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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茱迪·巴德尼茨，生于亚特兰大，现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布朗大学教创作。曾出版一部长篇小说《如果我曾告诉你》及两部短篇小说集《飞跃》和《漂亮的美国大宝宝》。她的短篇小说发表于《纽约客》、《哈泼斯杂志》、《巴黎评论》等刊物上。
       日记是从他抵达临时医院开始写起的。“一座被征用的教堂，人们被摊开放在狭窄的长凳上，大多数都被捆在上面以防滚到地上，”他写道。教堂的有色玻璃把染了色的光泻在脸、手和睡衣上，泻在地板上的水潭表面粘糊糊的一层油上。我在概述这里的情况。跟她打招呼的护士一半脸红，一半脸绿，嘴上贯穿着一道黄斑。一波波人声在他们头顶上空有节奏地跳荡、回荡。这是一种“一个装满了从一条无限长的楼梯上滚下来的小孩的大罐子”发出的声音，他写道。他并不特别擅长使用比喻。
       护士的唇形好像在问话。他嚷嚷着说想洗手。她带他从一列列长椅子之间走过。手从各个方向伸了过来，拖她的袖子，抓她的裙子。她敏捷地挥击着把它们拂开，转身抓给他一个大桶。他在肥皂水里洗了双手，四下里寻找毛巾。她把制服的前襟给他。她整个身体很结实，就像一个握紧的拳头。“甚至她的胸脯，”他写道，“感觉上都是怒冲冲的。”
       他很快就理解了她的愤怒。“就好像要一勺一勺地把大海舀空那样，”他写道。每天，越来越多的人被用货车和担架送来。他们在教堂后面的公墓等着，躺在地上，倚着墓碑，等着被分类安排到长凳上坐下。麻醉剂不够，设备不够，绷带不够，人手不够。“我这辈子从没觉得如此无能过，”他写道。也许他在写这话的时候正挤眉弄眼地暗示，也许没有。我们家族的人都自认为风趣，却不以幽默感知名。
       水不够了。井已经干了。教堂后面的小溪是地上的一条积满尘土的缝。他们渴望快些下雪。“寒冷，”他写道，“相当于麻木，可怜人的麻醉剂。”照明不足，新鲜空气也不够了。
       我们家族流传下了这本日记，上一代亲手交接给下一代，通常是由母亲传给儿媳，同时作些口头注释：传说、猜想、一遍遍重复的老掉牙的故事。在我们家族，似乎女人更关心血统；男人则充其量是些幽灵般的存在。我们有种消亡或渐渐式微的趋势，但我们的女人却紧紧依附着。我妻子有时候若有所思地、悲哀地看着我，仿佛想知道我什么时候会追随家族的传统而去。晚上，有时候她以为我睡着了，就抓起我的手攥得紧紧的，紧紧的。我做房产生意，然而一段时间内我没有真正做成一笔买卖。停滞；没什么要担心的，啥都不值一提。日记的皮革封面裂了，纸页破损。一行一行字整齐仔细地写在没有行线的纸上，没有中断，也没有涂污。只是在近结尾处你才能看到手稿起了一点变化。字迹疏松了。仿佛有人在什么地方扯着一根松松的线，所有结构紧密的字散了开来。最后几个字越来越小，从页面上消失了。
       作者是索罗门，索尔，一位移民，我们家族第一个来到这个国家的人，刚刚学完怎么当医生。他经受了最艰难的外科手术的训练，接合人体最敏感的组织。他祖上代代都是裁缝，每个人都在四十岁之前双目失明，余生仅靠触觉继续操持此道，叫他们的妻子或女儿挑选颜色和布料。尽管年轻，又是外国人，但他在新国家已经树立了的名声，因为他有缝合伤口的天才，缝起来飞针走线，令人目眩。
       在他不甚了了的内战期间，正是这种声名使他得以在这里立足。他不会注意到制服是蓝的还是灰的（注：南北战争期间，北方联邦政府军的制服是蓝色的，南方邦联政府军的制服是灰色的。）。当然，他相信奴隶制是错的，应该允许所有人自由生活。但是按照这种逻辑，难道不应该允许反叛的州为所欲为，如果他们很想这样做的话？他觉得这似乎是种伪善。看起来，他把这些想法封存在自己心里。他带着小心翼翼的双手及一箱子医用夹具、缝线和细小如睫毛的弯针来到战地医院。别人给他一把外科手术锯，让他开始新的工作：把生了坏疽的肢体分离开主人的身体。
       “我听说这种工作不利于人的头脑，”他写道，“所以我用日记记录下这一沦落的过程。”他像解剖尸体一样冷静地解剖自己的行为。“第一天吐了三次。头晕，腿软。显然是由于体力劳动而非环境。第二天吐了一次。人们难以自制地尖叫。看着他舌头上的蓝色光斑直至他失去知觉。第三天：没有身体反应。人说与其截腿不如死去。他们都这么说。我很想告诉他，他很可能随时会死，但我没说。学一点手段。尖叫声中断时，可以听见远方炮声隆隆。所有人都假装没听见。此地是个巫术学校。第四天：一切恢复正常。在手术台上吃了一个三明治。其他人都这样做。贝妮塔帮我拿着，拢起手掌接住掉下来的碎屑。”
       他说他成功地达到了一种境界，他在心里管这叫“分开”，这样他能够以一种一分为二的方式进行自己的工作，不去想躺在他双手下面全无抵抗的生命。他通过自学掌握了一种狭化的眼光，这样，他在做手术时眼里只有需要修理的东西。只是此后，在康复病房里，他才允许自己把他们当人看。
       腿和胳膊堆在他的脚边。他视而不见（抑或他宣称视而不见：这里有个矛盾）。甚至尖叫声也不再让他心烦。“房间的音响效果使声音变得饱满，”他写道，“于是全部叫声汇成了阴郁的咆哮。”他相信自己在做善事，甚至是通过修去多余部分——他们肮脏的边缘、损伤了的末梢——来改善这些人的身体。有色玻璃透进的光营造出一种狂欢节的氛围。在战事激烈的日子里，穿水靴、着雨衣是必需的。我估计教堂的排水装置不是很好。
       一天，他记下了一个有趣的景象。他转身看到阳光在有色玻璃窗上形成了一个角度，正好把一个蓝金白三色天使完好地投影到一张床单上。他指给被单下面的病人看，这病人瞧了一眼就开始尖叫起来，认为这是天堂的征兆，歇斯底里地拼命想把这个形象赶走。
       随着在环境中渐渐游刃有余，他的幽默感开始显山露水。“今天有个人嚷嚷着说，与其让我拿走他的腿，他还不如做半个人算了。我没同意，不过又说，只要他愿意，我可以成全他，并拿起锯子做了个样子。没人笑，他们在这儿都一本正经。但是我想我看到了贝妮塔的微笑。”
       他写，“我下班后来到康复大厅，想提醒自己我正在拯救的是谁。他们是人，有名字、家庭和历史。当躺在床上、毯子一直拉到下巴的时候，他们看起来完整、健康。我爱他们，深深地。我给他们取了可爱的绰号。肖蒂，斯汤皮，霍皮，斯基皮，贾姆皮（注：这些绰号是索尔根据这些人的伤残和行动特点取的，肖蒂（Shorty）意为“矮子”，斯汤皮（Stumpy）意为“矮胖子”，霍皮（Hoppy）意为“单腿蹦”，斯基皮（Skippy）意为“蹦跳”，贾姆皮（Jumpy）意为“跳跃”。）。他们一看见我两眼就放光。我管他们叫一队独脚海盗，内中有一个人便自称海盗，企图杵瞎我的眼睛。这种胡闹对我有好处。”
       教堂大门上的牌子写着“上帝欢迎他的孩子回家”。而索尔也把他们看作亲生儿子，自己的骨肉。他喜欢看他们撑着拐杖上下摇晃，或用胳膊缓慢艰难地行走。“好像初生婴儿第一次学步。嘿哟哟。”他有最喜欢的人，他怎么会没有呢？“有一个黑头发、小脸红扑扑的士兵说，‘医生，给我的脚踝涂点什么吧，这儿疼得厉害。’‘战士，你自己看看，你那儿什么都没有。’‘可我确实觉得疼啊。’‘这是幻肢感。一种普遍会有的感觉。神经伤。我无能为力。病人。’‘医生，你可知道，我的幻肢现在正狠狠地踢你的牙……’”他喜欢这家伙，回去看了他几次，但这孩子总是装睡，一块有色玻璃上的诺亚彩虹给他的脸染上了颜色。他在毯子下面他的腿本该在的位置捏出了一条隆脊。索尔每次都把毯子拉平。鼓励幻觉是不必要的。男孩很快死了，一个粗鲁的独臂人取代了他的位置。
       “必须对一切叫声采取点措施，”他写道。“我的孩子们需要睡觉。打开窗户让它出去？在天花板上挂上捕蝇纸捕之？”
       贝妮塔在日记中出现得越来越多。她有着坚决的下颌和无所畏惧的外表。他从未听到她出声。第一次见面，他就估计是环境的嘈杂淹没了她的声音，但不是。甚至当他们走在教堂后面的矮树丛里的时候，他也只能从其唇形读其意。他想知道她是不是哑巴。他说，她的舌头“似乎功能完好，舌下腺未受损伤。”她有丰富的眉语和肢体语言，可以毫无障碍地了解她的意思。她擦拭、缝合、烙伤口。他喜欢她小小的鼻孔骤然一抽的样子。他喜欢看她移动。她焕发活力、激情。“她的腿，”他写，“发育良好，出奇地完美。只是有时候她跑得很快，腿几乎看不清；她不知怎么的似乎长了太多的腿。”
       这个贝妮塔，我能看得清清楚楚。他的描述很粗略，但我能推想字里行间的色彩。我知道他的思维方式。
       他写到其他护士，犹如写一群羊。“她们远远地仰慕着我。她们愣愣地站着，就像小鸡仔看见日食那样。我挑谁就是谁，但我还是与她们保持距离。”说话人始终小心谨慎地保持诚实，所以我没有理由怀疑他所说的真实性。但我也会考虑到，作为成百上千个残缺的人中仅有的几个完整的人之一，索尔会比在其他场合下显得有魅力得多。事实上，按照他的后代——包括我——的判断，他肯定没什么地方吸引人的。而他本人则这样写我们的家族，“我们的身高和体宽都不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头发是油性的，眼睛老是鼓着，论体形匀称也不能让人满意，但是智慧尽显于外。”
       孩子们睡着了。来睡觉吧，夜里，我妻子叫我。过会儿吧，我说，把她的手拍开。她的手指会把纸页弄脏。几周来我没能谈成一套房子，但每天早晨我仍会穿得衣冠楚楚驾车出门去。这座城市不缺少安宁的场所，人在那里可以静静地阅读，一遍又一遍。
       当我妻子在眉头之间拧出一道褶突的时候，我想把它像肉一样修掉，那一点点肉。我记得她的眉毛像少女一样光滑、完美的时候。
       有个士兵在截肢术后抓住索尔的外套要他把腿还给他。“我没法子把它安回去，”索尔说。
       “拿给我，”士兵说，“我想埋个全尸。”嗓音升高，在避难所里轰鸣，指甲抠进索尔的皮肤。贝妮塔的双眉从桌子那头向他暗示：做点什么吧，它们说，不然的话所有其他人也会开始讨要他们自己的腿。于是索尔对那人说，“好吧，好吧，你会得到你的腿的，”紧抠的手指松开了。索尔已经想到了后勤：怎么归置、怎么隐蔽、怎么保存的。腿需要保持多久不腐败？这条又能存活多久？一天，最多一周，他想。
       但当他到桌子下面找腿的时候，它已经和其他断肢一起被清理掉了。他发现了推手推车的勤务兵。“我要，我要用的，”他叫道，但声音淹没在了一片喧闹之中。他出门去追车，沿着轨迹穿过矮树丛，翻过一道山脊，看见勤务兵正在卸他的货。
       “等等，”他喊道，但是推车已经倾斜，货都倒进去了。他的目光越过车沿，看见杂乱的几百条胳膊、腿以及无法辨认的肢体残片。每块都失去了个性，成了一个结构、一个多肢的死沉沉的生命体的一部分。恶臭难闻的气味似曾相识。勤务兵正在喷洒石灰。
       “我要一条腿，”索尔说。
       “你自己拿吧，”勤务兵说，用手巾捂着口鼻。要是有个特别的记号就好了，索尔想。要是这是条取自他自身的腿，他能认出来吗？他往下看看。恐怕不行。他对别人身体了解得比对自己身体透彻得多。我怀疑他没有很多机会照镜子。
       “我来告诉你我们该咋办，”勤务兵说，把他从坑边拉回来。“我会取下一大堆鞋。”他们把一根小棍、一个军靴、一些军服残片、一包破衣服仿做成一条腿。这东西不管用，索尔说，但勤务兵向他保证说有用。“我以前这么做过，”他说，“至少我认为我做过。我能把50年前的事儿记得像今天这么清楚。但昨天，前天？忘了。这很幸运，真的。”
       真的，索尔把这条破布捆成的腿交给士兵的时候，这人竟奇怪地感到慰藉不已，搂着它，就像抱着个婴儿。
       他身边的人眼红了，拼命抢走他的宝贝，扔过来掷过去。腿主人嘤嘤地啜泣着，直到腿被送还给了他。
       索尔被咬了若干回，被拐棍绊了几次，又被餐叉戳了几下后，懂得了不要拍打他们的脑门。
       另一次，他听见一个好斗的声音在叫嚷，“但是我必须自己来！我必须给我的女孩写信！”他扭头看见了那双熟悉的腿（左小腿背面有块梯形的胎记），贝妮塔向一个男孩俯下身去。她拿着纸笔．命令他向她口授。男孩拒绝了，用脑袋拼命地撞她。索尔看见这男孩没有双臂。他写道，“我记得是我亲手给他修的边。肯定是他抓着的什么东西在手里爆炸了，翅膀只剩下了一丁点儿。”
       “这必须是我的话！”男孩一直在叫喊，面红耳赤，痛苦地扭动着身体。“我怎么能寄她一封另一个女人写的信？”
       贝妮塔顽强，固执己见，脸对脸冲着他吼叫。就在索尔希望她抽他耳光的时候，她却走到男孩身后，支起他的身体，双臂穿进了他浴衣空空的两袖。她把下巴放在他的肩上，拿起笔和纸，等着。男孩吃惊地背着她弓起身子，然后看看从自己袖子里伸出的那双完美的、洁白的手，泰然自若、顺从得仿佛提线木偶的手。他在她的怀里放松了。他抬起膝盖当作写字桌面，嘴唇凑近她的耳朵。
       索尔在日记里宣布说，他学会了辨认出生命从一个被切除一半的肢体里流逝的那一刻。“与神经切断或大出血的时候不同，生命力在这一时刻猛地一闪，然后消失。皮肤能感觉到一道电流。短发直立起来；会有一记短促的抽搐。”
       他写道，每个人都在渴盼着下雪和寒冷，因为冬天会缓和战争的强度，减少伤员，冲淡气味。但是老天爷拒绝照办。这是他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明媚的一个秋天，树叶和室外的阳光甚至令教堂里有色玻璃的光泽都为之逊色。他说，天空有种“让人心痛”的色泽。
       他说，贝妮塔是他见过的最优雅的女人。
       在页边有一幅她的草图，观察、解剖得入木三分、毫不留情，整整齐齐地加了注。但绘来并不缺乏感情。
       我妻子建议我把日记卖了，或者捐给博物馆。她对我说这东西应该锁起来，保护好。她说我不时地翻阅，让它裸露在空气中，对其是种损害。她说它很可能值一大笔钱，有收藏者会为这种人造物杀人的。“你知道，那些疯子，那些彻底生活在过去的人，那些战争痴迷者，他们会到处跑，去演习那些主要战役，扛着和历史上所用的一样的真刀真枪，穿着真的靴子、长内衣裤，等等。”她说到买车的花费，女儿的牙龈手术费，以及儿子的大学报名费，但我从她的眼里看出，她并不关心钱；她只关心怎么把这本东西从我手中拿走。她觉得它让我想入非非。
       索尔越来越频繁地提到修剪的乐趣，把肢体削减到他设想中的本真的面目。“我在切瘤，”他说。“我除掉人体上粗砺的地方，我在缔造更完美的人。”他把交角去掉，把隆起削平，露出圆滑的曲线。他不理解那种攫住一切、把自身的枝枝叶叶都聚拢起来、一个也不放过的迫切欲求。“何必要把那些最好割掉的东西抓在一起？”他写道。“不管从科学、政治学还是哲学的角度而论，这都是违反逻辑的。去掉冗余，让它腐烂。把内里的核心呈现出来。自然万物趋向分散、混乱，而非整全。我不过帮了一把而已。削去头发、剪掉指甲只是第一步。”我了不起的祖宗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的反整全哲学与他所服役的蓝制服军队的宗旨背道而驰。他对伤病员中缺乏感激之情更在乎一些。
       现在，他步行穿过康复大厅，人们向他扔来各种东西：或空或满的便盆，湿袜子，单只的鞋子。他们叫他“屠夫”，问他今天的特色菜是什么？排骨？牛后腹肉排？肉糜？掐人的手指和拳头噼哩啪啦地落在他的大腿上。真实的和幻觉中的脚踹不时袭来。“我的孩子，我任性的孩子们哪，”他写道。“他们对我为其所做的一切毫无感激。”他望着他们怒容满面的脸，却感到欣慰。他们将恢复健康。
       要是处在他的处境，我怀疑我是否会如此健忘。
       “我想让贝妮塔分享，”他说。“我希望共同体会。”他是指那种电火花，指从一个孤立无援的肢体中流走的生命。他试图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好安排；当她做助手的时候，他想瞅准时机，让身边的她把手放到合适的部位。最初的努力在手术室的混乱中失败了——到处都需要她，关键时刻有人一叫，她就腾出手去烧灼一根喷血的血管。有好几次，一段肢体已经伶仃将断，她便转过脸去，他只好独自享受这美妙的震颤。终于有一次，他觉得自己已把一切安排得尽善尽美，她就在身边看着。脊柱断裂了，他感到“一股强电让我的手指一颤，碰到了她的手指。”他观察她的反应；她面无表情，但嘴在翕开。他确信她也感觉到了。“据我估计这一次比通常要强烈十倍。两个感受体肯定增强了这股电流。”
       他急切地想再尝试一次，并抑制不住地向她透露了他激动人心的发现。他写道，“她的表情立刻像箱子一样闭合起来，我无法猜到她的所思。”他推测说她肯定感觉到了自己指尖之下的生命力，但随即又不接受这种推断，因为她有着“正统清教徒式的只工作不娱乐的态度。她视此为以他人的痛苦为自己的幸福。”
       但是，尽管交流中断了，他们的关系似乎在继续。他画的图越来越精致了。他仔细勾勒出她的四肢、躯干、鼻腔的截面。他一条一条地描出了她的指纹。我想象他拿着她的手，离着一英寸的距离观测，裁缝的眼睛，观察纹理，记住每一道突起。他会停下来去亲吻这只手吗？抑或他是不是太专注于这工作了？
       我在开车去见一个可能的卖主时想象着这些。暮色降临了。摁门铃没人应。我回到车里去等了一个小时。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是怎么找到时间待在一起的？索尔说他连干两班、三班不休息。他们一定放弃了过去用于睡觉的片刻。他竖起的唇髭肯定在她的脖子上落下了皮疹。她的嘴唇龟裂而干燥。如果他能别画太久，去吻吻她就好了。雨点像子弹一样滴滴嗒嗒地落在屋顶上。我看了看信箱上和我笔记本上记的号码：我走错门了。
       他很少洗澡。他没时间。日复一日，年轻人的鲜血结成的一层粘糊糊的硬壳，把他包裹起来。在一个凄冷的夜里，坚持不懈的贝妮塔终于把他径直送到了树丛中一条缓滞的、复流的小溪边，给他一条小心珍藏的肥皂和一件干净的衬衫。他写道，他对自己衣服下的身体感到恐怖。“我的腿，扭曲的、滑稽可笑的腿，给我一种甲虫或蜈蚣翻了身，几百万条腿在空中疯狂扭动的印象。我拼命地想踩死它们。”他说，走进水里时处境更坏了。“倒影。一切都成双了。四条胳膊。可怕。”
       他没有写他是否洗完了澡。接下去的几个月里也没有再提过洗澡。我想象着贝妮塔可爱的鼻孔皱缩起来的样子。
       “我觉得自己像一只没能脱掉蝌蚪尾巴的青蛙，”他写道。“一种丢人现眼的畸变。有时候自然发育进程会停滞，需要促一把力，不是吗？”
       现在，日记上有了流线型的、没有手指或脚趾的身体。像鱼一样没有脖子的残体，长着鳍一般样的附肢。
       “贝妮塔再也不协助我做手术了，”他写，“但她的心，她的心是我的。”接着就画了一个纤毫毕现、加了文字标注的心脏。四个心室（房），弓形的大动脉。我想象着他躺倒的样子，头枕着她的腹部，手放在她胸脯上。他的眼睛闭着。他在感受、测度肋骨下面那颤动的东西，就像他瞽目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通过测量女人的身体做裙子一样，从来不会出错。
       他写到他对自己身体的厌恶，肥大丑陋，肌肉松弛、笨拙。皮屑，碎发。
       他说，有人就这种自我感受警告过他。这并非绝无仅有。其它医生提醒他要注意切除癖，这一强烈的欲望产生于一种罪恶感或好奇心，一心想做引起病人极度敌视的事情。如今这是一种得到医学界认可的疾病，叫做巴恩斯菲尔纳综合症；我家族中的男性有一种遗传性的易患此病的体质。在大部分情况下，只要及时，此病可以通过治疗和反精神病药物得到控制。
       然而，这在他那个年头却被认为是渎圣，或者一种性格缺陷。
       他走路的时候总是不向下看，他无法忍受看着双手运动。
       我没有告诉过妻子这一折磨我的家族的苦恼，不过她的直觉对此有所察。或许是从我的脸上看出来的。天知道她什么时候注意到了我的一下抽搐，嘴唇的一阵痉挛，似乎是一种厌恶的反应。最近几年来她一直勉强饮食，因此看起来越来越憔悴，好像她把自己一片一片卸掉，藏在某个安全的、不可见的地方。她藏着自己的身体，让我看不见；她给双臂裹上一件巨大的毛纺披风，似乎感到十分惬意、安全。这是怎么了，我都做了什么？我问她。没什么，她说，微笑，大笑；没什么，她说，后退一步。
       天气逐渐变冷，白昼短了，阳光越来越苍白、混浊。有色玻璃窗显得阴暗、毛糙，投影也变得黯淡了。被单上的魔术幻灯秀消逝了，这是卧床不起的伤员唯一的乐趣。他们以前喜欢观察颜色的变化，相互打赌图案会落到哪里。随着日头的移动，幸运者就会得到一个横贯两腿展开的裸体的金色夏娃，或者脸上洒满一大堆诺亚的动物。不走运的人则在胸前印上一个濒死的耶稣的愁眉苦脸。现在表演都结束了。现在他们能够凝视的只有自己的残躯了，它们相互搡搡，摆一摆打个招呼，然后自行钻进枕头里面去。
       热病开始袭击教堂，一个床位接一个床位都染病了。每天都有尸体运出去。它们被埋在了不远处弃肢的安息地。当地的孩子做了用木棍和麻绳做了简易十字架。谁都说这些东西不久就会被真正的十字架取代，但谁也不知道“不久”是什么时候。
       深夜，一个病人挪下了床悬梁自尽了。其他人纷纷效仿。
       索尔全垮了。他们怎么能如此自私自利地毁掉他的工作？
       索尔想起少年时代的一个画面。金色的原野上一座低矮的石头房子后面，摆开了一条长长的桌子。远处是一片片小山包，其他农场里升起的细细的白烟抹在明亮的蓝色天幕上。长椅围绕着桌子，每条椅子都挤满了穿着袋状裤的敦实汉子、留着小胡子的长者、围着方头巾的老妇、少妇，后者臂弯里还抱着胖娃娃。家人为了让索尔离开逼仄的裁缝铺、躲避横扫全城的致命的夏季热病，把他送到叔祖父、婶祖母这里度夏。
       这是某种庆典。叔叔、婶婶、堂兄弟姐妹、农场雇工。他的婶祖母端来了一盘盘食物，一壶壶葡萄酒。其他孩子在田野上跑来跑去，或者爬到桌子底下，撞着一个个大人的膝头，但索尔却站在叔祖父的右手边。他帮叔祖父拿葡萄酒杯，作为回报，叔祖父也把自己盘子里最好吃的东西留给他，用小刀的刀尖戳给他吃。索尔不知道为什么他能得到这一荣耀的位置。或许他出于某种原因最受宠爱。又或许他只是小孩子中最年长的一个，最不可能泼出葡萄酒。
       他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叔祖父，在他要求之前迅速递上杯子，然后他看见叔祖父的脸色开始紧张，仿佛要打喷嚏。他随着叔祖父的视线看去，看见山间跑来一个黑影，一个骑手骑在一匹有斑点的马上。他又看见第二个骑手从山里策马奔来。然后是第三个。
       叔祖父一言不发，平静地吃完了饭。其他人也这样做，磨磨蹭蹭地喝完了最后一点葡萄酒。一片沉默降临到餐桌上。妇女们起身，开始慢慢地收拾餐盘。现在，有十个、二十个人影汇聚到田野边缘，还有更多的人从远处的小山坡穿行而来。他们带来了马蹄声和火炬的气味。叔祖父从长椅上缓缓地，缓缓地站起身来。
       索尔回首往昔，不知如何解释——镇定自若，缱绻流连。这是骄傲，还是愚蠢？人们是不是知道他们无处可逃，知道他们行将赴死，因而才选择用这样一种方式直面灾难——怀抱完整的尊严，不四散奔逃，也不高声尖叫？索尔逃走了，他不记得在是在哪儿，只是紧紧地挤进了某个藏身之处，手指塞住两耳，成功地躲过了随后而来的大劫。
       甚至现在，甚至在目睹了这一切以后，他也无话可说。哪一种选择更善——是自豪地、欣然地面对死亡，款步走进黑暗，还是狂热地依恋生命，去抵抗，去为了苟延残喘而忍受最肮脏的屈辱？
       热病夺走了越来越多的士兵和两个医生的生命。贝妮塔把索尔拖到小溪，强迫他洗澡，用雪擦他的头发。她很壮实，这个女人。她威胁他，用胳膊勒得他喘不出气。她能把一棵树的树皮嚼着咽下去。我能感受到她的手指怎样挖进皮肉。他继续写他对自己身体的厌恶，它多么可厌，又多么虚弱无力，在寒冷中簌簌发抖。
       伤员们还在络绎不绝地送来。在他的心目中，这场看不见的战争已经跟一种机械化操作没有什么区别了，他是流水线上的最后一道工序。他继续工作，但是不再巡视康复大厅。他喜欢的人都死了。无臂的写信人，假腿的抚养人。大多数人都埋了。他看到的所有人都没有容颜；他们的声音都一模一样。“我不得不听着一个又一个伤员为这个人，这个他们似乎都十分思念的‘母亲’而哭泣，”他写道。他切、锯、浸泡，下一个。
       有一天，贝妮塔打断了他的工作。他恼怒地把她推开，然后看见：他截错了一条腿，一条健康的腿。他凝视着这条腿。腿也注视着他，无辜而无助，一道鲜红的、深深的伤口像一张渗着水的嘴。膝盖周围隆起和打褶的肉有着一副脸容，似乎在说，你为什么这样待我？这以后，他对工作、对他正在截下的肢体注意力更集中了。出乎意料的是，他看到了惊人地丰富的种类和各异的特点。手臂上的枝状血管一直延伸到迷人的手部组织。腿上隆起、膨胀的部位是强有力的承重肌。每一种都独特而令人心动。为什么他过去没有注意到这些？他认识到，承受病痛、走向死亡的是人；他们的肢体仅仅是旁观者，是受虐的负重的牲口。他们并不是只配得上这些不负责任的看护人。
       “你今天在哪儿？”电话那边的声音从嘈杂的静电噪声中嘶嘶地穿出。客户，同事，还是我妻子？
       “我在那儿，”我说。
       “不，”这声音说，“你不在。”
       现在，日记一页接着一页画满了胳膊、腿、脚、手指。他感到有必要记录下每天的“收成”。它们是在变僵之前画下来的，整齐地排列成行，其中还有一些生命。在其中的一页上，极其不和谐地出现了贝妮塔。不知道肢体标本是否在她之后画的，也不知道她是否是画在这些肢体的上面。与精描细绘的肢体图相比，她的形象只是匆匆而作，线条毛糙、歪歪扭扭。“她失去了那种活泼，那种怒冲冲的坚定，”他写道，“现在她的身体带上了一种伤感，一种松懈、疲软。”在画中，她俯下身子，可能在洗什么东西，她的头发垂了下来，背脊弯成一条忧郁的曲线。他简直残忍地突出刻画她一节一节突出的脊柱，大腿和手臂上的肉褶。那些手臂和腿仿佛向她倾泻下来，吞噬了她。
       我妻子没有读过这本日记。照我母亲的意思，我应该让她读读。这是她的权利。按规定这本书的流转路线是这样的：从母亲一代一代传给儿媳。这本带着种种窃窃的闲话和猜测的日记，对嫁入这个家族的女人们而言既是一种解释，也是一种警告：你正在陷入其中。我应该让她读一读。我想让她读。但还没有。
       现在，在把肢体从其不闻不问的主人身上取下来时，索尔喃喃地向它们说着安慰的话。在转交给老装卸工之前，他悄悄地、迅捷地把它们在怀里抱一抱。贝妮塔的视线穿过房间注视着他。
       晚上，她仍然来他这儿，他们找到无人的角落和走廊偎依在一起。她试图用身体告诉他，她会保持坚强，她打算活过战争，收拾残局，把这些见闻流传下去。他没在听。
       整个冬天，她每晚都和他在一起，直到有一个夜晚，她醒来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放在她的腿上，手术锯悬在她的右膝上方四英寸。她在她的皮肤上看到几条浅浅的灰线，他已经动过第一刀了。他的神情严肃而温柔，一张和善的家庭医生的脸，手里拿着一勺鱼肝油，兜里还放着一瓶薄荷油。他的表情在说，只有一分钟的疼痛，你知道，这对你好。
       后来，想起往事，她永远无法确信他慈爱的目光凝视着何处——是她的脸，还是她的皮肤。她后来自问，在他眼里，刀哪一侧的人体是冗余的、需要削减的部分。
       她逃走的时候，他感到遗憾，不，他感到快乐，小腿上那可爱的胎记在他眼皮里翩翩起舞，很久，很久。
       睡觉吧，我妻子又叫我了。
       我想睡，可我如何能睡下？我有太多事情要做。我会错过一些什么。
       索尔发现离开她就无法睡觉。夜里，他蜷得紧紧的，瞪大一双空洞的、用颜料画上的木偶眼睛。
       他发现他真的不需要睡觉。
       他画她，从里到外。他一层一层地画，把她的皮肤一层一层地剥落下来。他的画上有个错，他疏漏了一点：她的髂骨骨瓣之间有个梨形的鼓包，里面有一颗正在成熟的梨种。她还没把这个告诉过他。
       现在他全副精力都集中到工作中去了。他的记录越来越含糊难解。“一个人送进来，”他说，“我就想整个地把他割掉，每一块都不落下。我需要竭尽全部自制力，才能控制自己只切除那些坏损的部分。”快下班的时候他仍不休息，还在一脸羡慕地观赏其他医生用刀。
       忙碌不堪的一个日子，他找到勤务兵，提出下午想帮他搬垃圾。勤务兵好奇地看着他，同意了。“我感到欣喜若狂，我能感觉到推车里散发出的力量，我带着我珍贵的货物全速往外跑。”一离开教堂，他就停下来瞻仰他的战利品。他承认自己在与乘客们聊天，捏捏脚趾，然而他没有记下任何亲昵的绰号。
       他无法容忍把它们倒进坑里和别的垃圾放在一起，于是，他把推车推到了邻近的一块地里，那儿的土已经翻过，留待明年春天耕种。几个月来吸收了人放射的精气，土壤的气息闻起来十分新鲜。吸一口吧。他跪了下来，挖了一个深深的洞，抱起一条强壮、长着斑点的手臂，搂了片刻，然后把切断的那一端戳了进去。
       他种下了第二条胳膊。第三条。一条条胳膊错杂、僵硬，乞怜一般地伸向天空。
       说到底，他自语道，它们相互之间没多大区别，不是吗？小胳膊，小腿小脚，秧苗。脉管系统……
       他把它们全给种下了。然后，就像一个玩得筋疲力尽的小孩那样倒头睡去了。他睡得很深，没有做梦。他在离开贝妮塔的臂弯后第一次能够睡着。
       黎明时分，他醒了，听见一阵轻微的沙沙声，像大海。他五岁，躺在一片温暖的沙滩上，鼻孔里有盐水和草的气味，一只手好像他母亲那样抚摸着他的脸颊。他睁开两眼，看到田野里一片起伏的臂林，手掌朝向初生的太阳，像向日葵那样点头。
       他回到勉强能容身的医院。他上班，再一次要来了推车，又回到田边。手臂伸过来迎接他。
       他栽种，睡觉，在挠着脸庞的手指之间醒来。
       第三天，勤务兵起了疑心，把着推车不给他用。监视着货物卸进一个巨大的坟墓是很累人的事情。但没关系——我们回到田里，发现手臂已经自己繁殖、蔓延开去了。它们长得又壮又高。当我们走近的时候，胳膊就开始鼓掌，接着手掌“啪”地断了下来。腿丛踢着它们的膝盖。索尔穿过了田地，手一路爱抚着他，它们拽他的裤腿，它们摇曳着吸引他的注意。鼓掌，扭动，紧紧地、惬意地相互抓着。风吹过这片肢林发出的声音好像一声深沉而如释重负的叹息，一阵心满意足的呢喃。他试着折下一条手臂。它马上在他手里变软了。他感到背上被狠狠地掐了一把。他不想再这么干了。
       我们每天都来看庄稼。一小块庄稼很快覆盖了整块田野。臂林高大、健美，它们被冬日的阳光镀上了棕色，经受风雨的历练而越发强壮。索尔穿田而过的时候，它们向上伸过他的腰部。我们每个晚上都在这里，暖暖地巢居在臂林之间。
       我们的确时常在田里护理庄稼。缝补、修剪。擦伤、起泡、起茧、虫害。没什么大不了的。需要修掉的指甲。晒斑。
       回来睡觉吧，你在哪儿，一个声音从远方传来。
       贝妮塔自始至终在手术室里看着他。他不跟任何人说话。他一直是个局外人，因为技术高超而受到尊敬。现在他空空地瞪着两眼，让温热的血流过他的手指。但是形势令人绝望，医生很少。人手不够了。贝妮塔有消息要告诉他，但想等待合适的时机。他会高兴的，她想。但也不一定。
       那一天，他把工具收了起来，把日记塞进了口袋，她尾随着他。
       一开始，她听见了嗡嗡的轰鸣，她爬上一座小丘，看见遍野的金色的臂膀在随风摇曳。这群清沸腾的景象令她想起了被一块石头打得四散的鸟群。起初，她无法理解眼前的一切；她以为是一大群士兵。她看惯了一群群兵勇，或许他们在参加某种繁复的训练。然后，她望见她的情人在齐腰深摇摆的胳膊中间大步流星地走，她望见了。他边走边用双手轻轻地拂过指尖上下耸动形成的表面。他的手指像梳头一样梳着这些手臂。他忽东忽西地握起一个手腕；他躺倒，听凭自己被众多臂膀抓住。
       现在他到达了田野远处的尽头，她想，在他回来的时候应该出去接她，把消息告诉他。她等着。她看见他的脑袋浸了下去，再也没有起来。她开始沿田野的外围跑。她没有注意到田野周围有带刺的铁丝网把手臂拦住，不让它们继续蔓延开去。他渐渐躺下。她看见他的帽子。一只手抓住了它，把它扔在空中。别躺下，她想叫。别躺下。她想到了溺水时的睡意。
       索尔猛地跳了起来，看见了她。他想冲她招手，但他一手拿着一支笔，另一手拿着那本翻开的日记，在做别的事儿之前，我们必须记下这一笔。
       她的两手在带刺的铁丝网上划破了。
       她来到他身边时，他的大部分躯体已经软软地陷入泥土了。她看见他的一簇棕发与泥土融为了一体；他的一小片白衬衫，一只眼珠湿漉漉地一闪，随即就只剩下土地和他的双手——无论在哪里，她都能认出这双手，即使它们在合上日记之前没有添上最后的几句结束语。她一把夺过日记塞进了制服口袋，然后凑近那双手，最后一次，把脸颊按在一只或两只手掌上，向地下低声地说出她的秘密，但她几乎立刻就被拉进了一片手臂的海洋里。她最后瞥了一眼他的手指，那摇摆、忏悔着的、怀着祝福或诅咒而竖起的手指，然后，这双手就被其他手吞没了，她被扫了出去。他们擦掉了她的眼泪，挠她，抓住她的衣服。她被一只只手传来传去，抚摸、紧握、滴溜溜地转。她终于张开嘴鸦叫了一声。这悬浮的几分钟，她不知道她会被扔向空中，还是被一条胳膊一条腿地撕碎。
       “我是在读了一些有关内战的第一手资料之后写了这篇小说的——在此之前，我对战争仅有一些粗浅的、中学历史课式的知识。我被这场大屠杀震惊了——遍布尸体的原野，堆积如山的断肢，河流被鲜血染成红色。这些事情听起来好像某种恐怖的神话，然而它们确实发生了。不久之前。我想通过这篇小说，利用南北战争的背景探讨战争给人带来的后果——不仅是参与者，还有那些留在后方的人、孤儿寡母以及此后的一代又一代人，在一切结束之后，他们必须重整旗鼓，试图去阐明这一切的意义。”
       ——茱迪·巴德尼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