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卡伦·布利克森（笔名伊萨克·丹森）1885年出生于丹麦西兰岛一个贵族家庭。早年就读于哥本哈根艺术学院，后到巴黎和罗马学习绘画。1914年，她和她的表兄结婚，并一起到肯尼亚经营咖啡种植园。1921年，两人离婚，布利克森独自经营农场，但后来因国际咖啡市场萧条，农场破产。1931年，卡伦·布利克森回国。
在旅居肯尼亚期间，她已开始为丹麦国内刊物撰稿。1934年，她以伊萨克·丹森的笔名出版第一部作品《七个小哥特的故事》，1937年，出版了《走出非洲》，1960年，她又以非洲生活的素材撰写了《草地绿荫》。此外，她的主要作品还有《冬天的故事》，《最后的故事》，《复仇之路》。
《走出非洲》出版后，曾多次再版，不仅在东非和英语国家畅销，还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根据《走出非洲》改编的同名电影，1986年荣获七项奥斯卡金像奖。其中体现的“我即我拥有”的观念风靡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卡伦在文本意义上的影响力曾经大过我们所熟知的由梅丽尔·斯特里普与罗伯特·雷德福所演绎的同名电影。最广为人知的是，海明威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曾说：“如果《走出非洲》原作者，美丽的伊萨克·丹森得过此奖，我今天会更高兴。”
海的变化
1913年，泰妮娅去东非的航程花去了十九天。“将军号”驶过地中海和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然后向东行驶，穿过亚丁湾到达印度洋，沿着索马里光滑的新月形海岸南行到达蒙巴萨。在苏伊士河口的赛义德港，泰妮·丹森第一次上岸踏上了非洲的土地。集市和辛巴德（注：《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系巴格达富商。）来的时候差不多，没什么大变化。乞丐身上生有脓疮，吞剑表演者的剑刃在赤日炎炎中闪光，尘土飞扬的空气中混合着粪便和薄荷的气味，“卖什么的都有：丝绸、东方的弯刀、鸦片、威士忌，以及幼童。”
到了新年除夕，轮船已完成了一半的航程，头等舱内举办了一次晚会。已有好几代在这里种地的南非人和新近刚迁来东海岸的移民，讨论着庄稼和家畜的饲养问题；猎人们讲述着他们的光荣业绩，大大吊起了新来者的胃口；一位德国科学家，这是他第二十三次到坦岗伊卡（德属东非），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土著人的性格。沙龙内，人们在跳舞，打桥牌。阶级地位和帝国子民的自信像纽带一般把英国人和德国人联合在一起。午夜时分，他们举杯同庆新年来临，以后，他们却要在战场上互相角逐。
那位将要领导那场角逐的男人，后来成为了传奇式的人物，给丹森小姐拿来了香槟酒，并为她的健康干杯。他名叫保罗·旺·莱托·沃贝克；那时他四十四岁，正在去达累斯萨拉姆接管德国部队。在殖民战争中的光辉业绩对他来说已经成为历史。他曾同旺·卓萨南非西部交锋，眼睛曾被一名海瑞若族勇士刺伤，也正是这次经历佐证了他对非洲士兵的赞誉。他曾同南非军人政治家波达、南非的荷兰人、英国人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并肩作战。所有这些把他磨练成了一位凶残、狡猾、诡计多端的游击队战略家。
二月份在莫西拍的一张照片，曝光有点过分，照片上旺·莱托坐在阳台上，身穿白色军装，一只眼戴着眼罩，喝着杜松子酒，面带微笑对着镜头。他有一颗圆圆的、光光的、几近完美的脑袋，鹰钩鼻镶嵌在两道弯弯的、倒过来的逗号似的眉毛和一团胡须之间。查尔斯·米勒，一位研究非洲战争的历史学家，曾宣称旺·莱托具有他那一代普鲁士军官少有的个人魅力和幽默感：“他很有亲和力。”他的亲和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泰妮怀着一个女孩子作为征服者的自豪感，对她的母亲说“他是我的好朋友”。夜里越来越热，他们坐在甲板上，仰望着赤道上空的繁星，沉思着他们在非洲的命运。他的先人与她的先人曾三次在欧洲战场上交锋，所以关于那些古老的战役他们有很多话可谈。“他属于古老的过去，”她将会这么写，“我再也没有碰到过第二个德国人，能像他一样给我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让我了解什么是德意志帝国，它代表着什么。”
这是一次纯洁的调情。旺·莱托上校送给丹森小姐一张他骑在马上的照片，她却隔了四十年才送给了他一个亲吻，期间，她曾在信中嘲弄此事。在蒙巴萨分手之前，他们商定来年八月一起去狩猎，与此同时，他委托她为他的骑兵队找十匹种母马。她非常自信地答应了，表现得很有男子气概，但就是这位年轻女人，十八个月前，在一次在罗马举行的晚会上，却“窘迫地双膝跪地”，因为当时一位年长的绅士告诉她，她衬裙上的一根丝带露了出来。
关于这次重要的旅行，艾萨克·丹森几乎没有写过什么，也没有透露过什么暧昧的迹象，这也许是因为她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晕船、紧张不安和“情绪低落”中度过的。一位名叫玛莎的德国女服务员给了她母亲般的关照，而且同意在蒙巴萨和她一起上岸，并承诺至少会和她待上六个星期帮她在新家安顿下来。最后，泰妮找到了保证她尊严和生活起居的重要依靠：贵妇人的女仆。但在索马里海岸上的亚丁港，一位重要得多也浪漫得多的人物正等着为她效劳。布罗·布利克森给了她一个贵族头衔，而法拉·亚丁使她成了一个贵族。她本人从一开始就一定认识到了他就是她想象中的形象。正是从那一刻起她的“生命”才真正开始。
法拉是布罗的管家，是被派来接泰妮并帮她运行李的。他穿着白色的坎苏袍，绣花马甲，戴着红色头巾，他深深地向他的女主人行了一个额手礼。由于对非洲各部族迥异的相貌不熟悉，她刚开始把他当成了印度人，实际上他却是哈布尤尼斯的索马里人，是居住在东非的一个以贸易和养牛为生的民族的一员，这个民族凶残，但相貌漂亮，为人精明。渐渐的，她觉得自己和他的穆斯林信仰、民族荣誉感以及性爱观都很投缘。在《草地上的影子》里，她把索马里人描述成了非洲贵族，“无论文化和智力都比别的民族优越。”他们很傲慢，在这一方面，完全可以与他们选择服侍的欧洲人一样，丹森把这些生活在非洲的欧洲人称作殖民地的“五月花号”移民。“这里有德拉米尔和汉森，柏克利·克尔和珈马爵士，丹尼斯·芬奇·哈顿和毕利，还有我和法拉。我们是这样一群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那些高贵、警觉、神秘的影子在五英尺远的地方跟着。”
跟别的索马里人相比，法拉的影子实际上显得特别矮。他和女主人个子一样高，年龄也和她差不多。他瘦瘦的，相貌英俊，举止优雅，却有着他那个部落天生的傲慢。他们在亚丁港见面的时候，法拉英语讲得很糟糕，带着索马里人的喉音。甚至到后来他英语讲得很流利的时候，他口音中仍残留着《圣经》中的着重号，仿佛其中总有一部分是用斜体印刷的。他是卡伦·布利克森家宅邸和农场的总管（“我们的房子”）；他替她保管现金，管理账簿并发放工资，为她开车，管理他的马厩和厨房。这自然使他在当地的供应商中拥有很高的地位，后来他及时地在恩贡开办了自己的杂货店，那一带的生意相当兴隆。卡伦·布利克森有时候怀疑他们是否有利益之争，有时候她甚至怀疑法拉是否欺骗了她，他们之间维持了十八年的关系会有没有一点过节。像她生活中所有与她关系密切的男人一样，法拉也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人。有一次，他曾离开农场长达数月之久，去安排布罗的狩猎旅行，或者自己去狩猎。 自从他们结婚之后，布利克森夫妇就开始了一场争夺法拉的忠诚以及服侍的战争。
如果说卡伦·布利克森对法拉具有强烈的占有欲，那是因为她对他的依赖是如此复杂。他是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调节着她和非洲土著人的关系，替她卸去了许多生活的重负。然而他也是她的心腹。他是那个她几乎迷信地相信完全可以信赖的人，她称之为神的契约。
“我向他倾诉我成功的快乐，也向他倾诉我的苦恼。他知道我所做所想的一切。”与一个仆人，一个黑人有这种亲密关系，英国人会觉得奇怪，乃至可疑；他们只会用淫乱来解释这种关系的动机。但是卡伦·布利克森却称之为“创造性的结合”。仆人的傲慢和忠诚彰显了主人的名声和地位，主人对他的需要给了他一个身份。合作双方都需要维持这种关系才可以成为“他们自己”。
这种结合的条件和另外一种创造性结合——维多利亚时代的婚姻——极其相似。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婚姻中，仆人承担着妻子的社会角色。他们之间的结合也可以比作母亲和小孩之间的关系。仆人的忠诚使得统治阶级可以享受他们幼儿时期身体上对母亲的依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助是他们权力大小的评判标准。但是，像法拉这样的仆人和像英吉柏格这样的母亲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法拉从来没有让自己的关爱淹没泰妮，他只是在适当的距离之外，跟着她，头上戴着条喀什米尔围巾，手里握着一杆上了膛的来复枪。
一个湿漉漉的早晨，轮船停靠在克林底尼港，那天是元月十三号。布罗上船来接他的新娘。港口那时还没有码头，最后一百码是坐着用浆划行的小船上岸的。太阳炙烤着大地，悬崖在骄阳下熠熠生辉。海湾远处，印度洋澎湃的巨浪画出了“一条细细弯弯的白线”，并发出“雷鸣般的声音”。
蒙巴萨是个非常古老的港口。五世纪时期，它达到了鼎盛期。那时，它是非洲的威尼斯，是斯瓦西里灿烂文化的中心，是繁荣的金子、象牙、棉花以及后来的奴隶贸易中心。后来葡萄牙人来了，劫掠了当地的人口，征收苛捐杂税，贪污腐败盛行，因而毁坏了沿海的商业活动。他们建造的堡垒固若金汤，现在仍矗立在港口边。
城镇狭窄的街道弯弯曲曲地通向海边，沿着海边的峭壁生长着棕榈树和古老多节的猢狲树。房子墙壁很厚，是用粉蜡色的珊瑚石建造的；内院里，相思树繁花盛开，很多家的门廊都是古老雅致的斯瓦西里风格。1914年的汉堡，南开普敦航线的蒸汽船停靠在拉姆的有着大三角帆的阿拉伯船的旁边。这个城市是乌干达铁路线的终点，是一个港口，高地的农产品——亚麻、咖啡、除虫菊和木材——都从这里运往欧洲。它也是当地一个重要市场。在芒果树的树阴下，带着面纱，涂着漆黑眼影的女人在为鸡子和蜜露讨价还价。布商和银器商站在自家门口，把口中咀嚼的胡椒树叶的汁液吐进排水渠里；污浊的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鱼腥味和刚出炉的烤咖啡豆的气味。
那天晚上，布罗·布利克森与泰妮·丹森、旺·莱托共进晚餐，他们在蒙巴萨俱乐部度过了那个夜晚。出于礼节，泰妮告诉家人，他们是在她到达的当天上午结的婚，但实际上，仪式是在第二天举行的。区委员主持了婚礼，布罗的证婚人是瑞典的威尔汉姆王子。英吉柏格追问婚礼细节的时候，泰妮说她穿了件山东绸的衣服，那是她在那不勒斯买的，戴了顶非洲“毡帽，”婚礼仪式“轻松、简单，只花了十分钟。”王子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婚礼所做的描述略微详一些：
仪式由一位瘦瘦的、脸色苍白的官员主持，他戴了副眼镜，看上去病恹恹的，他衣服太大了……他坐在一张未漆过的木桌子旁边，桌上放着一本法律书、一张油腻腻的纸和一支锈迹斑斑的钢笔。墙是粉刷过的。其中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只豹子头。
“现在我问你……抱歉，你叫什么名字？……如果你娶这个……”他们都很慷慨地帮助他。新郎肩膀宽宽的，长着一双蓝眼睛，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穿着白色的衣服，自信而从容，但他的衣服好长时间都没有熨过了。她很苗条，身材匀称，深陷的眼窝里是一双聪慧的眼睛，在浓密的栗色秀发下是一张秀丽端庄的脸。式样简单但裁剪合体的晨装看得出来是出一流服装店的做工。一个可爱、高雅的年轻女人现在却远离了那一切。她孤身一人来到这里，来和她身边的那个男人同甘苦，共命运。没有家人，没有朋友，除了路上萍水相逢的那一些。
那天下午四点，参加婚礼的队伍和王室随从登上了去内罗毕的火车。领地总督亨利·贝尔菲尔德，让他们使用他的私人专用餐车，美国百万富翁诺斯若浦·麦克米兰先生，打发了他的厨师过来。“婚宴，”王子写道，“是在辘辘车轮声的伴奏下，和车轮猛烈撞击轨道的颠簸中进行的。我们喝着香槟酒，在暑热中寻找一丝清凉。尽管大家都穿着睡衣坐在四出，不过在热带地区那已经是很正式的穿戴了……”
火车沿着海岸边的狭长地带，经过了很多小村落。那里每到黄昏时分，人们围坐在火炉边聊天。火车穿越长满棕榈树和香蕉树的热带低地，朝塔图沙漠攀爬。这里的地面平得像一块馅饼，四周是圆的，起伏连绵的小山丘像扇贝一样装饰在边上。气温凉下来，夜幕突然降临。月亮升起来了，星星——那年的金星位置特别亮——平原地带到处晃动着野兽健壮的红褐色身影。
火车上没有卧铺。奢侈和粗陋的结合，婚礼上的皇家宾客和睡在凳子上的新婚之夜，这正是卡伦·布利克森要在非洲过的那种很典型的生活。好在布罗有先见之明，带来了床单和一条毯子。
宁静的国度
载着布利克森夫妇驶向他们的农场的火车，沿着一条狭窄的轨道向上，朝着广袤、肥沃、气候温和、异常美丽的农场和牧场开去。铁路线把原野分成两半。向东是滨海的潮湿洼地；向西地势逐渐升高成为峭壁，然后又几乎垂直着地到达瑞夫特山谷。这形成了一幅月光下的风景画：地上到处是火山岩、冒着气泡的湖泊、长满荆棘的树木，以及纵横交错的堆满石头的河流。
高地位于海拔五千至八千英尺高的地方，四周是古老的山脉和死火山，冰雪覆盖的肯尼亚峰高耸入云。空气特别清新、纯净。据说，白种人曾为此而陶醉，所以土著人认为他们的行为不可理喻。英属东非弥漫着情欲；在这里，由于自然条件的严酷，所有文明的枷锁都被打碎了。在肯尼亚，实行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在运送移民到他们的农场或把狩猎者送到他们冒险的目的地的轮船酒吧间里，女人们经常被挑逗性地问到一个很经典的问题：“你是有夫之妇，还是光住在肯尼亚？”
在高地上，一会儿是青翠茂盛的树木和草地，一会儿又是光秃秃的不毛之地。在平原地带，“色彩干巴巴的，陶器般灰暗。”起伏的山丘上，却满是绿油油的大咖啡种植园，交织着田野和树林，再往上的山坡上生长着樟树、黄木树以及高大的竹子这类热带雨林树种。
除咖啡之外，种植玉米和琼麻的经济收益也不错。这里有牲口吃的丰美牧草，因为大部分地区都生长着茂草。野生动物种类繁多，令人惊讶。数以百万计的红鹤在山间的湖泊里筑巢而居；成群的野牛、大羚羊以及犀牛在小山上游荡；大象在干燥的丛林地区繁衍生息；长颈鹿嚼着葱茏的荆棘树叶；猴子们在树林中嬉戏；热带草原上，夜幕一直延伸到远方的地平线，那儿有成群的斑马、牛头羚和瞪羚，他们又会成为猫科食肉动物的美餐。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不会有这么生机勃勃、这么美丽、这么和谐而且广袤的景观。第一次看到这一切，人们心中都会油然生出一种对神的敬畏感恩之情。“这是，”正像卡尔·荣格在描绘阿塞平原时所说的，“开天辟地之初一般的宁静，是原生态的世界。”卡伦·布利克森在回顾她在非洲的生活时，曾觉得“那段生活完全可以这么来描述：一个来自繁忙、喧嚣的世界的人，走进了一个宁静的国度”。
布利克森夫妇乘坐的火车行驶在乌干达铁路的主干线上。这条铁路线从蒙巴萨沿着维多利亚湖通向基苏木，打开了白种人到内地定居的通道。1901年这条铁路线建成通车以前，居住在高地的欧洲人只有那些传教士、商人和为数不多的殖民地官员。甚至那些曾为建设铁路线据理力争的帝国主义者也没想到它竟然开辟了一个这么广阔的天地。他们最初的动机是要开辟一条通向乌干达和尼罗河源头的战略通道。
1894年勘察的地形，接着就从印度输入了一批工人铺设轨道。这些英勇的苦力艰难地把铁轨延伸了六百英里。他们穿越疟疾盛行的沼泽，横跨荒芜人烟的沙漠地带，在山间的峡谷上架起桥梁，攀爬过悬崖峭壁，又进入酷热难当的山谷。发热和寄生虫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还有许多人成了光顾他们宿营地的吃人的狮子的腹中物。这项工程花费了五年时间，耗费了英国政府六百万英镑。
铁路建成后，投资必须收回。“开辟白人农场似乎成了偿还债务（如果不能繁荣）的唯一途径。”1902年，东非辛迪加廉价出售了五百平方英里上好的高地，就好像那是一片荒地一样。到了1915年，四百五十万英亩的土地已经转给了大约一千名白人农场主，这个比例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都没有改变多少。
必须记住的一点，是尽管可以以相对低廉的价格买到大片未开垦的土地，但是开发土地的风险依然很大。这个事实决定了早期拓荒者的阶级地位，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他们的性格。他们都是有钱有势的人物，出身于社会上层，非常怀念“那个他们祖先由于工业革命而失去依靠和责任的世界”。他们也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中的一大部分人，都有充足的理由抛弃欧洲舒适的生活，都有独立的决心，远大的抱负，非凡的勇气以及孤注一掷的倔强，要在边疆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
1913年，肯尼亚的非洲土著人口约有三百万。大部分是讲班图语的康巴人和吉库尤人，他们在中央高地以农耕为生；还有居住在大湖西部地区的卢奥族人。卢奥族的牧师们鼓励他们欢迎英国人的到来，因为他们误以为英国人就是他们祖先说的那个种族，他们是些友善的“红色陌生人”，然而，他们的近邻纳地族人却不敢苟同，结果，他们被一系列的讨伐所“安抚”。英国人利用非洲人组成的部队打仗并抢劫，士兵是从友好的卢奥族人、好战的马塞族以及索马里部落里招募来的。
马塞人，是苏丹人的一支，最初是从北方来到肯尼亚的。他们为了给他们的牛群寻找牧草而朝中央高地迁徙，沿途袭击了很多村庄。他们英勇善战，用长矛猎捕狮子，用牛奶和鲜血哺育他们年轻的勇士。这个部落对早期的拓荒者有种无法抵制的诱惑，至少对其中的一部分人来说是这样。当他们偷了德拉米尔的牛羊的时候，他却宽容地一笑了之；柏克利·科尔学习了他们的语言，在一战期间把他们训练成了侦察兵；卡伦·布利克森画出了他们弯曲的鹳一样细长的身体，并以很欣赏的口吻谈到“那种我们称之为典雅的聪慧的特殊形式——看起来胆识过人，行为怪异，实际上他们绝对忠诚于自己的天性，忠诚于自己内心的理想和追求”。
索马里人，他们的兄弟，也是一个由高傲、暴躁的勇士牧人组成的部落。他们从索马里跋山涉水来到肯尼亚，定居下来——如果这个词适用的话——在东北部干燥的沙漠地带。他们是笃信《可兰经》的民族，是虔诚的穆斯林，他们瞧不起异教徒部落。和马塞人不同的是，他们确实偶尔也为欧洲人效劳，却和白种人保持距离，这让白种人怀疑他们，鄙视他们。
还有很多小部落：其中，道若布族以善猎大象而出名；特卡纳族，居住在鲁道夫湖畔，赤身裸体，却喜欢带手镯；还有班路亚族（卡维让多族）。最后，还有沿海的斯瓦西里人。许多年来，他们一直充当着内地部落和外来入侵者的缓冲器；他们的都市文化经历了许多次灾难，却存活了下来。他们也是穆斯林，是黄金时代来这里的阿拉伯商人和他们的班图族妻子的后代。他们有自己的建筑风格，自己的文字，和丰富的诗歌传统。那时斯瓦西里语，像现在一样，是东非的混合通用语。
鉴于普通白人移民对非洲人的态度——他们是“动物”或“孩子”，或他们“出现于石器时代”，或他们应该感激不尽，因为白种人给他们带来了文明，给他们活干——我觉得引用著名的历史学家巴塞尔·戴维森的话还是很有必要的。然而肯尼亚当地的文明中“大部分物质方面的东西仍然简单，比如工具和武器、交通工具、房子、不读书、不写字、生产方法……他们的日常生活在某些方面却很丰富复杂。它的文明的尊严和价值在于他们的精神信仰，在于他们的自治方法，在于舞蹈和音乐艺术，在于他们解决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问题的技能。
“大部分时候，它也是一种和平宁静的文明，一般说来，要比欧洲文明和平宁静得多……由于他们强大的民主自治方法，他们与族人和平共处；他们和他们的邻居和平共处，因为所有人都有足够的土地……”
几乎从一开始，卡伦·布利克森就用类似的欣赏眼光看待非洲人。这并不等于否认她和他们的关系是封建式的，她对他们的风俗与历史的了解是出于偶然，她看问题的眼光是浪漫和父权制的。然而，没有依靠什么外在因素，她就看到了他们的艺术的“尊严和价值”。她，没有经过任何深入研究，仅凭观察，就抓住了那种智慧的实质，它能创造出比她自己的民族的道德秩序有效得多的道德秩序。她悲叹，至少在给自己的家书中私底下悲叹，一个统治阶级是何等邪恶自大，它竟相信并宣称：“在东非，我们有开辟处女地的非常宝贵的经历，几乎是一片处女……地，在那里我们可以为所欲为。”
明晰的幽暗
作为政府所在地和通向美丽富饶的高地的门户，内罗毕却是一个异常粗陋的小城镇，老鼠满街跑，房屋破烂不堪。它坐落在一片平坦的土地上，是以铁路终点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所以这个城市的街道平面图看起来就像是刻在泥地上的一杆来复枪管。木板铺成的人行道上，有加利树枝叶繁茂，遮蔽成荫。街道两旁商店矗立着商店、办公机构以及有瓦楞铁皮屋顶的平房。这种建筑材料的盛行，使卡伦·布利克森把内罗毕比成一只鱼罐头。街道是用红土铺成的，下雨时就变成深红色的泥泞。之后，就会有巨大的深坑。1911年，一群愤怒却聪明的移民曾利用这些深坑栽种香蕉树苗。
内罗毕有个很大的印度人社区。大部分印度人挤在市场中贫穷的一隅。城外通往里木苏的公路上，有一个与印度社区同样风雨飘摇的索马里贫民窟，“任凭风吹雨打，树木稀少，尘土飞扬，它一定曾让索马里人记起他们故乡的沙漠。”但是，对移民们来说，这个城市有很多可人的地方：一幢漂亮的政府办公楼，里面有舞厅和一个“漂亮花园”；一个赛马场；两家不错的酒店，挪福客和新斯坦利，在酒店的露台上，喝着温热的威士忌，你能了解到全国各地的绯闻。穆萨阁俱乐部是柏克利·科尔创办的，卡伦·布利克森到的那一周开始营业。它坐落在一幢用粉色灰泥刷过的大房子里，内有高尔夫球道、网球场、槌球场、饲养马球专用马的马厩，还有两辆配有专门司机的大轿车，以及一位来自勾尔的大厨师。俱乐部会员的名单读起来就像是刺绣本的英国贵族名册，布利克森男爵立刻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在一个原始的国家，这种地方无论从哪方面说来，在漆黑的夜幕下都显得璀璨夺目，激起路人无限的想象。
二十年代，穆萨阁俱乐部被称作“非洲的红磨坊，”有很多浪漫故事，甚至有一两次枪击事件与它的名字连在一起。一小撮奸夫淫妇，如伊罗尔伯爵、德·简斯伯爵夫人以及艾迪娜·赛克维尔女士，她有五个丈夫，对穆萨阁俱乐部的声名远扬做出了巨大贡献，这让大部分移民们很开心。“我们是，”其中一位肯定地告诉我，“一群体格强壮、干活卖力的人。在我们的农场上，我们过着孤独的日子。到城里来之后，我们喜欢喝香槟酒。”讲话者也为听到的关于饮酒狂欢的传言而开怀大笑。穆萨阁俱乐部总是在更换那些枝形大吊灯，晚会往往一直持续到第二天黎明，最终延伸到越野障碍赛马场。德拉米尔爵士喜欢把高尔夫球打到房顶上去，然后再爬上去把它们拣回来。奥吉·卡特赖特爬到了柱子上。丹尼斯·芬奇·哈顿像头公牛一样朝扶手椅冲去，从上面跳过去，正好坐到椅子上。泰妮娅·布利克森练习过，嫉妒过，但从来都没能掌握这种技巧。到九点钟的时候，政府路上爱弥尔·嘉丁的酒店开门了，那些仍站在那里的人就成群结队地到那里去，再喝一瓶香槟酒，然后到蓝柱子酒店去洗泥浴。
内罗毕也有自己的“报纸”：《旗帜报》。这份报纸经常报道地方政治、土地交易、动物、运输、天气方面的新闻，其中还辟有一个风格活泼的社会新闻专栏。泰妮到的那一周，有两处地方提到了她的名字。在“运输”版，她被列在了“将军号”上的乘客名单中，被称为“卡伦·布利克森夫人”。在社会新闻版，她被报道为出席总督为欢迎威尔汉姆王子举办的招待会的贵宾之一，被称为“布利克森”男爵夫人。她本人为自己地位的提升而觉得有点飘飘然。她说，总督让她坐在他右边，口口声声称她为“男爵夫人。”
一旦出了内罗毕，四周空旷的风景中最显眼的就是恩贡山了。山脊上有四座山峰，从某个角度望去，就像一只握紧的拳头上的四个指关节，呈不规则的圆球状。白天凉爽的时候，山峰的颜色会变得比蓝天深一些。卡伦·布利克森把他们比作蔚蓝天空背景下“静止的海浪”。但是，他们的颜色会随着光线的变化而不停变化，仿佛小孩子的脸，周围的一切会随着他们的变化而改变色调和形状。一场雨过后，这些山峰如此明晰，马塞人和吉库尤人都用一个词语来表达这种印象，“明晰的幽暗，”这个词语也可以用来描述卡伦·布利克森的文风。
她的企业，瑞非咖啡公司，拥有山脚下四千五百英亩的土地。王子的午宴结束之后，布罗驾车带他的新娘去那里参观。那是一个艳阳天。公路两边的田野里盛开着很多野花，馥郁的香气透过开着的窗户飘进车内，令泰妮想起了生长在沼泽地带的桃金娘。在离内罗毕十二英里远，海拔高度比内罗毕高几百英尺的地方，她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房子。这不是《走出非洲》里漂亮的石头豪宅。那栋房子是在1917年布利克森夫妇又搞到了另外一千五百英亩土地时购买的。这栋房子是很朴素的砖石平房，有四个方形的房间和一个小平台。然而，房子四周有面积很大的草坪。在她农场上干活的一千二百个工人，都聚集在那里迎接她。他们大声欢呼着表示欢迎，挤上前去，笑着，想和这对夫妇握手。布罗很恼火，但泰妮很开心。她去过将要被砍伐的种植咖啡的树林。和六位经理喝过茶后，她站在台阶上向非洲人承诺给他们些肉吃，并说了一通感谢的话。任何年轻漂亮的女人都会因为“眼界的开扩”而欣喜若狂，然而泰妮却泰然自若地接受了这一切，也许没人会觉得自己为此等待了太久。
卡伦·布利克森对非洲一见情深。“他们走进了我的生活，”她在结尾处写道，“是顺应了我内心的某种呼唤，也许是童年时的梦想，或是很久以前读过、喜欢过的诗篇，或是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本能……”她觉得她和他们之间有种“默契”。当她想描述她的最信任最亲密的关系时，这个字眼总是萦绕在她的脑际，频繁出现在她的话语中。十五岁时，她曾梦想着和她父亲有种“默契”，充满了神秘和情欲的色彩，这让她和威尔汉姆在反对青少年的绝望感方面结成了同盟。再后来，她说起过和她的朋友桑凯尔德·布奥恩维格之间的默契，桑凯尔德是位年轻的丹麦诗人，卡伦把自己看作他的保护人和精神上的母亲。她和他之间的这种关系也是当她在失落和绝望中挣扎的时刻出现的。作为来到非洲的一个年轻女人，她必须要面对疾病和危险并存的磨合期。正是与非洲人的这种“默契”——一种深沉、持久、相互的契约关系——帮她度过了这一难关。大部分时间，她把自己看作一位父亲式的人物。但是“曾经有段时间，”她告诉布奥恩维格，“法拉还有别的人，非洲的一切，和非洲自身都异口同声地对我说着一句话，‘信任我们，我们会保护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