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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逝世后，有评论说，这意味着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已彻底成为历史。
       有人说巴金是五四时代最后一位大师，他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精神自由是一种“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而我们当前面临的是全球化和消费文化新时代，我们不能躺在他的思想和价值上，而应超越他。
       另有一种意见认为，讲真话的事业并没有完成，因此我们必须自问：他的文字和精神还有多少能被现实中的我们继承。
       我是持后一种观点的。
       巴金晚年一再表示的是忏悔和遗憾，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他的理想仍然是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巴金之所以格外引起人们的尊重与怀念，与他晚年的态度和立场有很大关系，不然，人们固然会敬重他早期文学创作的成就，也会为他半生蹉跎遗憾。
       我们确实应该超越巴金，如果巴金晚年的认识和境界已经是我们只能景仰而无法逾越的高度，那只说明我们的精神状态和精神水准是可悲的、令人遗憾的。
       巴金是一个善良、真诚的普通人，而不是思想巨匠。
       他在晚年提倡说真话，除了对自己的一些经历表示忏悔，并没有为揭示历史真相作出多大贡献。要做到这一点，除了道德勇气，还需要思想的勇气和能力。巴金是少有的提倡反思和批判文革的人，他对于“文革”中自己和亲人惨遭迫害有痛切的感受与言说，但由于与社会生活脱节，他除了反复提醒过去的悲剧之外，完全无力揭示、甚至无力探讨悲剧的根源，只能泛泛地说“文革使人性变成兽性”、“那时没有人性，变成了兽性”之类的话。
       巴金基本上局限于只用道德眼光看问题，他晚年的忏悔是托尔斯泰式的，他体现的是托尔斯泰小说《复活》中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道德自我完善”，他无力追问如何使制度完善。巴金的忏悔是真诚的，但缺乏历史的维度，巴金留给我们的，大体上是迷茫、疑惑和问号，而非有价值的内容或思想线索。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于巴金。时代在进步，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经验和可能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话说回来，在当下，要像巴金那样善良和真诚，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对自己提出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比如，我们应该更自觉、更有勇气，从投身于生活、投身于社会的开始就坚持直面真实，对自己真诚无欺，决不随流和随众。我们应该把张爱玲的“出名要趁早”改为“讲真话要趁早”，与其到晚年来忏悔，不如一生始终坦荡无憾。严格地说，在功成名就，成为无害的偶像之后再来提倡讲真话，其实际作用是很有限的，前人的人生遗憾，应当是后人的警诫。
       现在，我们应以真诚的心情感怀和尊崇巴金，以大智大勇的标准要求自己。
       ［邸笑飞荐自《新京报》2005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