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殷晓云
文：[美] 唐纳德·斯波托 ( Donalde Spoto)
或许是沿袭了艰难童年的印迹，她一生都在马不停蹄地搬家。
她是美国谋杀胶卷最多的女人，或许也是最飘泊不定的女人。她同朝圣者有几分相像，因她在自我探索的道路上如同一个永不停歇地漫步者。即便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重新给她取了玛丽莲·梦露这个名字，有那么一小会儿时间，她还是管自己叫Journey Evers，仿佛意指她动荡飘忽的人生。
在关于她1926年6月1日出生于洛杉矶的官方证明上，记录着她的名字是诺玛·琴·莫滕松，但是无人能确定她父亲的身份。“我或许是个错误，”多年后她说道。“我母亲当初并不想要我。”此话不假，因为格拉迪斯·贝克，这个居无定所又害怕承担责任的年轻女子，把她两个月大的宝宝交与了别人收养。孩子同她外祖母的邻居，阿尔伯特和艾达·博朗代，一对持重而真诚的夫妇，在霍索恩，也就是今天洛杉矶国际机场附近的一座四室平房里，生活了七年。
“她不怎么来，”梦露后来说起她的母亲。“她就是个红头发的女人。”但是1933年的一天，格拉迪斯突然冲到霍索恩来，将女儿仅有的几件衣裳拾掇好，带着她搬到好莱坞艾弗顿广场6012号一所窄小的公寓里，距离她和同是流浪汉的朋友格雷斯·麦基做剪辑员的电影公司很近。于是，频繁出入于好莱坞大道的剧院——埃及剧院，中国剧院，潘吉特剧院——代替了主日学校和唱诵赞美诗。
三个月不到，格拉迪斯弄到了一笔银行贷款，某天下午，她带着女儿和全部家当搬进了离好莱坞露天音乐厅不远的位于阿沃尔大道6812号的一所带六个房间的屋子。格拉迪斯之所以决定在这里落脚，是因为一架上着白漆的富兰克林儿童大钢琴。对于格拉迪斯·贝克，对于大萧条时期众多干电影的人来说，一架白色钢琴便是好日子的象征。
哎！好日子并没有来临，格拉迪斯因为服用治疗精神紧张的药物引起强烈反应，被强行送进一家医院的精神病病室。“私底下我并不了解我母亲，”梦露说，“但只要可能，我总是从经济上帮助她。我们从未享受过一种正常的母女关系，正如我从未拥有过安定的家一样。”
1935年，在和格雷斯·麦基，以及随后与麦基的母亲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诺玛·琴被送到洛杉矶的孤儿院，档案上把她描述成一个“正常、健康的女孩……看上去知足而顺从，总说喜欢她的功课”。还有，诺玛·琴喜欢看电影这种消遣，她对麦基的建议心驰神往，麦基说做个合适的发型，再化化妆，她或许就是下一个斤年珍·哈洛（注：Jean Harlow（1911—1937），美国三十年代性感电影明星。）。
“那些年我从来都不习惯快快乐乐，”梦露回忆道。孤儿院的一个视导员注意到，1937年的时候，她显得“焦虑而害羞……还有点结巴……那时候，假如不对她再三保证、不对她耐心一点，她就会显得惊慌失措。我建议把她托付给一个好人家。”
建议没能兑现。在接下去几年里，诺玛·珍妮在朋友家和亲戚家之间穿梭般来来回回，因为害怕重返孤儿院，1942年，就在她十六岁生日前的几周，她从中学退了学，嫁了一个叫詹姆斯·多尔蒂的二十岁帅小伙。“我从来都别无选择，”她说。“关于这件事没什么可多说的。就像一场从未真正发生过的梦。我想那时我们都太年轻了。”
她隐身在一所一室的平房里，为了那个体贴而又独立的男子努力学做一名称职的家庭主妇，这男人不久出国参战，过了四年聚少离多的生活之后，最终离开了她。“我知道她太年轻，” 多尔蒂明白，“感情非常容易受伤害。对生活她从无怨言。她管我叫‘爸爸’，管自己叫我的宝宝。”
多尔蒂出征东南亚战场那会儿，诺玛·琴又一次感觉被抛弃了。同婆婆在北好莱坞的单调生活，因为在附近伯班克的 Radio Plane公司的工作而有所改观——1945年，她在那里给一个军事电影部门第一次充当摄影模特。“一个名叫戴维·康诺弗的下士告诉我该穿什么，该涂多深的唇膏之类，” 诺玛·琴在给格雷斯·麦基的信中写道，“他还说，我应该想方设法干模特这行……我很上照。这是份很严谨的工作，我就喜欢这样。”
她带上了她的一些书，画，唱片，还有她的行头，不过是些针织衫和裙子而已。直到她死前不久，这便是她的全部财产。
到了1945年，她已成为一名理想模特，受到洛杉矶摄影师们的交口称赞。合作，热情，有良好的幽默感，她在镜头前甩动栗色的卷发，蓝绿色的眼睛顾盼生辉，笑容灿烂，面对镜头眼睛眨也不眨，保持着一个难摆的姿势，却没有流露出一点不耐烦或是不舒服的意思。快门一按，胶卷一转，某种新鲜而活泼的东西似乎突然跃入了生活。
于是不可避免地与电影公司签约，1946年7月在福克斯公司试镜，接下去就是改名字，签一份每周七十五美元薪水的合同。直到又续签了六个月，她才终于得到两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斯库达，嚯！斯库达，嘿！》和《危险的年代》，均摄于1948年）。但无非是多了个漂亮的合同演员而已，人们并不怎么注意。
1948年，在卢西勒·丽曼（米高梅公司演员部主管）和她的演员丈夫约翰·卡罗尔的帮助下，梦露搬到了好莱坞的电影公司俱乐部，此地距洛杉矶孤儿院只有两分钟的路。“我第一次感觉自己是在自力更生，”她后来说道。那之后，她进入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落日—高尔制片公司，在一部名为《歌舞团的女人们》的B级电影里崭露歌喉。她还在那里遇见了她的第一个戏剧指导，娜塔莎·莱特斯，一个热烈的女人。到了1949年夏天，她同威廉·莫里斯经纪公司的经理约翰尼·海德也谋过面了。比梦露年长三十一岁的海德很快就被她迷住了，抛弃了家庭，二人在北棕榈大道租了一所房子搬了进去，她试着用从书里剪下来的那些伟大艺术的复制品来扮靓屋子——安吉利哥，丢勒，波堤切利是她喜欢的。床头，她挂了一幅埃莱奥诺拉·杜丝（注：Eleonora Duse（1858—1924），意大利女演员。）的像。“约翰尼鼓励我多读书，欣赏音乐，他让我又开口说话了。过去我认为，只要不开口，就不会招徕任何责备。”
但她在位于奥林匹克大道那座朴素的贝弗利·卡尔登旅馆里仍保留着一个煤渣砖房间，她在那里收信。多亏了海德，她也开始收到支票——源于她在《柏油丛林》和《彗星美人》（均摄制于1950年）（有半打这样的片子）里扮演的小角色。她在银幕上不过露了一小脸，影响却是惊人的。
1950年，就在海德去世前夕，娜塔莎·莱特斯邀请梦露住到她位于西好莱坞的一所单人公寓里。她带上了她的一些书，画，唱片，还有她的行头，不过是些针织衫和裙子而已。直到她死前不久，这便是她的全部财产；她对物质要求不高，没有首饰，坚决不信什么钻石可以成为女孩子最好的朋友之类的话。“我对钱没有兴趣，”她曾对一个为她带来要大幅度给她加薪消息的经纪人说道。“我不过是想干得出色。”
和戏剧指导一起生活的日子简单有致：她睡在起居室的沙发床上，帮着带莱特斯的女儿，排戏，将整洁的公寓弄得一团糟，（一度在意起自己中断的学业）急冲冲地赶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为期十周的世界文学夜校课程。
在《无需敲门》（1952）中出演精神错乱的保姆一角第一次令她名声大噪，这是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进步：通过表现角色反常的笨拙与细腻，玛丽莲塑造的不是一个老一套的疯女人，而是一个更为令人接受的受害者形象，表现的是一种更张狂的都市错乱。“如今，我正努力要自己成为一个好演员，一个好人，”一天早上她在贝弗利·卡尔登门外对一个记者说。“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内心矛盾激烈，但我得学会包容、克制。这不容易。没有什么是容易的。你只能坚持下去。”说着，她飞身跃上自行车，骑上十分钟，赶到福克斯公司去。
她学做意大利面。装饰房间时，学着把艺术品框起来，而不是贴上去。
1951至1952年间，迅速窜红的玛丽莲有九部电影上映——而传记上关于她的住址也增加了不止三处。她对环境很少在意。她住在西好莱坞希尔戴尔大道上一所装修简单的公寓里，两个街区之外，就在辛西亚大街拐角的882北多希尼大道上，还有一间小小的单身公寓。1952年，她和乔·迪马乔的罗曼史就发生在那里。“我差不多住哪里都行，”她对一个朋友说，“但为了乔，我努力把它布置得像个家。”为了那个目标，她学做意大利面（为了取悦他）。装饰房间时，学着把艺术品框起来，而不是贴上去（这个他倒不计较）。
梦露和迪马乔这对美国偶像结为连理是在1954年1月。有那么几个月，他们在贝弗利希尔斯的北棕榈大道508号租了一间带家具的仿都铎式房子。但很快，房子连同婚姻都变得一团糟，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梦露星运亨通，而迪马乔则在引退。她从这所房子里出来，驾车前往片场拍摄《轻歌曼舞好营生》（1954）和《七年之痒》（1955），1954年10月，她和律师在屋前草坪上宣布她与迪马乔不足一年的婚姻就此终结。
1955年，不愿被老板，也不愿被丈夫颠来倒去折腾的玛丽莲同电影公司毁约，搬到康涅狄格州的韦斯顿，和摄影师米尔顿·格林还有其妻艾米住在一起。接下去三年里，她与格林在玛丽莲·梦露电影公司里一直是搭档。“我厌倦那些千篇一律的成熟性感的角色，”她对媒体表示，“我想做得更好。人总得有机会，是吧。”
也是在1955年，她开始参加纽约演员电影公司的课程。为了在曼哈顿有个落脚点，这家新兴的电影公司为她在沃尔多夫大厦（这里的住客还有科尔·波特（Cole Porter）（注：（1892—1964），美国作曲家、抒情诗人。）、温莎公爵和公爵夫人，以及麦克阿瑟将军）二十七层开了个房间，租期六个月。屋里的家具几乎全是白色的，这是她最喜欢的配色，因为她相信这同样是珍·哈洛的最爱。她邀请了新闻界——还有同她定期约会、并于1956年夏与她结婚的阿瑟·米勒。
那年早些时候，她搬回了洛杉矶，为《公共汽车站》拍摄内景。她和格林夫妇在贝尔-艾尔的北贝弗利格伦大道595号租了一所带家具的房子。只不过过了三个月，在他们离开时，房子已是乌七八糟——那是疯狂派对的结果，一位疲惫不堪的摄影师要肩负起身为制片人的新职责，要应付一个情绪起伏不定的电影明星，空气里还弥漫着大量酒精与药物的气味。“我想在乡下安静地住着，”在出色完成《公共汽车站》中“歌女”彻丽一角之后，梦露这样对阿瑟·米勒说。
后来，那年在英格兰她实现了她的愿望，当时，为了拍摄《王子与舞女》，夫妇俩被安置在帕克塞得旅馆。这地方占地十英亩，有一间栎木为梁的起居室，五间卧室，还有佣人房间。女演员从这个幽静的所在出发去片场，不过片场那儿可就没那么惬意了。在准备工作和表演上，她与搭档劳伦斯·奥立弗的方式截然不同，她遭遇到第一次失败；玛丽莲·梦露电影公司组织、管理不善；与米勒的婚姻也岌岌可危。尽管如此。她在这部喜剧片里仍表现出色，赢得了胜利。
她购置的大部分东西直到她去世还没有运到，为自己造一个家的梦想永远成为了梦想。
回到纽约，米勒夫妇在东57大道444号租了所公寓，在设计师约翰·摩尔的帮助下，梦露玩起了室内装修。她移走了一堵墙，变一个大间为两间，设计出客厅/餐厅区域；她在几面墙上安上了镜子，余下的一古脑儿刷成了白色，就跟天花板一样。其实，到处都是白色：白色沙发，白色安乐椅，还有白色的桌子；她的大钢琴也从库房里搬出来了。不过于梦露而言，这套公寓，如同她演戏，永远也不够“完美”，她不断地改造着，换家具，换帷帘，换摆设。
1958年，忍受着自己制片公司的垮掉，与格林夫妇关系的终结，以及三次失败所导致的严重抑郁，梦露回到了好莱坞。影片《热情似火》是她二度与比利·怀尔德合作。那段经历对于怀尔德来说可谓苦不堪言。彼时，她的婚姻陷入了麻烦，她酗酒，医生给她开了剂量惊人的镇静剂。“有那么些日子，我恨不能掐死她，”多年以后怀尔德说道，“但，也有愉快的时候，众所周知，她光彩照人。”
1959年，梦露回到东五十七大街，尽管精疲力竭，但她仍和米勒一起，忙着改造他们在康涅狄格州的房子——她的第一所与他人共同拥有的房子。在曼哈顿，她邀请像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注：（1917—1967），美国女小说家。）、艾萨克·迪内森（Isak Dinesen）（注：（1885—1962），丹麦女作家。），还有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 ）（注：（1878—1967），美国诗人、传记作家。）这样的名人共进简单的晚餐。“玛丽莲很健谈，” 桑德堡说，“是个非常不错的朋友。我们排戏，还做一些有趣的模仿。她告诉我她的奋斗经历，但绝口不提她的那些丈夫。”然而，空闲的时光令她郁郁寡欢，苏珊·斯特拉斯伯格回忆道，“她厌倦了乡村主妇的角色。”1961年，就在她的最后一部电影《不合时宜的人》首映前夕，她与米勒离婚。
回到加利福尼亚，梦露大部分时候住在旅馆里——不过她是又搬回了她在多希尼大道上的老家。1961年，在她需要的时候，这所房子又派上了用场。梦露搬进去一些匆忙购置的家具。这房子不过是个据点，她从这里跑出去看病、找精神科大夫，在这里接待经纪人、媒体、作家和制片人。
末了，在她去世前几个月，她找到了一个住所。在西洛杉矶布伦特伍德区，女明星看中了十五赫伦纳大道上12305号的一座舒适的西班牙式庄园住宅。这里幽静而隐蔽，瓦片屋顶，厚实的白色拉毛粉饰墙，起居室有着带梁的大教堂式的天花板，拱形门道贯穿整个建筑，不过这栋小小的（2300平方英尺）平房仍需要整修。这里还有繁茂的植物和游泳池——全都掩映在一条僻静的尽路上。
1962年初，她计划对房子进行局部整修，并前往墨西哥购置家具。她在库埃纳瓦卡、托卢卡、塔斯科和阿卡普尔科购买了当地产的饰品、靠垫和花毯，还寻觅墨西哥瓷砖来装饰她的新厨房和浴室。“玛丽莲开心极了，”她的朋友拉尔夫·罗伯茨回忆道。“她在真正地掌握自己的生活，一切由她做主。”身边的人都这么认为。
她购置的大部分东西直到她去世还没有运到，于是，她那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的梦想也永远无法实现了。她留下的遗产——就在二十九部电影里了。她依然是一种同性感沾边的轻浪的象征，但她亦是率真与脆弱的化身。
导演乔舒亚·劳根称梦露为“我们时代最了不起的天才之一——热情，风趣，绝顶聪明，工作起来全身心投入。好莱坞无耻地糟践了她”。如今，世界各地无数的人都认同这一评价。1962年8月4日玛丽莲·梦露去世的时候，她的人生并非处于下坡路，而是充满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