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原名所罗门）·贝娄(1915- )的名字常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芝加哥，皆因他书中的很多故事都以这个城市为背景。索尔其实出生在加拿大的奎北克，九岁才随父母搬到芝加哥。他上过芝加哥大学，但他的学士学位是在西北大学拿的，专业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尽管他也做过研究生，可没有拿到学位，原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每次我动手写论文，结果总是写成一个故事”。1948年贝娄得到古根海姆研究基金的支持，第一次动身去巴黎。那时他已经出版了两部小说，之后他又陆续出版了更多的长短篇小说、文学评论、回忆录和剧本，包括《奥吉·玛琪历险记》（获美国国家图书奖）、《赫尔索格》（同前）、《塞姆勒先生的行星》（同前）、《洪堡的礼物》（普利策奖）、《耶路萨冷去来》，以及《拉维尔斯坦》。贝娄197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这篇选自《言之成理》的文章是贝娄对巴黎多年中所经历的变化的思考。但贝娄认为这座城市不论历经多少沧桑幻化始终都是“现世主义者的天堂”，一个连上帝都会被诱惑的地方。
巴黎有变化吗？和欧洲所有的首府城市一样，巴黎也历经了不少变化。最显著、最刺眼的要数一排排立在古城门背后的高楼大厦。像帕西那样的老城区曾经因其邋遢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如今也已面目全非，崭新的公寓房和办公楼比比皆是，看上去根本没有巴黎的感觉，倒是更像地中海的港口城市。要想在北方城市近乎顽固的灰暗色调中添加一点亮色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巴黎固有的阴沉冥顽如燧石，迷茫似薄雾，湿漯漯，潮漉漉，一年中有一大半时间都是灰蒙蒙的。这种阴沉也渗透到那些新的建筑物中，这一点读者诸君大不必怀疑，魏尔伦（注：1844-1896，法国诗人，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之一。）就曾写过雨落在城市里也落在他心里的诗句。我可以证明诗人没有一点夸张的意思，因为我一度也曾是巴黎的一个住客（我1948年到那里）。新的城市建筑物面对这样的grisaille，一样无能为力。巴黎的阴沉不仅是气候性的，它更是一种精神性的力量，不仅会作用于建筑材料、墙瓦和平屋顶，也会影响人的性格、观念和判断。巴黎的阴沉是一剂收敛剂。
然而说到变化……不久前我在巴黎随处闲走，想看看三十多年的时光到底会给一个城市留下多少痕迹。蒙帕纳塞大道上一座簇新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看上去像是刚离开芝加哥来到这个巴黎街角歇歇腿的。蒙帕纳塞大道和塞纳河之间这一带是我以前经常出没的地方，如今最醒目的变化是不见了那一长排简陋的大小店铺。高昂的租金让夫妻老婆店无法再维持生计，他们以前卖的便饭真是又可口又便宜。那种略带点寒碜气的可爱已经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价格过于高昂、装修过于讲究的乏味的新潮。交通拥挤不堪 ——狭小的街道让人想起叶芝笔下“挤满了鲭鱼的大海”—— 行人只得高度警惕，想保持一份随意散步的心境遂成奢望。那些你以前一逛就是好几个小时的旧商店也不复是记忆中灰尘仆仆的样子，现如今它们个个周身擦拭一新，俨然卖起了手提电脑和高保真音响设备。文具商手里的笔记本以前都是最上乘的纸张，如今薄脆易碎，墨水直透纸背，实在让人失望之极。原先随处可见的橱柜木匠和其他小手艺人，现如今更是踪影难觅。
我以前的邻居，一位住在凡内尔大街上的包装工很早以前就不见了。这位性格开朗的包装专家常年穿着工作服，戴顶贝雷帽，他的工作室没有暖气设备，一张大脸总是红通通的。他的嘴角常叼着一根早已熄灭的烟头——在这个新的繁荣时代人们已经很少能看到一个真正的烟头。他有一只三条腿的兔子，身子两边很瘦，臀部和后腿却很胖，常在纸箱堆里斜着身子到处跑。时代的进步把这些简单行业都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琳琅满目的百货商店，卖的不是人造珠宝、绣花织品，就是鹅绒被褥。每个商场还必有三四家古董店，欧洲怎么会有这么多破古董？难道说仆人阶层消失之后，人们对布尔乔亚时代突然起了怀旧的心，以至于要怀着如此的热诚去追逐帝国时代的断层橱，贵族式卧榻沙发，以及古罗马式样的贵人凳？
在大道上一番细观微察之后，我还是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幸存者。圣葛曼大道上一家三十五年前就开在那里的书店如今依然生意兴隆，一如既往地卖着有关军事历史的书籍和纪念品。还有一个年头久远的市场，专卖纪念古代战争的皮革制品。（如果你没有见识过残疾军人纪念碑和拿破仑墓前人头攒动的盛况，如果你低估荣耀感的力量，那么你就根本不了解法国。）坐落在圣皮埃尔大街附近的卡米丽面包坊已经不复存在，一起消失的还有无以数计的小书店，但是紧挨着的一个街区有一家书店专营深奥文学，生意倒不输给街那头的军事历史书店。再有就是旁边的那位卖阳伞的，她的存货比以前多多了，一捆捆的伞和拐杖上装饰着银制的鹦鹉头和叫狗。小型旅舍也因游客的关系得以幸存下来，当然还有那些旅舍的常客巴黎蟑螂，这种蟑螂要比他们的美国表兄更敏捷，色泽更黝黑。比起战后那些清贫的年月，现在的醉鬼明显多了，那时侯毕竟很少会看到流浪汉们在门道里喝酒。
抵抗眼下这个世纪的冲击波所需要的力量隐藏在巴黎古老的灰黄色城墙中。无形的电子波可以将它们穿透，但是庭院和厨房墙壁的宏伟的阴郁却得以保存。而大道上的商店橱窗则揭示出一种不同的生活，巴黎人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需求。1949年我在瓦纽大街上和我的房东太太做了一项交易：我在厨房里安装一个热水器，抵两个月的房租。每次房东太太打开水龙头，美妙的热水奔流而出，她都会开心很久，邻居们都来恭喜她。巴黎当时正处于芒福德（Mumford）（注：1895-1990，美国社会哲学家。）所谓“工业发展初级阶段”。现在巴黎的科技已经完全跟上时代步伐，法国的商店里展示着最流行的厨房用品——闪闪发亮的合成大理石料理台和饭桌，造型赋有艺术感，是工艺学的最新发明。
1950年的冬天格外阴冷，每个礼拜我都会和画家朋友杰斯·瑞切克在巴克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碰一次面。我们一边喝着热可可，一边玩着卡西诺纸牌，毫无顾忌地任由自己倒退到儿童时代。瑞切克还会跟我讲基第翁（Siegfried Giedion）（注：1893-1956，瑞士建筑评论家。）的作品《机械化主宰一切》，讲包豪斯建筑学派。洗牌时我常会有种在时间里穿梭的感觉。1950年的我们怎么也想象不到1983年的巴黎会开出这么多现代的厨房展示厅，坏脾气的法国人竟然会如此狂热地迷恋上水槽、冰箱和微波炉。我猜想女仆的消失可能是这一转变的关键原因，你的女仆若找到了比做女仆更理想的工作，后布尔乔亚时代也就开始了。随之出现的就是带有声控照明设备的厨房，还有来自隐蔽式排风扇的如丝绒般的颤动感。
我想这大概就是今日之巴黎城对“现代”一词的诠释。
本世纪初时“现代”有着不同的涵义，我们于1948年迢迢千里前来追寻的也正是这种不同的东西。1939年之前，巴黎是世界文化的中心，西班牙人、俄国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美国人，全都蜂拥而至；现代主义运动的辉煌时期，法国是毕加索们、佳吉列夫（Sergei Pavlovich Diaghilev）（注：1872-1929，俄罗斯戏剧和艺术活动家。）们、莫迪里阿尼（Amedeo Modigliani）（注：1884-1920，意大利画家。）们、布朗库西（Constantin Brancusi ）（注：1876-1957 罗马尼亚现代著名雕塑家。）们和庞德们聚会的地方。1940年巴黎沦陷，随之停滞的现代主义运动是否只是被暂时地打断了呢？纳粹战败撤回德国后，现代主义是否也就会立即复兴呢？三十年代就有人怀疑这个繁华的国际中心已经开始衰退，甚至也有人认为世界文化的时代永远地结束了。
我是第一批前来探索的人之一。战争的号角刚停下，数以千记的美国人就背上行囊离开了家乡。充满激情的亲法旅行者、诗人、画家和哲学家的数量远远少于蠢蠢欲动的年轻人——学艺术史的大学生，喜欢教堂的人，来自南方和中西部的流亡者，退伍士兵，多情的朝圣者——和一心想发财的人们，他们同样也不乏丰富的想象力。我在明尼苏达州认识的一个年轻人来到佛罗伦萨开了一家焦糖玉米加工厂。冒险家、黑市交易商、走私犯、未来的乐天派、觅购便宜货的人、傻瓜——成千上万的人乘坐改装的战船来到这里，寻找或是赚钱的机会，或是上床的机会，或是干脆管他娘的来了再说。伦敦自是满目疮痍，炮火留下遍地的窟窿和野草，然而巴黎毫发未伤，即将重新开始它辉煌的文化艺术的生活。
古根海姆研究基金给了我一笔奖学金。如果一场伟大的复兴运动真地在巴黎开始的话，我有奖学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投身其中。和其余美国小分队的成员一样，我也有很多错觉，但我更愿意相信我还多少有点怀疑的精神（这也许是我所有错觉中最顽固的一个）。我没打算坐在斯泰因的脚边，对豪华酒吧更是一无所知。我也不会像海明威那样去和旁德打拳击，或者坐在小餐馆里写作，等着侍者端上牡蛎和葡萄酒。海明威是我无限崇拜的一位作家；而他本人在我看来则是一个旅行家的完美典范，他自信只有一个美国人是被欧洲人完全当成自己人的，那就是他自己。简单说来，美国爵士乐的巴黎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对于亨利·詹姆斯的巴黎我同样持保留看法——詹姆斯在《美国场景》中描述的来自曼哈顿区东部的犹太人的叫嚷在我看来总是有些不自然。你不可能期待那些东部人的某个亲戚会喜欢上冯奈特夫人生活的世界，而那个世界毕竟也已经消失很久了。
勃特勒（Samuel Butler）（注：1612-1680，英国诗人、讽刺作家。）说过生活就像一边开小提琴演奏会一边学习怎么拉小提琴——朋友们，这句话是真正的至理名言。（勃特勒的这句名言是我百引不厌的。）当时的我就是一边开演奏会一边练习音阶。我以为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巴黎。从一些作家那里我看到了美国生活中所缺少的东西，如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 ）（注：1876-1941，美国小说家，现代文体风格开创人之一。）和波伊斯（John Cowper Powys ）（注：1872-1953，英国小说家。），关于后者，连我自己都奇怪我怎么会选择他。“美国男人是悲剧性的，他们对于自己何以是悲剧性的却一无所知，”波伊斯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到。“他们是悲剧性的原因在于他们缺乏纯感官的神秘主义的体验，在这方面他们的经历可以用荒芜的浅薄和孤独的狭隘来形容。神秘主义和肉体官能是生命得以救赎的根本。”要知道，波伊斯可是美国民主的支持者，否则我也根本不会喜欢他。我曾坚信只有说英语国家的民主才称得上是政治，欧洲大陆的政治则完全是小儿科——幼稚得可怕。但是撇开美国成熟稳定的政治不说，它所缺少的是将知识的愉悦当作感官的愉悦来享受的能力。而欧洲所提供的，或者据说能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能力。
然而仍有一部分的我对这一推导持有怀疑，不相信传说中的欧洲仍然存在，仍然可以满足一个美国人的渴望，对于精彩和稀有的愉悦的渴望。来自圣保罗、圣路易斯和欧克帕科、伊利诺易斯的真正的作家都来到欧洲写他们的美国小说，二十世纪最优秀的作品。公司化、工业化的美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在异国他乡他们才得以将想象力的光芒投射向自己的故乡。但是真的是欧洲的想象力让他们可以充分释放、燃烧激情吗？最关键的动力到底是仅源于赋有现代性的巴黎还是源于一种以巴黎、或者曾经以巴黎为中心的，所有国家都正在经历的现代性，一种世界文化？我能理解波伊斯所谓从美国人荒芜的浅薄和孤独的狭隘中得到充满想象的救赎是什么意思，且不管美国人到底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浅薄和狭隘。至少我以为我懂他的意思。然而我同时也感觉到欧洲的另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向来很少被提及，但只要是长了眼睛的人就不会看不到它的存在——正是这种力量在六年战争期间毁灭了成千上百的城市，夺走了几百万的生命，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力量。因而我无法轻易接受这貌似合理的定论：美国，渐弱渐熄的生命脉搏；欧洲，微妙的感官感受被珍惜、被呵养。事实上二战前欧洲有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早以告诉人们什么是虚无主义，以及虚无主义对未来的影响。塞利纳（Celine）（注：1894-1961，法国小说家，反犹太主义者。）的《长夜漫漫的旅程》把虚无主义表现地再明白不过了。塞利纳的巴黎还在那里，比圣人堂和卢浮宫的存在更加真实。这是无产阶级的巴黎，中产阶级的巴黎，当然更是知识分子的巴黎，知识分子们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填补虚无主义的空白——一时间巴黎所有阶层的人们都在传达着一个一模一样的信息。
可我仍然有充足的理由留在这里。一天我和五岁的儿子在街上遇见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注：1905-1983，匈牙利籍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我被他嘲笑了一顿。他说，“啊？你结婚了？这是你的孩子吗？而你却是在巴黎？”你看，要现代，就意味着要抛弃传统以及所有传统的感情，不闻国事，当然，更不问家事。但是我住在瓦纽大街上并不是为了追求现代。我的目的是不受约束，不受那些别人制定和使用的写作方法的约束。首先，我不同意任何定义。除非我是已经准备好听自己的讣告了，那时候我才会考虑接受定义的存在。我也早就决定自己的生活不能受美国商业社会的左右，至于凯斯特勒的玩笑毕竟耸耸肩膀就过去了。再说巴黎也不是我的永久居留地；它只是个停留之处而已。世上本就没有什么永久之地。
我有一个美国朋友，是绝对的亲法派，他曾给我正而八经地讲巴黎，这个“人的城市”，“光的城市”。我在听他的演讲时却总感觉多少要打些折扣。倒并不是我冷漠，用法语来说，我是在巴黎梦游的孩子，四处游荡，坐在咖啡馆里，走在稠绿色的散发着腐烂味的塞纳河边上。我能想象为什么有些游客们对这个“人的城市”不以为然。沃尔普尔（Horace Walpole ）（注：1717-1797，英国作家。）曾经抱怨十八世纪巴黎小街道的臭味。对罗素而言巴黎是自恋的中心，是最扭曲的文明的罪恶。陀斯妥耶夫斯基讨厌巴黎因为它是西方布尔乔维亚极度虚荣的首都。然而美国人深爱着这个地方。我，虽说有些个人的保留，但也还是为巴黎着迷。在巴黎时我的确会常常想念芝加哥，但是我发现——一个极其古怪的发现——在芝加哥时我有很多年都一心向往着巴黎。我一直都是巴尔扎克和左拉的忠实读者，我知道这个高老头的城市，这个莱斯提根纳克挥舞着拳头发誓要和它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城市；巴黎到处是左拉的醉汉和妓女，巴黎充斥着巴尔扎克的乞丐和将臭水沟里的老鼠当宠物养的穷孩子。三十年代时我对于巴黎的想象是受里尔克和普鲁斯特的影响，前者的《马尔特·劳里茨·勃里格随笔》，后者的《追寻逝去的时光》，那些描写1915年的巴黎的文字是那么沉重、华丽，而又痛苦——德国的深夜轰炸，伏都琳夫人一边啜着她的咖啡，一边读晨报上关于战场的报道。真奇怪这个城市到底是怎样一点点将我俘获的。我不是一个亲法派，更不曾期待巴黎能使我走向成熟和完美，我不是那个随时准备把自己献给这一伟大城市的美国小子。
我们这代人是从移民后代彻底变成美国人的一代。这需要付出努力，我塑我形，风格自由。但要在此基础上成为一个法国人就得再作第二层次的努力。我想过要把自己变成法国人吗？没有，但是我觉得除非我亲自尝试过所有想成为法国人的努力，否则我在法国就不可能完全被接受。但这不是我想要的。我已经是一个美国人了，而且我是犹太人。我是有着美国世界观的犹太人。法国必须接受我本来的样子。
我从巴黎的犹太人那里了解到生活在纳粹统治下的滋味，知道了法国政府是如何配合纳粹驱逐犹太人的。我读了塞利纳的《美丽的混乱》（Les Beaux Draps），其中充满了疯狂的杀人犯般的叫嚣，连页缝里都渗出对犹太人的仇恨。
一个郁郁不乐、满腹牢骚、阴雨连绵的城市，对沦陷的耻辱仍然记忆犹新的城市。黑面包定量供应的城市。煤十分紧俏的城市。这一切都激不起“美国人在巴黎”式的欢乐梦幻，豪华酒吧的美妙时光更加遥不可及。眼下的巴黎是波德莱尔的巴黎，天空如铅桶盖一般压住整个城市；抑或是巴黎公社的时代，无产阶级点燃了杜伊勒利宫，城堡的围墙轰然倒下。一天早上我看见香榭丽舍大街上筑起了一道路障，但并没有发生什么冲突。心存怨愤的法国人即使有暴力倾向，大多也还是内在的暴力。
不，我并非没有情感，但我的情感是冷静的。可是为什么巴黎会如此深刻地触动我？为什么这里的一切，恢弘的、铺张的、雕琢的一切，会削弱我的美国式的抵触情绪，会瓦解我的犹太人的怀疑和沉默；为什么我偏要痴迷于这种巴黎的灰，痴迷于巴黎斑驳的无花果树，痴迷于巴黎古桥下带着苦药味的河水？这个地方对于我这个来自芝加哥的外乡人自然是冷漠的。那么又到底是为什么它会这样牢牢擢住我的心灵呢？
对于一个文明或者半文明人来说，巴黎是无数永久性实物背景中的一个，比如，你可以当它是一个剧院，在这里关于生存的最伟大的追问也许一一可以得到表现。如果这个剧院有未来，那么它的未来是什么样的呢？它不可能告诉你它将会表现什么。二十世纪有什么人能够利用这些不同寻常的机会呢？我的美国同龄人纷纷跨过大西洋去接受这一挑战，他们凝视着这个背景，它充满了人的气息，它热情、高贵、美丽，它骄傲、病态、愤世嫉俗，它变幻莫测。
今日之巴黎在年轻的美国人中已经激不起任何强烈的渴望，也不再象征任何挑战。如今的美国学生即使读狄德罗、斯汤达和巴尔扎克，读兰波，或是普鲁斯特，他们也不会在阅读的过程生出我们这一辈人的感触，比如觉得美国的生活没有激情冲动等等。他们不去看美国之外的世界，他们已经完全溶入美国了。没有人再因为欧洲的古城墙而心潮澎湃。一股巨大的力量失去了它对于想象力的影响，这股力量是从五十年代开始变弱的，六十年代时就已经完全消失了。
年轻的MBA，管理学院的毕业生，基因连接专家，还有电脑工程师，他们一旦事业小成，就会带着自己的老婆飞到巴黎，在瑞弗利大街上购物，在巴黎银塔餐厅（Tour d’Argent）用餐。研究行为学的科学家和其它专业领域的学者也大多如此，他们满足于自己在攻读硕士学位时学到的那点关于欧洲这个旧世界的书本知识。一点马克思，一点弗洛伊德，一点韦伯（Max Weber）（注：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外加一点出入很大的纪德（Andre Gide）（注：1869-1951，法国作家，一度宣扬共产主义。）的思想和他的慈善行为。如此这般，这些人就觉得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美国人，自己对于欧洲的了解已经足够了。
我思付着也许我们的确可以抛弃戏剧化的旧欧洲了。欧洲人自己也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对此感到了厌倦，他们从艺术转向政治，或者转向抽象的知识性游戏。外国人来巴黎也不再是为了感受现代形式的精彩，从而提高自己的人文主义修养。萨特和他的追随者的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精彩的地方。法国的战后哲学则是德国哲学的翻版，乏善可呈。曾经是世界中心的巴黎，看上去仍有中心的样子，其实早就不是了，而它自己却还不愿承认。顽固的戴高乐在马尔罗（Andre Malraux）（注：1901-1976，法国作家、政治活动家、戴高乐的追随者。）的协助下发布了他的法令，受到大众的热烈欢呼，但是老人家一去世，法令也就自动失效了，唯一留下的是几个破旧的纪念碑，一点残存的尊严。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没有一样能够重振法国文明的雄风。真是让人感到遗憾。一个巨变，一次溃败。加柯梅蒂（Alberto Giacometti）（注：1901-1966 瑞士雕刻家和画家。）们、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注：1882-1971 俄裔美籍作曲家。）们、布朗库奇们再不会蜂拥而至了。巴黎不再是吸引年轻人的世界艺术中心。现在来巴黎的都是游客，对他们来说法国的革命传统退化成混乱的左翼思想，法国政府向第三世界国家大献殷勤，使巴黎变成了安置炸弹和召开新闻发布会的首选城市。
整个世界的无序必然也会给巴黎留下痕迹。所谓枪打出头鸟。那么巴黎到底缘何几个世纪以来始终那么倍受关注呢？很简单，因为它是现世主义者的天堂。东欧的犹太人形容某人非常幸福时就会说这人“就像巴黎的上帝”。很多年以来我一直苦苦思索着这个俗语，现在我觉得我终于可以给出一个解释了。上帝在法国的确会非常幸福，因为他不会被信徒的祈祷困扰，不用应付各种宗教仪式，忙着赐福于人，或者被迫解答无数饮食方面的疑难杂问。在这里上帝是被一群无信仰的人包围着，他也可以和巴黎人一样在自己最爱的咖啡馆里悠闲地享受黄昏时光。没有什么比暮霭中的露天茶座更舒适，更有文化气息，更让人心情安详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