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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里高利桑德斯出生在得克萨斯州的贝镇，曾就读于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大学，现居于加利福尼亚州的西好莱坞，是一名影片剪辑员。很多期刊都刊登了他的短篇小说，包括《真》《河城》《纪伦评论》《阴险民族评论》和第一个刊登《好老太，坏老太》的《南卡罗来纳评论》。
       在我的家族里，“aunt”(姑妈)这个词与“ant”（蚂蚁）和“font”（洗脸盆）都不押韵。它被发成了“ain’t”这个音，严格来说，“ain’t”只是一种音变，但是它已经被当成一个词了。因此在我的记忆中仍将奥布莉娅姑妈叫成“ain’t”奥布莉娅。
       每到圣诞，奥布莉娅姑妈就在休斯敦举办聚会，而祖母格特鲁德却偏偏作硬。城市港的圣诞节早晨就在早餐桌上格特鲁德祖母的抱怨声中开始了。难道我父亲不知道她通宵都在包礼物？难道他没看到她至今还没有完吗？在她的礼物被全部包完之前，我们是甭想出发去休斯敦的。
       每当祖母籍此拖宕时间，她的儿子认为不值一驳，他只是连续敲击他的小木槌维持原判，“我们必须八点前从这里出发。”他对她说，“因为奥布莉娅姑妈希望我们九点到。”这种对奥布莉娅姑妈的献媚让格特鲁德祖母存心放慢动作，她对个人的尊严非常敏感，为此而感到羞辱。毕竟我父亲是她的儿子，又不是奥布莉亚姑妈的儿子。这种委屈感让她铁了心要拖沓磨蹭，如有必要她就停步罢工。当最后我父亲好不容易把她从屋子里哄了出来时，他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了。我们永远，永远都要晚到至少一个半小时。
       她一路都蹒跚着，拒绝加快。虽然她有医生的诊断来证明她的关节炎、肌腱炎、滑囊炎、骨质疏松和憩室炎等等确实都是生理疾病，但是我们无法相信她经受的所有痛苦丝毫没有心理因素在作怪。圣诞节早上，当汽车的时速表旋转到最大值时，她在前座上尚且难以调节自己的坐姿，就更别说在后座上了。（这就是为什么她总坐在我父亲的边上，而平时坐那个位子的我的母亲就换到了后座，叉开双腿跨坐在我和我兄弟之间。）我父亲为格特鲁德祖母打开了车门，她小心翼翼地弯下身子直到最后重力战胜了她才费力地扑通一声跌落在座位上。然后，她将双腿一条接一条地提起来放进车子，好像她的腿曾经因小儿麻痹症瘫痪而现在只能依靠金属扶手似的。
       车子驶出车库前，我父亲提醒她系好安全带。但是祖母不同意，因为这妨碍了她的行动自由，她承受不了被带子捆住所带来的顾虑——如果汽车着火，她可能因此陷入困境。除此以外，她也无法想象这该死的东西怎么起到安全的作用。技术革新的到来，但祖母却不是一个早期的适应者。她无精打彩地尝试着系了几次，但最后安全带还是没系上又被扔了回去，我父亲不得不拿过安全带帮她系好。看到她在座位上扭动身子大声诉说自己的不适，你可能会以为他正在给她插入导尿管。
       一旦我们上了路，她就会唠叨起早上对她的不快事。为什么每个圣诞我们都必须在破晓时就起床也就不需要多讲了。无论如何奥布莉娅姑妈从来没在下午一点以前在餐桌上吃上正餐，这就是原因了。现在轮到我母亲来提醒她奥布莉娅姑妈只有在所有人都到达后，才允许她的孙辈们打开礼物，那样我们所有人就能围坐在圣诞树下。奥布莉娅姑妈把我们看成是一个大家庭，而不是两个各自为营的小家庭。只是一种支配欲让祖母对此不悦。她宁愿留在城市港让我的母亲来准备我们的圣诞大餐。只要我们呆在自己家里，她至少比她的儿媳更有支配权。在休斯敦，奥布莉娅姑妈是主人，而祖母只是由婚姻而来的老寡妇。奥布莉娅很富有，为此格特鲁德祖母一直提醒我们，任何人一旦有了钱，那么一切就会变样。也就是说如果她自己有钱了，她也会有可以在每个假期里让所有人相聚的大房子。如果真的那样了，每个人都会转而爱她、顺从她的心愿，就像我们现在顺从奥布莉娅姑妈一样。
       奥布莉娅姑妈的房子从建筑学角度来看并不起眼。但是最吸引人的是屋前草坪中间一棵巨大的橡树，它的树干直径至少有六英尺，就像《福斯塔夫》最后一幕中赫莉的橡树那样。因为它是方圆半英亩内唯一的一棵树，所以它那庞大的树冠能毫无束缚地伸展。到了每年的圣诞，那橡树棕色的叶子就已经掩盖了整个草坪。
       通常，孩子中的一个会认出驶入狭长车道的车子是我们的。我们还未下车，屋内的人，包括穿着围裙的奥布莉娅姑妈（除非她炉子上的食物正好到了调味的关键时刻）就都已跑出来迎接我们了。我们互相拥抱，诉说见到彼此的高兴之情。接着我们每个人逐一宣称他人看起来都很棒。正当我们兴高采烈地闲扯之时，“两只脚趾的树懒（注：一种动物，产于中南美洲林地，动作迟缓。）”，“也就是格特鲁德祖母就阴沉沉地从我们中间悄悄走过。她将经历一次艰苦的跋涉，因为要经过车库和厨房，然后沿着长的似乎没有尽头的长廊，才能到达位于房子背面的厕所。
       一旦，她听不到我们说话，我们便像正在策划阴谋似的那样压低嗓门，通常是奥布莉娅姑妈的女儿会问：“格特鲁德姑姑今天早上是不是给你们制造了很多麻烦？”我们不忠的闸门由此打开了。祖母变成了和我们毫不相干的人，我们轻易地否定她，迫不及待地在她背后中伤她。这种令人愉快的叛逆缓解了我们平时所受的压迫——对于她说的一切，我们只能强忍不说自己的看法，对于她横行的一些狭隘的专制，我们也只能吞下自己的怒火。只有我父亲拒绝发誓效忠于我们这一派。虽然他不会彻底叛变，但也不会为他母亲辩护。除了保持沉默，他还能怎样呢？她从厕所回来时，我们全体已经合伙反对她了。
       如果格特鲁德祖母看到了我们在她背后交换的匆匆一瞥和微微一笑，（有时不只是在她背后，而是差不多当着她的面），或许她根本不会注意这些，又或许她注意到了但却不知道这些微笑和眼神的确切含义。像福斯塔夫一样，她没有察觉到我们这些快乐的夫人对她的真正看法。她被自己的自尊严严实实地裹了起来，从而难以想象（确实是想不到的）自己已经成为了众人嘲笑的对象。我们坐成一圈等着她说一些自鸣得意的事或者世俗的事，那样我们就能在下次她去厕所的时候大声重复并且嘲笑她说过的话。
       现在我们该聚集到客厅分享我们的圣诞树了。我父亲和奥布莉娅姑妈的女婿在分发礼物的同时，高声地从标签上读出这个礼物的送出者和接受者。我们要一直等到每人拿到了一件送给自己的礼物后，才能一起打开礼物。赞美声和道谢声响彻整个房间。然后进入又一轮的礼物分发。有那么多的礼物又有那么多的人，所以礼物总是不断地涌进屋子就像是从一个有魔法的神奇牛角里倒出来似的。至少需要分发几轮，我们所有人才能真正坐到圣诞树下。
       我们肆意地将包装纸扯成小碎片，就像野蛮人在洗劫城市，但是我们对于蝴蝶结却爱惜有加。“不要把蝴蝶结扔了。”我们提醒孩子，“一定要保管好你的蝴蝶结。”甚至我们在把丢弃的包装纸揉成团塞到垃圾袋时，仍然搜寻着是否有先前被漏掉的蝴蝶结，如同考古学家在仔细检查石层。每年我们都拿如何互相交换相同的蝴蝶结开玩笑。
       格特鲁德祖母坐在角落的椅子上注视着我们，就像一个导演坐在观众席上观看舞台上的彩排。要是你没有如她所期待的那样对她送你的礼物表示欣赏，她就会打断你的表演，强调这个礼物对你具有的重要性。
       “那是拉塞尔·斯陀弗品牌的糖，”她告诉你，“我是在内曼·马库斯糖果店买的。”
       于是，你得受宠若惊地说：“噢，真的是从马库斯糖果店买的？太好了，我肯定它们一定会非常美味可口。太感谢你了。”
       格特鲁德祖母是那种完全相信给与比接受更幸福的人。但是在她那儿，你会感到这种信念并不是将物质东西精神化，一切都只是为了让他人欠她人情，而不是相反。
       这可能就是导致她在收到礼物时总是表现得非常无礼的原因吧。我记得一次奥布莉娅姑妈送给她一件从卡普兰的本-赫店买来的睡衣。祖母举起它，啧啧地低声说着和别人如出一辙的赞美之词：“噢，奥布莉娅，这真是太可爱了，简直漂亮极了！”但是，灰姑娘身上的礼服变成了灰姑娘手中的抹布，她把衣服扔回了盒子，说：“可惜的是，我不能穿，它是聚酯的。”
       所有人都知道祖母坚信自己对聚酯、尼龙甚至是所有的合成纤维过敏。她那细腻的肌肤只能接触棉、丝、羊毛和亚麻的制品。否则，她就会生麻疹。此外，她的过敏并不只限于织物这个范畴。很多东西都像盖德拉城的魔鬼那样苦苦折磨她。她的身体系统除了黄油别的都无法承受。吃洋葱会导致她的肠子痉挛。每年拜访奥布莉娅姑妈，她都要求姑母承诺玉米面包的调味料中不含有洋葱。“哦，亲爱的，你知道我不会在你的调料中加入洋葱的。”奥布莉娅姑妈告诉她。有了这个承诺，格持鲁德祖母狼吞虎咽地吃下三份玉米面包。即使调味料中的确加入了洋葱，但显然她没出现任何过敏的病状。事实上，调料里有不少洋葱。正如我母亲指出的那样，这已经不算是秘密了：“哎呀，你用肉眼就能看见的。”
       圣诞大餐的食物很丰盛，除了火鸡和调味料，还有土豆泥，甜洋芋、涂有黄油的胡萝卜，肯德基神奇豆，用芝士沙司和洋葱粒拌和的椰菜，填有甘椒的橄榄，抹有甘椒芝士的芹菜条，以及用内脏砸碎煮的汤，黑加仑沙司和午餐小面包。两次热烘烘地上桌，头一次是在我们坐下开始进餐时，后一次是在进餐当中。
       陈列在我们面前的所有食物都是奥布莉娅姑妈一手烹调的，因为她不允许自己的女儿也不允许我母亲带来任何种类的盆装菜，甚至一只果派都不要。“没有必要。”奥布莉娅姑妈坚持说。她总是亲手制作大量甜点：南瓜、山核桃、巧克力派、鲜美的水果色拉——如拌着生奶油和蜜饯粒的什锦水果，还有倒置型凤梨蛋糕，以及多种小甜饼和糖果等。
       尤其值得称赞的是她做的一种叫“季芙琳”的甜点。这种甜点是小小的圆柱形，是用派的皮混合果仁再滚上原糖做成的。即使制作配料都一样，水平较差的厨师，比如我的母亲，是不能模仿做出来的。
       食物里没有啤酒，葡萄酒和开胃酒，当然更没有白兰地和雪茄烟了。我们像良好的南方浸礼会教友那样，伴着冰茶咽下食物，就着热咖啡吃甜点。我们总体上都认为这样的安排对我们是有益的，即使它更多的是削减了乐趣，而不是预先抵消挑衅。在这几年来我听到的所有关于酗酒家族的可怕故事里，矛盾都是爆发在假日的聚餐桌上，因此我慢慢了解到自己的家族嗜好咖啡因是多么的幸运。温和的刺激比危险的刺激要平和多了，尤其是对那些平时忍气吞声的男男女女们。我父亲和家族其他成员总是以这样的方式迁就格特鲁德祖母，所以你可能会认为她有一大笔财产要在临终时处置。
       当然她没有，但是即使这样，我们还是都充满了敬意地静坐在那儿吃着火鸡，没人去打断她那些随口说说的冗长故事。直至最后奥布莉娅姑妈打断了她的讲述：“有人还想要面包卷吗？再加点冰茶怎样？”
       还有什么创伤是冰茶无法减轻的？有什么不对之处是刚出来的新鲜热面包无法缓和的？有什么悲伤是一大块顶端倒有半品脱生奶油的巧克力派无法安抚的？我一直都选择巧克力派作为餐后甜点而不是山核桃和南瓜。一直如此。当吃完正餐，妇女们开始选择什么作为甜点时，随便谁问我，事实上不是问而是说：“你不用告诉我，我就知道你要什么。”所有人都笑了，因为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和我的巧克力派就已经成为家庭的笑料了。
       这个玩笑开始的时候，我一定还很小，不会超过三四岁。在那时，奥布莉亚姑妈轻易地就能满足我那过于挑剔的味觉，因为我是她唯一的孙子。我肯定是她的名誉孙子，即使在她有了真正的孙子后，我们依旧一同分享那些特别的回忆，记得圣诞老人仅仅为了我到了她的家。
       在奥布莉娅姑妈的家里，我和我父母都像在自己家里那样拥有属于自己的房间。记得有一天早晨，我起得很早，那时天还蒙蒙亮，我父母房间的门也还紧闭着。但是，奥布莉娅姑妈房间的门开着，我就慢慢地走了进去，爬上床，躺在了她的旁边。我们两个人躺着聊了很长时间。
       然后，我们就起床来到厨房，奥布莉娅姑妈着手开始做饼干。她和出湿湿粘粘的面团后，让我帮着用冰茶杯的杯嘴切割出一个个大大的圆面饼。奥布莉娅姑母从不为了我想帮她做饼干、玩吸尘器，甚至是穿着她的旧高跟鞋在家里闲逛而批评我。
       “要是他想干什么，我想都可以。”她说道。
       我还害怕黑暗。对此她也从没批评过我。相反，她一直都确保卧室里的那盏照明灯是亮着的——一只小小的，有着蓝色半透明灯罩的圣诞树灯泡，它能直接插在墙上的插座上。有一天晚上，我特别记得她把我放到了黑洞洞的卧室床上。只有怪异的蓝光照在暗绿色的墙上，使得整个房间比我自己家中的卧室更漆黑。起初我以为她接着会用被子把我裹严实，但是她把被褥往后一拉，把我的脚提在半空中。只有我的背还靠在床上，我向上望着她，小小的脚丫子悬在她脸前，大脚趾被她的拇指和食指抓着，好像她接下去要数我的脚趾。
       “这个小黑鬼去市场。”她说，“这个小黑鬼呆在家里。这个小黑鬼烤牛肉。这个小黑鬼什么都没有。这个小黑鬼一路上撒着尿回家。”
       如果奥布莉娅姑妈因为被菜刀切到了手指而发出一连串的咒骂，我既会吃惊，也会好笑，因为我明白实际上大多数恶毒的话不管再怎么恶毒都只是说说而已而并无恶意。但是“黑鬼”一词就像一根刺或一块石头，能够真正伤害人们，所以你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都不能说它。但是奥布莉娅姑妈却说了这个词，不只一次，而是再三地说，颠倒了道德秩序。对此我不但感到震惊，更是感到害怕。每当这个词被她重复一遍，我都恨不得大声叫她停止，请她不要再说这个词了。当她已经说了四次并且准备说第五次的时候，我不安地问：“什么是小黑鬼？”
       “什么是小黑鬼？”这个问题就好像我问她谁是耶稣、鸡蛋是不是母牛生的一般。
       “哎呀，‘小黑鬼’的意思就是黑鬼的小孩。”她告诉我。
       她看上去是恼怒了，因为她不得不去解释自己玩笑中的妙语。但是她很快恢复了，又成了一个和蔼的女人，我那小小的淡粉色的脚指头渐渐让她感到心满意足。然后，她又抓起我的大脚趾，说：“现在该轮到你说了。”
       她让我进退两难。奥布莉娅姑不允许我仍旧做旁观者，她坚持要我成为参与者，我宁愿与冰茶杯失之交臂，但她让我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个小黑鬼去市场。”她提示道。而这时我正想说出。
       “你不能说这样的话。”我告诉她。
       “说什么？”？奥布莉娅姑妈一脸的疑惑。
       “你不能说歧视‘黑人’的词。”我说，“无论是‘黑人’还是‘有色人种’。”
       我好像一下子长成了男人，将拳头紧握成一只结实的小球，用力猛击了她的前额。她看起来如此震惊，又如此受伤。因为她从来不批评我，所以也就从来没想过我会指责她。
       “你跟她说了什么？”当我告诉我母亲这件事时，她惊慌地说。因为格特鲁德祖母总是谋划着和她作对，所以她需要奥布莉亚姑妈做自己的同盟。
       “你不该对她说那些。”我母亲说。
       但是我父亲为我辩护，她只能放弃先前的观点。“那么你说了什么？”我母亲问道。
       这个问题和奥布莉娅姑妈问的非常雷同，问的重点却完全不同。“那你想说什么？”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都卡住了，脸也僵硬了。我能说的就是她在掩饰她的愤怒，不仅仅是愤怒，还有她的羞耻感。我告诉她我常常在家里说“这只小猪”。因此她说：“为什么你刚才不说‘这只小猪’？”然而我确实这样说了。
       这件事发生在五十年代，到了六十年代，“黑鬼”这个词就在社会上被禁用了，甚至在得克萨斯州以及那些老顽固那儿也不再会说。在他人改变用词习惯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奥布莉亚姑妈仍然我行我素。她决不用“非洲裔美国人”之类，甚至不用“黑人”这个词。她能找到最好的替代词便是“老黑”。她关于“老黑”的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词就像她拿了别人的冰茶杯进厨房一样，她女儿和我母亲此时就会彼此交换一个会意的眼神，笑着回看她们的盘子。“老黑”已经成了专属奥布莉娅姑妈的玩笑话，就像巧克力派是专属我的笑话一样。
       为什么她会如此顽固？因为她要一直信守两个小誓言。据我母亲的了解，奥布莉娅姑妈这样说是为了忠于她的母亲，我母亲不记得她的母亲真名叫什么，因为每个人只是称她为“姆妈”。在我母亲看来，称呼一个白人妇女，尤其是一个白人种族主义妇女为“姆妈”是没什么可奇怪的。
       当然，说她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并不完全正确。我母亲坚持认为“种族主义者”这个词用来形容她太过强烈。因为姆妈从不对人刻薄，也不充满恨意，只是认为每个人都应恪守本分。
       在那段日子里，我听到了很多这样的观点——只要非洲裔美国人认清自己的本分，他们就可以有生存权。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使得种族主义听起来像是势利的特别刻毒的形式。奥布莉娅姑身上所具有的这种烙印使我想起了普鲁斯特对于查尔斯的评论：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势利小人，就影响到对他生活各个方面的评价，那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很想将奥布莉娅姑妈的种族主义大部分归因于受了她母亲的影响，但是我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她承认把说“黑鬼”这个词和将种族隔离作为道德准则的关键是错误的，那么她也就不得不承认姆妈的错误。重要的是她不会承认姆妈是错了。然而，种族主义把她同她身上最美好的品质——她对她所爱的人的无条件忠诚，无论他们是活着还是死了——都给玷污了。
       “雷克斯，亲爱的，过来坐在我边上。”她说。（奥布莉娅姑母总是称大家为亲爱的，她把我叫成雷克斯）。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她时她提出的请求，她死前的那个圣诞节，那时我快五十岁了。大饭桌上的座位表不是固定的。每年它都被一再地商议。但是因为我是全家族中唯一一个左撇子，所以我一直都坐在桌子的末端，离奥布莉娅姑妈的座位很远。如果我现在坐到她左边，那我的胳膊肘就会碰到坐在我右边的惯用右手的人。但是我怎能拒绝她呢？她已经九十三岁了，身体正日益衰弱。
       我们都知道即使奥布莉娅姑妈能活到下一个圣诞，她也不可能再次为我们准备饭菜了。她是如何准备今年的呢？首先，她很早就开始准备了，饼干、糖果和派的皮事先在几个星期前就已经烤好或者和好了，然后她把它们冰冻起来。她是非常讲究的，所以她女儿只能把她安置在轮椅上，然后推着她去食品杂货店，以便她可以亲自选择芹菜、椰菜，乃致所有的材料。
       虽然奥布莉姑妈腿部功能衰退，但她却没有被局限在轮椅上。在经历了两次心脏病发作后，她变得非常虚弱，自己只能走很短的距离。她的一个孙子稍稍帮了她，她坐到了一张餐椅上，接着她的女儿就推着空的轮椅进了书房放在看不见的地方。显然，奥布莉亚姑认为我们记忆中的她的形象是很重要的，所以她不想让我们记得她坐在轮椅上吃饭的样子。
       “靠近我点，亲爱的雷克斯。”她说。
       我连忙把椅子拖到她旁边，近得她都靠在了我椅子上，就好像她要给我看她的牙齿有多大似的。实际上，她只是想好好端详我的脸。她的视力最终也衰退了，但是她没有完全失明。虽然电视对她来说不过是一片模糊不清的颜色，但是她仍然能用放大镜阅读用大号字排印的《圣经》。如果你的脸距离她在两英尺以内，她还能与你进行眼神交流。
       “你看到了我的树吗？”她说。
       一时间我无法确定她指的是哪棵树，是圣诞树，还是在她家前院草坪上的那棵大橡树。我意识到没有圣诞树的时候，你能坐在客厅里通过落地窗向外看到那真树像被完美地框在画窗之中，就如从外面看圣诞树一样。因为我只是经常在假期里来这儿，所以只感觉到树像花瓶中插的花那样具有的装饰点缀作用，而这样种在地上的树已经成为了奥布莉娅姑妈最引以为傲的财产。她认为这棵树是很珍贵的，因为是它让这块土地变得如此昂贵。当她廉价卖清奥提斯叔父留给她的财产时，她本可以高价卖出这块地，然后用这笔钱去旅行或者裘皮衣服之类或者捐给慈善机构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然而，她却为自己留下了这棵树，并把房子建在了树荫里，那样她就能每天坐在客厅里欣赏它，享受纯净的审美愉悦。现在她仍可以在回忆中看到它，而且远远胜过我在现实中因为视线被圣诞树所遮而看不清它。
       “是的，我能看到你的树。”我告诉她。
       “我一直都爱着那棵树。”她说。
       从她那长时间的凝视中流露出的迷离使我震惊，因为她的热爱更多的是对督伊德教的，而不是对园艺的。
       “今年我雇了一个老黑来把我的树叶耙成一堆。”她告诉我。
       是我明显退缩了，还是只是仿佛觉得自己退缩了？为什么她一定要向我显示她的这一面？此次很有可能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它好像不会成为一个很好的话题。最多只是闲聊时提及的琐事。她的树长得太大了，以至于需要一个老黑花上不止一天的时间去把树叶耙成堆然后再装袋。第二天她发现他看起来很不高兴（她用了“拖曳着腿”这个词语，）她问他出了什么问题，他告诉她他妻子早上被送进了医院。她对他说应该去医院陪他的妻子，而不用担心那些树叶，因为他可以在圣诞过后再回来干完工作。不止如此，她还给了他额外的二十五元。
       事情就是这样的。整件事情就是这样的。现在她等着我的回应。但是我能说什么呢？“当一个人丢给一个乞丐一枚硬币的时候，他心中装满了轻蔑。”——这些词在我的头脑里跳了出来，当然我不会对她引用萨伊德的这句话。我事实上对她说的是：“我肯定他一定非常感激你做的一切。”
       这明显不是她希望得到的回答。她失望地点了点头，心烦意乱地含糊其词：“嗯，我想他是这样的。”
       我的接话是失败的。于是我又做了一次尝试。
       “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们曾睡在一起，第二天早上还一同起床做饼干，你记得这件事吗？”我说。
       她的脸变得容光焕发。“你真记得那些事？”她说，“我以为你可能早就忘记了呢。”
       我在三岁或四岁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彼此热爱了，现在的爱却已不是当时的那般。那时我们犹如化身为阳台上的罗密欧和朱丽叶。现在的我们是被罗马军队包围着的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如果她那棵大橡树是赫里的橡树，那我们就在它光秃秃的树枝下吟唱最后一首赋曲，在它被掩埋于土壤的根部跳舞。和她坐得如此之近，所以你不可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她是这么脆弱、这么虚弱，离死亡更是如此之近。最后的叶子仅仅靠一根细线吊着，即使最轻的微风都能将它吹落。对于死亡的恐惧，对于她的同情，不单是痛苦，更是一种悲悯。
       在她过世几个月后，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她如此渴望告诉我那个她资助园艺工人的事。她永远都忘不了我那次斥责她用姆妈经常数她脚趾的方式来数我的脚趾，所以在临死之前，她想打破我们之间由此产生的隔阂。
       但是孽罪如何能赦免？除非它们被认识到是罪孽。在她告诉了我那些暗示了她这些年来已有很大转变的事情后，我已经轻易地赦免了她。然而，对于园艺工这件事，她是想暗示：她和姆妈从来都不真的需要去改变；她们一直强调对老黑们的慷慨；在她们的心里，她们是无罪的。但是高尚施舍并不能替代公正。我不会迫使自己这样想，即使这样会对她有好处，即使是在她的生命的尾声，当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无论她曾经在这个世界有过怎样的举动，都和她没关系了。我没有将此视为是我特别值得赞扬的一个姿态。做出最后选择的，是奥布莉娅姑妈所忠于的真正的人，而我把最后的忠诚给了抽象的概念。当我绝对肯定自己的正确之时，我可以非常无情，甚至霸道、自以为是，就像哥特鲁德祖母一样。
       《好老太，坏老太》很大程度是把我自己的亲戚小说化了。小说用幽默的对家族习惯的研究开头之后，呈现出一种较为悲观的语调，因为它要着手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个我们热爱的人持有令人讨厌的想法时，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没有简单的答案，这个故事也没有提供一个简单的答案。最终死神解决了问题，但是感情的模棱两可仍旧存在，留下心去寻找那尚未找到的真谛。
       ——格里高利·桑德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