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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英］哈罗德·品特　译：邓中良
       1995年，哈罗德·品特荣获大卫·科恩英国文学奖的时候，发表了获奖谢辞。该奖项每两年颁布一次，是对仍健在的英国作家终身文学成就的认可。
       这是一项巨大的荣誉。非常感谢你们。
       可以说我并非出生于一个具有很强文学传统的家庭。我母亲喜欢读A·J·克罗宁和阿诺德·本内特的小说；父亲每天清晨七点离家，晚上七点回来，是个打零工的裁缝，他喜欢读美国西部小说。但我家里书少得可怜。当然了，这要归因于下列原因：我们看书完全依赖于图书馆。没人买得起书。
       然而，当我初次在《伦敦诗歌》杂志上发表了一首诗时，父母都非常高兴。那首诗刊出时，我署了“品塔”这个名字，拼写作Pinta。我的一位阿姨确信我们来自葡萄牙的一个名门旺族，达·品塔家族。这一点从未得到证实，我也弄不清这个家族是否真的存在过。整件事似乎跟我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冲突：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来自敖德萨，或最起码是匈牙利，更有甚者是波兰。
       曾经有过试探性的猜测，在逃离西班牙宗教法庭的过程中，品塔（Pinta）变成了品特（Pinter）；但是，似乎没人知道在葡萄牙是否有西班牙宗教法庭，至少在我们居住的哈克尼是否有。反正我觉得品塔拼写起来蛮吸引人的，尽管我还不至于做过头，在姓前面加“达”（Da）。不久以后，我压根儿不再转这个念头了。
       我们家族中只有一名成员显得很富有，他就是叔伯祖父科尔曼爷爷，他是个“生意人”。在家时，他总是穿一双绒毡拖鞋，戴一顶便帽，是位谦恭有加的人。父亲提议，我们下次去喝茶时，让我把在《伦敦诗歌》杂志上发表的诗拿给他看。我虽然同意了，但有些顾虑。那首诗的题目叫“在中部过新年”，同巡回剧团中转战各地的年轻演员的流浪生活有关。该诗颇受迪伦·托马斯的影响。诗中包括以下几行：
       这是光辉、尘土和血迹，我就在这里，
       跨骑着马，在惠特布莱德啤酒镇流浪，
       或是做诸如此类的事。
       我和父亲坐在屋里，沉默不语，科尔曼爷爷读着这首诗。当他读到上面几行时，他的目光从杂志上移开，盯着我们说：“目前惠特布莱德股票的业绩相当不错。听我的没错。
       那是在1950年，当时我二十岁。
       我早期的阅读不成形、毫无条理。我想，这主要跟战时不稳定的儿童生活有关。我曾有两次被疏散（一次到康沃尔，在那或多或少首次看到了大海）的经验，上过许多学校，频频回伦敦，看到了更多的炸弹、飞行炸弹以及火箭。这种氛围并不适宜于读书。1944年年底，我最终在哈克尼·唐斯文法学校安置下来，补回失去的时光。哈克尼有所极棒的公共图书馆，在那儿我发现了乔伊斯，劳伦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海明威，弗吉尼娅·伍尔夫，兰波以及叶芝等。
       几年以后，我想是在1950年，我在一本叫做《爱尔兰写作》的杂志上读到了贝克特的小说《瓦特》的片段以后，我跑了一家又一家图书馆，想找到贝克特的作品，却徒劳无功。总算被我觅到了一本，那是他的第一部小说《墨菲》。自1938年以来，该书就闲置在伯尔蒙赛公共储备图书馆，我因此推断出人们对贝克特兴趣不大，所以就决定借下这本书，可以说是长期借阅。现在这本书还在我那儿。
       1944年，我与约瑟夫·布利尔里相识。他来我们学校教英语。乔·布利尔里是位高个子约克郡人，患有疟疾病，在二战中曾遭受鱼雷攻击，醉心于英语诗歌及戏剧文学。他1945年到来的时候，我校当时没搞戏剧演出。但在我们还不知怎么回事的时候，他就宣布，他将上演《麦克白》，并在教室里指着我说：“你，品特，将扮演麦克白。”我说道：“老师，我？”他说，“是的，就是你。”我那时十五岁，的确扮演了麦克白这一角色，穿着现代服装，穿着少将的制服。我对这套制服非常满意，彩排后穿着它就乘上了38路公交车，回家喝茶。年迈的妇女对我微笑着，售票员看着我说：“呃，我不知道要收你什么钱。”我父母送我一本《莎士比亚剧作选》，留作纪念。我还攒了足够的钱买了一本《尤利西斯》，放在客厅的书架上。父亲叫我把书从书架上拿走。他说了，在母亲上饭菜的房间里，不该放那样的书。
       我和乔·布利尔里成了密友。我们进行了好多次远距离散步，这一习惯持续了数年之久。我们从哈克尼·唐斯出发，一直走到春田公园，沿着黎尔河走，顺着黎尔桥路往回走，经过克兰普顿水塘，穿过梅尔街，走到贝斯纳尔绿地。那时，莎士比亚在我们的生活中（我是指我和我朋友的生活）占据着主导地位。乔·布利尔里带来的新发现是约翰·韦伯斯特。散步时，我们会向着风，对着经过的电车及路人大声朗诵着韦伯斯特的著名台词，例如：
       用钻石割开我的喉咙
       将带给我何种乐趣呢？或用肉桂
       将我窒息？或用金属碎片将我射杀？
       我晓得，令人们离去的
       死亡之门无数：据说这些门都装有
       稀奇的、几何形状的铰链，从两边都
       可以将其打开：总之，看在上天的份上，
       我再也听不到你的低语声了。
       （引自《马尔菲公爵夫人》）
       或是：
       噢，我闻到了油烟，
       最令人讨厌的油烟，烟囱在燃烧着
        我的肝煮得半熟，象苏格兰冬青般面包，
        有个管道工在我内脏里铺设管道。
        （引自《白魔》）
       或是：
       我的灵魂，宛如漆黑风暴中的船只，
       被狂风驱使开向何方，我也不晓得。
       （引自《白魔》）
       或是：
       我患上了感冒，
       永久的感冒。我失去了声音，
       永远也无法恢复。
       （引自《白魔》）
       或是：
       蒙上她的脸；我感到一阵眼花；她花季年龄，就已凋零。
       （引自《马尔菲公爵夫人》）
       这种语言令我晕眩不已。
       是乔·布利尔里激发了我的想象，我永远忘不了他。
       1957年我开始创作剧本。1958年，《生日晚会》在哈默斯密斯区的歌剧舞台上公演，但是，不久就给评论家扼杀了（除了哈罗德·霍布森外）。该剧仅仅演了八场就给撤消了演出。我决定去看星期四白天的那场。我迟到了几分钟，帷幕已经升起。我跑上楼梯，走向前排的座位。一位女引座员将我拦住，她问我，“你去哪儿？” “去前排座位，” 我说，“我是剧作者”。我这会儿回想起来，她的眼神蒙上了一层雾气。“呃，是吗？”她说道，“噢，可怜的人。听着，前排已经关闭。但你干吗不进去呢，亲爱的，假如你想进去，那就进去坐下吧，去吧。我走进空无一人的前排，再朝下看看正厅前座，有六个人在观看演出。我得承认，表演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我仍然保留着那个星期的票房收入单据。星期四白天那一场的进帐是两镑六先令。
       我的创作生涯中，经受了诸多的戏剧批评，其中我所听到的最有趣的一个——的确，也是最为尖锐——批评性质的问题是：当我被人介绍给一位年轻妇女及其六岁儿子的时候，那女人俯身看着儿子说道：“这人是位挺棒的作家。”小男孩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他的母亲，说道：“他会写W吗？”
       我非常清楚，在有些地方我被描写成“神秘莫测、沉默寡言、惜字如金、敏感易怒、脾气火爆、难以接近”。 嗯，像其他人一样，我也有喜怒无常、脾气不好的时候，我并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我的创作生涯，差不多有四十五年了，至今还没有完结，其中充满了很多截然不同的特征，反正跟上面的描述毫不相干。很简单地说，我的创作生涯充满了意味、挑战以及兴奋。那些词儿简直（也许）就是陈词滥调。然而，事实上确是如此。无论是首诗，是部剧作，还是一个电影剧本；语言中的意味、挑战和兴奋，或者通过语言传递给人物的意味、挑战和兴奋，如果没在那儿的话，那就真的一无所有了，就真的无法存在下去了。
       因此，在我深信我是“神秘莫测，沉默寡言，惜字如金，敏感易怒，脾气火爆，难以接近”的同时，我也非常享受我的写作生涯——准确地说，是我的整个一生——享受到极点！对能获得这个奖项，我感到荣幸之至。
       （1995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