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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句俗语叫“形势比人强”。我最近看戈尔巴乔夫传记《真相与自白》，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体制比人强。”
       过去，我十分痛恨中国人的“聪明”，以为中国人的聪明与中国人的“丑陋”是同义词，可以说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有“丑陋”。我甚至怀疑这个民族的“种”由于历史悠久，由于地缘与血缘的“近亲繁殖”而大大地退化了。因此，想到中国人，就会想到猥琐、卑鄙、贪婪，自私，损人利己，明哲保身，就会想到宫廷阴谋、贪污腐败，官僚主义，黑箱操作，背后使绊子，破坏规则，发明潜规则等等，因而情绪不免悲观，很希冀有一场“种”的革命，比如倡导国人与异国通婚等。
       但我看了大量的传记和历史书籍外，这些看法有了改变。知道这些东西实在是极权统治的结果。比如说腐败，凡是实行极权制的国家，都会有程度强烈的腐败。
       俄罗斯的人种应该说是优良的，身材魁梧，头颅硕大，面目英俊，声音洪亮。然而即使如此，在极权制下，他们也会腐败，像勃列日涅夫。戈氏著作在谈到安德罗波夫时说：安德罗波夫不负众望，……坚决反对一切与“勃列日涅夫主义”有关联的东西，诸如：任人唯亲，明争暗斗，阴谋诡计，行贿受贿，道德败坏，官僚主义，经营不善，纪律涣散，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他斗争的对象，这也是对人们期望的回报。
       但是，安德罗波夫的措施，面对极权制，无异于以卵击石。苏联终究解体了。其卫星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东德也随之改变了体制。东德与西德统一后，极权制的东德实行了西德的民主体制。于是，有报道，总理施罗德坐专机休假，家人却要坐火车去。如果一同坐施罗德的专机，则要付费用，而那费用要比坐火车高出许多。施罗德经过算账，认为让家人坐火车比较经济。于是施罗德坐了飞机，家人们则坐了火车。当然施罗德可以破坏这个规定，但接踵而来的可能就是弹劾。施罗德雄心勃勃，绝不会因小失大，去做那种蠢事。但如果将主人公换成勃列日涅夫，那就不存在问题了。在极权制下的苏联，是没有人管这些问题的。假如施罗德是在苏联时代，那么，施罗德也会腐化的。“特殊材料制成的勃列日涅夫”都会腐化，何况施罗德是资产阶级代表，是“腐朽没落之身”呢？
       香港也是炎黄人种，也有我上面所说的种种“人种的弱点”，但香港由于实行了相对民主强制监督的体制，香港人就好多了。比如遵守交通规则一项，就很能说明问题。香港的十字路口，绿灯一亮，车像箭一样地穿了出去，速度之快令人吃惊！何来如此速度，就在于香港人的秩序。十字路口车流量倍增，车速必须加快，而这加快的基础就在于人们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同样是中国人，内地人喜欢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许多公共场所都会噪声四起。但在香港的公共场所说话，却要悄声细语，经常可见用口吹手指头的动作。为什么？到处有警察，说话声音高了，警察便会拿出罚条。没有什么人情可讲。
       美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他们之所以能成为超级强国，我过去以为是与人种有关，以为美国人体形高大，为人诚实。但最近读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一书，才知道美国人对一个人的信任，是建立在完善的监督机制上的。他们首先把人设计成“坏蛋”、“恶魔”、“道德败坏者”、“靠不住的人”，然后发明种种监督限制的措施。这些措施集中起来构成了体制。不管什么人，都必须遵循体制框架内的游戏规则。“伸手就被捉”、“动辄则咎”，没有一个人例外。尼克松就是最好的例子。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在人种上孰优？恐怕各有千秋。但尼克松被弹劾了，勃列日涅夫却一干20年。
       读明史，知道崇祯皇帝朱由检虽是亡国之君，但也绝非一无是处。他在位时，“日理平台，勤于政事”，“减膳撤乐，厉行节约”，很有明君的作风，然而终逃不脱吊死于煤山的下场。为什么？体制使然。极权制使皇帝事必躬亲，而群臣之间又尔虞我诈，互相倾轧，有利自我则积极动作，不利自我则消极对抗。而且“文官制”极易产生官僚主义。万历皇帝曾有过许多宏图，但经不住文官们的对抗，终于偃旗息鼓，最后以不理朝政以报复群臣。群臣缘何如此，仍然是体制使然。因此，极权制下的官僚主义使任何“英明领袖”在社会危机面前变得无可奈何，一筹莫展。他们的一切政策意图统统会被官僚主义消化得无影无踪。同时，极权制又像一把魔椅，任何人坐上去都会发昏、腐败、飘飘然，都会像崇祯一样，虽然死得异常惨烈，却不知自己死于何故。这是“成也体制，败也体制”。因此，不变革体制，任何英明领袖都将一事无成。而体制的变革，又不是某个人心血来潮便可以付诸实施。一种体制的变革，必须待矛盾积累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才会有所转机，即所谓“社会危机开新河”。旧中国几千年的极权统治基本上就是这样恶性循环着，而良性的改革却鲜有成功。
       ［任法花荐自《教师报》2005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