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是继川端康成之后又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不过，与川端不同的是，他始终热切而充满责任感地活着，至今没有表现出任何厌世或者消极的情绪——虽然在他年轻的时候，他也曾经有过因为创作之苦而过度服用安眠药的历史。
提到责任感，我想，这里我用的是萨特的语汇。我总觉得，一个年轻的浪漫主义者几乎无法欣赏大江健三郎：情节的晦涩与沉重、徘徊在梦与现实之间的站位、大片的森林后所掩藏的接近残忍的真相、对人的灵魂所进行的不肯退让的追问，这一切都让大江健三郎仅仅作为一个伟大作家（或者说，得奖作家）而存在，却始终进不了畅销的门——这一点，像极了他的精神教父萨特。所以，如果不问任何缘起地读大江健三郎，几乎只能是不由自主地排斥。
我是在读了一点萨特之后想到重读大江的，并且对他的个人经历充满兴趣。他在文学道路上显示出与萨特惊人的相似：小说家、剧作家、文论家，像萨特不遗余力地扑向媒体一样，他也接受电视台的工作，为《朝日新闻》写稿；像萨特主办《现代》一样，他也参与创办了季刊《冲绳经验》；像当年萨特卷入种种政治事件一样，他也在一系列的政治事件中有着明确的姿态：反对右派势力，甚至为此遭到过右翼分子的威胁；关注核问题；要求释放索尔仁尼琴；抗议韩国政府镇压诗人金芝河；谈论政治，甚至谈论到朱镕基的来访……唯一他没有做到的，——抑或没有去做的——也许是如萨特一般登上某个哲学宗师的宝座。
当然，一个法国文学专业毕业，并且用《论萨特小说里的形象》一文通过学士学位答辩的作家，这几乎成了他必然的选择。而且，纵观大江将近半个世纪的创作，我们知道，除了存在主义外，给予他重要影响的，还有存在主义一直努力抗衡的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萨特给予他的，究竟是怎样的，作为一个作家的规定，在他踏上文学道路之时？他不是单纯意义上法国存在主义在日本的弟子，从文学理论的角度而言，他有容纳存在主义文学对立面的能力。
其实大江在日本文坛的意义与后来大江认为莫言等中国作家“将创造出融入两种异质文化的新文学”相去不远。在这一点上，他和比他再晚一辈的村上春树也有异曲同工的作用。但是大江与村上的差别在于萨特与塞林格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这不是时代的差异，不是文学理论的差异，而是承担社会的态度的差异，是文学理念的差异。
大江健三郎生于一九三五年，比萨特晚了三十年。二战结束时，大江十岁。如果说萨特曾经亲身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晚生三十年的大江却成了第一批直接面对日本战败、承受本民族为世界、包括为自己国家带来的痛苦的人。因此，当他决定走上文学之路时，他可能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写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学理念。
为什么要写作？萨特说，为今天，为这个时代，为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怎么写的问题在此之后。尽管大江健三郎不涉足哲学领域，他却将这份存在主义雄心带入了日本文学。存在主义的核心在于：存在是先于本质的，没有任何所谓先验的东西，没有上帝，没有规定人的“人性”。因此，存在必然是历史的，必然体现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具体遭遇之中。如果用这样的理念来解释文学，文学的使命就在于揭示这个时代、这段历史、这个具体的遭遇。它应该对这个时代负有责任。
而这个时代，在大江健三郎的笔下显现出清晰的脉络：大江健三郎将之定义为核时代。就像萨特以介入的姿态积极地出现在一切反战事业的前沿一般，大江健三郎的创作从来都与战争、与看似和平的年代下的核问题密不可分。虽然在成名作《饲育》之后，他基本上不再将战争作为作品的直接背景，从而将矛头直接指向导致战争的暴力与支配欲，但是，他通过战争的遗留问题追问人类，尤其是日本人灵魂的状况已经成为其作品的固定格式。而非常不幸的是，他的第一个孩子光生下来便先天头盖骨缺失，战争的悲剧融入了个人的切肤之痛，他对于核问题的关注一下子带上了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和悲愤的个人情绪。
如果理解这个背景和这个背景之下的大江为自己所规定的使命，大江健三郎小说情节似乎就显得不是那么晦涩难懂了。不论是《个人的体验》也好，还是《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也好，在看似边缘的人物内心，都有着一颗沉重、压抑而伤痛的心灵。这是来自时代的沉重、压抑和伤痛。即便回到故乡、回到“燃烧的绿树”间，这个伤痕累累的世界为存在所设置的重重障碍仍然汹涌地扑面而来。
所以他的同道人，在这个前提下，除了法国的萨特和纪德，在中国，还有鲁迅和巴金。
当然，因为是文学，接下来就有“怎么写”的问题。与前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不同，与萨特本人非常欣赏的谷崎润一郎不同，大江的作品带有直接的西方文学的烙印。有明显的“两种异质文学”的融合痕迹。文学在他的笔下不再是日本文学传统里的工笔描摹。因此，如果说川端、谷崎等人具有细腻之美，大江的文笔则带有一种气势汹汹的意味。
因为能够直接读法文和英文的缘故，西方现代文学对大江健三郎的影响可以直接切入语言——他省去了翻译文学这一步。从大江的文字——用评论界的话来说，就是一种“物质性的语言”——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于客观、中性的追求。感受到他试图剥离文字所负载的层层主体感受的努力。作者——不论作品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都不再直接开口言说。的确，大江健三郎在长期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在力图挣脱日本文学传统所带给他的束缚的过程中，他还受到了来自福克纳、来自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欧美新批评流派以及来自新兴的拉丁美洲文学的影响。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在这众多的影响里，一眼辨别出萨特存在主义文学的标记：为了达到探寻精神状态的目的，从文字到文学样式，大江采取的都是赤裸裸的追问方式。而这，就是令我们感到其气势汹汹的原因。
众所周知，萨特首先是哲学家，然后才是文学家，或者说，是在哲学家基础之上的文学家。几乎是他开创了现代哲学小说的样式。和古典哲学小说不同的是，他不抒情，不回避让自己感到尴尬、甚至会为自己召来种种攻击的问题，不进行大段的说教。不将自己的观点加诸主人公身上“消费大量的词语”——哲学的探讨是在情节的推进、人物的境遇里展开的，也就是说，是在人物的目光之中展开的。而这些，也几乎都成为大江健三郎的作品特点。借助萨特的主体观，他破坏了日本文学总是以心灵为出发点、以心灵的名义开口言说的传统。
当他站在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上，提到先于他二十六年获奖的川端康成，他毫不避讳地说，川端展示的是“生活于现代的内心的自我世界”。他作为日本文学的继承人，没有摒弃川端留下的财富，只不过，他展示的应该是生活于现代的他人目光中的主体世界。所以，他没有用“拒绝理解的和歌”面对诺贝尔，而是用布莱克献给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他希望若干年后，世界文坛也能给予他如此的评价：您的文学极为珍贵，在破坏的盲信中守护了人类的理智…
最后一个问题：写什么？
其实这只是前两个问题的另一种提问方式。写什么才能成为一种有益于今天、有益于本国文学、有益于——像大江健三郎自己提出的那样——亚洲文学乃至有益于世界文学的文学？
大江健三郎当然不只是萨特的弟子，他只是秉承了萨特的精神，否则他就会遭到大多数翻译家的命运——哪怕他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翻译家，他会没有办法在世界文坛上立足。在他获诺贝尔文学奖前不久，他还获得过一个不很有名的欧罗巴文学奖。这是一个欧洲文学的奖项，之所以颁给他，是因为他“创造了一种个人体验与普遍性经验相结合的文体”，而他自己也很乐于承认这一点，在获奖演说《我在暧昧的日本》里，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继续体验着持久的苦难，这些苦难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家庭内部，到与日本社会的联系，乃至我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总的生活方式。我将自己的体验写成小说，并通过这种方式活在世上。”
是的，他写了什么？在他的作品里，很少有意大利面、万宝龙的笔和外国的风景。他写的是日本。用存在主义的方式写日本，日本人，甚至只写故乡的山村和森林，写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偏居在某个角落的边缘人。甚至在文学的最小单位上，他也是很谨慎的。在一篇随笔里，他说：“一般来说，小说家不要创造从未有过的新词汇”。
于是，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从“写什么”的角度来看，大江对于日本文学的拓展决非基于语言或是内容的最低层次之上。只是，存在主义的责任心和个人的遭遇让大江突破了日本文学传统中的生死观与爱情观，甚至突破了叙述主体的外在表现。我们很少看见——就像我们很少在萨特的作品里看见一样——大江把一对一的爱情当成其叙述主线；我们也很少看见他对死亡的无原则的推崇与抬高。
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里，他在文章一开始便这样写到“我”的一位朋友的死：
这个夏末，我的友人用朱红色涂料涂了一头一脸，全身赤裸，肛门插上黄瓜，自缢身亡了。他的妻子参加一处持续到深夜的聚会，当她病兔一样疲弱地回到家里时，发现了她丈夫那怪异的尸体。
死亡，更准确地说，是死亡之前的痛苦的生，总是在小说的开始便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毫无保留地通过人物的目光破茧而出。在其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重要作品《燃烧的绿树》三部曲里同样如此。公馆里的“祖母”在小说的开头濒临死亡。在“我”——一个变性人——的目光中，我这样询问“祖母”即将面对的死亡：
当祖母从这边前往那边的时候，是否也会在时间与空间互相渗透的地方，看见像捕捉飞掠过的虫子那样，嘴角衔着自己灵魂的那一张若无其事的面孔呢？
时间与空间的问题，在死亡被耽搁的时刻突然带有某种神秘主义的意味。但是大江与其它日本作家不同，他认识到神秘主义只是幻觉，在萨特指引下的大江健三郎虽然没有像萨特那样，成为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他却站在日本的土地上，在日本文化的包裹之中，试图用纯文学的方式解开时间与空间的二元对立之谜。
大江健三郎笔下的日本意象在死亡、“积极的同情心”、“性的人”与时空的命题之下构成了整体的隐喻与象征，因此也构成了现代小说经典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卡夫卡、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等西方现代小说家传承下来的现代小说领域里，开辟出他所向往的"亚洲文学"的一片天地。
如今的大江已经步入老年。而他的文学启蒙人萨特则迎来了一百岁的诞辰。在大江转过身去回望的一瞬间，他看到的是自己的成长，我想，他应该也看到了走上这条道路时，萨特投掷在他身上的光环。让我们用大江自己非常喜爱的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来结束这篇文章。
你是自立的人，
即便成了大人，
也像这棵树一样，
像你现在这样
站得笔直地活着。
树，哪怕在百年之后，也应该是站得笔直地活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