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早就说过女人是“祸水”，今天有人声称书法也是“祸水”。一位名叫赵达功的先生在网上发表《书法是中国的一大祸害》（见2005年6月30日《中国报道周刊》），对中国的国粹之一书法大加挞伐：“书法是中国的一大祸害。”“中国城市建筑物上到处是名人的题字，那是腐败的象征！那是落后的象征！如果在建筑物上，在报刊上等经常看到名人题字，不必去欣赏，那是中华民族耻辱的象征！”身为一个中国人如此对中国的国粹恨之入骨，可见赵先生要么是“脑后有反骨”，要么是“恨屋及乌”。
书法也是“祸水”并非是什么新观点，明朝宰相张居正早就“英雄所见略同”。未经考证，不知他是否此说的始作俑者。著名学者黄仁宇在《
万历十五年》中写道，由于慈圣太后和大伴冯保都是书法爱好者，对小时候的万历皇帝练习书法帮助很大。万历年方10岁，就能书写径尺以上的大字（堪称“书法神童”也）。有一次，他让老师张居正和其他大学士观看他秉笔挥毫的杰作，写完之后就赏赐给了这些大臣。张居正当时和其他大臣一样受宠若惊，谢恩领受。但在第二天他就启奏万历：陛下的书法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现在已经不宜在这上面花费过多的精力，因为书法总是末节小枝。“自古以来的圣君明主以德行治理天下，艺术的精湛，对苍生并无补益。像汉成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和宋徽宗、丁宗，他们都是大音乐家、画家、诗人和词人，只因为他们沉湎在艺术之中，以致朝政不修，有的还身受亡国的惨祸。”
张居正认为书法也是“祸水”，列举的“罪证”很多，而所证的“罪名”却只一个，就是玩物丧志。张居正身为万历的老师，以玩物丧志的古训来教育和警示万历，似乎无可厚非。然而在古代，书法是读书人的必修课，而且琴棋书画更是达官贵人附庸高雅的拿手好戏，过去哪个皇帝不喜欢吟诗题字？虽然确有皇帝因沉湎于个人爱好而乐不思政，结果导致祸国殃民，可也有皇帝善于“两手抓”——一手抓安邦抚民、一手抓个人爱好。清朝乾隆皇帝既喜欢经常作诗又喜欢到处题字，不是被历代官家和史家誉为“康乾盛世”的“好皇帝”么？
张居正虽然视书法也是“祸水”，但他自己对书法却又十分爱好，这是有史为证的。
张居正的书法也是“祸水”观，当然早已过时了，岂能与“与时俱进”的赵达功相比。赵先生把书法的“罪名”提高到亡党亡国的高度，认为书法是“腐败的象征”。当然赵先生也并非胡说八道，他的这个观点也是有依据的。从众多腐败官员尤其是那些高级别高档次的腐败官员所收受的贿赂中可以看到，名人字画的确成为引人注目的“赃物”。大凡有收藏价值的名人字画，除了博物馆和大老板等单位与个人花钱收藏之外，相当一部分则被历代腐败官员无偿收入囊中藏为己有。而且某些腐败官员尽管书法水平低得让人大跌眼镜，可他们为种种名目题字所收取的“润笔费”却高得令人瞠目结舌。腐败官员“近墨者黑”，国粹成了“赃物”，这恐怕是又一大“中国特色”。
然而，书法也是“祸水”，比女人是“祸水”更令人可笑。在那些腐败官员的“赃物”中，还有名画、文房四宝、文物古董等等，而且除了这些中国的国粹，还有外国的“劳力士”手表、“路易十三”红酒、“皮尔卡丹”西服等等高档商品，那么是否都要把它们统统当作“祸水”，必欲除之而后快呢？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话。”而鼓吹书法也是“祸水”的这些新话，则更使人不能相信。如果把官员腐败的“罪过”嫁祸于书法，不仅无助于反腐败，反而有助于腐败官员逃脱罪责。岂不知这个论调可能正中腐败官员的下怀，他们本来就以“政治学习不够”、“放松思想改造”、“受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影响”等理由为自己开脱，现在又可以借机喊冤了：“都是书法惹的祸，我们可是受害者啊！”而果如此，才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选自《文汇报》2005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