟边竖起的石碑一样凄凉，可笑。就连牌子上面的说明也写得丝毫没有谦虚之意。
       “本作品以柱石为创作材料，何谓‘柱石’？‘柱石’是人类取之天然，火炼而成。人、自然与火之间的息息相关，时常激荡着我的灵魂，我相信没有灵魂的激荡就不会产生创作的冲动。”
       几乎都是这种语气。“拽什么拽…… ”看到黑乎乎的废铁堆旁竖立着这样的牌子，亚兰又好笑又可气，嘟嚷了一句停下脚步。她发现在像熔岩流泻的一尊雕刻边缘有石磨一样平滑的地方，就坐了上去，然后挽起了衬衣的袖子。她乳白色绵软的胳膊上还留着宪用烟头烫过的三处痕迹，非常刺眼。伤口前两天还肿得像樱桃一样，颜色鲜艳夺目，但消肿了之后现在却变成了褐色，谁看了都会说那是烫伤的痕迹。她不常抽烟，也不觉得烟有什么好抽。得过且过百无聊赖的日子，让她拿不定主意到底应不应该抱希望，到底哪里有希望，这些问题自己也搞不清楚时，她会忽然叼上一根烟。还有一个原因是小金抽烟的样子让她着迷。小金是租住亚兰房子的女孩儿，在位于郊区的咖啡店作收银员，人长得很文静，只是嘴上总离不了一个“钱”字。挣的不多，花钱的地方却不少，又没有可伸手要钱的地方，家里人反过来还向她伸手，亚兰觉得她自然会那样。她时常担心得战战兢兢如果让经理闻到烟味儿会马上炒她的鱿鱼，可她始终也戒不掉。也许是她白天一直忍着烟瘾，下班回来才抽，每次都抽得那么有滋有味。亚兰问她：“真有那么香吗？”她就说：“不是因为香，而是因为想忘掉这狗屁一样糟糕的心情，找回心灵的宁静才抽的。”“天呀，这东西那么好吗？我也抽一支试试吧。”就这样亚兰叼上了烟，却只是学了小金的样子，摆出像小金一样的姿势吞云吐雾，说不上尝出了烟味儿或找回了心灵的宁静。但得知宪第四次司法考试落榜的消息，她的心情真是狗屁一样糟糕，所以手又伸向小金的烟盒，连续抽了三支。本来就狭小的厨房兼做客厅的屋子里烟雾缭绕，呛得人喘不上气，这时，宪突然来了，他二话没说一把抢过了烟，用烟头烫亚兰的胳膊，瞪着眼睛说：“我才第四次落榜，你就这么哭丧着脸？”亚兰已经三十岁了，她已不能把宪的落榜轻描淡写地说成“才第四次”，漫长的等待已让她筋疲力尽。但是不管亚兰心里什么滋味儿，宪的下一个目标是她三十岁的身体，而并不是她三十岁的焦虑。宪看着自己在亚兰的胳膊上弄的伤，就像奶奶看到了孙子被人打的青淤，脸上是断肠的表情，他疼惜地吹着亚兰的伤口，慢慢地，但又很熟练地让亚兰的身体发热。她的身体像熟透的水蜜桃，散发着自暴自弃的味道，虚弱地坍塌下去。完事之后，亚兰也缠着宪的身体不愿离开。宪说：“就怕没人说你是老姑娘，怎么对这事越来越来劲？”但在那瞬间亚兰想缠住的并不是性，而是越变越模糊的希望，宪没有明白那是亚兰千方百计地想抓却抓不住的一缕希望。
       以亚兰的姿色，到三十岁都没嫁掉，这令公司里的人们议论纷纷。现在公司里已没有人对她垂涎三尺，曾经为她害过相思病，吃过闭门羹的小伙子们都当了爸爸，因相貌不如她而曾经垂头丧气的女孩们也都找到了另一半，有的辞了工作，也有的也挺着大肚子向她示威似的继续来上班。“对于那些女孩子来说自己的美貌该多不值钱呀。”亚兰心知肚明。不仅拥有美貌，还兼有贫穷的她，丝毫没有退却畏缩，能够厚着脸皮泰然自若地在一家公司坚持到三十岁，是因为常常陶醉于自己在未来的样子——有朝一日我会成为人们羡慕和赞叹不已的对象。她发誓要给公司每个人发一张与司法考试合格生的结婚请柬。亚兰死气白赖地缠住的不是宪变凉的身体，而是有朝一日、有朝一日山沟里出凤凰的那一天。
       “狗东西，狗东西，狗东西！”亚兰向空中发出连自己都不能相信的暴怒的声音，撸下了袖子。公司的工作服要换成半袖的日子也没剩几天了，但亚兰“嗤”地发出了一声冷笑：“在那之前辞了这份工作也没关系！”她似乎满不在乎。从今往后，什么也不用忍——想骂那些龌龊的家伙狗东西时就骂他们狗东西；女职员就算工作时间长，心力交瘁地工作到最后也只能当经理助理，想从这样的公司一走了之时，就拍屁股走人，也用不着忍受无法独享那十四坪小房子与别人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痛苦。“这不是梦而是现实吗？”她觉得如果不把这个近乎虚构的喜悦与人分享，那它就会像一缕青烟一样飘走。但是与她分享这喜悦的人不应是小金。小金在公司参加过几次一千万元的零存整取存款，但中途总是不得不解除合同，对生平能拥有一千万元为最高理想的小金来说，超过一千万三十倍的数目是否是近乎残酷的巨额呢？告诉小金自己拥有了那样的巨款，那无异于用酷刑拷问她。人一旦受到拷问就会喷出出于自我保护本能的毒气，她不想让她的幸运被毒气污染。但是亚兰又觉得自己联想到小金是对的。因为小金即使手脚并用，也永远攀登不到一千万的“高峰”，何况是一千万的三十五倍。这个倍数足以让亚兰感觉到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这个幸运的重量。亚兰几乎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因为她的身体也像气球一样膨胀着，她从那可笑的狗屁哲学的雕刻残骸上轻盈地起了身。亚兰感觉自己不是在走路，而是在和地面保持一定距离的地方浮游着。那感觉既是喜悦同时又是不安。
       叫做“存在的痛苦”的作品已无踪影，孤零零剩下的牌子上面写着作品名字。“拽什么……”亚兰想这么不屑地冷笑一声就走过去，但似乎有种力量把她的脚固定在了那儿。她在牌子前面停下了，这名字似曾相识，那时候这草地的颜色是一年之中最美的，那么应该是去年这个时候。 那时宪经历了第三次落榜， 和她要了一些旅费说出去放放风之后就销声匿迹了。风和日丽的一个星期天， 她怀着侥幸给考试院（注：为了参加司法考试专门学习的地方。）打了电话后, 为了慰藉心情惨淡的自己来到雕刻公园散心。那天也没有作品，只竖着写了“存在的痛苦” 的牌子。那时亚兰也觉得“存在的痛苦” 与自己的心痛、胸痛和头痛相比只是一句幼稚的文字游戏并嗤之以鼻过。 恰巧，那时有个球从远处向亚兰滚过来，扔球的人们在远处边拍手边笑， 那是一个蹒跚走路的孩子和一对年轻夫妇。孩子踢的球因为草地倾斜而向前滚动。但年轻夫妇宁愿相信那是因为孩子脚的力气大。夫妻俩拍着手咯咯大笑，孩子追着球。白色的球比棒球大得多，是那种大人的手才能托住的软绵绵的橡皮球。亚兰屏住呼吸，注视那现在已不多见的很普通的的橡皮球，看它停在何处。奇怪缥缈的感觉出现了，她仿佛觉得那个球的始发点不是孩子的脚，而是自己的童年。亚兰就像被从童年岁月滚过来的球打中的靶子，涨红着脸, 站在那儿。
       那天大概是儿童节。棚户区的孩子们每人也都得到了一件礼物——虽是便宜货——所以整个胡同充满着快乐的笑声，热闹非凡。亚兰挑中的礼物是橡皮球。前天晚上很晚才回家的妈妈因为没为她准备礼物觉得很抱歉，就带着她去了胡同口的小文具店。临近儿童节，小店里除了学习用品之外还准备了各种各样的玩具，这些玩具和这个棚户区恰如其分地相配，都是些粗制滥造的冒牌货。亚兰在其中挑了最便宜的橡皮球，妈妈有些于心不忍，让亚兰再挑一个娃娃之类的玩具，但亚兰摇了摇头。当时并不是为妈妈着想而买了便宜的，只是挑了自己喜欢要的。那个球亚兰玩了好几天，直到球失去弹性为止。她用一只手拍着球绕着小区转了一圈儿，直到绕完一圈球都没有掉下来。她还在胡同孩子们的注视下轮番抬起左腿和右腿，让球在两条腿之间来回穿梭。有的小孩对此不以为然，说他们也能，但是球借给他们，没有一个孩子能像亚兰玩得那么好。那个白色的球不管是去了哪儿，总能回到亚兰手掌上。直到球失去弹性难以回到自己手里，亚兰才对玩球失去了兴趣。
       亚兰确信小孩踢的球像被磁石吸附着的铁，等待着球径直靠近自己。但球忽然从她的视线里消失了，跟着球跑过来的孩子也停下脚步哭了起来，孩子的爸妈刚才一直望着这边，现在却把笑声留在了风里，急忙跑到孩子身边。亚兰一边哄着孩子：“宝宝，我给你找，别哭”，一边用手摸索着刚才球消失得神不知鬼不觉的地方。竖着 “存在的痛苦” 牌子的附近有两个很深的洞，那大概是谁把雕刻撤掉或者偷了之后留下的洞。被阳光晒花的眼睛，看不清洞里的东西，所以亚兰把手伸进去。那里边很深，把胳膊全都伸进去才能摸到球，感觉到球的弹力。“还算幸运, 在第一个洞里。找到了，宝宝！姐姐马上给你拿出来。你等一会儿。”亚兰顾不上看一眼已停止哭泣的孩子，一边说话哄孩子，一边为了拿出球使出了浑身解数。球和洞的大小差不多，就算摸到了也不容易拿出来。亚兰把整个胳膊伸到里边，用指甲挖掉一些球周围的泥巴才好不容易把球揪了出来。但孩子没有等她， 牵着爸爸妈妈的手打着提溜，离去了。年轻夫妇的窃窃私语和孩子柔软的细发随风飘来，弄痒了亚兰的面颊，就像要把她惹火。 她忍着受辱的感觉，涨红着脸，把被主人遗弃的球又放回到原来的洞里。心情比指甲里黑乎乎的泥还要脏乱。
       “存在的痛苦” 牌子附近的两个洞仍在原处。那白色的球还在里面吗？亚兰伏在地上，把胳膊伸进洞里。在第一个洞里摸到塑料袋和湿乎乎的泥，在第二个洞里摸到了球。球似乎在洞里失去了弹性，不用指甲抠掉球周围的泥也能拿出来。亚兰把历经一年变脏的球拿到了水池旁，这儿的水被附近居民认为是矿泉水，打回去喝过，后来被鉴定为不适合做饮用水后，再没人去碰那个水龙头了。亚兰拧了一下水龙头，水流出来了。亚兰把洗得发白变干净的球放到草地上。球在草地上迎着太阳重新又鼓了起来。亚兰用脚尖轻轻拨弄球，在绿油油的草地上自由自在地赶着球的感觉令人舒服，那种令人颤栗的愉悦传遍全身，从脚尖至毛细血管。这是完全没有预想到的人与球之间迷人的交流。她觉得不是自己在赶球，而是自己本身变成了球。这球与自己的命运如此相似，她和球都终于站在了阳光下，都摆脱了郁闷和暗淡的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命运，她和球一起感受着这拨云见日站到阳光下享受自由的喜悦，但自己又怎能马上适应这种如梦境一般的现实呢？
       亚兰在报纸上看到陈赫富会长的讣告是在半个月前，接到他长子正起的电话是在一周之前。亚兰接到陈会长去世的消息后，首先想到的仅仅是妈妈死在那个老人之前多么幸运啊。如果妈妈还在世，她一定不顾亚兰在陈家受到什么样的“礼遇”，会苦苦哀求她去陈家守灵尽孝心，尽做人的道理。亚兰在不到十岁的小小年纪时，被妈妈连拉带拽参加过声势浩大、场面隆重的陈会长的七十大寿，当时被陈家人侮辱的情景现在还刺痛她的心，那次事件也成了亚兰不听从妈妈的借口，直到妈妈去世为止。她和妈妈吵架时都会把当时的遭遇一一列举出来，把它当做攻击蔑视妈妈的武器，但惟独有一件事她故意没说出来。那就是懂事之后第一次依偎在爸爸怀里的感觉。在陈会长七十大寿时，亚兰能够毫不迟疑地靠近觥筹交错的豪华主宾席，并不是因为她有足够的勇气或主见，只是因为早已感觉到自己不过是妈妈射出去的一支箭，精神上倍感无力。“这丫头，以为这是什么地方，竟敢过来……”老人的直系亲属们怒目圆睁地一起围住她的时候，她所能做的仅仅是撇着嘴，忍住不哭出声。这时， 陈会长拨开人群过来抱住她，说：“孩子能有什么罪过。”那时，亚兰个头很矮，耳朵刚及老人的胸口。亚兰贴在老人胸口的耳朵里传来了老人像小鸟一样急促的呼吸，明白了老人为了从众人的围攻中把她给解救出来而竭尽全力。老人用两只胳膊抱住亚兰，穿过人群离开宴席，把她托付到一个人手中。那人大概是酒店保安，保安带着亚兰乘上电梯把她送到了玄关，替她打了辆车，才回去。据妈妈讲，那老人应该是亚兰的父亲。当爷爷也不能算年轻的脸上长满了老年斑的那个人竟然是爸爸。
       如此说来，妈妈应该是那老人的妾，但亚兰没见到妈妈怎样当妾。从妈妈身上根本感觉不到人们想当然认为的妾的德性——妖艳的外表、懒惰和奢侈成性、水性扬花、对不劳而获的渴望等等。妈妈直到去世都在做人家的保姆，但她并没有勤换主顾，而是在三四个老主顾家做，并且都是些当了教授或校长的老处女或者寡妇家。人们想给她介绍收入更好的人家，但妈妈对鳏夫或两口子的家一口回绝，她还有些怪异的洁癖。妈妈的小妾身份只留在了相册里。照片里的陈会长和妈妈看起来与其说是夫妻，不如说像父女，照片中两人之间必定坐着亚兰。照片似乎是为亚兰而拍的，相册里根本看不到二人的合影，这令人很惊奇。照片里的陈会长像抱了第一个孙女的爷爷，用慈祥和蔼的目光望着亚兰，要不就是抱着她。这是亚兰有记忆之前的全家福。这应该是金屋藏娇的事还没被正房发现的那段时间，这段时间应该不算很长，因为照片里的孩子没有再长大，继续停留在幼儿期。就像很多褪色的旧照片一样，照片上的人表情木然、衣着陈腐、毫无生气可言，还透着一丝令人不安的气息。妈妈从没告诉她，因为什么事、通过什么途径此事被正房发现，亚兰也没问过。不用问，那场风波一定丑陋而俗气，以至于难以启齿。
       妈妈答应和陈会长一刀两断，但似乎提出了这样的条件，那就是把亚兰的户口落到陈家。亚兰好几次看到事情没能如愿后妈妈唉声叹气义愤难平的样子。“当初可没这么说……”妈妈不是那种只会唉声叹气、听天由命的人。妈妈再没有和陈会长见面，但为让陈家知道亚兰的存在而绞尽了脑汁。以至于她给陈会长寄了很多有关亚兰的东西，不用说亚兰毕业典礼或开学典礼的请柬，还把亚兰的成绩单，就连美术大赛、作文大赛奖状之类的东西都复印了，邮寄给陈会长。她把亚兰塞进陈会长七十大寿的宴席，也是为了向人们显示有亚兰这样的人物。但在陈会长的七十大寿以后，又过了十年，亚兰的户口才算落在了陈家。那时，她正在上高中。那次，她第一次和他家长子正起打了照面，是他主动提出来要见面的，见面目的是想和她通报，陈会长早已在几年前从企业的第一线退休，在退休的同时，企业的接手和财产的分配已经完全结束，并且还对亚兰说，现在可以把她的户口落在陈家，但必须承诺从此像路人，各走各的。亚兰那时还是个高中生，应该知道的似乎都已经知道，又似乎什么也不知道不明白。但那对正起来说应该不是很重要。因为正起真正的谈话对象是她的妈妈，而她只不过是一个间接传话的工具而已。
       “我不明白你妈为什么死活让我们承认你是父亲的骨肉，其实，财产你一个子儿都分不到。我们家也算不上什么名门旺族……爷爷是在建筑工地当工头起家的……”
       正起似乎很同情地嘲笑她。他是故意的，他压根儿就不顾念手足之情。他是个心术不正卑鄙之人，是那种送别人东西，还要在上面啐一口吐沫或弄点毛病才觉得解恨的人。之后，亚兰一有机会就学他的口吻重复他的话来嘲笑妈妈。女儿的户口如她所愿地落在陈家后，女儿变本加厉地对妈妈冷嘲热讽。妈妈的回答永远都是那一句：“不是眼馋他们家的财产门第，只想让他们承认应该承认的事实。”“就你最清高，”亚兰一提到妈妈的清高就不堪忍受。亚兰其实很清楚，妈妈是言不由衷。她说除了亚兰的户口问题得以解决她了无心愿，结果马上得了病，在亚兰还没上大学前就离开了人世。她真的了却了心愿别无遗憾吗？是否因为斗争多年，到头来还是两手空空而带来的灰心和刺激使她轻易放弃了对生的眷恋，匆匆走到了人生尽头呢？亚兰觉得这么解释反而使人释然。亚兰对复杂的东西深恶痛绝。她不喜欢妈妈也是因为妈妈难以让她读懂。妈妈彻头彻尾地用善良来伪装的那种高深莫测让她不堪忍受。妈妈死了三年后，有传闻说陈会长也死了老伴，当时亚兰一边上班一边还上着夜大，为生活疲于奔命，听到这个消息也毫无感觉。“有点儿背、又倒霉透顶的妈妈，如果还活着，说不定还能上那了不起的陈家的户口本……”连这种想法她都没有过，也许这不只是因为生活所累，更多的是因为对他们一家人，对那些自以为是盛气凌人的人们亚兰想都不愿想。
       只把自己的户口落在了陈家、说好彼此毫不相干的陈家突然说要见面，令亚兰觉得奇怪，但觉得也没什么可怕的。自己在陈家得不到什么的既成事实，令亚兰内心坦然。而且，亚兰知道陈家虽然卑鄙却并不难懂，这也让亚兰很平静。见面地点不在公司而是在一间公寓。亚兰准时到达约定地点，那里的气氛冷峻而肃穆。正起等几位上了年纪的人正在等候她，也能看到头发发白的老夫人和中年夫人们的身影。夫人们都穿着丧服，与她们似乎天生就不会笑的僵硬表情很相称，她们大概是陈赫富会长的女儿或儿媳。人去世已经过了半个来月，她们还在家里齐刷刷地穿着丧服，在亚兰看来，她们像是在示威。亚兰穿着淡黄色套裙。亚兰对于任何颜色都很自信，但她知道穿上黄色让她更具有不可侵犯的挑战性。
       “连葬礼都没来参加的东西，父亲临死还惦记着她……”看上去最年长的老夫人，用犀利的目光从头到脚盯着亚兰看了一会儿，然后看着远处自言自语地说。
       “嫂子，你看她穿的衣服，根本不值得和她说话，还是忍了吧。”
       “你不是为了说这些话才叫我过来的吧，当初是谁说以后各走各的路？”亚兰没理夫人们，眼睛盯着正起说道。
       “大姐，你们回避一下。”
       随着正起的一句话，穿丧服的女人们悄悄去了里屋，只剩下了男人们。那是一些除了正起外，分不清谁是谁的陌生男人们。其中的一个人递给亚兰一张名片，他身上透着职业人士的严谨。他不姓陈，他是姓李的律师。
       “他是律师，负责执行父亲的遗嘱。据他讲父亲把这个公寓留给了你。”
       就像在说别人的事，正起冷漠地说着。
       “这个房子？别逗了。”
       “是事实。”
       刚才递给她名片的律师开口了。律师的语气公事公办，毫不含糊。
       “即使老人家有这个意思，你们这帮人也不会让出来呀。”
       “什么‘这帮人’？嘴倒是挺厉害的，可你也太缺少教养了。你说得没错，我们打心眼里不想把房子给你，但他老人家去世前已经把遗嘱公证过了，我们也没办法。”
       亚兰问了律师，回答的却是正起，亚兰说得恶狠狠，正起却微笑着，那微笑不像装出来的。“干脆，拿人玩呢？拿着玩。”
       没等亚兰摆脱这种羞辱缓过神儿来，正起一本正经地说：“在你落户之前，我们家族之间已经处理完继承遗产的事宜，这房子是父亲以他的名义拥有的最后财产。老人家也是在这个房子里走的，也许正因为这样，我们觉得父亲好像把所有的一切都留给了你，虽然与父亲生前留给我们的相比，这房子极其微不足道。不知为什么，我们总觉得不能以数目来衡量，觉得我们是分着拿的，而你呢，拿到了全部，那是一种被背叛的感觉。尤其大姐对父亲的安排最心痛，以致晕了过去。将心比心，你就知道大姐的反应为何如此激烈。父亲患病之后，大姐也买了这栋楼的房子全权负责伺候病中的父亲。对于出嫁的外人，那不是容易的事。但她知道儿媳照顾起来必定有诸多不便，就牺牲了自己。那样的日子整整过了五年，所以我们做儿子的也像欠了大姐很多，兄弟几个在大姐面前不敢说‘不’字。大姐知道了父亲的安排后，说她绝对不能看到你住进这间房子里。她几乎求我来想办法，这就算大姐让我们来还没伺候父亲的‘债’，即使如此，这也算是轻的。但又没理由不执行父亲的遗嘱，所以，我们想从你手里买下这间公寓。听明白了么？”
       亚兰因为听不太明白，摇了摇头，律师在那边看着她，使劲儿地点头，这让她放下心。
       “这公寓去年还值四亿五千万，但你也知道金融危机吧。该死的金融危机之后，房价一路下跌，现在三亿五千万也没人买，急着卖掉要价才三亿。你如果不信，呆会儿去房屋中介打听就会知道。还有，这位李律师会为你的利益竭尽全力的，你把他当作你忠实的代理人就行。我们已经和李律师商量过了，扣除所有费用，给你三亿五千万，等于是我们花了高价买下了这间房子。你拿着那些钱不仅能买到比这更像样的房子，如果留着现金，也比金融危机前的四亿五千万更实惠。明白吗？既然这间房子不可避免地要给你，我们也不会让你吃亏的。我们只是为了不想看到你在这间房子进进出出，所以才想这么协商。不光大姐住在这楼上，我们大部分兄弟都住在同一个小区或附近的小区。”
       “那好吧。”
       律师就像给下棋的人支招一样，冲她点了点头，拿出一堆文件来。
       亚兰丢了魂似的什么也感觉不到，光是按照律师说的在文件上盖了一个又一个章。偶尔和他对视时就像在敌人内部遇到了唯一的同志，互相对着暗号，心里无比塌实。正起说他觉得又付手续费，又弄保证金太麻烦，打算一周后一次性地支付三亿五千万，要求律师在一周之内彻底办完所有手续。那时，顶着一头白发的女人，咬牙切齿地冲她跑过来。“哎呀，嫂子，冷静冷静，事情已经结束了。”女人们像一群白鹭，跟随在她的身后劝她。
       “小贱货，干脆把你的户口也都移走吧，这个妖里妖气的骚货，母女合伙来勾引我父亲，这白狐狸一样的妖精。”
       李律师慌忙扶起亚兰拉到自己身后，匆匆离开了那间房子。两个人在等电梯时正起跟出来说今后不会有什么麻烦事，让她安心等着。亚兰觉得李律师像陈赫富过七十大寿时她碰到的保安。亚兰想：“那老头活得也够长的……”因为正起叫做大姐的人，在亚兰看来也有七十岁了。
       今天正是过了一周的日子。过去一周亚兰，几乎对三亿五千万没有什么现实感，也并没对那笔巨额钱财是否真能进自己的口袋存有疑虑或焦急。即使没有这种贪心，过去的一周还是像在地狱里度过一般，这一点上，亚兰可说和妈妈一模一样，妈妈不相信飞来横财或是天上掉馅饼这类事。“孩子，这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这就是妈妈的生活信条。让亚兰恐惧的并不是三亿五千万的横财，而是那家人不惜花费三亿五千万的代价，还是想把她排除在自己的血缘共同体之外的可怕用心。“在他们看来，我有多么肮脏、下贱、不吉利呢？为什么生我？”妈妈最不愿听到亚兰这么和妈妈较劲儿。她庆幸忍受了自己精神虐待多年的妈妈已不在身边，她感到自己对妈妈杀气腾腾。“亚兰，你有多么肮脏和下贱，不吉利呢？”她可以饶恕妈妈当妾，但决不能饶恕她生下了自己，恨不得杀了她。
       过了正好一周后，早上从李律师那儿来了信儿，让她别去上次的公寓，去正起公司的社长室。她去了，李律师也在场，她接过了三十五张面额为一千万元的支票，正起令她重又想起七十大寿那天的父亲，他几乎差不多也有那么老，并具有一种与第一次见面时不同的亲切感。亚兰为自己这种发自内心的亲切而觉得羞愧，因此对那些支票装作漫不经心。正起看到了亚兰这种样子似乎觉得有些可笑，嘴角带着怪异的微笑说：“不知道你这两天有没有打听房价，但按照现在的行情这些钱不算亏待你，李律师也欣然同意，如果拿利息也会比金融危机时更多。买房子或坐收利息都是你的自由，但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打听没有风险还能拿到高额利息的金融投资，一个月很轻松地就能把五百万弄到手。这只是我的想法，你还没有出嫁，与其买房子不如留着现金。一个人也没什么负担，一个月拿四、五百万干什么不好啊？看样子你结婚有些拖延了，既然这样，留学也是值得考虑的。女强人，那也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希望你不要过多考虑买房的事，用这个钱为自己的将来投资，做个有出息的人。当然这只是我的希望，怎么做是全靠你自己选择。三亿五千万的本金原封不动，一个月拿四五百万，那不是小数目。原本对三亿五千万的本金像盘石一样不为所动的亚兰，听到每个月能拿到四五百万利息不免受到了强烈冲击，经历了似抽搐又似令人愉悦的颤栗之后，她立刻又想到天上真的掉下了馅饼。“难道这个馅饼才是妈妈和我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夙愿吗？”
       “他们竟然还说我可以去留学。”亚兰对着在她脚下打转的球说了一句，然后想把它踢到远处，用力一踢把球踢飞。但不知是她用力不够还是球有毛病，掉在不远处的球像忠实的宠物又回到了她脚下，“这傻瓜。”亚兰轻轻把球塞回到原来的洞里。回家后的亚兰首先给公司打电话，竭力压低兴奋的声音，气如游丝地说自己感冒了需要休息几天，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因此科长的态度还算客气，但后来，要好同事打来电话，非常担心她的处境，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得个小小的感冒就敢缺勤。亚兰能感觉到对方确实在为自己担心，就并无诚意地附和着，“是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想好好休息一下。”比亚兰回家晚却上班早的小金，第二天看到亚兰一直躺着就断言：“姐，你被炒了，是吧？”亚兰不置可否地、暧昧地笑了笑。小金看亚兰不像被炒了的人，高枕无忧，就流露出羡慕的神气，又提起了那一千万元的储蓄。
       “姐，姐你攒了点儿钱，是吧？自己还有房子，也没什么负担。我如果被炒了，那可不行，被炒也得等拿到一本一千万元的存折我才会甘心。等着瞧。”
       “在小金看来我攒下的钱有多少呢？”亚兰想到按小金贫乏的想象力，只会在一千万元左右，就感到了由衷的怜悯。
       之后整整三天，亚兰因三亿五千万不吃不喝也觉得很饱，不睡片刻觉也精神抖擞。第一天晚上是因为飘飘然的兴奋而无法入睡，第二天开始又因为在十四坪的小房子保管那一沓支票实在伤脑筋而没了食欲。不仅没了食欲，脑子里也一片空白，不能集中精神作任何事。她觉得随身带着支票太可怕了，留在家里更不敢想象，因此只能呆在家里看着它。她抽空走到胡同，看一眼房子后又觉得外人说不定能看出房子里藏着几倍于自己本身价值的东西，不禁无比惊恐。“在我看来都这样，那么行家里手一定能看得出来。”在她眼里，胡同里来回走动的人都像专业小偷。不仅是房子，亚兰就像身上长出了黄金鱼鳞，认为自己既陌生又金贵。
       亚兰从早到晚把支票摸来摸去，数来数去，一会儿把它们几张几张地分开放，一会儿又弄成一捆，一天无数次地变来变去放，弄得自己筋疲力尽，连手指头都不愿动弹了。但到了晚上，她还是翻来覆去地一会儿把支票夹在书里，一会儿又放进衣服里，一会儿又藏到床底下，来回折腾，没工夫细想将来怎么处置这笔钱。总算静下了心，她觉得自己的样子不像话，但给三亿五千万当保镖，还不至于令人生厌。也许亚兰下意识里就想时时刻刻地摸着三亿五千万巨款，因为她曾想过把支票换成现金数到天亮。如此这般，亚兰为适应三亿五千万而疲惫不堪时，从正起那儿来了电话。正起也先问起了钱的事儿。
       亚兰回答道：“那支票还原封不动地保管着呢，怎么了？”
       “那好，我还等着你打电话过来和我商量呢。你上班的时间也不短了，相信你也见过一些世面，最近退休金一朝被骗的事时有发生，被骗的人大多是一辈子工作干得不错的精明人，所以我不由替你担心。我想父亲的意思也并不是分给你一点儿钱，然后就不管不顾，而是想让你过上令人羡慕的生活。据我所知，最近不动产价格跌到了最底谷，一时半会儿上涨的希望不大。利率也会逐渐降低，但目前还是高利率，像我们做生意的不好过，但对于储户却等于是天堂，我的建议是趁利率再降之前，用那些钱去投资利息最高的储蓄，目前那是最好的选择。最近恰好有很熟的投资信托公司到我这儿推销各种各样回报丰厚的储蓄品种，我就想到了你，你觉得如何？上次我说过，只要你选择得当，一个月四五百万利息轻松就能到手。”
       对亚兰来说，不管现在还是以前，几百万比几亿更让她有现实感，更让她蠢蠢欲动，到目前为止，也还是那样。正起说：“我让投资公司的职员去你家吧。”两小时以后，让同行的女职员拎着礼物出现的不是普通职员，而是分行行长。行长到达之后，正起又来了电话，告诉她可以全权委托他们去办理存款事宜。行长说：“您不知道最近三亿五千万的利息有多高吗？怎么还让它‘睡’在柜子里？”他责怪起亚兰缺少经济神经，并告诉她，最有利的选择是以税金优惠、六个月定期、一年定期、按月取息等四种方式存款。商议完毕之后，行长为了不让亚兰损失当天的利息，给她写了收条，拿走了支票捆。亚兰一想到从今天开始，在家什么也不做，一天就能有十多万进帐，仿佛是在做梦，另外，又觉得自己如释重负身轻如燕。“为什么早没想到这一招呢？”她又后悔自己白白损失了几十万那么多。但是，她觉得正起和她打招呼之前，没处理那笔钱又是对的。这样一来，正起一定会觉得她比较单纯，并不十分精明。尤其让她美滋滋的是，行长亲自登门拿走了支票捆，自己的身份已今非昔比了，这让她无比满足。亚兰慢慢品尝着行长带来的橙汁，沉浸在自我满足的美妙感觉里。
       亚兰似乎打了一会儿盹，从似睡非睡中醒过来后，虚荣心——在上流社会，行长亲自过来拉储蓄的事儿也并不多见——转而变成了疑虑。“从来没听说过行长亲自到储户家来拿支票，我肯定财迷心窍了。人们都说平时一点儿都不贪心的人，路上遇到了‘掉包’的伎俩就起了贪心，被人家骗得晕头转向，我这不就是被钱遮住了眼睛吗？为了一天的利息，竟然……”想到这些她几乎要疯掉。守着支票日日夜夜辗转反侧的辛苦和现在绝望的心情无法比较。“正起不会那么做吧。”但又觉得以他的为人，这么做绰绰有余。他们很可能把支票给了她又从她手中夺回去，然后一起说，“气死你，气死你！”他们夸张地嘲笑声似乎在她耳边响了起来。她脑海里也闪过与之相反的念头，“我又没惹过他们，他们不会把没关系的人叫过去做出这么残酷的事儿。”但是，自己被他们的诡计所骗的想法，比他们没理由想出这种计谋来对付她的想法更占了上风。即便这样，她也没有勇气给正起打电话确认，因为那只会暴露她是一夜暴富的穷鬼。“行长说过第二天派人或亲自把存折送来，因此，等到那时候，才不至于丢面子！”亚兰就这么胡思乱想，好不容易熬过了一夜。“但是，就算他们按时把存折送来，既然已经开始不相信那个男的，又怎能相信他拿来的存折呢！再不能干傻事了。”亚兰用颤抖的手拨打行长名片上的电话号码，仿佛马上就要听到“打错电话了”或是“您拨的电话号码是空号”的声音。但是，亚兰和行长马上就联系上了，她没等对方开口，抢先说：“您不用过来了，我正好有事路过你那里，存折我亲自过去取吧。”位于市中心的分行办公楼气势雄伟富丽堂皇。亚兰一走进里面，就受到贵宾一样的接待，负责接待的女职员彬彬有礼地把她请到行长室。亚兰坐在松软的沙发上翘起二郎腿，慢慢品尝咖啡。存折已经由女职员送到了行长室，之前，行长重新向亚兰仔细说明了根据不同储蓄种类得到不同利率的情况以及各种储蓄的特点。“听说您马上要去留学了！”最后，行长满脸堆笑地把亚兰送到了玄关。
       亚兰优雅高贵地离开，她觉得这才符合她的贵宾身份。她一边走一边转身凝望面前的这栋大厦。“只要这栋大厦不会像海市蜃楼那样消失，我手里的三亿五千万就是铁板钉钉儿的。”噩梦醒来，世界很美妙。亚兰悠闲地走在这条只聚集着整洁漂亮的建筑的街上，像个异邦人沉浸在甘甜的哀愁中。走着走着，她走进一家气氛高雅的茶馆，坐在里边，听着音乐想起了妈妈，那个最大愿望是雨天不出工、听通俗音乐、像傻瓜一样的妈妈，那奇怪的钟点工。亚兰现在也拥有着巨款，曾经的不安却早已消失，身心就像能飞起来似地轻松。算是经历了残酷的考验，或是害了一场具有免疫力的热病，反正不会再在莫名其妙的不安中发抖了。亚兰在茶馆隔着玻璃饶有兴致地看了一会儿自己曾苦心经营苦苦支撑的外边的世界，便离开茶馆往家走去。她住的小区虽有些破败脏乱，但一想到只要自己下决心就能随时离开此地，倒觉得这地方像电影的背景画面一样趣味无穷。原来世界和“我”之间只要有足够多的“钱”这个润滑剂，世界就会变得如此美丽。
       走到雕刻公园，亚兰想起了那只应该还圈在洞里的球。“球已尝到了在草地上翻滚的滋味，把这样的球还扔在洞里太不应该了。我可怜的球！”阿兰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雕刻公园。她把一直扔在洞里的球拿出来，让它在草地上自由翻滚，又用脚轻轻戏弄它。亚兰心里痒痒的，喜悦像爽口的碳酸饮料一样满溢出来。“到家应该先给宪打个电话，多久没和他一起睡觉了呢？真想和他一起睡觉。想让宪也做他强迫自己做的各种卑鄙下流的动作，这回轮到我来玩他。主客颠倒了，主被动的权利竟也能如此简单地颠倒。我也能拿烟头去烫他的胳膊，让他满地爬，也让他像狗一样喘着粗气舔我的身体。”亚兰发了疯似的，一个人哈哈大笑。
       想和宪做的不光是睡觉，还想告诉他：“我的梦想不再是一心一意等待麻雀变凤凰，非要成为你的糟糠之妻不可。对你来说，你们家里眼巴巴盼着你飞上天的人已经够多了，我就在等待的行列里退出吧！”但是，宪也并非完全没有用武之地，根据需要可以和他享受一夜情，玩够了就像扔掉破鞋那样把他抛弃。从现在开始，因为担心像破鞋一样被抛弃而战战兢兢的，应该是宪，而不是我，往后能随心所欲的人不是你而是我。你也应该知道一直以来，主动权都掌握在男人手里，同样的道理，世上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有钱人手里。
       亚兰这会儿用脚轻轻踢着玩的不是球，而是宪。这比把自己当作球有意思多了。亚兰攒足了力气，把球使劲踢了一下。球飞了一会儿，掉在地上，没了踪影，是在“存在的痛苦”的边缘？“不错，这就是所谓的‘一杆进洞’吗？亚兰嘴里嘟囔着这个听来的词，却没打算把球拿出来。
       最后竟然和陈家这么和解了。在尝到了所谓钱的甜头之后，亚兰似乎能够宽恕陈家的人了。“还是钱的力量伟大！也只有钱才能使自己把曾经的遭遇全都忘掉，变得能够饶恕所有一切。”亚兰突然对自己感到了悲哀。那种感觉如同在城市中心繁华地带偶尔也能嗅到青草或肥料的味道，是一种若隐若现的、突兀的悲哀！
       她的家
       去年夏天，作家协会为帮助北韩同胞举行过诗歌朗诵会，我以为只有诗人们参加，但主办方说各界元老们也会参加朗诵会，在会上朗诵自己平时喜欢的诗，让我也准备一首。听到“元老”二字令我感到有些唐突，但既然人家说是为了帮助北韩同胞举办活动，以我的为人也不能找个借口推托，我就说可以参加。但是我想参加的原因，与其说是这个活动意义有多么深远，不如说我有一首想朗诵的诗。那会儿，我沉浸在金勇泽的一首叫做《她的家》的诗中难以自拔。金勇泽只能算是我喜欢的诗人中的一位，但不能说是最喜欢的一位。同样，我也不甚清楚《她的家》是否属于他的作品中最出色的。《她的家》是这么写的。
       每到秋天银杏树染黄的/日落时在远处也最醒目的家/时时刻刻思念不停/一眼望去温馨无比/晚归时摇曳着温暖灯光的家/灯光/温暖的灯光在漆黑的“山”中发出光亮/她在那灯光下绣花/想到她的黑发和肩膀/不禁心里暖洋洋
       开满杏花的家/每到春天雪白的杏花满园开放/杏花越过篱笆随风飘散/杏花飞落在树下/她顶着的水罐里/杏花飘落泛起层层涟漪/我也想随着那涟漪走进她的家
       金黄色的银杏叶凋零时/她/她爸和她/她大哥/一起盖房顶/顶着黄色帽子的她的家
       偶尔能从门缝瞥见她家院子/她在里边迈着碎步/不知是什么事/不知是说什么/低声细语衣襟飘闪/我也忍不住走进她的家/甘心为她做些什么
       阳光洒满院子/炊烟袅袅升起/后院挂满橙红的柿子/麻雀叫得叽叽喳喳/下雪了/晨雪滑过屋檐/落在院里/她蜷缩着小身躯去后院拿泡菜/穿过没扫过的院子仰望雪花纷飞的天空/边说“哎，雪下得真美呀！”/边抖抖落在睫毛上的雪/雪花落在/她掀开的泡菜坛子里/她弯着的腰上/洁白的雪花落呀，落呀/我也想变成鹅毛大雪/落在她的家/雪下了几天几夜/行人稀疏的夜晚/只有她屋里温暖的灯光/寂静地挥洒出来时/我踮着脚尖穿过院子站在她的屋前/望着她那堆满雪的那双鞋边抖搂头上肩上的雪/偷偷，偷偷地想呼唤她/她的家
       不知是哪天/不知是哪一天/给地里送饭时她和我/相遇/“妈呀！”匆忙停下/像受惊的兔子瞪大眼睛/却毫不掩饰内心的喜悦/露出洁白的牙/笑逐颜开的她
       她一直住到十九岁花季的家/我们邻村正中间的家/我回家时下了车/最先能看到的她的家/走过时不见她的身影/我的脚步不知不觉慢下来/啊，如今她的家已经不在了/却建在了我的心中/闭上眼睛杏花随风飘拂/下雪，鹅毛般的大雪穿过杏树枝/纷纷扬扬飞扬了三天/她的家/何时何地都让我牵挂/她的家/思念，思念，思……念……
       
       当我在《绿色评论》中第一次读到这首诗，让我惊诧不已的，是这首诗写的简直就是我老家发生的那个翠丹和万得的故事。已年过七旬的张万得至今身上还涌动着文学青年的热情。他说就算在几年前每到《新春文艺》征文大赛时都感到心潮起伏，我猜他不仅仅心潮起伏，也肯定写了作品，参加了大赛。因为我能够理解他的那种心潮起伏有多么让人难以抑制。如果那首诗不是出自有名的诗人金勇泽的笔下，而是初次听到名字的那个人写的，我一定不会怀疑那是张万得以笔名写的诗，并且张万得将以此登上文坛。那首诗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刚开始只是依稀可见的图像，渐渐的，就像浸泡在显影药水里的胶卷，越来越清晰可辨。蕴含在每个角落里的羞涩的美，也终于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了眼前，我的心不禁因思念和悲伤而发出阵阵颤栗，独自慢慢地喝完了一瓶葡萄酒。
       翠丹家有四个虎头虎脑的儿子，她是最小的，又是唯一的一个女儿。一到秋天，勤快的爸爸和老实善良的儿子们，在我们村子里最先盖房顶。这活儿，翠丹家的五个壮劳力不费吹灰之力一会儿工夫就能干完。但每次最先跳上房顶手忙脚乱的都是万得。万得是我们村里唯一的一个在县城上中学的学生，因此，村里换工时理所当然不用他动手，加上翠丹家也不缺人手，但每次翠丹家盖房顶都是他第一个张罗。翠丹的四哥和万得是好朋友，但村里人知道翠丹家一有什么事情，万得都撸胳膊挽袖子地帮着做，那并非因为是朋友家，而因为是她的缘故——是翠丹家的事。家家户户厨房里忙着做午饭，一缕缕炊烟直直地升到天空，在这样温暖的秋日，看到万得站在翠丹家的房顶上像一面旗帜，村里的老人们就啧啧惊叹说，爱屋及乌。这也正是万得将成为翠丹的新郎这一事实已尽人皆知的一个证据。
       两个人的关系，我们这些比他们小一些的人也很向往。我们说他们俩在谈恋爱，说着说着，不禁自己心里也泛起了涟漪。大概在四十年代非常守旧的农村，也并非没有青年男女背着父母谈情说爱的事。有时候能听到谁和谁乱搞，谁和谁对上眼了，甚至于说谁和谁有一腿的传闻。但那都是些让父母抬不起头的“绯闻”，那些故事的结尾大多也混乱、肮脏。
       人们不把翠丹和万得互相喜欢的事说成以上的种种字眼，而说成谈恋爱，也许就是想把他俩的事和那些“绯闻”区别对待。村里人爱护他俩，也向往他们的感情。我们村的男人们在私塾念汉文，女人们虽说也没有正经上过学，但耳濡目染地认一些字，也算是摆脱了文盲的境地。但我们村离县城足足有二十多里地，新式的学校教育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但如果条件允许，村里人想让子女受到这种新式教育。对于恋爱，他们似乎也持有同样看法。他们无法控制对城里人开放的生活方式的好奇。万得和翠丹谈恋爱，不仅使年轻人想效仿，即使是眼里揉不进沙子的老人们也比较赞同。因为在二人产生朦胧爱意之前，老人们仅仅眯着眼睛想象俩人出双入对的样子，都会觉得无比满足和喜悦。翠丹家和万得家有的地都是不多不少，自给自足，又是生性淳朴乐于助人的小户人家，万得上面全是姐姐，翠丹上面全是哥哥。所以他俩都是家里左等右等盼来的金贵儿子和女儿。自己家里视为掌上明珠，外人也没有理由不说好话、不去夸他们。而两个孩子也的确招人喜欢。
       翠丹不像农村的孩子，皮肤白皙，大眼睛水汪汪的，睫毛也很长。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她睫毛如何长，看了金勇泽的诗，在诗句中我找到了恰当的话语。长长的睫毛足以“让鹅毛大雪落下来歇脚”。鹅毛大雪融化了变成露珠，湿漉漉的睫毛在她眼眸中投下一道阴影时，她凄婉的表情简直能感动石头，让石头说出话来。万得聪明过人，教一个会十个，长得也眉清目秀，在农村旮旯里算是罕见的人物。如果说万得是山沟里飞出的凤凰，那翠丹就是出淤泥而不染。人们不约而同地发出感叹：“两个孩子将来结为百年之好，那该是多般配的小两口啊！”人们异口同声地预测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两家家境也很般配，不偏不倚。两家大人们也淳朴善良，看着人们说的将来的“女婿”和“儿媳”一天天长大成人，打心眼里喜欢。翠丹和万得是我们村里的花朵和梦想。可但凡相过亲的人都会知道，往往别人觉得二人是天造地设的一双，担负着一种使命感为他二人牵线做媒，当事人的态度却出人意料地比较冷淡。让人不免觉得，男男女女相互产生爱慕之情，就像是上天的游戏，常常是人们计划外的事。如果别人想出面撮合，反而招致逆反心理，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但是万得和翠丹没有背叛人们的梦想。翠丹一见万得就不知所措，这可以说是有力的证据。翠丹因为万得打破了水罐这事让村里人一直津津乐道。我们村上的人加在一起才有二十多户，所以只有一口水井。打水是女人份内的事，顶着水罐，不用手扶，还能左右摇头，不耽误做其他事情，才能算是过日子的“好手”。小女孩们对妈妈敏捷的身手投去赞叹的目光之余，心里也不免有一些压力——自己总有一天也会被要求达到那种境地。因此，小女孩们从小就想顶水罐，所以家家都为小女孩们准备一个小水罐。这种小水罐做玩具的用途比实用大，所以打碎的事也经常发生。
       翠丹是家里唯一的一个宝贝女儿，上面又有两个嫂子，所以不用顶水罐，但她有自己的小水罐，在她那个年龄，小伙伴做的事她也跃跃欲试。但翠丹头顶着水罐，不用两只手扶，一步也走不了。那天，她就是这么顶着水罐回去时远远看到了万得回家，万得也看见了翠丹，想赶紧跑过来帮她拿水罐，翠丹一见万得过来，想拽拽衣襟，一撒手，水罐摔碎自不必说。那时，翠丹十四、五岁，胸脯像杏仁一样若隐若现。韩服的上衣短，裙子长，所以干活时有时难免露出胸脯和腋窝。对此，在我们老家，即使是年轻女人也没有太多不自在，常常能看到背在身后的孩子摸妈妈的奶，或者干脆把奶拽过去吃。对胸的羞耻是否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呢？那时候，妈妈的胸脯只被看作是孩子的饭碗之类的东西，人们反而将肚脐裸露在外视为羞耻。姑娘家的心思可能有所不同，但如果为了挡住胸脯把水罐摔碎，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
       万得在我们村里第一个升到县城中学之后，翠丹就缠着她爸上了十里外新建的小学分校，那是水罐事件发生之后。分校也叫做简易学校，入学也没有年龄限制，男生中竟然有孩子的爸爸。中学似乎也差不多。万得也是小学毕业后在家帮了几年农活，后来嫁到汉城的姐姐强调新式教育的重要性，才上了中学，年龄也不算小。
       简易学校在长溪村，这个村子在去县城的路上，有五十多户人家，在方圆这几个村里是最大的。从我们村到长溪村要爬两个山头，还要过一条小溪流。不用说万得和翠丹自然而然的一起上学回家。在别人看来两个人没什么特别的，通常是翠丹落在稍后走着，万得在前面不紧不慢地走，停一会儿等翠丹。照那时候的规矩，即使是夫妻俩出门也不能走并排，妻子一般稍稍落后，一前一后地走。有时，万得因为要走比翠丹多一倍的路，看翠丹慢腾腾的样子，就没耐心去等，气鼓鼓地先走掉了。
       长溪村里滋润着田野的小溪流像网一样遍及四处，但是，必须走桥才能通过的长溪村溪流是一条格外美丽的河。水不算深，但河两岸形成了山谷。从路旁延伸到溪流的缓缓的坡上，从春到秋都有数不清的野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成群的小鱼在细沙、小石子和花影之间捉迷藏似地穿梭不停，小浪花也像水晶一般透明。那条河上有座泥做的桥。两条圆木横穿在两边的坡上，中间用草绳和藤蔓编织后抹上泥巴的小桥，就像山间小路的延伸，走在上面让人很舒服。但每逢多雨天气或开春解冻的时候，桥各处会有洞，要么非常滑，这种情况一般都很短暂，村里某个人费不了半天工夫就能把它修好。问题是每逢雨季或来不及修补时，尤其小女孩们害怕过到处是洞的泥桥，干脆沿着小坡往下走，光着脚趟过哗哗的江水，这样更让她们放心，因为水涨了也只会齐腰深。每当这时，男孩们不失时机地显示出男子汉气概，他们站在前面，用木棍测量水的深度，告诉后边的女孩们，还领着她们过河。但万得不喜欢翠丹把裙子挽到肚脐上面，和男孩们一起弄湿衬裙过河的样子。所以不光上学时，放学时他也尽量等着翠丹，让翠丹走泥桥。过桥时翠丹一会儿吓得尖叫，一会又怪万得没有扶住她，万得就一边哄她，一边还要扶住她，所以村里人都传说他们俩在不长的桥上抱过好几回。但是，就算是老古董的老人也不觉得这种传闻有什么丢人，反而觉得很可爱。他们觉得这两个人迟早要结婚，并且俩人的举动看起来像鸳鸯戏水一般温馨可爱。人们没有任何恶意地把泥桥说成是恋爱桥。
       进入中学后，万得似乎得到了文学方面的启蒙。有一阵子，他没有把《懊恼的舞蹈》这本诗集放在书包里，而是夹着走，那样子不知有多潇洒。村里的男人们就算连学校门都没有摸过的，也能读点汉文。那时的私塾有点像男孩们的义务教育机构，他们都能读《懊恼的舞蹈》这几个字，但那意思不是马上就能明白的。字是汉字，但这几个字给人的印象是充满了异国情调和时髦感。那时，不知是从哪流入的，“时髦”二字在年轻人中间很流行，不管什么东西，有点异国情调，看起来很带劲，都说成“时髦”。
       在村里的年轻人中间，掀起了一股“春园（注：韩国有名的作家，原名李光洙，有作品《无情》、《土》、《端宗哀死》。）风”的也是万得。《土》、《端宗哀死》、《无情》等春园的作品，从这个人手里传到那个人手里，书让人摸薄变旧了，但得到这些书的滋养，小伙子们眼里发出星星一般的闪闪光芒。但是，万得马上又告诉他们，春园成了日本人的走狗，积极做出“创氏改名（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要求韩国人把姓名改成日本人的姓和名。）”的举动，又做了把年轻人都赶到战场的演讲，小伙子们听到这些又陷入了失意，这样让他们无所适从的又是万得。说他左右村里年轻人的灵魂也不为过。到了二次大战末期，村里的生活每况愈下，年轻人精神更加空虚，处于饥渴状态，因此这种效果更加立竿见影。因为读了万得散发的书，心灵相通的年轻人有时聚在一起谈论文学，也会聊眼前的世道，发泄心中的郁闷。这种活动的灵魂人物也自然是万得。但他充其量不过是年龄偏大的中学生而已，这种活动与其说是殖民地青年有意识的集会，不如说是为万得炫耀自己文学才华提供了场所。偶尔，他表情悲壮地给我们朗诵自己写的诗，其中有一首曾经让翠丹激动得热泪盈眶，后来我发现那首诗是林华写的一首诗的后半部分。
       今天的烟/也比云高/几个青年/想把窄窄的天空/像湖水一样/装进希望的眼眸深处/就算张开的双臂不够宽/啊啊！比天空辽阔的我的大海
       大概是这样的诗，每当读到“张开双臂，比天空还辽阔的我的大海”时，万得都慷慨激昂，发出声嘶力竭的呐喊。每当这时，翠丹都说因为担心不得不把万得放到更广阔的天地而惴惴不安。
       翠丹偶尔也给我看万得写给她的信，我并没有主动要看，所以她每次都有些不好意思，就说“一个人看了怪可惜的……”，实际上，说“一个人看情书怪可惜的”这句话是不成立的。她的言外之意是信的内容无伤大雅，给谁看都无妨，但我认为向人家炫耀万得的文学才能是她的本意。其中至今还记忆犹新的是把翠丹家的菰茑树比喻成“小小看门人举着小红灯笼”。那时，我们村里的人家几乎都用连翘树围了后院，并且家家都有菰茑树在连翘篱笆下自生自长。从春到夏，菰茑树的存在毫不显眼，与其他杂草没什么两样。人们知道菰茑树的存在是在草丛失去生机泛起黄色的时候。熟透的菰茑比枫叶还美，的确，就像“灯笼”一样可爱。但是那时节红红的柿子叶也正好让位给累累的柿子，田野里的辣椒变成鲜红色的时候。菰茑只不过是无聊的丫头们含在嘴里不时发出一两声脆响外没什么用处的杂草而已。我家篱笆下的菰茑也多得不计其数。就这样俯拾即是的菰茑，只有翠丹家的成了“打着灯笼的小看门人”。也许是万得忍不住相思之苦，打算在翠丹家篱笆下挖一个洞时，因为“打着红灯笼的小看门人”恢复了理智，不然，菰茑比比皆是，怎么惟独翠丹家的成了那么特别的菰茑呢？
       我们村里不仅多菰茑，杏树也遍地皆是。家家都有杏树。不然，怎么能叫杏村里呢？春天里，杏树和连翘一道把整个村子装扮得像华丽的花的宫殿。但夏天过后，杏树结下的果实是酸不溜丢的野杏。有些人家为了治病，把杏仁洗干净了收藏，但一般果子由于没人吃，直接烂在了地里。是一个美丽的村子。杏花开到尾声时，紫云英和燕子花又把原野和山坡覆盖住了。紫云英漫山遍野地开，燕子花一簇簇零星地开着。杏埋进土里几乎变成肥料时，纷纷凋零的野蔷薇又把冷清的小路变得芳香四溢，宁静瑰丽。
       读着《她的家》，回想起杏村里的杏树，觉得翠丹家的杏树在众多杏树中确实与众不同。就像在万得眼里，众多的茅草屋顶中只有翠丹家的格外黄灿灿，在俯拾即是的菰茑树中惟独翠丹家的最醒目一样。翠丹家是杏村里上村的第一家。从后山流下来的溪流绕过翠丹家往下村弯弯流去，流到万得家肥沃的田地里。翠丹家的杏树又大又结实，足以让疼爱她的父亲为她和她的小伙伴们绑上绳子，让她们荡秋千。我猜万得一定是望着那些随溪流漂浮下来的洁白的杏花，就像看到了情书一样心绪难平。
       1945年，杏村里也开过杏花、菰茑花、燕子花、紫云英吗？没有不开的理由，但我宁愿相信它们没开过。大概是在那些花开放之前，万得和翠丹的恋爱也结束了。年龄大了才到县城上四年制中学的万得，一毕业就要被抓去当兵，出发之前有几天时间来做些准备，两家想趁这几天的时间把婚事给办了。那时，为了给那些连恋爱都没谈过的小伙子留下一男半女，匆忙找对象，并仓促完婚的事情也并不少见。再加上万得是独子，已经有了虽说没算过生辰八字，但将来要成亲的新娘是尽人皆知的事情，所以结婚也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但万得坚决拒绝办婚事，也许那就是他自己独特的爱的方式。即使别人都不理解，但据说是为了让翠丹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在月色下，踩着早春的残雪，他领着翠丹一直走到拂晓鸡叫的时候。翠丹是否真正从心底里接受了他的提议也不得而知，但是，就算他二人在碾米房过了夜，翠丹的父母还有村里人也会相信万得的手连翠丹的胸脯都没碰到。那时是那样一种年代，不知该说纯洁还是犯傻，但我们所遵从的规矩是那样的。
       万得家的门口挂着的日本旗以及象征出征军人家的旗子，像挽联一样凄凉地飘荡着，他家厢房里一连几天都摆着酒席，但没人过来查是否有人偷偷地喝酒（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在曾发布过“禁酒令”。）……短短的十天一晃而过，万得终于入营了。万得说服翠丹耐心等他回来，应该不成问题，因为翠丹还没到嫁人的年纪，她们家里人也是连做梦都不会想让翠丹嫁到别家。但是，说服翠丹时令万得犯难的一点，应该是她理所当然的想法——既然如此，还不如把婚事办了再走。翠丹虽说心地善良、温柔体贴，但也不是那种没有主见轻易放弃自己认为正确主张的女孩子。因为丧气话谁都不愿意提，其实村里人都知道万得是去送死的，所以心底里十分佩服万得的深思熟虑——他不想让翠丹成为一个寡妇。用现在的话说，万得和翠丹可说是村子里的吉祥物。人们觉得如果他们俩不幸福，整个村子会遭殃，因此，想方设法保护他们。万得的处理方式与这种人的心思也不冲突，是一种最佳方案。
       万得走了以后，村里的年轻人左一个右一个被征兵或征用，村里的男人只剩下了老人。翠丹的几个哥哥，除了到城市上班的三哥以及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大哥外，两个哥哥被征用，原来人丁兴旺的家变得门可罗雀。不仅抓走了壮丁，催缴余粮的形势也日益紧迫。原本富饶的村子为如何度过断粮期忧心忡忡。从前雨天在家做烙饼通常都做一簸箕的纯朴心思也日渐冷淡。更坏的消息比伤寒更来势凶猛，席卷了全村，让人们胆战心惊。人们以前也对“女子挺身队”并非一无所知。村事务所曾经贴出告示，大张旗鼓地宣传如果有人家愿意送闺女到日本本土或南洋群岛干活，姑娘去了之后，家里就能得到汇款，但没有一家有那种打算，也万万没想到强行让女孩子们去挣钱。但是传闻和他们的预想不同，说是村事务所劳务科书记分配到了几个人的任务，和巡士们一起威胁家里有大年龄姑娘的人家，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人拉走。人们在半信半疑的时候，发生了更糟糕的事。那是发生在同一个村里的事，因此不能说是传闻，而是真事。有一家人家的父母，在村口看到书记和巡士来搜查藏匿的粮食，以为是来捉“挺身队”，就把女儿藏在了仓库稻草堆中。军粮催缴班历来都是拿带刺刀的枪把朝认为藏有粮食的地方胡乱地捅，那天，当他们的枪刺进稻草堆的同时，女孩儿的父母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嚎叫。有人说，刀尖上粘了几块人肉，也有人说刀上挂着残缺不全的肠子，有人说姑娘当场死了，也有人说流了很多血，用牛车运到县城医院，不知是死是活。反正那消息的余波，是让那些有女儿的人家白天黑夜地受噩梦的折磨。真是惨不忍睹啊。
       翠丹的哥哥在城市军工厂上班，一天他领着个中年男子出现了。那男的小腿上打着绑腿，穿着带鞋钉的鞋，说是家在新义洲，在重要的工地当测量技师，结过一次婚。这是翠丹的哥哥从父母那里听到了那个令人胆寒的传闻后领来的翠丹的未来新郎。那人据说是因为第一个媳妇结婚十年都生不了孩子，所以撵走了想再找一个。他不怎么看翠丹那张好看的脸，只盯着翠丹不算大的屁股，连连摇头说：“能不能生大胖小子？”表示不十分满意。那时，可以说是小伙子都绝了种，再说那老新郎干的工作是有关军事方面的要务，因此被排除在征兵之外。翠丹家三下五除二，迅雷不及掩耳地把那么漂亮的姑娘嫁给了那二婚的新郎。
       翠丹是以怎样的心情答应了那门亲事不得而知。不是说见到血，正常的人也会受刺激而精神失常吗？血淋淋的传闻也有同样的效力。不单是翠丹家，连村里人也失去了理智。曾经祝福万得和翠丹，见证过他们爱情的村里的老人们，现在能为翠丹做的事就是不把她交给日本军。而且翠丹她妈是怕见血、连鸡都不敢杀的善良之极的村妇，她一定是被那血腥的传闻弄得失魂落魄了。和别人结婚，辜负万得，翠丹一定宁愿选择死亡，但她没狠心到了断自己的生命。仅仅是像游尸那样灵魂出了壳。翠丹在家办完婚事，三天之后跟着新郎离家。走时，她就像是死人给化了妆，木无表情，让人看了毛骨悚然。
       翠丹嫁到遥远的新义洲，没来得及到娘家省一次亲就解放了。她再没能回到十九岁离开的黄屋顶的家。我们那地方差点就成了三·八线以南，和北朝鲜的新义洲天各一方了。万得活着回来了。第二年春，万得和杏村里的姑娘顺爱办了婚事。顺爱是大饼脸，倒有几分福相，但和翠丹没法比。婚礼那天，按照村里的风俗闹新郎。去当兵，或被抓去征用的青年们，身心皆变得粗野，没有手下留情，狠狠打了万得的脚底，打得万得嚎啕大哭。万得也去过军队，什么苦没吃过，难道忍受不了一顿打闹就哭出来了吗？他一定是很想很想哭。村里人仍然想把万得的一举一动与翠丹联系在一起，他们至今都忘不了两个人朝夕相处如影随形的情形。所以顺爱嫁给万得心里也不舒坦，但在村里人检验他们的感情之前，他们就分家到汉城了。万得虽是独子，但是汉城的姐姐给弟弟找好了工作，把他领走了。
       “六·二五”战争后，替代三·八线划的休战线，把杏村里变成了休战线以北的土地。之前我没见到万得和顺爱，等他们回老家时，能听到他俩日子过得不错的消息。但“六·二五”后就听不着他们的消息了。我偶尔也想，如果他们“六·二五”时没死，那我们就会生活在汉城同一片天空下。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万得在我的记忆里变得越来越模糊，后来就消失了。在汉城生活，就算是亲戚，接到结婚请柬或讣告才会有联系。因此，没有任何利害得失的人际关系就很容易淡忘。
       在汉城初次见到万得距今不到十年。现在他已过世，那时还健在的我的舅舅表示想参加同乡会。我陪他去了，结果在那儿见到了他。就像通常的同乡会（失乡民会），都寄托着老人们的乡愁，那儿也是老人们的天下。虽说每年都有同乡会，但像舅舅这样头一次去的人，仅仅认人就得花半天时间。为了便于相认，主办方以村为单位安排了座位，我们又按照“里”（注：比村大一级的行政单位，比如“杏村里”。）重新挪了位置。第二年去世的舅舅那时已年近八旬，老人家可能是闻不到故乡泥土的芳香了，想嗅一嗅同乡人的味道以此代替，所以去了同乡会。他子女们认为那是往坟墓里迈进一只脚的人犯的轻微的痴呆症。不然，怎么他们不去而让我这个外甥女陪着去呢？那位杏村里的老绅士似乎也没认出舅舅来。那位恭敬地和舅舅做自我介绍，是杏村里的某某人，但我没留神听，没听清楚。如果最后他不递名片给我，和我打招呼，我可能到最后也认不出他来。看到写着什么专业公司社长张万得三个字以后，我觉得有些不对劲，抬头看了一下，仿佛是年轻时代的张万得一直躲藏在什么地方，又冒了出来，越来越清晰了。身材没有发胖，脸也不显老。我和他以前并不熟。因为他当时是属于翠丹的人，所以我们觉得对他“横眉冷对”才合乎情理。这一点张万得的立场可能也是同样的。他原来在村子里声名远扬，但“著名人士”没理由一定能认出他的崇拜者。他对我说，你一点也没变，然后就不好意思地笑了。他好半天没认出我来，这么说有些瞎胡扯。
       让我认出顺爱，那是更加不可能的事。我不能贸然断言，这看起来恩爱有加的老夫妻中的一位是顺爱。反而是顺爱先和我打了招呼，说我一点也没变，所以，我猜想她大概就是顺爱了。在老家时，我自恃自己上过学，没和那些年龄比我大、整天在家学做针线活的孩子们交朋友。万得和顺爱看上去非常和睦，我觉得就那么和他们分手有些可惜，就相互留下电话号码。意外的是，顺爱还经常打来电话，所以我俩在有空时还一起吃午饭，逛逛街什么的。她和我诉苦——万得至今还没有忘了翠丹。
       “老妹，人们都说我好福气，但没有像我这么窝囊的人。是老妹你，我才跟你说，和别人说一百遍，只会让别人把我想成是怪人。谁能知道我的苦衷呢？张万得又能挣钱，又不拈花惹草，对孩子们也没得说，对我更是百依百顺，都说天底下哪有那样好的老公，但也没人像我这样见到过那么恶毒的魂灵儿，我明知翠丹那丫头缠在老公身边，但又不能拽她的发，扒她衣服，我真要疯掉了，总算遇到你了，不然，我这冤屈向谁去说呢？我那老头现在还在给翠丹写信呢。你不相信，我刚开始也不相信，他自己可能也觉得难为情，说是写诗。我偷偷看了他写的‘诗’，结果写的不是‘杏花落在你肩上’就是‘杏花年年开，你为何一去不复返？’这哪是什么诗？分明是情书，还不止这些。去年我们去中国旅行时，差点没让我气出病来。现在回想起来，我不明就里地跟着他去旅游也太糊涂了。我们游完白头山之后，旅行社安排我们去了叫做丹东还是什么的地方，他们安排的节目是坐在鸭绿江的船里，遥望北韩的土地。船靠近北韩那边，我们能清楚地看见在江边玩耍的孩子们，我的心情也变得格外沉重。我看那些舒舒服服享受坐船乐趣的都是中国人，南韩人的表情变得无比严肃，那应该是理所应当的，但是，突然我家老头子把头埋进船头，低着头嚎啕大哭，头发雪白的老头耸动着肩膀哭泣，是因为分裂的悲伤？不是，在那边能看到的对岸是新义州，翠丹住的地方虽说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一定让他发疯了，我恨不得把他摁进江水里，让他游过去见见那丫头。还有呢，他在这又能挣钱，生意也做得不错，忽然有一天却说，不想在这儿养孩子，想移民去美国。我和他一句英语都不会，去移民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不是明摆着吗？如果能拿到美国绿卡，就能随便进出北韩，我能让他得逞吗？我和他说了：‘想去你一个人去，去了和她恩恩爱爱地过吧。’结果他说我犯神经，后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他一直都对孩子们很好，一看我让他一个人走，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对他来说，孩子们胜过所有的一切，是一种力量的源泉，让他经历世态炎凉挺到了现在。”
       大概是这样的话。她说的没错，如果没亲眼见过万得和翠丹谈恋爱的光景，谁会相信天底下竟会有这样的事？但是，她的“固定曲目”仅限于以上几个小插曲，她再没有进一步举出万得至今还一心一意想念翠丹的证据，我也是反复听着同样的故事有些吃不消，原来觉得她很可怜，但后来越发觉得张万得可怜。在我有了如此看法之后的不久，我听到了她去世的消息，张万得丧妻了，据说她患了高血压，一连几年都不间断地吃药，但突然倒下后再也没能恢复意识，过三天就走了。去问丧时，看到了她的遗像照片，我不禁打了个冷颤，照片里的人看起来只有二十七八岁。我知道最近大家都觉得遗像不能太老太难看，事先都照好了照片。但是，年过七旬的丈夫站在二十多岁的遗像前流泪，怎么都有些说不过去。子女们猜到了客人们的心思，说妈妈生前嘱咐过，她走了以后不要用老掉牙的照片做遗像，后来一看，她老人家准备好了照片。我不知不觉把遗像中的女人和年轻时的翠丹做了比较，俩人不能相提并论，我想象中的翠丹变得越来越妩媚，而顺爱除了年轻之外毫无特点，这让我觉得顺爱的确很可怜。啊！她的一生是与多么可怕的情敌生活在一起的呢？不会衰老，永远妩媚的情敌，该使她多么绝望啊！
       她去世后我也没有机会去见万得。
       后来偶然遇见他是在他丧偶的二、三年后。我参加了声援“挺身队”老奶奶的活动，在那儿遇见了他让我颇感意外，但他妻子生前不厌其烦地对我灌输的话，让我有先入为主的判断，不得不把他出现在这样的活动上的原因与翠丹联系在了一起。活动结束后他不见了，我就像追赶犯人似的慌里慌张地溜出了会场，叫住了远处搭拉着肩膀走路的他，然后急匆匆地走过去问他，有没有再找老伴，他说没有，还附上一句，以后也没有这个打算。
       “为什么？是因为忘不了翠丹吗？到这儿干什么？挺身队让你如此咬牙切齿吗？仅仅为了一个女人，您是不是觉得没有挺身队两个人就结婚了呢？您真了不起呀！”
       我劈头盖脸说了一大堆话，但他没有回答，走在前面，进了附近一家茶馆。对于那个年龄还留着一些生机的老人，我就像顺爱还了魂似的，有些心术不正地望着他。他细声细语地开始说话了。
       “我至今都没忘记翠丹，那纯粹是我们家那位凭空想象出来的。我现在连翠丹长什么样都忘了。如果不是我家那位不知疲倦地提醒我，可能连名字都忘了。就算我思念过翠丹，那也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对年轻岁月的一种哀愁和依恋吧。我偶尔想起，在我那美丽的故乡度过的年轻岁月难道全是一种罪过吗？我在游船上之所以哭，也是因为不敢相信我亲眼见到了北韩的土地，为什么在别的国家来说近在咫尺，在我的国家却遥不可及？想着这些，我感到悲伤和羞愧，所以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对岸是否是新义州却不是很重要。今天我来这儿，怎么说好呢？不知我能不能说明我的举动……大概是因为，不久前偶然在日本杂志上看到他们极力掩盖慰安妇问题，日本人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让我义愤填膺。听他们的口气这么做是被迫的，证据是什么？说韩国方面把数据夸大了等等，丝毫没有负罪感，我真的看不过眼，虽然我不记得翠丹的长相，但我至今也能清楚地感受到翠丹嫁到别处时愤怒、委屈和绝望的情绪。我想在遭遇不幸的慰安妇老奶奶们的仇上加上躲过那一劫的人们的恨。我认为，不管是遭遇不幸的人们，还是逃过一劫的人们，同样都是帝国主义野蛮行径的牺牲品。她们是逃过了一劫，但为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啊？难道为了躲避强盗，慌忙间从十楼跳下去死了的人，就算是自杀吗？强盗就没有罪了吗？如果我们忘却在三千里江山的每个角落让爱的喜悦，让那芬芳全都窒息掉的那个天人共怒的罪恶，我们还是人吗？你能明白我的心情吗？——在遭受不幸的人们的仇上，加上免于不幸的人们的恨。”张万得的眼里闪烁着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