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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伊拉·克龙生于北卡罗来纳的戈尔兹伯勒，她已出版了三部小说，最近她即将出版一本《影响人类的东西来自哪里》的文集，其中就包括《森德先生》一文。克龙已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执教多年，并分别执导了1992年以及从1997年至2000年的MFA节目。她曾获拉德克利夫大学的学院奖学金及国民教育奖学金。她的短篇小说曾两次获美国笔福克纳小说奖（Pairate’s Alley Faulkner Society Award）。这是克龙第四次在《南方新作》上刊载文章，目前她定居于新奥尔良。
       讣告
       星期日费顿报，1963年5月5日
       汉密尔顿·森德，首席保险经纪人
       汉密尔顿·森德先生，费顿森德保险公司的创始人兼所有人，星期六在自己家中死于意外枪击事件，享年四十二岁。森德先生生于费顿，并在此城终生居住。曾就读于基南斯维尔的东大西洋大学，后于太平洋海军战区服役四年，官至二等中尉……在这次事故中幸免于难的包括他的遗孀奥利夫·梅·森德，原名尼·奥利夫·卡特，以及他的女儿谢里尔·安……
       莉莉
       要是你只穿了件马海毛毛衣，里面什么也没穿，你爸爸就会走到门廊把子弹上膛，这证明他在乎你。我十一岁了，我千真万确地知道这一点。
       森德先生站在门口，就在隔壁。但谢里尔·安却若无其事地继续朝前走着。我确信，他是顾及她的名声。她走到那个家伙跟前，他正倚着一辆停靠在路边的莫帕拉(注: Impala，雪佛兰的旗舰车型。)车，两只胳膊抱在胸前。已经是十二月了。森德先生说，“回来。”我在卧室听到了。那家伙把他抽了一半的烟递过来。谢里尔·安走到他跟前，把它夹在两根手指间，狠狠地抽着，就像她能被带到天堂一样。我想知道它真的行不行。
       他们开车走了。我为森德先生感到难过。尽管森德没做错什么，可谢里尔·安还是那样不睬他。
       我把这些告诉了波林，还有她的朋友悉尼，悉尼是森德家新雇的女佣。她是在森德一家结束度假，回来工作时被雇佣的。“谢里尔·安应该穿件罩衫，”我说，“所有人都可以透过她马海毛毛衣的缝隙把里面看得一清二楚。”
       “你指的是男人吧，”悉尼说，“不是所有人。那么她下面穿了什么？”
       “一件衬裙，”我说。我是在门廊的灯光照在那些松散的编织结上时看到的。是肉色的。我知道一个好女孩是从不这么穿的。
       波林抬头对我说，不应该用肉色这个词。这甚至比裸体的还要不堪。
       “她也许该穿件罩衫，”悉尼说，“她要是再回家度寒假的时候，我会把她所有的白色罩衫统统洗掉。到那时我们就不会有这些麻烦了。”
       “也许你说得对，”波林附和着，可在我听来波林像是对此表示怀疑。
       悉尼告诉波林，森德先生整天都待在他的小书房里。悉尼以前从不谈起森德的。她不过在那里工作了十个月而已。悉尼说她告诉森德谢里尔走了，去学校了，她已经长大了。她说他立即怒气冲冲地径直出去了，碰也不碰摆在他面前的鸡蛋。
       “我觉得你一点也不关心他们，”波林对悉尼说。
       “我不正在说嘛，”悉尼说。“你说他整天在书房干什么呢？他还要下保单啊。虽然他的秘书承担了这些工作，可他也该时不时去一下啊。看上去挺不对劲的。”悉尼以前在医生、学校校长和银行家们的家里工作过。她了解他们的时间，他们丢不开自己的工作。她总在谈论发生在白种人家庭里的那些个事。她总喜欢说，我是说我能爆点料儿。啊哈。
       我无法想象一个白种男人会整天呆在家。我爸爸开了个杂货店，妈妈是名图书保管员。大多数时间我都和波林待在一起。我爸爸看都不看我，即便在房子正中央我正巧站在了他的跟前，他也不看我。或者有时在他生气的时候，他的确是在看着我了，我倒希望他那时别看着我。妈妈总觉得我缺少的东西太多了。她坚信我很胖，以至于我对自己九十七磅的体重感到羞耻。波林总说，我要吃她做的东西就不会发胖，像她做的羽衣甘蓝叶配火腿挂肉，以及只有我们才知道的冰箱里的果酱瓶里那些带壳的豆子。她让我和悉尼一起分享她的午餐，她比我们吃得晚。我知道我不该吃这些食物，但我无法克制。在她们等车来接她们回家的时候，我们坐在一起聊着天。相对我的年龄而言，我的体格大了些，我的大腿粗粗的，我开始对塑身胸衣有需求了，但我妈妈却没打算给我买。她老是说我该以生鸡蛋和水煮鸡过活。我在试，可波林告诉我的却恰恰相反，她说男人喜欢壮实的大腿，所以我要多吃些火腿。她捏了捏我，然后对悉尼说，我难道没有一双美腿，我难道不引人注目吗？在她说这些的时候，我笑了，我在想，也许有一天我会去某个地方，那里的男人喜欢壮实的大腿，这倒是有可能的。可在费顿却不是这样，我千真万确地知道。这儿的白种男人喜欢细脚纤手的类型，还有与之相配的四肢。唯一能大的地方就是胸部了，姑娘们看起来都得像谢里尔·安一样，但就是别穿成那样儿。谢里尔·安以前穿得很得体。我以前认为她是这里最棒的女孩儿。我曾观察过初中的女孩子、高中的女孩子以及谢里尔·安本人的生长发育。在那所高中，她太漂亮了，她应该没有男朋友。在大学她找到了一个男人，那年的十二月份，这个男人开着一辆莫帕拉来到学校，那是她的第一次约会。他毫无遮拦的帅气。
       “大腿就是一切，你可要好生爱护啊，”悉尼说。我问，“什么一切呀？”悉尼让波林告诉我，但波林说她不会这么做的。
       整整一个春天，森德先生都呆在他的书房里，随身带着他的猎枪、烟斗和他用作狩猎诱饵的鸭子。他一步也不出门，甚至有段时间一星期都不修一次面。悉尼总是不停地说，“是因为谢里尔。他在苦苦地冥想。他给她写了许多长长的信，却都没寄出。”
       “他不得不让她离开，”波林说。
       我难以想象。一个爱女儿的男人在她走了以后会如此地想念她。
       棕枝全日(注: Palm Sundy，复活节前的星期日。)要到了。今年的每件事都提前了。我正站在森德先生家宅院的门口，手里端着一碟六年级复活节派对剩下来的蛋糕。每个蛋糕上面都写着“甜心宝贝”的字样。我本可以用一个下午边看电视，边吃光它。但我没那么做，我把蛋糕拿给了森德先生，想让他开心一下。我知道自己这是在做好事。
       悉尼站在森德家的后大厅对我说，我很可爱，可她受命于奥利夫夫人，不让任何人打扰森德先生。可后来他还是从书房出来了，穿着一件罩衣和一条裤子。他笑了笑，问道，“这是什么，悉尼？”然后他从碟子里抓了块蛋糕。
       “真好吃，绝妙的美食呀。”他把嘴巴塞得满满地说。我注意到，他嘴巴鼓鼓的，喉结也大大的，脖子长长的。“你是斯塔克家的小姑娘吗？”
       由于很熟悉他，理所当然，我认为他也肯定知道我，因为我就住他隔壁。但我还是回答道，“是的，先生，”因为你不能把心里话告诉一个男人。就像我知道马海毛毛衣和名声，知道在高中前露出衬裙和穿黑色长统袜是羞耻的一样，我知道这都是一回事。你要说男人想听的话。如果你打算找个男人的话，你需要学学。我知道我得操练操练。
       第二周悉尼到我家来了，带着一件礼物——一个动物标本——卡片上写着我的名字，莉莉·斯塔克。是森德先生送给我的。是只长着一双小黑眼睛的绿色鸭子。
       “我看像是他猎捕的鸭子，”波林说。
       我知道波林为什么那样说：她不喜欢森德先生。可我一点也不害怕。我上楼把一个大大的紫丁香头箍围在它脖子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头箍，是用来扎马尾辫的。第二天我去他那儿回访，感谢他。这次森德夫人问我要干什么。在我回答了以后，她说，“我丈夫身体不适。你知道身体不适的意思吗？”
       我当然知道身体不适指什么。我的词汇量很丰富。
       然后森德先生出来了，让他的妻子住嘴，随后他把我带进了他的书房。他给我展示了件我不知道的东西：烟斗清洁器是用来派什么用场的。烟斗清洁器是用来直接清洁烟斗柄内侧的，这可不是学校里玩的那些个小把戏。他还给我表演了往烟斗的凹处塞烟叶，然后抽吸烟斗让烟叶动起来。
       在我把这次和森德先生在一起的事情告诉波林后，她根本就不明白他是一个多好的男人。她说，“他那儿有枪，不是吗？”
       “他太孤独了，”我说，“他想念谢里尔·安。复活节马上要到了，他送了我件复活节礼物。复活节是要关爱人的，要死而复生的。”
       “好吧，那现在你为什么每个下午还呆在这儿？”波林问，“你是为了我才这么做的吗？”
       我觉得这事和波林无关。于是我对她说，“我没必要非得听你的。”我看到了波林脸上掠过的表情，她的眼睛湿润了，泪水盈眶，我也哭了。我不想说对不起，我知道没必要非得说。我长大了，没必要非得说。我甚至没必要在意她。她不过为我们打工而已。
       我上楼的时候，听到悉尼正为波林对我的袒护而喋喋不休。至少听听悉尼的说法吧，她不相信给白种人干活，或者宠坏了他们的孩子会好人好报的。我亲耳听到悉尼说我被宠坏了。对我而言，宠坏听上去就好比像牛奶一样容易变质的某些东西，然后你会把它丢掉。我恨这个词。宠坏意味着一无是处。
       从我十一岁开始，每周六家里都有这么个惯例：早上七点半我父母去杂货店开门营业，我还赖在床上。波林去买东西，然后再带一后备箱杂货回来。差不多在我醒来看卡通片的时候她会到家，有时她会晚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她给我做早餐。
       这周六在波林回来前电话响了。我被吵醒了，电话中传来了森德先生的声音，“喂，我能和小斯塔克讲话吗？”
       这个电话是我梦寐以求的。我一直期盼着他打电话给我。
       “想看我给你表演小把戏吗？”他问道。
       我起了床，套上短裤和一件无袖套头衫——一身镶着花边的漂亮套装——然后一蹦一跳地去了他家。
       森德家的门都敞着。我在书房找到了他。他没有刮胡子，衬衫又旧又破，脸看上去好长，好苍白，但是我知道我必须忽视掉这些。他直直地看着我，就好像他能看穿我一样，看穿我的全部。他说，“你收到那只鸭子了吗？”
       我觉得很奇怪，他忘了我已经谢过他了，但是我当然得撒谎，因为他是个男人。“哦，是的，我还没告诉你呢。真对不起。我还给它戴了个头箍。”
       这时，书房的门自动关上了。我看到他将一把猎枪放在皮革桌面的桌子上。枪不很长。柄是木头的。和那天晚上他在门廊上拿的枪是同一把。
       他说，“到这儿来。”
       我过去了。
       “看着我，”他接着说，并举起了他的烟斗。 他狠狠地用嘴抽了一口，一分钟后，他吐了一个烟圈。接着他在第一个烟圈里又吐了一个烟圈。两个烟圈漂浮在那里，犹如在跳舞一般。对我来说这太神奇了。他把烟斗递给了我。是个烟斗，可我从来没有抽过烟。我知道谢里尔·安抽她同伴的卷烟，所以我接过了烟斗。
       他说，我应该翘起舌头，把它顶在上颚下。该我做的时候，我照着做了，让烟在我的口腔上部盘旋着。就在他说话的当儿，我已经照他说的那样吐出了一个完美的烟圈。第一次尝试，就成功了。
       “新手的好运气，”他说道。
       他已经看到我可以有多么出色了，除了波林再没旁人见识过。但是我很生波林的气。然后他摸着我的面颊说，“到这儿来。” 看到又一个烟圈出来了，我便朝他走了过去。这时，我看到了烟在空中漂游，像灰尘一样追逐着光，因为它就是尘埃，是污垢，它令我咳嗽起来，但我告诉自己这没什么，我告诉自己要看着它。在光线中，烟圈很美丽，泛着蓝色。我知道，有时候你必须抛开一些事情，只要看光明的一面。女人总是这么做的，我明白这一点。作为一个女人，是要不在乎一些事情的。
       然后我坐在了他的膝头，他把手放在了我的腰际，然后他把手又放在了我腰间松紧口的下方，朝下，就这么朝下。我知道他犯了个错误；他的手已经朝下伸进了我的短裤里，不是短裤外。我于是抬了抬屁股，因为这可以让他的手自然滑出来，而不让他难堪。我知道自己应该这么做。不要让他为了自己的错误而感到难堪。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外面，是在叫我。我挪了挪屁股，但是我在这么做的时候，他又把手放了回来。我稍微蠕动了一下，然后盯着他的脸，因为我将不得不对他做出解释，将不得不甜甜地告诉他，他的手放错了地方，要耳语般的，我明白这点。我似乎不应该光火。在我就要盯着他的脸看时，我觉得他在把手拿出来的时候也许会念着我的名字，再吻我一下。但是当我仰头望着他时，他并没吻我，只是拍拍我。他应该知道我名字的，可他叫错了，他叫我谢里尔。
       “别动，”他说。“你难道不知道你为何而来吗？你这是怎么了？你不知道吗？你不明白吗？你不懂吗？”
       波林
       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发生在瞬间的，但某一个时刻你只能看到一件事情的发生。这就是存活，有时候活着是一种耻辱。如果你从头至尾一个人接着一个人，一件事跟着一件事地经历过，你会发现这个故事里有几个谜。但有个你能抵达的地方，在那儿，这些谜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那年的圣诞节过后，莉莉的小道消息烦扰着我。她说隔壁的森德先生在追求他的女儿谢里尔。谢里尔十八岁了，在上大学。她开始约会了，可她爸爸一点也不喜欢她这样。这孩子说不管谢里尔如何穿着，他都不会喜欢的。我说，“啊哈，我明白了，”好像是这个样子。但问题是你是怎么发现的，以至于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的朋友悉尼·伯德坐在桌边听着。她在森德家打工，但是她也回家过圣诞节了，没目睹那场争执。她认为森德一家是个彼此间缺乏交流的家庭，所以她很奇怪这个家庭仍在那儿维系着。丈夫和妻子从不讲话，也从不争吵。悉尼不认识谢里尔·安，因为她在外上女子大学。我看着谢里尔长大。奥利夫太太并没有为自己的女儿操太多心，在那孩子十岁的时候我就这么说过了，年复一年，而今已成了事实。悉尼在那儿工作没多久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对于莉莉的小道消息，悉尼说，“我觉得谢里尔应该一切正常，可某人却叫人吃惊。别告诉我这个该死的丫头会整出什么事来。”
       “悉尼，”我说道，我让她别对一个孩子说该死，毕竟莉莉还只有十一岁。她妈妈可不想她被诅咒，而且我也不相信她会凭空捏造。自打她一出生，我就在照看她——把她从医院抱回家，因为她的妈妈想在分娩后安安静静地睡上一觉。
       悉尼试图去解释。她对莉莉说，“我说的不是传教士的地狱。”
       那个词又出现了。自从我认识悉尼·伯德以来，她就没完没了地在为自己的口无遮拦而惹麻烦。
       那时我还在爸爸家，还和我的姐姐、妹妹三个人合睡一张床的时候就认识她了，我爸爸那时还是县南部的一名佃农。在我们小的时候，该上学的年龄，我们却在种烟草。她总喜欢谈论自己的想法，可我依然爱她。
       自悉尼在森德家工作以来，每周日下午，在我搞好清洁，准备好晚饭，打算回家的时候，我就喊她。我用的是农场工人那种由低而高的叫喊方式。对城里人来说，这听上去有点粗野，我们都知道，可我们喜欢这样。
       我和她吃饭比较晚——猪肉片配绿色蔬菜，或者是谷物面包，这都是我没有给莉莉的父母做过的。我们有自己外出的时间，我们一道等候我们的专车。
       我以前嫁过的男人，米勒·琼斯是我们俩的车夫。他有辆大大的红色庞蒂克，宝绿色的内饰。他刚来这里不久。
       斯塔克家是我所工作过的唯一一户白种人家庭。悉尼却已经在城镇工作很久了。她已经因为爱传闲话而丢掉了不止一份的工作，有些是因为她的雇主们太疯狂了。白种人不知道该如何言行举止，这是她的口头禅。她已经研究过了。他们受过洗礼，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应该知道某些事情的，可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我们还有个借口，她说，我们还有白种人可以对照，但是白种人却没有一个可以比照的。在她工作过的人家——不是低层次的，而是上等家庭——大多数白种女人都是以疯狂的方式逃离男人的。在他们的束缚下，她们几乎无法呼吸，处境得不到任何改善，就好像她们喜欢被囚禁一样。她曾经看到有钱的白种女人被她们的丈夫抓住，她们的衣服破了，像足球小子一样摔着跟头，整个过程中她们竟然还在笑。男人可以为所欲为，做任何事，她说。有时候女人也这样。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总有一天会穿帮的。
       我说这不是事实，因为在我身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我也从来没有败露过。但我却在随时准备着要发生什么事。
       “你是否注意过，白种男人不和那些思维正常的女人交往，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晚她听了莉莉的小道消息后问我。我们正坐在米勒的车里。
       我说，“白种女人无法考虑得尽善尽美，因为她们没有一个人吃得够多。如果你不把吃的端在她们嘴边，她们都不晓得是顿饭。”我开始笑了，并转向后排的悉尼。悉尼不愿意与我和米勒坐在前排，即便米勒有他自己该坐的地方，她也不跟我坐在一起。
       “我的意思是，你为什么要把她们说得那么懒散？”悉尼问。
       我没有回答。我不知道。我天生是个平和的人，想跟每个人都和平相处。如果是在事态进展的同时看待这个问题，而非突然地去关注它，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难以回答她了。
       我们去了她的住所，一间小小的粉红色房间，门廊延展出来，布满了喇叭藤蔓，藤蔓虽然没有开花，却密密麻麻的，仍旧是绿色的，在这个深冬，这看上去简直是个奇迹。自从她的男朋友拉乌尔在戈尔登·帕罗特被枪杀以后，她就和她妈妈住在了一起。当时他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她还没能过这道坎。我向她道晚安。悉尼对米勒说的所有话就是，“随后你还要去工作，不是吗？”她甚至都没对米勒说个谢字。
       米勒对她咕哝着。这段日子他像往常一样蓄了胡子，他的头大大的。他在追我，要我再度嫁给他，他也知道悉尼的感觉。她坚信如果我让他返回到我的生活中，他会把我完全毁了。他以前就是这么做的。
       我告诉悉尼，米勒加班前只有半小时的时间。她却对我说，“半个小时你也可以神魂颠倒的，波林，你看着吧。”
       她砰地关上了庞蒂克车门。有时候，我经常让悉尼告诉我该怎么办。她的点子总比我的多。
       我与米勒在一起曾度过两段完全不同的时光：第一次是我十六岁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呆了两年；再一次是我二十五岁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呆了三年半。现在我们都三十多了，他说他变了。在某些方面他的确如此。
       为了离开父亲的家，第一次我是和他私奔的——我是家中的老二，那时我妈妈几乎失明。我们很快在南卡罗来纳结了婚，在那儿你不需要具备什么条件，但年龄要满十六岁，我们住在费耶特维尔南部布拉格堡涂了颜色的军营里。房子是渣煤砖造的，是我长那么大住过的最结实的房子。我们有段美好的时光。但是米勒把我搞怀孕了，我吐了起来，自己却一点也不知道。到我看军医的时候，我被剥夺了作为女人最基本的权利，可他只是走了进来，连问也不问。自那以后我难过得几乎无法呼吸。后来米勒被调至加利福尼亚时，我没有跟他去，甚至连我爸爸也对我说，我是他的妻子，我应该跟他走，可我还是没去。在我领教了他的所作所为之后，我实在不想和他有任何的关系，我们俩已经扯平了。然后我就离开了，并决定去看看我的姐姐罗斯，她住在费城的韦尔弗尔，除了带着四个女儿外，她还要工作。她有个大大的公寓，整洁，温暖，带着大大的窗子，但是费城的街道太多了，有太多的陌生人。我在一个制造救生工具的厂里做缝纫，每天不得不在太阳上山前乘坐许多车子赶去上班，我从来不能确定公共汽车司机会把我带到他们说正要带我去的地方。我只是不相信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此外罗斯还有一些男性朋友，他们中的一个喜欢我，可那时我对男人已经失望了，所以我离开了。我回家了，并找到了在斯塔克家的工作。
       起先我喜欢斯塔克太太。她头发黑黑的，来自北方，也就是来自大华盛顿，她说她要教会我那些我所不知道的，给白种人烹饪和饲养马的活计。她说到做到了。然后她怀上了莉莉，并把孩子交给了我——就好像我是个通晓所有育婴知识的人——因为我是有色人种，有色人种就该知道这些。于是我学会了。莉莉是个四肢长长，带着甜甜气息的女孩子。她出生的时候是多么可爱啊，我几乎都喜欢死了。
       大概就是我在斯塔克家站稳了脚的时候，米勒开着他那辆庞蒂克车出现了。他从加利福尼亚开回了家。他用退伍的钱买了一套房子，他说他是认真的。所以我和他住进了用鹅卵石和小砖块砌的房子里。但后来他就开始赌博、酗酒，再后来我们赔上了全部，包括我当时票据上以斯塔克先生的名义购买的家具。我不得不与他离婚，那时这是上上策了，可以远离他的债务。斯塔克先生也这么劝我。我让米勒上了法院，我们都签了字。
       如今，过去几年了，米勒已经醒悟了，并还清了包括斯塔克先生在内的所有人的债，他还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在医院做轮班的厨子——庞蒂克车的发动机又重新进行了整修，座椅也复原了。他开始每天都来，把我从斯塔克家载回家。而我也一直带着悉尼一道，这样他就无法尝试任何事了。他知道悉尼不喜欢他，但为了让我开心，他还是捎她回家。
       悉尼想让我恨他。到了这个份上，我往往很难再去恨一个人。
       二月和三月，森德先生是悉尼除了米勒外的主要谈资。我不希望她再继续了，因为莉莉什么都听到了。因此我嘲弄她说，“听上去你好像在意他。”
       “我只是说说而已，”她说，“我才不在乎呢。你是个在乎别人的人。”
       我想，在乎一个人并非是种罪过，即便他们是白种人。但是悉尼要比我坚强，所以我总觉得自己不会超过她。
       “传教士怎么说来着？”悉尼辩解道，“我已经经历过好多次了，现在我打心眼里明白了，自己已经枯竭了。”她是指白种人不管看上去如何，他们总是让你失望，失望，再失望。我从不相信他们这些白种人，这她是知道的。
       “他出问题了，”她说，“就好像他不是生病了，就是快要死了。他不离开这所房子，我只是想知道这是怎么搞的。”
       我明白莉莉也想知道有关森德先生的所有事情。莉莉总对人富有同情心。这一点，她是受我的影响。
       但莉莉是白种人，一头褐色的头发，一点也不像我。她戴着眼镜，嘴巴弯弯的，她认为她爸爸之所以不看她，她妈妈之所以说她不应该吃那么多，都是因为她长得丑。可我确实把莉莉喂养得像个正常人：我不会让她挨饿的。其他任何方面，我都按照他们要求我的来喂养她。我不告诉她男人想做什么，或者她的经期什么时候会来，因为她妈妈不想我告诉她。斯塔克夫人是名事业型的女性，整天没日没夜地工作，但她总觉得莉莉应该是高高瘦瘦的，长大后应该嫁个有钱人，应该从不哭泣。为了做到这些，你不得不装傻，因为她坚信是这样。
       随着棕枝全日的来临，莉莉开始经常过去看望森德先生。我不喜欢她这样。他的表现并不好，也不去上班。
       就在复活节前，他让悉尼送来一只又大又丑的毛绒绒的鸭子标本。我想莉莉已经过了喜欢这种标本玩具的年龄了，可她却觉得很棒，她奔上楼把自己的一条丝带围在了它的脖子上。这样就只剩我和悉尼在桌旁了，整整一个下午她都在说服我摆脱米勒。我不喜欢以悉尼的方式来看待每件事。这让我觉得一切都是可疑而不安的。
       然后米勒来了。
       “准备好走了吗？”他和往常一样在屏风后问。他每天四点半来，很准时。六个月来，他一直按时按点。
       我这里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我对他说，“你能等我做好饭吗？玉米布丁还没做好。”
       他手拿帽子在那儿站了一分钟之久。他的头有点秃，他的眼睛又黑又大。他说，“只要你说了，我就愿意等。”他佝着背坐在那里，就那样等我们。
       在我对他关上后门的时候，悉尼说，“哼，我可不觉得我能活到你俩重修旧好的那天。”
       我说，“你没看到吗？就像他说的，他已经变了。”对于自己的想法，我比悉尼更吃惊，我甚至不觉得自己的想法可怕。我感觉很不错。这是本故事的第一个谜。
       “等着瞧吧，”悉尼说。
       那晚我到家的时候，我姐姐从费城打来长途，说她又怀孕了，她不想留这个孩子，她已经为此祷告过了。她想去艾伦镇的那个男人那儿把孩子拿掉。要是她去艾伦镇的话，她可能会没命的，可她还是想这么做。她的男朋友并不知道这件事，四个孩子已经够多了，他只是想和她一起过日子。要是他和她一起过日子的话，她可能负担不起这么大的开销，可他是个石匠，他也有自己的工作。所以她该怎么办？
       “好吧，把事情告诉他，再问问他是不是个男人，”我对她说。
       她问我，这事如果发生在我身上，我会那么说吗。我说也许，因为这样做似乎是对的，尽管我从来没有对米勒这样要求过。我想我现在可能会这么做。
       “你吗，波林？”她说。“就你吗？”
       几天后，莉莉说森德先生让她再过去看他，我明白无误地告诉她最好别上那儿去。他书房里有枪，而且脑子也不正常，他甚至不洗漱、不穿戴整洁，也不工作。
       莉莉第一次用那种其他成年白种人才有的眼光看着我，然后说，“我没必要听你的。”
       她的意思也明白无误。
       然后她奔上楼，哭了。
       悉尼说，“看到了吧？她和其他人没什么区别。你为什么要宠坏她？明白了吗？你看看啊，波林。她为什么不能自己扎马尾辫，你还在给她梳头发？她为什么不能自己打扫房间，或者把衣服放在洗衣篮里，或者自己洗澡？”
       莉莉对我说话的方式深深刺伤了我。事后我觉得自己这么想是不对的，她可以用这种方式说她想说的任何话。
       几天后，我在院子里挂晾洗好的衣服。然后我进屋去看她在不在，可这孩子没回应。我记得悉尼因为要参加一个葬礼很早就走了。我去了森德家，站在后门廊。有扇门中间裂了个缝，门的上端有窗户。我能看到里面——后门厅通到他的书房，那里黑着灯。奥利夫夫人的车也没在车道上。我想知道悉尼是否把门锁了。我伸手握住了门把手，却吃了个闭门羹。我心口一阵疼痛。
       然后我看到莉莉骑着她的自行车拐入了车道，我这才定下心来。她对我一直很亲切，总有一天她会为自己说过的话而感到抱歉的。我不相信她是个坏孩子。我始终不相信这一点。但她毕竟不是我的孩子。
       那个星期五，悉尼对我说，森德先生甚至不再出来吃东西了，她觉得他不想活了。
       第二周的周六，我在A&P逛超市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是拿着个罐子离开斯塔克家的。可那天我甚至没到过他家。我通常在上班前为斯塔克家买些杂货。我让管理人员为我叫了车，我在外面等候费顿仅有的，能拖载有色人种的四辆出租车中的一辆。我一直希望能搭乘索尔·巴斯科姆的出租车，他是我最喜欢的白种男人之一。圣诞节的时候，他一次次帮我递送甜甜的马铃薯派。
       最后是埃布尔·奥德姆的出租车出现了。他是个漂亮的大男孩，但却是最坏的一个。我问他是否可以快点，他却说要检查一下车。他的出租车很脏，而且后备箱的门锁还有点毛病，所以他把斯塔克家的杂货堆在了车的后座上。他一放好，座位上就没有我坐的位置了。我太胖了。我犹豫起来。
       “怎么了？”他说。
       索尔和其他出租车司机都让我坐在前排。我抓住前门的门把手，正准备开门。
       “你凭什么认为你可以坐这儿？”他说。
       因此我又钻进了后车门，和七个棕色的杂货袋子挤在了一起。还没等我整个人都进来的时候，他就砰地关上了门，以致我的脸挤在了从其中一个杂货袋里戳出来的芹菜杆子上。门把手死死抵着我的后背。他尽可能地沿着锡卡莫尔大街慢慢地往前开。我不想发怒，我自言自语道。在这普通的一天，我不生气，也不应该生气，可今天我几乎忍无可忍了。我整个人在燃烧。越过七个立着的杂货袋，我朝对面的车窗外望去。我看到了一排排白色的平房，房子的院子里有矮树丛，上面长着带蜡光的叶子。这些叶子看上去就像从来没有长过，也从来没有变化过一样。在灰色的云朵下，这些居民区高高隆起。在城镇的这个地方，每所房子都没有颜色，只是砖造的，要么就是幽暗的。整个费顿城看起来像蹲着一样。终于，我们驶进了斯塔克家的车道。
       越接近厨房的门，我的感觉就越糟。进了厨房，我问，“莉莉？你在上面吗？”
       奥德姆正把这些袋子搬运进屋里，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我会告诉斯塔克夫人的。等他搬完了，我把小费放在了桌上，然后进了莉莉的卧室。床上没人，我透过她的窗户朝外看，院子里也没人。
       他一走，我就很快冲出斯塔克家，穿过内院，穿过森德家的后门。
       我到了他们家的后门阶。门关着。这次我旋开了门。然后我站在了后门厅，喊着莉莉的名字。我看到森德先生的书房门关着。
       我一生中的这个时候身体最强壮。我八岁起就开始种植烟草、宰杀家畜，直至我和米勒私奔。但这里是第二个谜，我是怎么推开森德先生的房门的，别再考虑这个了。
       他站了起来，莉莉从他膝头滚了下来。她的短裤滑落到了她的小腿处，她摔倒在地板上。
       我直钩钩地盯着他的脸。我从没和一个白种男人这么对视过。这里是第三个谜：我看到某个光闪闪的东西从他的眼睛后面投射了出来，先是一只眼睛，接着是另一只，就像他的眼睛是座了望台一样，如果这些光闪闪的东西再快点的话，我的眼睛就捕捉不到了。我愣在那儿呆呆地看着。莉莉正艰难地穿着裤子。那裤子我前天刚用漂白水洗过，因为不是棉质的，所以穿上去有点刺痛。我对她吼叫，让她出去，可她无法行走。她的腿被松紧带绊住了。
       就在那时，森德先生弯身拿起了他的长枪。枪很旧，就像我爸爸以前借的，用来短距离射杀一只猪的枪一样，那猪吃了他们放在谷仓里的鼠药，这不是猎枪。对于我目前在他府上的所作所为，他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你知道他对我说了什么吗。
       他直直地盯着我，枪管朝着天空，枪柄夹在他的臂弯里，紧紧贴着他身体的一侧。我只管盯着他的枪看，我不能朝下看。最后，莉莉爬到了我的腿边。我伸下去一只手，帮她拉起了短裤。谢天谢地这短裤没带拉链。我再次喊她出去，她照办了。我仍旧死死盯着森德先生。
       我又在他的眼睛后面看到了那个光闪闪的东西。它正拼命把自己添满，形成某个谎言。这些我看出来了。
       莉莉一走，谎言喷涌而出。它马上就要喷到我的脸上，并狠狠地拍打我，再声称是多么的抱歉。谎言马上就要把我攥住，再把我抛下。我看见谎言无处不在地从四周涌来并形成旋涡，不仅仅是这个时刻在这间屋子里形成旋涡，而且还包括我和莉莉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在形成旋涡，我不得不告诉她这些谎言，我不得不被这些谎言所左右。这些谎言还左右着我和那个曾经冷酷的米勒。我看到那个军医拿掉了他不该拿走的东西。我看到了把门重重关在我身上的奥德姆，就在十分钟前。
       我看到了它在整个费顿的上空延伸盘旋，人们不得不低低地匍匐着，因为惧怕而不敢拨开它。它欺骗了每个人的视线。这和森德先生的烟斗一般无二，只不过它不会点燃。它慢慢变黑，这使它难以被看到，被呼吸到，或难以被赋予想要这么做的念头。
       我看到森德先生在那儿。他在我看到的这些东西之前。可他们我全都看到了。他是伸向它们的通道。他张着的嘴就是大门。他在对我辩解一些事情，讲述一些污秽的事情。他的枪就在那儿，但他看上去实在太可鄙而可怜了，以致他无法朝我开枪。枪口抬起，正对着他自己。我抓住了他握着枪的手指。我的手盖住了他的手。我简直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在这天的晚些时候，悉尼说她很震惊：“我知道某些白种人是很坏的，但这个白种人令我措手不及。我得矫正我的观点了。森德先生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在去那儿清理血迹的时候，悉尼看到了他写的日记，上面是这么记载的，我爱谢里尔胜过我的整个生命。
       “在他女儿九岁的时候，他就爬到了她的床上，”悉尼说，“想象一下吧。他在纸上承认了这些。如果我是有那种不幸经历的人，我也会把自己结果了的。森德先生就没想到我会看他的日记吗？把自己禁闭在这间屋子里思索这些，为他的宝贝女儿有了一个新情人而极度悲伤。他竟然把那家伙称作是她的新情人。你能想象吗？”
       我对她撒了谎，说我无法想象。
       因为我没说我都做了些什么。也没讲任何有关莉莉的事情。自那以后，我又在院子里看见莉莉一蹦一跳了，我已经和她说了，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因为这是我的工作，但现在我开始讨厌这工作了。莉莉已经能非常、非常、非常快地入睡了。
       直至那天晚上，我知道自己必须得过另一种生活了。星期一，我从斯塔克家辞了职。我已经穿帮了。我已经介入得太多，大错特错了。
       在我生命的尽头，当我马上就要谢世的时候，我把真相告诉了米勒，因为带走这个秘密，把它带到我要去的地方，似乎不太妥当。有时我仍然怀疑自己。我仍旧对那个时候非常地惊讶。米勒说，“是你吗，波林？你是个圣人。会是你吗？”他拒绝相信我。
       我仍旧无法解释那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是怎么知道的。我是如何毫无畏惧地穿过那两道门。如何面对一个手持真枪，张着嘴巴，滔滔不绝讲述谎言的白种男人。
       我也无法解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在那天晚上，我指使我姐姐罗斯最好生下那个孩子，几个月后，我乘公共汽车去了费城，我不再害怕司机了。她出生的时候我在那里，我给她取名为塔玛拉。我把她从费城抱回了家，并决定不让她发育不良，我要好好地喂养她。我和米勒搬到了一起，这个时候他的确很尊重我，因为我让他尊重。我们把塔玛拉当作自己的孩子。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甚至连悉尼也最终承认了这点。自森德先生书房的那一天后，我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开启了。
       我并不知道那个星期天会发生什么。可事实上，我并没有顾及到自己的未来，因为如果我顾及了，我肯定会逃命的。对于未来，我已经说过了，它是无法想象的。我只是盯着他丑陋的眼睛，看着我从来没有如此清晰地观察到的某个东西从各处被投掷了过来，尽量隐藏在他即将要炮制的某种宣称中。我很惊诧自己竟然可以目睹、直面、继而隐藏这些。我知道，越来越多的话会从他那张粉褐色的嘴里冒出，我明白枪筒与这张嘴是如此地吻合。我也知道他会说：整个世界都是他的，有什么不能粉饰的呢。可是他只拥有整个世界里卑鄙的一小块。他撒谎说，这最小的一块就是全部，就是一切。关于那天，我一定知道得更多，我在把手伸向他胳膊的时候，还往下压了一点点，他的手正好被挤在了扳机上，于是子弹穿过了他的上颚，进入了他的脑部。我只是无法忍受再听他讲话，听他一遍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自己那小小的卑鄙的谎言，就好像一千遍的谎言可以成真理一样。
       本故事始于一幕在故事里再没有出现过的一出情景。一天我正在巴吞鲁日开车的时候，看到路旁的公墓中有段貌似牡蛎壳的一截小径。出于某种缘由，我想起了生平第一次参加过的我们小区的一个男人的葬礼，他饮弹自尽了。当时有人说——三十五年后我仍然记得——这个男人“太爱他的女儿了”。在巴吞鲁日的街道上，无关乎这些评论的某些东西在我脑中开始形成一个故事。它变成了一个甚至是带有不同观点的敞开式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悉尼道出了最终的话——有关于波林的，有关于莉莉的，还有关于森德先生的。我已经在继续悉尼自己的故事了，在这个故事里，她是个贯穿着这些事件的安静的老女人。我还写了一个故事，故事里的谢里尔·安住在巴黎。故事是以追忆开头的，被曲解的评论招致了相当大规模的言论，它们在探究这样的邪恶是何以蔓延到整个世界的。在我所创作的作品中，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像这部作品一样具有再生性，或者像这部作品一样难于找到一个恰当的收鞘。我之所以将森德先生命名为森德，是因为它与煤渣谐音。真该死。
       ——莫伊拉·克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