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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6月，让-保尔·萨特和阿尔贝·加缪初次相逢在萨特的戏剧《苍蝇》的首演式上。西蒙娜·德·波伏瓦说，当时萨特站在休息室里，“一个皮肤黝黑的年轻人走上前来做自我介绍：他就是阿尔贝·加缪。”他一年前出版的小说《局外人》是文学界的热点，他的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也已在六个月前问世。这个来自阿尔及尔的年轻人被战争困在法国。当他在尚邦附近的勒帕讷里埃养病，逐渐从一次慢性肺结核病的恶化中康复的时候，联攻占法属北非，导致1942年11月德军入侵未被联军占领的法国，使他和妻子中断了联系。他想去结识这位正声名鹊起的小说家和哲学家——现在又兼剧作家身份——他几年前就读过他的小说，且后者刚刚为加缪自己的书发表了一篇长文章。这次见面很匆忙。“我是加缪，”他说。萨特立刻“发现他是个非常可爱的人。”
       11月，加缪迁居至巴黎，担任他（和萨特）的出版商——伽利玛出版社——的审稿员。他们的友谊便由此开始。三人第一次相聚是在弗洛尔咖啡馆，那是萨特和波伏瓦工作、取暖、用餐和交友的地方，起初三人的交谈有些局促不安，随即他们谈起自己的本行。加缪和萨特都对尊敬超现实主义诗人弗朗西斯·蓬热（Francis Ponger）（注：法国诗人，诗作对刻画事物有独到之处，深刻影响法国“新小说派”，代表作有《事物的观点》、《诗歌全集》三卷等。）的《事物的观点》（《Le Parti pris des chose》）有着一致的评价。波伏瓦说，在他们之间打破僵局的是加缪对戏剧的热情。加缪在阿尔及尔组建了一个业余政治剧团。“萨特谈到了他的新剧本（《禁闭》），以及可能限制该剧上演的种种条件。他建议由加缪担任主角演出这个剧本。加缪起初犹豫不决，但拗不过萨特的坚持，也就同意了。”他们在波伏瓦旅馆的房间里把这部即将低成本巡回演出的剧本排演了几遍。“加缪乐意投身这次冒险，这使得我们很喜欢他；这也表明他有大把时间可以支配。他刚来巴黎不久；他结婚了，但他妻子还留在北非。”萨特很满意加缪扮演的加尔散，但他的赞助者却撤资了——这人的妻子本来要在《禁闭》中登场的，却因与抵抗运动有染而被捕。这时，萨特得到一个让职业演员在巴黎舞台上表演这部戏的机会，加缪也就成人之美地退出了。但是他们的友谊却得到了巩固。“他的年轻和独立在我们之间建立了纽带：我们都是被禁闭者，我们的成长不靠任何‘派系’的帮助；我们不属于任何团体或小圈子。”如果说他们的友谊开始得太容易，原因之一就是萨特和加缪此前已通过比握手更重要的途径相互接触过。这两位如饥似渴的读者和年轻作家，都致力于构建自己的思想和体系，在见面之前都读过对方的书。他们对彼此早期作品的论文仍然属于最有趣和最真挚的评论之列。尽管其中不无批评，但萨特和加缪最初的相互应和显示了一种文学和哲学的亲近关系，这种亲近为他们的友谊奠定了基础。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他们逾二十年相互影响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他们时而直接、时而隐蔽地提到对方。从初遇到最后的言语交流，我们会发现他们一些最重要、最有激情的书面碰撞。
       1938年10月，加缪在读评《恶心》的时候发现了萨特。这位年轻的黑脚法国人（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其时是个初出茅庐的记者，同时在一份阿尔及利亚左翼日报上开了一个名叫“阅览室”的专栏。他在当地出版了两本随笔小集子，《反与正》和《婚礼集》，在第一本小说中辍后开始创作《局外人》。虽然只有二十五六岁，这位未来的小说家在自己的文学专栏里以非凡的自信评点巴黎市面上那些新小说，包括纪德（Andre Gide）（注：安德烈·纪德(1869—1951)，法国著名作家，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长篇小说《伪币制造者》，中篇小说《窄门》、《藐视道德的人》，哲理散文《地上的粮食》等。）的《伪币制造者》、尼赞（Paul Nizan）（注：1905—1940，法国左翼小说家，反法西斯运动战士，代表作为小说《阴谋》。）的《阴谋》、西罗内（Ignazio Silone）（注：伊格纳西奥·西罗内（1900—1978），意大利小说家、剧作家，反法西斯运动战士，代表作有《封塔玛拉》、《面包和酒》等。）的《面包与酒》、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那些贫瘠的落叶》、亚马多（Jorge Amado）（注：若热·亚马多（1913—2001），巴西当代多产作家，代表作《黄金果的土地》、《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等。）的《巴伊亚州》以及萨特的《恶心》和《墙》。
       加缪关于《恶心》的评论严苛而别具慧眼。他全然不是个眩晕于大城市的乡下人，不通巴黎的人情世故，而是一个与萨特旗鼓相当，深深认同他的目标并给予他勉励的人，然而，这才刚刚开始，他就为他眼里萨特终极的失败而遗憾。《恶心》讲述了安托瓦内·洛根丁安心的日常生活的崩溃，他住在一个北部港口城市，埋头写一位革命时期的侯爵的传记。当体验到乏味生活中自然隐藏的荒谬时，洛根丁感到恶心，而当他的生活在他身边渐渐倒塌的的时候，那种荒谬的真理就更尖锐地显现出来。这是一种令人目眩的思想体验，包含着许多不可思议的特征和描述。正如加缪写书评前几个月前对一个朋友所说的，关于这本书他“想了很多”，它“非常像我的一部分”。他在文章开头就断言，“小说从来就是形象的哲学。”但是，在一本好的小说里，其哲学都融汇在形象之中。加缪没有暗示说，他知道这位小说家兼哲学家已经在1936年出版过一本有关想象力的书，并于次年发表过一篇题为“论自我的超越性”（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Ego）的长文。他已经以一篇论圣奥古斯丁和普罗提诺（注：圣奥古斯丁（354—430），罗马基督教哲学家，著有《上帝之城》、《忏悔录》等。普罗提诺（204—270），罗马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创始人。）的论文获得了哲学“高等教育文凭”（与博士同等的学位）。他坚信，萨特打破了他的小说理论及小说生命之间的平衡。结果，作者“卓越的天赋和那最清醒、最冷峻的精神活动被表现得既慷慨又过分。” “慷慨”，是指孤立看这本书的每一章，“在悲苦和真实方面都达到了某种完美的境地”。布维耶（法国北部的小港口）的日常生活“被老练地勾画了出来，冷静得令希望没有存身之地。”萨特对时间的每一种思索都成功地解释了从克尔恺戈尔到海德格尔的哲学家的思想。“过分”，则是指小说描述性和哲学性的方面“并没有合成为一部艺术作品：段落切换过快，动机过于晦涩，从而无法引发读者内心深处的信服，使小说成为艺术。”
       接着，加缪赞赏了萨特对荒谬的刻画，这是一种当强加于存在之上的日常组织在洛根丁生活中瓦解时产生的苦闷感，以及他随之而来的恶心。萨特的灵活自如地驾驭这一古怪而陈旧的话题，以一种让人想起卡夫卡的“活力和确实性”游走。但是——也就是在这里萨特不同于卡夫卡——“某种难以名状的障碍阻止读者参与进来，让他在认同的门槛之前却步。”借此，加缪不仅发现了小说在思想和形象之间的失衡，而且指出了萨特的消极性。萨特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人类令人作呕的特征，“却没有把他绝望的理由建立在人类某些伟大的征象上。”最后，洛根丁觉得艺术之于生活实在是“微不足道”，便试图在艺术中找寻希望——这个结尾之“喜剧性的”缺欠也让加缪迷惑不已。
       虽然批评语锋犀利，但加缪仍然称赞萨特的思想，欣赏他的诚恳和创新的能力。他的结束语强调了这种钦佩：
       这是一位作家的第一本小说，他能给予你们所期待的一切。如此自如地在自觉思想的遥远边界上敏捷游走，如此令人痛苦的洞察力，预示着不可限量的天赋。这些给了我们欢迎《恶心》到来的理由，它是我们急切盼望其作品和教诲的思想独特而有力的人的第一声呼唤。
       这只是一个评论者的姿态，一种为避免气势汹汹而在批评与四平八稳的夸赞之间作的平衡吗？这个急不可耐的批评者没有等待太久。过了不到六个月的时间，萨特的第二本书就令他五体投地。1939年2月，加缪在评论萨特的小说集《墙》的时候热情洋溢地赞美作者的清醒，他对存在的荒谬的形象再现，以及他刻画的拥有自由却于己无用的人物。他们的消极性——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在《墙》中更甚于《恶心》——如今不再那么困扰他了。那些人物被自己的自由压倒，在和生活磕磕碰碰的时候无法战胜荒谬。他们“无拘无束，毫无原则，没有阿里阿德涅的线团，（注：希腊神话故事，英雄忒修斯闯入迷宫去杀牛首人身怪物米诺陀，手中握有阿里阿德涅交给他的线团的一头，等杀死米诺陀后，再沿原路穿越迷宫返回。加缪用“阿里阿德涅的线团”比喻生活的原则、标准。加缪的欧洲古典文化造诣很深，经常援引神话中的意象，在他的散文中还有《阿里阿德涅的石头》一篇。）”因为他们不能行动。“萨特小说的非凡意义及其深刻的技巧即源于此。”读者不知道人物下一步将有何行动；作者的“艺术在于细节之中，他通过细节描述他的可笑人物的乏味的活动。”
       加缪承认故事令他难以释怀。它们给予读者“那种把人物引向终点的高超的、可笑的自由。”这是一种无用的自由，它“在那些篇幅里解释了那种经常势不可挡的情感冲击及其残酷的哀婉动人。”萨特描述了一个荒谬的人类处境，但他拒绝在它面前退缩。哲学和人物形象现在达到了平衡。加缪的结论表达的不仅是他对作者的巨大热忱，还有他与作家的同道之感，后者
       在他出版的这两本书中，善于直抵根本问题，并通过一些困扰人心的人物使这个问题活现出来。一个大作家总忘不了他自己的世界和这个世界的说教。萨特的说教把我们引向虚无，但也引向清醒。通过他笔下的那些人物，他给我们永远留下了这样一个形象——一个坐在他生命废墟中央的人，这个形象绝好地代表了他的作品的伟大和真实。
       “伟大和真实”。萨特有没有看到这样的颂辞？从他的角度来说，我们确知的只是一场发生在1942年秋天的文学邂逅。他在把《存在与虚无》定稿送去付印仅仅几周后才发现加缪，被他的《局外人》所打动，洋洋洒洒地写下了六千字的随笔。在这篇震撼人心的文章里，萨特把这本书与《西绪福斯神话》——一部与哲学息息相关的小说——对照着读。我们来听听他的文章里两种不一样的声音：
       如果你把人和世界分开看的话，荒谬既不存在于前者，也不存在于后者。但是由于人的主要特点是“存在于世界上”，荒谬就终究是人类处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荒谬并非始于一个想法的对象；它呈现在一种阴郁的启发之中（the object of a mere idea; it is revealed to us in a doleful illumination.）。“起床，上车，四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在一模一样的例行公事之中……”于是，一下子“眼前所见崩溃了，”我们发现自己身处一种无望的清醒之中。
       这里，萨特赞许地梗概了《西绪福斯神话》开头后的一段文字，其中，加缪提出了他的基本见解。令人吃惊的是，他摘录的片断听起来简直就是加缪在阐释《恶心》里洛根丁的体会。萨特明显地赞同加缪的观点：“如果我们能够拒绝宗教或存在哲学的误导，我们就会拥有某种基本的、显而易见的事实：世界一片浑浊，一种‘脱胎于无政府主义的神圣同等物’；明天不存在，因为我们都死了。‘在一个被遽然剥夺了幻象和光明的世界里，人觉得自己是个异类，是局外人。’”直接转到《西绪福斯神话》中这个句子的上下文，往下看，我们就会联想到《恶心》：“在每一个街角荒谬感都会抽打人的耳光。”而《西绪福斯神话》的下一页就是萨特在评论里引用的，那个萨特式的关于日常生活倾塌的段落。翻过此页，萨特的小说被明确点到了： “这种恶心——如某当代作家所谓——也是荒谬。”那么，在上文最初的引文中听到的是谁的声音呢？在一种亲缘关系的绝妙反映中，萨特热情地引述加缪的文字——后者的分析借用了萨特的思想。它同时是两个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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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两人相互的吸引力有多强？相逢三十年后，萨特印象中的加缪是个“有趣的人：很粗鲁，但常常很逗乐……我们觉得他作为阿尔及利亚人的一面很可爱。他有法国南方人的那种口音，有一些西班牙人朋友，这可以归结到他与西班牙人和阿尔及利亚人的联系。”波伏瓦补充说：“他是这样一个人：跟他在一起我们过得很开心。我们经常见面——各自的事情说都说不完。”在这些回忆中，我们能察觉到加缪和萨特在绝交以后如何有意淡化他们的关系。但显然他们互有过好感。这一对如此相似的对手之间有种不可否认的感情。萨特说，加缪“和我完全相反：一个英俊、优雅的理性主义者。”
       从这个矮胖、斜视、健谈又和蔼可亲的小个子男人身上，加缪看到一个有惊人的才华、深度、力量和创造性的头脑。不过萨特也友好、谦逊，懂得怎样享受欢乐。出身于父母有正规职业的家庭，萨特和波伏瓦比来自阿尔及尔贝尔固的阿拉伯人—欧洲人混居区的洗衣女工的儿子有着丰富得多的阅历和更高的社会地位。为吸收一批知名人士，萨特和波伏瓦在二战最后几个月里扩大了社交圈，加缪也包括在内。他可以对萨特的欣赏视而不见。萨特远没有加缪那么传统。他喜欢把所有一切都理论化——与加缪形成恼人的对立。但是，尽管萨特健谈，也能泰然承认错误——如我们会看到的那样，他骨子里的脆弱却比加缪隐藏得深得多，加缪的脆弱总是形于外表、情绪与眼神。在这些地方两人时有互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相互塑造。
       在《早年生活》（The Prime of Life）里，波伏瓦提供了一份可信的战时精神生活记录，当时他们和加缪及另一些知名或即将成名的新朋友——包括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米歇尔·雷里斯（Michel Leiris）（注：1901—1990，法国诗人。）、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注：1897—1962，法国哲学家，代表作有《色情史》等。）和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注：1903—1976，法国当代作家，代表作有《地铁姑娘扎姬》等。）——一起，过节、排戏或喝点酒。“在所有威胁还悬在我们这么多人头上的时候，我们过早地庆祝着胜利。”食品供应短缺，但波伏瓦有时会弄来一些肉请朋友享用。她说她供给“我的客人一碗碗新鲜豆子、成堆的菜肴和炖肉，我还总是留心搞来很多葡萄酒。‘酒的质量不算特别好，’加缪曾说，‘但数量。’”
        1944年春天，加缪在一群朋友面前主持朗读了一出由毕加索创作的戏剧。演员之一的布拉塞给加缪和萨特拍了一张合影，这也是他们唯一的一张合影。（注：柯亨-索拉尔和杰拉西的传记都收录了这帧照片，但托德和洛特曼的传记——仅有的两本收录照片的加缪传记——却没有收。）在其他客人在宵禁前走后，演出人员和一伙密友的聚会持续到凌晨五点。还有波伏瓦这样写道：
       我们用江湖郎中、骗子、小丑和游行造就了一种狂欢。多拉·玛尔摹拟了一场斗牛表演；萨特在碗橱底上指挥管弦乐；兰布尔像个食人者一样切火腿；格诺和巴塔耶用瓶子代替佩剑上演一场决斗；加缪和勒马尔尚在平底锅盖上表演行军；会唱歌的唱，不会唱歌的也唱。我们搞了哑剧、喜剧、酷评、滑稽摹仿剧、独白剧和忏悔。即兴演出络绎不断，受到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放起唱片跳起舞——像奥尔迦、旺达和加缪都跳得很棒，其他人就不行了。
       他们的狂欢反映了战时的紧张气氛；战争剥夺了很多东西，但是，他们都感觉德国的奴役已经来日无多了。
       回望那些岁月，波伏瓦把加缪描写成巴尔扎克《幻灭》里到巴黎追寻成功的年轻乡下人：
       他从不隐瞒他享受功名的事实；对此，他若摆出一种淡漠的态度，反而显得不那么自然。有时候他还是会露出一点拉斯蒂涅（Rastignac）（注：拉斯蒂涅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一个主角，作者描写了这个朴实的穷大学生在巴黎大都市的诱惑下一步步走向利令智昏的过程。）的腔调，但他似乎不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他的灵魂单纯、热烈。心情好的时候他也能随便开开玩笑；弗洛尔酒店里有个侍者名叫帕斯卡尔，他坚持管他叫笛卡尔。但他有如此放纵的本钱：他的迷人魅力——冷静和热情恰如其分搭配的产物，确保他不会堕入粗俗。最教我喜欢的是，即使在沉浸于个人活动、愉悦和友谊之中的时候，他也能在人和事中感受到超然的乐趣。
       出版于1963年的这些回忆录，就像萨特逝世二十年后出版的萨特与波伏瓦的对话集那样，写得认真细致。波伏瓦试图描述与一个懒散、单纯的乡下人之间其乐融融而又漫不经心的友谊。但问题是：她在回忆录中过于频繁地提到自己记忆中的加缪，她太在意他的观点、政治和个人的成长，从而无法用放松的姿态谈论他。另外，就像在现实中那样，波伏瓦回忆录里的加缪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人。
       倘若她试图把故事讲完整，她就会说加缪呈现给她和萨特一个情绪单纯的表象（a fa?ade of simple cheer），掩盖了人格和生活中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既隐藏于他偶尔蹦出的几句尖刻嘲讽中，也流露于这些话语中。稍后，波伏瓦又把加缪的自信误解为狂妄自大，其实他的自信是被一种周期性的自我怀疑所支配的。波伏瓦曾向加缪吐露爱慕之情，但遭到拒绝，这使她对加缪的感情复杂化了。由此可知，波伏瓦不只是加缪—萨特关系的旁观者，而是一个对加缪有着私人感情的深陷其中的第三方。后来，她又发牢骚说加缪待她粗鲁不耐烦，她猜想这也许是因为他是地中海女人的后代，觉得她没有魅力，不能承认她是一个能跟他平起平坐的知识分子。她还不知道加缪曾当着阿瑟·库斯勒的面挖苦她：“想想吧，以后她躺在枕头上会说什么。多恐怖：一个唠叨鬼、彻头彻尾的女才子——无法忍受。”不过，加缪和波伏瓦之间仍就很多重要问题做过交流——或在私下，或当着萨特的面。有一天晚上他们单独在一起，加缪向她倾吐了自己爱情生活中巨大的创痛。
       波伏瓦的回忆录价值不可估量，但也因其党派性和失望情绪而难免有失公允。它受到主宰波伏瓦大半生的三个目标的驱策：保持与萨特的关系、赋予这种关系以正面形象、维护萨特。既然一直以来，我们关于加缪—萨特关系的了解很多都来自她的回忆录，我们就应该仔细地聆听她的描述，同时尽可能拿它们与她其他的言论、记录或与别人的证言作比较。在讲述早年往事时，波伏瓦认为适合写入的回忆录的内容里至少必须加入两条主线。第一，萨特被这个帅气的年轻人强烈地吸引住了。在萨特与波伏瓦当时的生活中，加缪有着沉甸甸的份量。他有一种鲍嘉（Bogart）（注：亨弗莱·鲍嘉（1899—1957），美国著名演员，主演过《卡萨布兰卡》、《魂断蓝桥》等影片，被视为老派硬汉的典型形象。）式的男子气，坚韧、独立，但也有脆弱的时候。这种脆弱部分根源于整日纠缠着他的肺结核——他咯血、常感到疲劳、需要治疗和静养，医生断定他不适合当教师和参军。这些磨难和羞耻带来了英年早逝的持续威胁。但他并没有对新朋友表达过自己的恐惧：和他们在一起时加缪习惯作出讽刺和痛苦的表情，不喜欢推心置腹的反省及自我表白。
       在加缪和萨特两人相继故去后，晚年的波伏瓦提到的一些事，引起了人们对她讲的故事的进一步思索。在1943年中叶，她就已经听见人们把这两人比来比去，再后来，她承认自己一开始就把加缪视为萨特文学上的敌手，“如此闪耀，如此光彩夺目”，令她担忧他会超越那个又矮又丑的天才。她讲了她和加缪为萨特而竞争的轶事：“我们好像两条狗围着一根骨头打转。我们都想得到萨特这根骨头。”晚年的波伏瓦承认萨特对加缪的一见倾心让她害怕。他说到加缪的时候，就好象加缪是一位令他心仪的女子。因为萨特是波伏瓦所认识的“最坚定的异性恋者”，“毫无疑问他没有一点点同性恋的迹象”，所以她心烦意乱，为萨特对加缪的“醉心”忧心忡忡。
       两人关系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加缪比萨特小八岁，又是被萨特引介进巴黎知识分子圈的，但他坚持独立于萨特和波伏瓦，过一种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生活。进入三十年代中期，萨特和波伏瓦吸引了大批有才能有魅力年轻男女，这些人通常是他们过去的学生。他们组成了一个家族，萨特和波伏瓦不但在情感上，而且在哲学和政治上与这些年轻人也相联系，还给他们以经济支持。（注：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萨特和波伏瓦一起寻求与有魅力的、聪敏的学生建立起保护人式的、情意绵绵的关系。拜尔在《西蒙娜·德·波伏瓦》从第14章起详细讲述了“家族”的故事。）自然，他们想让这位年轻人也成为新进萨特-波伏瓦家族里的一员。然而，加缪恪守独立到了一听见有人公然把他和萨特扯在一起就怒发冲冠的地步。三十年后，波伏瓦在向萨特回忆往事时说，“我想，让他恼羞成怒的是，在人们眼里他或多或少是你的一个信徒，他很年轻，而你更有名。”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解放后的加缪千方百计要和“存在主义”划清界线，这并不足为奇。
       波伏瓦的叙说中见不到两位伟大知识分子有很多思想交流。但他们的确聊过女人，不过，女演员玛丽亚?卡萨雷斯（Maria Casares）（注：玛丽亚·V.卡萨雷斯（1922—1996），出生于西班牙的法国悲剧女演员，从艺半个世纪，饰演过菲德拉、美狄亚等经典戏剧舞台上的角色。）可能不在他们谈论之列，她将成为加缪一生中的至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一直对其忠心耿耿的一位女性。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他们也没有谈起过波伏瓦。萨特和波伏瓦把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概括为“附随”之爱，附着在“必需”之爱之上；而永远在玛丽亚和妻子弗朗辛之间受煎熬、又陷入其他无数关系之中的加缪，却无力对付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挫折。萨特和加缪都把很多精力用于吸引女人、处理繁杂的人际关系，于是女人无可避免地成为两人之间的一个话题。
       波伏瓦后来曾说萨特“有一点点嫉妒”加缪，但不是作为作家而嫉妒；加缪的仪表堂堂赋予他一种优势，令萨特恼恨不已。萨特说，加缪和“家族”成员旺达·科萨切维茨（Wanda Kosakiewicz）的一段恋情是加缪做过的导致他们友谊变味的四五件事之一。在他们开始交往不久的1944年冬天，萨特写信给外出度假的波伏瓦说：“旺达要追随加缪，她在想什么？她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难道我不比加缪优秀得多，而且人品也好？她要小心了。”后来萨特还说过，他们分道扬镳有个主要原因：他和加缪生活中的一个无名女子之间发生了一点“复杂的事”，这事让加缪心烦意乱。
       虽然两人从一开始就在互相估量对方，但哲学—文学上的亲缘关系以及个人魅力还是避免了在一个自学成材获得奖学金的学生和一个有特权的天才之间可能发生的竞争。当两人在1943—44年间成为朋友时，他们不言而喻的差异同样使冲突得以避免。有一次萨特酒醉后冲着加缪嚷道：“我比你聪明，嗯？比你聪明！”加缪表示同意。又有一次，加缪见萨特在一个漂亮女孩面前自我炫耀，就问：“你为什么总爱招惹是非？”萨特答道：“莫非你没见识过我的德行吗？”
       《加缪和萨特——一段传奇友谊及其崩解》简介
       阿尔贝·加缪和让-保尔·萨特于德占法国期间的1943年第一次见面，很快成了朋友。他们结成了思想和政治的盟友，随巴黎的解放一夜之间名满天下。作为剧作家、小说家、哲学家、新闻工作者和编辑，两人似乎无所不在，战后每一家法国媒体惟其马首是瞻。然而，东西方关系给他们的友谊注入了紧张，两人的成长路径逐渐对立，开始在哲学、知识分子的责任以及有必要或有可能进行何种政治变革的问题上产生分歧。
       当加缪和萨特先后接掌了本方公众代言人的权柄，一场历史性的摊牌即成势所必然。萨特信奉暴力为一条变革之路，而加缪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最终导致了1952年残酷而极其公开的决裂。他们从此断绝了交往，只是继续间接地相互攻讦，直到1960年加缪逝世。
       这是一本有关二十世纪的一段传奇友谊的传记，也是一本持论公允的思想史研究专著。作者罗纳德·阿隆森是美国著名的萨特研究专家，韦恩州州立大学交叉学科研究教授，编或著作品有萨特《存在与虚无》英文版、《萨特的第二卷批判》、《置身于政治之外：一个哲学家眼里的南非》等等。